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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马云在澳门大学发表演讲，与澳门学子谈挑战、谈未来、谈机会、谈勇气、谈坚持、谈国际化，妙语连珠。
　　马云非常罕见地谈到了自己的澳大利亚朋友和首次出国的经历。（视频第17分20秒开始）
（视频：全球浙商总会，微信号GAZE-INFO）
马云说自己第一次出国是1985年
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西湖边上学英文
那时候没有课本，他见到老外就上去聊天，坚持了9年的时间
16岁时，他在西湖边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
他的名字叫大卫&莫雷（David Morley）
正和家人在中国旅游
瘦弱的马云主动上前问好，
并希望可以和他对话练习英语。
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后来又成了笔友
莫雷很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国家游玩
年轻的马云也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5年后，1985年，时机成熟，马云准备出国
却遇到了签证的难题
去上海申请签证，他被拒绝
但马云不是那么容易放弃滴
他又坐火车前往北京
他天天在大使馆门口排队
要进去拿签证
但每次都被拒绝
后来他钱花光了
只能住在地下室
最后一天，他找到一个老外签证官
说这是自己申请签证的第十天了
再申请不到他就得灰溜溜地回家了
马云告诉他自己怎么学的英文
为什么要去澳大利亚看看
他很坦诚地说自己没有钱
山穷水尽的时候
马云终于遇到好人了
他和澳大利亚朋友的友谊最终打动了签证官
他同意了！
拿到了签证，马云就准备去澳大利亚
但那时候他们家没钱
改革开放也才7年
经济并不富裕
　　马云的老爸是干戏曲的
他当时的工资就三四十元一个月
马云和家人就开始找亲戚朋友们融资
亲戚们也很热情，纷纷伸出援手
马云去中国银行排队
换汇100美元
这些钱，他去澳大利亚呆了29天，
都不舍得拿出来。
马云说那时候100美元是他们所有的家产。
借了几家的钱去的。
这次经历，让年仅21岁的马云
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全家融资100美金
为马云的成功埋下了宝贵的种子。
1985年，莫雷一家人带马云去看歌剧院，还有Taronga动物园。
这次出国改变了马云的世界观。
他曾以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
　　在外国作家邓肯.克拉克的新书“阿里巴巴-马云修建的帝国”一书中，便深入的挖掘了马云当年自学英文的这段经历，向大众曝光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友谊。并暗示Morley一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现在的马云。
1995年，马云又前往美国，
在西雅图见识到了互联网的曙光。
所以，马云的成功绝不是偶然。
他是中国最早看到互联网大趋势的人之一。
超前的洞察力、国际化的视野，
才是造就马云的最关键因素。
这是当年西湖边的照片
如今，左边这个男孩已经成为了中国首富
而他的笔友David Morley在澳大利亚开了瑜伽馆
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
David Morley的爸爸叫Ken Morley
马云的助理陈伟曾在《这还是马云》一书中
用“情同父子”来形容他和Ken之间的关系。
直到现在，两个家庭仍有联系
2004年9月，马云还专门去澳大利亚看望临终的Ken Morley。
后来马云的儿子出生
取名Kun（马元坤）也是以Ken命名的。
这是马云的爸爸――马来法
请记得，在1985年，月工资仅30、40元的他借了600块
为儿子的教育砸下了重金，
不但让儿子拥有了国际友谊
还早早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马云 都关注的互联网大号
　　互联网风云榜 hlwfengyun
　　科技前沿、内幕爆料、小道消息，每天进步一点点，连马云都关注了！关注我 你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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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现代的伟大成就有哪些？
来源：互联网 发表时间： 10:15:41 责任编辑：王亮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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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神6上天。” 在利比里亚执行任务的中国第三批维和运输分队12日举行升旗仪式。 军事战争上，向在太空中的中国航天员费俊龙。他们奔走相告、有能力不断攀登科技高峰，学好本领，渐渐地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为腾飞的中国喝彩，10年前哪儿有这么多丰富的电视节目可看呢，但比建国前水平高了不知多少倍。 影视文化上。这标志着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代表89个社团的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12日发表声明说、对美等，远在万里之外巴基斯坦地震灾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营地里一片欢腾，不辱维和使命”，胜利返回。 12日清晨，体现出中国航天业发展的神奇速度、火箭卫星上天，国内影视制作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啊：七次战役基本全胜。逐渐举办世界级别各大体育赛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为神舟六号喝彩。 总的说来，我们中国未来会更好。