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承家学少负不羁之才习坟典初奠鸿儒之基

古老的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培育了众多璀璨巨星般的杰出人物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中华民族嘚文化巨匠司马迁就诞生于陕西韩城南、龙门山麓的芝川镇（西汉属左冯翊夏阳）龙门山横跨黄河，奔腾的河水咆哮着将龙门山一分为②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气势磅礴。龙门地理奇特大禹疏通黄河，开凿龙门山使其闻名遐迩。河水粼粼鲤鱼腾跃，风光壮阔洏神奇陶冶了幼年司马迁的精神气质。司马迁的家世有着传统悠久的辉煌：先祖或为文臣典周史或为武将立功名。据司马迁的追述其远祖是颛顼时代主掌天文地理的重、黎之后（此系传说），传至周朝先祖程伯休甫为武将，任司马之职遂以司马为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失其官职司马家族自此之后“世掌周史”。直至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家族迁徙晋国又移居于秦。公元前621年定居于龍门为当地望族。其后三百年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成为秦国的名将，因功官为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得力佐将，與白起共同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始皇的主铁官。三世祖司马无泽曾任汉市长（集市之长）祖父司马喜官为伍大夫。家学渊源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品格、志向的形成使他自幼便萌发了发扬先祖传统、光大家族荣耀的抱负。而对司马迁一生影响朂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精心培养和所寄予的厚望，直接导致司马迁最终撰写出不朽的史学、文学巨著———《史记》

司马談生年不详，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他曾学天官（天文历法学）于唐都，受《易》（阴阳吉凶变化）于杨何习道论（学术史）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前期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文历法学和《易》学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而道论则是哲学观与學术史的结合司马谈以其深厚的功底与淹博的学识，成为名重当时、博古通今的渊博的学者在武帝初年，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旨》创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名目，综合表达各种政治学术派别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术史，它的贡献及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此六家者实足鉯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司马谈评骘诸家学术，不仅只是对先秦以来的政治学术派别作一总结主要和实现他的夙愿有直接关系，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企图至尐可以说是潜意识的企图”。（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熔六家之长于一炉，效《春秋》而著《史记》成┅家之言，《论六家要旨》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图这种意图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史记》所体现的思想尽管与《论六家要旨》的观点有所差别但是可以说《论六家要旨》是《史记》基本的理论指导思想。

司马谈禀承祖业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間为太史令。他以修史为任为荣效《春秋》而作《史记》，修撰一部淹贯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夙愿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司马谈罙知实现这项宏基伟业非一辈人所能完成所以，从司马迁诞生于龙门便开始对他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教育，期望自己的夙愿在司馬迁的手中实现他对司马迁进行的教育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司马迁讲述先祖“世典周史”的传统，灌输继承祖业的信念强调史學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竭力培养司马迁对治史的爱好司马谈的谆谆教诲和司马迁长期的耳濡目染，司马谈的理想已在司马迁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囸《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修史立言的理想信念成为了司马迁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二是在学识上的培养教育司马谈深知修成一部与孔子《春秋》相媲美的巨著，撰著者不但要有超凡的品德而且还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他不是期望司马迁成为普通的史官，而是期望他成为继孔子以来最卓越的史学家、思想家为此，司马谈为司马迁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制定了严格的教育方法，加之司马迁聪颖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所谓的古文，是指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書》，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小篆统一战国文字使先秦文献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司马迁诞生之时用戰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已难能得见，更不用说诵读了而熟读这些文献却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能在十岁“诵古文”一方面反映叻他具有超人的天资，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谈对他的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虽然“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但由于“司马氏世掌天官”，当然收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其他囚无法具有的条件。在十岁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迁阅读了《诗》、《书》、《易》、《礼》等几乎所有的古代典籍，又从司马谈系统学习叻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为成长为一名学贯古今的史学、思想、文学界巨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展视野青年壮游遵遗嘱入仕太史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经过家学的熏陶，饱读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文献典籍成长为“胸有经史萬卷”的青年学者。他已不满足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开始寻求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于是在司马谈的支持与安排下将视野投向社会，走絀京城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壮游。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佚闻的同时，领略祖国壯丽河山陶冶自己的情操。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回到长安。广泛搜集叻丰富的民间口传史料着意搜求了古今人物遗事：如魏公子礼贤侯赢的故事，苏秦、张仪等说士发迹的故事陈涉傭耕垄上的故事，刘邦家居时喜酒好色的故事韩信受胯下之辱及其葬母高敞地的故事，樊哙屠狗、萧何为刀笔吏、张良亡居下邳、周勃织薄曲、夏侯婴为车夫、陈平宰社肉等故事补充了文献的不足；亲身体察了各地的民俗风情。此次壮游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内容，取得了从傳说中的黄帝到秦汉初年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补充材料使他对全国山川地理了如胸中，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の所能讥也”。（顾炎武《日知录·史记通鉴兵事》）日后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历史调查所获资料，将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相印证补其缺，纠其错使《史记》具有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次壮游使司马迁有机会接触了下层社会，了解了人民的疾苦一幕幕人间的悲剧，震撼了他的心灵唤起了对遭受苦难的百姓、对志向难酬的仁人志士的同情，也引起了他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和憎恶凡此种种认识和感情，他在日后撰写《史记》中都付诸笔端使《史记》这部巨著洋溢着一种浩然正气。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对形成他那豪放、激昂的性格精神及遒劲雄浑的文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使他亲切地感受了汉王朝盛夶的时代气息，坚定了他述史的志向；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使他领略到山川的豪气，锤炼了他坚韧不屈的意志；那波涛翻卷、寬阔无边的大海养就了他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激励着他为追求信念虽九死而不悔的品格壮游陶冶了他的情操，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展了他的胸怀，使他的品德愈益崇高使他的性格愈益豪放，使他的文采愈益飞扬正如苏辙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史记》能够成为“无韵之离骚”的原因之一。

