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一章）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含义及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含义
关于中国、华夏、“夷狄”等词的出现及其含义的演变，是与中国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的。我们得另在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一节中加以叙述。本节叙述的重点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在当代确立的含义，同时也追溯其发展演变过程。
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即已出现，南北朝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文中有：“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晋书·陈■传》记载陈■于东晋初上书给王导，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所……”，这里以“中华”对“边陲”，是指郡县地区与全国而言。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出曹操诸谋士之下。这里是以中华称中原地区。《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宗上书魏孝文帝说：“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语，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汉人；中华又是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把“中华”一词用于政治领域，在古代大概功效最明显的要推朱元璋。他在吴元（1367）十月命徐达等北伐后发布告谕中原各地人民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且说：“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1)以“中华”对“胡虏”自然是族称，以之对塞外，则是地域。洪武元年（1368）二月又“诏复衣冠如唐制”；
(2)当然又属于文化与礼俗等内容了。但一般著作都只征引檄文中上述内容，而忽视了朱元璋在檄文中还说到“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承认元统治中国是符合天命，因而也就承认它是合法的了。此外，他特别强调蒙古、色目虽然不是“华夏族类”，但“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当徐达攻克汴梁（今开封）以后，朱元璋也随即到达。当他南归时，徐达等到陈桥送行，朱元璋诫谕诸将说：“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子孙台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因而命诸将，所到之处“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居，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
(3)甚至在元大都（今北京）已平，顺帝北走之后，朱元璋在宣布各项善后事宜的诏书中，头一条即指出：“元主父子，远遁沙漠，其乃颜、蒯突等类，素相仇敌，必不能相容，果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
(4)这些都说明朱元璋推翻元朝，在他看来和以往朝代革替一样，都是天命归弃的表现。他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动员了当时苦于元朝压迫的汉人及各族人民，但并没有渲染民族仇恨；相反，对蒙古、色目以至元朝宗戚、顺帝父子都采取宽容政策。这一方面说明了朱元璋的政治远见，同时也是中国已经有了多民族共处的长久历史传统所致。使“中华”再次成为政治口号，当以清末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在同盟会纲领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主要任务乃是推翻专制帝制，实现民主共和。孙先生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把中国各民族结成一体，为推翻专制帝制，创立中华共和国而奋斗，其中包括满族在内。在建立同盟会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的名称，孙先生认为：“不必也。满洲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
(5)他又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6)孙先生这种主张，与单纯以反满排满为目标标榜“种族革命”的政治派别划清了界限，因而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支持。民族，在古代汉语里，用人、种人、族类、部落、种落等词表示。以民族一词用来表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则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从日语中引进的，当时用法较为复杂，很多场合下与“种族”混用。直到目前，各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含义也不完全相同，一般则是指从古到今所有处在各种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上拥有较稳定族称的民族共同体。
(7)在民族一词引进之后，不久也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一般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解释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8)这种解释仍未脱离古代传说观念的范畴。然而当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边疆时，边疆各民族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主权，其中著名的如晚清云南保界运动中的云南各民族，以明清两朝行使管辖的实证与英帝侵略者抗争，保卫了祖国的西南边疆；西藏1904年对英帝入侵者的抗战也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主权，同仇敌忾，不惜牺牲的精神。又如辛亥革命以后，帝俄策动当时外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宣告“独立”，而1912年10月和1913年10月，哲里木盟10旗王公在长春两次举行东蒙古王公会议，讨论赞助王族共和，拥护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
(9)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又召开了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
(10)这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政治宣言。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客观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孙中山先生在日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民族主义”说：“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11)在这个文件中还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曾经有数以百计族称的人们活动于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之间以共同劳动、和平交往为主流，但也有战争；有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共处，有时在分裂割据状态中由纷争而接近乃至融合，主流是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清朝乾隆时期，已将中国所有地方都置于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标志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古代民族联合过程的完成。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民族，无论他们与当代56个民族有无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他们是越来越兴旺发达，还是经过一段发展之后，其名称已经消亡而人民与文化均融入其他民族当中，更无论他们是在世居之地继续发展，还是移居它区，以新的面貌发展，尽管情况千差万别，但都对开拓中国疆域、创造中国文化以及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自然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中华各民族的整体性，中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如上所述，实际上是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的千百年历史中早已存在和发展着，但在没有外部对立物的古代，这种一致性与不可分割性，不能成为各民族的自觉认识，由于国内民族压迫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间的隔阂掩盖着相互间根本利益的一致。在近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立物，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突出的社会矛盾，于是各民族由自发走向自觉联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漫长过程中，华夏/汉民族起了主导的作用，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或者说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这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汉族起了主导作用，便忽视以致抹煞其他兄弟民族及其祖先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中华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起着主导作用，同时边疆各民族的贡献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元区域性发展的特点，并且不断在多元文化汇集交融中使中原文化得到新的勃兴、转化，因而又具有更强大的辐射力。
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这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
亚洲以帕米尔高原为中轴，向四方伸延出许多著名的大山脉，将东亚、南亚、西亚分开，而中亚也以帕米尔为限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东部即我国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这就构成：
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即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其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山路崎岖，虽有一线可通，汉代已形成丝绸之路，然而这巨大而高寒干旱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西南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而横断山脉江河阻隔及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然而中国古代的民族历史舞台，常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为限，此线以北各族人民虽与此线以南人民族类相近，终因极北严寒苔原、人烟极稀，很少与中原人直接往来。东面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2万多公里的海岸。
