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赖汝樵（），系化名，本名袁多泉，平江县福寿山镇芦洞人。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主席、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3年7月牺牲。

任作民（），乳名任菊，又名培度，化名王敬功，汨罗市弼时镇人。192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赤塔工联中国工人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兼会计、河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工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等职。1942年2月病逝于延安。

赵绿吟（），又名赵莹，岳阳县黄沙街镇人。1937年11月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任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妇女部长。1939年5月，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妇女部长兼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文书。1939年6月牺牲。

赖汝樵 从木匠到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02年10月30日，赖汝樵出生于平江芦洞大厅屋场。赖父袁泮藻是位手艺精良的木匠，母亲傅足贞勤劳贤惠。兄弟5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庭贫苦，赖汝樵仅读过3年私塾，便跟父亲学艺。

1925年春，赖汝樵到平江县城做木工活，结识了鞋匠出身的中共平江地方委员会书记陈茀章，在陈的启发教育下，他加入了县工会。在五卅惨案后的罢工斗争以及平江油潮斗争中，赖汝樵表现积极勇敢，成为骨干分子，年底由陈茀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8月，他以木匠师傅的身份，串联安定地区木工行业的40多个木匠，组织一支交通队。他们用门板和圆木等材料制成木筏，使北伐军迅速渡过汨罗江的白湖口，致敌军猝不及防而缴械。

同年9月，赖汝樵被调到县农民协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赖汝樵的家被国民党清乡队烧毁，父母兄弟被迫背井离乡。他动员已成年的3名兄弟先后参加革命。

1928年3月，赖汝樵任平江暴动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带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冲在扑城战斗最前头，从画桥冲进北门。8月，他在东乡一带动员200余名游击队员参加红五军。

赖汝樵从小干木工活，养成了既大刀阔斧、又精雕细刻，执着刚强、坚忍不拔的个性。他常说，干革命就像起屋一样，首要的是打好基脚，基脚就是做好群众工作，接着就是砌墙搭架子。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少说多干。一有时间，常给贫苦农民干些木工活，群众亲切地称他“赖师傅”。

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准备攻打长沙。赖汝樵以湘鄂赣边区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总指挥的身份，在边区范围内进行组织动员工作，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编成20多个赤卫团，连同数万没有正式编制的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共计20余万人，配合红三军团从平江出发攻打长沙。7月27日，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占长沙城，赖汝樵任临时政府成员兼肃反司令部司令，负责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

1931年7月湘鄂赣省委成立后，中央巡视员黄火青向省委提出重分土地问题。为取得领导土地革命的具体经验，赖汝樵带领工作组到平江黄金洞乡先行试点，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然后推广到全边区。其大体做法分三个步骤：第一步，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划分阶级成分；第二步，发动群众清理地主的财产，烧毁田契、债务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配给贫农、雇农，现金和金银器皿则交公；第三步，丈量土地，按人口分配，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1931年9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平江县长寿街成立，赖汝樵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带领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大力开展苏区的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各级苏维埃组织日趋完善。为使各部门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赖汝樵结合湘鄂赣省实际情况，主持起草、制订和颁发《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并抽调大批干部全面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湘鄂赣省在赖汝樵为首的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开展的土地革命，与以往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收的对象，由没收一切土地明确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田，这是策略上的一个进步；二是在做法上，地主也分得同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这些做法对团结各阶层群众，调动和发挥建设苏维埃区的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为发展边区的生产力，赖汝樵主持制订《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法》，计9章68条。第一章“总则”明确确定：“凡出卖劳动力以维持其生活之劳动者，无论其为公有机关或个人雇用之男女工人，均得受本劳动法之保护”“凡过去国民党政府压迫工人之一切法令，及雇工虐待工人的雇佣契约，无论其为文字或非文字的概作无效”。第二章“工作时间”中规定：“通常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并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工种、晚间工作等特点，相应规定了不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假期，规定“绝对禁止16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做苦力工作”。这份比较详细的劳动法规，集中体现了边区苏维埃政府维护劳工利益的意志，充分调动了劳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支援革命事业的积极性。

