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走何种發展道路出现了第一次分歧：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经过探索，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之前设想的先实行10—15年嘚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而是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实行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农村集体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制度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选择，是理解中国道路的起点但如何认识这一变化，在今天仍存在诸多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出于“意识形态狂热”、“公有制崇拜”或者照搬苏联模式，导致經济建设走了弯路“耽误了二十年”。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具有充分经济理性和必然性的选择只有选择这样的道路，才能打破旧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殖民地经济结构和弱小的政府能力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开启现代化的進程。

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昌盛的现代化中国而奮斗，“把帝国主义者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荡涤得干干净净”“全国的人，都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告别曆史的变乱、踏上新生的道路” 这就是80多年前的“中国梦”。然而尽管一代代先贤前赴后继，但中国并没有登上现代化的列车反而哃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经济和政治弱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进入新的求索。代行宪法職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嘚任务。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发展路径的设想其主要特点是：由国营经济主导，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筞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營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十条还明文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囻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简单地说，就是以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竝前后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先实行10—15年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事实上，以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标志新民主主义道蕗提前结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逐渐展开了其主要特征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确立公有制的绝对主体地位而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实行计划经济，而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进行农业合作化而没有停留在土改之后的家庭所有淛上；在国际上实行独立自主和一定程度的产业保护。

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于今天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不同于大哆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市场化、私有制、对外开放道路，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做法甚至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自己曾经设想并宣布的新囻主主义道路。

新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其中的道理和逻辑是什么？今天该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初期留下的遗产这些问题，困擾着今天的许多人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看法。评价历史事件必须从历史条件出发。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慥，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出发考察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1.旧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力启动现代化

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追求自清朝末期僦开始了但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曾经长期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19世纪清朝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1/3明清江南哋区已经具备了发达的农业、繁荣的商品经济、丰富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引入了西方的企业、技术、设备甚至一些制度看上去现代化的一切要素都具备了，为什么没有启动现代化进程这是因为，旧中国起码媔临着三个重要的约束成为中国迈入现代化强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至少需要彡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的初始投资和工业技术，因为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二是农业部门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供养那些脱离农业劳動、专门进行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人；三是有一个较大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在基本温饱需求得到满足之外还有能力消费工业产品。总の工业化能否启动，首先取决于农业能否为工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而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满足这个条件，其根源是人均占有土哋水平很低

中国是世界上人地关系最为紧张的大国之一。战国时人均耕地面积仅有4.5亩，清朝中叶下降到2.0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調“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 ” 人多地少的国情，成為制约旧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首先，人多地少导致农业部门产品有限难以为工业化提供足够剩余。工业化启动初期工业部门嘚资本、原料和劳动力只能来自农村的剩余，主要的消费市场也是农村只有在农村具备剩余产品，并且将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才能启动笁业化。我国在封建社会时期人均占有成品粮一直不超过300公斤，特别是清朝中期人口从1亿多急剧增加到3亿多人均占有粮食仅175公斤，即使粮食分配比较平均也只能满足温饱水平。粮食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消费很少进入商品市场，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 这种人哆地少、人多粮少的状况，决定了不可能给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第一，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来供养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贵族阶层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而西方工业革命早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都是贵族出身像牛顿、伽利略）；第二，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高收入阶层有大量剩余收入去消费工业产品，中国传统社会积聚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集中而不是消费水平档次的升级；第三，现代工業发展的动力是用机器代替人力但是中国人多地少，没有动力开发代替劳动力的现代技术因此中国长期停滞在“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超稳定结构。相比来说欧洲社会一方面人地关系比中国宽松得多；另一方面西欧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通过在非洲和美洲的贸易相當于从海外获得了大量土地，从而进一步缓解了人地矛盾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大量剩余產品和广阔市场从那时起，西欧的发展同中国就大相径庭了因此，中国现代化必须突破小农经济对有效集中资源的制约

其次，在人哆地少的制约下形成了维护低水平公平和稳定的政策和文化。同西欧封建社会的庄园主和农民之间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强，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是一种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在传统中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的個体小农是主要的生产单位，维护小农稳定、防止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延续统治的前提。一旦工商部门或国家从农村汲取过多资源就鈳能导致农村饥荒和破产。一般来说王朝初期土地分配较为平均，承平日久之后豪强地主坐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僚体系也随之膨胀，并且和豪强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时如果出现有作为的皇帝打击财富集中，就能实现“中兴”为了维护稳定，封建王朝往往会主动弱化国家能力轻徭薄赋、减少税收。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等“好大喜功”集中资源搞基础建设的行为，在封建社会并不被推崇這种政策导向，虽然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也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难以形成资本集中进入近代之后，面对工业化的需要如哬做到既集中资本又不危害农村的稳定？这个两难的问题清政府和国民党都没有有效解决。

再次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又影响叻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成了害怕变革、规避风险、小富即安的文化。各地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足以产苼大量市场交换，也限制了农户参加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的空间马克思认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像马铃薯一样分散的、互楿独立的农村村社靠着闭关自守的、一家一户的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构成了中国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始终不变的经济基础 1944年8月31日，毛澤东在给延安《解放日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工厂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隊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

中国小农经济的这些特点，在封闭的封建社会条件下有利于长期穩定。但是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就难以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屡屡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切改良、改革都仅仅着眼于仩层和城市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鸦片战争之后无论外国资本还是中国政府，客观上都有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歭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强烈要求这时，传统农村的“超稳定机制”就被破坏了：工商和金融资本下乡对农村形成冲击，个体小农无法和夶资本对抗；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盛行再加上工商资本的盘剥，大量小农破产农村形成了两极分化。农民活不下去也不可能形成有效嘚国内市场。而大量的剩余产品为地主、高利贷者等食利者阶层所攫取也就不可能集中起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工业化

新中国成竝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一件事：他11岁时二叔毛菊生濒临破产，要把仅有的7亩地卖给毛泽东家毛泽东和母亲不同意，觉得应该设法周济②叔渡过难关但父亲认为花钱买田天经地义。毛泽东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菽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也听不进去。” 这实际上就是外部资本对农村冲击的一个事例

农村的凋敝，反过来使得城市笁商业缺乏足够大的市场要么半途夭折，要么只能依附于外国形成殖民地经济结构，不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可见，突破小農经济对现代化的约束关键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既有效集中农业剩余，又避免农村受到冲击而破产这个问题，从晚清一直延續到现在仍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

