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同》，周浩成为第一个蝉联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但他没有出现在颁奖典礼现场，只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做梦一样，梦醒了还得继续拍片。”13个字之外，再无赘述。

《大同》的英文名是《The Chinese Mayor》（《中国市长》），它以曾经的大同市长耿彦波为核心人物，记录他从2008年2月到2013年2月在大同任职期间的工作和状态。

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跟拍一位中国市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机会。周浩贴身跟拍了3年，以至于时间一长，耿彦波都忘记了摄像机的存在，在拍摄结束的时候他问周浩，“你究竟拍了些什么？”

纪录片保留了周浩和耿彦波之间的几次对谈，耿彦波向周浩倾诉工作的难处，对大同的想法，他对半生官场的感悟，告诉他年轻时候想做一个记者和作家的梦想，以及对国学的情有独钟。这两个相差10岁的男人，在长时间的跟拍与被拍中，建立了某种信任。

跟拍官员，这并不是周浩的第一次。2007年底，周浩曾跟拍河南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任前3个月内发生的故事。这部名为《书记》的纪录片里，不仅有冗长的大小会议，也有会后觥筹交错的酒宴，甚至在KTV里的轻歌曼舞。郭永昌在镜头面前举止自然，并不避讳。

同任何一部其他的片子一样，周浩记录下官员真实的状态，他能理解这样的生活，“你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办公室里面谈成了吗？每天晚上喝酒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虽然现在政府八项规定的要求特别严，但在早期，这是一种常态。他觉得自己这也在努力做工作。”周浩说。

德国汉学家阿克曼曾说，“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固化，我希望他们看到我的展览后，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不再那么肯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象这个国家。”这个回答，让周浩顿悟，他似乎找到了“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周浩是贵州人，1988年大学毕业，曾供职于贵州机械设计院，和一群高智商的工科生在一起“自惭形愧，觉得自己做工科没有什么前途，应该发展一些业余爱好”。

周浩自认为“不是特别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彼时纪实摄影刚刚在中国兴起，周浩找到了他的兴趣点，他喜欢“扫街”，游走在大街小巷，捕捉市井百态，拍一些社会题材内容。

1992年起，周浩先后在《贵州日报》、新华社贵州分社、《南方周末》担任摄影记者。2002年后，周浩进入21世纪报系影像工作室，转行从事纪录片拍摄。周浩在早期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最开始，他拍摄流程依然和做记者一样，申报选题、获得资金、拍摄、成片，版权归单位，他是作者。

周浩真正做纪录片时，已经34岁。他开玩笑地说，“做片子就是在刷存在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些年，周浩保持着持续的创作力。13年里，至少拍了8部作品，他没有办法接受两三年不出作品，那样他会觉得“失落”。“纪录片就是把我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通过摄像机的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这种观察本身就是我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

他的作品超过半数在不同电影节上获奖。《厚街》获得了2003年云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奖；第二部纪录片《高三》，获得了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最佳纪录片奖，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龙哥》获得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亚洲奖首奖；之后是《棉花》《大同》，先后在51、52届金马奖上获最佳纪录片奖。

十几年做记者的经验，训练了周浩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很好的直觉力。他能非常清楚地预见片子出来之后媒体的反应。也因此，周浩经常被称为“记者型导演”。

《厚街》真实又荒诞。周浩记录，但不做判断。在之后的《急诊室》《差官》等作品中，他采用同一种方法，呈现一个主题下不同的人和故事，“不审判”“不苛刻”“呈现人性的复杂”是他的理念。

不做评判，并不意味着不做选择。《书记》拍摄过程中，周浩偷录下一段郭永昌要求他离场后，郭和秘书商量如何把钱退还给行贿者的录音。在参加2009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时，周浩放弃了这段录音，之后郭永昌被双规，周浩才重新加上了这个素材。

他说不希望片子因此成为一个证据，对受访者有所伤害。周浩坦言，每部片子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并不认为我拍到的所有的猛料我都要放到片子里面，我是非常有节制的。”