唐代以来，海上交通日见发达，在明代还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此举并未导致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人们都相信先秦已产生的下面这一地理概念，即认为中国四面环海，内部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天下”。虽然中西交通在陆路与海路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人们对中华大地四限以外自秦汉以来已有所了解，但是中华民族基本上仍表现为，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多民族内向凝聚。
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特点之二，是自西向东构成了落差显著的阶梯，西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第一阶梯。其以北以东及东南，有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等浩瀚高原与巨大盆地相间分布，海拔降到米以下，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为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其平均海拔低于500米。其中仅少数山峰高达2000米左右，相当一大部分地区为丘陵，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是第三阶梯中最低平的地带，在滨海地带更低于海拔50米。如此落差显著的三大阶梯，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因此，季节风气候显著，加上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形成多种多样的气候。以雨量而言，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一般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尤其西北内陆，距海数千里之遥，加上山岭阻隔，东方从太平洋、南方自印度洋吹来的湿暖夏季风鞭长莫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从世界范围看，大沙漠集中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上，中国这一纬度因受海洋季风影响成为雨量充沛的亚热带地区，而沙漠却分布在中纬度的西北内陆地区。至于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特点，自成气候大区。
如果说中华大地东西跨60个经度以上，内陆以距海远近而形成自东南向西北湿润与半干旱、干旱明显递交，则南北跨30多个纬度，以一些名山或大川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从南向北递变。当代南北气候带的基本情况，与有人类活动的以百万年计的洪荒时代相比，无疑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当今干旱的西北内陆在地质史上曾经是温暖湿润之区。
(12)但总体上从南向北平均气温递减的规律，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由于这种南北气温递减，东西雨量递减的气候特点，于是以北起大兴安岭、中经陇山、南至邛莱山南下为分界，即北起黑龙江黑河（今爱辉），南到云南腾冲一线，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为农业区，人口集中，地域面积占总面积的40％以下，人口却在有数字可统计的近2000年中，一直占绝对大多数，近千年来大约一直保持在90％以上。西部面积占总面积60％以上，主要是草原游牧区，穿插分布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人口通常以稀疏为特点，近千年来大概均在总人口10％以下。然而，河西走廊和天山以南的中亚东部，是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部及南亚与西亚的咽喉和枢纽。中国西部并不因其地广人稀，减少其在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相反，在这一地带，至今仍保存着许多汇聚中国各民族文化及南亚、中亚、西亚文化的遗迹，表明了中国西部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受上述两大特点制约，
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第三大特点，是农业区与游牧区及农牧民族发展常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这和欧洲农牧结合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南北农牧民族发展带，自古就是不平衡发展，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也有发展程度明显的差异，大致是：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也就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狩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这三大区域三个民族分布带的交替作用，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联系之所在。
(13)所以中华大地四限之内，自成体系，有多种地形，多样气候，而又资源丰富，互通有无，为多类型经济和众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极雄厚的物质条件。
第二节 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自春秋战国时起，传统的观点认为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尧舜时投“四罪”于四裔，于是有了蛮夷戎狄。
（14）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由于共工、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古代这种歧视边疆民族而又认为与华夏同出一源的正统观影响是很深的。
另一方面，自17世纪西欧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时起，即有人认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来自埃及，以后又相继有人认为来自西亚、中亚、南亚或东南亚。于是有所谓“西来说”、“南来说”，还有认为来自西伯利亚、蒙古的“北来说”。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皆可归入“外来说”。除了“外来说”以外，当然也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著文化。
(15)对于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自身有非常丰富的典籍。古代汉文历史文献宝库，居世界之冠，而藏、满、彝、傣、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历史文献，也是丰富多采的。这些均为我们考察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尽管如此，探讨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诚如已故的夏鼐教授所指出的：“我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来解决。”
(16)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科学依据。虽非所有问题都已弄清楚，有些重大问题还缺少关键性的环节，但根据我国旧、新石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进行总结，彻底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说”，肯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虽然在其发展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就起源而论是土生土长的。另外，也使传统的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得到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文化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这种特点，在近年来由老一辈考古学家所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中，已显示其轮廓。
一、中华远古人类及其文化证明了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证明了在我国人类进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较完整的进化序列。
(17)已发现的古人类遗骸地点，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和长江中游，然而到晚期智人阶段，分布范围大为扩大。目前所知，东南至台湾台南，西南至云南丽江，东北至黑龙江哈尔滨，北方至内蒙古乌审旗都已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而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也比较集中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中游。属晚期智人阶段的文化，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晚期文化，目前已发现最北的地点达到黑龙江边呼玛十八站。在青藏高原4000米以上的地方也发现了旧石器，这么高的地方发现旧石器遗物，创造了考古学史上的新记录。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记述，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约300处，它们的分布面包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所有这些都说明晚期智人阶段，中华大地上已普遍有了人类在那里创造着历史与文化。
关于人类的历史，目前一般的说法是300万年左右。众所周知，1956年在云南省元谋县那蚌村发现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已得到确认；此外在云南禄丰县，还发现了丰富的腊玛古猿化石。上述发现表明中国的西南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为了对我国远古人类各进化阶段有个轮廓的了解，今择要叙列如下：
又称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大约从人类起源一直到距今10万年以前。目前已得到普遍确认的有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郧县人（湖北郧县）、郧西人（湖北郧西县）、和县人（安徽和县）。
早期智人&&
又称古人。从我国的材料看，这一阶段人类生活在距今10万年至4万年以前。其中重要的发现有大荔人（陕西大荔县）、丁村人（山西襄汾县丁村）、许家窑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金牛山人（辽宁营口市金牛山）、长阳人（湖北长阳县）、巢县人（安徽巢县）、马坝人（广东曲江县马坝）。
晚期智人&&
又称新人。这是生活在距今约4万至1万年以前的人类。举其要者有：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山西朔县峙峪）、河套人（内蒙古乌审旗）、安图人（吉林延吉安图县）、哈尔滨人（黑龙江哈尔滨市阎家岗）、柳江人（广西柳江县）、兴义人（贵州兴义县）、丽江人（云南丽江县）、左镇人（台湾台南县左镇）。
上述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体质，显示了与蒙古人种的联系，表现了在蒙古人种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各个环节上的形态与特征。而他们创造的中国旧石器早、中、晚各时期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古人类画集·前言》指出：“我国境内已知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有许多共同点，有鲜明的继承性，各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兼有尖状器和砍砸器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批判。”