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赖汝樵非常重视经济工作。他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的《经济政策草案》，拟订经济决议案，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发展苏区的粮食生产。组织督耕委员会，开展生产竞赛，奖励积极生产者。他还经常到农民家里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劳力、耕牛、农具、种子等困难，常带领机关干部帮助农民栽插、收割农作物；针对苏区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红军的特点，组织妇女突击队、耕田队，支援农业生产；引导农民采用兑工、换工、帮工等方式，帮助鳏寡孤独户和缺乏劳力的困难户。

以赖汝樵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谋福利，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当时流传在苏区的一首民歌，反映了工农群众喜悦的心情：五月榴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亲爱的农友们！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1933年7月，赖汝樵被“左”倾路线执行者杀害于江西省万载县杨基洞，年仅31岁。赖汝樵兄弟4人，大哥袁均泉、弟弟袁小泉、袁斌泉均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可谓全家英雄、满门忠烈。

“布尔什维克气节与世长存！”

1899年10月31日，任作民出生于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弼时镇）毛塘村上桑冲。父亲任绍霖系同盟会员，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省政法学社教授及律师等职，1914年病故。

任作民7岁入族立序贤小学读书，15岁高小毕业。1915年，任作民考入长沙私立开物乙种农业学校，翌年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并于1919年4月毕业。

1920年4月，任作民到上海进入由陈独秀、杨明斋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1月由刘少奇、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由共产国际分配到远东负责苏联境内的中国工人运动，先后任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赤塔工联中国工人部部长，主编赤塔《工人之路》报。

1925年4月，任作民奉调回上海，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兼会计工作。1927年1月，赴武汉筹划党中央机关搬迁工作，任总书记办公室负责人，是党的五大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9月被党中央派往河南开封任河南省委宣传部长，与省委书记周以栗一道，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河南各级党组织。

1928年4月15日，任作民和周以栗及省委秘书长赵天明先后被捕，在敌人多次严刑拷打和审讯中，几次昏死过去，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没有透露党的任何秘密。为了保护周以栗，任作民主动承担起领导狱中秘密党支部的工作。他组织几个同志创作《同志愈挫志愈坚歌》，教给大家唱，以激励和增强大家的斗争信心。

1930年1月，任作民、周以栗、赵天明等150多名共产党员，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时任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兼代理民政厅厅长南汉宸的营救下被释放出狱，随即取道海州乘船去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当任作民和周以栗来到党中央报到时，任作民的堂弟任弼时也刚刚被党中央从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中营救出来。周恩来等党中央的同志们看到他们伤痕累累却精神抖擞，说他们是“钢筋铁骨铸就的硬汉子”。

1933年2月27日上午，任作民从南关顺城墙到东关联升街11号董炎家给省委办的短期训练班作报告。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进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面对敌人的诱供、套供，他不予理睬，坚不吐实，并咬定自己叫王敬功，是河南信阳人，去高密办事路过这里。敌人多次对他施以酷刑都徒劳无功，他反而斥责敌人“不去拯救热河，打日本强盗，反倒荼毒骨肉同胞”。敌人又对他3次用刑，他3次昏死，仍然不吐只字。3月6日，他被押送到济南市西关地方法院看守所，吃的是仓底粮、烂菜汤。他发动难友，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开展斗争。看守所见政治犯们齐心协力，一致斗争，即答应改善伙食、批准阅读书报等。

1934年6月底，任作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民权5年”。11月底，他被押至山东济南第一监狱。在近两年的牢狱里，他读完了中国历史、地理、哲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书籍和《世界史纲》《战后世界》《法国大革命史》等书籍共50多部。

1937年2月17日黎明，任作民、刘少陵等19人戴上脚镣、手铐，被送进武昌反省院。10月6日，经董必武营救出狱，他回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同年11月，他任中共湖南特委书记，带回了平、津、沪回湘学生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依靠他们在长沙临时大学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学校和团体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同时，一面派人到铜官、樟树港和益阳，整顿原有的组织并布置开展实际工作，一面派人到常德、湘潭、浏阳、衡山、衡阳等地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特委的工作范围，实际已扩展到全省。经过紧张工作，特委共建立和健全区委2个、支部24个，有党员201人。仅长沙市就有党的支部10个，党员59人；益阳有党的支部6个，党员60多人。他还主导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特委加强了在文抗会和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救亡团体中的工作，又通过长沙临时大学支部等，建立湖南战时工作团；通过工人支部建立职业界抗日后援会；在长沙市郊的大托铺建立农民抗日后援会等。在特委领导下，长沙及其附近的抗日救亡活动顿时活跃起来，各种研究会、读书会、宣传队、歌咏队、演唱队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对发动群众抗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到1937年底，战时工作团员发展到170多人，文抗会会员发展到400人。

