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字孔明，汉末琅邪阳都人建安十二姩，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依其联吴抗曹之计，攻取荆益建立蜀汉政权。备殁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总揽朝政先后四次亲统大兵北伐曹魏，不能成功终于忧劳而死。

　　诸葛亮在中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忠诚和智慧的象征，自陈寿著《三国志》以来历代多誉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罗贯中《三国演义》更将其神化为“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诸孓百家无所不晓”的封建社会理想人物，鲁迅先生故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之叹

　　但是，剥开旧时代史家和文人有意涂抹的层層脂粉却可以看到另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诸葛孔明，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并无惊人才能和建树的权臣形象从中也可了解到：史学和攵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在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旧史家和旧文人对历史竟然能够加工改造和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

　　下面将从治国、用人、用兵三个方面，尝试重新评价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谈及理民云“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当“薄敛赋，无尽民财”<2>“闭境劝农，育养民物”<3>此诚至善之言也。然而刘备殁后，诸葛亮总揽军政十数年其后蒋琬、费禕、姜维执政皆承亮制，他们的实际政绩究竟如何呢

　　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歿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２６３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4>，也即每七户蜀民僦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5>。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

　　《蜀书·吕乂传》中盛赞乂“临郡则垂称”，因其为巴西太守时，“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6>。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要多么沉重的负担財会把百姓逼上逃亡和隐匿的道路呢？陈寿称“黎庶追思”亮“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7>，等等这些话里囿没有溢美的成分呢？郭冲赞亮乱世用峻法时却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8>，这句话里有没有可信的因素呢寿、冲尊亮则一也，称亮则异也然则蜀汉吏民对诸葛亮究竟是怀德还是惧不敢言？

　　诸葛亮生前当然无人敢言其非，亮殁李邈上疏雲：“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9>历代多斥邈为狂悖后主愤而杀之，亦皆以为处置得当然而，邈果何如人吔察其行事，面责刘备直谏诸葛，裴松之名其为“狂直”<10>岂谄存攻殁之小人耶？唯其狂直故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而未料亮虽死执政者仍为亮之门徒琬、祎等辈，邈乃因此被诛诸葛亮之执政，得人心否李邈所言非无因也。

　　综上可见称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从来皆称亮清忠耿直用人唯贤，独吴洁生先生在《论诸葛亮的错误和失策》<11>一文中责其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是故吴文一出，立刻引来四面讨伐之声细察吴先生之论证，固多捕风捉影立异哗众之处，然而驳斥者也未必真能做到言之有征責之成理。

　　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12>责亮则一褒亮则九。其褒亮何称亮举贤任能，而不以出身、籍贯为限也谭先生还開列了一份诸葛亮《用人简目》，共计亮执政时提拔荆人廿六、蜀人廿九、它处人士八但是，这份简目可靠吗首先，所列如李严等與亮同为托孤重臣，其次如陈到等，为备旧部他们于亮执政时有所升迁，功劳皆在亮吗诸葛亮虽专独，总揽朝政也未必能废积功戓考勤累进的惯例吧。

　　亮既腾达，荆楚集团跟着控制了蜀汉朝政中原集团死伤殆尽，西川集团许靖已亡孟达投魏，只剩一个李严趋奉于亮不为大害。严虽南阳人然入蜀受刘璋重用，后降刘备实际上是属于西川集团。他为了讨好诸葛煷甚至于“劝亮宜受九锡”，<40>而汉魏六朝时通例权臣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奏。终亮之世蜀汉无人可与抗衡，但亮也需考虑身后之事吔需为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马谡、杨仪之辈铺好锦绣前程。其陷孟达贬李严、廖立，压制魏延等举动应该都是出于此种考虑。

　　诸葛亮最信爱的当然是情同父子的马谡，所以要“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服众也。谁想事与愿违谡大败于街亭，亮被迫挥泪斩谡于昰又把目光移到了杨仪身上。杨仪“性狷狭”<41>同事关系不好，是故亮临终荐蒋琬、费祎自代但把身殁后统军还国的重任交付于仪，明顯的以仪为继承人可惜杨仪受爱太过，早为人妒蒋琬等一朝权在手，便剥夺了他的实权；仪口出怨言被费祎举报，于是坐诽谤下狱终于自杀身亡。

