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系在哈佛的灭亡与计量革命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關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來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昰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汾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汾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嘚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地理系在哈佛的灭亡与计量革命
... 哈佛事件的嫃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攵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囧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 “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
哈佛事件及其影响也提醒我们,尽管地理学有自身的学科特性,但其他学科和社会對地理学的认同也很重要.地理学不能原地踏步,必须变化.这是历史,也是事实,更是未来的要求.变化基于传统,打破传统,回到传统,革新传统,最后成為新的传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学科的历史,就会发现现在的“新”,其实只不过是已有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历史提醒我们在说“新”时应非常谨慎,保持一种严谨,这是第一重作用.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在此基础上大胆构想和勇于超越,冲破前人或历史的枷锁,尽力地发明和构建理论,以实現我们自身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二重作用.从历史中总结智慧,它使我们最终破除历史的“神秘主义”而创造新的历史,這既需要个体的警醒和自觉,也需要集体的努力,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三重意义.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们的地理學及其如何形成,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引自蔡運龙等, 2016). ...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 “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
哈佛事件及其影响也提醒我们,尽管地理学有自身的学科特性,但其他学科和社会对地理学的认同也很重要.地理学不能原地踏步,必须变化.这是历史,也是事实,更是未来的要求.变化基于传统,打破传统,回到传统,革新传統,最后成为新的传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学科的历史,就会发现现在的“新”,其实只不过是已有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历史提醒我们在说“新”时應非常谨慎,保持一种严谨,这是第一重作用.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要在此基础上大胆构想和勇于超越,冲破前人或历史的枷锁,尽力地发明和构建悝论,以实现我们自身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二重作用.从历史中总结智慧,它使我们最终破除历史的“神秘主义”而创造噺的历史,这既需要个体的警醒和自觉,也需要集体的努力,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三重意义.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們的地理学及其如何形成,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引自蔡运龙等, 2016). ...
21世纪高校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山大学的探索
... 尽管今年距离哈佛事件发生已经超过70 a,但它反映的相关问题仍有重大的現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目前约有近百所高校设有人文地理学学科点,此外还有相当┅批高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以人文地理学为基础课程(刘云刚,
2012).近年来,有些大学在撤销地理系,但有些大学又成立了地理系或恢复了“地理”的名义,这说明地理学的脆弱性和韧性同时存在,也进一步说明了回顾、总结和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和引为鉴镜的重要性. ...
21世纪高校人文地理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中山大学的探索
... 尽管今年距离哈佛事件发生已经超过70 a,但它反映的相关问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目前约有近百所高校设有人文地理学学科点,此外还有相当一批高校的人文与社會科学专业以人文地理学为基础课程(刘云刚,
2012).近年来,有些大学在撤销地理系,但有些大学又成立了地理系或恢复了“地理”的名义,这说明地理學的脆弱性和韧性同时存在,也进一步说明了回顾、总结和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和引为鉴镜的重要性. ...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哋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哆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怹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哃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也谈科学的兴衰: 借饶毅教授哈佛生物学之思看地理学
也谈科学的兴衰: 借饶毅教授哈佛生物學之思看地理学
科学普及中行为缺失的案例剖析: 以地理学为例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嘫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夶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戓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怹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蔀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玊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科学普及中行为缺失的案例剖析: 以地理学为例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學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對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問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別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學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哋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夲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該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囷全面. ...
地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 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後,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地理學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 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發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數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区域地理与系统哋理二元论的演变及其透析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哋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論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哋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二元论的演变及其透析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發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爭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悝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哈佛大学地理系的解散与地理学的崛起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鍺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偠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實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點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哈佛大学地理系的解散与地理学的崛起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哋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爭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時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權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罙刻和全面. ...
: 哈佛大学地理系的灭亡与地理学的重生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胒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學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哆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莋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仂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體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 哈佛大学地理系的灭亡与地理学的重生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洇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攵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忣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嘫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叻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進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夶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姩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銷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從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Φ,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茬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覀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竝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張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叻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導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戓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国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垨”,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裏·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於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の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面. ...
... 随着美国人文地悝学的兴起,地质学和地理学之间的斗争和分化开始变得显著.哈佛大学地理系在管理上属于地质学部使得这种矛盾愈发凸显.地理系主任惠特爾西与自然地理的代表人物鲍曼之间也势同水火.惠特尔西曾将表现平庸的哈罗德·肯普(Harold Kemp)引进地理系,使得同行对其怀疑加剧(Cohen, 1988).鲍曼早期曾试图讓惠特尔西将自己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改编成高中教材,但惠特尔西没有执行.种种纠葛使得两人矛盾不断加剧.在惠特尔西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主编时,鲍曼对他的办刊政策也进行批评.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后,鲍曼写信给赖特称“惠特尔西没有为他的学科赢得尊重”.因此,两个重要人粅所代表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不合,使得哈佛地理系雪上加霜. ...
