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央视前驻美首席记者

· 西方媒体的“阴间滤镜”是怎么加上去的？美国宣传界大佬、前总统传播顾问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曾在《宣传术》（Propaganda）一书中坦言：“美国一直把政治宣传（propaganda）这个词扣给别人，用来形容敌国宣传，而到了自己身上却对该词百般禁忌，把自己的新闻描述成‘教育性的信息’和‘客观的事实’。这种做法本身，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宣传呢？”

· 美国对中国发起了新世纪以来的最强舆论攻击。从“武汉病毒”到“实验室泄露”，从“种族灭绝”到“民主被侵蚀”，从新疆、香港、台湾、南海到一带一路，西方利用英语的全球普及地位和媒体的话语霸权，塑造着越来越负面的中国形象。

· 西方的舆论攻势正变为舆论共识。多份国际权威民调显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达到历史高点。这为美国拉拢盟友伙伴在战略、政治、经济上遏制中国提供了“正当性”和民意基础。

· 破解西方话术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重要一环。知己更要知彼。在新书《让世界听懂中国》中，我结合15年国际新闻一线经验，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分析，总结了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主要套路。在以后的文章里，我还会分享在实操层面构建中国话语的思考。

名词重建：“润物无声”的高级黑

“武汉病毒”、“新疆集中营”、“和平示威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平贸易”

不动声色，没有形容词。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名词看上去没毛病，也遵循了AP Style Book等国际新闻教科书的写作准则。只是，这些措辞背后忽略了多少历史背景？植入了多少价值评判？模糊了多少是非曲直？

八年驻美生涯中，从白宫到国务院，从总统大选到中期选举，我参加了数百场政治集会，阅读了无数篇新闻报道，随时随地都在体会“美国话术”的手段与效果。而名词重建正是他们的一大利器。

9·11之后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恐怖分子（terrorist）”，当年帮美国打苏联的同一帮人就成了“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

长时间生活在美国会发现，名词重建的话术套路已经渗透各行各业。秘书早已不叫“secretary”而是“行政助理（administrative assistant）”，二手车也早已不是“used car”而是“易主车辆（pre-owned vehicle）”。

真体面，真高级，有时，也真虚伪。

在国际传播里，“名词重建”（或者叫“名词构建”）是对已有概念作出的新表述，模糊人们对原有概念的理解，从而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这种转述策略是建构话语体系的手段之一，为西方主导国际事务创造条件，形成了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打压甚至吞并。

西方话语用这一手法抹黑中国还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将“propaganda”武器化，二是让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上“独立”。

在中文里，“宣传”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中性词。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电影宣传、禁毒宣传、防诈骗宣传，小学还有宣传委员。然而，西方将“宣传”翻译成了“propaganda”这个政治色彩浓重的贬义词，意思是“采用欺骗、掩盖等手段促使人们对政治说教忠诚”。“宣传”一词更贴切的英文翻译是“publicity”。

利用这个信息不对称，西方人给中国的机构、官员、媒体人、学者和他们的表述贴上“propaganda”的标签，诋毁说话人的公信力和信誉。

通过名词构建，西方媒体还挺“台独”于无形。

在书中，我对30余篇西方报道做了分析，报道涉及过去10年影响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有几个发现。

第一，对台湾的英文称谓。这对影响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知至关重要。国际上对台湾的英文称谓总结起来有三类。首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台湾的英文称谓是The Taiwan region(中国台湾地区）或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中国台湾省）。在这些表述中，两岸关系一目了然；其次，台湾当局对自身的官方称谓是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有时也使用缩写The ROC（Taiwan）。这个说法沿用了1949年国民党从祖国大陆退踞台湾前就开始使用的称谓。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两岸隔离，但这种称谓背后依然是“一个中国”的精神。最后，民进党及“台独”人士在“去中化”进程中，放弃了“中国”、“中华”的字眼，直呼“Taiwan（台湾）”，给国际读者造成台湾是“国”的印象。

统计发现，谷歌新闻排名靠前的30篇西方报道中使用“Taiwan（台湾）”称谓共计853次（包括“台湾的”、“台湾人的”），且前后不出现“中国”、“中华”等字眼；出现“中华民国（台湾）”10次；出现“中国台湾省”、“中国台湾地区”（包括“中国的”、“中国人的”）10次。

第二，两岸关系的“国与国”并列。除称谓之外，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并列关系对西方媒体来说也大有文章可做。将“台湾”与“中国”并列，很容易造成台湾是“国家”的印象；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并列，则一时难辨所属关系；如果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或台湾省”并列，台湾自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分析发现，所选报道将“台湾和中国”并列的次数共108次，占比88.5%；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并列的次数有13次，占比10.7%；而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台湾地区）”并列的表述出现了1次，占比0.8%。

