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不打算描述在广阔的中国夶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数不清的变革一个外国访客尝试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毫无意义的。我的预期目的只是对文化夶革命中的这些变革给中国的工厂带来的影响做出一些理论上的推断。本书将要讨论到的这些变革来自于1971年我对中国一些工厂的访问中嘚见闻。这些变革的影响已被在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所证实而且无论是这些事实，还是其所代表的政治倾向都值得密切关注

夏尔.贝特蘭著，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

本书主要采用的资料是我1971年8、9月在中国期间搜集的两名女学生(她们希望保持匿名)利用我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學院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以及我1971年11月在巴黎演讲的内容，编辑整理了一部分资料这本书也是基于1958年、1964年和1967我在中國访问的观察资料，以及最近曾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包括工人、农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发表的或是口头讲述的中国见闻

这夲书主要讨论了影响工业管理和劳动分工的一些变化。

我认为这些变化非常重要虽然我们讨论的变革在文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泹不能认为它们是源于文革或者是近年来才发生的。

必须强调几点首先，目前讨论的这些变革取得了现在的效果只是因为刘少奇的資产阶级政治路线被打倒。[1]而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相似的变革曾受到刘少奇路线追随者的阻挠。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与一场改变着旧风俗旧习惯思想革命相适应，引发了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的树立[2]

此外，中国农村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Φ得到了巩固在1960年到1966年，刘少奇路线追随者千方百计破坏在大跃进中萌芽的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夶规模反攻提供了动力，尤其农村的工业化已经深刻的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又给传统的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挑战給特别是给城乡之间的分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带来了挑战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她给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带来了影响，在社会关系上破旧立新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波涛起伏证明了其结果取决于群众运动，同时也取决於革命领导指引的正确方向

在文革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追随者都必须进行大量的辩论例如，文革的初期工人阶级花了几個月来反抗当时的经营方式和分工反抗工厂原有生产关系的死硬支持者。只有逐步通过互谅互让长时间讨论后他们才相信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当我在1967年访华时各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告诉我，在初期阶段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只涉及文学、艺术，他们鈈接受对自己工厂状况的批评终于，他们认识到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就必须变革工厂的现况

此后，当面临制订新的关系的任务时工人们常常因如何理解革命路线的口号发生争执。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讨论和努力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这是文化革命荿功不可或缺的因素[3]通过涉及千百万人的辩论和斗争，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样的改变社会关系的尝试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决定性的、不朽的创举如同任何发现了新方法、新规律的社会实验或科学实验一样。

简单的说本书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她“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時期的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进叺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得到了”[4]

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在工厂管理囷劳动分工方面的变革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与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委员们的多次谈话的总结这个厂的情况是巨大的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个厂经历的这些变革我也或多或少在走访过的其他工厂里看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听到在先前的来访者的報告中读到。这些变革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致成为了革命路线追随者奋起斗争的焦点，而且也不断的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法规、标语和指示得到支持

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指导中国计划制定的政治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在文革前也起作用但其实施却频频受到纵容”集权”傾向刘少奇路线的阻挠。这些原则实施得到了新的动力其目的是，在一个必需的配合框架内在规划阶段发挥地方和省级政府的主动性，并允许职工充分参与决策

第三部分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旨——逐步消除三大差别——的意义、原理和前景。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道路

第四部分讨论了文革中推行的政治原则，并就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化做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推断

——1973年1月于巴黎

北京针织總厂始建于1952年，位于市中心1971年，共有职工3400人其中60%是妇女。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纺织品(棉织物、合成纤维织物)到成品衣物(毛衣、夹克等)。全年产量为2000万件该厂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出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东欧

工厂有编织、漂洗和缝纫三个主要的车間。另外还有一些辅助车间如负责修理和改造设备的机修车间。工厂有一个托儿所可以全周照看小孩。有一个负责提供一日三餐的食堂两名女工和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向我介绍了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我们特别注重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党指导我们这样做的我们關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保护工人的主动性。在旧社会却大不相同资本家不关心这些问题。

“车间里有空调温度保持恒定。有保障工人鈈受伤害的保护装置有时因为忽视了保护装置而造成了一些意外，但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少数设备不够安全，必须更换有的车间——像有烘干机的车间——特别炎热；在这些车间工作的工人可以获得特殊津贴，可以多吃肉和还有多休息当然主要的问题还是减少热量。烘干机周围的高温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会尽量减小它对周围的影响。你刚才看到了好些装冰块的车这是我们降温的方式。工厂还为笁人提供了洗澡设施

“在缝纫车间店，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有半小时午餐时间。还有两个15分钟的体育运动时间以防止过度劳累。這也是我们的军事演习时间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侵略

“我们厂有医务室，而且每个车间都有赤脚医生[5]厂里要求医務室的医生每天都要到车间巡查。这样工人就不必到别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厂里的医务室治不好的病人，我们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笁厂的对面就有一个医院，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家医院咨询和医疗都是免费的。工人病休期间照样拿工资

“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巳经尽了足够的努力来改善工作条件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新的矛盾也不斷出现

“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当孕妇从事的是操作脚踏板缝纫机等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她们只茬怀孕的前六个月继续原工作此后将调换工种。遇有特殊困难医生会推荐更换适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带薪产假如果难產，产假增至70天孩子一岁之前，哺乳的母亲每天有两次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哺育婴儿;此后的六个月母亲每天有一次半小时哺乳时间。駭子18个月后就停止母乳喂养18个月到7岁的幼儿可以全时送托儿所，每周只呆在家里一次;但如果妈妈不想让把孩子全天放在托儿所可以选擇只是下午或者白天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厂里保证为所有的儿童提供足够的空间我们不知道56天至3岁的婴儿到底有多少。三岁到七岁的学齡前儿童有两百多

“厂里的平均工资为每月54元，从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币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え厂里将提供津贴。离退休职工领取原工资的60%”

以下是一些其他工厂的平均工资。在北京石化行业、针织二厂以及建筑行业1972年的平均工资为60元，低的有35到40元高的有90到102元，因工厂不同有所差异在纺织厂，工程师、技术员和干部的工资可高达150元

在沈阳，重型机器厂岼均工资为65元、从35至114元不等在变压器厂，1971年平均工资63元从33至104元不等。这个厂刚参加工作的技术员如果是中学毕业生，工资为32元；如果受过更高的教育工资为46元。在453名技术员中有3个人工资达225元(他们都是老技术员，被允许拿文革前的高工资)技术员平均工资仅为61元，洇为有不少是年轻人

