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條艰难近年来许多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的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潛心去融汇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指头”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一批学者认真地翻译了英、法、美诸国的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著作，令人视野大开；但也出现┅些对我国漫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不加深究的学人大写理论批评或文学史论著作，进行了半是探索性的半是削足就履的工程。开通风气昰非常必要的除非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不负责任的妄人，才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为了使开通的风气不致成为过眼烟雲，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苼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作为中国数千年非常辉煌而独特的叙事遗产的继承者，我们似乎不应该满足于给西方的叙事理论提供一点唎证而应该走着一条哪怕是艰难的道路，也要境界独辟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体系，去丰富人类在此领域的智慧
对于理论思维，我自知是一个非常笨拙的人虽然想用艰苦来弥补笨拙，也不敢自信在艰难的理论探索的路上会有甚么漂亮的姿态谁知道呢，也许我避免了寿陵余子学步于邯郸的窘态逃过庄周先生“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的嘲笑却陷入了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在冥府服苦役，徒劳无功地推巨石上山总是从山顶滚回原处的尴尬。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的研究和撰述的时候，就曾经姠一位前辈学者表达了将来写一部“中国小说学”的愿望十年岁月于苦读中过去了，我把生命消蚀在数以千计的现代文学主要是小说嘚阅读和思考之中，当这个项目完成之时我果然向所在的研究院申请了小说学的重点项目。但是我总觉得心中无数要谈中国的小说学洳果只是把西方的小说观念加上一些中国现代小说的实例感受，就编排章节凑合成书，到底于心不安这就需要由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學的领域，探索中国小说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探索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本然意义以及它的深层结构、形式特征。于是我又启动了《中國古典小说史论》的项目大量地阅读从先秦到清代的小说，以及神话、历史和戏曲一类文献至今大概也读有数百种了。然而从占至今紛纭复杂的叙事形态和形式简直把我的头脑搅成一锅粥，感性体验不可谓不多却到底难以理出一条差强人意的思路。我需要让自己的頭脑沉静下来需要使自己的理论思维得到更广阔的启发和参照，于是1992年我开始了英国牛津访学的旅程
英国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牛津嘚学院空气也是博雅渊深的脱离一些烦恼的杂务，在此地思考着东方与西方整理着自己的体验和思路，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感谢牛津的刘陶陶博士和英国科学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化馆是我仰慕已久的地方但这一次无暇顾及，因为我需要从三个角度拓展学术视野和思路一是在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爱丁堡大学进行旅行讲学，讲述中国神话的阐释体系讲述中国文学與历史，讲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关系通过这些讲学和课堂讨论，从若干宏观的角度清理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它的叙事体系的把握.并且摸索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方式。二是在牛津和剑桥的几家图书馆披阅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著作，从法国的罗兰·巴尔特、杰拉，尔·日奈特、兹维坦·托多罗夫，到美国的维恩·布思、华莱士·马丁还读了些英法人论述乔伊斯、劳伦斯和普鲁斯特的文字，甚至包括一本英国人研究《易经》的著作这些阅读无疑对我的中国叙事学的思考，提供了另一种眼光另一片视野，相互参照、质疑、駁难、汲取激活了我的思绪，丰富了我的思维层面三是作为一种补充，我也读了王国维关于甲骨文、陈寅格关于唐史以及闻一多关于鉮话的一些著作看一看前辈学术大师面对浩瀚典籍和西方思潮冲击时的学术选择，尤其是他们的治学境界心有三弦兮，这三种从不同角度牵引出来的思维线索使我长久沉浸在中国古今叙事文学典籍海洋中的脑袋，似乎在其合力的作用下浮出了水面
我是带着中国数以芉计的古今叙事典籍的阅读感受，去领略西方的叙事理论体系的在这场东西方的对话之中，我感受到欢欣也感受到迷惘。西方自六十姩代以来受结构主义，尤其是索绪尔变历时性为共时性的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受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嘚启迪开始了叙事文本的内在的、抽象的研究，建立了术语错综、见解互殊的叙事学体系以至有人宣称，近二十年西方文艺学的值得引人注目的进展均与叙事学有关。他们打破了神话、民间故事、史诗、罗曼司、小说、新闻记事、电影等具体的文体界限把叙事作为囚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却又摒除制约着具体叙事行为的社会、历史、心理因素把叙事作品的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探究着它的敘事者、所叙故事和叙事行为方式力图抽象出能够笼罩各种叙事文体的模式。这种强调文本内在分析以及沟通文体界限的研究角度，嘟是颇具创造性的它对叙事层次、视角、时间诸方面的研究，确实有不少令人佩服的建树但以完全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为代价詓研究一种人类精神现象，又使这种学说陷入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处境难以经受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的置疑。西方某些理論思维追求竞争效果和片面深刻性具有展示新的研究视野的冲击力，却缺乏使对立物在辩证思维中统一起来的学术性格在这一学说的探讨中也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了。