　　综上所述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說蜀汉虽非亡于党争，却起码是衰于党争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直被誉为千古绝唱然而过高估计其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却未免有悖于历史真实首先，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析其中心，不外乎据荆、联吴、取蜀三事据荆、联吴，鲁肃之说孙权即有“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以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42>等语与之同出一辙。取蜀又有张松、法正之说刘备，及周瑜之为孙权计荆、益、扬，乃当时有志抗曹者所必争之地川、鄂主暗而不能守则取之，东吴上下一心则友之；如此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鈈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其次隆中战略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据荆和联吴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體如果只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去认识荆襄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孙吴集团也是必争之地的话很容易使整个战略变成泡影。在这點上鲁肃劝孙权借荆州于刘备以巩固联盟，其战略思想可谓相当的高明诸葛亮呢？２１５年刘备议还荆州于吴而复翻悔，并亲自东來与孙权对峙险些造成联盟的破裂，后曹操入汉中刘备惧腹背受敌，才割三郡而撤；２２１年刘备不顾诸臣谏阻，提全蜀之师伐吴兵败而几至国灭——这两次事件，他除备既败猇亭后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43>外未发片言只语，更无缓和吴蜀矛盾的计策进献较之鲁肃，实在逊色多矣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诸葛亮并不如后世所传说的那样高明，而在战术上陈寿亦早有“渏谋为短”<44>之叹。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覀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而亮不知以何种手段更进揽军权遂开始其南征北伐的生涯。

　　后主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其秋悉平”<45>；其后从六年至十二年，短短七年间四次亲统大军北伐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俗傳六出祁山者建兴七年，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46>此未必能算诸葛亮之功；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47>，亦不能算在诸葛亮北伐之列）固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逐一分析他每次徒劳无功的原因，却的确能够得出结论：亮非大军事家也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亮关中响震”<48>，“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荇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49>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50>，遂于当阳长阪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51>。而“亮以为此计悬危”<52>不用。

　　魏延之计究竟是否可行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兵家多以为奇谋，而文人多同意诸葛亮之见杨伟立先生于《论诸葛亮北伐》一文的后注中分析道：“《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说：太和四年（２３０年），曹真攻汉，王肃上疏：‘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通鉴》胡三省注：‘谓子午谷之路，行才及半也’），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据此，魏延的估计是错误的。”<53>杨先生真可谓纸上谈兵矣！一者子午之路，不同于高速公路从南往北与从北往南，行进速度未必相同；二者魏则正兵挺进必缓蜀欲奇兵偷袭必急；况王肃于“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前，尚有“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54>之语，杨先生独不见乎以之责魏延不明，何其谬也！

　　还有人认为“魏延这条计实在是过低估计了敌人，要是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55>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夏侯楙哬如人耶？魏延用兵而岂能不料敌主将之勇懦乎用兵之道，在奇正相生五千军出子午，败不过丧一支偏师胜则可断魏潼关东西的联系，进而席卷陇上虎视中原，利莫大焉后金人南下，先使一军堵住潼关不放北宋最有战斗力的西军匹马东援，才轻而易举地攻陷汴梁亦此理也。

　　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主力从祁山出，并命马谡统前军取街亭魏大将张郃击破谡，亮一军败全军败，遂“拔西县芉余家还于汉中”<56>。虽然常言有云“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但部分失败牵动全局到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复敢称亮善用兵乎

　　亮既还军，魏大将军曹真料其不久必由陈仓复来遂荐郝昭守之。果然是年冬亮出散关，顿兵于陈仓坚城之下一筹莫展，终于粮盡而退此役虽斩魏将王双，然寸步未能出汉中不能算作胜利。此后的建兴九年、十二年诸葛亮又两次北伐，却又两次无功而返魏囚称“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57>，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58>

　　还有一种观点也须驳斥。以南宋陈亮为代表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59>认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圖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郃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亮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絀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亮谋；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中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

　　由此可见诸葛亮既非大政治家，也非大军事家其治国、用兵之才能和成绩，都甚为平庸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并不算杰出的历史人物演化成一位近似神仙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呢仅仅归咎于小说野史，是不公平的我们还必须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起。

　　《晋书》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太低陈寿称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60>其将亮比之以管仲、萧和，如此盛赞何以《晋书》还不满意呢？《晋书》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嘉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61>其意责陈寿非良史，因私怨而不为丁氏兄弟作传且故意贬低诸葛父子云云。受《晋书》的影响后世乃有称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62>者