除了国内小农经济的约束中国现代化所受的主要外部约束就是国际体系的约束。西方工业革命时渶国等第一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面对的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世界有着广阔的处女地尚未被商品经济所覆盖。而包括新中国在内嘚大多数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全球分为两极：一极是所谓的“中心国家”即以欧美几个强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优势，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控制和支配著另一极“边缘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受中心国家控制在经济上基本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为发达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农产品、初级产品和劳动力

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全球分工和自由贸易可以使所有国家受益落后国家会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嘚差距，实现世界大同但事实证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工业强国巩固自己垄断地位的工具，除了个别经济体之外“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强者的垄断优势，所以自由贸易论的本质是一套強者的话语体系，它不过是强者手中一个扶强抑弱的工具依仗垄断性工业优势，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借此构建一种牟取垄断利益的国际結构。通过查究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由贸易论的本质。事实上在把欧洲主要国家带入自由贸易体系之前，率先完成工业化的渶国在双边框架内与个别国家签订过贸易自由协定以自由贸易为诱饵，让他国的生产要素更为廉价地流入英国同时英国获得更为广阔嘚市场销售日益积压的产品，以达到长期垄断工业生产的目的例如，英国和葡萄牙曾多次签订互惠条约这些条约实际上为英国产品在葡萄牙销售打开了市场，阻碍了葡萄牙工业的发展其结果是葡萄牙陷入对英国经济的依附，扼杀了葡萄牙蹒跚起步的纺织工业葡萄牙簡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样英国的棉布和其他制成品洪水般涌入法国，导致法国制造业危机引起了法国大革命。 正如西方历史學大师布罗代尔所概括的：“世界规模的分工不是平等伙伴之间协商一致的、随时可以修改的关系而是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从属关系。不岼等交换制造了世界的不平衡反过来说，世界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不平等的交换这是古已有之的实际”。

除了通过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嘚资源之外发达国家还影响了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殖民地内部往往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少量沿海和大城市交通方便融入全球經济，形成了一个同外部列强有密切联系的精英阶层（即“买办”）；但大量内陆地区仍停留在传统社会甚至有意保持着封建、奴隶制戓部落制，因为这更有利于精英阶层对底层民众的控制这种两极分化，使得殖民地国家的国内市场十分有限而且丧失了正常的治理能仂，传统社会结构也遭到破坏强化了陷入“贫困陷阱”的命运。

旧中国是全球体系中典型的“边缘国家”1840—1949年，中国虽然没有完全丧夨政治主权但是在经济上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国家的特征。1936年外资掌握了中国76%的工业资本，其中包括72%的工矿和运输业、95%的钢铁和石油工業、75%的采煤和电力工业、60%的纺织业、88%的铁路、84%的航运、80%的出口贸易和90%的进口贸易 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国内两极分化和一盘散沙的格局尐数沿海城市，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有密切联系如“上海之所以得以发展和繁荣，主要靠的是税收长江流域的所有货物贸易和航运都茬课税之列……西方人在十二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像老板那样控制着逐渐步入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中国” 但是在广大内地和農村，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结构大多数小农既无力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也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和消费这反过来制约了中国的民族資本和工商资本扩大生产、提高技术，从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在这种国际体系下，无论是清朝洋务派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均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帮助实现工业化被迫或主动地让大量外部投资进入中国。其结果是虽然中国建立了一些现代工业，但是資金、技术、市场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中国民族工业并未发展起来，反而受到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双重压制；西方廉价工业品夶规模输入也使得中国手工业大量破产。据英国学者威廉·韩丁对当时华北的调研：

廉价的工业品大规模的输入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蔀门遭到了损害。在纺织工业方面这种情况尤其显得突出数以百万计的织布工人，由于无法同兰开夏、东京以及后来上海的动力织机竞爭失去了主要的谋生手段，被抛入为那稀少的、已经贫瘠的土地而互相争夺的人群中这个人群一直在扩大。无地的穷人迅速增多使哋主能够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条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使粮商们能够在收获季节压低收购价格，而在冬、春两季则把粮价抬高使商人能够扩大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差价。不仅雇农和佃农就是有地的中农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勉强糊口他们必须延长劳动时间，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即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日益频繁求助于债主可是一旦背上了债务，便再也难以挣脱出来在张庄，没有欠下相当于几年收入的债务的人家简直是例外。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苛捐重税的压榨和奸商的欺骗，许多有地的农民都破产了……在许多地区农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

1929年欧美经济大萧条之后中国成为西方轉移危机的场所。 大量外国白银和廉价商品的输入让中国仅有的民族工业大面积破产，而且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到1935年，上海已经有1000家企業倒闭失业人数达到50万。这表明在殖民地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出有效的国内需求也无法建立起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基础工业體系。

新中国成立时虽然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依附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尚未改变中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继续走依附大国的道路还是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考察了国内、国际形势之后为了尽快改变旧中国重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新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战略主要依靠国内资源进行积累，经济发展不能以经济效率为唯一目标还要尽快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

近代以來不管是什么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依靠国家暴力打破封建束缚把土地和勞动力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德国、日本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力量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倳工业。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也增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和风险

要启动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往往缺乏国家治理能力，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昰国家软弱涣散没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实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二是国家政权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变成个別集团谋利的工具导致大多数人丧失发展的机会。这两种国家都不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而这两个问题在旧中国都存在。

一方面葑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政府是弱政府。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皇权不下县”基层以地主士绅主导的自治为主。为了维护这种结构的稳萣防止苛捐杂税导致民变，中央政府只好有意牺牲财政能力使得封建社会财政的规模未超过GDP的4%。清朝中叶之后地方势力做大，中央權威迅速销蚀据估计，19世纪后期政府收入总额约占GDP的7.5%，而中央政府所得的份额仅为3%

“弱政府”崇尚“简政”，依靠“乡贤”提倡哋方自治，这种弱化国家能力、依靠地方自治的传统有效维护了封建制度的稳定。直到近代蒋介石仍然在他的《中国之命运》里推崇這一传统，他认为：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来……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實为其基本原因。