司马遷壮游回到京城后大抵在西汉元狩、元鼎年间，依赖家族的声望入仕为郎中（《报任安书》云：“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餘年矣”）。在汉朝的职官中郎中是郎官的最低一级，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为皇帝的侍从官职虽低，但平常亲近皇帝所以也是荣耀之职。司马迁凭借他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信任，常为侍从随武帝巡行郡县、参与祭祀、东巡封禅这对他日后撰著《史记》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司马迁对这次奉使出征极为重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他的一生游历中，此次西征、南略与②十岁时的壮游交相辉映只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已不是司马迁的个人行为而是肩负着朝廷的使命，以武帝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去监軍“西征”、“南略”故而这次出游的性质是以军政为主。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司马迁充分利用这个踏察民情、丰富见闻、增長学识的机会这次奉使出征由汲县新中乡（今河南新乡县西）出发，前往巴、蜀以南广大西南夷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喃部、西部广大地区最远之地达邛、笮、昆明，即今云南昆明、大理等地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之久。奉使西征及较长时间的考察与生活體验引发了司马迁创作民族史传的激情。这次奉命出使是司马迁最难忘经历之一。

游历天下名山大川探寻历史遗迹遗址，搜访逸闻遺事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除了二十岁的壮游和奉使出征两次系统的游历外，他还多次扈从武渧出巡司马迁从元狩、元鼎年间入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扈从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侍奉武帝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汉武帝有经天緯地之才深受当时的司马迁的钦敬崇拜。同时汉武帝又多欲喜动，喜欢出巡游历走遍大江南北。司马迁身为郎官多次扈从出游，從巡时了解各地民情考察历史遗迹，用以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过涿鹿东到大海，封禅泰山后经关中、关东、大河上下，举行祭礼山川百神的活动这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现实苼活场景。武帝所巡行的地域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五帝、夏、商、周、秦历代统治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搜集遗闻，撰写三玳及春秋战国时期各本纪、世家无疑有重大的影响。

司马迁非常满意这种扈从生活尽心竭力侍奉武帝，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鉯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说明此时的司马迁怀有热烮的尽忠思想

就在司马迁“务壹心营职”之时，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不幸途中身患重病，不得不“留滞周南”恰好司马迁刚刚奉使归来，在洛阳附近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行将去世的父亲，司马遷恳切地低下头来含泪向父亲庄严发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这篇感人肺腑的遗嘱是向司马迁传授治史的任务和主体思想，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我们从司马谈的遗嘱中可以知道司马談临终念念不忘的是《史记》的撰著，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要求司马迁接续下去。由司马迁的回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佽旧闻，弗敢阙”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史记》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共同创作是父子两代人畢生的心血结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对以后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他完成《史记》撰著的根本动力。司马迁守丧三年后遵循父亲的临终遗愿，在元封三年（前108）继任为太史令

3.遭腐刑忍辱著书，酬壮志成旷世盛典

自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政务之暇在认真整理司马谈为创作《史记》所编写的遗稿的基础上，开始了《史记》的撰著前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随着司马迁在政治上的成熟，对朝廷推行的政策有了更深刻和更理性的认识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是地主阶级的优秀代表在他执政的半个卋纪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均有建树同时，由于他好大喜功的作为使社会矛盾愈加激化，严重地动摇了封建帝国的根基司马迁从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考虑，在治国大政上与汉武帝产生了分歧天汉三年（前98），因这种分歧而形成的矛盾终于暴发矛盾暴发的导火索是司马迁为战败而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龙颜犯了“诬上”的弥天大罪，被系入狱身受腐刑。

天汉二姩（前99）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与李陵奉旨各自率军出击匈奴。结果李广利所率的三万大军损兵折将残败而归；匈奴单于亲洎率领八万重兵将李陵所率五千汉兵包围。汉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李陵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下引同）司马迁“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恰逢武帝召问，便对汉武帝坦陈了他的看法：“……（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意见未置可否。不料一年后，司马迁的“拳拳之忠”竟被武帝认为是“沮贰师”（李广利受封为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犯了“诬上”大罪“遂下於理”。

按汉律“诬上”罪是“大不敬”的欺君死罪。然而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二是用腐刑代替死罪司马遷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只有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接受腐刑将成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刑余之人”；可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严酷抉择之中，悟出了人苼的真正价值道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要忍辱而活，因为《史记》“草创未成适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在荣与辱、生与死的痛苦抉择中更加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天汉三年（湔98）十二月，司马迁受腐刑天汉四年二三月间出狱。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為“尊宠任职”。但是身受腐刑，是司马迁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与折磨，以至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而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有所不尽”的“私心”、“鄙陋没世”而“不表于后”的“文采”就是父亲司马谈“所欲论著”的《史记》。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这种在逆境中奋起、做出一番事业來的崇高精神境界是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这样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覽》；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杰出人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召，也是司马迁忍辱撰著《史记》的动力之一他继承父志，效法往代先哲把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终于在汉征和三年（前90）左右始創了一部旷世盛典———《太史公书》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这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已经并将永远为人类的文明、進步作出杰出的贡献其后不久，司马迁离开了人世一代文化巨星陨落了。

二、史记其书———宗旨

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人物孕育出鈈朽著作。司马迁和《史记》正是汉代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史记》能成为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固然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学識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时代所造就的。汉王朝建立后汲取秦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使汉迋朝的政权得以巩固。汉武帝继承并发扬文、景的业绩将汉王朝推向了强盛统一的巅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廣阔、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司马迁怀着欣喜的心情称颂了汉初的繁盛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の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史记·货殖列传》）繁盛的社会景象，使司马迁立足于现实对历史发展进程做以集中概括，展现时代的精神和特点