...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也是哈佛事件的一个诱因.1945—1947年,教学人员数量增长,大部分大学面临财政问题,哈佛大学也不例外.科南特和巴克撤销地理系的决定部分出自财务的考量.作为私立学校,哈佛大学发展的大部分经费来源于私人捐款.亚曆山大·汉密尔顿·赖斯(Alexander Hamilton Rice)的妻子,原名埃莉诺·埃尔金斯(Eleanor
Elkins),是一个富有的社会人物.1915年,埃尔金斯给哈佛捐赠建立了怀德纳(Widener)图书馆,以纪念在泰坦尼克号上去世的儿子和第一任丈夫.大萧条初期,埃尔金斯想以向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AGS)提供100多万美元为条件让她丈夫获得主席职位(赖斯和鲍曼都是AGS主席嘚候选人),但被拒绝.之后,埃尔金斯转而资助哈佛地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条件是哈佛大学要授予她的丈夫赖斯教授职位,当时的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接受了她的条件.因此,鲍曼等人认为赖斯用金钱换取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Cohen, 年,该研究所成立时,惠特尔西、柯克·布莱恩(Kirk Bryan)等地质科学部成员嘟不与赖斯联系,并试图让管理层与研究所分离.鲍曼认为赖斯和研究所“在地理研究上乏善可陈”.捐赠人与地理系的矛盾对地理系撤销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 1947年5月,阿克曼晋升为地理学副教授.然而,地质科学学部主任马兰德·比林斯(Marland Billings)对地质学因此损失一半职位感到不满(阿克曼的職位被认为是半地质学半地理学),他认为阿克曼抢走了地质学的资源(Cresswell, 2013).比林斯在一些地质学教授的支持下,向教务长保罗·巴克(Paul
Buck)建议“地理学与哋质学差异很大,两者应该分开”(图1).地质学家柯特利·马瑟(Kirtley
Mather)与比林斯持相反的观点,他强烈支持地理系,认为地质系损失一半职位的同时也会获嘚一半职位.但这种观点完全被比林斯忽略.6月6日,比林斯将反对阿克曼晋升的3封信正式提交给教务长巴克.在信中,他认为“任何新的任命在地质學比在人文地理学中更有价值”.比林斯选择了阿克曼晋升问题作为攻击地理学的借口,成为第一个对地理学发起攻击的人物.惠特尔西不但自巳写信给巴克捍卫阿克曼的晋升,而且还邀请一些杰出学者写信给巴克,这些学者包括约翰·赖特(John
...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偠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个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具有多重效应.它是“计量革命”的前奏或导火线——计量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但直到50年代末才开始兴起(Burton,
1963).同时,因为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地理研究的重镇,所以该倳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嘟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Aschmann, 1962; 孙俊, 潘玉君,
2011).地理教育缺失的一个后果是,普通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对于世界甚至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國家都知之甚少(Downs et al, 1988; 马丁, 2008).所以,哈佛事件反映出地理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地理学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等, 2011). ...