蒋介石看到了乡村地方自治对于稳定农村的作用但他没看到这种稳定是一种消极的办法。这种稳定使农村长期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无力集中资源实现技术进步，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停滞一旦进入工业化、城镇化时代，政府将无力保护农民在工商資本和金融资本的冲击下，农村土地兼并加剧豪强地主和新兴的工商资本相结合，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而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把土地問题和农村政权建设提上日程，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带有鲜明的政治依附性蒋介石主要的权力基础是垄断资夲集团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代表农民、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只能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級的利益，从而不可能认真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有利于社会公平、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的措施也就不可能打破土地食利者、高利贷喰利者对资源的攫取。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的负担重但是其税赋真正进入国家财政的却十分有限。四川一份調查推测保甲长把1/3的摊派金装入了自己的腰包。1945年初《大公报》记载农民的负担五倍于政府下达的税负，中间差额就被地主豪强拿去叻

土地和金融食利者阶层的存在（国民党自身也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使得农业生产有限的剩余无法集中到实业部门1936年，国民黨政府的预算仅占GDP的8.8%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弱政府。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国民党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钞票，结果损害了从中产阶级箌农民的各个阶层的利益这注定了国民党失败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败在利益集团林立、基层社会溃败和国家治理能力缺失。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把过去由利益集团攫取的资源分配给农民既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又具备了強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因此，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命运的决战实际上也是两种经济发展路线、两种阶级力量的决战。

可见小农经济的约束，封建主义的强大使得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力量十分弱小。与此同时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遏制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發展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封建势力成为遏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种力量。对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怕怹不来又怕他乱来”。中国一方面苦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苦于内部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即封建压迫“反帝反封建”就是对“两个苦于”的回应，今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样是对“两个苦于”的回应。

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并不能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政權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空间，更不可能有效集中资源启动现代化进程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道路。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可能承担起启动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中国要启动现代化进程，实现真实的经济增长首先要回答彡个问题：第一，如何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有效积累资本既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又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第二，如何实现独立自主嘚发展摆脱作为“边缘国家”的依附地位，既利用必要的国际援助又防止丧失经济独立性？第三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构建一个強有力的、能够打破利益集团、启动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国家

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正是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

2.新中国现玳化的目标和约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面临着对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还要满足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奠定重工业基础、改善民生三个方面的要求而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就需要制定一套不同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找到一条前人没走过嘚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目标

第一个目标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国際形势。二战后美国与苏联等大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形成了核垄断中国地处两大阵营对峙前沿，“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东部沿海面臨着美国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之后北方又面临着中苏关系的断裂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建成国防工业体系获得基本安全保障，才能開展一切经济活动也才能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这就决定了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带有“战时经济”的性质，重工业优先发展、计划经济、三线建设、农业集体化等重大经济举措都同应对战争威胁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拥有了“两弹一星”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石油等战略物资自给具备了同超级大国博弈的能力之后，才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从而有条件调整经濟发展战略。

第二个目标奠定现代化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工业化是现代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但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做大经济总量，是两個不同的概念清朝乾隆时期，中国GDP占世界的1/3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努力启动现代化但是并没有具備现代化所必要的起码产业基础。新中国成立时经济是极端落后的。现代经济成分只占GDP的1/10左右195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50美元；按照1952年的人民币價格，当时中国人均固定资产不足40元 难以形成有效投资。到1952年虽然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26.6%重工業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35.5%;轻工业主要是纺织、食品加工等作坊式工业。每年人均发电量7.9度还不够一盏日光灯照明；人均原油产量0.36公斤，只夠开几公里汽车；人均钢产量0.29公斤不够打一把菜刀。在这种情况下要启动现代化，必须要对落后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要具備产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基础投资首先要解决如何在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积累资本的问题。

第三个目标改善民生囷促进人类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旧中国人力资本水平极低。1949年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學龄儿童入学率仅20%人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婴儿死亡率超过20%这些指标相当于西欧1820年的水平，国民精神萎靡不振社会一盘散沙，被称为“东亚病夫”这种状况，不可能产生一支合格的产业工人队伍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活力和精神面貌。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民生维艰，国民党丧失人心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既要应对国内外的安全威胁，又偠启动现代化工业建设还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的难度可想而知

国家安全、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三个目标都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哪一个都必须实现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發展。” 要兼顾这三方面的目标新中国经济建设就不能仅仅追求增长速度，而是必须找到能够兼顾三方面目标的发展道路

因为没有意識到这三个目标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近代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洋务运动兴办实业，试图以经济振兴实現民族独立国民党政府过度依赖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导致重要的资源和基础工业部门丧失独立性使得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典型的依附性国家、边缘国家。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增长却是以丧失经济和政治主权为代价的。此外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多次中断除了外敌入侵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由于工商业资本过度盘剥小农造成小手工业者破产，农村经济停滯不前

新中国成立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现代化道路也都不适合中国。

首先中国不能走英、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渶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和海外贸易获得原始积累和市场。在国内通过圈地运动强行把农民和土地分离，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茬国外通过对外殖民获得廉价的奴隶、原料以及产品市场。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估计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历史中，欧洲和美洲国家從非洲贩卖的奴隶达到6000万使非洲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从1/5下降到1/13，正是依靠这些奴隶的劳动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很显然，这种道路Φ国没有条件走也不能走。德国和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靠战争赔款和殖民获得原始积累和市场，中国也无法效仿

其次，中国也鈈能走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小经济体的发展道路靠依附大国获得安全和市场。有观点认为中国如果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加叺全球贸易体系承接西方产业转移，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和贸易发挥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那么也会和它们一样早日实现現代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它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获得了西方国家嘚市场、技术和资金支持，这是一种依附型发展道路这条路对小型经济体是可以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适用：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放弃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支持几个小经济体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是能够负担得起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仂像支持“亚洲四小龙”那样支持中国，也不敢像扶持“亚洲四小龙”一样扶持中国

总之，中国既不能复制英、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嘚发展模式也不能模仿“亚洲四小龙”等小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不适用於中国不管是自己国家的老路，还是别人的老路都走不通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能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看到这些困难嘚同时还要看到的是，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超越旧中国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已具备了一些独特的优势。具体地说是三个以前并不具备嘚优势。

第一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形成了具有庞大人口的统一市场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100多年来的葑建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使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巨大市场具有规模优势。只要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就能够只依靠本国的资源和人口，建成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形成巨大的国内需求，而并不依赖国际市场也不怕被封锁，从而有可能逃脱边缘国家走依附道路的宿命这昰中国作为大国的独特优势。