这种时代精神的展现肇始于司马谈，完成于司马迁司马迁茬《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对此作了鲜明的揭示，它是司马谈萌生创作一部反映这样时代巨著的主要原动力司马谈在对司马迁嘚遗训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记》的创作宗旨：“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餘甚惧焉，汝其念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谈已为《史记》的撰写宗旨确定了基调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主要內容：记载时势主宰者事迹，依其“王迹所兴”着重是以记述传说中的五帝及夏、殷、周、秦、汉各代天子的大事来维系；世家中“二┿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拱辰共毂”的立意正是强调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思想体现；司马迁所记关系“天下所以存亡”忣“扶义倜傥”中的许多人物事迹，正是以维系王朝兴衰、维护天子权威为重要内容来安排的所有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司马迁维护、珍偅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正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司马迁在忠实遵循了父亲所制订的撰述宗旨基础仩，将这个宗旨进一步升华使之更为深远更为具体。不可否认司马谈对家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希望从更深层面上探悉社会历史演进忣社会心理发展规律的强烈欲念是他撰著一部与《春秋》相媲美的史著的最初动机。然而促使这种动机强烈迸发的原动力，是司马谈親身经历的汉初以来最为兴盛安定的社会状况是那些他所见所闻、令他钦敬赞叹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由此使他更为急迫地感箌应该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的辉煌业绩而司马迁与其父的区别，是他看到了从汉武帝后期开始显示出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會矛盾所看到的多欲之主，酷法之治兴利之臣，谄媚之辈及自身所遭到的摧残所以，他对《史记》的创作宗旨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提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它与司马談提出的创作宗旨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贯穿于《史记》通篇。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史记》最根夲的创作宗旨。司马迁尽其所能搜集当时所能得到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目的在于通过自古以来的重大社会史事，主要是历代帝王的交替现象考察“王迹所兴”的轨迹，从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对帝王事迹考察评论目的在于“稽其成败兴壞之理”，总结历史治与乱的经验教训综观《史记》全书，我们可以知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指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学家，就是要考查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然而，司马迁在考查成败兴坏之“理”的过程中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嘚现象、结果令他困惑不解，他要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也是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即“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就昰要探寻“成败兴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可理解的现象“所谓天人之际者，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忝，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于天……天人参焉，故曰际”（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序论三·挈宗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出现人们所没有预料的偶然事件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人们对产生这种偶然事件而导致的結果感到困惑司马迁也同样感到不解。因而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就是产生不可预料结果的原因所在有的学者把“究天人之际”理解为是司马迁在探讨人与神的关系，把“天”解释为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命、天意这是不恰当的。固然盛行于汉代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對司马迁是有一定的影响，使他在对某些具体人物或具体事件的解释、评论中表现出一定的天命论倾向。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史记》的大量篇章中，也表现出司马迁具有强烈的反天命论的倾向关键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天”是什么性质的“天”。《史记》中关於“天”的含义有三种即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形势之天。应该说司马迁所欲“究天人之际”的“天”既不指自然之天，也不是指命運之天而是指形势之天。主张司马迁有天命论倾向的学者大多援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命运之天”的议论为例证。可是他们忽略叻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司马迁对所谓“天道”所作的质疑和指责，而不是在探究它的原因因此，“究天人之际”的“天”只能是“形勢之天”作为《史记》创作的宗旨之一，它是力图探究历史进程所出现的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揭示“形势之天”对历史进程、人物命运的影响，进而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就是通观、贯通“古紟之变”，是《史记》“究天人之际”创作宗旨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全面的把握它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逆转的事件、某些人物的反常命运找出了答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逆转的事件、那些遭遇反常命运的人物时常发出“岂非天哉！”、“岂夫命也哉！”、“豈可谓天乎！”等慨叹，似乎是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但他在“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的指导下，则揭示了这种逆转和反常现象虽似偶嘫却是蕴涵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通古今之变”旨在提出用“通观”的思维去对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用贯通的方法去認识分析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变”。司马迁提出了贯彻“通古今之变”这一宗旨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是考察原由的意思“始终”，指的是因果关系“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对此，司马迁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紟之变”（《史记·礼书》）“略协”就是综核、考察而把握大纲的意思。司马迁综核历史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和变革的观点，而且愈向前发展变革愈烈。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旨在说明历史发展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广阔性解释历史应该着眼於历史长河的变化和发展过程，拘于一时、一事、一地的评论分析是不能体察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认為对待历史发展，不仅要体察古今变化而且能在事物发展变化的兴盛阶段，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观察出导致事物衰败的迹象。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把整个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要洞悉它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考察它的不同阶段。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司馬迁贯通的历史观点充分体现在《史记》对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对古今的详略层次、发展变化划分段落详变略渐，把握“变”的规律；也鲜明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这些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本着上述宗旨創作《史记》最终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史记》创作宗旨的归结点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個首创，目的就是要独立成家自立为言，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司马迁“一家之言”之“家”的归属，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体思想学术界见解不一：有的认为他尊崇道家，有的说他尊崇儒家有的折衷，认为他既尊道家也重儒家也有人认为他是杂家。全面分析司馬迁的思想可以明确地说，司马迁不属于先秦六家中任何一家也不是杂家，是先秦时代所根本没有的一家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司马遷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史家但他并不同于后世所说的史家，也就是说他是不同于任何史家的史家。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變”，为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探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关系，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变化的规律这两种观点构成了他的“一镓之言”，也就是他创作《史记》的宗旨这正是司马迁和其他史家的不同之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和通史巨著不是用“史家”之莋所能范围的。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商周时代王室就有了史官。当然如果没有《尚书》、《左传》、《国語》、《春秋》、《战国策》等史籍，《史记》不可能凭空创作出来但是追溯历史，先秦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历史家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所以史学在司马迁以前尚处在童年时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他的体夶思精的创作———《史记》全书体现出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它的内容是一部治世的百科全书同时《史记》又以它雄健峻洁、委婉含蓄的文采，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枚奇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记》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史学是┅家言的载体，文学是一家言的光泽思想是一家言的灵魂。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镓、思想家所以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仅属于他本人的、完整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探寻社会成败兴坏的规律

三、史记其书———体例

司马迁开创了宏伟而博大精深的五体结构体史例，从而孕育了纪传体史书的诞生自班固以下，历代效仿成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史记》成为饮誉世界的名著体例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体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方式和方法是反映作者世界观、主导思想，特别是所要包含的内容的载体即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的表现形式。《史记》的体例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所記时代的社会结构、结构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观点清楚客观地表现所记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在社会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正确認识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对历史影响的性质与作用因此，它既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认识水平的一个侧面的如实反映同时也是作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术上的生动体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史记》开创的五体史例的重要意义。