(18)铲形门齿为蒙古人种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元谋人的两枚上内侧门齿，即已呈铲形构造；
(19)可以说已呈现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初步端倪。至晚期智人阶段，体质特征更有许多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或相同之处，并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中华大地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及其体质特征表明，这里应是蒙古人种（黄种）的故乡。他们当中可能有些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发展中已移徙中华大地之外，但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应是来自这些远古洪荒时代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的人类。在中华民族中，虽然有像回族那样的从中华大地以外移居于中国，并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融合了其他民族的许多成分而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民族，但是，就绝大多数中华民族的成员而论，均起源于中华大地，并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与发展，共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和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消化了许多外来成分，但它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扩散
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标志，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与纺织术的出现，人类已由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也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制的繁荣，在新石器晚期已呈现出氏族公社走向崩溃、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萌芽发展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新石器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7000余处，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边疆地区结束得要晚些。依据各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性与相互关系，可以归纳为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具有内在联系与统一性的特点。随着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的进展，这个特点必然会越来越明确地为人们所认清。
强调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并不抹煞它们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毫无疑问，黄河中下游存在着的两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其发展序列，也较其它区域清楚得多，是目前发现遗址最多、研究得最充分的两个区域。
黄河中游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区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带，北涉长城一线，南至汝颍中上游。其序列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前5400年）
(2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
(21)继承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了。黄河下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为主，南延淮河以北，东沿海东北达于旅大地区。其序列为：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400年）
(22)——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亦称典型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隙。必须强调的是，两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从早期开始就存在互相渗透的现象，但又是各成系统的两种文化。过去一般认为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龙山文化，实际上在黄河下游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东西相对、平行发展的是大汶口文化。关于两个文化区的相互关系及与其它文化区的总趋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明确指出：“其前期是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带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周围扩大其影响为主，其后期则是以东南诸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
(23)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突然衰落，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不断向黄河中游呈现统一的趋势，以至在黄河中游继仰韶文化发展的是河南、陕西、山西各具特点的龙山文化。其影响继续播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上游和长城内外。虽各地龙山文化与山东（典型）龙山文化仍可区分为平行发展而又互相渗透的地区性文化，但总趋势是都具有龙山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相当典型的汇聚与交融现象，反映着创造这些文化的诸氏族部落集团的交往、斗争和融合。
长江流域是中华新石器文化另一个最重要的起源区域，也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虽然目前还不能像黄河中下游那样准确地归纳其序列，但其大致轮廓仍然是清楚的。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迄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其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早期）文化（前5000—前4000年）——马家浜·松泽文化（前4300—前3300年）；
(24)——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年代相当，而文化面貌也有若干共同处，过去曾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的一种变体。另一方面良渚文化许多内容又是商文化的一个来源。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川东，北达豫南。其序列目前尚多争议，暂归纳为：皂市（下层）文化（碳14测定，约当公元前5000年）——大溪文化（前4000—前3300年）——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600年）。
(25)——湖北龙山文化（约当公元前2400年以后）。其中屈家岭文化对大溪文化的继承关系比较明确，且又明显受仰韶文化影响，在豫南鄂北颇与仰韶文化交错分布。
还有一点颇饶兴趣的是：长江流域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分别受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的影响。但淮河以南是以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以北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虽互相有渗透，但区域划分是比较明确的。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文化各自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区域，同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起源之区。
其它对以燕山为中心的长城南北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甘青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轴的华南文化区及北方狩猎与渔猎文化区，目前正在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与归纳。其中燕辽文化区，由于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的发现；黄河上游则由于彩陶在黄河中游衰落之后，在黄河上游反而得到发展；华南由于陶器出现于明显存在农业之前，且年代约略距今年左右，明显早于中原新石器文化等因素，均引起了考古学界与史学界相当深切的关注与研究兴趣。北方、西南与西北以及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文化也随着实物发现的增加，研究工作日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数十年以前，“新西来说”者，主要依据彩陶等文化因素断定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两河流域与中亚等地传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安志敏教授在详细分析了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各方面内容之后总结说：“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同中国东部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与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更是息息相关。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
(26)中华新石器文化的诸多文化区域与系统，都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与邻区文化互相渗透中形成的。其中黄河中下游两大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文化的主干，并且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千年间，形成了文化面貌渐趋一致的发展趋势。
中华新石器文化还表明，中华大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如前一节已叙述的农牧业分布三个发展带，在新石器时代，其基本格局已经萌芽发展。即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家畜有猪、狗、鸡、黄牛、山羊、绵羊、马；南方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区，家畜有猪、狗、鸡、水牛。到新石器晚期，猪、狗、鸡、牛、羊、马六畜已基本具备。当然，这个界限不是截然不可逾越的，互相渗透的现象同时存在。