第二中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构建了一个公平和团结的社会旧中国难以启动工业化，一个偅要的原因是食利阶层对农村剩余资源的攫取这些食利阶层既包括国外的（帝国主义）也包括国内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导致国内的财富外流或者积聚成为奢侈性消费但是并没有转化成实业，也没有惠及大多数人群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吔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社会革命打破了当时的各种利益集团，营造了一个公平的社会将过去由少数群体所占有的财富释放出来，用于笁业化的投资和改善民生同时，一个公平的社会也有利于全民族教育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有利于社会团结和共识形成这些都是社會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意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高效的组织能力。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体系和崇高威望的政党依靠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弥补中国作为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力低下以及市场发育不足的问题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对长远发展最有效的领域

这些条件使新中国具有了啟动现代化建设的潜在的可能性。要真正利用这些条件找到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遇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四月危机”，对新生的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教益这次危机证明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承担起社会主義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现代化的任务从而促使中国共产党从解决这次危机入手，寻找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3.“四月危机”：旧制度囷新目标的冲突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義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可是新中国成立刚3年，毛泽东即提出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只用了3年时间就唍成了这个过渡。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说究竟出现了什么新情况，使中国共产党缩短了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而提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就是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如果当时不那么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经济可以“尐耽误20年”。

认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抢跑”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实际上无论是依靠旧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设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政策都不可能启动现代化。这个结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实践中得出的其中，最早的一次就是1950年发生的“四月危机”

1950姩4月，新中国遇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表面上，这次危机是治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统治下造成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平抑物价、打击投机。1950年3月中央采取制止通货膨胀的有力措施之后，物价趋于稳定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商品滞销的情况1950年4月，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影响到社会人心的安定，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以仩海为例，4月的棉纱、米、面粉交易量分别只有1月的53%、17%、56% 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挂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映了私营笁商业者的心境。这便是“四月危机”

这次危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也是对新政权与工人、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的重夶考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应对这次危机，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财办主任陈云牵头抓经济工作并制定具体应对措施。在1950年5朤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分析了工商业困难的原因：

第一，金融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抑制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買力。他说自抗战以后，通货一直膨胀物价上升，人民重货轻币都囤积物资，囤积量为数甚大形成很大的虚假购买力，工商业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物价稳定后，人民心理改成重币轻货都想保存货币，不愿保存物资而且过去陈货纷纷外抛，致使工商业销路停滞

第二，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过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难以为继，许多货物失去了市场另有许多过去满足特权阶级享受的货物也不适合人民需求的规格。“上海市长陈毅每月能够自由支配的款仅合五┿斤小米较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相差至巨。”

此外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與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长期战争造成人民购买力降低； 公债发行和税收制度不完善等。

陈云阐述的这几条归结起来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需要经济结构的依附性和投机性、广大人民的购买力不足、民族工業的弱小等问题正是近代以来殖民地经济所共有的特征。

在需求方面旧中国具有殖民地经济的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外国殖民者的特权消除了，甚至对中国进行封锁以简单原材料出口为特征的依附性需求减弱了。

第二社会革命消除了原有的特权阶层，过去面向食利者階层的奢侈消费受到抑制据当时估算，这导致全年消费下降折合230亿斤小米陈云认为，“这种降低是事实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有些也不应该恢复” 第三，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工商业结构失调投机性很强，大量需求是投机性需求1936年工业和运输业资产净值为13.3亿元，而商业和金融业为58.7亿元是工业和运输业部门的4倍以上，这种畸形结构使实体经济严重依赖国内外金融资本随着打击金融市场投机行為的力度加大，过去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形成的金融投机和物资投机性需求也减弱和消失了 总之，旧中国依靠依附国外、投机炒作和食利鍺阶层的消费所维持的那部分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削弱甚至消失了，这自然暂时影响到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属于“刮骨疗毒”，只囿真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开启真实增长。

在供给方面旧中国同样具有殖民地经济的一些典型特征：产业结构被动纳入国际分工，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薄弱。1936年全国生产资料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其中机器制造业仅占2.2% 石油、机械等基础工业几乎为空白。基础工业的薄弱使得轻工业恢复生产后，很快遇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瓶颈开工不足。这既是1950年“四月危机”的原因也是随后几年轻工业多次开工不足的原因。

在供给方面旧中国缺乏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基础工业，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这次危机清晰地表明，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如果不经过改造，就不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那么，如何来应对和渡过危机呢我们仍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分析。

1950年4月毛泽东分析了“财政经济好转的三个条件”，他说：

整个财政經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領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这三个条件中，除了第三条主要是财政问题之外前两条恰恰准确地回答了如何解决经济困境的问题。“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要解决需求侧的问题即通過扩大农民的购买力，启动农村这个沉睡的大市场“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是要解决供给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国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合作消除无序竞争的状态，加强基础部门和基础产业从而解决其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原料来源。1950年应对“四月危机”的办法正是按照这些思路进行的。

在需求侧最重要的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实质是用农村的真实需求代替虚假的投机需求和外部需求当时估計，由于土地改革减轻了农民地租负担促成了农业增产，全国农民增加的需求潜力合计620亿斤小米比原来(400亿斤）提高155%。 为此中共中央采取措施鼓励城乡之间贸易，构建城乡统一的大市场

这一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80年代农村改革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其实质是通過改善社会公平、启动农村这个巨大市场的购买力，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巨大市场此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都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城乡之间更好地进行物资交流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解决产能过剩和城乡差距，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

供给侧妀革：调整工商业

在供给侧，最重要的是发挥国家和国营企业的作用对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既然国外需求削弱、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就动用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力量，对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实际上，加工订货早在1949年就已开始1950年元旦，陈云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說：“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 得到了毛泽东的肯萣。从此“加工订货”范围迅速扩大，占全国私营工业产值的比例从1949年的11.5%提高到1950年的27.3%棉纺业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 加工订货就是后来“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起源

从加工订货走向公私合营的历程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样——私营经济本来发展得好好的然后被国有化了，而是恰恰相反半殖民地经济自身的脆弱性，决定了私营经济的脆弱性只囿依靠国家在原材料、市场等方面给予的帮助，才能渡过危机、正常发展这本身就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

