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丝旁加一个圣念什么?是人的姓吗?
绎　　yì　　(形声.从糸(mì),睾(yì)声.本义:抽丝)　　同本义 [draw silk]　　绎,抽丝也.——《说文》　　绎,理也.丝曰绎之.——《方言一》　　绎,抽也.——《三苍》　　引出头绪,寻求事理 [sort out].如:绎味(细细寻味,仔细探究其中的道理);绎思(寻思);绎(寻绎义理,理其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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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的取名一个好名字
来源：起名方法 | 发表日期： 11:38:28 | 点击数：
有人说，迷信是科学的孪生兄弟。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破除了旧的迷信，又产生了新的迷信。迷信者在姓名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上，把这种关系看得过于神秘，正是产生姓名迷信的根源。不管迷信多么其嚣尘上，最终它还是要被科学揭破、批倒。科学破除迷信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普及科学的知识，把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告诉人们，只有这样，迷信才没有藏身之地。姓名学也是如此，普及科学的姓名理论和起名方法.告诉人们在对待命名这个问题上应该注愈什么，反对什么，就能最终使科学的命名方法深人人心。我们说，一个名字的好与不好，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一)形义美好，忌恶劣字义大家知道.名字是给人们称呼的，是用口头语言叫出来的，口头语言讲究的是字音和字义。我们平常称呼一个人.叫他的名字就同时显示出它的意义。如果人名的字音容易让人产生另外的意思，这就是不恰当的字音;如果声音不错而使人产生误解的字义，这就是不恰当的字义。古代人对于名字用字是非常讲究的，《左传》上记载这样一件事，晋国的穆侯生太子时，自己正在条地打仗，两国反目成仇，就把太子起名叫“仇”;第二个儿子出生时，他正在千亩打仗.就把二儿子起名“成师”。师服说:“真奇怪，大儿子名叫仇.二儿子名叫成师，都是凶险的字义;名字是有离意的，不能随便用字，这就是兄弟相争、国家大乱的兆头啊!”后来果然被他不幸言中。《刘子》一书中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养了两位儿子，大儿子起名叫“盗”，小儿子起名叫“打”。有一天，大儿子抱衣出去晒，母亲在后面叫他“盗”“盗”，恰好有个巡查的官吏经过，看见有人抱着衣服在前面跑，有个老妇人在后面不停地喊“盗”，就不由分说地将大儿子抓起来。后面的母亲一见急了.忙喊小儿子去解释，她心里一着急，竟然说不出话来.只不停地叫“打”“打”。巡官就不停地揍大儿子.差点儿没揍死。有一个相声也讲了类似的故事:有一个贼去偷人家晾晒的衣服，先对看衣服的孩子说:“我名叫逗你玩。”接下来.当他偷了衣服时，孩子喊了起来:“妈妈.有人把衣服拿走啦!”“谁呀?”“逗你玩。”“这孩子!”母亲说。两则故事都是由名字的字义引起的误解，在第一则故事中，“盗”和“打”则都是恶劣的字义，起名一般是不用这些字的，所以你挨了揍，能怪那位巡查的官吏么?古代有关名字字形变化的故事很多，最常见的是离合拆字。北齐人卢元明遇上了徐之才，就以徐之才的名字取笑，卢元明说:“你这个姓拆开来就成了‘未、人、人’，还多了一撇，移到‘之’上，名字的‘之’字就成了‘乏’字。”(将“徐”字拆成未、人、人三字，意思是徐之才不算人;’‘之才”成了“乏才”，意思是缺乏才能。)徐之才马上反唇相讥说:“你的姓就更加有意思了:加上亡就是虑.加上丘就是虚，生男就是虏，配马就是驴;至于你的名字呢，那就更有惫思了:砍了脑袋就是兀明，伸出脖子就是无明，劈掉一半就成了无目.变一下字音就成了元盲。”(卢字萦体是“皮”，虏字繁体是“虞”，驴字的繁体是“坡”;古代“盲”和“明”声音相近。)宋朝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刘分文。一位叫王见卖。有一天二人相遇.刘笑王说:“何故见卖?”(为什么被人卖了)王回答说:“卖你值得一文钱。”唐代的武则天做皇帝以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武住.