粟在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已有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稻在河姆渡遗址中也已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这些都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经过种植的作物品种的最早标本。在秦长城以西以北新石器时代主要是狩猎与渔猎区，后来大多数狩猎部落均发展为游牧民族；渔猎部落则经过长期发展，成为渔猎或农业民族。中华民族这种在起源阶段已萌芽的南北农牧三带经济区域与民族发展，对中华民族全部发展与形成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族最早的国家为夏、商，都在黄河中下游。但是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群、
(27)辽西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
(28)所包含的殿堂建筑模式与祭天、陵寝等内容均与商周及以后中国古代制度有渊源关系。而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商周甲骨文字和青铜文化均是以黄河中下游两个文化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同时也是其它多种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表明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如星火点点，又源源汇聚于中原，聚成熊熊篝火，使古代的中华文化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便是中华新石器文化所揭示的客观真实。
三、远古传说中的各氏族部落集团及其互相斗争与融合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中华大地的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和若干部落集团。当时没有文字，遗留下来一些神话和传说也过于简单，且经过记录者整理和改造，其本来面目已难复原。目前，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专家搜集整理中国远古神话，特别是已有一些专家开始搜集整理中国少数民族至今还在口头流传的有关宇宙、人类、祖先、事物起源等神话，与文献记录的远古神话进行对照研究，已获得不少发覆识微的成绩。同时学者们在古代史、民族史、考古学等各领域，也都在探寻以考古、文献、民族学多方面材料置于一炉共治的方法，希望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及各民族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
从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开始，即有关于帝（天帝）与祖先崇拜的记录。春秋战国诸子，竞相征引远古神话作为其学说的历史根据或例证。他们互相驳难，对神话的取舍各有异同，因而即使同一神话，各家理解难免互相矛盾。我们只有将他们征引的神话与他们的学说加以区分——把前者当作春秋战国时人保存的神话史料，后者当作春秋战国时诸子思想史料分别加以研究——才能从诸子书中找出比较可靠的远古神话资料来。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大约以《楚辞·天问》与《山海经》为神话渊府。
按照《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为炎帝与黄帝。夏、商、周、秦、楚等都出于黄帝一系。徐中舒与唐嘉弘两教授据以列出其世系简表如下：（横线表示父子关系）
诚如徐、唐两先生所指出：“从上述世系简表分析，炎、黄本出一父，夏、商、周、楚均出一源。如果完全相信这些世系，从而作为编撰中国古代史的依据，无疑是不科学的，和历史实际有所牴牾。”
(29)春秋战国时，人们还知道在“太古”时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
(30)这是一幅原始群居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图景。关于燧人氏、有巢氏的传说，大概是远古洪荒时代先民发现火的功用并钻木取火与巢居的反映。旧石器时代，已经获得了这些成就。至于神农氏的传说，表明了农业已经出现，这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而关于太昊、少昊、黄帝、炎帝、伏羲、女娲等传说，反映着远古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西南北各部落集团原本奉祀不同的天神与祖先神的情形。按照徐旭生教授《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划分，中国远古部落大体是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高阳）、舜（有虞氏）、祝融等族。黄帝族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因姬水而得姬姓；炎帝族则肇端于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区，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两族各有一部分东移。炎帝族顺渭水、黄河一直发展到今豫南及豫、冀、鲁三省交界地区，黄帝族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太行山脉，直到今北京附近。
太昊（皞）、少昊（皞）、蚩尤均属东夷集团。其分布：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达到山东全境，西至豫东，南至淮河南北，东至海。
三苗、伏羲、女娲、兜属苗蛮集团。分布以湘、鄂、赣为中心，北达豫南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
以上三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终至融合成为华夏，就是汉族的前身。徐先生此书作于30年代，5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增订。现在考古发现与古史研究证明其中有些划分不尽合理，但他断言华夏是由许多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原属于不同集团的天神祖先神同出一源，反映了华夏本是由不同氏族部落集团融合而成的族体。
按先秦文献记载：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与九黎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取得了对九黎的决定性胜利。随后，炎黄又大战于阪泉（一说与涿鹿同地，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盐池），三战而黄帝打败炎帝，成为黄河中下游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与融合，反映着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长期交往、互相影响，最终通过兼并与征服结成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他们进行战争的时期，正好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文化承继发展仰韶文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省都产生了有地区特点的龙山文化的时期。这种吻合，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发展程度比它高的被征服者所同化的第一个例证。
在黄帝以后，尧、舜、禹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大首领，实际上是以推举方式确立大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在这个后世发展为强大王朝的部落联盟中，姜、姬各部落居于优势，东夷各部落也拥有很大的势力，几乎每次禅让都经历了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剧烈斗争，最初的几个夏王，也都是经过夏夷两大势力的反复较量才得以确立的。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31)《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孟子征引这些远古传说，不失为黄河流域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结成大部落联盟过程中的斗争与融合的生动证明。
其它远离中原的氏族部落，因山河阻隔，在先秦时其名少闻于中原，其事鲜见于载籍。不过新石器时代遗存下来的文化证明，那些地区确有不少氏族部落在创造着历史和文化，后世在这些地区曾兴起过许多民族，不断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创造令人瞩目的业绩。他们的祖先传说，或则不断充实于史籍，或则至今在兄弟民族中流传，是中华民族起源传说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华民族的孕育及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大融合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来看，一部先秦史，可以说是华夷对举的发展史。华是指华夏，是汉族的前身；夷是泛指四周各民族。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融合，华夏族体的雏型已经形成。复经春秋战国，华夷对举与夷蛮戎狄配合东南西北的格局的形成，为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华夷统一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历史的基础。可以这样断言：先秦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
夏商西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但都是在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以至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朝。1934年，古史专家傅斯年教授撰《夷夏东西说》，指出：“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32)
夏的来源，第二节引述孟子的见解是来自“西夷”，实则夏兴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及伊洛平原，发展达于晋南汾水、涑水平原。目前考古学界往往以分布在豫西的二里头类型和分布在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为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是一种上与河南龙山文化相承，年代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的早期青铜文化。按夏的区域与商、周两族兴起地区而言，夏居于周与商的中间，所称“西夷”，是对商而言。
商的来源，据《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种以鸟为祖先来源的颂诗，已为甲骨文献所证实，(33)说明商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商的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契，商族起源，一般认为在鲁西豫东北，在其发展中活动到今河北易县一带。上引傅先生论文及其所撰《东北史纲》主张商起源于河北东北部之说，依据红山文化中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于志耿、李殿福与笔者合撰《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及《商起源于幽燕说再考察》，(34)又对此说加以引伸，论证商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即今冀、鲁、豫接壤地区及泰山一带。在南下以后先商发展时期，也许对夏朝有某种封贡关系，但商人往往以“西邑夏”称夏朝。夏、商是东西对峙的两大势力。商灭夏，两族文化上进一步融合，使商代文化有了更高的发展。
《国语·周语上》记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据此，周是从山西南部西迁的一支夏人，兴起于戎狄之间。但按照《诗经·大雅》中《绵》、《大明》、《思齐》、《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及《周颂·天作》等篇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姜”通“羌”已成定论，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其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弃，称为后稷，活动于泾、渭上游。他的后世在与戎狄斗争中经过多次迁徙，才定居于渭水中下游岐山周原一带，(35)商末成为商的诸侯，文王甚至称为西伯，是西方诸侯之长，作丰邑，为灭商做了政治准备。到武王时，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及其它众诸侯，一举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于是黄河中、下游的东西两系统一于周。