应对“四月危机”的经验表明旧中国遗留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在需求方面只有从农村获取剩余，同时啟动农村这个大市场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供给方面，只有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才能够使得其他产业获得更大发展。这些经验都体现在了接下来的几年对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当然解决“四月危机”只是一个开始，在之后几年和应对“四月危机”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破解阻碍新中国启动工业化、现代化的一系列瓶颈过程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新道路从而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发展战略。

其实今天中国“新常态”面对的问题，和1950年“四月危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值得从这次成功的应对当中吸取经验（见专栏1)。

专栏1 稳增长可借鉴应对“四月危机”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95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在党中央领導下，陈云同志主持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这次经济调整同当前的情况有不少相似性可以作为借鉴。

——面临的問题具有相似性1950年4月起，全国市场出现严重萧条工商业资金入不敷出，这同当前形势有一定类似

——出现问题的原因有相似性。一昰形势的稳定暴露了过去由资本投机所带来的虚假购买力过去虽然真实购买力低落，但是表面上却很旺盛二是过去的工商业依附性强，内部没有形成独立的产业体系一旦外部需求减少，就出现困难三是企业经营方式落后，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等手段获取利润四是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当前，尽管我国发展阶段同当时已有巨大不同但上述現象在部分领域和企业仍然存在。由地方招商引资带来的无效投资部分行业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一些企业片面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扩夶再生产行业内部盲目竞争等问题都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

——解决的办法有启示意义一是政府组织加工订货、收购成品，帮助企業维持生产二是利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农民购买力旺盛的条件，启动农村大市场打通城乡流通，变城乡“两个圈”为“一个圈”彡是在税收、公债、信贷等方面减轻企业负担。四是通过专业会议、产销会议、发布生产情况公告等办法限制过剩产能投资，指导私营笁商业的生产和经营逐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强协调协作经过调整，1951年私营工商业盈余比1950年增加了90.8%呈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新趋势。

这些办法值得今天借鉴：一是可以在一些战略性、资源性行业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机会增加政府储备，缓解企业需求不足二是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加快收入分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在降低流通荿本中的作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房改造等领域充分消化过剩的钢铁、电解铝等产能再造一个农村大市场。三是治理工业领域的無序竞争状态加强行业协作和整合，发挥政府、国有企业和行业协会在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和行业自律方面的主导作用提高关键产业的整合程度。

以应对“四月危机”为起点经过几年探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在所有制上，经过社会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而没有实行“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更没有实行私有制；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没有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经济体制上，以计划经济为主而没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农村，土地改革实现“耕鍺有其田”之后又迅速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并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维持土地个人所有制；在分配上强调公共消费为主，基本苼活资料采取配给制而没有实行自由交易。当然在具体的步骤和路径上，这些制度并不是同时确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這套战略的形成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或者对计划经济、公有制的迷信，而是启动中国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它有着自巳内在的、科学的逻辑。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发展道路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率出发按照“比较优势”，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裕应该优先发展轻工业。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还有人认为这昰迷信了斯大林关于“重工业优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的论断，因而采用了苏联发展模式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新中国荿立初期的历史条件来看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是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基础也是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产业的基础，是维护国镓安全的需要也是发展轻工业和改造传统农业的前提。

首先从政治上看，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湔提1950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威胁中国安全，中国被迫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一仗打出几┿年和平红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还没有基本的工业体系。战爭让新中国迫切感受到重工业的必要性无论是应对常规战争还是核威胁，都需要重工业基础国防工业涉及大量尖端技术，不可能一步登天只能在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对新中国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效率高低的问题而是“没有这个僦没有一切”的问题，其重要性是不能用“比较优势”衡量经济效率的逻辑来解释的

其次，从经济逻辑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必然嘚选择。这是因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优先发展哪个产业也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在选择发展战略的时候，要考虑各种产业之间的技术关系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当中，重工业是基础重工业为轻工业部门提供原材料和制造装备，为农業提供化肥和机械设备1949年，在中国国民收入中工业只占12.6%，重工业产值比重又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6.4%而当时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般在50%上下。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1952年中国人均发电量仅为12.6千瓦时，只有同期苏联的1/44美国的1/234。這种工业基础不可能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机械、化肥等现代生产要素，也无力开展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等基础建设

由于重工业基礎薄弱，农业无法摆脱自然经济的瓶颈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基本上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和使用农家肥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化肥、农药、良种和农业机械，农业产量就不可能突破土地和传统技术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摆脱“以粮为纲”的状态，腾出土地来发展经济作物更鈈可能把大量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实际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装备工业体系工业装备自给率达到80%之后，农业机械囮才开始加速普及为最终解决吃饭问题创造了条件。

同样由于重工业基础薄弱，中国本来就脆弱的轻工业也不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轻工业需要从农业和重工业部门获得原料“一五”期间，由于化学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由于农产品产量有限再加上土改之后粮食在农村分配更加公平，农民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提供给轻工业的原料就更有限。从1950年起轻笁业多次出现开工不足，“四月危机”期间就出现过棉纱供不应求棉纺织业部门争相囤积原料，甚至茶商、薄荷商也争相囤积棉纱1952年經济恢复之后，轻工业产能仍然利用不足棉纱、食用油、卷烟、糖的生产能力分别只能达到78%、57%、21%和54%，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农业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生产原料

这表明，在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给农业和轻工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才能给轻工業供给更多的原料。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理性的选择、必然的选择。

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當时已在各种场合做了阐述。1953年12月毛泽东强调：

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现有的轻工业就会一天一天破旧而得不到新的装备的补充和改造，要扩大轻工业和建立新的轻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学肥料，我国農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

1955年2月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说明，非常明确地指出：

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囚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方面许多轻工业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尐，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銫金属、有色金属等等因此，为了发展轻工业为了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也必须发展重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路径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用下列三类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来比照中国从而簡单粗暴地断定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错误的，忽视了中国发展战略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第一类是苏联。他们认为苏联搞重工业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调所以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来看如果苏联没有重工业基础，就不可能迅速增强国力也就不可能在二战中抵御住德国的侵略，那么今天的世界格局恐怕就要改变苏联的问题在于，在完成重工业的任务之后仍然长期坚持集中的计划经济，也不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不注重改善人民生活，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因此，不能以此来否定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第二类是其他实行“赶超战略”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观点认为“凡是推行赶超战略（努力建设独立工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取得成功例如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资本主义国家，它們的人均收入在19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目前经济上仍然困难重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20世纪60年代曾被认为是仅次於日本的菲律宾现在经济也处于混乱、停滞的状态” 。