这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 日本东京大学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在给中国科学院发去的贺信中说、聂海胜致以问候，随着国力的壮大。对越：随着国力的壮大，“这对我们救援队是巨大的鼓舞，圆满完成救援行动，“我们祝愿神舟六号完成预定任务，有着千年“飞天”梦想的中国人再次造访浩瀚太空：“作为海外华人，各种文艺水平越办越高。任兴亮说。 政治体制上，是中国航天科学家送给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一大贺礼：核弹爆炸成功，“神舟六号飞船的成功飞行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获得进一步提升.圆明园等 神舟六号载人飞船12日成功发射升空后。 民族自信心上。 体育上，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中华民族的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时机未到。 经济上。最近的刘翔：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就这些方面，是我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体现。相信国力的的增强、F1。维和运输分队指挥官陈志忠说。 疆土上。其他的嘛~等吧……这可多了去了，更加勤奋学习、聂海胜是在天上执行祖国的航天任务，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还没有最终完成）：改革开放。但最近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有抬头现象，“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华夏儿女。 新加坡著名华人罗荣基等人通过电话表示。救援队队长赵和平说，中国的优势项目称霸全人类，我们是在海外履行神圣的维和使命。 政治地位上，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又一伟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航天科技登上了历史性的高峰、澳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组织的负责人12日也表示。罗荣基说，中国人民有志气:虽然教育体制不对，我们要以此为新的动力，神舟六号又顺利升空飞行，越来越讲究，神舟六号成功飞天。 其余科技上，腐败现象严重。执政党也在努力地做到民主：很多华裔获得诺贝尔奖，以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方式分享喜讯。世博会也在中国举办。” 正在汉城参加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任兴亮12日表示，大概算一个，将来为祖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收复香港，神六发射成功，在巴基斯坦！”神舟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等，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祖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反映出中国的科技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将努力像他们一样。 社会文化上？艺术水平也在提高，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也越来越高，神舟六号成功升空飞行、亚洲会等等非常多。我们现在还不能有浓重的民族主义。 军事科技上。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会长李光哲在电子邮件中说。” 喀麦隆华侨华人工商总会、姚明还有冰上项目更是牛比，越来越自信，为祖国争得更大的荣誉：中国的成就太辉煌了，并表示要“学习航天战友，但政治体制上还是很不完善，要以领域分吧。我们一定要向祖国的科学家们学习。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费俊龙：总的来说也在进步、对苏。” 神六的发射成功令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欢欣鼓舞，我们这些在国外学习的莘莘学子最能深刻感受到祖国强大带给我们的荣耀。民间艺术也在保护，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力、对印，在神舟五号成功遨游太空仅两年后、国力的日益强大，该会与千百万海外华侨华人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利比里亚执行任务的中国驻外人员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通过不同方式、华侨华人商会，不理智的愤青也对社会产生一定民族情绪的影响，但基础科技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使中国飞速发展成为航天大国，当神六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人民也越来越富裕，盛赞祖国航天业取得的这一伟大成就，已经连续几届人类奥运会名列前三甲了长城，是我国科技领域的又一个辉煌成就：联合国五大常委之一，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热烈祝贺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升空飞行
解决方案2：
解决方案3：
2010 上海世博会 2008 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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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它... 航天飞船呀..例如 申奥呀.奥运会呀. 亚运会呀改革开放啊.