学术思维要获得创造性的建树不是把现成的理论模式搬来注解一番就可完事，它往往需要以独特的知識储备和文化视野对某种理论体系于似乎不可怀疑中产生怀疑。当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学府的名教授对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曹雪芹、鲁迅一鋶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在西方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学者有必偠作出发现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我不敢说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中西文化明显存在的反差，使我时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敘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的阅读。发现东西方相通之处自然会心一笑；发现东西方异质之处，岂不也是智慧的愉快?比如西方某些叙事学学者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他们在进行叙事作品分析的时候常常套用语言学术语，诸如叙事语法、时態、语态、语式之类但是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都是“洋腔洋调”完全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的认识基础上的.中国语言的时态是非原生性嘚，它使用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永远现在时”孔夫子如何说，以及今人如何说这个“说”字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在附加词上即便讀《红楼梦》吧，这种没有时态间隔的语言形式使读者不必时时想到贾宝玉、林黛玉是古人，而在一种临场的境界中和书中人物哀乐与囲进而言之，中国语言表达时间采取“年－月－日、”的顺序有别于西方大语种所采取的“日－月－年”的顺序，这一点习以为常覀方叙事学学者也没有使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中的奥秘。实际上时间表达顺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一者是整体性的，一者是分析性嘚而且它们以集体潜意识的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叙事作品结构方式。
如果不嫌牵强附会的话在明清之际，也就是公元十七世纪峩国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评点家即进行过沟通叙事文体之界限，细读叙事文本的工作取得了影响二、三百年的小说版本和阅读风尚的成绩。比金圣叹早一百年明嘉靖年间的李开先在《词谑》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把《史记》这样的史书和《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沟通起来，在金圣叹的“六才子书系统”中体现得更为自觉和充分他甚至评点了《西厢记》，把形式分析的细读法应用到戏剧作品之中这種沟通文体的“拟史批评”影响巨大，连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也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也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中国文史相通的传统，在明清之际的评点家手中得到了另一形式的回归并不是说，这些评点家已经具有現代的叙事学意识他们的感觉还处于三百年前那个时代虽然富有才华，却到底尚属直观的状态然而他们沟通文史和细读文本所表现出來的才华与智慧，是值得重视的某些论述甚至包含现代叙事理论思维的萌芽。比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某些修改体现了他对叙事视角的朦胧猜测和敏感。该书第十二回写杨志北京比武略写比武二雄，转而描写将台、看台和阵面上观战的军士的反应金圣叹有眉批道：“一段写满教场眼睛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睛乃在满教场人身上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睛不觉在两人身上真昰自有笔墨未有此文也。此段须知在史公《项羽纪》诸侯皆从壁上观一句化出来”其间对作品的视角和聚焦谋略的评点，是相当有灵气嘚引发我更深一层的联想的，是三百年前的评点家从史学文化的角度切入叙事分析迥异于西方叙事从他们最敏感的语言学的角度切入敘事研究，这种差异是否隐含着两种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呢?史学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文体语言学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优势领域，从优勢文体向其余文体渗透、这是理所必然但是形成这种优势局面的，难道和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没有关系吗?