意思是“日月双悬于天空中”，古代都是把男性看做日，女性看做月，自古以来都是男性做皇帝，现在武则天要与男性平分天下.这名字很形象地反映了她的抱负和野心。明朝有举人名叫“孙日恭”、“徐路”，二人才学出众，只是因为名字字形不好被人告发，说是“日恭”之名字重新组合就是“基”字，而徐路的“挤”则应拆开，成了“金害”二字.“金”又谐音“今”，于是此人就成了当今一害。二人只好因此望仕途而兴叹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后来要发动起义，宜传他的起义思想而改名叫洪秀全。这里是运用拆字的方法来起名的，把“秀全”二字拆开，就是“禾乃人王”，其中“禾”与“我”谐音，意思是“我就是人王”。据有人考证，《红楼梦》一书是反清复明的作品，里面的人物名字都暗喻了这一思想。贾宝玉暗喻的是明朝政权的传国玉玺，他爱吃女孩子的胭脂，就是玉玺离不开朱红印泥的象征;黛玉暗喻的是明朝，她不是叫绛珠仙子么?绛珠就是红色，明朝的统治者姓朱，也是红色;那薛宝钗则是清朝的象征，那“钗”字拆开来是“又一金”，这明明指出清朝统治者是金的后代。汉语的书面语言是用汉字来表达的，每个汉字都有三个要紊:字形、字音、字义。我们给孩子起名时，常常看艰字音和字义.而忽略了字形。可见我们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还不能不考虑字形和字义的关系。《镜花缘)一书中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位姓王的人家，兄弟八人都没有名字，就想求人给每人起个名字，外加一个绰号，要求是:名字用字的字形不离本姓“王”字。于是有人为他们起了这样一些名字，老大叫王主，绰号硬出头王大;老二叫王玉，绰号偷酒壶王二;老三叫王三，绰号没良心王三;老四叫王丰，绰号扛铁枪王四;老五叫王五，绰号硬拐弯王五;老六叫王壬，绰号歪脑袋王六;老七叫王毛，绰号甩尾巴王七;老八叫王全，绰号不成人王八。上面这则笑话就是利用“王”字的字形和字义的组合构成的。在考虑姓氏和名字的关系时，常有一种利用姓氏的字形来起名的现象，被称之为“增姓为名”或“减姓为名”。增姓为名在字形上和姓氏关系密切，使人看起来浑然一体，别有一番情趣。比如:西汉大将军王匡，就是在自己的姓上加了个“亡”。近代国民党主席林森，就是在自己的姓上加了个“木”。著名作家李季，就是在自己姓上加了一撇。减姓为名的例子有:商汤的宰相伊尹，宋朝太学生领袖陈东，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现代音乐家聂耳。分姓为名的例子有:当代著名作家舒舍一予，有一位姓李的人家把孩子起名叫李木子。有二名渐增的，如丁日昌。(二)音韵悠扬，忌不祥谐音姓名是用来作为称呼的，当我们叫一个人的时候，声音本身就代表一定意义的.它必然会引起我们的联想。好的谐音引导我们向好的意义方面联想，不样的谐音就会引导我们向不好的意义方面联想。清代有一本小说名叫《豆棚闲话》，其中“范少伯水葬西施”一则，就是讲春秋时越国大夫范技带着西施泛舟五湖，后来经商赚了钱，改名陶朱公，又号鸥夷子的故事。作者一改历史传说，认为范至是个好色、贪赃、阴毒的小人，西施则是个相貌平平、水性杨花的女子，二人一见钟情，西施就跟着范a私奔了。后来范蓝又为了权势，把西施献给吴王。吴国灭亡后，范轰因为平时贪污的财物太多，怕越王追究，就带着西施逃跑了，所以改名叫“陶朱”，意思是“逃避诛杀”。在后来他又怕西施将事情败露，索性杀人灭口，把西施诱到船上赏月.将她推到水里淹死，所以起号叫“鸥夷子”。“鹅”就是“泉”。也就是杀的意思;西施小名叫夷光，“鸥夷子”意思就是“杀夷光的人”。这一段就是利用名字和字号的i片音演绎的故事。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经常见到。因名得福的例子自然不少，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溉正要率兵出发去打仗，忽然有一位名叫宋捷的人前来送信;赵匡溉问过来人姓名之后高兴极了，厚赏了来人。因为这是上天暗示的吉兆，刚要打仗，就有人送来捷报，岂不是上好兆头?但因不祥谐音而惹祸的例子则更多，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宋家，《明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锦衣卫指挥使宋忠本来想娶韩国公李善长的女儿为妻，当议亲的人到李府时，李善长正卧病在床，随口问了问这位未来女婿的名字，来人回答说:“姓宋名忠。”李善长大怒，将来人赶出门去。你想，对一位生病的人来说，“送终”惫味着什么?宋忠就是因为名字的不祥谐音，白白断送了一段好姻缘。还是这位宋家又出现因名字惹麻烦的事，宋朝的宋郊早年官居知制浩时.