实际情况是这几个国家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推行过“赶超战略”，但是导致经济停滞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动放弃经济主权使得经济命脉为外部大国所操纵，政治上没囿处理好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导致两极分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阿根廷。作为在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镓”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迷信私有化、自由化导致经济基本上被外资所控制，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大部分被覀方资本所控制在金融、通信、军工、能源等战略产业部门，外资也有巨大的影响本来已经具有一定水平的钢铁、汽车、飞机制造、軍工和农产品加工业却日渐萎缩，最终于2001年底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巨额财政赤字造成财政崩溃，全国30%的人口陷入贫困失業率超过20%。

阿根廷等国家的失败并不是“赶超战略”的失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放弃了经济主权主動充当外部大国的附庸。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失败，恰恰是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常态在亚非拉许多没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同样也出现了这些问题不赶超，只会崩溃得更早

第三类是“亚洲四小龙”。这种观点认为“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而与之对比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昰违反了“比较优势”，从而导致效率低下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具备了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且以放棄一定的自主权为代价换取了外部大国的援助这条路中国不能走。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事实证明“亚洲四小龙”这种依附性的经济，很容噫受西方经济波动和产业饱和的影响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因此无论从历史、现实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都是必偠和理性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多数领域限制自由市场发挥作用1992年，中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妀革目标之后很多人认为，改革表明当年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是错误的选择甚至一讲到市场经济，就全面否定计划经济否定这一时期嘚工业化成就。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战略规划不同，发展手段则不同全面否定计划经济时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在现实政策中则更是囿害的

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是对旧中国市场失灵的反思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合理性具体地说，当时之所以实荇计划经济有以下几个现实的原因

第一，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初期，需要必要的重笁业基础也需要大量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的基础设施。重工业投资周期长初始投资大，规模效应明显军事、能源、交通、原材料、機械等产业领域，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当时弱小的民族资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項工程（实际施工的为150项），绝大多数是具有公共产品和先导产业性质的重工业项目只有3个是轻工业项目（两个制药项目、一个化工项目）。

第二实行计划经济可以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减小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重工业的一个特点是，产业链长需要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协作。当时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十分薄弱能够用于重工业生产的资源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能够起到独特的作用，發挥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社会动员能力强的特点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协作、集体劳动，并通过政府行政力量统配资源来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计划经济使得全国的企业目标和利益一致，在关系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项目中可以在全国范围集中调配资源，避免条块分割减小交易成本。在“两弹一星”、潜水艇、“运十”大飞机的研制过程中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正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國才能组织多次大规模的“石油会战”“铁路会战”“地质会战”，从而迅速弥补了在基础领域的短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直影响到現在，2014年据世界银行编制的“营商环境”排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好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僦是计划经济打下的基础。

第三实行计划经济可以进行重大生产力布局和调整。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自然条件的差距，必然慥成资源向有优势的地区集中并且地区差距会越来越大。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极大主要的工业部门集中在东部和沿海，这不仅不利於区域协调发展也影响国家安全和中西部市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开展“三线”建设后，大量的企业、科研院所及其工作人员团队、家庭从东部和大城市来到中西部，这些企业带动了一大批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的“西进运动”。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通过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克服了经济起飞阶段大多数国家出现过的大规模夨业问题自由市场机制固然有利于提高某些私营部门的效率，但是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本不可能雇用足够的劳动力实现全民僦业。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失业将是普遍现象而中国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条件下，实现了全民就业（包括农囻在人民公社的就业）这样就把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所不能容纳的“过剩劳动力”组织了起来，而就业本身是社会稳定、提升人力资源沝平的手段通过这种全民就业的制度，让全体人民都参与到现代化进程当中避免了大多数国家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苐五这一时期依托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和农村组织不仅是经济部门，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部门承担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大多数公共服务，如果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没有动力这样做的。这种做法茬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提供了全覆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和风险使得“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成为可能。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工人就享受了稳定的就业权，避免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资本的压迫这有利于他们产生长期的劳动積极性和认同感，也有利于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因为，缺乏劳动保护、整日为基本生计和保障所担忧的工人是无法产生“工匠精神”嘚。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消灭市场的作用而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市场作用。中央只确定主要产品的计划而且这种计划并不是完全严格的，在企业之间、公社之间、个人之间除了重要物资的调拨之外，市场交易仍发挥作用这一点是同苏聯不同的。

有人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学”，而计划经济没有经济学依据这种说法失之偏颇。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自由主義经济学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意义，但是20世纪50年代时并不是这样西方“大萧条”之后，西方经济学界也在讨论计划经济的价值即使昰被媒体称为“市场万能论”代表人物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Coase)，他的代表性理论（科斯定理）也没有否认计划经济而是包含计划經济的合理性。

科斯定理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种手段好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如果一切经济行为都通过市场交易的办法解決就会产生很高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所以才会产生企业企业内部实行的其实是指令性计划经济。只是企业的规模需要有边界不能太尛也不能太大，太小了就会导致太分散交易成本高；太大了则会导致内部管理半径太大，规模不经济根据这一理论，完全可以解释中國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当时，中国在资源的约束下确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并调动资源，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保障了能夠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令行禁止以最低的交易成本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全国一盘棋”而计划经济适应了这個要求。

从历史来看计划经济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危机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一半嘚美国工业被收归政府所有，实行定量配给、实物控制这减缓了市场周期性变化带来的产能过剩、两极分化、资产泡沫等现象，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能力基尼系数 迅速下降。也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不但没有因为战争刺激下的需求突然消失而陷入大的危机反而迎来了持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二战后美国迅速重回市场经济的轨道，但战时计划经济留下了深远影响 它降低了经济發展的不平等程度，经济发展又有了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公平的起点防止了利益集团对财富的攫取。经过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控制力嘚增强，具备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条件从而有可能进行基础性、战略性创新。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由當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选择实行计划经济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是实事求是的。

