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牒大府”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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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分析.pdf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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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清朝初年,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与中央政权隔海对峙,给沿海社会稳定造成
巨大威胁。清政府积极准备进取台湾、消灭郑氏。此间姚启圣任福建总督,在他
的主持下,形成了利于统一的良好局面,在此基础上,清军一举削平郑氏,完成
国家统一。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法,在参考已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姚启圣为台湾统一作出的贡献,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导语。说明问题缘起及意义,进行学术史回顾,介绍本文的史料与
方法。 第二章,早期经历。姚启圣青年时期富于传奇色彩,在香山县令任上被罢官,
又因商致富。 第三章,平定闽疆。姚启圣参与平定耿精忠、郑经的军事行动,功勋卓著。
此外,他还致力于消除闽省民间疾苦、减轻人民负担。 第四章,平台准备。姚启圣以台湾归清为己任,为台湾归清创造了良好局面,
还甘冒政治风险,举荐施琅复出,担任水师提督。 第五章,参与平台及善后。台湾统一前,姚启圣与施琅有分歧。统一过程中,
姚启圣于各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平台后,他最早提出把台湾归入清朝版图。 第六章,总结。总结全文,对本文涉及的历史人物、相关事件进行评价。 关键词:姚启圣;统一台湾;贡献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Zheng group set up a regime in Taiwan by
force of arms, confronting central Qing government over the strait and posing a grea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coastal areas. In order to conquer Zheng group completely, the
Qing government prepared for unification positively. At that time, Yao Qi-sheng was
Governor of
leadership,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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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康熙皇帝为何不喜欢姚启圣?
时间:日& & 来源:《管理智慧》
[提要]姚启圣(公元1624年-公元1683年),字熙之、忧庵;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杰出政治家,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人物之一,曾担任福建总督,当政期间以执法严明著称,在收复台湾战役中功勋卓著;1683年6月底故逝。
康熙皇帝说最恨姚启圣这种人,在心里已把他杀一千次了。即使对郑经和噶尔丹,康熙也没有如此深仇大恨。为什么呢?因为未从内心归顺朝廷的姚启圣,代表的是一种知识者的清醒,是一种对满族皇权的轻篾和对官场陋习的厌恶。这种“从道不从君”的清介之气,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而如姚启圣之巧舌如簧,冷嘲热讽,擅议朝政,在康熙看来便是妖言惑众,有动摇朝纲之害,他怎能不觉着如芒在背?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所谓“士”)的看法就呈矛盾纠葛状态。知识者经常被赋予重大的社会责任,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同时,社会各界对“士”又偏见极深,知识者被认为是“会说不会做”的眼高手低之人,是木讷迂腐的书呆子,知识者的洁身自好、持重守节被看作是“故作清高”。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知识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决定了他们多数人的复杂人格及其命运。专制统治者懂得,欲坐稳江山,先要聚拢人心,“人心之中,最重要的又是士子之心”,朱元璋说的简洁:“治天下以人才为本”。这是因为知识者有思想、有见解,在民间具有影响力,执政者要巩固政权,使政权获得人民的认可,取得合法性,必须先争取“士”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士”的才智和能量又让统治者感到恐惧。为了保证君主的权威和君权的永恒性,统治者不惜动用暴力镇压“士”的理性精神和反抗欲望。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总有一些不甘于沉沦,勇于担当道义和责任的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敢于对不合“正道”的社会政治,做不屈不挠的反思批判,而且,社会越黑暗,统治者越残暴,知识者的这种反抗和批判越顽强,越坚韧。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从司马迁、嵇康,到柳宗元、辛弃疾、文天祥,再到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这样的“士”代不乏人。中国古代思想之精华,智慧之结晶,于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者,恰恰是在这些具有坚韧意志和高贵品格的“士”的手中产生的。
