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北大鲁迅呐喊读后感读后感200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6-08-21 07:19 标签： 鲁迅传读后感
我观北大（鲁迅）
我观北大鲁迅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哪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着。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原载《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19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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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大为何不是教授只是讲师？
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鲁迅在北大只是兼职，所以从不以“北大老师”自居，但是1925年北大校庆27周年，学生会请他写篇纪念文章，他却欣然应允，写了《我观北大》。
　　核心提示：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因为蔡元培规定，只有在北大全职教书，才可以聘教授。鲁迅一直是兼职，所以只能是讲师。
　　本文摘自《风雨北大，水木清华》，作者：阿忆，出版社：贵州教育出版社
　　鲁迅介入北大，是从1917年为北大设计校徽开始。随后，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发表过许多惊世名篇。1920年，鲁迅来北大中文系执教，这是他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的大学--从1920年到1926年--整整6年时光。不过，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因为蔡元培规定，只有在北大全职教书，才可以聘教授。鲁迅一直是兼职，所以只能是讲师。
　　蔡元培一进北大，便邀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一枚校徽，这枚校徽后来一直沿用到1949年。随后，鲁迅加盟《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崛起为文学巨匠。
　　鲁迅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德语专业毕业生冯至，听过鲁迅的课，他回忆说，“这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每一次，当鲁迅老师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只剩下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鲁迅经常在寓所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总是端着油灯，把学生们送出寂静的胡同。
　　鲁迅在北大只是兼职，所以从不以“北大老师”自居，但是1925年北大校庆27周年，学生会请他写篇纪念文章，他却欣然应允，写了《我观北大》。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大为死难学生举行隆重追悼会。鲁迅写下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说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进京，京城一片肃杀。因为师生恋和婚外情，坊间议论纷纷，鲁迅从此去了南方，1936年在上海病故。
　　1920年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还不是鲁迅，而是三只“兔子”。留欧的蔡元培，比留日的陈独秀大12岁，陈独秀又比留美的胡适大12岁，他们的生肖都是属兔，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后人常认为，蔡元培做了10年北大校长，其实10年中，他的一半时间不在北京。有时候，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离京出走；有时候，在欧美考察大学教育；有时候，在忙于党务政务。于是，他经常把校长之实，委托给北大总务长蒋梦麟。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以做学问为本分，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五四学潮中，蔡校长一度离京出走，经过师生一再恳求，才勉强回校。回校之前，他发表文章说：“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对欧美的考察，更坚定了他平民教育的理念。他坚持读书不为做官，坚持男女同校。这些戒条，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中日战势正紧，蔡元培客死香港，享年72岁。为了纪念他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尽管他是国民党元老，甚至参与过“四?一二”反共清党活动，他的半身塑像在1982年被竖立在未名湖南侧的山丘之间。
　　被蔡元培三顾茅庐、请进北大的陈独秀，既是文学理论家，又是政治家。他从1917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第二年又和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宣扬新文化和共产主义。第三年五四学潮爆发前夕，陈独秀被蔡元培舍弃。他生气失落，学潮中，他亲自去前门散发传单，当晚被捕。1920年，在李大钊帮助下，陈独秀逃离已经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北京城。
　　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商人，乘一辆骡车，出朝阳门东去，前往李大钊的河北老家。
（责任编辑：值班编辑、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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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北大①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②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
　　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③的招牌来“作之师”④，并且分送金款⑤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⑥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⑦，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⑧，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②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120页注⑦。
　　③“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120页注④。
　　④“作之师”：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⑤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⑥彭允彝：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⑦暗地里做总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⑧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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