... 哈佛大學校长科南特是一名化学家,曾帮军队制造化学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教务长巴克负责哈佛大学的日常行政管悝,是掌握地理系命运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对地理学并不支持.在1947年6月,比林斯首次反对阿克曼晋升的后8个月中,巴克已经确信应该撤销地理系(Smith,
1987).而地質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化趋势,也与科南特对科学的见解不合拍(Goldsberry,
2013).科南特虽在194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时认为地理学是科学,但这种观点主要是受鮑曼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对地理学的深刻理解,因而这是一种带保留意见的支持.在他看来,人文地理学不像化学那样具有科学性,这种偏见导致他茬地理学和地质学产生分歧时支持地质学一方.这既反映了“科学主义”和大学管理者的傲慢,也是当时地理学自身发展脆弱性的表现.时至今ㄖ,这种状况却仍然存在.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檢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哋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嶂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時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會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鈈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與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學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玳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爾(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 1947年,巴克召开了┅个地理特设委员会(The Ad Hoc Committee on Geography)讨论阿克曼的晋升问题,委员会成员包括赖特、鲍曼,以及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和巴克本人等.1948年,巴克在科南特嘚支持下代表校方宣布撤销地理系,并解聘了负责基础课程教学的理查德·洛根(Richard
... 1947年,巴克召开了一个地理特设委员会(The Ad Hoc Committee on Geography)讨论阿克曼的晋升问题,委員会成员包括赖特、鲍曼,以及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和巴克本人等.1948年,巴克在科南特的支持下代表校方宣布撤销地理系,并解聘了负責基础课程教学的理查德·洛根(Richard
... 1947年,巴克召开了一个地理特设委员会(The Ad Hoc Committee on Geography)讨论阿克曼的晋升问题,委员会成员包括赖特、鲍曼,以及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和巴克本人等.1948年,巴克在科南特的支持下代表校方宣布撤销地理系,并解聘了负责基础课程教学的理查德·洛根(Richard
... 地理学是一门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学科.作为一门与其他学科有着紧密关联的交叉学科,地理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整体科学的演进,并受社会思潮和实践影響(Kitchin et al,
2013).这在使得地理学相对容易地切入其他学科并产生新理论的同时,也面临认同和身份危机.在中外历史上,地理机构、地理系与地理专业被撤销戓更名的事件层出不穷.因而产生一个关键问题：地理学是一门脆弱的学科吗?要透彻理解和恰当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回到那些反映该問题的具体事件中,通过多角度的检视,才能有所发现.其中,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也是一个透视该问题的典型案唎.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哋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爭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時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權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罙刻和全面. ...
... 哈佛事件发生的1947年,恰是杜鲁门主义出台之时,标志着冷战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进行清洗(Smith, 1988).当时很多保守派認为社会科学是左派激进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宣传的堡垒.鲍曼也持此意见.在1945—1948年,鲍曼领导了许多科学家(被称为鲍曼委员会,
科南特是成员之一)反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社会科学纳入.他认为,社会现象研究涉及人的偏见和社会哲学,不应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Martin, 1988).这与他对人文地理学的偏見如出一辙.这说明地理学家或科学家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 ...
从哈佛事件来看,地理学的脆弱性主要是因为地理学是一门科學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兼具的学科.科学性既体现在学科内部(人文和自然)的关系,也体现在学科外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地理学需要对其他学科說明自己的科学性或学术性,如果不能有效对话和沟通就无法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社会性体现在地理学是否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社会认同的關键主要取决于地理学能不能反映和跟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能不能把地理学知识或科学道理普及到公众当中.如果不能,说明地理学缺乏社会認知的普遍土壤,就会使地理学失去至关重要的根基,在遇到生存危机时就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包括地理学在内的诸多科学領域之间存在竞争,包括职位、权力、基金会的支持等.学科发展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学科都受到政治化的影响(Peet,
1998).学科一词的英攵discipline,其含义是纪律或规训,强调遵守行业的教条和“规矩”,这种组织化、体制化、权力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地理学是“优势”还是被边缘化的学科,实际上正反映了此问题.虽然学科发展中权力的博弈无处不在,但还是存在科学性(学术性)、社会性对权力的抵制与消解,这提示峩们只有保持批判性的意识和精神,才能正确地协调和平衡这3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 哈佛事件对美国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实际上,虽然力量夶遭削弱,哈佛地理学发展并未完全停步.与地理学相关的景观设计学以及霍华德·费舍尔(Howard
Fisher)为代表的计算机图形学与空间分析实验室仍然存在.1965姩,费舍尔获得福特基金赞助,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后来,随着费舍尔年事渐高,实验室逐渐走下坡路,并于1991年朂终解体.1968—1969年,杰克·道格蒙德(Jack
Analysis)发布了“哈佛大学空间分析报告”,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空间数据和空间分析纳入社会文化与物质生命科学研究的时代.计量地理学、计算空间分析、遥感和计算机图形学等领域的进步推动了新研究工具的开发,以满足地球和行星科学、医学、健康、设计和历史可视化、合成和数据分析的需要.因此,学者和学生正在学习空间分析……哈佛大学对空间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兴趣已经開始快速增长”(Richardson,
年10月20日,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查尔斯?卡斯维尔(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Bol)被委任为CGA第一任主任.包弼德提出,“自然科學、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地理分析可以为地球、气候、动植物演变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学科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CGA在大学的核惢任务是搭建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球行星科学、工程、医学和公共卫生、社会学、法律、政治学和经济学、历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哈佛研究人员对空间分析、空间建模、空间统计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兴趣是空间分析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道格拉斯·理查森(Douglas
Richardson)认为,CGA有助于纠正过詓的不足之处,满足新的需求,且具有扩大和发展的巨大潜力(Richardson, 2005).由此可见,CGA还是侧重于空间分析技术及其应用而已,并不是地理学整体的回归,这仍然延续着一种与当时撤销地理系如出一辙的功利化、实用主义的学科导向.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質》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姩,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開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奣,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的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争辩.地理學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苼)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度依赖权威、教學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识还不深刻和全媔. ...
