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杨争光？      一个无聚无类、无宗无派、无规无矩、无忌无畏的作家      在中国的文艺批评中自古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因此，我今天谈论杨争光的小说似乎也应该先从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的杨争光谈起。      在坦言杨争光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的同时，我不无遗憾地发现，在当代文坛和当代文学史上，杨争光至今是一个面目不清的作家。或者至少说，还是一个没有被广泛认识和准确定位的作家。而且我认为这并不是其实力以及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使然。其最表面的原因是他的写作由诗歌而小说，由小说而电影，由电影而电视剧，一再转移阵地。而更深入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是一个无聚无类、无宗无派的作家。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方法，那就是拿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潮、流派将作家归类。这种被叫做归类的“拔堆子”游戏往往将最具特异性的作家排除在主系列之外，或者干脆不予提及。杨争光正是这样成为当代文学史的“漏网之鱼”的。      杨争光的写作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最早动用的文体是诗歌，那时候他和韩东等诗人一起在山东大学写诗。他的诗歌一方面具有鲜明的现代气质，另一方面其精神源头又是西部农村的朴素情感，按理说这是他区别于当红的朦胧诗人和尾随朦胧诗而来的第三代诗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是一种特别具有中国本土意味的现代诗。然而，他比以《今天》聚类的朦胧诗晚，又比以流派和宣言出笼的第三代早，所以他既不属于朦胧诗群，也不属于第三代诗人群；他是西部人，从里到外地具备着西部人的文化个性，却在山东、天津等东部地区上学、工作和写作，因而又既不属于潮起的西部诗人，又因他用现代语言叙述着一种西部本土的情感，而不属于东部的新潮诗人。这种既不东又不西状态，决定了他好像就不是“东西”了。      在后来的小说写作中，他对现实的关注、体验和洞察程度，应该超过了那些号称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却又因其作品充满了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未能被拔到现实主义的堆子中去。      他对小说叙事方式的探索独特而富有创造性，却又因他以这种叙事方式去讲述真实的现实体验，而未被拔入堆子中去。      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在以还原民间生活的原生态为宗旨的新写实思潮中，他是最具还原力的作家，但他却又不属于新写实主义作家，准确地讲，他应该是一个新浪漫主义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极具奇幻、传奇和浪漫的色彩。只可惜当时的批评界没有拔出一个新浪漫思潮的堆子来。      这是一个很难用“主义”或者思潮、流派说清楚的作家，他的写作完全出于性情、兴趣和天赋，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的禁忌、畏惧，也没有任何的规矩，任凭自己的真实性情来写。无规无矩、无忌无畏，自然也就无聚无类、无宗无派了。      聚与类、宗与派、规与矩、忌与畏往往是来自异己的和外在力量的设定，而性情、兴趣和天赋则完全来自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杨争光是一个忠实于自己本性的作家。      二、文化批判：到底是谁在批判谁？      ——关于还原与解构      接下来我想先说说杨争光小说那种洞穿、袒露我们灵魂和文化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阅读经验，我以为那种洞穿和袒露灵魂与文化的感觉，来自一种批判的力量。杨争光小说的文化批判。杨争光的小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两部长篇，是对文化批判传统的一次本质性的加入和延续。      从世纪初的《从两个蛋开始》到今天的《少年张冲六章》，杨争光的文化批判似乎是通过还原与解构的方式进行的。杨争光的还原既有新写实作家们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所谓生活的本质向民间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的意义，更有以人性的本真力量还原一切虚伪的规则与秩序的意义。这种还原无论是在《赌徒》、《老旦是一棵树》中，还是在《从两个旦开始》中，也还是在《少年张冲六章》中，一以贯之。最具还原力的是后两部作品。在《从两个蛋开始》中，他以“食”“色”两种本性，还原了乡村社会的历次政治生活的本相。而在《少年张冲六章》中，这种还原力仍然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所不同的是他所还原的是被他称为“苍老的根系”的整个文化传统。这部作品中，张冲这个符号所穿透的绝不仅仅当下的教育体制，而是弥漫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还原，是一种彻底的解构手段。杨争光在小说中用张冲出自本性的思维、言行和目光，一点一点还原着人性的本质和生活的本相，这一还原过程从根本上拆解了用爱、用责任、用希望扼杀着张冲的那些无处不在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规范。富有意味的是，这种解构不可能以张冲的胜出来标志它的实现，而恰恰是以一个健康、真实、聪慧而富有勇气和正义感的少年被囚禁来实现的，也是通过对围绕着张冲的家长、老师、亲戚、书本和课文的叙述来实现的。这种来自真实的现实场景和具体的语言过程的解构，更具有切肤之感，更具批判力。      三、只有活的语言才是根深叶茂的！      ——关于有根的语言      在我看来，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写作所动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活的语言，一种是死的语言。所谓死的语言，是指那种被规范化、标准化、公共化了的语言。具体包括书面语言、翻译语言，以及口语中的普通话。这类语言不管它们被如何地雕琢，如何地妙笔生花，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它们是死的语言；而活的语言，应该像一棵健康的树，是根深叶茂的。杨争光的小说语言就是这样的根深叶茂的语言。所谓活的语言就是有生命力的、有根的语言。那么何谓语言之根呢？