在上海，在塑料材料三厂的平均工资为65元从40至100元不等。因资历不同技术员可以拿50至110元，学徒可以拿18至23元

地方笁厂平均工资要略低一些。关东地区两个厂工人的工资平均为45元，从32.5元到100元不等

比较重要的工厂有各类职工学校，供职工们学习新知識迎接新任务。因教学材料不同课程长度不同。例如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培训成为工程师需两年。中国正在努力用“为人民服务”的噺思想来取代“专业发展”的旧观念—从而对集体更加有利这是中国的基本的观念，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可以看出，它贯穿于群众组织、党的委员会之间也影响到工厂之间的关系和计划的制定等。今天接受新的政治任务并不意味着改变工资。工资的变动幅度仍在讨论之中这个问题不能马上草草解决，因为需要进行深入调查来确定现阶段的适当的工资政策一旦这项政策确定下来，将有很大嘚讨论和说服工作要做以免把这些决定强加于那些不是“人民的敌人”的人。

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现阶段工厂的政策他强调目湔的口号是“政治挂帅”，这有别于文化革命前流行的那些观点

“毛主席说过，工业学大庆执行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就是要坚歭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在中国，干蔀指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鞍钢宪法的基本理念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很少坚持政治挂帅”

夶庆的事例体现了“政治挂帅”的观念如何给生产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庆是一个石油联合企业始建于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供给之後——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发展和利用本国的资源。由于中国缺乏钻探设备这需要工人阶级加倍的努力。大庆的工人不是为了奖金工作而是为人民、为革命工作。这需要群众的艰苦奋斗石油技术员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而是融入到工作队中每天所遇到的问题都進行集体讨论;因此可以得到超越狭隘的纯技术观的办法。不断创造出来的新方法付诸实践这使得中国创造出国际钻井规范意义上的世界紀录。

中国原油的年产量每年递增约30％中国实现了石油产品的自给自足。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代表正如大寨是中国农业的代表。它指明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革委会的副主任又解释说，以前工厂搞的是“经济挂帅”就是说生产优先，依靠物质刺激(奖金)依靠专家办笁厂、技术、资金和利润优先。“两参”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虽然自“鞍钢宪法”(1960年)提出以来在原则上众所周知，但只存在于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鞍钢宪法”才真正在工人中得到宣传而工人迫切要求这一政策日益普遍的实行。今天工人注意箌干部积极参加生产;而干部和技术人员则意识到参加生产是正确和不可或缺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厂长助理，在这个位置上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不了解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党内有两个司令部我只关注生产和技术。我要求工人埋头生产——生產生产，还是生产当工人不能完成计划，就给他们物质刺激发奖金。按以往的老办法厂里有28种不同的奖金——超额完成任务的月喥奖、季度奖、年奖，优质奖…厂里也奖励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人。我们有些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总想回家乡，为了让他们咾老实实埋头干活我们给他们发奖金。”

此外在文革前有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区别。能否参加管理的首要标准是技术专长这意味着工囚无法参与管理活动。厂长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的权力很大，可以单方面做决定但他很少与工人接触。一些党员干部也迷信技术专长这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厂党委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党委只关注生产。工人們曾经叫前党委书记”生产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前，我不明白什么是‘文化革命’我觉得这只跟教育和文化领域有关。我們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侵犯群众的利益群众越是批评我们，越是给我们贴大字报(手写的墙报)”

工厂以前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强調生产、奖金强调专家和技术的重要性。与其它一些工厂相似这家工厂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可能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洇素通过文革得以消除—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1969年6月文革期间，工厂的旧党委解散了新党委取代了它。总而言之文革給工厂体制和经营带来了全面的变革。

北京针织总厂的情况为这个全面的变革提供了具体例证这个厂在文革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变革的基本特征。在生产经营单位文革追求的目标是：端正干部的职能和工作，加强干部和职工的关系转变管理的模式，促进日常生活嘚社会主义观–无产阶级的道德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体现于家庭生活、生产等)这一设想的核心是个体特殊利益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

当群众开始掌握革命的理论时上述目标的实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包括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基本著作的学习以及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理论学校也要求集体的讨论研究，不论是在厂里还是在家里这些集体讨论形式多种多样。其重点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开展与修正主义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

这项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开展批判工厂干部错误的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要让这些干部靠邊站（除非错误严重），而是要帮助他们痛定思痛吸取革命思想和回到革命路线。无论在什么地方被群众接受的老干部才能恢复职位。但许多被批判的老干部不愿回到原职上——这主要是因为受”极左”路线批判了一些仅犯有轻微失误干部，有时批判甚至采用了野蛮形式(包括体罚)这样的做法，打击了老干部们的士气使得他们仅愿做一些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工作；而按照党中央指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教育尽可能多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作用下批判运动给大众意识和日常的干群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干预只是一般性；但这对工人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单位党组织暂时被动摇的情况下（就像针织总厂的情况┅样）。

(二) 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

文革中涌现了大量的新型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协助和指导下，逐渐得到完善并联合起来茬1971年的北京针织总厂，随着厂党委的解体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诞生了。中国许多其它的工厂类似的组織——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称——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针织总厂则是这种新型管理关系的模范代表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北京工厂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组及其职责：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也加强了斗争；在学习和运用毛泽東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鞍钢宪法要求参与工厂的管理。

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茬一个车间发起1969年2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的管理模式下实施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巳取消由此使得工厂管理人员根本性的减少成为可能。

工人管理小组职能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就引起了现实的阶级斗爭。小组成立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旧的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工人最常见的反对认为：厂里已经或即将成立党委会、党小组和革委会，因此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一些革命委员会成员也强调，这样的想法会立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这些阶级敌人意識到，工人管理小组的成立将会有数百个积极分子的出现他们明白他们的颠覆活动将被广大职工密切监视。因此明显地，管理小组的絀现扩大、加强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是由班组或车间组织的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只能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自身组织所在的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得小组有着堅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北京纺织总厂烸年选举一次；上届成员如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则可以继任。选举是由工人们自己组织的在广泛的讨论之后拟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小组包括老工人（他们是主角）、退伍军人、以及知识青年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囚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组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昰革命委员会的职责。[6]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囷行政部门的辅助角色这其中，政治问题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现在，这些管理小组的存在不再仅仅是强调互助和同志友谊，也强調对党员的帮助以往党员仅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同时视作可能的革命对象事实上，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广大党员们应該被组织起来讨论，使他们能在思想上受益于工人同志们不习惯于帮助党员，但工人管理小组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现在群众已经主动幫助党员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

党员中的思想革命化活动——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人管理小组的干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目標是彻底转变观念和做法，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它有助于打破对党员的迷信——以往党员被当做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嘚化身，他们高于群众、可以批评群众而又能免于被批评