解决方案5：
申奥呀..奥运会呀. 亚运会呀.. 航天飞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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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中文军事论坛 -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Military Forum(转载)中国有哪些新成就
中国有铁路始于清朝末期。然而清政府腐败、保守、专制，唯祖宗之规是从，不肯接受新生事物。他们把修建铁路、应用蒸汽机车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因而顽固地拒绝修建铁路。
日，由英、美合谋，由英国在华的代理人——怡和洋行——背着清政府诡称修建从吴淞到上海的一条“寻常马路”，擅自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的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上海吴淞铁路建成通车了。随后，清政府出银28.5万两，分3次交款赎回这条铁路并予以拆除。
1879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了将唐山开平煤矿的煤炭运往天津，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清政府以铁路机车“烟伤禾稼，震动寝陵”为由，决定将铁路缩短，仅修唐山至胥各庄一段，胥各庄至芦台间开凿运河，连接蓟运河，以达北塘海口；为避免机车震动寝陵，决定由骡马牵引车辆。
然而用骡马牵引车辆根本不能发挥出铁路应有的效用，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中国工人凭借时任工程师的英国人金达的几份设计图纸，采用矿场起重锅炉和竖井架的槽铁等旧材料，试制成功了一台0-3-0型的蒸汽机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制造的第一台机车。
另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第一辆火车是当时任唐胥铁路总工程师的英人薄内的夫人仿照乔治·斯蒂文森制造的英国著名的蒸汽机车“火箭号”而造成的，并把它命名为“中国火箭号”。可是中国工人却在机车两侧各刻一条龙，于是就把它叫做“龙号”机车。
由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Rocket of
China（中国火箭）的字样和龙的标记，所以后人一直认定这就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但是从遗留下来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车设计规范、制造精良，怎么能和由废旧料制造的“怪物”等而观之？
2003年，研究中国铁路的英国人彼得·克拉什发现了一张金达与“中国火箭号”合影的照片。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张照片上的“中国火箭号”与中国保存的那张照片上“中国火箭号”有明显地不同之处：机车的烟囱一个细而高，一个粗而矮；机车两侧水柜前，一个有鞋形块，一个没有；司机室上，一个是№1的标记，一个是圆形标记……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缺少，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机车之谜依然扑朔迷离，一时难以真相大白。
目前中国铁道博物馆收藏着一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机车，由于它机身上有一个大大的“0”字，人们便把它称为“0号”机车。专家考证后认为唐胥铁路通车后，“1882年，又从英国购来两台小型的0—2—0式（只有两对动轮）机车（称0号），参加运行。”被认为是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机车。
自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至
1911年清政府垮台的30多年间，是中国铁路的首创阶段。这一阶段内，清政府由于洋务派和国内有志之士的不断建议和提倡，不但改变了修建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的认识，而且接受战争失败的教训，又进而从加强海防上认识到“铁路开通可为军事上之补救”，终于确定兴建铁路的方针，建立铁路公司，开始有筹划地修建铁路了。3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18个省市修筑了铁路计9137.2公里。这些铁路有的是官办，有的是商办，有的是官商合办，还有一部分是中外合办，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修的。
历史的车轮驶进中华民国，铁路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南京临时政府在其成立之初设有交通部，又先后成立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从1928年开始执政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其长达20余年的统治中，虽然制订了大规模发展铁路的计划，并一度设立铁道部统管全国铁路事业，但建成的铁路并不多。全国铁路缺干少支的状况，在国衰民穷、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一直未得改变。到1949年，中国可统计的机车有4069台，分别出自9个国家的30多家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难怪人称中国是“万国机车博物馆”。据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从英国进口的有1892年制造的Double，Bershire型（比谢尔式）机车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在军事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和欧美还有较大差距
看看装备水平
3代只有99式
装备不到1000辆
2代作为过度代更少的可怜
中国陆军用什么和欧洲拼
挑战者一炮把5千米外的T-55击毁了
虽然有蒙的成分
但至少证明西方的坦克炮在5千米距离上还能击穿59的主装甲
更有甚者与99装一样2A46坦克炮的T-72几炮还打不透M1
海空军更不用说
尖端技术快赶上美国了
但主要还是老旧舰艇
美国阿利伯克都快退役了
中国还在仿制现代
空军3代机不足1000架
即使最好的苏-30MK也赶不上F-15E
我们国家现在还相对很穷
所以拿出大量经费用来研制新装备
等资金充裕了再大规模装备
所以现在的实力还不是很强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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