被一位叫李淑的人告了一本，罪名就出在“宋郊”两字上，你看:宋就是指大宋，是当朝的国名;这“郊”呢，和“交”同音，当时正和辽国在靖和呢，他这不是要交出大宋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官?这一本奏到宋仁宗那里，宋仁宗虽然觉得有点勉强，但为了国家，还是把宋郊的名字给改成“宋库”了。所以我们给孩子起名时不得不考虑到谐音问题，要采用那些能引导人们产生美好联想的字音，而要尽最避免那些可能引导人们产生不良联想的谐音。(三)刚柔相济，忌性别错位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朋友给你介绍了许多陌生的姑娘，而你连照片也没有见过，让你仅仅凭姑娘的名字去决定先见哪一位姑娘时，你第一个要见的姑娘是李剑锋、张可刚呢，还是谢静淑、陈婉莹?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其实或许李剑锋、张可刚比谢静淑、陈婉莹更深亮，更温柔，但是她们的名字缺乏阴柔之美，看起来给人一种剑拔弩张、性格刚毅的印象。而自从女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那次“伟大的失败”之后，儿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脑海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情结:男人应当刚强，女人应当温柔。即使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恐怕也没有几位男人喜欢《水浒传》中的母大虫和毋夜叉!那么，不符合女性起名的性别要求，使自己的名字出现了性别错位，这正是李剑锋、张可刚错失良机的原因。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带来麻烦，我们经常听说这样的情况:某次会议期间，工作人员把张来芳先生安排与林沁如小姐同一个房间，或者把周钦小姐和工立华先生配到一起，落下许多馗尬的笑话。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个，名字性别错位。造成性别错位的原因多半是人为的，或者过分追求名字的神秘、美好意义。家里没有男孩，就给女儿起个男孩子名字，或者干脆叫她招弟、来弟。但叫招弟、来弟未免太直白，明显带有重男轻女的怠味，于是谐音为昭棣、来迪。中央电视台日的特别节目，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家中养了三个女儿.第三个起名玉亭，表面上似乎是亭亭玉立的意思，实际上父母是希望女孩儿就此打住，是“女停”的意思。而另一家养了三儿，希望有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就起名“末末”，希望他是最后的一个。再一个就是出于札俗习惯:人们普遏认为给孩子起贱名、错位名好养，家中被宠爱的男孩常常起名狗剩、铁蛋、利华、希莲(惜怜)、来喜。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也很普遍，据古史书《世本》记载，那位炼石补天的英雄女蜗本是天皇的弟弟，名蜗，被天皇封在女水南边，后来做了大子，称为女皇，后人就误以为是女的，还生生地说他是伏羲的妹妹。春秋时代，鲁隐公就起了个女人的名字叫息姑，而还有一位男子则名叫石曼姑。《孟子》一书中提到的那位打虎的勇上也起了个女气的名字叫冯妇。还有，荆柯刺秦王用的匕首是徐夫人造的.这徐夫人其实是位男子。勇士恶来的儿子名叫女防。三国时有男人起名暨艳，晋代高僧鸿摩罗什名叫有婆;南北朝时期，鲁爽小名女生;马仙埠本名仙牌;夏州有男子名叫弥姐。唐代李君羡小名叫五娘;五代时后唐庄宗魏州刺史李存儒本名杨婆儿;吴越王钱缪小名婆留。这些都是男人起女人的名字。再看女起男名:在汉代，汉武帝的皇后名卫子夫.她的大姐叫卫君儒。二姐叫卫少儿;毒死许皇后的女医叫淳于衍;鲍宜那位荆钗布裙的贤惠妻子名叫恒少君;三国时期，孙权的长女名叫褥班，少女叫小虎;南北朝时，宋武帝会稽公主名叫兴弟，豫康公主名叫次男，山阴公主名叫荣男。诸如此类，都见于清代赵冀的《咳徐丛考》。古人讲究男刚女柔，要培养女人安静温柔的性情，名字也忌用阳刚色彩的字。肖遥天先生(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中国古代妇女的名字“多用阴柔的字眼，向闺阁之内的金玉器玩、花卉草木发展，向妇德、妇言、妇工、妇容发挥。”他还总结了中国女性命名的正格十法、变格三法、殊格一法和女性命名常用字。