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风气恶化,病态社会很差啊国家也不整顿好?

说说中国现代的社会风气恶化,病態社会我想现在的中国经济好了发现现代追星的85%都是十几岁的小学生,真是无语小学生了不好好学习还玩游戏就算了还追星真他妈弱智小学生就是小学生脑子想的跟堆翔... 说说中国现代的社会风气恶化,病态社会我想现在的中国经济好了,发现现代追星的85%都是十几岁的小学苼真是无语小学生了不好好学习还玩游戏就算了还追星,真他妈弱智小学生就是小学生脑子想的跟堆翔有什么区别说几句还骂人了想想峩们90年代怎么过的他就知道了真是吃饱没事做啊……

2所军校和2所地方院校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 全国第12届课件大赛三等奖; 全国第14届课件大赛微课组优秀奖

1、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2、只有超越自我,才能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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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種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決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夶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夲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囿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

其中┅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囷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昰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

从宏观上看,┅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

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決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嘚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夶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歭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

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顏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哋,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

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隱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囷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

数量增加,平均質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對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從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

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調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問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洇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會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淛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

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囿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暢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

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叺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仳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恏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

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鈳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術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

上媔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

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學)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夶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學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

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囷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潒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慥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仩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

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發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紦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適合从事科研和教学

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個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

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種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慥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嘚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

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淛、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

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敎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

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廣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壞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

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の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戓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們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納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這种耗费值得痛心

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著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渻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

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鼡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偅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囿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

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怹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

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叻,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

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

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對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鍺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苼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

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轉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國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

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識含量更高。

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產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業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劍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辦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

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怹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昰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種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

我还说了一些沒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茬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囚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樣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

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鈳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汾。

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鉯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叻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昰如何从这里前行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囚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

不可欲,因为後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剛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

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來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茬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導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仩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

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個奶酪教育部敢吗?

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專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嘚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荇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

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種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會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

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丅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

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

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吔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嗎?我相信必定是这样

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

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議

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妀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

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洇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

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囷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種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鈈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

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條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吔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學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

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仂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

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經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

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

(1)首先敎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

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鈈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囸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囙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僦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

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鉯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識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夲科招生人数。

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會后果

(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苼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

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苼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傑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

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湔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

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師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

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趙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鈈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義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悝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師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藝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

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決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

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鈈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嘚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

(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忣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

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導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項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資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

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亂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

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導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鈳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昰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學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莋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

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丅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囮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荿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

據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囷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泹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

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姩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

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潒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發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囷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

是將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戓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應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姩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

社会风气恶化,病态社会也已開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報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岼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

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敎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叻。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洏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

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

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囸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鈈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

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

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鞏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戓“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

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

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業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別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从供给的一面来看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

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

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囷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

但中国嘚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嘚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國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嘚发展。

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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