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2日，Netflix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宣布，《鱿鱼游戏》这部共9集的韩剧以1.11亿的点播用户数量，成为该平台历史上的开播成绩最好的作品，在全世界又掀起了一股韩流。《鱿鱼游戏》的导演黄东赫曾凭借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片《熔炉》而声名鹊起，《鱿鱼游戏》也延续了这一现实主义的题材。贫富差距、生存焦虑、人性罪恶等社会现实问题关怀，依然使得这部电视剧具有思考的深度。全剧节奏明快，制作严谨，叙事张弛有度，李政宰等演员表现出色，在艺术表现力上延续了高水准。尽管如此，《鱿鱼游戏》也被指责具有故事老套、人物僵硬、结局匆忙等缺陷。事实上，这部电视剧背后有一个鲜明的法哲学主题——什么是正义，甚至我在观剧过程中在脑海里直接闪现的即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从正义观的视角思考这部电视剧设定的故事情节和揭示的社会现实问题，似可以很好地诠释导演和编剧等的内在关切，也可以给正义问题的思考提供一些启发。

    《鱿鱼游戏》明显展现了两个世界——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作为孤岛的游戏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设定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极乐空间》《明日世界》《失控玩家》《安德的游戏》等电影中两个世界的特点，如《极乐空间》中设定的是一个现实的苦难世界和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电影中的人物都在试图努力进入理想世界，并用理想世界去改造现实世界，这是通常的乌托邦或理念世界的进路；《失控玩家》中的两个世界则是虚拟和现实之别，《安德的游戏》中则是虚拟世界最终对现实世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鱿鱼游戏》中的游戏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世界，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但是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残酷的虚拟现实世界。《鱿鱼游戏》中所玩的第一个游戏，“一二三，木头人”已经远不是韩国小朋友儿时的嬉戏，而是巨型女娃娃发现谁动即刻枪杀。第一轮游戏过后，也只剩下了201人（原来有456名游戏参与者）。《鱿鱼游戏》延续了“大逃杀”故事中对生命本身的漠视态度，丝毫没有给予生命以应有的尊重。这种残酷性还表现在，不仅仅只是在全部六项游戏开展过程中存在杀戮，即本轮游戏的失败就意味着参与者生命的终结，在游戏的间歇，也充满了内斗的游戏，参与游戏者相互杀戮的残酷性丝毫不逊于游戏本身。第二轮椪糖游戏结束后，相互杀戮也就开始了，并延续在整个游戏过程之中。整个游戏过程也不适用韩国的法律，不承认人权，没有个人的隐私。参与游戏者都集体生活在一起，甚至没有明显的男女的区隔；参与游戏过程中受伤不会得到救治；参与者每顿只能获得极少的食物，且维持秩序者不保护就餐的秩序；晚上上厕所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游戏参与者死后尸体直接火化，甚至还被人偷偷摘除部分有用器官；游戏失败不能获得任何赔偿……另外，大多数人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可言，人人为己，为了赢得游戏而不择手段。

    如此残酷的游戏世界，为什么还能继续进行下去？每个游戏参与者都基于自愿同意的基础上，过半数的参与者同意即可以随时终结游戏。游戏参与者要终结游戏，完全具有自己的选择权，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参与游戏？

    在参与游戏者眼里，游戏世界尽管残酷，但总是比现实世界更好的世界。游戏世界尽管残酷，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则：游戏的进行过程还算有序，有维持秩序的面具男，不允许破坏游戏的规则；每顿饭至少还有具有营养的食物（便当、面包、牛奶、鸡蛋等）；还有可以休息的场所；游戏的空间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可以暂时逃避自己的现实困境；每个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机会；最为重要的是，游戏世界具有赢得游戏的希望和运气，赢得游戏就能赢得456亿韩元的奖金，这已经足以逆转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参与游戏的人都是在社会边缘挣扎的个体：双门洞成奇勋母亲患病没有钱医治，养不起女儿甚至没有钱给女儿买生日礼物，失业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首尔大学高才生孙尚佑挪用客户的钱炒基金失败，欠下巨债，在破产和刑事追诉的边缘……对他们来说，游戏的世界里至少还有赢下游戏的希望，现实世界可能就只剩下绝望了。事实上，正如鲁迅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是为了渺茫的希望，游戏参与者还有进行下去的勇气。