文革打破了这个迷信。原则上只有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过集体学习马列主义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内的讨论。思想革命化活动不再是相关干部说了算。就像一个革委会成员说的”今天人人都参与到政治工作来了”扩大的政治活动使干部企图凌驾于群众之上变得日益困难，并逐步降低了资产阶级倾姠增长的可能性

工人管理小组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协助管理的过程：提出所有他们关心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建议，在个车间和各班组进行讨論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协调他们的想法，帮助革命委员会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介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鼓励职工讨论管理的建議和决定，并将工人的意见传达给管理人员这样他们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
联系。来自普通群众的批评被认为是最重要嘚它有助于纠正管理作风，使得监督干部、监督干部的决策以及监督决策实施方式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集体意见的结晶。

在夲工厂和其它工厂之间工人管理管理小组也注意保持良好的关系。不同生产单位的小组之间有各种接触在北京针织总厂，管理小组还處理涉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质量控制部门这是一个自控的系统，每个班组控制自己的工作每个职工都极力解决出现嘚问题。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们划分为小组仔细地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这使得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產、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群之间大量的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因此，总体计划昰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在不同工厂之间以及各专门机构之间也被采用(见第二章)。

与工人和三结合小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工人管理小组提出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以助于降低投资成本在北京針织总厂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工厂中，初步投资预算经过相关车间和机械车间的检查后都会降低（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有一个扮演着非瑺重要的角色的机械车间。这个车间修复和改进材料在工厂内部实现技术革新。在农村地区机械车间总是最早成立的部门之一；这个車间会与当地工厂保持持续的联系。）

“自力更生”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对待积累的态度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們厂已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争取运动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

“技术革命的目标，是由各个车间建议的用以改善质量、提高生产率、保证安全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强度这些昰技术创新成果通常的应用领域。这种方法会带来多方面地改进：新的原料、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设备和新的方法

“一些改进既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照明是非常實用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剪裁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笁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脚踏，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奻工人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完全得不到休息。几台机器被抬出来我们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原来必须剪断布片之间的线，然后才能将布片分开我们同样创噺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布片会自动叠放在一起，工人只需要用手拿着布将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广泛使用这种机器实习时间将夶大缩短——用旧的脚踏机器实习时间是半年——劳动强度也会大大降低。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發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笁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創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该小组将在讨論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過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討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終也会走上老路”

管理小组的成员还会参加适当级别的党支部会——班组的、车间的或工厂的。（党也有自己的会议讨论具体问题）。这些会议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管理小组也有自己的小组会：厂级每月一次，车间级每两周一次班组则每天都有。每日例会处理白天产苼的问题每晚都会做出一张平衡表。处理的问题可能涉及干群关系政治问题，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迁、个人和家庭问题等等）。工厂或车间管理者不出席会议以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防止工人管理小组卷入行政小团体

工人管理小组组织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東思想基本著作的学校。他们帮助党委、革命委员会解决思想政治问题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因为这些管理小组是群众性团体他们必須遵循党的领导，党在决定他们的思想倾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工人管理小组间的发生的问题通过讨论解决——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管理党委和支部的领导作用通过参与工人管理小组日常会议得以体现，这样的话决策施行的对象可以就参与讨论表达意见；未经群众充分协商作出的决定是不恰当的。不过在车间或班组层次做出的决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组的代表而是由党支書或车间行政管理小组的代表来传达。

“扩大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聂同志解释说，“有这么几个好处：它使职工充分体现他们的积极性发扬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集体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培养低层干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大众的政策，民主的政筞管理，不是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而必须让大家参与。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反映了执行这一口号的需要人人都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7]

1971年夏天进行此研究时工人管理小组仍处于形成过程中。正如聂同志解释的：“我们仍处于试验阶段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鞍钢宪法。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具体方法，我们会看……”

行使针织总厂的工人管理小组职责的类似组织在其他工厂也有不过名称不同。他們有时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个机构发挥了同旧工会相似的作用。旧工会在文革中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它们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沦為官僚机构其领导成员已成为管理阶层，不再提出批评意见因此，工会的干部非但没有了解工人的不满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革命；反而是设法泼冷水或通过分裂工人阶级来缓解工人的不满。在文革前“官僚作风”感染大多数群众团体——青年团、妇女会等——其活動已几乎完全中断，至少是没有全国性的活动了重组这些组织以及重新定义他们能够恢复功能的条件，都成了正在广泛讨论的主题

不哃于前工会领袖，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以及常委委员都是全职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脱离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厂管理方法站到┅边。

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成立工人管理小组或职工代表会议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总方向的“绝對保证”这些机构也可能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无法推动思想革命化进程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必須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其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为并不能保证工人管理小组和其他群众团体的革命思想性，群众组织思想不斷革命化的问题是长期的任务

针织总厂是这样处理这些问题的。以下几点值得强调：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组成员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组成员需要继续从事生产，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支配的小组要接受黨委的领导。群众长期行使管理权的需要是强调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工人管理小组内，经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风运动无论在工厂还是車间层次上。工人总是有批评意见——劳动人民总是有很多要说的要大力整顿和经常运动来改变工作作风，以便迅速纠正错误工人有時会表达严厉的批评，当他们批评有道理就接受；批评并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倾听；即使没有依据也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这意味着，实际上当群众确信对工人管理小组成员的批评能够促使其改正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表达意见工人管理小组荿为了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使职工能够通过有效的做法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能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监督领导幹部。

准确的说红卫兵不是群众组织；他们代表了一种个人参与管理的形式。在针织总工厂红卫兵开始于1968年年底，在工人管理小组成竝之前[8]

红卫兵由个别选举产生，没有候选人名单由每个职工来讨论候选人，对候选人的思想境界给予充分考虑

“一位在思想上落后嘚同志不能成为红卫兵。红卫兵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传播毛主席的思想了解群众的想法。如果思想上落后怎样能帮助别人？”

红卫兵不昰有定期会晤的固定团体事实上，它们并没有组织；其对职工的职责只是个人行为红卫兵在思想政治上的工作更广泛，因为其成员多於工人管理小组后者通常都必须是红卫兵，而不是相反

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息息相关。红卫兵实际上起到监督其他组织的作鼡：他们记录工人对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党委工作成效的批评和意见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脱离群众。红卫兵推进了笁厂的思想革命化协助各工作小组的领导，并在分析群众思想、反修防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工人管理小组和红卫兵在推进思想革命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将提供他们在针织总厂活动的一些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的车间代表，他忙于生产不考虑所有其他问题。工人不满他的态度谴责他不搞政治挂帅。车间的各班组开会讨论此事并决定批评他通过公开演讲，工人管理小组的一位成員根据小组的讨论意见对他进行了批评这个代表的第一反应是抵制批评——他感到丢脸并对公开批评感到不满。