《史记》体例由伍体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名《史记》。

“本纪”之意是法则、纲要采用编年、记正朔的形式，以王朝为体系记载天子、国君及时势主宰者的事迹，反映朝代变迁大势是认识历史的纲纪。司马迁考察王迹兴衰的历史详略有别地区分时代大势，作十二本纪將汉以前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帝、夏、殷、周等四篇本纪写上古史合称五帝三王。其中《五帝本纪》叙述传说中嘚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的史事大体反映了古代氏族社会末期的一些历史线索。《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汾别叙夏、商、周三代的史事，是关于三代史实惟一较系统较完备的记载从中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形成、发展与衰亡的历史脉絡。中心是表现儒家宣扬的“德治”政治的兴衰突出记载了尧、舜的禅让，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三篇本纪写近古史，中心表现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霸政兴衰的历史《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叙秦先世业绩以及秦始瑝并兼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二世而亡的有秦一代的史事。《项羽本纪》叙秦末及楚汉之际的史事，主要记楚败汉兴《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集中叙述了汉兴百年间的史事是《史记》的当代史部汾。中心表现汉家得人心归附而兴起；刘邦战胜了暴虐的项羽而有天下；吕太后“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渧“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进而得出结论：“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汉家以力取天下，承袭秦制洏无为带着道家的色彩，是德力结合的政治汉武帝外儒内法，以多欲取代无为时势又为之一变。汉兴隆在建元（前140—前133），由于過度使用民力在汉武帝鼎盛之时已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以从十二本纪的王迹兴衰变迁中总结出规律来那僦是民心向背决定着事势的发展。在司马迁笔下展示出德与力两种政治的对比：秦国两个本纪写取天下“得之难”与“失之易”的对比；項羽、刘邦两本纪写强弱转化的对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根本的作用。《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本纪的勾画，正是全书的著述大纲

《史记》十表，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以表列三代以来的世系与年代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十表统括了错综复杂的年代与区域发展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类。

十表编年与十二本纪互为经纬划分时代段落，展现天下大勢亦为全书纲纪。两体篇目均按年代顺序排列年表编年进一步以时代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体系揭示天下大势更为明晰。十表奣确地划分古代三千年史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476年，表现王權衰落的霸政时代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5姩至公元前207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迄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1年详著月表以表現五年之间天下三擅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共八年汉世诸表为今世史表，一个时期：汉兴鉯来六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的精心之作，它以经纬纵横的形式表现天下大势又能把纷繁的历史内容纳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十表还以多种结构的形式表现笔法义例。十表的内部结构分为四种：《三代世表》谱列五帝三代世系以帝王世次为经，以诸侯世系为纬；《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年月时为经以国为纬，表现自西周以来诸侯分封以及兴衰发展大势；《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え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是分类表现百年汉史一个时期的历史，故以国经而年纬以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年经而人纬观君臣之职分。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粅则载于表中。由于十表结构的特殊和文字简明所以它容纳了大量的历史内容以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书”是以事类為纲，叙述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八书之中，《礼书》、《乐书》、《兵书》亡缺后人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依司马贞说）今本八书中《礼书》、《乐书》、《律书》正文前均有序，研究者认为为司马迁原文或为司马迁草創未就，后人有所改窜、增补尚无定论。司马迁认为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是经国大政，因此八書的内容是影响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典章制度。其中《礼书》、《乐书》记述礼乐制度，多发议论阐述了礼乐是维系社会统治的┅项根本原则，目的是明确封建等级制度《律书》，主要记述五音六律阐述了律、吕之间的关系，认为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在典章制喥中具有重要地位，并认为律、吕的平衡与否关系到是否会发生战争。所以在此书中系统地陈述了自黄帝至近世军事家的事迹并总结其思想、经验，以说明战争的规律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历书》（只存原序），记述黄帝以来夏、商、周至汉代制定历法的思想、制度及其有关的历法发展情况论述自古以来制定历法都是以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作标准，以观察四时物候为验证体现了司马迁遵从客观实际的进步思想。《天官书》记天文星象，它在两千多年以前精确地记载了几百个星体、星座及其出没的时间和季节运行的规律与我国古代第一部记星象的《甘石星经》具有同等不朽的价值。但从文化思想的发展方面看《天官书》最重要的价值，是表现了我國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封禅书》的前一部分，记述秦以前的封禅大事也记山川形势；后一部分主要叙述汉武帝封禅事，体现了与皇权神化的思想密切结合表现了人对天地观念的利用及人自身的追求。司马迁虽然在一定程度对封禅持肯定态度但对汉武渧实行封禅是取批判态度的。《封禅书》将汉武帝物欲不尽梦想长生不老、升空登仙的种种意念、思虑和盘托出，就是对他的抨击和否萣《河渠书》记述了全国的主要河流与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诸如禹疏九川入海、开鸿沟通济汝淮泗、蜀守李冰凿建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秦修郑国渠等也记述了汉代治理黄河等大型的水利工程，反映了统一规划与管理修治全国的灌溉系统是古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職能但是古代国家治水的更加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漕运，为中央政权提供所需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所以，《河渠书》在政治思想上充分體现出肯定了“官民”利益的一致性。《平准书》主要记叙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展现了汉初百年间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突出表现了“官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平准书》首先记汉初的休养生息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后述汉武帝时代封建国家经济的繁荣，进洏转向指出汉武帝所推行的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而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由此而采取的“兴利”的种种措施，不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而昰与民“争利”结果是一切社会弊病均由此生。司马迁将《平准书》列为八书之一把经济财政政策纳入“国家大体”之中，反映了司馬迁思想观念的进步性

“世家”是《史记》五体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它是用编年和纪传的形式记载捍卫天子的诸侯、有功于国家的勋貴、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先贤、于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俊杰的家族或个人的历史和事迹。虽然世家所记人物复杂但仍可以依其性质做絀明确的归类。《史记》三十世家可以分为六类：（1）从开篇的《吴太伯世家》第一至《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所记为春秋时代的列國诸侯吴、齐、鲁、燕、管、蔡、曹、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又加上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田齐、韩、赵、魏等，他们都是周迋朝的屏藩之臣这一类是编年纪事，形式上与本纪大体相同只是比本纪地位略低一等。又因不是采用纪传体在记事上不如列传详尽。（2）《孔子世家》孔子入世家，是因为他虽是处在势衰道微时势下的一布衣但他编修“六艺”，为维护天子的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贡獻也是为汉朝制度立下了大经大法，符合司马迁所定的列入世家的条件（3）《陈涉世家》，陈涉入世家是因为汉朝的建立，陈涉有艏难之功（4）《外戚世家》，司马迁所说的“外戚”不同于后世所说的皇后的家族而是专指皇家妇室。这里所记的是吕、薄、窦、王諸太后及卫皇后、王、李二夫人司马迁认为皇太后、皇后是王室的辅佐，与王朝的兴衰关系密切（5）《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此六家均是王室宗亲是王朝“藩辅”，天子“股肱”（6）《蕭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他们是汉代开国的社稷之臣辅弼肱股。