看电视剧《康熙王朝》,多处令我深思且产生共鸣,最让我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的是姚启圣。康熙皇帝想要煞一煞“当世奇才”姚启圣的傲气,将他独自一人关在牢里,拟将他关上三个月,传令下去:任何人皆不可与姚启圣交谈,违者重罚。狱卒都被震慑住了,谁都不敢造次。只是依旧好酒好菜相等姚启圣。一日姚启圣无聊之至,看见别人依旧不动声色的送上酒菜,他再也忍不住了,痛彻入骨地大喊
“你们别老是酒呀菜呀,得拿些书呀!就是拿本老皇历来也好呀!”随即啜泣起来。长达3个月的幽禁,回京途中康熙召见姚启圣在行辕中谈话,之后姚启圣藏起了一本书。康熙知道后对他说,朕平生两样东西不送人,一是嫔妃,二是朕读过的书。这本《仕林佚语》朕还没读过,你拿去读吧!姚启圣感动得泪都出来了。
(本文来源:《管理智慧》)
【相关内容】
《清史稿》记载:姚启圣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师定江南,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归。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
十三年,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陷温州傍近及台、处诸属县。圣祖命康亲王杰书统师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儿数百诣军,以策干王。檄署诸暨知县,剿平紫琅山土寇。十四年,以王荐,超擢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克松阳、宣平二县。十五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剿贼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复云和。
先是,精忠以书招郑锦,锦至复拒之,将士多为内应,锦遂取泉、漳二府,据厦门。精忠与战,复屡败。启圣又使仪破精忠将曾养性於温州。十月,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福建布政使,率兵讨锦。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者也,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简其部卒,得死士三千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地。锦遁归厦门。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赡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
十七年,锦遣其将刘国轩、吴淑、阿佑等复犯漳、泉,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等与战,败绩,遂陷海澄、长泰、同安、惠安、平和诸县。诏擢启圣福建总督,条上机宜,“请调福宁镇兵助攻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镇兵助攻漳州,复设漳浦、同安二总兵,增督标兵五千。通省经制兵万八千,申明临阵赏罚,禁厮役占兵额”。下议政王大臣议,衢、赣、潮三路皆重地,未便徵发,既增督标兵,毋庸复广通省兵额,馀皆从其议。七月,偕海澄公黄芳度自永福进克平和、漳平。国轩等解泉州围,进逼漳州,壁於蜈蚣岭。启圣率壮士锺宝、张黑子等出战,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贼寨,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馀人,国轩遁海澄,乘胜复长泰。叙功,进正一品。九月,复遣仪率兵攻同安,敌弃城遁,斩其将林钦等。寻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进攻海澄,败国轩於江东桥,又败之於潮沟。
十八年,国轩与淑、佑等踞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启圣偕赉塔、捷及巡抚吴兴祚等邀击,大败之,先后招降所置吏四百馀、兵一万四千有奇。国轩等复率万馀人谋夺榴山寨,启圣偕赉塔及副都统石调声击败之,至太平桥、潮沟,斩千馀级。十九年,会赉塔等攻海澄。时提督万正色先克海坛,启圣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并进,破十九寨;别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降锦将朱天贵等,锦退保澎湖,尽复所陷郡县: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朱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於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於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於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朱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
二十一年,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方郑锦屡入寇,徙滨海居民入内地,俾绝接济、避侵掠,下令越界者罪至死,民多荡析。及禁旅班师,驱系良民子女北行,启圣白王严禁。复捐赀赎归难民二万馀人,并请开海界、复民业,听降卒垦荒,民困渐苏。及锦死,子克塽仍其爵,称延平王,凡事皆决之国轩等。启圣令知府卞永誉、张仲举专理海疆,多以金帛间其党与。克塽乃遣使赍书,二十二年六月,琅进攻台湾,取澎湖。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缯、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台民果携贰。复设间使克塽与国轩互相猜,众莫为用。琅遂定台湾,克塽、国轩等皆降。语具琅传。启圣还福州,未几,疽发背,卒。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
后记:因为向康熙皇帝传台湾捷报比施琅晚了两天,故施琅得以加封靖海侯,而姚启圣却仍为福建总督,而且施琅是姚启圣以全家人的性命做担保,向康熙推荐的,所以康熙皇帝启用施琅,但是施琅却恩将仇报对这位恩人却冷眼以对,处处向康熙皇帝说姚启圣的不是,导致姚启圣郁闷至死。
《论施琅性格》: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得罪上级!