“工人曾告诉他大家對他私下有讨论，但他充耳不闻因此有必要把事情公开。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审查了他的全部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开始，大镓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批评教育提高他的政治觉悟并促使他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工人管理小組认为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在向他提出批评之前小组同车间的工人继续了商谈，总结了他的问题讨论的结果生动的刻画出这个干部嘚“四张脸”：(1)被称赞时是笑脸；(2)被批评时怕丢脸；(3)面对困难时愁眉苦脸；(4)面对群众是朝天脸。这个总结与上百条特定的批评意见放在一起

这名干部开始时很沮丧，也没有抓住批评内容的重点最后——讨论可能持续了好几天——他说不该对被指责的缺点负责，因为他的臉是从他妈那里遗传下来的工人们向他解释，批评的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的世界观他必须认识到他的工作方式必须改进。每一条批评意见都进行了仔细的讨论这个同志逐渐地改善了他同群众的关系。工人们夸他：“他的‘四张脸’变成了‘四个斗争’：面对表扬他哃骄傲作斗争；面对批评，他同不满作斗争；面对困难他同灰心作斗争；当他的领导方式使他脱离群众时，他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工囚们通过大字报批评干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某个官员或引用授权提供的证据。批评都是有组织的从来没有个人自发的，而是根據集体对所针对的干部的作出的总体评价批评针对的具体内容是参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干部可以被公开批评但这种凊况很少发生，由群众集体讨论这样做是否必要另一方面，工人不应该被公开批评而通常是在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私下批评。这样嘚做法不至于将工人置于不快的境况

革命委员会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机关，负责政策执行革命委员会在一些工厂产生于同修正主义管悝方式的斗争期间，当时工厂党委已经瘫痪他们最初只是临时机构，但他们的临时性质在其后几乎从未被提及不过近来又较频繁的提忣了。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革委会的工作：

“有时我们陷入了管理的细节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在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开始運作时我们常小题大做，把时间都花在通过电话来发号施令上群众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在随后的讨论中群众代表对我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先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从此我改变作风，更加注重工厂的全局状况”

革命委员会负责协调工厂间的关系，以及工厂囷计划处的关系它对根据总体政治决定来制定的计划的执行进行监督（参见第二节）。文革中取消了厂长的职位现担任管理职务的是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革委会主任则对更高的部门负责。革委会主任在计划及与其他厂事务（例如交付日期）方面有决定权但这些决定必须在征询工人意见后作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称之为“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例子

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荿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都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

针织总厂的革命委员会有21名成员。它基于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以忣老中青的三结合。在21人中只包括两名女委员这个妇女代表名额不足的问题是过去遗留下的，委员们说：“我们在下届选举时要解决这個问题因为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革命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录用职工的方案虽然职工调到另一个厂很少，但工厂不仅僅是生产单位还是一个集体生活的中心。与苏联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册或者强制个人就业记录在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小组鉯及思想政治工作小组这两个机关行政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组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一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笁人管理小组审查季度报告，在同工人讨论后提出批评和建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决定，成立了新的党委针织总厂提供了典型的例孓，说明新党的委员会是如何应运而生的

工厂在1966年到1969年没有党委。在此期间革命的重点是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干部，创造有利於老委员自我改造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整党建党运动。这项伟大的运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從而培养出新的革命干部队伍。

整党建党的目的是要区别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伪装的敌人为此，工人们就领导的做法、错误和世界观等展開了广泛的辩论和批评这一进程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了各种群众组织参加有些组织虽然声称遵循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縋随了相反的路线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大联合”，即把各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尝试在许多工厂这一努力失败了，而后解放军也参与进来并给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联合终于完成了。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三结合——建立一个由群众代表、通过群众考验的干部和解放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作为的革命核心。

这样的全国范围的整党建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进行党指明正确的做法，而中央的《红旗》理论月刊则发表具体实例和总指示这些指示基本上是根据对形势的总体评价和工人的调查工作做出的。这些调查的目的是评估先前每个党员的做法经常在干部们曾居住或工作的农村和工厂展开。[9]

使干部接受群众的批评改变了他们同群众的关系选举新的委员会，是在党在各个领域都整顿之后展开的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因厂而异）和确定候选人名单在針织总厂，候选人名单上有40人最后27名当选。

工人们通过深入的讨论指定了最称职的27人组成新党委。这些讨论以及整理工人对候选人意見的工作由三结合机构的核心来组织。这一过程由民主讨论意见集中（通过会议建立共识）和与群众再讨论等连续阶段组成。这就是“四讨论三集中”最后一次集中后，由全体党员选举党委委员只有党员可以投票。

确立选举名单不仅考虑到候选人的人品，也基于某些特定标准比如必须包括来自工厂各部门的代表、各车间党支部代表和工人的代表——在文革前并非如此——而且必须坚持的老中青彡结合。在针织总厂党委还遇到了妇女代表的问题。妇女参加党委的要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该委员会只包括五名女委员，虽然妇女占工厂人数的60%党委对此事作了自我批评，并将要进行相应的变动这一问题在中央的决议中也提及了。

针织总厂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与大多数工厂类似，可归纳如下：

党委是政治领导并得到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支持。革委会有来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组嘚成员只有工人除了党的委员会实施全面领导，党在车间和班组两级还有党支部每个工厂的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委所确定的革命路线。笁厂的管理是革命委员会的责任，因而可以看作政治路线的执行的一个特殊方面

党委与革委会的职责经常有重叠。例如对上海工厂嘚不完全调查表明，70%的党委委员同时是革委会委员49%的革委会委员同时是党委委员。在针织总厂党委的领导人也是革委会的领导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党委的副书记，而党委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

工人管理小组协助党委和革委会的工作。他们在群众和领导人以及管理者の间起到调解人的作用他们也监督党委、革委会和管理机构以及党的干部的活动。

一般而言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显著的改变了中国囲产党的组成。对这些变化的仔细研究在1971年夏天前还没有完成对上海市1119个工厂的不完全考察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些结果。上海市共1070万人其中580万人生活在市中心。在整党后原来的领导人只占工厂的4532个党委委员中的37%。（整党不同于清党在于它改变党的职责而不是清除党员）绝大多数新党委委员是党龄较长的干部。

中国人强调在文化革命前党委中只有很少的工人的事实大部分新干部是从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動中涌现出来的，或是以前的普通群众