一个人到团队作战和疑虑

周浩在拍第一部片子《厚街》时，署名是“制作：周浩”，而非“导演：周浩”，他觉得“导演”不合适，“我觉得我不是导演，这是生活自然流出来的东西啊。”

但从《棉花》开始，他已经逐渐接受了“导演”的定位，也接受团队。他觉得导演是有盲区的，他会被第一现场的其他因素干扰，获得的资讯和观众不对等，但剪辑师只关注最终呈现的画面。到了《大同》，他仍然沿袭了团队作战的方式。

因为市场不足资金匮乏，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大都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导演除了一个人包揽摄影、剪辑等创作过程，也要负责片子的推广发行。力不从心又缺乏经验，常常使好的片子无法被看见。周浩的《急诊室》《差官》等几部片子，也是因为疏于打理而反响寥寥。

2011年底开始拍摄的《大同》是周浩的一次全新尝试，他第一次和职业制片人赵琦合作。

赵琦是中国唯一一部获得艾美奖的影片《归途列车》的制片人，他工作室目前制作了包括《大同》在内的4部纪录片，均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好的推广和成绩。

“制片人要懂法律、财务、退税，还要对片子本身有理解。专业的纪录片制作人在国内非常稀缺。”赵琦说。

在他们签署的合同上，周浩回归到导演本职，只负责拍片；《大同》的推广，全程由制片人赵琦负责，赵琦拥有作品的版权和终审权。“我们开始的目标是，合作出一个样本，以后中国的导演和纪录片制片人之间能有一个模块可以参照。”谈起这次与职业制片人、国际机构的首次合作，周浩表示还有值得探讨的。

《大同》不出意料拿了金马奖，也上了豆瓣，评分是周浩预想的9分。早在2015年1月，《中国市长》就入围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的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并最终斩获评委会特别奖。圣丹斯电影节创立于1984年，专为独立电影人和影片而设。该片还成功销售给英国广播公司（BBC），2015年2月得以在第四台首次播出。

在赵琦看来，“制片人”是影片的第一责任人。“导演是创意总监，制片人是产品经理。”而这种已在国际上通行的合作模式对国内大部分导演而言，是很难接受的。第一次参与这个体系的周浩并不适应，他也承认，“把版权和终审权交出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我告诉别人我在这个片子里边得到多少利益以后，很多导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就是一个彻底从头到尾被剥削的一个人。”

而赵琦忧虑的是，“国内有非常优秀的导演，但是没有人潜心来运作他们的作品。如果能把这些片子拿到一些国际A类的一些节展上，将会获得更大国际的空间。但如果不能进入这个体系，作品的国际传播能力，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然而，对于这些，不是周浩关注的重点。就在金马奖获奖的同一天，周浩已经开始了他新片的拍摄。

（徐皓荐自《中国新闻周刊》）

独立纪录片导演周浩总能凭借拍摄人的故事拿奖。刚刚公布的2015年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他以新作品《大同》捧得最佳纪录片奖。去年让他拿下金马奖的，是讲述“中国制造”产业链上那些个体命运的《棉花》，而在此之前，他拍摄过毒贩、东莞的外地打工者、急诊室里的人们、高三教室里的学生们……这些人的故事是他的作品，但同时也是他的生活。

　　周浩是一个讲究生活的人。在他上一部作品完成剪辑的那天，工作室的同事们决定出去庆功。当其他人还在为来几瓶啤酒犹豫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碗粥，而且是白粥。尽管这是一个需要庆祝的日子，但还是喝粥比较养生，他说。

　　从任何意义上说，周浩都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导演。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是唯一一个不熬夜的人。曾在他的工作室工作的洪世豪说：他的生活井井有条，每个礼拜固定打三次羽毛球，每天中午准时做饭，到了晚上11点，他注定已经回房间睡觉，少有变动。“周老师拍纪录片跟过日子似的，一部接着一部，上一部片子的剪辑进度还写在墙上呢，他就已经找到下一部作品的选题了，他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洪世豪说。