《论施琅性格》:施琅(),字尊候,号琢公,明末清初军事家,福建泉州晋江人。原为郑芝龙和郑成功的部将,投降清朝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1683年率清军渡海收复台湾。1690年9月(清康熙二十九年九月),汉军镶黄旗施琅以平台湾功,晋封靖海侯,并恩赐其侯爵代代世袭,施琅于1696年卒,谥“襄壮”,追赠太子少傅。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一、施琅性格直率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著乡闾”。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意在南下勤王,施琅劝说其放弃此举。史料记载,“左先锋施琅入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主(郑成功)思之’。藩知来意,心衔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从当时形势看,郑成功南下勤王实为错误的策略,郑成功自己也说,“有报自行在来,二酋己下广州,即到广省,先复惠潮矣。又郝孽归清,此处终非久居”,镇守南粤的陈豹亦说:“二酋已破广州,杜永和入琼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难舍也。不如将此南粤地方,听藩主驻节,居中调度……俟有信,请藩主亲行,未晚也”,此说甚是在理,然郑成功认为“我(成功)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吊师,虽越山逾海,义当趋附,岂暇谋及身家”?那么,施琅为何要以梦说来劝阻郑成功呢?施伟青先生认为,“其时,陈豹正面建议己被驳回,施琅采取迂回的方式,利用当时人的迷信思想打动成功”,此说甚是。然黄典权先生认为施琅“临阵闪避,情殊难恕;兼之托言梦寐,尤有动摇军心之嫌”。显然此种说法有失妥当,施伟青先生对之已有评断,兹不赘述。还有学者认为施琅劝阻郑成功南下,是因为“他和一般海商阶层一样,不愿花费过多力量南征北战去支持南明政权”,此说当有合理之处,但认为施琅代表海商阶层劝阻成功南下似难以令人信服。总而言之,施琅不顾个人利益劝阻郑成功南下勤王,导致失去军权,可见施琅的为人性格。,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清福建巡抚派马得功乘郑成功南下勤王之机袭取厦门,郑军战败。施琅并不以此时乃“假回闲员”而作壁上观,相反,他积极观察敌情,组织军队反击清军,并成功夺回厦门。由此可见施琅性格正直。事后,郑成功行赏,施琅以厦门己失、虏又生还,辞不受,此处亦可见施琅为人直率。此后,施琅不从郑成功移师后埔扎营操练,甚至“竟自削发”,及率众碎黄廷家器等行为,作何解释?一则施琅怒成功不归还自己的军权,二则郑成功猜忌不信任施琅,三则施琅易冲动,不够成熟,不知变通。施琅这一性格在其降清之后有明显改善,容后作述。,曾德事件。关于此事,诸家记载有出入,《先王实录》记载施琅杀曾德是因其赴成功处求拔为亲随,施伟青先生据《福建通志·施琅传》、《清稗类钞·武略类》、《郑成功传》、《襄壮公传》、《八旗通志·施琅传》等书记载,认为“曾德是犯法当诛的逃兵(逃将),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由此亦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我们认为: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等因素有关。
二、施琅自信与积极进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故“声著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欲“大有为”而“著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篙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在京闽籍士大夫经常拜访施琅,请教平海方略,施琅“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厄塞之处,如列诸掌”,施琅的同乡曾炳说:“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另外,施琅为内大臣十余年,“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与此可见施琅进取心之强,而在京担任内大臣的十三年则很明显是施琅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对比施琅在此前后的所作所为,便可轻易发现这个事实,兹不赘述。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
三、施琅性格沉稳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我们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我们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我们认为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四、施琅任人唯贤
对人才的使用上,施琅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议,认为郑氏归降人员中,不乏优秀人材。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但仍然有未尽其用的情形。施琅深知,充分发挥人材的作用,对国力的增强,对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一旦弃置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归命之心。”他认为,虽然国家每三年开一次武场选出一些人来,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不够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诚过来,久经沙场、有实地作战经验的“纠纠勇夫,”这样做,“盖措置得宜,其于国家未必无少裨益也。”这也是“笼络人材,罗其尤而众心自戢者也。”(《收用人材疏》)而且,施琅在用人上还主张不因循守旧,不拘一格。他提出国家一年花一二万金来养有用之人,“使新旧投诚,老弱者遂安处之荣,精锐者有功名之用。”也是值得的。他还主张将那些才略未必能胜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来,以人尽其材。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
五、编后小结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我们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我们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我们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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