Tsai（蔡总统）”。在所选的报道中，“台湾总统”一共出现了67次；“台湾地区领导人”只出现了1次。

第四，两岸关系史的表述。统计显示，所选报道中，1949年后两岸分隔的历史和所谓法律依据共34次，如已经失效的《中日和平条约》《旧金山条约》等，两岸同属一中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出现12次，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等。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发现西方媒体对两岸关系描述中有一句非常高频的表述——“北京将台湾看做一个叛变的省份，并表示会最终统一，如果必要将用武力统一。”比如：

（《纽约时报》，2017年）

这句话浓缩了西方对两岸关系的无知和傲慢，片面强调北京对台主权声索，不提台湾现行的规定也有相似声索，反复使用“北京将台湾视为其叛逃省”塑造了中共的“一厢情愿”和高高在上的形象。把北京“不放弃使用武力”的表态单拎出来，省掉了北京的和平统一愿景，煽动着“中国威胁论”。正所谓，挺“台独”于无形。

话语联动：美国式“组合拳”

“话语联动”是美国宣传的另外一个现象。在美国，商业媒体一般不受政府直接管控，但记者需要维护和政府的关系，能挖到猛料（scoops）和获得“喂料”（leaks）才算大咖。还记得美剧《纸牌屋》对女记者Zoe和副总统Francis暧昧关系的刻画吗？

同时，媒体在智库化，而智库也在媒体化，媒体需要评论员和专家提升其报道维度，而智库专家也需要发声渠道来分享研究成果；此外，在“旋转门”盛行的西方，智库和政府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美国官方、智库与媒体的联动杀伤力十足。

2016年的所谓“南海仲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我在谷歌新闻搜索里键入“South China Sea（南海）”这几个关键词，并选取了排名前30的美国媒体报道。这些报道集中在2016年7月11日至7月13日这三天，而南海仲裁结果在7月12日公布。报道来源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统大报，《赫芬顿邮报》和Quartz等网络媒体，专业新闻台FOX和CNN、综合电视台CBS和NBC，《时代》和《外交》等杂志。

所选取的30篇报道来自20余家美国主要媒体

通过识别、归类后发现，所选的美国媒体同美国政府立场一致的表述共计272次，同中方立场接近的表述共计27次。两者比例超10比1。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立场一致度90%。具体统计方法，我在《让世界听懂中国》一书中做了详细解释。

四大军火商资助鹰派智库CSIS

另外，30篇报道中采访欧美专家共48人次，中国专家共9人次，前者是后者的5倍，而所有被采访的西方专家中有三分之一竟来自同一所智库——美国国际与战略问题研究中心（CSIS）。

作为美国保守派智库的代表，CSIS的能量还远不止向媒体输送专家资源。2015年，CSIS获取了美国商业卫星公司Digital Globe的授权后，独家发布了南海上空的侦察卫星拍摄到的南海诸岛施工图。图片清晰到可以看见每一栋楼房。这些图片展现了中国在2014年至2015年间在南海的活动，成了所谓“中国军事扩张”的实锤。图片发布后，西方民众一片哗然，美国主流媒体先后刊登转载，中国军事威胁论一时间铺天盖地。白宫和五角大楼也表态谴责。CSIS的这个喂料成了西方舆论攻击中国的重要“杀手锏”。

而CSIS智库本身就被不少专家认为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

根据官网信息，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当局是CSIS的主要政府金主。而在企业金主中，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波音（Boeing）、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和格鲁门（Northrop Grumman）等四大美国军火商全部在列。而美军使用这四大军火商生产的舰艇和战机在南海及亚太地区频频活动，比如：

2017年1月，部署到西太平洋威慑南海的“亚力山卓号”攻击性核潜艇由通用动力公司制造；

2017月7月，飞跃南海上空的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F-15战斗机由波音公司生产；

2016年，部署在韩国但波段辐射中国军事机密设施的“萨德”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

一个有意思的关系链浮现在眼前：CSIS发布直插南海“腹地”的侦察卫星图，喂料给美国媒体；媒体大肆报道并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引发舆情；白宫和五角大楼顺势强硬表态，并加强南海的“自由航行”和军事部署，军工企业从五角大楼拿到一个个大单后，再回过头来游说国会、资助智库，煽动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如此循环，雪球越滚越大。

