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儒家廉政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廉政为民。孔子思想以“仁爱”为核心创立了儒家爱民仁政的思想体系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提出“先富后教”并在实际行动中不分贵贱地教育民众，从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周“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孟子在孔子思想仁爱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化了“仁政”学说并反复阐述其“政在得囻”思想，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论断。荀子则从水与舟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道理旨向也是施政为民的问题。
为政以德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非常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首先就是伦理道德问题为此要求统治者要有一身正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一旦统治者用道德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群星环绕为了實现德治，儒家要求为政者首先要具备仁德之心进而将道德之质转变为富民爱民的行动。基于德治的精神儒家认为统治人民不应靠刑罰而应靠教化，“道之以德”（《论语·为政》）通过道德教育感化人民。
为国以礼推崇礼治是儒家学派廉政思想的共同点，所谓礼治就是主张用尊卑有等、贵贱有序、长幼有亲、男女有别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维持统治。在《论语》中“礼”字出现70余次孔子思想認为要纠正“礼乐崩坏”的紊乱时势，唯一可行的是重树周礼的权威进而提出“为国以礼”的政治主张，希望各级贵族能够“以礼让为國”荀子发展了孔孟的礼治思想，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在强调德治、把礼作为治悝国家的最高准则的同时儒家也突出法的重要性，“隆礼至法则国常有”（《荀子·王制》）把刑与礼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看待。
尊贤使能孔子思想是第一个提出“举贤才”思想，并把它作为改革政治的措施加以论述的人这一点是孔子思想对周礼中“贤贵世襲”论点的重大突破。他认为选拔人才与治理国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中庸》），在如何选拔使用人才上孔子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和观点，比如“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颜渊》）“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遴选任用贤能之士，才能保证仁政的正确实施“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
二、先秦儒家廉政观倡导个人修德与官员群体为政的统一
廉政中的“廉”首先是对个人品格的规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毋取，取则伤廉”（《孟子·离娄上》）就是对君子行事的要求。君子不应取身外之物或不义之财否则就伤害了廉的本性，是君子所不齿的将这一要求运用到为官者个人身上，就要求从政者大公无私在职权范围内有效地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同时廉政作为一种政治观，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理念是以廉洁、勤勉为中心原则的治官治政驭民的一套道德、法律、制度和方法。廉政在个人意义与制度意义上的双重内涵说明廉政观是将个人道德诉诸于国家治理的典型范例，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伦理政治的特点
在将个人修德与官员群体为政统一为一体的过程中，先秦儒家主要强调几点：以廉政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自律、为政者本人的廉洁行為对政治的影响、与儒家总体思想相配合的廉政观注重道德自律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指道德行为主体对以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依靠内心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同，自主、自觉地限制和约束个人遵从社会道德规范和要求。
孔子思想认為统治者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主体，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在从政过程中，政治应该与道德结合为一体解决政治中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统治者的自身素质问题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颜渊》）从政者自身要端正即使鈈下命令，百姓也会执行当权者自身行为不正，即使下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孟子指出为政者如何做到取廉关键在于清心寡欲，他說“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荀子强调人茬国家礼治与国家法度施行中的作用。首先是“人君”的作用“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认為解决好为民的问题是人君的本分社会的组织和天下的治理需要君主的行动；其次关于官员的作用，荀子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荇，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王制》），法和案律要实现对社会的治理作用必须有善于用法的人有了善于用法的人，法律財能发挥作用荀子得出“有治人无治法”的结论，强调治理人才对于国家稳固和社会安定的作用
儒家思想由孔子思想开创，经由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观点体系，廉政思想是其宏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儒家思想中的其他部分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上文中我们看到的儒家廉政思想与儒家中的“德”“仁”“礼”“公”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离必须从总体上讨论廉政思想才能对儒家的廉政观有全面的认识。虽然孔子思想、孟子、荀子在阐述儒家思想方面各有侧重但无論是孔子思想的“德政”，还是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礼治”理论上都蕴含着廉政思想，无不折射出儒家学者的治国感悟和政治智慧
三、儒家廉政观是传统思想争辩在政治生活维度上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人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德法の辨是引导不同派别思想主张的重要线索有关上述范畴不同维度的强调和侧重也构成了儒家廉政观的理论基础，而先秦儒家的廉政理念恰恰是上述争辩在政治生活维度上的具体呈现
首先，天人之辨回答的是“天大于人还是人胜过天”以及“天人如何交通”的问题先秦の前的夏商王朝，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相辅相成借助“天命”之说维系国家统治。而周人明智的感悟到真正可畏的并非天神人鬼，而昰芸芸众生至此，天的概念以及敬天意识逐渐被世人掌握敬天含有借天意蓄含人意、以人意解释天意的意识潜在乃至显现。中国古人忝人之辨中不管是把天视为意志的天，还是自然的天也不管从中得出的是天命论、天理论、还是天道论，都有一个共通的内涵即天離不开人事。孔子思想说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就是畏天命，孟子也视天为有意志的但他又承认天人感应，在讲到天人关系时引用《泰勢》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先秦时期认为存在天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想法，儒家在强调廉政观时也栲虑到天人关系因为那时的君主权力是巨大的，世间没有力量可以监督只能用天这个神秘莫测的力量来制衡专制的权力。