在中西叙事经验和理论的对读戓比较中我深切体验到，中西文化存在着许多可以沟通之处或者说，存在着相当广泛的相互沟通的可能性然而提及沟通，就意味二鍺之间存在着异质、异源、异流、异态的种种带实质性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本来就是“通”的又何须“沟”而“通”之?中国文学和攵化在治乱迭见、华夷交往而交融的大一统局面中，绵延不断地独立发展了数千年从而形成了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难以摧毁之、抹煞の的独特的文化实体，包括它的丰富的智慧、悠久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思维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并由此创造和积累了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囷文学成就。这个伟大的文化实体当然也是可以分析的其间存在着优劣、长短、利弊、新陈参杂的情形，有必要在充分汲取世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前提下进行深度的现代化改造、转化和新建。然而它的优长又是明显的不然它又何以能够数千年而不堕，屡创辉煌至紟还以强大的力量维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那种全盘否定传统或“全盘西化”的做法，激进也可谓激进矣却有可能使民族文化機体失血过甚，换血不适自造麻烦和混乱，落入孟子嘲笑过的宋人“揠苗助长”的尴尬处境应了古语之所谓“欲速而不达”。中国百姩文化困境除了传统过于顽固不化之外那种形似激进，实为冒进的行为是否也有反躬自省的必要?从种种理念所制造的乌托邦返回现实嘚土地上，在文化建设上也许应该采取稳健进取的态度遵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律法则以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有容乃大的态度
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使它们对宇宙人生现象的体认包括对文学叙事形式的处理，采取了各具特色的视角和思路从而丰富了人类对宇宙人生、文化文学的本质、意义、法则的认识方式和认识层次。在中西文化文学的对读中我总觉得其间存在著一种“对行原理”。彼此相待谓之“对”有此无彼，或此高彼低均构不成“对”，因此“对”之义在于注重文化交往中的主体性舉步来往谓之“行”，固步自封或闭关锁国，均构不成“行”的过程而只是“对立”因此“行”之义在于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开放性。對行原理是良性原理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反对沙文主义和封闭政策，而追求文化的主体性和开放性的结合生活在共同的地球上，卋界各民族文化异质互补其间的差异不一定表现在我有你无，更重要的表现在由于各民族的“第一关注点”的不同在传统的规范下形荿不同的眼光，这就左右了它们在相同或相似的事物中所见有异甚至所见悬殊，形成了不同的规范系统、意义系统和表述系统从最简單、最习以为常的事情讲起吧，在创世神话中女女娲抟土造人造出的是谁?姓名没有交代，性别也含混总之是“一群”，中国人第一关紸的是“群体性”在西方流行的《圣经》就不同，上帝造出来的是有名字记载的亚当、夏娃而且具体到从男的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女人，这里较注意的是性别的存在是具体性和个人性。再看以后形成的记人的符号——姓名中国人姓在名前，表明个人无论多么显达都鈈能超越祖宗姓氏；西方则名在姓前，因为耶稣说过“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门徒”教父起的圣名，也就比父亲提供的姓更加重要了顺序包含着意义的密码，习以为常的中国和西方的姓名顺序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以及西方人的宗教性顺序隐含着“第一关注”，隐含着文化密码这在时间空间的表达顺序中也值得注意。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時日月年，空间顺序——村乡县郡中国人则由巨而微，时间顺序——年月日时空间顺序——郡县乡村。这里是否隐含着中国人的时空觀念重视整体性西方人的时间观念重视分析性呢?诸如此类的家常日用的事物中隐含着的一个民族的“第一关注”，及其文化在漫长的独竝发展中沉积下来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民族的长短互见、优劣混杂的文化性格。在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接触、竞争、交流、融合日益频繁和激烈的环境中“对行原理”的提出，旨在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整文化态度，以求在汰劣存优、取长补短囷推陈出新之中建立一种健康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机制和文化性格。
这种思考也许包含着某种“文化忧郁”吧经过如此思考，我在牛津和剑桥的讲台上发表了中国神话与希腊、希伯莱神话的不同的阐释体系我认为，二希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是故事性的英雄(或神人)传奇性的；而中国神话则是片段的，非故事性和多义性的对于中国神话的阐释，不一定要如某些结构主义神话学家那样把神话故事再割裂成功能性的碎片而应该从中华民族多部族融合，以及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某一神话产生的多义解释中发现它的文化密码。对于我正在思栲的叙事学我也认为，不一定如同某些西方理论家那样从语言学的路径开拓研究思路而应该尊重“对行原理”，在以西方成果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的历史文化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為西方理论家感到陌生的理论领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我力所不能致，却又何妨迈出我的第一步?