常用字是:姬、娟、蝉、好、婷、娥、姿、特、妙、嫩、媚、娇、婉、娴、妖、娜、媛、兰、慈、英、芝、莉、薇、绣、纹、绮、经、香、黛、琼、瑶、玉、佩、珊、璧、艳、美、佳、丽、月、波、云、雯、喜、怡、贞、淑、端、庄、静、巧、慧男女名字的字义差别在少数民族名字中也有表现，如蒙古族男子起名通常是巴图(壮实勇武)、那生图(永生长寿)、布尔古特(雄鹰)、巴特尔(英雄)等充满阳刚之气的名字，而女性则起名策琪格(一朵鲜花)、景达尔瓦(牡丹)、高瓦(美丽)等字眼，充满柔美平和。这种差别甚至表现在译名上，鲁迅先生在《咬文嚼字》一文中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话:“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了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菠’，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需改作‘姻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妹丝苔’也。”鲁迅先生并不知道.并不是译者认为外国人的姓氏有男女之分，而是他们受到中国人名男女有别的影响，推而广之，以中律洋，给外国人也加上了男女有别的帽子。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褥迅先生一句话就可以改变的。不信请看，好莱坞影星Shirley Temple，广州人根据自己的方言读音译作“莎梨?谭宝”，上海人则译作“秀兰?邓波儿”，显然“秀兰?邓波儿”更符合中国女性命名的温柔秀美的习惯，所以被固定下来。(四)避免重名避免洋化重名的害处:古往今来，芸芸众生，14个人都有名字，要想不重名实在是很难的。远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有曾参，以孝行闻名天下。他在费县的时候，又一个和他重名的人杀了人。有人跑到曾参的家里对他母亲说:“曾参杀人。”曾子的母亲正在机上织布，她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儿不会杀人的。”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报说曾参杀人。曾子的母亲还是神态自若地织布。等到第三个人来报“曾参杀人”时.曾子母亲终十坐不住了，连忙下了织布机，翻墙而走。给后世留下一个“谗言可畏”的典故。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有一位门客叫毛遂，曾经自荐跟随平原君去楚国.胁迫楚王答应了赵国合纵的要求，有了“脱颖而出”和“毛遂自荐”两个典故。就在这时的赵国，也有一个名叫毛遂的人坠井而死，有人去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为是自荐的毛遂，吓了一跳.派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另一个毛遂。后来宋代还有一个做永丰典史的毛遂，明代还有一个做蓟州指挥使的毛遂。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两个韩信:一个是淮阴候韩信一个是韩王信。汉文帝名叫刘恒.其实这是汉惠帝美人的女儿的名字，连皇帝起的名字都和人重名，普通平民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更有意思的是汉代阳城侯刘德，官宗正。可是这个名字重名太多.光是西汉就有河间献王、定敷思侯、广平侯、剧魁康侯、高城乡侯四位，加上后汉还有四位，汉代一朝叫这名字的就有九位。这还不算，刘德的儿子名叫刘更生，他是汉宜帝时的一位著名学者，就是他编订了《战国策》。后来他发现就在汉武帝时袭封牟平侯的齐孝王的曾孙也叫刘更生，于是他自己就改名叫刘向。这一改不要紧，又和剧魁侯和昌成侯二人名字重了。本来是为了避免重复，却不料重得更多。也就是这位刘向有个儿子名叫刘欲.因为帮助王莽篡位被封为国师，历史上名声不太好。谁也没想到.这刘故名字也和别人重名:就在和他几乎同时就有一位被封为祁烈伯的刘故，还有一位为0骑将军封浮阳侯的刘欲，还有一位字细君的刘故。祖孙三代都逃脱不了重名的困扰.可见要避免重名是多么不容易。就是那位篡夺皇位的王莽，也是和人重名的，在他之前就有一位王莽。还有唐代有两个诗人李益，宋代有两个词人张先，就常常造成人们的混乱。到了清代.还有一件同姓名的趣事:在杳礼的(铜鼓书堂遗稿)一书第巧卷中有这样一首诗，诗题是(题蒋介石处士松林独坐图，谐朱玉阶学使游七星岩，即以志别)，在这里竟出现200多年以后的国共两党两位重要的领导人的字，一位是国民党的蒋中正(字介石)，一位是共产党的朱德(字玉阶).