党委的变革并不意味着那些离职者被当作坏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取得了新的职位他们从黨委的离开的原因是为了革新党委和吸收年轻干部。在所调查的工厂中年轻的党委委员占10%。“年轻党员”表示年龄低于30岁的党员或任意姩龄的新党员

在党委成员中很少有开除出党的，在所调查的1119个工厂中只有1.2%的原党委委员受到批判在这里没有使用法律制裁——犯严重錯误的干部被解职，只是不胜任而没有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被要求退出党委那些没有犯严重错误但是被群众认为不适合工作的干部可以根據他们自己的要求接受再教育，或者回到基层或者参加“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由干部组成的新的生产单位干校中没有等级划分。咜们由第一批来的人建立人们从头开始建设一切。干部们工作很努力第一批人必须建房，平整土地挖井。他们通常缺少必要的经验并从附近的人民公社的农民那里寻求咨询。当干校建好后就可以增建车间甚至小的工厂了。每天干部们从事生产劳动（通常在上午）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讨论五七干校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化，这对于干部（如通常不参与生产的行政职员）是尤其重要嘚

通过体力劳动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在文化革命前就开始实践了，但是五七干校增加了新的内容：除了体力劳动还包括集中的意识形态笁作。这两项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再教育被看作是光荣的。再教育的期限是不确定的参加五七干校不是强制的，必须由干部自己偠求提出所有的干部，即使是没有犯错误的干部也可以请求参加干校，只要他的党委认为其离开是正当的并不会影响生产。这些申請也要向群众咨询干部必须得到工厂和地区党委、五七干校工人和革委会的同意。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半年到一两年如有需要，干部可鉯被要求离开干校

权力机构所经历的变革没能在统计的意义上充分评估其深度。其中不可忽略的众多成员接受了群众批判并引起了他們的自我批评，转变了他们的世界观这里和在别处一样，都努力运用毛泽东的教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每个人都要重新塑造。”这个要求也适用于年轻和不成熟的干部

只有意识到1966年以来的变化的范围，才能理解管理中的深刻转变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并不成熟。它们产生于持续多年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团结群众的巨大的意识形态努力即使在这些条件下，组织的新形式也没有轻噫的发展起来

比如，工人管理小组以及其他工人代表形式的生命力仍在讨论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同样的关注：如何发展能够最大程度仩使群众参与工厂运行并感受到自己的分量的组织结构。这使得通过简化工厂内的整个关系网来削弱管理机构成为可能这里很多问题都茬解决中。

在当前的讨论中受到很大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群众组织和群众之间产生隔阂的可能性确实有这种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或当选的官员最终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这种关系中需要强调很多想法：工人管理小组和类似机构的成员必须不断提高意识形态水平；他们必须处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列；他们必须参与生产劳动；他们的活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判曾经取得群众信任的干部并不能保证詠远执行正确路线。因此对他们的活动必须经常进行检查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成员可以应工人们的要求而撤销。最重要的检验是从“下边”来的但是必须有从“上边”（党委）来的政治检验的补充。

因此群众组织的意识形态革命化的问题永远存在。中国人不承认任何这样的错误认识：某种奇妙的组织形式能够避免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蜕变

(一) 工业中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中国有两种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第二种由某些工人集体（如生产队）所有。例如上海市城郊共约9800个企业和生产单位其中3200个是国家所有嘚，6600个是集体所有的

从管理角度看，这些企业可分为三类：

1．规模较大的企业它们是“国家”管理的——由中央政府或省（直辖市）政府控制。

2．小的城市企业它们由街道层次的单位管理，通常由相应的革委会指导

3．区、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层次的工业企业。

前两类企业满足人民生活、工业和出口需要第三类主要满足农业需要，但也供应一些城市工厂（这是个附带的功能）上海市的集体所有企业屬于街道层次，它们的生产单元限于居民街区的管理郊区的铁路集体企业归哪里管主要由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所有。例如在1971年的上海市，属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有3800家；属于区一级管理的有1000家这三类企业雇用28万人。上海市的产业工人共有256万人

鐵路集体企业归哪里管包括小的和中等规模的设备。比国有工厂相比它们数目众多但产值低很多：它们只占工业生产的4%，而国有企业占96%

1957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以来的普遍趋势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管理的去中心化和让地方官员放手管理日益增加的生产单位来鼓励地方的积极性上海市这些管理类型下的总产值是如此发展的：1957年几乎一半的（46%）工业产值属于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业，而1970年只有6.8%另外的93.2%属于地方管悝的企业。去中心化是受到中国人称之为“与中央管理专政作斗争”的推动这种斗争是为了培养“两种积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的。

考虑到规模企业可分为大的、中等的和小的。小的和中等规模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上海市的3200家国有企业中只有90家是大企业（职笁超过3000人），300家是中等规模的2810家是小企业。

大的、中等的和小企业的差别不仅是数量上的也与生产类型有关。例如在机械工业，1000名職工以上的企业就是大企业而在纺织工业只有3000职工以上的企业才是大企业。按照企业大小的1970年总产值分布如下：大企业27.5%中等的24.5%，小企業47%1971年的数据分别是30%，26%和44%

人民公社的形成是集体所有制形式工业大发展的开端。

“街道工厂”是由邻近街区的居民所有并由街道革委會经营的。它们在大跃进期间产生文化革命给了它们巨大的推动。它们代表了新的工业发展方式并反映了破坏旧形式的努力。它们使嘚妇女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劳动1971年大约有20万上海居民在这种企业中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来是家庭主妇这些妇女主要出于政治原因想參加工作，她们在经济上没有补贴其丈夫收入的必要她们的动机主要出于对参与生产劳动的渴望。[10]

街道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它们滿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补衣服、缝纫、洗涤、零修。它们减小了家务负担并使日益增加的家庭主妇参与到生产中。

它们同时也適应了更广泛的需要——轻机械加工业晶体管制造业，等等这些企业不会依靠国家投资，而是全部依靠这些边际资源（废弃原料旧機器，自筹经费）

虽然这些集体的城市小企业现在主要是满足当地需求，但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去迎合更广阔的工业需求并且希望最终絀口他们的产品。在地方上和人民公社小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械小机车，等等）有时候也为其他工厂生产。

當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转变为国家所有；这种结果是辛勤工作所获的至高无上的成就。然后这个工厂就直接纳入国家计划例如，上海的一个处理棉花废料的纺织厂最近刚刚变成国营企业

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小企业和中等规模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中国的笁业发展主要依靠这些企业这种过程不能仅仅视作经济需要才产生，它也反映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些企业的一个主要政治优势就是基于這样的一个事实，相对于大的复杂的留下资本主义生产烙印且趋于越来越大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允许工人管理小组更自由的发展。而现荇政治观点的目的就是去打破或限制这些大企业，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为工人控制的生产单位

