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又要反校园欺凌

混乱的课堂:乡间底层孩子的“反学校”文化
乡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
  每一个个体最平凡的日常经历都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历史档案中刻骨铭心的珍藏,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每一个底层孩子都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书写着未来中国。
  然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什么样?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吗?他们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开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众头脑中“弱者”的标签式形象吗?那些被公开化的“个人梦想”究竟是底层孩子们的“真实”表达,还是被外界舆论建构而越位臆断的“虚假代言”?
抗争“知识权威” 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 & 有的老师偶尔向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是希望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而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
乡村教师往往比较贫困
  三是乡间少年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对老师不屑的背后支撑力量。
抗争“关系权威” 课堂中的混乱
  下课后,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也绝对没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 & 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还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三十多分钟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乡村教师实际教学中存在很多无奈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在与肖老师交流后获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如果九年级是因为升学无望而出现这种课堂消极行为,那么八年级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笔者来到八年级课堂,随班听课半个月。与九年级相比,八年级确实有所收敛,但尴尬的是:始终跟着老师思维走的学生日趋稀少,大多数八年级少年开始有了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隐性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与九年级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少年们最富隐性对抗的两门学科。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这样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面对乡校如此庞大的住宿规模,云乡学校竟连一名生活教师的编制都没有。全校所有老师下午放学后都要返回到县城教师公寓或乡镇中的家里,仅由德育主任邓畅及其妻子—云乡学校附设幼儿园中唯一的幼儿教师张丽共同兼任生活教师,邓畅管理男生住宿,张丽则管理女生住宿。
乡村教育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影响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比如,什么时间段内学生应该学习、吃饭、锻炼、休息、起床或睡觉,什么时间段内老师应该作为师者传道授业、作为朋辈谈心解惑、作为父辈关心体谅。正是在这种内隐作息时间表内权力规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规蹈矩中,少年们在微观的学校权力结构中被驯化与被控制。一方面少年们被集体训导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认可与遵循,从而加快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达成;另一方面,少年们则在对既定规定性时间的个体化抗争中,加速实现着底层的再生产。
  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我们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抗争“空间权威” 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
  在笔者对云乡学校六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全班开放式问卷调查中,73%的学生在回答“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这一问题时,写下了“摄像头”。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乡学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使云乡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乡村教育问题亟待解决
  学校对此的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会告诉少年们:“这实际上是为了给全校学生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你们无论你处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都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私下告诉笔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向少年们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已经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难以被发现。然而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