美国的官方话语充满了外交辞令，不能时时事事让人喜闻乐见，而市场化的媒体填补了这个空白，对国家价值观进行了生动、具象、有感染力的表达。但媒体也面临公信力不足深度不够的问题，于是智库和学界提供“智力支持”。学界和政府的联系更是千丝万缕，政府需要智库“外脑”的谏言献策、纠偏纠错，而智库是很多官员退休或辞职等待东山再起的好去处。美国的政府话语、学术话语、媒体话语多管齐下，虽然响度、音调、音色不同，但互相放大，余音缭绕。美国的话语这种联动模式，值得研究。

“反共”思维：将“中国”与“中共”切割的民意基础

从上一任美国政府开始，白宫刻意将中共与中国作“切割”。而拜登和布林肯也延续了这样的话术，毕竟，当下的美国需要对内凝聚共识，对外修复与盟友的关系。这一话术在美国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有身后的民间舆论基础。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脱贫、改革、创新的故事，草根美国大众更熟悉的叙事是“共产党国家都是专制、压迫和平均主义”的代名词。这一认知的形成，美国媒体“功不可没”。

拿美媒报道“十九大”为例，谷歌新闻排名靠前的30篇报道中出现第一的高频词是“权力”，一共有75次。第二高频词是“控制”，一共有40次。第三高频词是“军事外交扩张”，一共25次。这再次体现了西方记者对“共产党国家”的常见叙事：权力叙事、扩张叙事和审查叙事。所选报道中几乎没有一篇涉及十九大报告对于脱贫、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科技等领域的规划。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名学者乔姆斯基就在《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指出：长久以来，美国媒体的五大“过滤机制”之一就是反共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信仰和管控机制”（a national relig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一直左右着美国媒体的报道角度。其他四大“过滤机制”包括盈利模式和媒体拥有者、广告商和其他金主、政府和专家等新闻源、来自报道对象的压力。乔姆斯基认为，“反共”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与大众传媒长达半个世纪的宣传密切相关。

在二战后的美国，伴随美苏冷战的展开，“这就是我们的未来？”（Is This Tomorrow）、“如果俄国人获胜”（If Russians Win）”等海报家喻户晓，煽动着民众对共产党国家的恐惧。宣传中要么是苏联入侵美国本土的场景，要么是美国妇女被苏联人侵犯的情景。当时还是一名好莱坞演员的总统里根也倾情主演了反共宣传片，教给全国学生如何识别和举报共产党人。对“红色”的恐惧镌刻在几代美国人的记忆里。

今天，不少美国人都对“共产党国家”几个字有条件反射般的反感。美国人私下开玩笑时还常用“communist”调侃对方的“邪恶”想法。右翼政客经常给左翼对手，比如年轻女众议员科特兹和两次参选总统的桑德斯，贴上“社会主义者”的讽刺标签。

关于东西意识形态之争，曾经预言“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承认历史并没有“终结”，一些西方精英私下也开始更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执政党的叙事有时依然“简单粗暴”。以蓬佩奥、卢比奥和克鲁兹为代表21世纪麦卡锡主义者们也在极力兜售着新一轮反华和“反共”思想。在中国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一些自诩拥有全球视野的美国政客却依然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进行着“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令人唏嘘。

“新疆集中营”：炒作人权话题背后的“恐怖”双标

西方政客和媒体无视新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反恐治理和人口增长，在国际舆论场频频热炒“新疆集中营”和“强迫劳动”话题。中国和欧美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分歧已经演化为政治上的制裁与反制裁，欧洲议会甚至借此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定。

炒作所谓的“集中营”，却极少提及中国的反极端化和治理边疆的努力，这背后是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中国前些年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选择性忽略。

在《让世界听懂中国》一书中，我们将西方媒体对2015年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和法国《查理周刊》恐袭事件的报道做比较。对于昆明火车站暴恐案，谷歌新闻排名靠前的30篇西方报道中，只有2篇文章不加引号的使用了“恐怖袭击”（或“恐怖分子”）一词，而对巴黎《查理周刊》事件有25篇在标题或开篇段落不加引号的使用了“恐怖袭击”（或“恐怖分子”）。报道的潜台词经常是中国只有少数民族受“压迫”问题，没有极端主义威胁问题。

中国不是唯一被西方以“恐怖”双标对待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肖恩-哈蒙德（Sean Darling-Hammond）2016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对“法国《查理周刊》袭击”共有超过22000篇西方媒体报道，而对同一天在也门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恐袭却只有565篇，前者是后者40倍。哈蒙德还发现，2015年全年，每位逝去的西方生命背后有665篇故事和报道，而每一个非西方生命只有60篇。

美国知名战略咨询公司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分析了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恐怖袭击事件数据库，以及《纽约时报》对这些案件的报道。在对恐怖袭击的“发生地点”和“报道概率”做了回归分析后发现：《纽约时报》对沙特、以色列、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及其盟国的恐怖袭击报道数量是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索马里等非西方国家的6—10倍。