现在有的学者主张夏、商、周三族为三个民族。从严格意义上讲，三族祖先来源不同，分属东西两大部落集团，最先发展的地区各异，但三代文化、制度，差异性小而共同性大，至西周已融为一体，华夏族体已粗具规模。说华夏雏型由夏商周三支不同的主要来源复合而成，比较确切，说是三个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则有失严格的科学性。其理由：第一，夏兴起与发展的豫西、晋南，周兴起与发展的渭水流域关中一带，是由仰韶文化东西两大类型发展为河南、陕西龙山文化的区域，而先商活动的河济泰山一带，更是典型龙山文化发展的区域。由此可见，夏商周兴起与发展的地区，都是在龙山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地区，其文化都是在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夏商周先世发展时期，这些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共同性已大于地区差异性，以至目前很难区分夏文化与商文化。第二，按照远古传说，夏、商、周三族始祖与祖先崇拜传统各异，却都是在黄帝建立的大部落联盟中发展起来，他们已初步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国闻人展禽（即柳下惠）关于祀典的一段名言，最后他归纳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禘、郊、祖、宗都是祀典的名称。炎帝姜姓，黄帝姬姓，他们同出一源，可能与周有更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与商族显然并非同一来源。但是商人却承认自己是黄帝后裔。可见在华夏雏型形成时并非都是黄帝子孙，之所以不同来源的各支系均奉黄帝为共同祖先，无非是以第一位大部落联盟的缔造者为象征，这表明商已有与夏认同的民族意识。直到今日，中华民族特别是海外华侨与华裔都以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也是以炎黄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并且以之作为联系中华民族共同感情的纽带，这并不抹煞中华民族有不同祖先来源的事实。第三，夏的语言即周所尊崇的“雅”言。虽然迄今尚未发现可以确定为夏代的文字，商、周甲骨文字则属同一体系。第四，《礼记·乐记》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以后才封夏、商之后。这种区分，无非强调周封黄帝、尧、舜后裔的迫切与对他们的尊崇心情。历史事实却说明，西周分封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完成的，其基本格局至少经历了武、成、康三王。按《史记·陈■世家》记载：“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以奉夏后氏祀”。此外，周武王还封纣子武庚以奉商祀，周公东征灭武庚，复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36)可见，西周所封诸侯，大多为周宗室姬姓诸侯，一部分为申、吕、齐、许等姜姓舅氏诸侯，还有一小部分为黄帝、尧、舜、夏、商之后。其封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县北丰镐村附近）、雒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为中心，西至陇山以东，泾渭上游，北至燕蓟，东至齐鲁，南至江汉，同称为夏，并且把洛阳以东，大部分属商人的中心区称之为东夏。(37)这里，“夏”是族称。第五，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38)三代的基本制度相同而有所因革损益，已为近世考古与古史研究所证实。
综观以上所述，夏、商、周三支不同来源，在西周已复合而成同一民族的雏型，并以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作为族称。中国这个名称，在周武王、成王时，已经出现。
据于省吾教授考订：“商代甲骨文没有或、国二字。”至周初金文才出现“或”字与“国”同用，是指城邑。(39)在商代已有了中商、大邑商居于中，称中土，而四方诸侯称东南西北土的制度与地理概念。对周边各族称“方”。
至周成王时可以确定地说，已出现了中国的名称。《尚书·梓材》有对周成王的追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是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中国”显然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谓：“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这里“土中”即“中土”。若以周居于夏之西，商居于夏之东而论，处于伊洛平原的夏区称为“中国”或“中土”是最恰当不过了。《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与“京师”，“四方”与“四国”互称。郑笺：“中国，京师也”。在这里，国是都邑的同义辞，中国即天子所居的城，以与四方诸侯对举。这与“中商”对“四方”意义相同。《大雅·荡》又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又说：“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奰，怒也。……鬼方，远方也”。郑笺：“此言时人■于恶，虽有不醉尤怒也。”这是西周末，诗人引述周文王以殷商失德于中国，使中国怨怒，以至远方各族也怨怒的告诫，来警刺周厉王。《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郑笺：“恫、痛也，哀痛中国之人也。”也是以诗警刺周厉王无道，天降丧乱，使周室丧失了立国之基。这些诗句又是以商周封域与远方对举了。不过西周夷夏之辩尚不甚严，比如周人时而贬商为“戎殷”，(40)时而又尊之为“大邑商”。西周时，与周边各族的交往较之商代已有所扩大。相传成王时曾有过各族共朝天子的“王会”。另一方面，也与淮夷、徐夷、荆蛮、犬戎、狁等多次发生战争。
在西周初期出现的中国有三种含义：（一）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二）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三）专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这是最初的夏区，后来引申，周在克殷以前已称其中心地带为“区夏”，也就是夏区。由于周所封诸侯，称为诸夏，因而也都是中国了。但周的疆域概念并不限于封域，《左传》记鲁昭公九年（前533）晋国梁丙率阴戎侵犯属于周王所有的颍，周景王使詹桓伯责备晋国，说：“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岐、华，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是包括周边各族在内的。
到了西周晚期，周边各族，尤其是西北与北方各族大举内徙，以至两周之际与春秋时期在中原造成了各族交侵杂处的局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齐桓、管仲首倡“尊王攘夷”，以成霸业；其后，晋、楚相继，维持争霸政治一个多世纪。在《左传》、《国语》等书中，记述春秋时人，不仅称西周所封诸侯为“诸夏”，也称“诸华”，或“华夏”连称。华夏与中国同义，夷蛮戎狄合称四夷或四裔。《左传》记载鲁闵公元年（前661），“狄人伐邢”，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慝，不可弃也。”鲁定公十年（前550），齐与鲁和，两君会于夹谷。齐谋以东夷莱人劫鲁侯，孔子责齐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使齐侯自认失礼。孔颖达疏解说：“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实则，夏训大，“广居也”，是以住土木结构的大房子为特征，未必有傲视他族而自为尊大的意思。“华”则自居礼义文采，视他族为不知礼义的“野人”，甚至是“禽兽”，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明显。所以春秋时“华夏”既是族称，又是地理与文化的概念。在当时族类与文化的区别，都被重视，仍以文化为最根本的区别原则，华夷彼此之间亦可互换位置。罗泌在《路史·国名纪》中综览先秦国名的变化，概括说：“《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以楚为例，楚出身于祝融八姓，西周初封之于荆蛮地区。在西周晚年，熊渠即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竟藐视周天子，率先自称王号。虽又自动撤消，然中原已视同荆蛮了。楚武王仍不讳言“我蛮夷也”(41)，然而孔子在《春秋》鲁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十七年，前597）记楚晋邲之战，晋师败绩的事，以楚为礼而贬晋。另一强大诸侯秦，源出东夷，其远祖西迁陇山地区，在戎狄中成长。平王东迁，以镐京地区封秦为诸侯，渐发展为大国，兼并诸戎，其势足与晋楚抗衡。然而终春秋之世，中原诸侯视秦为西戎，“不与中国之会盟”。这些例证说明，春秋时区分华夷礼义文化的标准看得比族类的差别还高。
如果说春秋时，诸侯还能聚集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举行“会盟”，到战国时，“尊王”的旗号已被兼并所代替，天下一统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攘夷”的任务也已经大体完成。原来被视为戎蛮的秦楚两国，与三晋、燕、齐并列七雄，同称中国与华夏，而春秋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与诸夏交往杂处的各族，此时不少已经华化。夏、周出于羌，商出于夷，是一个文化汇聚与融合的历史过程。战国时形成的中原三晋，东方齐鲁，南方楚，西方秦，北方燕几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样无不是以当地华夏为核心，各自融化了夷、蛮、戎、狄一部分及其许多经济、文化因素而形成。可以这样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在华夏已形成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必经的历史结局；华夏民族共同体则是以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集团交融汇聚形成的核心，由四方各族分化出一部分在河、淮、江、汉地区融合而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旱地农业文化与水田农业文化地区的统一与融合，同时也有许多来自西北与北方游牧各部的人们来到中原，融入华夏之中，对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仅起了催化作用，也加入了许多新的有活力的因素。所以，华夏是由多源汇聚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从其来源看，与四方各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从区别看，则是文化汇聚与分化的结果。张正明教授曾论证说：“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无论从血统上来说，华夏都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42)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前面已经说过，西周时“夷”、“蛮”、“戎”、“狄”还没有与“中国”配成东、南、西、北、中五方，那时是京师与四方诸侯对举。春秋时已有四夷的名称，盖指四方之夷。到战国，随着统一的条件成熟，从意识形态到地理划分，都已打破诸侯疆界，形成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大一统的观念。《禹贡》打破诸夏封疆，统一划为九州，又根据各地民族远近及其社会特点，分为五服，从而创立根据各地土壤高下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不同管辖政策，形成“声教讫于四海”这样一种统一的地理观念与政治理想。《禹贡》托言于夏禹，实则为战国时作品，经各家考订，已成定论。《周礼》虽然依据的是商周以来相传的官名及其职掌等历史资料，然而作为后世中国封建王朝所宗仰的统一政治学说，完成于战国。其《职方氏》条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也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统一的政治模式，所谓四、八、七、九、五、六都言其多，不是夷有四种、蛮有八部之类。《礼记·王制》谓“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于是五方整齐，称为“天下”与“四海”的格局形成了。这个华夷五方相配而又都统一于“天子”的政治模式，是从春秋开始到战国才发展完成的。(43)与中原形成统一的趋势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战国晚年也出现了东胡、匈奴、月氏三大势力互相兼并角逐的局面。西南夷以百数，而滇与夜郎号为强大。百越分散，与诸夏文化相近。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不仅为诸夏统一创造了历史前提，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在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内在联系的发展