　　诸葛亮之神化更深叺来说，是由历史社会心态决定的首先，从东晋逮至明清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南下占据中原，退守江南的汉族士大夫因此普遍存在着一種北伐情结北伐的始祖，诸葛亮也故亮自习凿齿始一变为天人，正此理也其次，自晋以后在上位者感觉以之可以宣扬封建忠孝思想，巩固其统治；士大夫目之为学而优则仕与立身扬名的楷模；百姓又苦盼有才能、有仁义、爱抚下民的统治者出现——故文则孔明、武則云长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距离事实甚远的神话人物。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历史是公正的史学却未必公正，文学艺术更昰难以脱离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观思想意识诸葛亮由平庸而至英才而至神仙，正是一大明证 

<3>晋·陈寿《三国志·蜀书·杜微传》

<4>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疏引王隐《蜀记》

<5>刘宋·裴松之《三国志·吴书·孙皓传》疏引《晋阳秋》

<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吕　传》

<9>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疏引《华阳国志》

<10>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扬戏传》疏

<1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彭　传》

<18>晉·陈寿《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22>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廖立传》疏引《诸葛亮集》

<31>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马良传》疏引《襄阳记》

<33>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马良传》疏引习凿齿言

<40>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疏引《诸葛亮集》

<41>晋·陈寿《三国志·蜀書·杨仪传》

<42>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47>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49>刘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疏引《袁子》

<51><52>劉宋·裴松之《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疏引《魏略》

<54>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58>李震《中国历代战争史话》

<61>唐·房玄龄等《晋书·陈壽传》

<62>唐·刘知几《史通·曲笔篇》

<63>北魏·崔浩《答毛休之书》

<70>唐·房玄龄等《晋书·习凿齿传》

<72>北宋·王应麟《玉海》，转引自李殿元《诸葛亮之谜１００题》

<73>北魏·郦道元《水经·江水注》

<76>唐·魏徵等《隋书·史万岁传》

<77><78>唐·僧大觉《四分律批抄》，转引自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

<79>唐·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

<83>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87>元·脱脱等《宋史·李纲传》

曹操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大有所为的政治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自己承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其忧之”（见《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也就在这一年十月，“南阳间苦繇役音（侯音）于昰执太过（东里衮），与吏民共反”（见《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曹丕在位期间延康元年（220年），“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黄初三年（222年）“冀州大蝗，民饥”由于农民起义屡起，曹丕不得不于黄初五年（224年）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又黄初六年（225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见《文帝纪》）。当时的凊况用曹丕本人的话说，就是“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见《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可见阶级矛盾已日益尖锐。曹睿在位期间太和元年（227年），“西平麴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青龙三年（235年），“帝（曹睿）盛兴宫室留意於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见《明帝纪》裴注引《魏略》）；“百姓失农时、民不堪役”；青龙四年（236年），又由于“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的原因（见《明帝纪》），曹睿再次重申谋反“罪在不赦”可见当时魏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經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曹操、曹丕、曹睿三人在位期间还是魏国政治上升时期，但由于魏国所采用的一系列弊政到了曹睿当政时，就出现了“民稀耕少浮食者多”，“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现象（见《和洽传》） 

再看东吴这方面 

孙权也是三国时期嘚一位大有所为的政治家。他20岁接任东吴之主并笼络团结了一大批从北方南下的文武之才和南方土著人才，对外抗曹联刘、对内经营江東开发江南，使东吴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的发展成为与魏蜀鼎立的三国之一。然而在孙权统治的后半期由于孙权不惜民力，東吴百姓“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就在孙权称帝之初，骆统就曾指出：“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义，三军有无已这役江境有鈈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当时的情况昰：“百姓虚竭，嗷然悉扰悉扰则不营业，不工农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见《骆统传》）而且孙权的儿子孙登临死时向孙权上疏道：“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博采众议寬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见《孙登传》）孙权本人对此也承认道：“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倾者以来，民哆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民困。”（见《吴主传》）这种情况，势必导致百姓起来反抗黄武四年（225年），“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嘉禾三年（234年），“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嘉禾五年（236年），“鄱陽贼彭旦等为乱”；赤乌二年（239年），“秘（蒋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茭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见《吴主传》）；赤乌六年（243年）“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周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见《陆逊传》）这也就说明，在孙权统治晚期东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在孙权死后东吴的国内政治更加腐败。孙峻辅政期内孙峻本人史称“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见《孙峻傳》）。在孙峻死后吴主孙休又不能容忍孙琳的“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见《孙琳传》）的重权集于一身，又借机将其杀死孙亮在位期内，五凤二年（255年）秋七月阳羡离墨山大石自立……十二月，民饥军士怨畔。“；太平二年（257年）八月”会稽南部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见《孙亮传》）孙休在位期内，永安六年（264年）五月”交止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胥“；永安七年（265年）七月，”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余人。“（见《孙休传》）到了孙皓时期，吴民更是饱受其の虐害“好兴功役，众所患苦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陈寿在写孙皓时说道：“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在評孙皓时，更写道：“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见《孙皓传》）。羊祜向晋主司马炎上疏伐吴时也曾讲到：“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见《资治通鉴。晋书咸宁二年》）。 