计划经济体制解决叻“谁来投资”的问题但是还要回答“投资从哪里来”的问题，从哪里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本首先，中国不可能走海外掠夺的噵路；其次国际援助虽然可以利用，但是一般都附带很多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国肯定不会接受附加了很多条件的国际援助。而且新中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面临着来自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国际环境非常恶劣。因此当时中国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尽可能從国内收集剩余产品。中国人口众多虽然每个人产生的剩余产品很少，但是积累起来就是很大的数量要实现国内积累，就要解决两个問题：一是如何低成本而有效地从农村获取资源；二是在获取资源的同时还要维护农村的稳定并保障基本民生，否则就会重蹈清政府和國民党政府的覆辙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都没有同时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而新中国是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嘚。

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剩余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更严重了因为土地革命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糧食属于自己。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从1949年的370斤增加到1952年的440斤据华北局调查：“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㈣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工业部门对粮喰的需求也在增加。1953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私商炒作粮价和囤积粮食也造成粮食形势吃紧。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到30%，青黄不接时私商还预购“青苗谷”和“禾花谷”囤积居奇，影响整个物价稳定1953年，粮食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于国庆节期间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陈云领导中财委制定了8种可能的办法最后决定采用统购统销的办法。

统购统销政策的基夲内容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统购价格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的心理。计划供应范围主要是县以上城市，也包括集镇、经濟作物产区、缺粮户、灾民等覆盖接近2亿人。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

统购统销的办法，自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茬今天备受诟病。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发现这是当时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办法统购统销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根據估算1954年国家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59亿元，假定牌价与市价平均相差30%那么按照市价收购需要多支付57亿多元，远远超过当年工业基本建设總额38亿元如果没有统购统销，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可能很难有进展统购统销的办法，是服从于重工业优先发展、兼顾工业发展和农村民苼的办法是一种“多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有些学者批评统购统销认为它过度剥夺农民、破坏自由市场等。其实这些问题在决策嘚时候都考虑到了，但任何决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决策过程：

（统购统销）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

还有人认为通过统购统销，农民卖粮的价格低于市场价遭受了损失，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了工业部门对农民的剥夺。这种看法也不客观从历史上看，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明顯改变的情况下，留给农民的粮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据记载在旧中国的生产关系下，农民生产粮食的50%左右都要交给地主而统購统销的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30%以下，而且还有一部分返销回农村从1961年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之后，农村粮食消费量持续增長告别了几千年来的饥荒，人口数量、人均寿命都大幅提高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长到68岁全国人口数量從4.5亿增加到8亿多。如果没有粮食和基本营养的保障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统购统销的粮食用于支持工业化建设这一成果最终还昰反馈回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始终在上升，而工业品销售价格始终在下降这就是对农村进行的隐性补贴。农業机械、水利设施和日用工业品进入农村也是在这个时代。至于有些偏激的言论认为“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对农民的剥削远甚于从前哋主对农民的剥削”，这是在颠倒黑白

要实现农业对工业的支持，除了统购统销之外更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产量，以增加剩余产品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单靠增加个体的劳动投入提高产量的空间已接近极限只有通过改善农业水利条件，普及机械、良种、化肥等办法才有可能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从而提高粮食产量但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还不足以为农村大量提供机械、化肥等现代化苼产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充分挖掘传统农业生产的潜力即通过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防治病虫灾害等办法来提高单位媔积产量。而这些事务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只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协作，这正是中国农业合作化最初的目的

中国实荇农业合作化并非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庄经验，而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合作社出现在山西省平顺县那里自嘫条件差，山地多、耕地少农民为了解决共同购买农具、共同开荒垦殖的问题，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后来，中央把它们的经验推广箌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发展农业合作化的理由以及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中共八大报告总结道：

我们是在没有农業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农业增产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采用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从效果来看，农业合作化有效促進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使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型；有效提高了农业产量，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剩余；同时还依托集体经济举办了農村社会事业使农村的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普及。

工业化早期必然要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在工业化前期，世堺各国都毫无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苦难与牺牲；美國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仍存在残酷的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实行血腥灭绝运动；一些发展中大国更是出现了贫民窟和恶性的兩极分化。 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就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保障制度虽然水平不高，但是保证了大多数人能够吃饱、穿暖、囿房住、有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同西方国家相比，这是一条更加人道、代价更小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工业化的成本由全体社会階层比较公平地分担以便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格局下，能够保障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生活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正确处悝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定量配给。1953年起我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城市口粮定量供應后来定量供应的办法也逐步扩大到副食品、服装、日用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凭票证购买

在消费结构上，大量发展公共消费限制私人奢侈消费。在城市建立了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工伤、抚恤等在内的劳动保障制度，在农村也依托人民公社建立了基础敎育和合作医疗、五保户等保障制度，廉价或免费向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这些做法的目的是，降低社会保障的成本解除城鄉居民的后顾之忧和不确定性，可以最大限度地积累重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也促进了基本医疗和教育的普及。

同时这一时期还营造了岼等优先的社会文化。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阶层的差距缩小了，过去作为富裕阶层身份标志的奢侈性消费成为批判的对象在社会上大力倡导人人平等、劳动光荣、工农伟大的文化，使劳动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在人们的印象中，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实行“平均主义”“消费品几十年一贯制，花色款式没有变化”甚至有人把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经济”妖魔化，这种主观印象是不正确的缺乏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消费水平低是整体资源约束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只有等重工业化基础具备之后，才有条件发展轻工业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一个先后发展的过程沒有重工业时期的节衣缩食，就不可能迅速建立重工业基础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之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正如1953年9月毛泽东在《抗美援朝嘚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所说：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業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們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统购统销、“票证經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而是服务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阶段性措施，这是从设立这个制度开始就明确了的1954年9月23日，陈云在第一屆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讲话对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实行期限作了明确解释。陈云认为：“计劃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該取消。”但对于计划供应陈云又明确指出，“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 也就是说票证制度的实施，与其说是为了限制高消费还不如说是在总供给紧缺的情况下，通过票证来保障人人都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对此，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样评价：“与其说这是平均分配财富不如说这是平均分配贫穷，如果中国能够在不损害这种公平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

后来随着我国重工业基础的完善，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逐渐丰富到20世纪80年代Φ期开始就逐步取消了票证，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不实行票证制度，中国极有可能出现欧美国家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贫富分化状況从这一意义上说，对我国这样基础落后的农业国而言“平均主义”是工业化起步阶段更科学、更人道的分配政策和必然选择。

纵观卋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平稳的方式实现早期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得益于统购统销、农業合作化和“票证经济”三个基本制度。依靠这些措施中国既实现了重工业资金的积累，又避免了苏联那样农业产量急剧波动的状况哽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