中国自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发端到确立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是在中国形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客观地发展着、巩固着。这个长达2100余年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为发端阶段，此阶段中华民族史上出现第二次大融合；隋唐辽宋金夏为发展阶段，此阶段中华民族史上出现第三次大融合；元明清为形成与确立阶段，也是当代中国各民族均已形成的阶段。
首先，中国的疆域基础是秦汉奠定的，以后虽经多次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经隋唐发展至元明清，终于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得到确立与巩固。历代王朝，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中国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并且每次分裂之后，都归结为更高度的统一。
战国七雄，各自统一一方，都是多民族的诸侯国。所以秦统一已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性质，南北农业各民族，基本上已统一于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秦修筑万里长城以限南北，对游牧民族采取防御政策。秦汉之际，匈奴首领冒顿建立单于国家，并东胡，走月氏，经过几十年，到汉文帝时，使东起大兴安岭山脉，西至今新疆以至中亚一些地方，北至贝加尔湖，“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44)成为统一的多民族游牧军事国家。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北部游牧区统一与南北农业区统一，由两个强大政权对峙的局面。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45)但南北农牧两类民族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匈奴贵族的贪欲，决非一道长城所能隔断。汉初匈奴军事上占很大优势，汉朝仅在境内采取“予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匈奴则采取以“和亲”为主，向匈奴贵族提供“子女玉帛”以满足其经济上的贪欲，同时在军事上积极防御，以遏制匈奴背约掠夺边郡的政策。到汉武帝时转为对匈奴的战略反攻，经过几十年战和的交替，匈奴终于被汉朝及匈奴统治下的乌桓、丁零、乌孙所挫败。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降汉，标志着匈奴已成为汉朝藩属。汉朝对匈奴单于礼遇甚隆，其位居“诸侯王上”。在汉与匈奴斗争过程中，汉通西域，结果设立西域都护；又争取乌桓归汉，结果设立护乌桓校尉；进而争取诸羌，湟中成为郡县。在南方，平南越，开发西南夷，闽、粤、黔、滇，均立郡县。汉与匈奴的战争，是当时的民族战争，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看，与秦楚兼并一样，是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兼并战争。匈奴归汉“合为一家”，长城依然限南北，疆域则已归统一。
过去写历史着重强调匈奴对农业区的破坏，虽不无夸张，也是历史事实。但匈奴统一中国北部草原游牧区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从大兴安岭到大漠南北，西到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东西万里，南北数千里，有为数众多的游牧部落和许多族称的游牧古族，终于统一为中国的一个大区域。正如秦楚等各自统一了一个大区域为中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一样，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也建立了这样的功勋。像秦汉那样大统一的功勋固然伟大，局部统一之功也应该肯定。
与此相仿，隋唐之际吐蕃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不仅为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同唐朝的和亲与甥舅结盟形成了“虽曰两国，有同一家”(46)的关系。唐在安史之乱后陷入分裂，与此大致同时或稍晚，吐蕃王朝也陷入分裂，并且与唐朝大体同时灭亡。以后，吐蕃各地区分别与宋辽金王朝发生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元朝统一了西藏，将它置于中央所设宣政院管辖之下，成为当时中国一个行政大区。所以，吐蕃王朝统一西藏，实际上也是为发展中国的更大统一准备了条件。
其他民族分别统一各区为中国大统一所作的贡献，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中国的大一统，是在各区统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开拓和缔造了中国的疆域。在秦汉已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唐代与吐蕃关系的发展，为西藏成为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至元代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中国古代多次的分裂和统一都是在这个疆域范围内展开的。直到清代完成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发展过程，康熙皇帝有一次在沈阳祭祖，仍以“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47)的诗句来歌颂由他的祖宗所创建的清朝，其疆域是继承了汉朝以来开拓的中国疆域。
其次，秦汉所确立的国家制度，虽经不断发展，但基本制度与文化传统延续一贯，从未被割断，中国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的心愿。
秦汉皇帝与天子的称谓，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意义有所区别，仍需加以说明。
前已叙述，早在春秋战国，已有了“四海”与“天下”统一的学说，孔门弟子还曾讨论过只要推行仁义礼乐，不管什么民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8)《尔雅·释地》解释“四海”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礼记·曲礼》说：“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也就是对直辖区的诸侯称皇帝，对边疆藩属则称天子。这是中原统治者加之于各民族的礼制。十六国时期，边疆五个少数民族登上了“中国皇帝”宝座，对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实行“胡汉分治”。最初由皇帝称天子，又称大单于，后来皇帝只兼称天子，大单于的称号一般由太子兼领。到唐朝，各民族共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所以唐太宗以下的唐朝皇帝，除拥有皇帝、天子的称号外，又有天可汗的称号。这是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与唐朝推行“华夷一家”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从“五胡”政权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先后建立过或统一北方以与南方汉人王朝对峙、或统一全中国的王朝。此外，还有一些南北农牧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立过边疆王朝和游牧民族的汗国。所有这些王朝、汗国的建立者，不论什么民族，他们在建立王朝以前，都有过相当长久的在中国统一王朝中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的边疆民族，真正从传统中国疆域以外侵入而巩固地在中原或边疆建立王朝与汗国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
不管什么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其礼乐文化和行政制度，虽然渗入了许多本民族的文化，但中原传统的基本制度与文化从未被割断，始终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比如辽代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中国北部封建王朝，它第一次实行农牧两类民族分别由南北面官管辖，但同样都置于朝廷直接管辖的二元体制。这种制度实际上被金、元、清等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完成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但辽的基本制度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为基础。当辽太祖阿保机称帝之后，就文化传统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对以佛。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49)耶律楚材《怀古·百韵》称：“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其它如金、元、清等不复一一赘举了。至于南诏、渤海、西夏、大理等，虽为边疆民族在中国边疆建立王朝，其基本制度与文化有很多民族特点，但仍然推行中原王朝的基本制度，或者说是中原制度与文化的边疆化与民族化。至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汗国，其制度与法律是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但也采用了中原制度与文化，以使游牧民族自身得到不断发展。
其三，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管辖制度越来越完备，对边疆民族的政策越来越完善，边疆民族在全国性政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也越来越得到加强和巩固。
秦皇统一，在长城以南，无分内地与边疆，凡势力所至之处，一律推行郡县制度。汉承秦制。据记载，两汉时“凡县主蛮夷曰道”，但两汉的道，有些秦已有之，也许在民族地区的县称为“道”的制度，并非汉朝创新。我们看不出秦对民族地区的管辖有何特殊的政策。所以，王莽时严尤评论秦汉民族政策称秦为“无策”，是有道理的。两汉则有了很大发展，其民族政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已初步形成了对南北农牧两类民族有所区别的政策体系。对游牧民族，在政治上一方面于边郡设重镇“护”守，同时在不改变其原有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的前提下，而对上层分别给予王、侯等不同等级爵号，使之成为汉朝藩属。“和亲”最初是对匈奴单于一种屈辱性结和的手段，后来成为对已归附的匈奴、乌孙等强大游牧民族首领的特殊荣宠，以汉家公主与之结成婚姻，以加强政治上的结合。前已叙述，汉朝最高统治者，对内地王侯称皇帝，对边疆藩属称天子，直接管辖与羁縻之道有很大区别，天下一统则是一致的。在经济上，边郡开互市，互通有无。因而一批沿边重镇，既是军事城镇，又是主要由官方控制的物资交换中心。同时又积极沟通西域，发展“丝绸之路”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对“内属”各部，汉武帝时已设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到东汉，其职能又加上“治民比郡”，(50)是在内迁民族与汉人杂居区建立的比于郡一级的地方行政建制。在南方百越和西南夷地区，一方面如秦朝一样设立郡县，同时又封给民族上层贵族王、侯等爵位，受制于当地刺史、郡守；在经济方面，郡县地区非汉人的各民族享有免赋役的待遇，仅以土贡表示臣属的关系。这是后世土司制度的萌芽。两汉的这些政策，已初步形成了对南北农牧民族地区管辖制度与政策体系，不仅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帝国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也对各民族地区与各民族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汉所形成的一整套对南北民族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是以中原经济、文化发展成就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从两汉至清代2100多年中，多次分裂与统一的反复，都是按照中原定则边疆宁，中原分裂则边疆纷起的公式演化的。另一方面，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中原文化汇聚并酝酿着中华民族一个更高的繁荣兴旺与统一局面的出现。