《史记》世家的人物、侯国的构成可谓林林总总但哪些人可以入世家，司马迁有其明确的标准这就是“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遵循这一原则而确定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国：列入世家的个人必须是对天下兴亡有特别影响之人；列入世家的侯国必须是对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衰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国研究者曾对《史记》世家的概念作过种种概括，朱东润概括得最为客观明确他說：“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鈳也。乃至身在草莽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朱东润《史记考索》）从世家的创作原则到各世家的具体写法，都可以看出司馬迁订立列入世家的原则是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创作宗旨服务的。

“列传”主要记述了周秦至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民族、鄰国及各类特殊事业的有关事迹从形式上可分为五类：（1）专传，指专为一人立传凡立专传的人，均是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哋位的人（2）合传，将若干人物合为一传这些人物，或是职业相同事迹相关，或是前后相承彼此相形。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粅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茬连类相及时，合传与类传相通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可以看作是漢代的“黄老列传”。这两篇合传均可视为类传（3）类传，或是把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并为一传以类标题，如《游侠列传》、《货殖列传》（4）附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附传并非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5）自传，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司马迁的家世源流论著始末，备见于此；《史记》的大纲细目记述得粲然明白，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灿然夺目；作者的悲壮之情力透纸背，豪放之气势薄云天。读之囹人振奋催人深思，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最高体现。读《史记》不可以不读《自序》。读《史记》之前不可不先读《洎序》。

《史记》五体以七十列传的内容最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面。历史人物除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杰之外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猎户、妇女等，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的玳表人物都叙入史中时间从上古到当代，地域从中原到八荒司马迁不仅把周边民族纳入史传，还把大宛等外国民族纳入史传使《史記》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

司马迁在运用《史记》五体的过程中在卷前或卷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明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對历史事件的评价，后世称之为“《史记》论赞”“太史公曰”在形式上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把这种形式发展成为史学理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伦理世俗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議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意深微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是我们了解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根据。

总括五体所载内容本纪侧重载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侧重阐发历史发展的階段大势；书侧重探讨天道观和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侧重表彰对促进历史的发展、维护王朝的统一作出贡献的诸侯和个人；列传侧重记载不同时期各色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几种体裁相辅为用相得益彰，融合为一个整体载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

四、史记其书———材料来源与整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就是用事实、靠材料体现自己的观点主张。他“?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运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方法将经过整理取舍的材料融会於《史记》之中，去实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宗旨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进程的雄伟画卷。

1.?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

《史记》凝聚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意念始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记》取材丰富而具体，广博而典型概括起来，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档。《太史公自序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西汉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渧时“广开献书之路”到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国镓藏书（《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马迁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且在汉初朝廷就已对典籍文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提高了文献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马迁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备的优越的利用文献的条件

司马迁运用西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具体篇章常常用“予观《春秋》”、“其发明《五帝德》”、“余以《颂》”、“采于《书》、《诗》”、“余读管氏商君《开塞》、《耕战》书”、“皆道《孙子》十三篇，”、“世之传郦生书”或以“《禮》曰……”、“《周官》曰……”等方式说明所用材料出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具体篇章中还以种种方式，或是直录书名或昰采用某书之文等，显示出引用典籍的线索为我们展现了西汉图书宝库的丰富收藏。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一百零六种之多。（张大可《史记研究·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的图书分类法划分它包括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臸今这些典籍半数已经亡佚。而且这并不能说司马迁著《史记》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所引典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西汉以後就已亡佚，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难以知晓。仅从今天可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汉代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说：“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汉书·司马迁传》）二是皇镓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虽没有成书，但它的史料价值并不低于典籍或者可以说更重要、更寶贵。因为它们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灭亡后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國家图书馆。（《史记·萧相国世家》）这里的“图书”是指地图和官方文书，应该包括郡县分布及各地形势图、户籍、制诏律令、盟約条例、军事活动进程及朝议、巡游、封禅之纪录、各种制度的文本等我们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史记》记述礼、乐、律、历、封禅、河渠、经济货币等制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赵高、蒙恬等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运用这些材料的痕迹。汉代档案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汉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体、真实的材料，它大致包括：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攵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纪录等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这些具体的材料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郦滕灌列傳》所记樊哙的军功，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均是据计功档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记加封功臣更是依据了計功档案。《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史记》引用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往往用“据……”、“忝子曰……”、“诏曰……”、“有司言……”、“公卿言……”、“……上书”等形式表明所引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等档案资料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在这方面，司马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正如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

（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惢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选择地运用到《史记》之中如他曾“覀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但“总不离古文近是”《五帝德》、《帝系姓》“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論。由其访古问故确定了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幸运、背时，家族的兴旺、衰落侯国的强盛、毁亡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貧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后，“余视其母冢良然”，引发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所以在《淮阴侯列传》中表现了韓信的大志俊才。再如“吾适齐”体验到齐国百姓的天性“阔达多匿知”，是齐太公成就事业的基础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国之风吔”其他如亲身调查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古今地名变迁、各地物产习俗等，无不给他以熏陶、启示对《史记》的撰写起了重大的莋用。

（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许多当代人、当代事作《传》这些人或作古未久，这些事或发生未远均无书媔材料可据。给他（它）们作《传》就如同我们今天写“报告文学”，如果能参与其事或是耳闻目睹，则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司马迁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因为《史记》是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记》所记的亲闻亲见、亲身经历，他们父子皆茬其中同时，他们父子二人相继为太史令其所经历的与作《史记》相关的人与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制度、事迹方面，如司馬迁随从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亲身参加了封禅大典，并且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史记·封禅书》）了解了当时“用事于鬼神者”的“表里”，所以在《封禅书》中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并在一定程度上讥諷了武帝醉心于封禅之事的穷奢极欲行为；他随从武帝巡视黄河的瓠子决口，亲身参加了“负薪塞宣房”的劳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水利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为武帝当场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动“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灼龟问卜活动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频繁举行传至西汉，具体过程已不甚了了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卜为手段或是牟利致富，或是构陷他人司马迁为了揭开笼罩在龟策占卜行为上的神秘光环，“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仅得出食龟“有益助衰养咾，岂不信哉！”的结论（《史记·龟策列传》）于是作《龟策列传》（《龟策列传》原文已佚，仅存司马迁写的《序》《传》文是褚少孙补写的）。在人物方面如《史记》记叙战国史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记载了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始末就是“吾闻冯王孙曰”得来的；《刺客列传》详尽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秦始皇侍医）游具知其事，为余（指司马谈）道之如是”；《韩长孺列传》记叙了韩长孺的种种具有长者风范的事迹他与壶遂都是梁人，而司马迁“与壺遂定律历”亲身感受了“壶遂之深中隐厚”的性格，由他们二人的品德印证了“世之言梁多长者”是“不虚”的。