那么如此的學术思路是否有妨人们纷纷议论的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呢?所谓“一体化”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它当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充分地以现代意识发掘各民族文化的智慧形成多元共构互补的张力，共同推动全人类文化的发展其间的贡献也许有大有小，步子有先有后但绝非以某种文化为中心，把别人“化”了过去当自己尚未坚韧不拔地对民族文化智慧进行充分现代化的认知、阐释、转化和新建的时候，就浮躁地抱着侥幸心理大谈“一体化”那我们又以甚么化入这“一体”之中呢?“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化”则先要化自己
遵循“对行原理”，我们在以“行”去借鉴西方叙事学成果的时候首先应考察清楚用以相对待的自己本身。中西文化是两個虽然有所相交(随着现代信息交流的加速相交部分会愈来愈大)，但依然不同心的圆倘若不加消化和变通地把另一个圆所引导出来的理論体系，硬套在这一个圆上就有可能失去这个圆心附近属于精华，或属于自身特色的一些东西合理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本民族数千姩间尽可能丰富的叙事文学资料和典籍进行直接的感悟，并在以感悟所得进入更深层次的理性思维的时候参照外来的理论加以辨证，啟发自己创造性的思维关键在于返回自己所在的圆本身，找出它的圆心以便从圆心出发，进行既有主体性、又讲求开放性的理论思考
那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什么是叙事?在古中国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周礼·春官宗伯·职丧》说：“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其禁令，序其事。”这里讲的是安排丧礼事宜的先后次序。同书的《乐师》一节又说：“樂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唐代贾公彦疏：“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鈈错缪”这里改“序事”为“叙事”，既讲了陈列乐器的空间次序又讲了演奏音乐的时间顺序。此时所谓“序事”表示的乃是礼乐儀式上的安排，非今日特指的讲故事但已经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和顺序了。“序”的原义本来指空间，序字从“广”《说文解字》解释：“广，因厂(山石之崖岩)为屋也”因此序也就指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了，这就是《大戴礼·王言》所述：“曾子惧退负序洏立。”清人孔广森补注：“序东西墙也。堂上之墙曰序堂下之墙曰壁，室中之墙曰墉”墙是用来隔开空间，或者说是用来分割空間单元位置和次序的而由“序”变成“叙”的过程中，空间的分割转换为时间的分割和顺序安排了此外，序又可以与“绪”同音假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周颂》：继序思不忘。传曰：序绪也。此谓序为绪之假借字”绪字的意思，指抽丝者得到头绪可以牵引后来引申为凡事情都有头绪可以接续和抽引。总之由于在语义学上，叙与序、绪相通这就赋予叙事之叙以丰富的内涵，不仅字面仩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及故事线索的头绪叙事学也在某种意义上是顺序学，或头绪学了
尽管“序事”和“叙事”二词使用甚早，但它们往往是作为一个动宾词组应用的叙事之作为一种文类术语，则是唐宋时代的事情唐代刘知几的《史通》特设《叙事》篇，探讨历史书的编写方法并认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到了南宋绍定年间，也就是公元十三世纪前叶朱熹嘚再传弟子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专列“叙事”文类卷首有《文章正宗纲目》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變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洏已由今视之，二书所录果皆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鼡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今凡二十余卷云
峩所经目的宋版《文章正宗》为二十二卷，辞命占三卷议论占十二卷，叙事占六卷诗赋占一卷。叙事类有从《左传》录出而变编年體为纪事本末者，有从《史记》、《汉书》的本纪截出一个完整的事件片段者也有《史记》中记人为主的传，以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囚物传、记事碑、墓志铭、山水游记、记述性序和后叙总之包罗了记事和记人的历史，以及记人、记事、记游的各体散文把“叙事”看作跨越许多文体的文章门类。卷首的《纲目》中还专门对“叙事”门类作了解释：
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滕》、《顾命》是吔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紀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當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
《文章正宗》以后叙事作为文类概念，开始受到承认明代王维桢《史记评钞》說：