  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会轻蔑地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摄像头下少年们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o雅克o卢梭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而少年们则在摄像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这种空间权威表达集体抗争,空间权威在少年们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官方权力和公共期许自动地在少年们身上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塑形。
  (本文作者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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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底层孩子们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开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众头脑中“弱者”的标签式形象吗?那些被公开化的“个人梦想”究竟是底层孩子们的“真实”表达,还是被外界舆论建构而越位臆断的“虚假代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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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女生微博曝校园暴力 孩子玩手机你反对吗?
昨日09:28,朱先生来电:昨天晚上8点在我家附近,我发现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孩在跟手机店的老板交涉,原来小孩拿着压岁钱去买手机,手机买回来被奶奶发现了,就带孩子来退手机,双方起了争执。记者核实报道:朱先生家住近江小区,这家手机店,在离家不远的三桥农贸市场边上。奶奶帮孙子退手机2月20日年初十,晚上8点多,朱先生去手机店充话费时,看见手机店老板正和一位老太太在交涉,老人身后,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趴在手机店门口,眼睛直溜溜地盯着老人和手机店老板。一问才知道,老太太在为孙子退手机!“他奶奶说手机是孙子自说自话买的,一定要退掉!”朱先生说,男孩奶奶说,孙子平时和爷爷奶奶住一起,本来就有一部手机,因为整天玩游戏,影响学习,被孩子他爸没收了。没想到,今年春节,孩子把压在枕头底下的压岁钱拿了出来,花了600元买了部新手机。“奶奶心疼孩子被他爸爸打,赶紧带着他来退钱!”朱先生说。手机店老板答应退钱,但因为男孩把保修卡和包装都丢了,店老板要求男孩奶奶补偿他150块钱,但老太太只愿意给50块钱,双方争执不下。朱先生说他做了个中间人,让双方都退一步,最后,老太太给手机店老板80块钱,就当是多包个红包。手机不会单独卖给初中以下的孩子朱先生说的这家手机店,店面不大,十来平方米,两边是五金店和沙县小吃。“哎哟,这有什么好问的,我从来不会把手机卖给孩子的,那天主要是我不在嘛!”昨天下午,联系上手机店老板王先生,他的语气颇有无奈。王先生说,孩子买的是一款价值800元的安卓系统智能手机,当时他不在店里,手机是他老婆卖的。他老婆当时反复问了男孩好几遍,家里同不同意?男孩点点头,说爸妈都知道的,她这才把手机卖给男孩,还便宜了200元。王先生说,他开手机店10年了,一般从没有小孩单独来买手机,即使来了他也不愿意卖,就怕卖了之后,会惹许多麻烦事,就像这次一样。昨天,记者走访了一些手机卖场,所有店家都表示,会拒绝向16岁以下独自前往的青少年儿童出售手机。银泰百货卖智能手机的营业员说,孩子单独来买手机的很少,但家长陪着来买的挺多,买得最多的是1000元到1500元价位的智能手机,像iPhone这样的很少。“还有一些是家长来买手机,换上新的以后,旧的就直接给孩子用了!”延安路一家苹果专卖店的营业员说,春节期间,家长带着孩子来买苹果电子产品的很多,能占到营业额的六分之一,给孩子买得最多的是iPadmini和iPhone,“有的孩子一进店里,先玩一玩样机上的游戏,驾轻就熟,有些孩子还会要求我们帮他们安装一些社交类的软件!”跑步、植物大战僵尸、切水果 孩子最爱玩这三款手机游戏现在,很多孩子都拥有手机,有一些还是智能手机。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五年级到初一的同学,发现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外,孩子们用得最多的是游戏和社交软件。这当中,玩游戏所占比例达到大约三四成,最常玩的是“跑步”,“植物大战僵尸”和“切水果”三款游戏。还有不少孩子已开始使用社交软件,比如手机QQ,微信,微博等等。作业不会做,上手机QQ问同学几乎所有买了智能手机的同学,都安装了这款软件。小学6年级的黄同学使用的是三星note2智能手机,是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8名后,爸爸妈妈奖励他的。不过平时,手机是不能用的,只有到双休日和节假日,在做完作业的前提下,每天才可以玩大约1个小时。黄同学说,除了偶尔玩一下游戏,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手机上网看看新闻,聊聊QQ,“班里有个QQ群,同学们没事就在上面聊天,多数是闲聊,有时候也会问问作业,有相同爱好的同学之间也会私聊,我就经常和别人聊漫画。”小学6年级的陈同学说,班级和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和社团活动,有些社团的同学们,会一起建个群,聊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还有一个6年级的男同学说,有了手机做作业方便多了,可以上QQ问同学,或者干脆直接搜索百度找答案。小学生流行在微信上晒旅游照和QQ比,微信本身除了聊天的功能外,更多的是展示。当你上传照片后,所有的微信好友都能第一时间看到。今年2月1日“嗨,都市快报”版,就曾刊登过一个11岁念5年级同学的电话。11:40,梅同学来电:我今年11岁,女生,读五年级,已经放假了,之前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智能手机,诺基亚的新款。我几个同学都有微信,我爸爸也没有给我包月,有一次我上网发微信,马上就把钱都用光了,还欠着500多元。五年级的陈同学说,班里的同学之间,现在很流行在微信上发照片,只要有同学发了照片,大家都会去留言,“比如寒假里我去了万象城和上海,就会拍照片发到微信上,还有一个同学,寒假去了欧洲旅游,他发了一些欧洲街头的风景照,大家都很羡慕,觉得很漂亮。”初一学生微博曝校园暴力初一的虞同学,玩微博已经两年了,发了4000多条微博,粉丝有一千多个,算得上同学当中的“资深博友”。 