任作民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共同指导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并建立中共支部，出版《中苏》半月刊、《中苏小丛书》，办有俄文补习学校，培训学员300多人。1938年1月，任作民任中共湖南省工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创办《观察日报》，在省内外影响较大。

平江惨案后，1939年冬，任作民奉命“携眷赴延”。1940年2月到达延安，3月进马列学院学习，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分管机关党务及西北局工、青、妇等工作。任作民因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染上重病，于1942年2月20日在延安病逝，时年43岁。

在延水河畔，任作民的墓碑上写着：作民同志为党奋斗二十年如一日，临难不苟，大义凛然，入殓时全身烙刑伤痕宛然，布尔什维克气节与世长存。墓碑的正面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任作民同志之墓”，下署“毛泽东书”。

陈云曾说：“任作民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都曾与我共事过一个短时间，他是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是一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

“抗战不胜利，决不谈婚姻！”

这是在平江惨案中英勇殉难的赵绿吟烈士临刑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唱的一支壮歌。

1916年7月5日，赵绿吟出生于岳阳县凌云乡赵再茂村（今属黄沙街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妹4人，她是老满。赵绿吟9岁丧母，身体瘦弱却性格坚强。她由担任凌云高小总务主任的叔父抚养长大。在凌云学校读书时，她刻苦用功，成绩优异，还写得一手好字，会吟诗作词，深受师生喜爱。

1935年秋，赵绿吟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师范部，她品学兼优，当选为学生会会长。她带领长沙女中的学生，参加了长沙学生的罢课游行，支援裕湘纱厂女工的罢工斗争，和女工们静坐绝食，抗议资本家对女工的迫害。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绿吟参加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她组织进步同学参加长沙学生抗敌后援会，废寝忘餐，和同学们分头去募款，募寒衣，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散发抗日传单。

1937年11月的一天，赵绿吟和好友小刘等同学到驻在犁头街南方旅社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找到了徐特立先生，向徐老请求批准去延安学习，徐老答应了她们的要求。

就在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赵绿吟激动地提笔给老师和同学们写了一篇《留信》，发表在湖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主编的刊物《稻田之声》上。

这是一篇掷地作金石声的文字，该信全文如下：

为了被侵略的国家民族与我自己无能力的烦闷，很惭愧地别了各位同学，同时放下了各位付给我的事务，不过，这是暂时的分别，暂时放下同学的吩咐，将来在广大的人生战场上以后的数十年中，我们定能再见。所以，替各同学做事的时候正多着呵！

不合理的“人生”——敌人的压迫，常常引起我消极，但这一次竟不知为了什么而引起我要去求奋斗了，在生活线下，我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世故”显示着一种毒性，弥散在宇宙上，我时常想要掀开假面目下的“世故”把真理现出来——那真理是大家要共需的，那真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抗战——现出来而不可能，而世故的毒给我的痛苦是一天天加多，不久以前我已病了，不过这次我还是身体精神都愉快的，希望各位慈爱的师长，亲爱的同学们千万不要为我路途奔波担挂，饱经“世故”的孩子是经得起风霜的。更希望有机会时能时时给我以教诲。假若各位师长同学爱护这个生来孤独的流浪者，但不知这信是否可达到各位的目前哟！再会了！

1937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她和几位同学，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并于年底到达。党分配她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班学习。学习期间，赵绿吟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她和同学们一道申请离开学校，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4月，赵绿吟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党组织分配她在青年救国协会工作。9月，赵绿吟被任命为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妇女部长。这位22岁的妇女部长，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一天，抚育她的叔父，带着一笔为她积攒的经费，要她去正规大学深造，她却说服叔父将那笔学费捐献给了抗日前线。