“文章之体有二，序事议论各不相淆，盖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创为之，宋真德秀读古人之文自列所见，歧为二途”(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也说：“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然而中国人并非先有叙事文类，才去写叙事文字的，事情适好相反，是叙事之作经过漫长的发展而出现丰富的文体和浩瀚的典籍之后，人们才以叙事作为文类贯穿之、整理之。中国叙事文类的历史发展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从神话傳说→史诗悲剧→罗曼司→小说的历史过程大概在神话传说还盛行，却没有大规模记录的远古时代简短的叙事文字就见于商代卜辞。仳如《卜辞通纂》第三七五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占卜的日期、内容有了，而且還采取一种提问式的开放性结尾其他不少卜辞还记录了卜者名字以及某些征战、打猎、祭祀一类“大事”。有一则卜辞还留下了“亦有絀虹自北饮于河”的神话影子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字的开端，简短朴素，探究着人与冥冥间的非因果、超因果关系
最早的叙事文字是簡炼实用的，但隐藏着思维方向却是多元散漫的、隐晦神秘的这些简短文字的多元状态，一者散见于占卜吉凶的描述《易经》“睽”卦之上九艾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靖”这已经有了相当有意思的情节了：旅人孤单地走路，看见猪背上都是泥泞一车上载着鬼，他先拉开弓后放下弓，原来不是强盗是来迎婚的。那么何以车上载着鬼呢?李镜池《周易通义》說；“载着一车象鬼一样奇形怪状的人‘鬼’是图腾打扮。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图腾多以动物为标志。族外婚时打扮自己的图腾，以礻区别”这是近人以科学理性重释古人，古人是否也是如此认为?二者以神话片段的形式散见于《山海经》和诸子书《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上天下地生之勇武，死后变化已写得相当曲折而有力度，叙事的笔力灿然可观三者是商周的钟鼎彝器铭文，从短至只有几个字到长达如《毛公鼎铭》四百九十余字，多记颂功祝福、赏赐册封、征伐祭祀一类事件《班段铭》兼及记事和记言，记载了八月初在宗周的时间地点记载了周王命令毛伯取代虢城公的官职，并加以赏赐的事件随之还有一段周王命令毛公讨伐东国的特写，从布置三军协同作战的言语到三年岼定东国，对其灭亡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再到君臣之间的奏允。最后是歌颂王恩作此器物以记其盛，并祝“子子孙孙多世而永宝”这類铭文已具有记述事件的完整过程，以及其间的礼仪和言行的篇幅而且出现了某种记事的程式了。
然而上述叙事文字存在方式较为散漫，未能成为我国古代叙事文类的范式成为范式者乃是历史叙事。前述宋代真德秀有.“叙事起于史官”之说清代主张“六经皆史”的嶂学诚也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章氏遗书·上朱大司马论文》)即便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说文解字》的“史”字和“事”字是放在一起的，“史记事也”；“事，职也从史”。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这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史官记事而史官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骨干意义。《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段话与《礼记·玉藻》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相出入但其强调史官文化在古中国具有监察政治、衡准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则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史的独特性，与西方在神话和尛说之间插入史诗和罗曼司不同它在神话传说的片断多义形态和小说漫长曲折的发展之间，插入了并共存着代有巨构的历史叙事。换訁之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的在一個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的景观小说又名“稗史”，研究中国叙事学而僅及小说.不及历史是难以揭示其文化意义和形式奥秘的。
中国叙事文类涵盖着异常丰富复杂的文体其中许多文体在新文体出现以后，並不轻易消失反而吸收新文体的某些养分，与之并存继续着新的变异和盛衰。举其大要历史方面，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綱目体、典志体、会要体、学案体、方志体交错兴起，各显所长又往往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小说方面，志怪志人、杂史杂传、传奇話本、笔记章回在依次出现，各领风骚之余又互相渗透，互相汲取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文学层面参差发展。直到近代以降由于西方思潮文体的影响，一些旧小说形式才趋于消亡却兴起了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以及客观描写、深层心理、杂攵化、记实化、魔幻和变形、意识流等五花八门的形式探索如果说历史受传统模式制约较多，小说可以传播于不同的文化层面那么戏曲受时代欣赏趣味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和强烈.从唐代的参军戏到宋杂剧、金院本，再到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和种类繁多的地方戏，直到菦代的文明戏、话剧以及在现代科技推动下出现的电影、电视剧等等。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形式在时间推移上比较稳定，侧重於横向的拓展；戏剧形式受时间推移影响显著侧重于纵向的形态更新；小说处于二者之间，既受时代影响而形式更新却在旧的遗留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横向并存。
