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杨绛先生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是怎样的的一个人?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得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得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

第一次见面时,彼此怦然心动、一见钟情。钱钟书对杨绛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于是两人顺理成章地恋爱、结婚、生子,厮守终生。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样子,这段姻缘堪称现实版的“金玉良缘”。钱钟书真爱杨绛,但他一生真得只爱过杨绛吗?似乎又不是,他那句“我没有订婚”已经透露了答案。从吴学昭那本《听杨绛谈往事》里,更可以找出细节。

钱钟书在年轻的时候,真有过不少绯闻八卦,当时最为认可的绯闻女主据就是叶彤。叶彤是叶公超的女儿,因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和叶公超是好友,两位父亲便有意结为儿女亲家。虽然传得沸沸扬扬,但因为钱钟书对叶彤不来电,加上后来钱钟书与杨绛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双方家长便也不再干预。最后,钱老爷子还挑选出钱杨两人写得好的情书,寄去给叶公超看,表扬自己儿子、儿媳的才华。

此外,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里,隐约提及的两位绯闻对象还有赵萝蕤和何灵琰。

赵萝蕤(ruí),一听名字也能猜出这位女子出生不凡。其父亲赵紫宸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他酷爱唐诗,尤其推崇李白,“萝蕤”这个名字便取自李太白《古风其四十四》里的“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

1932年,20岁的赵萝蕤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也是这年杨绛从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与之成为同学,还发展为好闺蜜。赵萝蕤是同年级里年纪最小的,刚进入大一,就得了360元奖学金。她在朗润园的草坪上,女扮男装,饰演莎士比亚名剧《皆大欢喜》里的罗莎琳,还吸引了叶公超前来观看。在大三时,她应诗人戴望舒之约,翻译了美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才貌出众的赵萝蕤,很快名声大震,成为清华园里有名的校花,因为她身体不好,大家还给她起了一个“林黛玉”的外号。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位“白富美”的追求者,凑起来,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其中叶包括学长钱钟书。这绝对不是胡说,施蛰存的话可以作为佐证,他曾说:“《围城》中唐晓芙的原型即是赵萝蕤,钱当年是追求过她的。”这句话在著名学者扬之水女士的《<读书>十年》中便可以找到。

钱钟书喜欢赵萝蕤,他的恩师吴宓也是知道的。据钱钟书恩师吴宓(吴学昭的父亲)回忆,当时这些才子们,都没能入她的眼,她反倒看上了其父亲的得意门生陈梦家,还不顾父亲的反对,倒追心上人。幸运的是,钱钟书后来遇到了杨绛,但其实两人在见面之间,就已经有朋友在给这两人牵红线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一直很疑惑,钱钟书若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情,怎么会在《围城》里塑造出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据后世学者考证,《围城》中唐晓芙的姓名、相貌、性格、行事作风等,几乎与赵萝蕤有诸多暗合。所谓“李唐赵宋”“牵芙连蕤”的隐语,更是昭然若揭。现在看来,也只是当事人避而不谈罢了。

钱钟书的另外一位绯闻对象名叫何灵琰。何灵琰是何竞武将军的千金,因何竞武与徐志摩是同窗好友,徐志摩和陆小曼便认她作干女儿。何灵琰身材高挑,大眼睛,白皮肤,月眉皓齿,鸭蛋脸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论长相,是要比杨绛好看些。

1923年出生的何灵琰,比钱钟书小13岁。何灵琰是钱钟书在震旦女校的学生,也是他的补习学生之一。据何灵琰在《钱钟书·<围城>·才人》一文中回忆,钱钟书是徐森玉推荐给父亲,为她补习英文,为其当家教约有两年。在钱钟书发现这个学生对英文不感兴趣后,更多的是给她讲中国诗词。

这期间,何灵琰略有暧昧之嫌。钱钟书一周给何灵琰上两次课,上完课后,他们还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里,吃嫩金焖面,还一边吃面,一边讨论《围城》,何灵琰也成了《围城》的第一读者。有时候,钱钟书还会在何家吃完饭,晚饭后会一起看星星。

补习结束后,这对师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若干年。二十多年后,钱钟书访美,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再次相遇,在何灵琰稍微提醒一下,钱钟书竟然能脱口喊出她的英文名字:“Julia!”关于钱何之间是否发生过师生恋,至今仍然是秘密,何灵琰手中私藏的那批二人来往的书信,也让人好奇。

虽然有关钱钟书的这些恋情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从《听杨绛谈往事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后来的杨绛确实不喜欢那位当年的好闺蜜赵萝蕤,何灵琰更是浮云。杨绛先生就是这样豁达,在世人认为的“围城”中,与志同道合的爱人,笑着走过了一生。

  百余年的精神遗留,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到今天,杨绛先生走了整整一年,却不知仍活在多少人的心里。

  先生幸运,生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先生回忆父母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世事与人生就这样有了最美妙的发端。

  先生初恋就遇见“一点也不翩翩”“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钱锺书,但不翩翩的钱锺书却浑身儒雅,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35岁得沉迷书山、吸吮清泉的钱锺书既浪漫又体己的话:

  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妙更智慧的赞美么?