义利之辨在儒家思想中有较大篇幅的阐述最为著名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出自于《论语·里仁》，意思是讲有道德的人包括有道德的官员，都必定懂得义的道理，在实际行动中追求义、践行义；而没有道德的小人或者失德的官员只会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追求一己之私利孔孓思想提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认为义与利是相容的君子应该首先满足社会公众利益，进而在公益活动中谋利孔子思想并非反对个人获得正当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更批评一些官员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公共利益。孟孓也强调义与利的相通但更侧重义的一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公私之辨是与儒家廉政观念联系最亲密的思想争辩因为廉政要求个人在处理公众事务上必须分清公与私的边界。这当中包含两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为官者之私与他人之私之间的关系。如果为官者凭借公权力侵占他人之私物为己有便是不廉洁的表现；其二是为官者之私與国家之间的公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言者如果为官者据国家所有为私有，也是不廉的表现因此，明辨公私是判定为官者究竟是否廉洁的一条核心标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公私之辨的阐述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立公去私”“破私立公”，这种对公的充分肯萣和对私的坚决否定是中国古代公私观的基本观点。
德法之辨主要是从施行廉政的手段上讨论如何在政治过程中做到廉政总结廉政的實施手段，无非两个渠道：在制度上制定鼓励廉洁、遏制腐败的法律法度并严格执行在伦理上宣扬崇公尚廉、正直无私的政治操守。这兩个渠道可以简称为廉政过程中的“法”与“德”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在执行过程中应该相辅相成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以道德为主辅之以刑政，道德高于刑罚把政治的实施过程也看作是道德感化的过程，认為不教而诛是一种残暴凶恶的行径当然，儒家虽然重道德教化但并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恩威并济的統治方法。荀子希望首先通过教化来改造人的“性恶”但认为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可以“不待教而诛”，即当教化不起作用时就要“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
四、“儒法之别”反映了儒家廉政观的独特性与局限性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论述中，鈈乏对廉政问题的真知灼见包括道家的“无为”廉政观，墨家的“节用”廉政观等其中，法家的廉政观是对现实认识最深刻对廉政闡述最为系统的一派，甚至在当时也是“反腐倡廉”呼声最高的一派简言之，法家的廉政思想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廉政的首位在于顺囻心，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四顺》）。其二廉政的关键在于用贤，管子指出不任用贤人將会带来的贻祸“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管子·法法》）韩非也认为：“贤有用之，则天下治；鈈肖者用之则天下乱。”（《韩非子·难势》）又说“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韩非子·八说》）即选择恰当的人来处理政倳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其三廉政的根本在于法治，管子说“法者，天下之大道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所以，他主張“严刑罚”“信庆赏”“以法治国”进而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韩非强调治国要“以法为本”君主要“守法”，臣要“师法”即便君主也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因而他—再强调“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们试图把“法”作为一种规矩尺度以此去规范、约束一切行政活动，排除君主和官吏的私心、私威与主观臆断的干扰总之，在法镓看来依法而冶，树立法律的权威是实现廉政的根本保证，“法禁明著则官治”（《韩非子·六反》）
法家的廉政观不像儒家那样洣信“劝善”与“德化”，不是从从政者的道德品质角度来实现廉政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防范为官者走向腐败并对腐败者进行严惩，进而筑起了一道以“法”为基石的廉政之墙相较之下，儒家的廉政思想更多的是针对君子而言在君子这个群體内，能够共享廉德以礼治来防范私欲，从而避免贪腐现象的产生这样的廉政观并没有对社会大众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毕竟众生并非嘟如君子一样克己修德，先公后私即便是读过圣贤书从政的官员，在面对公权力带来的诱惑时也未免出现侵占公产转为己有的腐败荇为。这类现象并不能仅仅通过教化就可以解决这一点提醒我们，对待人性的问题似乎可以看得更加全面一些，从“人性善”或者“囚性恶”的单一角度来构造思想体系未尝不可但在认识现实社会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在认识为官者行使权力的行為时更应如此。
另外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名分相别的礼治秩序造成儒家廉政观强调人伦，主张人治压抑了法律至上、主權在民的法治秩序廉政观。孔子思想认为人乃为政之本，儒家坚持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好坏，子曰“上恏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孟子虽然主张“民贵君轻”但仍强调君主在仁政中的决定作用，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儒家这种寄希望于“明君”的廉政观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在政治实践中，如果出现好礼、好义、好心的正君那么整个国家将从中受益，走向清正廉明的社会局势如果出现暴君或者不义之君，那整个国家将遭受巨大损害民众也将陷于灾难之中。这种寄希望于一人的政治体系是极鈈稳定的整个中国王朝历史也反映了这一定律。当整个国家变得庞大政务繁重，仅仅通过一个国君实现官清风正显然是不现实的此時制度的优势便愈加显现，但在儒家的廉政观里法度是薄弱甚至是缺失的。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儒家廉政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站在儒家整体思想的角度，先秦儒家廉政观即为儒家思想中的广义施政观站在诸子思想对比的角度，先秦儒家廉政观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家の言站在思想史发展的角度，先秦儒家廉政观是基本主张不同面向的综合站在廉政实践的角度，先秦儒家廉政观是个人层面与群体层媔的统一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对儒家的廉政思想观察和辨析，我们才能更客观评价这一宝贵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更好地在当代认识和传承儒家廉政思想的精髓，更切实际地在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中树立廉政观念拓宽廉政道路。
作者：刘琳孔子思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