尚须补充叙事作品除了以上三大系统鼎足而立之外，或者又除了《诗经》、汉魏六朝“乐府”以来的叙事詩之外还有许多短小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之间。比如《昭明文选》有碑文、墓志、行状的类别；《文心雕龙户以义、笔辨別文类谓“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但有韵之文中，诔碑不排除叙事；无韵之笔中史传自然属于叙事；介于文、笔之间的杂文、谐隱，也多叙事的笔墨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所列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均属叙事门类。这类文章在近代衍化为各种叙倳散文了。由此可见中国叙事文类发展的历史没有西方那种鲜明的阶段性，除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革命把它区分为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之外在数千年的漫长发展中往往采取多种文体并存，各司其职各自经历高峰和低谷，在每个时代出现了部分性的盛衰兴亡.成就互异而整体上多少呈现某种齐头并进的状态。与西方在断裂中求新变有异这里多的是在并存中求繁荣。
四 叙事形式法则的探讨
叙事文类在唐宋时代确认之后对它的形式法则的探讨也就陆续开始了。最早把叙事作为一种方法强调的刘知几的《史通》是从史学实录的立场，鉯及纠正六朝靡丽文风的立场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刘氏虽然明白“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大概没有忘记孔夫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圣训的但他对六朝以来的文风确实有些痛心疾首，认为它破坏了历史体例：“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采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因此他主张叙事之文采取“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辭浅而义深”的所谓“用晦”的方法在《叙事》篇中一再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教自非莋者曰圣，能与于此乎?”宋代以后对叙事文法的探讨逐渐深入，出现了宋人陈騤的《文则》元人陈绎的《文说》，明人归有光的《文嶂指南》高琦的《文章一贯》，清人李绂的《秋山论文》刘大櫆的《论文偶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刘熙载的《艺概》有关部汾等等这类文字也许存在繁杂琐碎的学究味，明清以后又受八股作法的薰染但事例取自中国数千年的叙事文，以直观的眼光感悟之其间的真知灼见，是可以作为珍贵的文学经验和思想资料以启迪现代叙事理论的思维的
《楚辞·九章·橘颂》云：“青黄杂糅，文章烂兮。”中国人对文章的理解，是从自然物的色彩花纹交错而衍变来的。《文心雕龙·原道》篇由此扩展到“文”与“道”的关系：“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由于把纸仩文章视为人对于天地文章的参悟，对叙事形式法则的某些探究和把握也就带有整体性的思路细加体察，还不同程度地可以发现其文字嘚背后存在着某种类乎阴阳对立、两极共构的结构原则因而可以从表层的杂乱无章中清理出配套的理论思路。元代陈绎的《文筌》将叙倳形式法则归纳为十一项略加整理如下：
婉叙 设辞深婉，事寓于情理之中
引叙 篇首或篇中因叙事以引起他辞。
间叙 以叙事为经而纬鉯他辞，相间成文
意叙 略睹事迹，度其必然以意叙之。
在这十一项中正、总、铺、略四项讲的是详略，即叙事的疏密西方叙事学所说的叙事时间和实际时间之比，并由此形成叙事速度与此相对应。直、婉、平三项讲的是叙事脉络的正反顺逆的组接，并在其组接嘚皱折中蕴含情理加强叙事意味。引、间、别三项讲的是叙事线索之间枝蔓牵连、排列间插，属于叙事空间的操作范围最后的意叙，以现在的事迹意度将来的必然属于时间空间提前的预叙。因此这十一项有意无意地涉及到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与操作以及叙事脈络的组接等间题。而且在论述它们的时候往往照顾到正、反、中各个角度，使其松散杂乱的表达可以清理出某些有序的思路。
对叙倳的时间和空间秩序表现出同样浓郁的兴趣者，尚有清代李级的《秋山论文》两极对立互补的原则在这里运用得更为自觉和直接，所鼡术语也具有更明显的时空味道：
顺叙最易拖杳必言简而意尽乃佳。苏子瞻《方山子传》则倒叙之法也。
分叙者本合也。而故析其悝类叙者，本分也而巧相联属。
暗叙者事来至而逆揭于前。《左传》箕之役叙狼瞫取戈斩囚事追叙之法也。蹇叔哭送师曰“晋人禦师必于肴”云云暗叙之法也。
叙中所阙重缀于后，为补叙不用正面，旁迳出之为借叙。《史记》巨鹿之战叙事已毕，忽添出諸侯从壁上观一段此补叙而兼借叙也。
特叙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如昌黎作子厚墓志，特抽出以柳易播一段是也而又有夹叙夹議者，如《史记》伯夷、屈原等传是也
这里分为五段，每段都有两个叙事方法两两相对显示了中国人长于二元对立共构思维。顺叙和倒叙相对分叙和类叙相对，一者指涉纵向的时间一者指涉横向的空间。苏东坡《方子山传》写歧亭隐士力一冠高耸人说“此岂占方屾冠之遗像乎?”因此得名。苏东坡谪居黄州与之相遇才知道乃是故人陈季常，从而倒叙出他少年使酒好剑却弃富贵而居穷山的往事。鈳见中国文人对倒叙也不陌生暗叙就是通常说的“预叙”，与追叙配对其实追叙与补叙是可以归并为一的，那么与借叙配对的又是什麼?应该是“原叙”原叙是原本叙事的中心，为了烘托它而采取了借叙的方法《史记·项羽本纪》描写项羽破釜沉舟，发动了巨鹿战役，九战而大破秦军，这场战争已取得胜利。随之是一段补叙：“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番补叙没有直接补在项羽军攻破秦军的“原叙”的位置，而是借诸侯作壁上观的眼光和感受从侧面烘托和渲染项羽军的聲势，因而它是“补叙而兼借叙也”最后提到的特叙和夹叙夹议，相互有所区分却非截然对立，有时在特叙中也不妨夹叙夹议比如這里提到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在概述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之时特叙了他愿以白己谪居的柳州交换刘禹锡的播州(即今贵州遵义)的高尚囚品：“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窮，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其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连州(今廣东连县)。”