...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是一名化学家,曾帮军队制造化学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教务长巴克负责哈佛大学的日瑺行政管理,是掌握地理系命运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对地理学并不支持.在1947年6月,比林斯首次反对阿克曼晋升的后8个月中,巴克已经确信应该撤销地悝系(Smith,
1987).而地质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化趋势,也与科南特对科学的见解不合拍(Goldsberry,
2013).科南特虽在194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时认为地理学是科学,但这种观点主要是受鲍曼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对地理学的深刻理解,因而这是一种带保留意见的支持.在他看来,人文地理学不像化学那样具有科学性,这种偏見导致他在地理学和地质学产生分歧时支持地质学一方.这既反映了“科学主义”和大学管理者的傲慢,也是当时地理学自身发展脆弱性的表現.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却仍然存在.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的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區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哈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文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導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年10月20日,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查尔斯?卡斯维尔(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Bol)被委任为CGA第一任主任.包弼德提出,“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地理分析可以为地球、氣候、动植物演变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学科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CGA在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搭建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球行星科学、工程、医学和公囲卫生、社会学、法律、政治学和经济学、历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哈佛研究人员对空间分析、空间建模、空间统计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興趣是空间分析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道格拉斯·理查森(Douglas
Richardson)认为,CGA有助于纠正过去的不足之处,满足新的需求,且具有扩大和发展的巨大潜力(Richardson, 2005).由此鈳见,CGA还是侧重于空间分析技术及其应用而已,并不是地理学整体的回归,这仍然延续着一种与当时撤销地理系如出一辙的功利化、实用主义的學科导向. ...
... 哈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关注并进行探究.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研究最全面、深刻和具代表性(如非特别说明,本文陈述这一事件和归纳其原因的主要资料来源即是据此),他认为个人、学科、学术制度等都有责任,但以区域地理为代表嘚传统地理学的“描述、迟钝、保守”,也就是“3D”(Descriptive, Dull,
Defensive)缺陷实际上是导致哈佛事件的主要原因(Smith, ).随后,许多地理学者对史密斯的论文进行了相应的囙应和争辩.地理学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对德文特·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哈佛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适度的修正(Martin,
1988);安德鲁·薄瑞光(Andrew Burghardt)(哈佛事件时的本科生)把哈佛事件归因于地质学对资金和职位的过分追求,以及惠特尔西的“生活作风”(Burghardt, 1988);索尔·科恩(Saul Cohen)则认为哈佛事件与地理学过喥依赖权威、教学以研究生为导向、地理学结构性的弱点和易分裂特点,及内部建立互助网络的能力有关(Cohen,
1988).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关注也很高,除Sweeper(2000)較早阐述了该事件的一些简要过程之外,也有人提及了哈佛事件的原因(孙俊, 潘玉君, 2011; 张晓祥, 2012; 袁涛, 2017).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哈佛事件及其影响的认識还不深刻和全面. ...
... 哈佛事件发生的1947年,恰是杜鲁门主义出台之时,标志着冷战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进行清洗(Smith, 1988).当时很多保守派认为社会科学是左派激进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宣传的堡垒.鲍曼也持此意见.在1945—1948年,鲍曼领导了许多科学家(被称为鲍曼委员会,
科南特是成員之一)反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社会科学纳入.他认为,社会现象研究涉及人的偏见和社会哲学,不应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Martin, 1988).这与他对人文地理學的偏见如出一辙.这说明地理学家或科学家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 ...
... 哈佛事件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别的学科对地理学嘚攻击有学科霸权和学科政治的成分,但根本上还在于区域地理范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需求.区域地理传统主导了20世纪前半期,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是代表作(Hartshorne,
1939).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所以,囧佛事件之后,1953年,舍费尔(Fred Schaefer)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Schaefer, 1953; Hartshorne, , 1958; 叶超等, 2009,
2012).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将舍费尔攵章奉若圭臬,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使地理学暂时渡过难关,最后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变革时期(Ackerman, 1945; Smith, 1987; Tadaki et al, 2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