点开虞同学的微博,内容主要有三类,一种是她的自拍照片,一种是转发一些韩国明星的微博,还有一种是和同学间互动的微博。去年10月26日,虞同学发了条微博:班里同学放学时遭到五六个不良青年敲诈。因不肯给钱而被扇耳光。就在距离学校不到五十米的一个花园内。虽然老师多次强调此问题也提出了应对方案,但一个学生的力量毕竟薄弱,为何不多派几名男老师巡视此地带呢?她说,微信上大家聊天比较多,发照片比较多,而微博上则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比较多。学校态度:孩子用手机,不支持也不反对某小学6年级班主任王老师说,她们班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家长为孩子配备了手机,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智能手机。对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学校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是上学期间,不允许学生把手机带入校园。“只要不出现过度沉迷,影响生活和学习,偶尔接触一下手机,我认为也没什么!”王老师说,孩子使用手机,目前也是社会的一个热点,学校也曾组织家长会,针对这个问题和家长们展开讨论和交流,总的来看,班里的同学都还是比较自觉的。对孩子用手机,家长又怎么看?小学6年级陆同学的妈妈:我没给孩子配备手机,主要原因是怕手机辐射,另外从平时孩子的生活学习来看,完全没有必要,手机上的一些游戏和软件反而会耽误时间,影响学业。小学6年级黄同学的妈妈:孩子一年前就提出要买手机,上学期他考试成绩不错,家里为了鼓励他,给他买了一部三星智能手机,但约法三章,平时手机不能玩,只有节假日才可以玩,而且时间规定每天不能超过1个小时。小学6年级陈同学的妈妈:接触手机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和学习,只要正确引导,使用手机问题不大。了解更多资讯,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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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反映兰州一小学老师要求孩子补课 学校:只是建议
  原标题:家长反映老师要求孩子报班补课
  学校表示,老师只是建议成绩差的学生到校外补补课,没有强行要求
  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崖第二小学
  中国甘肃网9月11日讯 据西部商报报道&(首席记者 金奉乾 实习记者 雷亚徽)省教育厅三令五申严禁中小学周六、周日违规补课。昨日,有家长反映称,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崖第二小学在开学之际,要求6年级的孩子报班补课,家长认为学校老师的做法不对。学校负责人却表示,老师出于好心让成绩较差的学生自己到校外补补课,没有强行要求补课。昨日,兰州市教育局纪检组工作人员表示,严禁给中小学生补课。
  目前,七里河区教育局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此事。
  家长:
  老师:教育局:
  开学了老师要求孩子报班补课
  昨日,一位学生家长投诉称,他是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崖第二小学6年级的学生家长,该校6年级的老师又要借补课敛财。这位家长说:&开学了,孩子又告诉我,老师又让报班了,数学、语文、英语。我们都是打工的,挣钱不容易,几年了,老师每到开学、放假就通知报老师自己办的辅导班。孩子如果不报班怕老师对孩子不好,但是报班确实没有钱,怎么办?我想问一下,老师上课都在给孩子们讲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补课呢?恳请领导们重视,问问老师们上课在讲什么?&
  昨日下午2时许,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崖第二小学门口附近的巷道里,几个前去上学的6年级的学生告诉记者,老师给同学们说过补课的事情,家长们都不太同意。一位孩子家长说:&我不同意给孩子补课,但我们不敢得罪老师。不说了&&&
  老师:
  只是建议找辅导老师补功课
  昨日下午3时许,记者就此事来到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崖第二小学进行采访。该校6年级(一)班的崔琳老师表示,她所教的班级有58个学生,大部分是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其中有10多个学生学习成绩较差。这些孩子明年将要小学毕业,成绩不好会影响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今年开学后,老师也是出于好心,只是建议这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自己到校外补补课,学校没有指定辅导地点和辅导老师。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该校负责人王毓发。王毓发说,这几天已有家长来反映这个情况,6年级的代课老师发现班上的个别学生学习跟不上,快毕业了,老师让学生到外面去自己找个老师辅导一下功课,没有强行要求报班补课。
  教育局:
  绝对不容许给中小学生补课
  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省教育厅发文要求各地要减轻学生负担,严格控制学生课外作业总量,严禁中小学节假日和周六、周日违规补课。省教育厅要求各地采取强硬措施治理违规补课问题,中小学一律不得利用周六、周日组织学生补课。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补课等现象严重的地方,将约谈当地教育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人。约谈后仍不能及时纠正的,将在全省进行通报批评,违规违纪的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绝不姑息。
  昨日下午,记者将此事向兰州市教育局纪检组进行了反映,值班的工作人员表示,绝不容许给中小学生补课,高二学生都不让补,更何况小学生呢?昨日下午5时许,七里河区教育局纪检负责人罗秉贵(音)说,此事他们还不知道,七里河区教育局将立即调查。
文章来源:中国甘肃网-西部商报
责任编辑:宋燕
记者今天从甘肃机场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31日,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工作落下帷幕,旅客吞吐量、保障航班起降架次均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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