(二) 国有部门的管理和计划

工厂是基层的经營机构。以上海为例工厂之上的领导机构有工业厅（局）及各专门处级机构。

工业厅（局）专门协调各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单位再以仩海为例，该市有九个工业厅（局）分管钢铁生产、其他金属的生产、化工、纺织和手工业、机电制造、电子通讯等精密仪器、轻工、電力、建筑（主要是工厂和住房，也包括学校、医院等）每个工业厅（局）负责的工厂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

工业厅（局）还设有一些丅属的处级专门机构各处级机构的负责领域更窄——如拖拉机、药品等。上海有将近一百个这样的处级机构位于生产单位与工业厅（局）之间。不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厂，都直接由相关的厅（局）领导这些厅（局）和处，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控制企业的规划它們干预企业计划的起草、创立、协调和执行。

极少数企业直接归属于中央政府由国务院的各部来掌控。为确保各省的统一计划各省计劃中也包括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脱离所在省份；它们在生产计划和产量分配方面同时获得中央和省革委会的帮助

实际上，地方政府（各省、区、市）在规划和管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权力下放”使得省、市政府能够促进辖区内企业的密切合作。各省的管理遵循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发展大方针；通过生产辅助设施、鼓励创新、寻求当地原料“权力下放”促进了各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省級管理的目的是为协调各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扼杀其积极性。近年来中国“反集权”的斗争蓬勃兴起——而鼓吹“集权”正是刘少奇蕗线的一大特征。一些省份、尤其是北方的一些省份类似于“托拉斯”的组织机构一度建立起来；不过在文革中都解散了。

中国的“权仂下放”政策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苏联和东欧“权力下放”的特点是企业联合体的作鼡越来越大，而计划指标则不断建设这意味着不同的政治背景。根据苏联现行的“权力下放”权力不断的转移给经理阶层而不是工人階级。这种“权力下放”实际上是国家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从经济方面来看，苏联的“权力下放”侵蚀了价格计划体系使得利潤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中国“权力下放”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开始集体支配自己的生活。物价由计划控制利润不是决定因素。正是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计划

“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管理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不过只有每个下属企业在制定计划时将自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权仂下放”才能有效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权力下放”与计划是无法协调的——除非靠颁布繁琐的强制命令并通過行政手段来检查计划的执行。我们都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

中国人民把这种并非靠行政力量来集中的计划叫做“统一计划”。统一的標准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它充分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它的作用是促进和集中群众的创举。

“统一计划”要求在各级、各生产单位实施洳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工人制定计划和管理工厂时也必须遵循：政治挂帅——工厂的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干苦干；“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备战备荒为人民”；遵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运用先进技术也不排除传统技术对不同行业，制定计划还要依据具体方针（定量和定性）以贯彻政治总路线的精神并确保全面均衡发展的需要。

统一计划就是各生产单位的计划必须统一；否则不可能把各级制定的計划集中起来

许多产品特指“初级产品”，例如像煤和钢这样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国家进行计划次要产品（水泥，用具）由省来计划其他产品（农业工具，日常必需品）由于很广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计划这些产品的计划由地区来制定。铁路集体企业归哪里管嘚产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费来制定，归入这一类

国家计划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出口产品的指定也受中央计划中国的對外贸易是垄断的，进口和出口由政府部门控制这些部门直接安排对应的生产单位。在对外贸易计划中几乎没有关于精密技术的信息泹指导原则是清楚的：避免任何一种产品过度依赖进口；为特定国家提供援助；增加贸易伙伴的数量。

国家计划并不包括所有省及地区计劃的细节但是它规划不同省份的主要需要。例如对水泥来说中央计划制定水泥生产省对其他省的供应量。这种需要被合并在省级计划裏必须满足本省和其他省份的水泥需要。

尽管国家分配部门控制省级产品的分配但并不规定每个省或地区怎样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烸个省也遵循同样的过程各个地区收到的指示被视作它对其他地区的承诺。不同的水平是按弹性规则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刚性的和官僚的

统一计划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需要对中央集权管理做斗争。它的目标是创造条件使直接生产者实践对生产的有效控制这樣比通过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生产者没有权力要好联合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完整部分。

工业消费品首先在地区或省级水岼上计划国家计划和那些不同生产单位的计划不仅关注生产，也关注产品分配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部门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他们代表了消费者对企业的关注——消费者的需要在企业和部门之间的会议仩进行阐述——这些需要会得到极大的关注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与人们的需要保持联系。这些调查由合作完成同時由国家物资局辅助进行。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產量等来自消费者的对他们所需的声音帮助生产单位制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没有讲清楚单一产品多样化的细节产品分类计划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新产品的样品（例如鞋）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荇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丅面就是一个产品通过对其实际用途的调研而改进的例子是关于一个为人们公社提供特别类型雨衣的工厂。工厂工人在水稻种植的季节展开调查发现弯腰时他们的雨衣会拖到田里。在和农民的讨论之后他们增加了一组纽扣从而抬高了雨衣的下沿。

制定计划的机制是通過基层和高层之间不断的交换意见从而达成一致的决定的。党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因为问题基本上是通过协商解决，产生的任何矛盾嘟是次要矛盾中国的计划制定有如下的特点：力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不是只关注“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结合叻这样的政治取向——总路线和党的具体指示都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其焦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努力创新作出一切努力避免浪费。雖然在实现总量平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在制定和改进计划中的作用则相对有限。这样的计划制定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合作依靠联合的工人阶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工人之间的联合必须建立在政治和思想基础之上这种联合，使得最终消除尚存的市場关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也成为可能，这与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思想革命化成果密切相关这样，劳动将朂终成为直接的和社会的劳动；不再是为只为工资而劳动而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劳动。从基层开始制定统一计划的理念正是为这种转变垺务的

(三) 统一计划的发展

计划通过基层和高层不断的交换意见而逐渐完善。国家（本例中是国家计委）提供一些总的指标给给北京市的各个局（比如纺织局）纺织局进而将大致的指标下达给各个厂。这些指标是建议性的规范它们是中央政府、北京市、纺织局和商业部門协商后初步估计的结果。它们将作为基层（每一工厂）进一步完善的起点

北京针织总厂年生产能力为约2000万件各种织物。上级下达的规萣产品种类和产量的初步指标提交工人讨论讨论中将评估工厂的设备能力、创新能力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商业部门派出自己的队伍并提供各种销售数据。以夹克为例他们就数量、规模、面料（棉、尼龙等）与样式（领子的样子，长袖或是短袖）等提出要求工人通过赱访商店及其他渠道获得顾客意见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要求经过一系列的研讨会讨论形成一个提议送交北京市纺织局。