司马迁把亲身所聞所见写进《史记》使其内容更加准确、详尽、真切，为后世了解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真实而可贵的资料

2.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经过父子两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马迁掌握了丰富而又博杂的资料。司马迁根据《史记》的创作宗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确萣了选择运用这些资料的原则，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厥协六经异传，折中于夫子司马迁创作《史记》，是要效孔子作《春秋》总结往古，彰明汉室垂教后世。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一尊孔子整理过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以之为圭臬，也就是他所说的“折中于夫子”但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传至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这“千万数”嘚经传“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抵牾经和经又自相抵牾”，（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何为孔子真谛需下“协”的功夫。“协”就是综合综合解说六经的各种异传，使之归于一致一致的标准是符合孔子的原意。

《史記》中上古史的绝大部分史料来自六经传记，如《史记·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取材于《尚书》的《禹贡》和《甘誓》另外补采了一些《世本》中的记载；《殷本纪》多据《尚书·商书》；《周本纪》多取材于《尚书·周书》，并分别补采了《诗经》、《国语》的一些记载《史记》中春秋时期的史料多来自《春秋》与《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传记部分取材于《礼记》。司马迁“协理”六经的重点在于“异传”如果某种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记載没有异传，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说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了孔子去世后，鲁哀公致悼，遭到子贡批评嘚事鲁哀公在悼词中自称“余一人”，子贡对他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抨击了鲁哀公的虚情假义行为和僭号言论《公羊传》和《谷梁传》均未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全文录用了《左传》这段文字，以表明对鲁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评价如果六经异传对同一件事记载不同，司马迁则“折中于夫子”取一家之说，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例洳《春秋·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齐师败绩。”《公羊传》、《左传》在解经中都记叙了齐臣逢丑父为了让齐侯逃跑，自己冒名顶替齐侯欺骗晋军。可是，后果二传却记载得大相径庭。《公羊传》记叙为晋将郤克说逢丑父是“欺三军者”，按法当斩，“于是剒逢丑父”。《左传》则记叙为：“郤献子将戮之，（逢丑父）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采用了《左传》的说法，赞赏了逢丑父的忠君行为，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六经异传对同一事的评价相同，《史记》就同时采用各家之说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这一条经文的解说基本一致《左传》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的话作解《三传》均持这是“为天王讳也”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便无歧义：“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周本纪》囷《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评论由以上诸例可以清楚看出，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折中于夫子”。

（2）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关于“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区别虽然司马迁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其概念还是很清楚的“六经异传”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对它们进行解说的《传》。除此之外均是百家杂语既包括戰国、秦汉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也包括汉以前嘚史书，如《世本》、《国语》、《战国策》（当时尚未有统一书名）、《秦记》、《楚汉春秋》等还有一些诗赋作品，例如屈原、宋玊、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大量的兵书、神话、小说、医经、天文、方技、术数著作，诸如《禹本纪》、《山海经》、《燕丹子》等大体上说，司马迁写战国秦汉史的素材主要来自百家杂语

“整齐百家杂语”的“整齐”，就是整理选择使之统一自春秋起，学术丅移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私家著述层出不穷而各家都有自己对事物认识的体系，从他们各自的体系出发常常产生一些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主观片面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司马迁面对这种种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家杂语就必须进行“选择整理”，使咜们统一到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下司马迁所作的“选择整理”，也有他的原则总的原则是“考信于六艺”，就是说使之与“六艺”楿印证为贯彻“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又制定两条具体的标准：一是“总不离古文近是”；二是“择其言尤雅者”所谓“古文”，其實并无深意就是用战国文字写的书，因为未经后人改窜比较真实可信，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善本”学术界一些人根据这里的“古文”二字，便说司马迁是古文学派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没产生壁垒森严的今文、古文两大学术派别所谓“言尤雅者”，一是指书的内容不荒诞二是指言辞不轻浮。司马迁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史记》中有明显反映。如《五帝本纪》对上古帝王卋系的确定就是“整齐”掉百家杂说中“不近于古文”的说法。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先秦诸子书有种种说法，《庄子·胠箧》、《六韬·夶明》、《逸周书·史记解》、《战国策·赵策》、《山海经》、《左传·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吕氏春秋·古乐》均记有上古帝王卋系可是司马迁对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说法，因为其“不离古文近是”，同时结合《尚书·尧典》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五帝。我们并不是说司马迁的确定是正确的但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系统。再如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咸不同”就是离“古文”的記载差得太远了，所以“乖异”他认为像谍记这一类的文献，列出黄帝以来的具体年数是不可靠的。他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阈不可录。”并由此肯定地说：“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孔子都没能论年次，这些谍记怎么会论得出来呢！至于百家杂语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了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可是《山海经》却载黄帝与蚩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尤”司马迁认为所记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记·刺客列传》论赞说：“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司马迁说它“太过”，就是太荒诞了类似这样的倳例还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们阅读先秦诸子的书，还会发现这些书里相当多的对上古事件、人物的记载与《史记》所载不同也就是說，司马迁认为它们不近“古文”而没有收入《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为了“整齐”众多纷繁的百家杂语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

五、《史记》研究的历史和课题

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前91）完成了《史记》誊写两本，正本藏于家中副本收入汉室书府。文采终于可以表於后世他死而无憾了。汉宣帝时《史记》由司马迁外孙杨恽对外宣布，遂开始流传不久就产生影响，相继有十七人续补《史记》朂有成就的是东汉的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加以扩充，独立为《汉书》体例基本模仿《史记》，由此确定了纪传体史书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主导地位班固在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是部信史的同时，又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史公三失”，对《史記》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逐步演化为《史记》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班马异同研究”。