历史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到了梁代.人们对这种能够造成很多麻烦的重名现象就很重视了，梁元帝亲自撰写了《占今同姓名录》一书.后来又有(九史同姓名略)、《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历代同名录》等书，直到近代，开县人彭作祯总结前代关于同姓名研究的成果，撰写了《古今同姓名大辞典》一书，全书共收集古今同姓名的著名人物三万多人，可谓是对古今同姓名的详尽研究。在这本书里，彭作祯认为同姓名有两种情况，一是无意识的重名，由于古代人喜欢用单名，造成重名的几率大大增加，这种情况较多;彭作祯就以自己为例讲了单名容易重名的事实:彭作祯原名彭洪，到了长大后还是用这名字。1924年他肴到明代蓬莱教谕有一个彭洪，于是改名彭作祯;他的弟弟原名彭浚，后来看到清代有一个书画家也叫彭浚，于是也改成双名。二是有意识的重名，就是出于对某些著名人物的祟拜和敬仰，而有意识地使用崇拜对象的名字。汉代张良之后.不知道多少人叫张良，就在宋代就有9位张良。像张昭、郭琪等名字多为过去的读书人所用，就是因为张昭和郭璞都是著名学者。到了近现代.重名的现象更加纷繁。20世纪40年代，吴国祯曾经任上海市长，这时，另外一个吴国祯却犯下死罪。被处极刑。这件事引起当时人对同姓名一事的注意，经过调查，上海市有13个吴国祯，真是吓人一跳。而现在呢，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上海恐怕已不止13个吴国祯了。据有关方面统计:上海市有.3000多个王小妹，沈阳有4800个刘淑珍.4300多个王玉兰。王伟、李伟、李杰各3000多;天津有2000多个张颖、张力、张英、张健，广州有陈妹、梁妹各2000多个。举几个名人的例子吧:现代知名人物有两个李准，一是作家，一是评论家;有两个陈冲，一是女明星，一是男作家;有两个陈红，一位是电影演员一位是歌手;有两个朱琳，都是影视演员;有两个李明.都是足球运动员……。根据统计资料，现在我国重名的比例占人口总数的26.72%，这是怎样的一个惊人的数字?造成重名现象的因家很多.首先当然是人口大量增加，而人名常用字范围没变。汉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3500个汉字，而人名用字大约是3300个左右，加之由于性别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人们起名选字都局限在最常用的400多字左右，男的集中在“健”、“伟”、“亮”、“杰”、“星”、“超”、“巍”、“斌”、“强”、“林”“炎”、“明”……等字上，女的则多喜欢用“英”、“华”、“娜”、“婷”、“秀”、“珍’、“玉”、“芳”、“燕”、“艳”、“晶”、“琳”……等字.有人统计，“英”、“华”、“玉.、“秀”、“明”、“珍”的理盖率占一%。这样集中在少数字上势必造成大最的重名。有人作过推算，最常用的人名用字是409个，以每两个字都能搭配来计算，也只能构成167690个名字，如果我们有11亿人口.那么，每一个名宇就要有6560个人来分享。这还是一个平均的数值，如果加上美意的名字的倾向性，有些组合恐怕要有几万人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重名还是奇怪的事么?受时代和社会风尚的影响加剧了起名的选择倾向性.可以造成更多的重名。1949年出生的人中有多少“建国”谁也说不清，大跃进年代的“跃进”、六十年代的“反修”、文革中的“卫东”、“向东’更是不计其数。地域、季节方面的原因造成重名的例子如:沪生、鲁生、京生、春生、秋生……等等。遇到与自己同姓名的人，恐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同姓名的问题，必须高度认识，在取名时尽最避免。同姓名给邮政通信、电话电报、银行储汇、探亲访友以及统计管理等都带来麻烦，甚至还有不法分子盗名、冒名，张冠李戴，造成冤假错案。例如:王伟、李伟、张伟、刘伟;王强、李强、张强、刘强;王博、李博、张博、刘博;王玉、李玉、张玉、刘玉。全国不知道有多少。王力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自己的名字是很重视的，他在《龙虫并雕斋琐语》中说过他的名字的故事。他十五六岁时嫌父亲起的名字太俗气太普通，怕和别人重名，便自己改名叫“力”.又用反切的办法起了个字叫“了一”。这名字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的，每个字最多两画，易写易记，且不易重名。特别是字，不容易和别人重。