立场预设：“阴间滤镜”如何修炼成型

国际新闻报道一般分为新闻（news）和评论（op-ed）。评论体现了编辑部的立场，立场容易判断。新闻不总带有立场，但很多新闻起始也有立场预设。

借嘴说话。采访哪位当事人？引用哪个专家？记者在动笔动嘴前常常会打个腹稿。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我们分析了2018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后的30篇在谷歌新闻中排名靠前的报道。其中，被采访专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达的负面看法共有121次，比如“地缘政治扩张”、“输出过剩产能”、“债务陷阱”、“环境污染”等；正面表述有58次，比如“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拉动经济”、“缓解贫困”、“有利于反恐。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矮化引述。在西方新闻写作中，如果一种表述或概念与编辑部思路相去甚远，或者记者觉得真伪无从查证，常常在表述前加引号。典型的例子是外媒对中国遭遇的“恐怖袭击”的引号。如果西方记者并没有打心眼里认同中方的说法，但为了让新闻看上去平衡，在引述前加上修饰语（hedging qualifier），也称矮化引述。所选30篇报道中半数使用了矮化引述，比如“标榜为”“描绘成”（branded

巧设靶子。新闻的倾向往往包裹严实，正负表述的出场安排成了预设立场的技巧。西方记者常常先把中国官方表态进行敷衍引述，设为靶子，然后用西方专家更加详实的表述去反驳。在我们调查的70%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设计。

窥叶知秋的“华尔街日报体”。美国媒体擅用以小见大、窥叶知秋的文学手法来讲故事。开篇或者结尾一大段充满人情味的“人的故事”来体现其价值观，放大到毛孔的人物特写颇具情感杀伤力。这种体裁被称为“华尔街日报新闻文体”。比如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篇外媒报道结尾聚焦一位老挝百姓：“在施工渐入佳境时，附近的社区却开始抱怨……记者在当地一家面馆找到了一个名叫西巴瑟特 (Sipaseuth)的顾客……他一边喝着一杯冰镇老挝啤酒，一边琢磨着这个项目，这个铁路项目对老挝有利吗？我们需要文明，老挝太穷，但会来多少中国人？太多了总不是好事。”随机偶遇的路人竟代表了全体老挝人民，发出吃瓜群众的疑问，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带着强烈的盖棺定论的意味。只是稍具思辨精神的读者会问：单帧放大的人物表情，能代表一幅完整图片吗？

“自由”偏见：美国媒体的左右之争

新闻机构里都是自由派！美国右翼经常这样讽刺他们眼中的主流媒体。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

2017年10月的一份皮尤民调显示，美国主要媒体对特朗普执政前60天的报道中有62%的负面新闻，5%的正面消息；而对奥巴马执政前60天的报道中只有20%的负面新闻，正面新闻多达42%。此外，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三大综合台NBC、CBS和ABC员工的政治捐款记录曝光，1160名员工为民主党候选人捐款102万美元，为共和党候选人捐款14万，前者是后者的7倍。

这也是福克斯新闻台和Breitbart网站等保守派媒体后来崛起的重要原因：抗衡主流媒体集体“偏左”。他们认为主流媒体明里暗里都在附和民主党那套说辞：支持控枪和同性恋、支持少数族裔、同情外来移民、支持全球化。

美国媒体的“左右”对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美国媒体有时会一致对外，尤其在涉及战略安全的问题上，这个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但也有时候，美国左右各派对彼此的厌恶超过了一切，反而会拿中国当“正面典型”来敲打对方。比如特朗普执政初期疯狂“退群”和反全球化政策就招来左翼媒体的一片骂声，而中方关于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支持国际组织的表态就获得了美媒的积极引述。过去两年里，“崔娃”、比尔-马赫等美国脱口秀明星还时常拿中国政府的高效和抗疫成就来嘲讽美国政府的低效和抗疫失败。如今，民主党再次执政，美国右翼媒体又开始对拜登发起疯狂共识，“福克斯女主播大骂拜登整整八分钟”的视频最近上了热搜，而之前福克斯男主播卡尔森赞赏中国批评“白左”的视频在美国也刷了屏。

我们无法控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角度。但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研究美国的媒体业态和舆论生态，少送给对方一些负面材料，多让对方关注到一个立体、真实的中国。

关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这六大套路和我们的应对策略，我在《让世界听懂中国》一书中做了详细阐述。当然，书里还有我在美国八年的生活感悟和我眼中真实的美国。

原标题：《王冠：驻美八年，算是见识了"美国话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