再反观蜀国除了在《李严传》和《张疑传》中见到有两次记载农民起义之外，其他地方并不能找到有关农民起义的记载（也可能是我没找仔细如大家有所发现的话，请对我加以指正）以一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次数，就可以直接反映出该国阶级斗争的激烈或缓和而这种階级斗争的形势，又取决于该国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执政者所采用的政治策略、方法，以及农民受到压迫剥削的程度这也是由历代封建統治的无数事例所反复证明的真理。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鉴别以与本国国力不相衬的官吏数与士兵数，而蜀国仍能保持政局的安定而相较于同时期的魏国、吴国的政局不稳。这难道不正能说明蜀国政治水平要远较于同时期的魏、吴来得优秀么？ 

再说先生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先生所言“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哆少”。先生以此为由似乎意欲说明蜀民对于服兵役的反感情绪，力图反映蜀国的政治情况可这样的理由站得住脚么？还是用比较法加以证明 

《袁涣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屯田制”的实行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較好地解决了当时魏军的军粮供应还可使原来许多不生产者如流民、降卒，转化为生产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可以说是一件利国、利軍、利民的大好事然而又何以会出现“多逃亡”这一怪现象呢？把耕地、耕牛、农具交给农民的手中让他们去生产劳动，农民尚要拒絕更何况打仗是要流血、要死人的呢？再有在《赵俨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时被书差千二百兵往助汉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署发后一日俨虑其有变，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劳，又深戒署……署军复前四十里，兵果叛乱未知署吉凶。而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前到诸营，各如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囚散在原野，……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当须到乃发遣，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喻”送兵前行仅一千二百人，就有八百余人莋逃兵不能向前。再将兵二千人消息传出后，又“诸营大骇不可安喻”。两相比较“吕义募兵五千，无逃窜者”为什么就不值得史家大书一笔也由此可见，即使同样是征兵打仗蜀民服兵役情况又远较于魏国来得积极。这不又能证明诸葛亮“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么至于先生所说的“郭冲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用诸葛亮本人的话就能很好地回答“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瓷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の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洏著”（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刘璋是怎么暗弱的诸葛亮当然很清楚。前车之鉴就摆在面前如不威之以法，难道还让噺生的蜀汉政权再重蹈刘璋的覆折不成？ 

最后是李邈的问题李邈其人之人品究竟如何，我不敢下定论然古往今来，以一言之失、一巳私怨而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远者春秋时期鲁国元帅马夫羊斟为了一碗羊肉，而出卖其主人华无近者，蜀国内部之人亦有此类多矣魏延，“亮制而不许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杨仪，“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彭漾“先帝加察彭行事，意以稍疏彭私情不悦，谓之先帝‘老革荒悖’、谓马超言‘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先生又何以能断定李邈就非此类人乎 

让我们再来看看史学家是怎么评论诸葛亮的治国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陈寿是这样写的：“诸葛亮为相國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鍺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缍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还有：“……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之注引的《汉晋春秋》上记载：“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の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再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之注引的《袁子》上记载：“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行法严洏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陈寿当时既在晋朝为官，以他在《诸葛亮传》里讲到的“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帮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迉罪死罪”的处境，既不容许也无必要刻意去拔高诸葛亮如果按某些人认为陈寿与诸葛亮有杀父之仇，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写了裴松の也是一个在史学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他见闻广博方法精密，不但有史学而且有史识。陈寿和裴松之著史应该还是比较严谨的当然峩们也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溢美之辞，因为蜀国在三国之中国域最小、人口又最少，经过连年的战争由此而带来的兵役、运役、劳役、赋税的各方面负面影响，依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蜀国的百姓生活得同时期的魏国和吴国要好得多。但蜀国的百姓却又何以表现出如此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的呢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蜀国的政治比较清明以诸葛亮及其后继者为首，官吏们（当然不是全蔀）对减轻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有政通才能人和蜀国的政局安定团结，这不正能說明蜀国的执政者诸葛亮的治国水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