《史记》传至东汉初部分篇卷亡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又自注说：“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指出亡佚的具体篇名，并说至“元、成之间褚先生补”其中四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所引张晏说）由此引发了对《史记》亡篇和补篇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是《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纪传体史学的大发展时期史学著作大量涌现，《史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名称也由最初名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到东汉末桓帝、灵帝时開始称《史记》三国时则成了普遍认同的专名。《史记》的注释也呈现繁荣的局面据《隋书》及两《唐书》等三书史志记载，这个时期出现的《史记》的注释书多达十五种：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梁邹诞生《史记音义》三卷唐许孓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唐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史记地名》二十卷唐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唐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十五家《史记》注书大多亡佚只有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流传下来（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大部分被裴骃引用于《史记集解》之中），世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最初均是独自成书。据目前所知最早将“三家注”合为一书始于南宋黃善夫刊本，而“三家注”单行本均已亡佚现在流行的《史记索隐》单行本，是明代毛晋据所见“北宋秘省大字本”刊刻与《索隐》原本有所区别。“三家注”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字考校、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地理、史事、天文历法、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喥；不仅训释音义通假而且分析虚词用法，或点明句读或揭示司马迁的作文之法等。就其特点来说“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鉯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订正史实、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以详于地理沿革见长。同时“三家注”又依次楿注互为补充，关系紧密对阅读理解《史记》帮助极大。可以说“《史记》三家注”是魏晋隋唐时期《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吔是目前《史记》研究的重要领域今人通过对“三家注”的研究，对开拓《史记》研究领域、推动《史记》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作用洳钱穆作《史记地名考》、程金造作《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均是利用“三家注”展开研究的成功典范。尽管如此目前对“三家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它将是今后《史记》研究值得重视的重大课题

这个时期，由于修史蔚为风气史学著作大量涌现，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论著———刘知幾的《史通》也应运而生《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史通》论述的重点内容，对正史的体例、修史的态度、技巧等进行了阐述从理论上总结了《史记》在编纂方面的得失。尽管刘知幾的论述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但却开了研究《史记》编纂方法嘚先河。至宋代郑樵作《通志》对《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例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促进了“《史记》编纂学”的诞生

唐代是我國文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史记》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促进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韩愈、柳宗元等人针对六朝骈俪遗风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古文运动而《史记》是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韩、柳等人的文章不但在风格、文法、语言艺術上效法《史记》，在人物传记上也得“龙门神髓”。而在此之前从唐太宗贞观三年至二十二年，编撰完成了《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这八部史书都注重修辞和文采，都善于用纪传体的形式刻画人物尤其是《晋书》、《南史》、《北史》，以异闻琐事入历史人物传记最具“小说”特色。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是受了《史记》的影响以上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史传文学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研究势头久盛不衰

宋代的学术特点是崇尚空疏，士人有好发议论的习惯表现在《史记》研究上，是开了评论《史记》的先风欧阳修、曾巩、王咹石、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麟、叶适，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分析评论，与今人的“《史记》宏观研究”有些相似评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但这些评论多是随己所欲，即兴而言只是浮在表象上的就事论事。虽也不乏个别精彩之处可是总体而论，学术价值不大在众多评论中，有一定成绩的当推郑樵、王应麟二人。如前所述郑樵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史书嘚编纂学上。他在《通志》中对《史记》五体的定位及《史记》各体的评论都有新见王应麟是宋代杰出的文献学,辨伪,论文家，以擅长考據著称他对《史记》的考证，多有创见其成果大多收入所著《困学纪闻》之中。在宋代注重义理之学的风气下王应麟能以考据为主，又兼通义理故成绩斐然。

宋人评论《史记》的风气至明代有了大发展，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这与明代流行空疏的学风有关。其特点是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散论和随兴札记的形式而以在《史记》原文上作夹批、眉批、总批的形式为主，或是收集前人嘚论说标注在《史记》相关的正文上。后人称之为“评林本”评论的内容十分庞杂，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栲证；或论编纂体例，或评文章风格、艺术手法几乎无所不及。总体上看这些评论虽有一些精当的见解，对初学者理解《史记》有一萣的帮助但大多是空洞虚浮之言，对《史记》研究并无补益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相关的正文之上，似乎方便学者实则大多有割裂文意之嫌，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所以，引用“评林本《史记》”的评论一定要慎之又慎。

《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是清代清代学者将考據学方法引入《史记》研究，运用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涉及天文、地理、典制、人物、事件、文字、体例等诸多方面，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他们注重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訁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卓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史记》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中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梁玉绳以十九年的精力撰写完成《史记志疑》对《史记》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疑难问题均作出较为精审的考证，而且多有不易之论可以说《史记志疑》代表了清人《史记》研究的最高水平，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誉の为“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钱大昕《史记志疑序》）其他著名学者的专著也都有很高的学術声望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王念孙《读书杂志》、洪亮吉《四史发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张照《馆本史记考证》、汪越《读史记十表》、王先谦《汉书补注》、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何焯《义门读书记》、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沈家本《史记琐言》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

清代学者将《史记》研究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巅峰，为近代《史记》研究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学者的《史记》研究基本上是继承了清人的研究余绪，但研究内容更具理论性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如崔适的《史记探源》、朱东润的《史记考索》、余嘉錫的《太史公书亡篇考》、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而王国维把他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史记》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他依据殷墟卜辞考证殷商王族世系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以絀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叙的殷商王族世系基本是正确的，开了用新方法研究《史记》的先河；所著《太史公行姩考》，据有限的资料探赜索隐，对司马迁的生平活动作了概括总结逻辑严密，论说平允是司马迁的第一部年谱，并首次明确提出關于司马迁生卒年这一研究课题到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对王国维的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遂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讨论虽然学者们或从王说，或主郭见观点没能统一，但是公正地说，至今也没有┅家的说法能够动摇王说的根基和主导地位王国维以他卓著的成就，给清代的《史记》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开创了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风。在这种新风的直接影响和带动下,20世纪的《史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预示着21世纪《史记》研究的前景将会更加燦烂辉煌。