端午假期，在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里，捧读郭宝平先生历时两年写就的历史小说《范仲淹》，一口气读罢，不由得掩卷遐思，假如范仲淹出生在楚怀王的年代，依他的性情，会不会也难免成为另一位自沉于汨罗江的三闾大夫？倘若屈原来到了宋仁宗时期，以他的抱负，会不会也携手参知政事范希文共谋庆历新政？设想，如果可以穿越时空，两位绝代文豪一定会惺惺相惜、诗词唱和、相见恨晚——一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曰：“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心忧民者，民亦忧之。念及相隔千年的两位伟人，我们这些又隔千年以后的平凡普通之人依然会扼腕长叹、感佩莫名。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再没有什么其他更贴切的表述，能够如此深刻地表达世人对屈原、范仲淹这些兼济天下的华夏先贤们发自肺腑的认同、景仰与爱戴之情。

然而，通读了宝平先生这部760多页的心血之作，透过字里行间，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位一生坎坷的“天涯旅人”：少小孤寒贫困、青年忍饥苦读、中年奔波劳碌、晚年病患缠身、终而客死宦途——脑海中的画面，是“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幼年丧父，贫苦无依，随母改嫁，寄人篱下。在作者笔下，少年范仲淹也曾经立下“不为良相，便为名医”的誓言，然而，醴泉寺求签的结果，家境的每况愈下，一度泼灭了他心中最初的梦想；也曾经进退维谷，学习商贾技艺，不通且无乐，志不在此，不足半年便放弃；也曾经走投无路，赴终南山学做隐士，又终归放不下满面愁容的母亲。

北宋第一名臣范仲淹的人生之初，在郭宝平的小说里，被还原为一名普普通通的青涩少年。在困顿中挣扎，从绝望中奋发，以苦难砥砺心智，最终放弃逃避，直面人生的一道道难题。

作者把手中之笔当作了剖析人性的手术刀，将高山仰止的千古伟人，其笼罩在完美神圣光环之下、隐匿于纷繁历史尘埃之中的深刻人性，一一展现出来。少年范仲淹，在我面前变得血肉丰满、可亲可近，栩栩如生。

小说从第一章“药出山来为小草”开始，一落笔便定下了质朴、写实的基调，纵览小说中范仲淹奔波劳碌的生命历程，想到的还是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用老百姓的语言通俗地提问：一把烂牌何以打出了“王炸”的人生？