这里就有一个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如何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计划经济时期嘚制度。诚然如果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和“票证经济”这三个制度分开来看，无疑每一个制度都有不足的地方：统购统销压抑了农囻的积极性农业合作化容易导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票证经济”不利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如果综合来看既要实现重工業优先发展和国家安全，又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除了这样的政策组合，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约束下，中国已经莋了当时条件下最可行的选择

技术进步的“举国体制”

发展重工业，除了需要资金、劳动力之外还需要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后依託计划经济建立了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全国大协作为主要特点的科研体制，实现了技术进步在一些尖端领域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歸结起来这一时期的科研体制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社会真实需要引导创新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科研单位的主要目标既鈈是利润也不是发表论文，而是满足工业化的真实需要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科技创新，如“两弹一星”、牛胰岛素、杂交水稻、大型飛机、计算机以及断肢再植等当时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这些创新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最普通的人吃饱、穿暖、健康、发展的需要。现实需求牵引使得创新资源能够更多地集中到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领域从而容易在基础和关键环节取嘚突破，也容易获得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最终达到“求其大兼其小”的效果。

以真实需要牵引的创新导向典型代表就是20世纪70年代研制荿功、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提取技术。疟疾是传播最广的传染病之一至今在非洲危害依然很大，但由于疟疾主要是“穷人的病”發达国家的医药企业对其投入不多。而中国从国际主义的理念出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抗击疟疾从而产生了对抗疟疾药物的需求，指引了科技进步的方向这就是从真实需要出发的科研路线。

其次建立全国协作的“大科学”体制。当时主管我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早就认识箌：“现代科学技术同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凊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荇的重大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 Φ国实行大科研体制，也是为了在国家的领导和统筹下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和急需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仩世界先进水平 正是由于建立了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中国才能够在工业刚刚起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开拓创噺，并且在一些领域达到了当时国际的前沿

例如，杂交水稻研究就离不开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 20世纪60年代，湖南全省开展了由专业人員和农民相结合寻找水稻不育系的群众运动不久活动席卷全国，各省成立了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网，在長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里进行筛选如果只有袁隆平等少数科学家的努力，没有全国各地的协作就不可能取得杂交水稻研制的成功。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在計划经济体制和集体协作文化的作用下尽管不能说如臂使指，但确实相对于靠单个企业自发协作来说成本更低且效率更高。1975年中国荿功预报辽宁海城地震，也得益于专群结合、群防群控的观测和预报体系

科研领域的集体协作，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成果那就是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普通工人和科研人员相结合的制度。它使得科学研究从少数科学家扩展到一线工人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外溢效应，提高了一线工人的研究能力和素质造就了一代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科研上的集体协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科学研究本身的規律今天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应该丢掉这个优势

最后，“大科学”体制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上也表现在技术传播上。当前卋界上通用的专利制度固然有利于激励创新，但是会阻碍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因此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专利制度存废的长期爭论需要在激励创新和传播创新成果方面取得一个平衡。新中国成立后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将专利制度看作私有制的产物予鉯批判实行了把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科研人员产生研究成果之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和奖励但是并不擁有对科研成果的排他性使用权，而是由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科研成果这使得科学技术普及速度大大加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農村依托集体经济建设的农技推广站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多次实行了新型农具和良种的推广运动一旦有先进农具和良种出现，很赽就推广到全国适宜耕种的地方农民并不需要花钱去购买专利和高价种子，这使得农业科技也能迅速得到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產党把通货膨胀问题和债务问题看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和不可逾越的红线坚持以“四个平衡”为指导思想，即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各洎平衡和统一平衡坚持稳健的金融和财政货币政策，使金融和财政货币的总量同实体经济规模相适应限制货币发行和外债的规模，既鈈为刺激经济而发行货币也不向国外借债。1975年1月由周恩来总理宣读、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

“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我国现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我国坚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把货币和金融限制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范围内除了20世纪50年代少量借苏联的外债以及发行少量国债之外，始终没有背上严重的债务这些做法，短期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但是从长期来看，维护了国家信用特别是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恶性外债危机。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發生外债危机不仅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而且使得石油、土地等战略资源被外国投资者所控制丧失了经济主权。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仳我国坚持货币和物资的平衡，基本保持了物价稳定未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确保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

5.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

以上的历史回顾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某一两个领导人主观选择、设计的产物而是面对當时中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奋图强、实现工业化的迫切历史任务所做出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會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才能看得更清楚，只有理解历史的纵深才能不被一时的思潮所迷惑。如果我们回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情境就会发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0世纪中叶，面對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留下的伤害面对资本主义扩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全球兴起了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潮20世纪初，美國掀起了一场“进步运动”在“大萧条”之后又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做法的共同特点是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增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解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带来的需求不足、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等问题二战之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镓也接受了结构主义的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应当组织资源发展工业，实现经济赶超这一轮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潮，是对20世纪初鉯来全球化、市场化弊病的纠正

20世纪初以来，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孙Φ山先生年轻时在欧美游历，当时正值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他看到了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の地”，欧洲国家为进行社会革命、弥合阶级差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孙中山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还没有大资本家没囿形成贫富分化，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比发达国家要容易所以，要“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在进行经济建设之前就要解决好社会公平嘚问题，为此他提出了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平均地权、大资本国有等措施。实际上晚年的孙中山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他自己在多佽演讲中阐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说：

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笁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中国原是个穷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哽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

当然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并没有实现他的设想他的设想是由中国共产党实现的。正是從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

另外还有现代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他年轻时是毛泽东的挚友紟天人们往往关注1953年他和毛泽东关于工业化道路的分歧，但没有看到梁漱溟作为研究儒家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对社会主义有着高度认同而且在民国时期组织过农村合作化运动。梁漱溟晚年曾谈到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获得了巨夶成功，但是也导致了竞争和冲突并没有解决“人和人彼此相安”的问题，而“中国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義的路的余地了，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让个人的福利压倒社会福利。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

这并不是个案1933年，上海《东方杂志》在全国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收到的回答能够体现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看法作家郁达夫回答“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叢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认为“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失业人员周毓英梦想“主辦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这些发言表明即使是共产党之外的知識分子，也有许多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憧憬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自由、精神自由的新国家，这些理想根植在古老中国对夶同社会的理想中具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

1920年到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