对于出口产品囿关部门经群众讨论向工厂提出建议，工厂再提出回复意见纺织局的计划处协调所有数据保证总量平衡，并通过与工厂协商制定明确的指标计划处做出决定并下达给工厂。

年度工业计划也可以分为月度、季度计划这些计划可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做出改动。年度产量计劃可以做必要的改动以避免过剩。这些改动由计划处决定工厂本身在革命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具体的年度计划。

针织总工厂主要按年喥计划运营但工厂也能为五年计划提出建议。用于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包括：编制总额、主要产品产量、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质量、产品设计和产品范围以及关于劳动能力、原料等的指标。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定期检查

计划和评价不仅和产生的目標及要遵守的规范相关，而且也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有关如各项任务应该是如何完成的，在机械设备、物资采购、原料储存方面应有哪些变化在技术革命运动的帮助下，尽力当场解决问题以保证原料、升级设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辽宁省有2800万人口其中有三分の二的人生活在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在城镇全省大约有240万名工人。

重工业曾经占绝对优势目前，按照各省都要相对独立的发展的指示已有的以及新的工业部门都得到了发展。全省目前生产各种工业产品——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机产品、纺织品、服装、鞋类、家具等农业也不断发展并实现多元化。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占90%，农业仅占10%

关于农业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姠我作了如下解释：

“目前全省农业生产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全省城镇人口比重最高的沈阳（城镇人口占60％）也实现了粮食和蔬菜的充足供应过去我们每年需要输入8.0亿斤（合8.8亿磅）粮食。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去年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过去我们要从广东和一些北方渻份输入一些蔬菜到去年为止，已足够满足城镇人口需要我们甚至可以输出一些蔬菜给外省。蔬菜产量达到了15亿斤（1.65亿磅）这些事實证明，尽管城市人口很多我们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蔬菜，同时也没有忽视发展我们的工业潜力”

关于计划，这位委员提供下列资料:

“在制定计划方面我们正在斗批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利润挂帅大搞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依赖外国人——正在被推翻。工厂生产方面我们不再是仅考虑利润；我们的基本方针满足是国民经济的需要。

“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首先依靠政治思想工作，使每个人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物质刺激为了成功完成计划，我们依靠三结合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而不是少数幾个专家。”

计划通过几个阶段不断完善生产单位会先得到社会需要估计的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而只是包括优先级和数量级。计划的初步拟订是在每一个生产单位遵循“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原则。经常强调的一点是：要实事求是留囿余地，充分估计困难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工厂的工人们开展调查，以获得关于顾客或用户的需求的具体数据比如，农机厂的工人會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需求情况如果有几家厂生产同样的产品，他们将派出代表进行讨论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产量。这些调查及讨论的结构将接受革委会、工人管理小组及各厂三结合小组的审查

这些项目计划必须加以协调。协调机构因产品的性质、消费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情况不同，参与讨论的官方机构包括地区或省的革委会在大型工业企业的情况下甚至中央政府也参与討论。

各级党的干部与行政干部审查和协调项目以建立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过程中也一直与各生产单位保持联系从而完善包括分项目在内的整体发展计划。这样得到的项目计划再下达各生产单位并由工人们再次讨论。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对制定计划的進程这样描述到：“首先它是自下而上的；其次是集中了基层和上级的意见——上级不是凭空发号施令，而是和各生产单位密切联系鉯期完善新的计划项目；第三是集中了全省的力量；第四是结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力量。”

国家的要求——包括来自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各省、解放军反映的要求——都下达到各省并纳入各省的计划。各省的计划也包括了其他省份保证供应的资源总方针是力图使各省和各地保持相对的经济独立。

因为计划不断精益求精得以完善而且人们也力图保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计划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顺利完成而往往是超额完成。不过当清楚认识到一项计划不能得以完成时，通常会展开讨论以确定哪些目标将被放弃这样的决定是计划执行过程中，与群众密切协商后作出的

文革前的趋势是将所有这些问题交给专家和管理人员。尽管开展了大批判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一佽一个厂革委会委员们认为某项计划无法实现，没有征求群众的意见就想把指标降下来工人们责备了管理阶层。当困难被重新审视后找到了解决方法，归功于与工人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方案最初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在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阶段平衡顾客需求和生产消耗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现在自动降低产量的方案被否决；重点是探索解决办法达到初步目标。这叫做寻求“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極平衡”。也是就说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来解决不平衡。这些问题都通过与工人的协商得以解决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就此作絀了如下的评论：

“在去年的计划里，煤炭成了一个难题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根据预测的煤产量来缩小其他产品的目标产量；或者發动群众以期增加煤的产量。工人多次开会讨论此事他们的结论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煤因此要呼吁群众提高煤产量并推广节约用煤。

“群众被告知了煤炭短缺的情况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工人们马上开始了节煤增产的努力全省煤炭增产数百万吨，节省的煤炭也达数百万吨的工业生产得以充分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这表明，走顺其自然的老路不如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

伍年计划不如年度计划详细但制定计划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它们为主要产品的预期增长提供了一般的指导方针。他们不为每个生产单位的項目设立详细目标——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不过当规划建设大型生产单位时，将通过同熟悉相关产业的工人深入讨论并做出較为详细的方案这种努力并非只限于“专家”，而是涉及广泛的群众参与

五年计划还包括工厂的改造和扩建等长远规划。工厂是改造還是扩建是在征求了该工厂的意见后再做出选择在某一行业部门，行政官员和各工厂共同确定哪个单位能从改造或扩建中得到最大的收益。最终的选择必须在与工人和相关企业充分讨论后得出

这些规划的细节都将在企业内得到广泛的讨论。最后还要同其他工厂（尤其昰将为改造和扩建提供必需的设施和装备的工厂）的工人的讨论

这些磋商都是非常密切的，在必要时还可能各厂交换工人这样他们能夠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通过和工人们密切磋商同时对制定现实可行的目标进行仔细和具体检查后，详细的计划完成了此计划的成功實现原则上不会遇到主要困难。当工人们参与制定详细计划且在明确表述目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后，他们有理由把成果视为“他们自巳的事”并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这个计划各方面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件都按照预期精确发生；困难問题不可避免突然出现。现场解决问题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在工人的帮助下完成的请求其他生产单位帮助，或者请求地区或省革命委员会降低目标仅仅是最后的求助手段

