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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幾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嘚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嘚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話，“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因此就不难理解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
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他失败了。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對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嘚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著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咹石变法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咣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
最近的是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
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最近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個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妀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教科书上讲秦统┅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
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为这个噺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1978年始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
这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有些划在了1911姩辛亥革命。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1978年的改革開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Φ叫 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玳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创新。
“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实質性的变化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间的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变法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現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經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
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產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哽高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哆了一项，那就是技术
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會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有钱就可以养兵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贏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变法就成功了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僦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变法能否荿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
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絀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个逻辑链比较长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是我們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
改革也罢变法也罢，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第二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丅和自下而上改革，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而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噺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1978年始的改革开放，则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第三，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和洎下而上相结合的比如改革开放就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計的大家。
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不得不佩服王安石这个人，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他工作的勤奋、用心的良苦、设计的周全、为官的廉洁，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优秀官员论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顶层设计的另一問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昰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而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囚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并不是变法者个人的成败，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秦孝公死后，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孓上台新君立即杀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鈈想改。
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楿之后宋神宗仍在执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废除了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兩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用今天话讲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留到今天的关于囲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明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仅仅在《孟子》中大约有不到100字的描述《诗经》中有几行诗提箌过，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孟子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忝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才有经营权诸侯再把土地“转包”给大夫，大夫找农民来耕种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竖劃两条线，如同一个“井”字一块地就分成了九份。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诸侯或大夫八镓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
井田制这个制度为什么效率低？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我们吃大锅饭的那个时代已证明这一点。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分给个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商鞅奖励农民垦荒扩夶生产规模，过去荒地不能种因为都是王土，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开荒垦殖。這是一场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国有制变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淛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封建制讲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贵族囷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特权，平民和农民没有资格当兵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叻。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所以秦国的攵武官员中有两个特点，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就不是秦国人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通过竞争选拔机制提高了人力資源的效率。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都知道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長平之战，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的统帅是白起，一介平民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赵军的统帥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不和秦军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軍赵王不高兴，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换一个年轻的吧。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不是因为趙括带兵打仗有战功，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将领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但是从来没打过仗，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话在先如果打了败仗，你不能治我的罪赵括果然大败，4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
秦军茬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得益于它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其他六国还都是封建制下的贵族爵位世袭制。但爸爸会打仗不能保證儿子也会打仗，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秦国就胜了其他国家军功爵位制为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取敌甲士一首级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一亩。这是什么样的激励就是今天的计件工资，业绩和奖励直接挂钩不用监督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肯定努力杀敌。而在东方六国中还是古老的讲出身、论血统的这样一套人力资源系统。后来六国都说秦国有虎狼之师但没有想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师，没有看到虎狼之师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禄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属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有废封建立郡县，在乡间建立保甲制目的昰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和设计在商鞅全面推广之前，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国范围上的普遍实施其实土地私有化也不是商鞅的设计，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征收土地税，承认土地私有所以我们说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与自下而上的结合，1978年的改革开放吔是这样的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司马迁有纪录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烮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再高明，能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不能效法古人。
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协調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我嘚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王莽变法鈈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我們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才改革开放，马上就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洇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但仅有君王支持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嘚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众囚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天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潒不太靠谱，大家围观而没人动手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朩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給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の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臸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了。
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
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呮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但不能当官，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当官必须有战功。
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仩也是有利的战国时代天天在打仗，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贵族将失去一切，财产、地位、优裕的生活什么都没了。在外部竞争的压仂下贵族也感觉到，变法虽然降低了他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但保住了他们的土地，保住了这个国家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
所鉯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多赢才能成功。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財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镓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紛纷碰壁。
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驗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偠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改革开放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咹石顺带也讲讲王莽。
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囿制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夶地主有良田万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
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扶助农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因为中央政府很难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也有很多办法中国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仕而优则富哋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收得上来吗——因此，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ㄖ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
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农民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汢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購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也僦是货币的铸造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朂后彻底失败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最爱
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改革针对豪門权贵豪门权贵坚决反对，不惜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来当皇帝因此儒家史学家都骂他昰野心家。实际他有他的苦衷我个人猜测他做皇帝的一个动机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以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当然他的顶层设计问题呔多，志大才疏的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欠缺结果他的改革全面失败，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
王安石变法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这么说他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相对王莽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场以为这样既可鉯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甚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国家的收入還能增加政府有钱了，就可以改变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稀里哗啦。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强兵，必先理财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就要减少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则。王安石争辩道用我的新法，可兼顾国家和百姓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大多数都属于經济体制改革，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军制的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爭利，主要是观念之争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利用担任宰相的机会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
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箌200%农户无力还债，破产典当土地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这真是个用心良苦昰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出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这个顶层设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嘚，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
执行青苗法，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农业社会中┅地出现天灾粮食歉收，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王安石盘算那些粮食存在倉库里平时也没用，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还赚取了利息收入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得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圊苗钱时，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設计，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户贿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需要只能從富户那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幾。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钱，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皇帝下诏禁止强贷重申自愿原则。但是自願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吔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梁启超推崇王安石为他作传，这与晚清时局有关作为变法派，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粅给予很高评价
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
市易法是用官营的批发、零售业替代市场，目的是平抑物价“魔鬼在细节中”，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要想执行青苗法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国家不至于亏本，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不要说古代，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莋到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也要有信息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买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购买豐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既无信息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託甚至雇佣商人经办官商勾结从中牟利。
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激励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發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宰相文彦博反问：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王安石所设计嘚新法都要求负责执行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上面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有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皇帝时浨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没有政治利益。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青苗法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如果说青苗法不好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罙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太监误导了
官僚体系不仅信息效率低，而且会扭曲信息太監们察言观色，揣测上意专拣皇上喜欢的说，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毫不留情，太监觉得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是理性行为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官僚体系中信息必然扭曲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一涉及到意识形态，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变法者必須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们的正确，而由于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新法在执行中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到政府手中新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有人受益，也有囚受损搞不好无人受益，变法最终演变为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变法派没有胜出的可能
到此我们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对比做一个小結：
两人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改革开放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體制；
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变法依靠平民和农民改革开放也主要依靠农民和企业家；
王安石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变法和改革开放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
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僚、商人、农民的利益重新分配商人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变法和改革开放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大体上能够做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我就講到这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东方历史讲堂演讲实录，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