从划粥割齑，到进士及第；从为民筑堰，到主持书院；从西陲守土，边帅军功，到庆历新政，改革图强；从理或当言，死无所避，到四起四落，百折不挠。范仲淹在世64年，为官37年，在京只有4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奋不顾身，革除弊政，刚正不阿，仗义执言，屡遭贬谪，风波迭起，愈挫愈奋。正如金元时期文学家元好问所言：“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从立志、立功，到立言、立德的逻辑延展开去，作者从容不迫地写出了范仲淹这位“寒门贵子”沧桑一生的苦难与勤勉、劳碌与疲累、深思与直言、忧喜与悲恐。不可不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因为尊重历史、尊重人性，《范仲淹》以洞若观火的历史观察、不动声色的文学书写，支撑起了我们对于千年前历史人物范仲淹从成长、成才，到成名、成家，所有真实历程的合理想象与逻辑判断：那个应天府书院的苦读少年，从英姿勃发到两鬓苍苍，从自强奋发到自信豁达，从大胆、冲动，倔强、执拗，到忧乐自适、淡泊从容。

无论多么伟大的范仲淹，在作家的笔下、读者的眼里、世人的心中，首先要是一位真实可信的范仲淹。这一点，《范仲淹》做到了。真实的范仲淹，除了伟大，还有可爱；除了悲悯，还有豁达。

将真实的历史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这是郭宝平历史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执着的坚守。宝平先生对自己创作的要求：只有打通历史，方可直抵人物的精神世界；只有对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政治生态乃至世道人心都有深入研究，才能对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有精准把握。

比如，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士风败坏，唯利是图。在此背景下，由宋初至北宋中期，由范仲淹倡导并身体力行，“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崇高精神，使朝野士风为之一变，“天下正人之路使公辟之”；

比如，北宋时期以儒立国、优待文士，许多制度安排都可以维护士大夫的尊严，范仲淹、晏殊、富弼、韩琦、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等一大批才华卓著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脱颖而出；

比如，宋王朝重文抑武，军力羸弱涣散，西夏入侵边境之时，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兵甲”的军事才能才得以有展露的舞台。王朝的弊端，却成就了范文正公的文韬武略；

再比如，宋仁宗时期，“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愈演愈烈，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日趋复杂和升级。危机逼迫之下，仁宗下定变革朝政的决心，给了范仲淹施展政治抱负的机遇，但“庆历新政”也因触及了皇权与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启动一年旋即无疾而终，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范仲淹高蹈自守的精神追求，实难容于日趋僵化锈蚀的皇朝官僚体制；对于政治改革的成败、难易，范仲淹设想得过于理想、天真，执行得偏于冲动、执拗，不懂得打“壕堑战”，不懂得妥协、变通，一心一意，直道而行，也因而最终沦陷于异己者所谓“朋党”之诟病，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高尚成为了高尚者的墓志铭。

任何一位英雄都摆脱不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并不完美和并未完全成功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丝毫不影响刻在他历史墓志铭上、政治节操的无暇与君子人格的崇高伟大。

郭宝平先生以学者的严谨，辅以详略有致的笔墨，渲染出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让历史场景与人物心理、情感之间产生关联、互动，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便捷深入地体悟到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辉煌、功败垂成后的无奈与忧伤，正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一词的苍凉意境，“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将军的忧伤，一为燕然未勒，壮志难酬，二为征夫思乡，民生艰辛。而“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沉雄开阔的环境与场景描述，更加映衬了将军内心世界的悲壮。在历史小说《范仲淹》的创作过程中，应该说，在对于历史场景真实性的把握方面，宝平先生的追求，可以类比于这首千古名作《渔家傲》。

在《范仲淹》自序中，郭宝平表明心迹：决心开创一种历史小说写作新模式，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在文学领域为历史书写赢得阵地，在史学领域为历史普及赢得读者。

此时，中华民族正踔厉奋发走向全面复兴的新时代，如何从历史传统里面获得深厚的文化资源，用以凝聚民心；此刻，中华民族正满怀信心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如何从历史先贤身上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用以激荡民气。郭宝平先生的历史小说《范仲淹》，正是在向着这一宏阔目标做着扎实努力的一个具体案例。

（作者为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秘书长、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