赵绿吟人品好，长得很秀气，又有才学，不少青年追求她，而她总是婉言谢绝，并坚决表示：“抗战不胜利，决不谈婚姻！”当县委机关迁到花苗乡下时，她和王国雄、刘淑慎等在花苗兴办起几所民众夜校。她经常到那里讲课，还到县委办的战士训练班讲政治课。她还创办了半日制的妇女缝纫针织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

1939年5月，赵绿吟担任湘鄂赣特委妇女干事和文书。她的工作十分忙碌，刻钢板，印抗日宣传品，到街头办“老百姓墙报”；有时在群众中宣传演出。她演出非常逼真，一次在演《放下你的鞭子》那台戏时，她扮演小丫头，当演汉奸的人手执鞭子打她时，台下冲上一个中年农民，拿起鞭子就抽那“汉奸”，直至大家向那农民说明这是演戏，方才住手。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赵绿吟和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少校秘书曾金声、特委财务负责人兼通讯处的军需吴贺泉被抓走。反动派以为她年轻可欺，假装同情惋惜，对她说：“你只有23岁嘛，难道不可惜自己？只要你交出你所知道的共产党名单，我们就放你！”赵绿吟轻蔑地笑了一声，坚定地回答道：“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现在，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告诉所有爱国的将士，告诉全国人民，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已经开始屠杀抗日战士，准备向日寇投降！”

匪徒们恼羞成怒，用匕首刺刀朝她身上乱刺。当天深夜，将她和罗梓铭等人，押到离加义镇不远的虎形山下。赵绿吟大义凛然，唱起了“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灭绝人性的特务把赵绿吟和其他3位同志推入一个废弃的淘金洞进行活埋。赵绿吟烈士牺牲时，年仅23岁。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认识白诚仁先生，纯属偶然。白先生虽已年过古稀，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一谈到音乐，就充满激情，两眼炯炯放光，手舞足蹈，我一下子就被他吸引，进而感到，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也许，知道白诚仁的并不多，但提到宋祖英，恐怕全中国就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宋祖英在1990年春节晚会上演唱歌曲《小背篓》一炮走红，而这首《小背篓》就出自湖南省歌舞剧团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白诚仁笔下。

因而宋祖英说：“我是唱着白老师的歌曲《小背篓》来到北京城的。”

    白诚仁出身于前清官世家，五世祖父曾任清咸丰年间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到他父亲时，父亲却不愿意当官，而专门研究戏曲。父亲对戏曲的爱好对白诚仁的大哥白敦仁（著名学者，研究宋代文学的专家，曾任四川省李白学会副会长与杜甫研究学会顾问，出版著作上百万字）有很深的影响。

白诚仁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出生的，由大哥抚养成人。因为大哥很喜欢京剧、川剧，白诚仁从小就跟着学会了不少唱段。同时他也受到二哥白体仁的很大影响，白体仁是中共地下组织“战时学生会”的成员。他们的支部就设在白家，他们经常排练救忙歌曲。当时白诚仁只有三、四岁。常把歌词听错，如《大路歌》中的“山隔重重”，他听成了：“三个虫虫”，“九一八”他听成了“纠一把”，后来想起很好笑，但是，这些进步歌曲的曲调他却记得很准，也很牢。

在他五岁时，日寇飞机轰炸成都，他们全家逃难去了城郊，整整8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搬回成都。这期间，先是大哥请人到家为他上国学《论语》、《孟子》、《左传》等，后由大哥亲自教授唐诗。大哥的教学方式十分独特，每教一首诗，都要根据诗的意境作一幅画，这为白诚仁后来作曲的形象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大哥书案旁的墙上挂着一把祖传的七弦琴，但不准白诚仁随便动，这更引起白诚仁的好奇。有一天，趁房中无人时，他偷偷地拨响了七弦琴，丝弦发出仙乐般的声音，让他完全陶醉了，多么神奇美妙啊！音乐渐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

回到成都后他已小学毕业，考入了成都其七中（当时叫成县中），在该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期间，他无师自通学会了拉京胡、二胡和小提琴等乐器，常常为同学们演奏，很受同学们的赞赏。上高中期间，他当选为学生会文娱部长，自编教材培训了不少乐队队员。他还组织同学们排演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歌剧。乐队没有大提琴而缺少低音部，他就自己动手，用大军鼓的羊皮代替蟒皮、用牛筋做琴弦，设计制作了一把大胡琴来代替大提琴，并亲自担任演奏。