自西汉以来，边疆民族内迁，一方面加速了这些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人地主阶级对他们实行歧视与掠夺，也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西晋末年，北方与西北地区民族大杂居，出现了关中人口百万、“戎狄居半”的情况。在“八王之乱”晋朝统治集团内部大分裂的历史条件下，匈奴等“五胡”首领走上了争夺中国最高统治地位的历史舞台，终至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由边疆民族建立王朝统治、南方由汉人王朝统治的南北朝。通过长期的分裂对峙，隋唐完成了更高度的统一。唐代在空前的统一与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影响下，不仅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一般也都有很明显的发展。比如，有许多民族在此时期创造了文字，或直接使用汉文。这时期，中华文明形成为有特殊色彩的东方文明，对周围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甚至居于领先地位。唐朝对边疆的管辖制度除了设立都护以行使由朝廷控制权力之外，还在各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51)就是说，在民族地区与内地一样设置府、州、县，所不同的是边疆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等，都可世袭，不变旧俗，因俗而治。
唐朝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内在联系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巩固。长城南北行政上的区分，已初步打破，整个唐代没有为民族问题修葺长城的记录。
辽代对农牧民族用不同的法律与行政体制进行管辖。在游牧区，设立部族，吸收唐晚期藩镇的官制，部族有节度使，并加太师、太尉等朝廷荣誉官衔。牧区由朝廷按中原官制统一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是从辽代开始的。尽管和农业区的州县还有很大不同，由朝廷直辖的牧区部族，已具有牧区地方行政建制的基本特征，较唐代羁縻府州又有很大发展。金代相继，直接管辖的地方行政建制一直推行到全黑龙江流域和外兴安岭地区。
元朝建立以后，在元世祖时已确立以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的制度。到元成宗大德年间（）全中国分为中书省（腹里，即朝廷直辖区）及辽阳、岭北、陕西等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此外，吐蕃属宣政院，西域为察合台后王封地，是两个特殊的大行政区。尽管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曾发动过震撼世界的西征，铁蹄达于中亚、西亚、南亚与东欧等处，但是元朝作为中国王朝，它的疆域正如《元史·地理志序》所说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它仅限于中国传统疆域范围以内，而这个疆域范围已由中央统一划分为十三个行政大区，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由开端阶段发展到确立的阶段。复经明朝，至清乾隆年间，重新归入大一统。明清两朝也仍然保持着这种大一统的局面。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修成《大清一统志》，全中国内地分十八行省，边疆则按不同民族与历史特点，分别由朝廷直接任免的将军与办事大臣行使管辖。在西藏则推行政教合一等制度。西南地区自元朝以来，土司土官制度定型发展，至清朝大多实行改土归流，有些地方则保留土司，甚至新设一部分土司。各民族地区的法律也有所不同。总之，清朝在全国各地都已实现由朝廷直接任命官员实行管辖，形成了根据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与经济特点而确定的地方行政与法律制度。这样既保障了各民族固有的社会与文化基本特征，又达到了全国前所未有的统一，从而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完全确立和古代民族联合过程的完成。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确立了巩固的疆域和明确的边界。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及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已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
其四，中国的含义，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华夏/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大地的通称，发展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与上述含义的发展相适应，华夏与夷狄的对举，也发展为蕃汉对举。到了近代，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人等于中国各民族，以与外国人相对称。
在上节我们已叙述，“中国”一词在西周出现时有如下三种含义，即：京师、中原、诸夏。这些原生的含义，在清朝以前，往往还沿用，直到清朝，也还有以朝廷为中，各省为外的用法。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含义已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
秦汉郡县制度确立，郡县范围较战国诸夏已大为扩大，均得称为中国。汉民族在秦汉统一的条件下，也在原有诸夏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民族，仍沿用华夏与中国的称呼。无论作地域名称或族称，“中国”仍与先秦传统用法一样是与四夷对举。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先后建立过政权，而石勒、苻坚都曾统一中国北部，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与“吴人”。北魏在中国北部建立稳定的封建王朝，以“中国”自称，指南朝为“岛夷”。东晋与南朝，更以“中华正统”自居，斥北方王朝为“戎狄”与“索虏”。经过长期割据并进而形成南北王朝对峙，其文化的共同性却反而日益得到发展。处于统治地位的各民族，无不自居为中国，于是原被称为“中国人”的主体民族，或称为晋人，或以当时朝代的编户齐民称之。如石赵，称编户为“赵人”，称羯人为“国人”，对其他民族称为“夷狄”。以后逐渐地便形成了“汉人”的族称。
先秦以夏朝名称称诸夏，是自称。两汉时西北与北方民族称汉朝人为秦人，其语源恐怕不仅由于秦朝的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印度已称中国为“秦”。现在新疆考古材料又进一步证明，通过今新疆地区的中西交通，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从这些情况来推断，大概西北和北方民族称中原人民为“秦人”的族称，和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及秦统一中国均有关系。另外，汉魏以来，边疆民族又称中原人民为汉人，在很多情况下是指汉朝人，也已初步具有族称的含义。过去往往以为汉人作为族称出现于北魏末年，其实只是北魏末鲜卑化的汉人高氏统治集团，为了抬高其已跻于鲜卑统治集团的地位，而恣意侮辱汉人，辱骂他们是“一钱汉”、“汉狗”，当时即受到汉人强烈反抗。历史文献对于此种荒谬言行，着重予以记述，不等于汉人的族称起源于北魏末年。《南齐书·王融传》谓：“世祖时……融上疏‘…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王融出身望族，又是有名的文学家。南齐武帝末年，意欲北伐，王融上书当在此时，正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并迁都洛阳之际。王融以“汉人”与“匈奴”对举，自然是族称了。与王融大致同时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河水注》中注释河水“……又南过土军县西”一句时说：“吐京郡治故城，即土军县之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可见至少在南北朝中期，“汉人”、“汉语”已被人们所接受，并为南北两朝所通用。可以断言：自汉代以来，边疆民族称中原人为汉人，已有了作为族称的萌芽，到东晋南北朝时，当政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共享中国称号，于是“汉人”从“中国”原有作为族称的含义中分离出来。因为汉朝国祚长达400余年，汉族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传统都在两汉形成，边疆民族以“汉人”称中原人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表明了汉族文化传统与特征，自然会被汉人所接受。统治民族的贵族对汉人的歧视，是民族压迫的表现，在北魏末年和北齐高氏集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汉人表示反抗也是自然的。
总之，在东晋南北朝，中国的含义已初步有了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含义。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含义的变化发展，从原来中国与夷狄对举的关系中，派生出“蕃汉”对举的新关系来。尽管传统的观念一直沿用，但蕃汉对举从南北朝开始出现，隋唐时已广泛通行。这种族称与族际关系的称谓的变化，显然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已有进一步发展的反映。
唐太宗总结自己的成功超迈前古的原因“止由五事”，其中之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所以朝廷内外有“蕃汉官”，军队有“蕃汉兵”。于是蕃汉对称而又都是唐朝官兵的称谓，成为当时习以为常的用法，即使与唐朝处于对等地位的吐蕃，也与其他民族一样称唐朝为“汉地”，称唐朝人为“汉人”。其自称“大蕃”，则是与唐分庭抗礼。
用法律确定“汉人”族称，从辽朝开始。《辽史·百官志序》说：“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以汉人的传统制度管理汉人，以契丹固有的制度治理契丹人。实际上辽代中后期，颇多学习北宋制度，而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治理，也往往吸取唐宋制度。辽代在法律上所称的汉人，还包括渤海人等其他农业民族，金代则又以契丹人包括在汉人当中了。辽、宋、金、夏境内，都是汉人居多数，此外还有其他各民族，当时人的著作，都是以“蕃”概称各少数民族，以与“汉”对举。至于汉语，已成为通用语言。许亢宗奉使金朝，所撰《行程录》记载他在金朝兴起的东北地区看到各民族互相间使用汉语进行交际。辽金虽然都有文字，但通用的官方文字，实际上还是以汉文为主。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全中国所有地方的大统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在内地与边疆的地方行政制度也已发展到定型阶段。元朝民族压迫则较以往任何朝代都明显而残酷，汉人和其他被统治民族反抗压迫的情绪十分高涨，所以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不过这并不影响明代著作中常以“蕃汉”对举来概称汉族与其他民族。清代满汉对称，与其他民族仍以“蕃汉”对举概称。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日益发展，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祖国的观念也逐步得到加深。汉代扬雄说：“裔，彝狄之总名。”晋郭璞注：“边地为裔，亦四裔通以为号也。”(52)这是在统一国家中，郡县地区为主干，民族地区为边疆的总体地理概念。《说文》谓：“夏，中国之人也。”是据西周以夏为族称与中国同义的理解立说。清人段玉裁注：“以别于北方狄，东北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又是依据春秋战国以来以中国与四夷对举的传统用法作注。另一清人王绍兰指出上述《说文》段注未能反映中国含义的发展，在他所撰《说文段注订补》中，纠正段的偏误：“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汉晋间许慎、扬雄、郭璞等释“夏”与“裔”，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边疆相对而言的含义；清代学者认为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一体，中国不止是包括华夏/汉人，应包括中国各民族，这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与规范化。