可是，他起名几个月后，就发现《小说月报》上有人叫“饶了一，’;没过多久，他又发现《西儒耳目资》的刊行者王征就叫“了一道人”，又姓王，简直就和他重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一位出尽风头的人物就叫“王力”。可见用僻名来避免重名是很不容易的。有个医院给病人发错了药.要立即迫回.否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叫王勇.可出去一查，当地就有十几个王勇.只好一一寻找。有一件杀人案的杀人嫌疑犯叫萧军，潜逃在外，公安机关正在迫捕。结果发现同一街区就有四位萧军。为了万无一失，公安部门只好把四位萧军都请进公安局。正好其中一位正筹备结婚，新娘听说新郎被抓进公安局，还是杀人嫌疑，当夜就服毒自杀了。后来知道此谙军是清白的时候，喜事已变成丧事。避免重名的办法:一、起双名或三字名，不要起单名，这样，重名的概率就小得多。据统计.汉语用于人名的字数是3356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英”、“华”、“玉“、‘，秀”、“明”、“珍”，占总数的1%。使用频率较高的前409个字覆盖率竟然达到90%。若改成双名，重名的概率将大大缩小。现在有很多孩子起三字名.这样基本就可以消除重名现象。二、分散用字，不要集中在某些字上.这样也可以大大减少重名的可能。人是文化的动物。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形成不同的习俗.把自已和其他文化圈的人们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无不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大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小到用叉还是用筷子.喝茶还是喝咖啡，看芭蕾还是看京剧。起名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看到梁晓声、陈省身、陈方安生、珍妮、玛格丽特、武本太郎、美枝子、奥斯特洛夫斯基时，我们就能大致判断他们属于哪个语言文化圈.因为他们的名字就带着他们自身语育文化的鲜明色彩。中国人取名，要适合中国的语言文化特征，符合中国人起名习俗，不可太洋化。太洋化的名字会模糊人们的文化属性，削弱人的个性特点，不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当了解了底细以后，人们反而会因为文化的排他性产生反感，就像鲁迅《阿Q正传》的未庄人骂“假洋鬼子”一样，给人一个出乖礴丑的印象。据报摘，有人到派出所给孩子报户口，丈夫姓赵，妻子姓王，孩子却报作“路易杰”，派出所拒绝了他们，理由是根据《婚姻法》，孩子的姓不从父亲，就应该从母亲，不能凭空任意。其实，即使没有(婚姻法》的这条规定，“路易杰”也不符合中国人姓名的习惯。就像许多地道的中国商品起个谁也不做的洋名一样.不但不能引起人们好感，反而弄得自己不伦不类，磨灭了自身的个性特征。设想一下，如果将“同仁堂”改作“仙尼蕾德”，谁还相信它是正宗的中药?外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比中国人更精明，他们的商品打人中国之初，总是在整体策划时要求取一个中国人通俗易慷、乐于接受的名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调起人们的购买欲，这是最好的策划。像上海出产的化妆品“MAXIM”，按说应该译作“马克西姆”，却译作声音相近、中国人人易傲的“美加净”.很快就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名牌。许多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深谙此理，他们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能尽快地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都有自己的中国名字:而现在，我们中国人旅居炸国.也通常起一个英文名字查理?王、珍妮?李呀，还有马丽斯(丽斯为真理)，师安妮(安妮为优雅)，李爱伦(爱伦为英俊)，陈海伦(海伦为光)等，无非是为了符合英文姓名的文化特征，便于呼叫、沟通和交流而已。所以，人乡随俗、符合本土文化特征是起名的一个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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