    1952年，白诚仁高中毕业，大哥白敦仁希望他学中文，而美术老师认为他有画画的天赋，要保送他进美院。但他迷恋音乐，他婉言辞谢了大哥和美术老师的好意，毅然报考了“延安鲁艺”，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被录取后，他才得知“延安鲁艺”已由延安迁到东北沈阳而改名为“东北鲁艺”。

    他进入了音乐部声乐系。当时教声乐的几位老师都是苏联老师，教的是美声唱法，而且全是外国歌曲。有一次学院组织同学们去工矿区演出，大家在台上唱得热情洋溢，可台下的工人听众却反映平淡。因为只听到唱“乌啦……嘟啦……”哪听得懂啊！

    演出回来，白诚仁彻夜难眠。他想，我们这样是学用脱节啊，将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怎么能为人民大众服务呢？第二天，他去找校长谈了自己的感想。他说：“我们除了学习西洋音乐的长处，是否还应该继承我国民间音乐的传统，到民间音乐中去挖掘宝藏，学好唱好我国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呢？”

   校长沉思片刻说：“你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但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我们一定认真研究，一个星期后给你答复。”

    一个星期后，学院召集声乐系师生开会，校长说：“白诚仁同学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继承民间老艺人给你们当老师。但你们提供条件，至于怎样结合，那就要你们去摸索了，也许新中国第一批民族音乐教师就在你们当中呢！”

    听了校长的话，白诚仁很受鼓舞。他知道校长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的确，声乐的中西结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要靠自己这一批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来开创啊！

    从此后，他埋头苦学民间音乐，什么“东北打鼓”、“京韵打鼓”、“山东琴书”、“河北梆子”呀，什么“东北二人转”、“乐亨打鼓”、“山西梆子”、“河南梆子”呀，还有各地的民歌民谣，他越学越有味。而且，他在演唱民族歌曲时又适当巧用西洋美声唱法的发音，使演唱出的民族歌曲音域更广、更美。

1955年，由于国家急需艺术人才，鲁艺由6年学制改为3年，白诚仁他们提前毕业了。学校打算将他留下来搞民族声乐。但他另有想法，他认为民族声乐的源泉在民间，而不在书斋里。所以他去找校长，说：“校长，我希望能分到地方去，回四川，或到云南、陕北都可以。这些地区的民间音乐都是很丰富，更有利于我们我们搞民族音乐。”校长说：“是啊，本来我们是想让你留校的，但你讲得也很有道理，那就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刘芝明跟我们打了招呼，说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急需音乐人才，让我们派人去。校党委研究，只有你去最合适。”校长又说：“湖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民族音乐也比较丰富，但都流散在民间，所以派你去做一些开辟的工作，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如果你将来什么时候想回学校，我们随时都欢迎你。”

    白诚仁没有想到，这一去，他就在湖南扎下了根，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虽然有几次掉到中央和其他省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因为他已将自己的灵魂融入了湖南三湘四水，他再也离不开洞庭碧波、苗岭瑶山了。

    1955年初秋，白诚仁来到了湖南民族歌舞团，担任声乐教员兼演员。当时团里只有40多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巡回演出。

    白诚仁刚到的第五天，就赶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他背上行李就随歌舞剧团下乡去巡回演出。他们就每天翻山越岭，走遍这个县所有的瑶寨，即使一些高高的山上只有两三户人家，他们也要把歌舞送上去。因为他们送去的不仅是歌舞，而是党和政府对瑶族同胞的关怀！

    白诚仁至今也难以忘怀他在瑶寨第一场演出的情景。他那天是用汉语演唱的蒙古族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可是，一曲唱完了，才礼貌性地拍了手。原来，这些瑶族同胞连一句汉语都听不懂呢！

    白诚仁十分沮丧：我们跋山涉水，难道就是为了给瑶胞唱他们完全听不懂的歌吗？他这时才体会到临行前校长说让他做开辟性工作的深刻含意。他想，要为瑶族同胞演出，就应该创作出他们能听得懂的歌曲啊！可是，他们又不懂汉语，什么样的歌曲他们才能听得懂呢？他苦苦思索……