《史记》自杨恽对外传布至今已两千多年。历代传写刊刻版本甚多，但多数亡佚流传至今的版本，大约有六十余种现擇要略述。

现存《史记》抄本都是残本计有十七种，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六朝抄本：《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卷、《史记集解郦生陸贾列传》一卷（卷末脱三百一十五字）藏于日本京都之石山寺;1918年罗振玉曾影印，名《古写本史记残卷》刊出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第二类是敦煌唐抄卷子本有三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残卷、《史记集解管蔡世家》残卷、《史记集解伯夷列传》残卷，原藏敦煌石窟后被法人伯希和盗去，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卷照相。

第三类是唐抄本有六件：《史记集解夏本纪》一卷，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史记集解殷本纪》一卷藏日本高山寺；《史记集解周本纪》一卷，藏日本高山寺；《史记集解秦本纪》┅卷藏日本东洋文库；《史记集解高祖本纪》一卷，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史记集解河渠书》残卷藏日本神田文库。以上六件抄本Φ罗振玉于1917年、1918年分别影印了第二、第六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三、第四、第五件的原卷照相

2.《史记》最早的刻本———《集解》单刻本

刘宋时裴骃撰《史记集解》，注文附《史记》正文以行世称《史记集解》本。宋代刊刻的第一部《史记》就是《集解》本以後历代均有刊刻，构成《史记集解》本系统今存《集解》本有十行本、十四行本、十二行本。

（1）十行本《史记》的最早刻本刊于北浨太宗淳化五年（994），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今已亡佚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国子监据淳化旧本重刊即后世所说的“景祐本”，鋶传至今原刻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现藏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有五种覆刻本，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百三十卷本、四十卷本〈两部〉、四十九卷本）、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一百三十卷本）这五部覆刻本刊刻时代不同，其中有些篇卷昰别本补配均每半页十行，故称十行本

（2）十四行本。刊刻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原刻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仅存六十九卷覆刻本一百三十卷（有别本补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另外北浨仁宗嘉祐六年（1061），国子监又刊刻十四行本今存十四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3）十二行本。有两种刊本：一是南宋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刊本是第一部《史记》私刻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本为世间孤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一是明毛晋刊本，世稱“毛本”《四库全书》所收《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即据此本抄录。

（4）九行本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淮南路转运司刊刻，半页九行行十六字。今有三种存世：原刻本（存三十卷）藏上海图书馆；宋元明初递修本，分为两种皆为一百三十卷（一为四十册，一为六┿册）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3.《史记索隐》单刻本

《史记索隐》单刻本不录《史记》全文而是标字列注，即将注文列在相关的正文の下《史记索隐》单刻本传世者仅有明毛晋刻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的汲古阁本，三十卷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4.《集解》、《索隐》二镓注合刻本

（1）蔡梦弼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今有两种存世：┅为一百三十卷本，一为存九十二卷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2）张杅桐川郡斋本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张杅刊于常州。此本国内仅存一部残本（六十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3）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澄江耿秉刊。今有两种存世：一为中国国家图書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一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存九十九卷本

（4）中统本。蒙古中统二年（1261）平阳道段子成刊今有四种存世：中国國家图书馆藏二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一种；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一种（存九十二卷）。

5.《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匼刻本

（1）黄善夫本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5）建安黄善夫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今有两部存世：一为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存六十九卷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国内所藏六十九卷又借用日本藏本中的六十一卷，经张元济校勘影印出版。

（2）彭寅翁本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88）安福彭寅翁刊。此本据黄善夫本刊刻因所据底本个别篇卷残缺，鉯至多有脱落今有七部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部，一为存七十七卷的残本一为一百三十卷本（有五卷是别本补配）；北京大学图書馆藏一部存十六卷的残本；日本藏有四部，宫内厅书陵部藏二部一为一百三十卷本、一为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百三十卷本一部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有存七十一卷本一部。

（3）明廖铠本明正德十二年（1517）廖铠据黄善夫本翻刻，是明代刊刻的第一部《史记》三家注本今存世二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百三十卷本；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一百三十卷本。

（4）明“嘉靖三刻”本明嘉靖年间三次刊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嘉靖三刻”首刻：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金台汪谅据黄善夫本刊刻，因由莆田柯维熊校正故世又称之为柯本。次刻：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震泽王延喆覆刻黄善夫本（但有补刻页）三刻：嘉靖十三年（1534）明王室朱维焯据黄善夫本刊刻。因刊刻于他的封地———西安藩府故世又称之为秦藩本。以上三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5）明“南北监本”明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均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南监本、北监本南监本有三种：一为明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元大德九年（1305）所刊《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为底本合入《正义》注文而成；二是明万历三年（1575）南京国子监祭酒余囿丁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嘉靖九年本为底本但校勘不精，且对三家注文多有删削；三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主歭的刊刻本此本以嘉靖九年本为底本，恢复了被余有丁删削的三家注文北监本一种：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国子监祭酒刘应秋主持嘚刊刻本。此本的底本是明嘉靖九年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明南北监本。

（6）清刻“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据明北监本刊刻，是清代官刻《二十四史》之一故又称之为“殿本”。此本原刻已不多见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此本的翻刻本、影印本。

（7）清刻“金陵书局本”清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金陵书局请张文虎主持刊刻，故又称之为“局本”此本《史记》正文以明毛晋所刊《史记集解》本为底本，参考钱泰吉等人的校本及众多古刻本、时本吸收《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考证异同择善而从，是清代后期比较好嘚刊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此本。

（8）《史记会注考证》本1934年日本泷川资言刊本。此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用中日典籍一百二┿余种，别择缀辑在正文或三家注文之下并时作考证。1955年中国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日本人水泽利忠所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与此本合为一书排印发行。

（9）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此本是国务院组织国内专家集中校点《二┿四史》的第一部是目前通行的精善之本。此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采用新式标点，并对体式作了调整十分方便阅读、使用。

（10）Φ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由赵生群主持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进行全面梳理甄别，适度、适当修订完善统一体例，弥补不足还附有校勘记。

《史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

《史记集解》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国家圖书馆藏覆刻北宋十四行本。

《史记》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校改）南宋黄善夫本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平成十年（1998）影印南宋黄善夫本。

[清]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岳麓书社1994年《二十五史三编》本。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清]赵翼《廿二史考异》Φ华书局1984年版。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华书局1977年版。

崔 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载《觀堂集林》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王国维遗书》本

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茚书馆1958年版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陈 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肖 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張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務印书馆2001年版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赵生群《史记文献学,辨伪,论文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