中国古代对“正统”问题十分重视，不仅对古代史学是一大原则问题，即令在王朝替代时确定道统、法统等问题上，也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但所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古代史学中都承认其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以“正史”为例，宋代所称“十七史”，明代所称“廿一史”，以及清中晚叶所称“二十四史”，都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史在内。即使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号称王，也并不自外于中国，常以作为中国一部分为荣。如金末元初，女真人蒲鲜万奴据今牡丹江西岸东至日本海等地称王，其国号初名“大真”，是“大女真”的意思，后改名“东夏”，即东部之夏，自视为中国东部的王。又如公元十世纪时，在以突厥人居统治地位的喀什噶尔（今新疆西部）建立了喀刺汗王朝，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西部，其汗往往加“桃花石汗”的称号，即“中国之君”的意思。
中华民族具有长达数千年的成长历史，自然经历过许多民族间的斗争，这些都是中国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与斗争。但当外敌入侵之时，各民族仍能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比如明代抗倭斗争中，湖广的土家族与苗族官兵便曾建立过“东南战功第一”(53)的军功，广西壮瑶等族官兵，也积极参加了抗倭斗争，其勇敢与战功都为参加抗倭斗争的军兵所称赞。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得到了台湾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与支持。明清之际与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龙江流域，当地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坚持长期的斗争，并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配合满汉官兵，取得了反击战的胜利。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根基，所以在1840年以后的百年中，虽然西方列强用尽了各种卑劣手段，但仍未能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中华民族仍能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的基本完整。
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又都以中国为通称。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廷，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比如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就是说，他是中国皇帝钦差，行使中国主权。《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一家一姓的朝代国号也随之废除，于是定国名为“中华民国”，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名称中使用中国两字。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已获得彻底的独立与解放，并且豪迈地跨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陈连开）
(1)《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冬十月丙子条。
(2)《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
(3)《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七月辛卯条。
(4)《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九月戊寅条。
(5)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太平杂志》第1卷第1期。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2页。
(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条释文。
(8)收入《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1。
(9)《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2月。
(10)西盟王公会议招待所编：《西盟会议始末记》 41—45页。
(11)《孙中山选集》，59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载《历史地理》第5辑。
(13)关于南北三带民族发展带的观点，是笔者多年讲课中阐明的观点，并在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这本小册子中，也讲了这个问题。
(14)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尚书·尧典》。
(15)参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三章第二节，商务书局，1936年。另苏联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πC.瓦西里耶夫《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载苏联《历史问题》1974年12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受来自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与5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的分析恰好相反。
(16)《中国文明的起源》，8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7)有关旧、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数据，凡未加注明的，一般均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关条目中放射性碳素断代经校正的数据。
(18)《中国古人类画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人类画集》编写组编，中国科学出版社，1980年。
(19)胡永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载《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20)包括裴李岗文化（河南）、磁山文化（河北）、大地湾文化（渭水上游陕甘接壤地带）。这是70年代得到公认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它们的文化面貌与文化层叠压均表现了是仰韶文化前驱的特征，被称为前仰韶文化。
(21)在陕西、晋南同样发生了相似序列的替变，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或又与河南龙山文化合称中原龙山文化。
(22)考古学界或将北辛（下层）文化与青莲岗文化区分为两种早期新石器文化，一般是合称青莲岗文化，为大汶口文化的前驱。
(23)《关于仰韶文化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报》1965年1期。
(24)对河姆渡文化的早期和中期发展程序及其去向，考古学界意见不一。一般认为继河姆渡文化早期发展的是马家浜松泽文化。对马家浜文化和松泽遗址的新石器遗存，考古界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是马家浜文化的早、晚期，有的认为是继马家浜文化发展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今以马家浜·松泽文化表述。
(25)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载《考古学报》1986年4期。
(26)《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载《考古学报》1987年2期。
(27)参见《光明日报》日头版，《人民日报》日头版报导。
(28)参见《光明日报》日头版报导。
(29)《山海经新探》，9页。
(30)《吕氏春秋·恃君览》。另参见《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等篇。
(31)《孟子·离娄下》。
(32)此文最初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引文见该论文集1093页。
(33)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载《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载《文物》1977年2期。
(34)前者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后者载《民族研究》1987年1期。此外，近年来金景芳、张博泉两教授力主商起源于北方说，不及评述。
(35)谭介甫：《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载《文史》第6辑。
(36)《史记·宋微子世家》。
(37)《尚书·微子之命》，成王命宋微子“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38)《论语·为政》。
(39)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书局七十周年纪念《中华学术论文集》第5页。
(40)《尚书·康诰》：“殪戎殷”，伪古文《尚书·武成》作“一戎衣”，“衣”与“殷”同音相通，亦与“夷”通假，是周人贱称商为“戎夷”。
(41)均见《史记·楚世家》。
(42)《先秦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载《民族研究》1983年5期。
(43)清人崔述已辨《戎狄与蛮夷之不同》，收入《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当代学者童书业撰《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辨五方格局形成，其说甚详，收入其《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44)(45)《汉书·匈奴传上》。
(46)白居易《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收入《白氏长庆集》卷40。
(47)《康熙御制文集》一集卷36。
(48)《论语·颜渊》。
(49)《辽史·耶律倍传》，耶律倍，契丹名突欲，辽太祖时立为太子，太祖死后，其母立其弟德光为皇帝，倍奔中原后唐，赐姓李，名赞华，是五代时享盛名的画家，但辽代君主，多为倍的子孙。
(50)《后汉书·百官志五》。
(51)《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52)《方言笺疏》卷12。
(53)《明史·湖广土司传》。评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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