    一天晚上，月牙爬上树梢时，从对面的高山上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山歌声，非常清亮、动听。白诚仁一打听，原来唱的正是瑶族山歌。他心中闪出一道亮光：对呀，要唱瑶族同胞喜欢的歌，得先从学唱他们的山歌开始。

   第二天，他就请人带路，上山去寻找昨晚唱歌的姑娘。他们在一条山溪碰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就向她打听唱山歌的姑娘。没想到老婆婆却笑了，说：“哪有什么姑娘呀？昨晚是我在唱歌！”果然，老婆婆一亮嗓子，歌声直冲云霄。白诚仁兴奋而比，立即向老婆婆学了这首山歌。

回来后，他将曲谱写下来，并进行了一定修饰，随即就改编成小合唱，并采用瑶语演唱。几天后，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他们在庆祝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一曲唱罢，台下掌声雷动，他们有再唱了一遍，可瑶族同胞还不让他们谢幕。他们只好解释，只会唱这唯一的一首瑶族山歌，而且是刚刚学会的。观众听后，掌声更热烈了，他们又唱了一遍。这首歌就成了他在湖南创作的第一首民歌《合作化高潮进瑶山》。

    瑶族同胞的欢迎，使白诚仁坚定了一定要搞有地方特色民族歌曲的信心。回团后，他立即向歌舞团长老团长汇报了想法。老团长非常支持他，要他用5年的时间，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风，一定要创作出有湖南民歌特色的歌曲来。

    从此白诚仁把研究发掘民族音乐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因为他深深地懂得：越具有民族文化价值的东西，也就越有艺术生命力，越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

此后的5个春夏秋冬，花开花落。白诚仁除了完成团里的日常教学工作和演出任务，从来没有停止过到民间去采风。那时，许多山乡都没通车，要穿行茫茫森林，翻越高山峻岭，趟过湍急河流，都只能靠两条腿走。5年内地差不多走了近两万里。有时一天要走100多里路，遇到岔路口，弄不好走错了就是十里八里，又返回来重新探路。常常是饿了，就吃两个随身带的煮红薯；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

在这特殊的万里长征中，他采访了无数少数民族歌手，有瑶族、苗族、侗族、土家族……甚至还有宋代从云南迁居湖南的白族和清代左宗棠从新疆带到湖南的军队后裔维吾尔族，一共搜集整理了各个民族的歌曲达1000多首。有一回，他听说新宁花竹山有一位瑶族老人身怀民歌绝技，于是走了3天，赶到老人身边学歌，没想到老人已身患重病，十分虚弱，唱不了歌了。白诚仁对老人说：“老人家，你们瑶族的山歌多好啊，你把它们要流下来啊!”老人为白诚仁的诚心所感动，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声音微软地唱起了山歌……几天后，老人就与世长辞了。

    现在回忆起当年翻山越岭采风的情景，白诚仁仍感慨万端：“那时真艰苦啊，可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到民间采风如同在民歌的海洋中畅游，汲取了许多民歌的精华，使我受益终生啊！”

    5年的积累，白诚仁满脑子都是优美的湖南民歌旋律，不知不觉中创作了不少歌曲。

    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60年，一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终于使白诚仁一举成名。

一天，词作家叶蔚林将自己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交给了白诚仁。白诚仁读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心潮澎湃，提起笔，优美的旋律就如山泉般从笔端喷涌而出，只用了一个小时，曲谱就写出来了。不过，为了推敲曲子的结尾又用了一个小时。曲子的尾声，他改了一遍又一遍，总感到不能准确地抒发出难以抑制的激情。蓦然间，一首韶山民歌的旋律在他的耳边响起。那是有一天在他韶山采风，见一个推独轮车的农民，一边走，一边唱山歌：“哟嗬，哟嗬，哟嗬……”悠扬嘹亮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没有去打扰歌者，而是一直跟在后面听，跟着走了好几里山路。想到这里，他胸中豁然开朗，对了，就用韶山山歌调来结尾！