  “饱蠹楼”里任逍遥

  25岁陪钱锺书去牛津,在宛若城堡,透着遥远时空的沧桑和神秘的“饱蠹楼”(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钱锺书译之为“饱蠹楼”)里读书,“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中西精髓融于一身,就像山泉映月,清光照人。  

  26岁做母亲。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锺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锺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从此,女儿钱瑗成了先生平生最好的杰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此后八年,古老的中华大地成了偌大的修理场。钱锺书的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但他们都急着要回国。

  沦陷的上海,每天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途中总有日本兵检查。先生不愿鞠躬,就低头而过。一次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他走到先生面前,瞧她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颔下猛一抬。

  “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们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

  《围城》受了先生剧作的启发而立意

  抗战期间,先生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部喜剧被柯灵称为“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存中有数的好作品”。

  某种程度上说,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是受了杨绛先生的剧作启发而立意的。

  一天他们同看先生写的话剧表演,回家后钱锺书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先生大为高兴,立即说:“好啊,我支持你!”

  1944年,钱锺书动笔写《围城》,平均每天500字左右。两年里他“锱铢积累”地写,先生“锱铢积累”地读,“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1949年,他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事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1958年,先生接受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

  先生发现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最可信呢?我要忠于原著,只可以直接从原著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

  47岁,先生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

  1977年2月4日立春节气那天,钱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进南沙沟寓所。“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接受采访时深情回忆道:

  “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而且,“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给我一种安心的、充满智慧的、温暖的感觉。”

  一次,先生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两人都想披一身“隐身衣”,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求隐身书斋、潜心学问。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先生雍容娴雅;钱锺书飘飘凌云,穆然清风,似游天地之间。

  今日之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急功近利者甚众。须知好学不厌之士,乃一代之砥柱,一国之命脉。

  钱、杨“融通”之大厦,学界“乌托邦”,常人未可梦及,吾辈对之焉敢不生敬仰之心而盖自激励乎!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身心憔悴,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的先生究竟如何在孤寂、病痛、死亡的大考中挺过来,浴火重生,奇迹般成了一家三口的新生命?

  极度悲痛中,先生选择翻译柏拉图的《斐多》,讨论灵魂不死。

  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战场”

  垂暮之年,先生将一家三口的记忆诉诸笔端,感受漫长岁月悉心经营的温馨,又仿佛在舔舐自己的伤疤,甚至能听到伤口裂开又开始结痂的声音。这种温馨中带着残忍,在默然中自我疗伤,借沉痛的文字排泄身上的“毒瘤”,将“有毒”的负能量一一清洗,用干净悲怆的语调给至亲者献上瓣瓣心祭。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抄《槐聚诗存》,追忆与钱锺书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

  此后,先生以老迈之躯发宏愿,悉心整理钱锺书采百花而酿出的蜜——八万多页的中外读书笔记,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战场”,在敲木鱼式的疗伤中,让颠沛流离、伤痕累累的几麻袋笔记有系统有秩序地变成几十册皇皇巨著,为读书人显现一代宗师的成长踪迹。

  96岁,先生沉定简洁的封笔之作——《走到人生边上》,在人生的边缘自问自答,劝善说理,和风细雨,像小溪静静流淌。所见之远,所及人心之深,可谓宏廓辽远,穆然远上,不可企及,成了读书人的枕中秘籍。

  百岁前后,内心更新的先生懂得什么是正道,并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至死维持着一贯的执拗。

  美哉,沨沨乎,大而婉,俭而易。

  仁心慕义,见微而知清浊,观止矣!

  苦身焦思,终而得道

  先生曾译英国诗人兰德暮年的《终曲》: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去年的今日,先生安然走了。

  105年,先生穿过生命重重关卡,将所有负面因素转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一辈子坚守读书人的本分,用自己干净的言行点亮世人的心灵之灯,成了人类百年的精神容器,精神史上新的标杆。

  苦身焦思,终而得道,人生若此,欲毋显,得乎!

  (作者:杨国良,系海南大学教授,《杨绛年谱》《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等书编著者)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撒贝宁错过北大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