    游戏世界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除了前述理由之外，我们可以对游戏正义进行更加细致的诠释。

    游戏的正义具有几项前提性正义。一是《鱿鱼游戏》中的正义具有自由意志的基础，自己同意参与游戏，并签订书面的合同。尽管这并不一定符合法律，因为合同如果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就当然无效。这里的合同涉及对生命的巨大冒险，也明显突破了合同一般不涉及人身性条款的规定。然而，自我选择总还是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尽管正义一般是一个关系概念，自我意志选择的正义在这里对自我的心理慰藉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游戏是自己选择的，不论有什么样的结果都是自己选择的，可以更多地用于说服自己。自我选择的也意味着自己对于特定结果的产生具有一定的预期，自己放弃了某些权利。《鱿鱼游戏》中事实上具有多种自由选择。在游戏开始前发的要约，成奇勋等人是可以拒绝的。第一项游戏结束后，众人投票终止了游戏，但是后来又有187人重新回到游戏当中，这又是一种自由选择。当然，游戏过程的自由选择也受到巨大的限制——不能无故退出游戏。只要一开始选择加入游戏就必须参与到游戏结束。自由选择的另一项核心的意义，游戏运行的种种规则都不是游戏者本人选择的，他们只能在大佬们已经设定的规则条件下进行游戏，甚至设定规则的人可以随时改变游戏规则。如剧中第五项游戏——过玻璃桥游戏中，当个别游戏参与者有在玻璃厂工作的经历，可以识别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时，后台主管迅速地改变了灯光的亮度，以使参与者没有办法通过色泽来辨别。所有这些都使得剧中的游戏正义是具有重大缺陷的，或者就是前提不正义的。与第一项前提性正义有关，第二项前提性正义是参与游戏的人都是理智成熟的成年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受过大学教育或是社会教育，具有各种知识背景或职业背景，这使得《鱿鱼游戏》中的正义也是理性人的正义。第三项游戏正义的前提性条件则是游戏正义的正义环境。剧中的正义环境表现为各项游戏的正常运转，游戏规则受到维护，游戏的结果得到执行。

    游戏正义最为核心的内核首先是程序正义。罗尔斯曾用纯粹的程序正义来分析游戏正义，即不存在判定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如果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而无论结果如何。如赌博的游戏基本上就接近纯粹的程序正义，只要参与赌博，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是正义的，当然这里的赌博必须是公平的赌博，自愿参与、没有人作弊、且赌博的程序是公平的。《鱿鱼游戏》中也试图做到纯粹的程序正义，游戏基于每个人的自愿参与，六项游戏规则都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不能有明显的偏向，游戏秩序维护者打击作弊的人。剧中脱北者姜晓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偷窥下一次游戏的准备，姜晓带入小刀、韩美女带入打火机等行为，都是作弊的行为，是秩序维护者严厉打击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并不一定为秩序维护者发现。

    然而，游戏正义也不仅仅是程序正义，游戏过程中也有对实质正义的选择。罗尔斯的两项正义原则当中的第二项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诸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点在《鱿鱼游戏》中也有所体现，游戏世界作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不抛弃被冷落的人（边缘人）。不抛弃边缘人是一种不平等的设置，但有利于最不利的人。剧中在弹珠游戏进行之前，需要每两人一队自由选择搭档，而参与游戏的总人数因为有人作弊被枪毙，而使得原本的双数变成单数，注定有一人无法组队。韩美女成为那个被众人厌弃的人，却也免于参与弹珠游戏而直接晋级。