　　在迥异于其他人艺术家般的流浪生活中，独立纪录片导演周浩迄今为止完成了超过10部纪录片作品，并收获许多业内奖项。2001年，周浩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厚街》，并凭此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6年，纪录片《高三》获得香港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2008年，《龙哥》获得台湾纪录片双年展“亚洲奖”首奖；2014年，周浩的纪录片《棉花》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就在今年11月21日举行的第52届金马奖颁奖礼上，他凭借拍摄原大同市长、现任太原市长耿彦波的纪录片《大同》，再次捧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周浩纪录片海报 《大同》

　　对周浩来说，纪录片就是他的生活。这些纪录片有完全不同的主角，有的是生活在东莞厚街上的打工者，有的是毒贩，有忙碌在急诊室里的救护人员，在最近的一部作品中，还有为政绩奔波的市长。这些纪录片中的主角，有的是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新朋友，有的则在拍摄后成了自己生活中的朋友。比如因为跟着自己在《南方周末》工作时认识的前同事方三文回老家，他才拍摄了那些困在教室里备考的高三学生；因为自己在火车上结识了种棉花的新疆人，才开始了《棉花》的拍摄。而今距离拍摄已有将近10年时间过去了，他还在当年那群学生组建的微信群里，而当他获得金马奖后，第一个发短信跟他道喜的也是在拍摄棉花产业时认识的牛仔裤工厂老板。

　　“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职业经历决定了我的片子，那里面有我的烙印、我的视角。有的片子一看就是‘周浩的片子’。而我这一辈子，和他们（纪录片里的拍摄对象）羁羁绊绊。”周浩说，“说不清楚，有各种小纠结，采访对象和我们之间有时候像谈恋爱一样的，有时候还闹点小脾气，就像情侣之间一样，说不清楚、道不明白。”

周浩纪录片作品 《棉花》

　　纪录片在周浩35岁那一年正式进入了他的生活。在那之前，他差点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法在机械设计上比过那些“连打牌都能记住每张牌的理科生”时，他就转行了。后来，他计划成为一名摄影师——准确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拍摄出不少纪实题材的摄影作品。但当他发觉自己的天赋拍不过“那些既像摄影记者又像艺术家的人”的时候，他又决定再换一次——做一个纪录片导演。

　　在做摄影记者的时候，周浩就已经开始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观察视角。和其他摄影记者一起去麻风村采访，只有他发觉了一个新的拍摄角度——在这个饱受歧视小村庄里，生活在没有同伴的小学里，孩子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世界？

　　2001年，还在《南方周末》担任摄影师的周浩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厚街》。厚街是生活在东莞的打工者每天面对的一条街，但是周浩在这条街上发现了值得拍摄的内容——“做记者的时候觉得好像很了解打工者，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真了解吗？”

　　于是，他第一次用移动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普通打工者的故事：有的因为工厂停工坐在街头，有的艳羡发廊小姐的生意而碎碎念，女人在出租屋生孩子，黑社会拿着刀来伤人，更多的时候，这里发生的是琐碎的追租、堵车、发呆……

　　不过，第一次的尝试是有些慌乱的。《厚街》是一部窄幅作品，并不是周浩想要通过窄幅的画面体现电影效果，而是因为他错误地在拍摄时给每个画面添加了时间码，只能在后期裁掉。那时候的周浩不知道拍片需要外接麦克风，也不知道怎么调节摄像机，只能“一切凭直觉”，最初的好长一段时间需要一边拍摄，一边打电话给同事：怎么调白平衡啊？

　　相比于拍摄技巧上的困惑，更多的困惑是一个终极问题——到底什么叫作纪录呢？

　　“我们做纪录片的人都想去还原真实，我们还原得越真越好，越能够窥视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你是最牛的。记者有时候就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实际上做过记者就会知道，那都是自己架构出来的。记者永远只告诉你他认为他应该告诉你的事情，他永远会隐去他认为他不应该告诉你的事情，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他是有选择性的，我以为纪录片会好一点，但其实纪录片也类似，你给观众呈现的东西，观众到底怎么去感受呢？你既然又不是真实，那怎么办呢？”周浩说。