《挑担茶叶上北京》创作出来不久，总政歌舞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演出，歌唱家方应暄演唱了这首歌，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演出后毛主席接见演员，方应暄对毛主席讲：“毛主席，前不久我到了您家乡湖南，您家乡的音乐家写了这首歌，我特意带回来唱给您老人家听。”毛主席高兴地对方应暄说：“那我也托你写封信，说我谢谢他们！”方应暄连夜就写信，将毛主席的话转告湖南民族歌舞团。

    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在当年是多么大的荣誉啊！消息传开，大家都异常兴奋。白诚仁也一夜间成为了湖南省的知名人物，那年他刚27岁。

    很快，这首《挑担茶叶上北京》就唱遍了湖南，唱遍了全中国，并唱到国外。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让白诚仁终生难忘的事。这一年冬天，毛主席回到了长沙。歌舞团决定为毛主席献上一曲韶山民歌，白诚仁接受了改编韶山民歌的任务。

    为了使民歌更动听，他采用了二声部。那天，他和著名歌唱家何纪光在一个会议厅里为毛主席演唱。由何纪光领唱，在演唱中，他又即兴配置了重唱声部演唱。歌声刚落，毛主席就一边鼓掌，一边从座位上站起，向他们走来。他们都激动得发傻，愣在那儿。老团长急忙提醒：“怎么傻了，快迎上去呀！”二人才快步向主席迎上去。

    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连连夸奖：唱得好，唱得好啊！

    刹那间，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后来，白诚仁就根据这首民歌调谱写了歌曲《日出韶山东方红》。

    此后，团里送白诚仁去沈阳音乐学院深造学作曲，插班用两年，时间学完了作曲系5年的课程，回团后任专业作曲。

弹指一挥间，白诚仁到湖南已50多年里，他写下了具有浓厚湖南风味的民歌1000余首。主要作品有声乐曲《洞庭鱼米乡》、《挑担茶叶上北京》、《苗岭连北京》、《春满桃花源》、《小背篓》、《湖南民歌联唱》；器乐曲《苗岭的早晨》、《竹山吟》、《阿妹上大学》、《苗鼓咚咚》等。还有大合唱《韶山颂》、合唱组曲《三湘四季》、大歌舞《风雷颂》、合唱交响诗《屈原》、歌剧《灯花》、电影音乐《枫树湾》等。

    特别值得一提是，湖南每个少数民族的第一首创作音乐作品都出自白诚仁的手笔，如瑶族的《合作化高潮进瑶山》、侗族的《秋后丰收喝喜酒》、苗族的《贺新年》、土家族的《上四川》、花衣苗族的《庙山好》、白族的《想红军》等。因而，他被音乐界称为湖南民歌之父。正是因为他的努力，让湖南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登上了大雅之堂。

    他的不少作品获得了国家级和省级奖，除在国内演唱外，又由各艺术团体带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朝鲜、伊朗及东欧、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演唱。

    身为一级作曲家，白诚仁曾历任湖南省歌舞团团长、调研员、艺委会顾问，湖南省音协主席、名誉主席、中国音协理事、常务理事，湖南省政协常委等职，并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如今，白诚仁已76岁，早已退休。但是，退休又怎能割断他与音乐的血脉呢？退休后少了事务性工作的干扰，他的创作反而进入了新的高潮。如独唱曲《小背篓》、声乐曲《苗岭的早晨》、《山神》、《山鬼》、合唱套曲《三湘四季》等，都是他退休后创作的。

近年来，这位退而不休的老音乐家，怀着对湖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又创作了许多歌唱湖南名胜古迹的歌曲。如《春满桃花源》、《人醉张家界》、《岳阳楼》、《九嶷山》、《南岳山》、《韶山杜鹃红》、《美丽凤凰》、《边城石板路》等。在不断推出新作品的同时，他还不顾年迈体弱，重访了年轻时采风的地方。他心痛地发现，那些当年被称为“歌山歌乡”的瑶乡侗村，如今民歌却大有断代的危机，为此，他心急如焚！为了拯救民歌，他四处奔波，多方筹集资金，请老歌手传授民歌，同时他又提出建议，让专业音乐工作者把已收集到的民歌反过来教给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还歌于民。他说：“决不能让民族音乐这条根，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