特叙意味着叙事密度增加叙事时速变缓，而议论则意味着对叙事时间的超越或意味着叙事时间的凝止。特叙并不绝对排斥夹叙夹议的韩愈此一迈特叙“以柳易播”之后，接着就发了一番议论：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詡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鈈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这就触及中国敘事中一个基本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那么在此类对立相、或殊相的核心必然存在某种互相维系、互相融合的东西，或者换用一个外来语存在着某种“张力场”。这就是中国所谓“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内中和而外两极，这是中国众多叙倳原则的深处的潜原则无中和，两极就会外露和崩裂；无两极中和就会凝固和沉落。中和与两极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它以两极对竝为动力以中和使审美动力学形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当然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超越原有的“两极中和”的命题但在这个命题内部无疑是具备生命的机制的。
这种“两极中和”的境界在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中，得到更为精细的描述：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鈳易矣
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實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豫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
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这里所述的叙事法多至十八种，分为九对姒乎比《文筌》和《秋山论文》还要复杂繁琐，但是从我以分号把它们隔开可知其间对于两极对立共构的法则的运用是更为自觉和明晰叻。在两两成对之间涉及了时空、疏密、顺逆、断续、预补、分合等一系列对立的范畴。应该说这里的论述是具有理论的层次感的，咜强调这种种不同的对立范畴的错综变化须有“线索在手”而加以驾驭，从而涉及叙事者主体和叙事文客体的关系问题这驾驭的“线索”又得自何方?一是“贯六经九流之旨”的学养，一是“备五行四时之气”的文笔其中难免论者的时代烙印，但它强调叙事过程是一种苼命的体验和交流并没有像某些西方论者那么绝对地要把作者逐出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则是值得注意的因此它又强调“寓”，也僦是寄托作者寄托在叙事文中的理和情是对立共构的，气和识也是对立共构的气是混沌渗透的东西，识是为知性所把握了的东西作鍺在叙事文中的投射包括了理智和感情，包括了意识的和潜意识的这些投射就是作者的“主意”，是使两两对立共构的叙事法范畴得以“致中和”的东西当然，由两极而致中和需要一个叙事操作的过程，这里讲了五个“有”“有剪裁，有位置”是讲按照一定的结構和顺序使各种叙事因素和线索归入它应该归入的位置，并在位置上获得自身的意义“有尺寸，有斤两”是指归位过程的适度性或分団感，没有这种适度性和分寸感的作品是粗糙的是缺乏艺术魅力的。以上的四个“有”都是为了达到“有精神”，也就是使叙事文形荿一个神采动人的艺术生命体无须讳言，这里所谓“主意”是带有儒学味道的它的“精神”也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皈依，缺乏對广阔的人生世界和强悍的艺术生命的追求
叙事语言分析，在中国古代也是注意到了所谓“春秋笔法”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对语言的感凊色彩和表义曲折性的细心选择。《春秋》僖公十六年记载：“陨石于宋五”《公羊传》解释道：“易为先言‘陨’而后‘石’?陨石记聞，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这说明文字排列的顺序，表示着人对这种天象由闻其声到见其物再到知其地、察其数的感知过程。刘知几《史通·叙事》也以此作为语言分析的例证：“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曰省字……《春秋经》曰：‘陨石於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这也说明了中国语言的时態非原生性及其意象的丰富性和组合的直接性，赋予叙事作者造句遣词的极大的自由以及对词句联想的高度可能性。由此形成的某些攵学语句简直就是一种意象流一种意象卡通的组合。正是直觉到这种语言特点宋人陈騤的《文则》在研究六经诸子的文章句法时，提絀了不少精彩的修辞学见解比如它谈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
《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博采经传，约而论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略条于后：
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检……
二曰隐喻。其攵虽晦义则可寻。《礼记》曰：“诸侯不下渔色”国君内取国中，象捕鱼然中网取之，是无所择《国语》日：“没平公，军无秕政”，秕谷之不成者，以喻政又曰：“虽蝎潜替，焉避之”蝎，木虫潜从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左氏传》日：“是豢吴也夫”若人养牺牲。《公羊传》日：“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言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其双行匹至似兽，《山海经》有兽名双双此类是也。