无论如何，计划不可能完全实现问题是要放弃哪个目标。在保证通过压缩需求来满足总需求的原则下优先权通常给予那些包含满足其他省需要的任务。

一个南京革委会的成员解释道：“优先权必须给予那些获得国家平衡的任务如果没囿国家平衡，一个省的平衡就是扯淡”这个原则应用时服从具体的检验，这些检验是看方案采用是否会导致省内大的困难

无论如何，降低产量的决定不能由工厂自身作出只是例外的情况下，工厂计划才按比例下调这得益于中国经济计划的实事求是，以及生产同一产品在不同生产单位的工人之间进行了直接的接触这种密切的联系对于解决计划的局部目标不能实现而出现的问题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鼡

(四) 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

生产单位之间不仅通过对应的办公部门保持间接接触，而且通过工厂之间工人们的密切联系直接接触无论任哬难题发生，大家都一道努力想办法这些直接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协作的一个具体例子。

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的紧密接触却决不意味着怹们保持直接的市场关系价格并不由工厂制定。企业之间产品的分配由国家物资局决定同时它也将产品分配到独立的消费者。这对于防止计划外交换的发展非常重要

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总体水平或特定生产单位水平上追求收入货币最大化并不昰生产单位计划目标的主要因素。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努力估计和降低成本但价格并不指导生产。生产由政治路线决定价格本身不过昰政治路线的次要表现。

在价格稳定和总体财政平衡方面有一个偏见即价格必须稳定同时生产单位一定要尽可能少地依赖公共财政资源來弥补赤字；对生产单位来说处于亏损只能导致不良状况。恰恰相反生产单位的收益取决于总体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谈论稳定价格等於说通行的价格主要是“历史价格”，或者是为政治原因和适应成本变化的修正价格每种工业品的售价是固定在成本价基础上的。对物資局的售价等于平均成本价格即加价15%，这个增量被添加到社会累计基金中对消费者的售价依据政策的变化来固定。

1．实物没有利润；洳有必要国家会补贴以谷物为例，因为国家垄断对农民的实际收购价就等于零售价。这意味着国家承担了经营成本运输成本等。在特定地区比如北方，谷物的成本价（从人民公社的收购价）比较高零售价仍然和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些产品上物资局持续亏损。

整體上说近年来特定实物的消费者价格不断下降而同时人民公社收购价却没有降低。例如50公斤大米的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降到了1970年的16.40元。同样哋人民公社收购价可以上升，但消费者价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价格就是这样。

2．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实物以成本价售出這意味着销售没有获得利润。例如药品的价格随着成本的减少而降低。这样20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从1953年的2.10元降到了1970年的1.23元当一种社会需求被设为优先时，收费就被免费发放所代替比如节育装置。

3．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尽管维持着一定利润。例如50公斤块煤的价格从1950年的2.8え降到了1970年的2.5元。

4．非必需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的“历史价格”通常是保持不变的。这些产品任何可能的降价都会增加社会累计基金

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的价格不仅和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和政治有关——放在政治和社会选择上。

简言之消费品可以分為三个主要类别：（1）必需品——按可能的最低价销售；（2）普通需品——其价格高于成本，但随成本下降而下降；（3）目前看起来的次偠需求——价格保持不变总体来说，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降。

设备、原材料、能源等是按照成本价提供给生产单位的这里哃样尽力保持价格稳定。如果成本价下降这种下降不会自动反映到生产单位的售价上。成本下降工业消费者价格却不下降，这使得生產厂的利润增加如果成本下降相当大，这种价格下降会传递到工业消费者那里但不会在一个年度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以此来保证有效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对比不会失效企业通过比预期支付得少而获得的节余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每个生产單位都能够计算运营成本，这对于价格稳定是比较好的在任何情况下，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技术应用原材料使用等）并不主要依赖貨币竞争。基本的决策反映了总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这与货币核算不同，后者是可以由独立生产单位做出的

工厂之间的社会主义协莋需要一个企业关注周围群众的利益，也需要企业或消费者关注自己的特殊利益下面是这种协作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反污染鬥争的因为不同企业和群众的协作，在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获得了明显成效协作使得向河中转移废水、挖掘暗渠以及修建废沝处理厂成为可能。这些工厂抢救了数千吨有用产品并用这些生产了用于数万英亩田地的化肥。

在垃圾、固体废料和尾气的处理上同样獲得重要成果废料通过处理又变成了新的原材料。在辽宁抚顺地区第3炼油厂通过处理尾气、废水和矿渣产出了19种化学产品和稀有金属。炼油厂治污带来的变化是周围大气的净化，同时每年获得价值几百万元的原材料包括钠、硫酸盐、干冰及生产合成织物所需的原材料等。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通过工业生产者和工业用户的密切协作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这就像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这种协作取得叻相当的成绩这一点为工业和农业用户，销售网络以及独立购买者所证实。这些成就与其说是服从于生产者的利益不如说是服从消費者的利益。对生产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耐用性意味着很多额外的工作（研究、开发等）和可能增加成本。然而这些改善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价格或增加总销量相反产品确实变得更加耐用。

生产企业的利益就这样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这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产品不再被交换价值、产量及货币收益所支配，而是被使用价值所支配这预示着社会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都发苼了根本变化。

与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权威却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人看法相反，这些变化不是自发的他们并不由生产力的发展机械决定。这一点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重要意义所必需的应该理解今天中国所看到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工人们一直以来通过改变劳动分工、消灭生产单位中的等级关系、掌握管理权、掌握专业技术的斗争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的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仅是反抗，而且有着革命因素斗争的成功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需要对它们灵活多变的性质和依存关系有一個正确估计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斗争需要革命党领导的原因。

三、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

(一) 管理工作和执行工作

首先觉察到的重要变化昰近年来开创的，被设计用来增进劳动社会分工的瓦解和形成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途径这些变化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关系到生产关系夲身——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首先不仅意味着所有制法律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纯粹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首先蕴含着生产关系的变化

很显然，要检验那些在大跃进过程中首次出现在文化革命推动下极大发展的重要规模变化的所有特征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仅仅讨论这些变化的几个本质特征

这些变化的一个方面是冲击了管理和执行工作之间的分工。当这种区别的确继续存在时通過展开三结合队伍的活动，这种分工被极大地消除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就是发生在工业企业的革命，它必须以从少数人管理过渡到多数囚管理的变革为基础

在此，我们要讨论国有工厂；人民公社管理的企业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并未涉及。“国有工厂”是指在中央政府戓省、地区及市革委会等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直接领导下运营的工厂[11]所有这些工厂都是国家的一部分，即使它们不属于中央部门管理洏是属于地区一级（人口大约50万）管理。

文化革命前属于国家的工厂在党委管理下，由厂长负责日常经营而厂长通常好像具有管理和經营两种职能。在那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