　　“现在我觉得，真诚比真实更重要。你只有不装，特别真诚地去面对你的主题，沉下心来去观察一个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看一些节目，包括现在中国的一些电影？电影有导演创造成分在里面，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不想看这样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架构一个很难引起我共鸣的世界？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真实，探索事实的原貌是什么样子，你探索的结果也许跟我相背离，完全不同。但没关系，如果我能看见你是以一个特别真诚的心去做这件事情，这种去探索的态度其实可能会感染观众。”

　　想通了这件事以后，拍摄纪录片就变成了简单而直接的事情。很多起初对他来说的拍摄困难，现在周浩都有了异常简单的解决办法：

　　——对方老看镜头怎么办？那就把看镜头的画面都剪掉。

　　——对方不同意拍摄怎么办？那就换一个人。

　　——对方问我要成片怎么办？那就给他看。

周浩纪录片作品海报 《书记》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能拍这么些不可思议的题材。其实真的没什么诀窍，就是真实直接地告诉对方，我想做什么，不需要用招儿，而且不需要骗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说‘我能来拍你吗’，他说‘可以你来吧’，就这么简单。”周浩笑着说，“也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平凡的脸，不英俊潇洒，但是也不至于太丑陋，它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可能让他感觉像他生活中日常遇到的人吧，让他觉得安全。”

　　这几乎成为周浩的纪录片哲学——“我在用纪录片的方式表达，讲述我经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我的生活。”

　　在他的同行雷建军看来，纪录片就是生活。他甚至和自己的学生将这个观点扩大成了一整本书，这本旨在研究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书名就叫《生活而已》。周浩的每一次纪录片拍摄，更像是记录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会跟拍摄对象成为若即若离的朋友，“跟谈恋爱似的”。在过去十几年里，他只换过一次电话号码，保留着大部分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他在厚街上见证了两个孩子的出生，遇到了一场杀人事件；当身为毒贩的拍摄对象入狱时，他替这个居无定所的人接收了邮寄来的《入狱通知书》；在街头跟人聊天的时候，他还会替当市长的拍摄对象说好话。

　　“我的片子里想展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周浩说。在纪录片《高三》的后记里，他这样形容自己：“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个改良者，我只能做一个记录者。”

　　“不管是做文字、图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在促进任何人之间的了解、沟通。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就是一个自媒体。只要做了一个作品出来，观众花了90分钟看了以后，能够若有所思、若有所想，让他自己的生活丰富了一点，对这件事有了多一点了解，我觉得就够了。”周浩说，“至于我拍的片子是不是极度贴近真实，算不算电影，我从来不关心。”

　　“我现在经常‘厚颜无耻’地告诉那些拍片子的人，你只要坚持，总能够拍出来。说起来我的运气还蛮好的，我虽然运气没好到像范立欣那样第一次就拿艾美奖，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老天也待我不薄。”周浩笑着说，“其实这个行当没有任何窍门，也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就像当年我拍的《高三》一样，如果说《高三》还算是一部成功的片子的话，仅仅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花一年的时间去一个地方待着，拍完一部片子，然后回来花时间，做完一部片子，仅此而已，道理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做，比如说高考这种事情在我做之前就没人做。”

　　纪录片成了周浩生活的一部分，这为他带来了成就感，但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负担。常常在面对拍摄对象的时候，他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纠结”。

　　“同样是拍摄一个场景，我会觉得这样呈现出来实际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事人会站在他的角度，他会觉得是不妥的。我不确定我做出来的片段所有被摄的对象他们都会欣然接受，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而且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会被这样的事情所纠结。”周浩说，他管这种“纠结”叫作“纪录片的原罪”——“我一直认为做纪录片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会在一部部片子增加的过程中累积。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法去承受这些原罪的时候，我就会跟这个行当彻底拜拜。”

　　但这天显然还没有到来。周浩又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现了下一个纪录片选题。这次，平时也炒股的他想拍那些生活在中国股市里的人们。“在这里，金钱已经超越了钱本身的意义，而是一种类似准宗教的东西。这其中有些人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他们赚钱只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说。

　　这个发现让他颇为高兴。“今天我们有大数据，iPhone也都能拍4K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全方位记录，好像我们不缺影像了。但从职业的角度来看，缺失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又回到了他的规律生活里——做饭，打球，睡觉，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