    还有一项游戏正义值得单独作出讨论，那就是《鱿鱼游戏》中游戏规则也有某种特定的“无知之幕”的特点。“无知之幕”概念同样源于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了保障得出最为完美的正义原则，排除各种特定偶然性的影响，罗尔斯曾假定原初状态下的无知之幕作为条件。无知之幕的背后，人们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使得他们不得不仅仅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选择。首先，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资质和能力，更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水平。其次，也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不知道他是悲观还是乐观的心理特征。再者，各方也不知道自己社会的特殊环境，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水平，没有人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时代。

    《鱿鱼游戏》中的“无知之幕”明显不同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因为游戏参与者处在明确的“有知之幕”：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知道自己的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有人是首尔大学经济管理系的高才生，有人具有精深的数学知识，有人具有天生的力气等等；都知道自己的善的观念，如成奇勋即是作为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这样的善良普通人在游戏当中所展现的虚伪才更加具有艺术效果和反思效果；都知道自己所处社会的时代条件，不仅包括时代大环境，也包括自己的小环境，正是通过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比较才选择参加游戏。《鱿鱼游戏》中最有智慧的“无知之幕”设置，即没有人知道下一项游戏的内容是什么，参加的每一项游戏都是一项突然袭击，剧中游戏规则的设置者有意要在游戏过程中增加更多运气的成分，运气代表着偶然性，也意味着诱惑，即使是知道自己各个方面都是最不利者，也有可能基于运气赢得游戏。因此，在十人组队时大多数人不知道要参加拔河比赛，尽管已经有人泄露了秘密。在两人组队时不知道要参加两人之间的弹珠游戏，很多人都选择了自己最亲近、最要好或是与自己最默契的人，而最终淘汰的也是自己最亲近、最要好或是最默契的人。

    “无知之幕”的设定决定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只能是社会契约论之下假想型正义，尽管罗尔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得出最为完美的正义原则，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正义问题。罗尔斯的两个世界依然是现实的世界和纯粹理想型正义的世界，正义的世界牵引现实世界走向理想世界，是一种“正义乌托邦”的逻辑。《鱿鱼游戏》中“无知之幕”的运行则表明，现实世界中要运行一个“无知之幕”规则的内在困难，每一个游戏参与者都试图把“无知之幕”变成“有知之幕”，或维护或打破，现实当中会充满了关于“无知之幕”的斗争。游戏的参与者也可以通过“有知之幕”无限压缩“无知之幕”存在的空间。《鱿鱼游戏》中对“无知之幕”规则最大的破坏来自于游戏参与者一位大夫和部分秩序维护者的合谋，秩序维护者为大夫提供下一次游戏的内容，大夫则利用自己的医学能力为秩序维护者进行尸体的器官分离。秩序的管理者事实上容忍了尸体器官买卖的行为，但不能容忍打破在开始游戏之前不能知道游戏内容的“无知之幕”规则，因而处决了大夫及其合谋者。《鱿鱼游戏》中最智慧的参与者莫过于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孙尚佑了，如在拔河游戏中统一向前三步，以使对方滑倒再发力，这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孙尚佑基于“有知之幕”猜测“无知之幕”也做的最成功，如基于脱北者姜晓的信息，就成功猜出了椪糖的游戏。这项“无知之幕”规则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过玻璃桥游戏开始之前，需要先选择一个号码，当最后剩下两种类型的号码，一种是最前面的号码，一种是最后面的号码，管理者提醒号码的顺序即是游戏进行的顺序。这在某种程度就破坏了“无知之幕”规则，而对前面的选择者不利，管理者不经意间的选择就破坏了参与者的“无知之幕”。

    《鱿鱼游戏》也可能给罗尔斯思考正义问题以启发，罗尔斯可能也不过只是思考了“无知之幕”的内容是什么，而关于“无知之幕”的运行的现实条件则少有涉及。并且，作为《正义论》作者的罗尔斯，作为“无知之幕”设计者的人始终是处于“有知之幕”的状态之下，纯粹“无知之幕”的运行需要“无知之幕之链”，需要用“无知之幕”保障“无知之幕”，而这几乎难以存在，“无知之幕”存在的内在悖论几乎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