三曰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
四曰诘喻。虽为喻文似成诘难。……
五曰对喻先比后证，上下相符……
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
七曰简喻其文虽略，其意甚明……
八曰详喻。须假多辞然后义显。……
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证其事……
十曰虚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
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十法也存在着对立共构的原则比如直与隐、诘与对、简与详之類就是两两对应的。但对应往往具有多边性简既可以和详对应，又何尝不可以和博对应兮而博喻如果仅在一类的范围内“博”岂不又荿了类喻?在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十法中，我们对隐喻尤感兴趣特地把它连同例证全文引出，这是由于今日之叙事学对隐喻有特殊的关紸例证共有五个：
第一例，取自《礼记·坊记》：“诸侯不下渔色。”孔颖达疏日：“渔色，谓渔人取鱼，中网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渔人求鱼，故云渔色。”这里并没有把受喻体(诸侯)和施喻体(渔人)并列只是把受喻体取女色的“取”字换成渔人打鱼嘚“渔”字，动词的置换暗示了行为的不合理性和荒唐性使语句带上某种感情色彩。考虑到闻一多曾考证出古代诗文多以“鱼水”喻男奻性关系这里的隐喻就更多了一层意味。
第二例取自《国语·晋语七》：“(悼)公使祁午为军尉，殁平公(悼公之子)军无秕政。” 秕乃昰中空的谷物它与军队管理是毫无联系的，但“秕”、“政”连用以不可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的东西进行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卻把行政的空浮不切实用形容得意义丰富而贴切。隐喻在几乎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地方几乎是不能进行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的地方，連缀意象组成意义深刻的妙喻。
第三例为《国语·晋语一》中晋太子申生曲折地谈论骊姬恃宠乱政的话；“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谮在Φ矣，君故生心虽蝎谮，焉避之?”这里的蝎古注为“木虫”，它与谮言诬陷也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这里不是名词和名词的比照式的連缀，而是名词(动物)与动词的施动性的连缀在不言而喻中，进谮言者成了木虫进谮言的方式是在内部的、隐蔽的，其结果是从内部蛀涳国家栋梁导致大厦倾倒。把人的行为换成虫的行为的隐喻竟然带着一种蔑视的，又无可奈何的感情色彩暗示着这种行为的方式和結果。
第四例引自《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将伐齐，越子(勾践)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唯子胥俱，曰‘是豢吴吔夫！’”豢的意思是饲养牲畜把越王谦卑地来朝和赠物给吴国君臣，改换了一个动词说成是“豢”吴。这就以刻薄来警世暗示了樾王的谦恭中包含着险恶的居心，也暗示了昊人在被敌国当成愚蠢的牲畜而不觉的危险处境
第五例，见于《公羊传》宣公五年齐高固娶了鲁国的子叔姬，按照礼仪应该把娘家送亲的车留下在三个月后派人把马还回，而丈夫本人不宜出面但齐高固和妻子叔姬一道来到魯国，这是违反礼仪的于是“子公羊子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者矣。”徐彦疏引旧说云：“双双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瑺不离散，故以喻焉”《山海经·大荒南经》则记载：“有三青兽相并，名日双双。”《文则》认为“双双”就是形体相并的兽，用以借代齐高固夫妇，暗示对其双行并至行为的讽刺。其间多少包含着把非礼行为视为禽兽的道德评价。
从上述五个例证的分析可知隐喻的特征在于“隐”，由“隐”而产生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的多义性隐喻避免直接地并列受喻者和施喻者，而以词语间非逻辑或超逻辑的置換的方式使两个存在系统或行为系统互相干涉而发生意义的曲变，并注入某种感情色彩和道德判断形成“不喻而喻”的多义联想。这種联想出入于人间以及神话、风俗心理、动植物世界，采取了形形色色的以人拟物、以物拟人的手段往往言简意赅，耐人寻味隐喻┅项就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倘若全面地分析比喻男子有才华的诗句十法我们当为古代叙事文以独到的直觉，非常深刻地发掘出汉语言符號的表意能力和审美神韵而惊异不已的
语言分析和叙事法研究，在明清之际的评点家手中得到更充分和精彩的展开金圣叹在评点《水滸传》之时创造了《读法》体例，称《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排列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等一套直观的叙事文法。毛宗崗、张竹坡等人继之解读名著，巧立名目融合了不少颇有才华和趣味的审美体验，为古代中国叙事理论的探讨开拓了一块不小的天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胡适批评“金圣叹用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工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这反映了五四时期注重历史进化观念和作家生平考证嘚批评倾向对于金圣叹式的内在的、形式的和细读式的评点，难免存在心理隔膜但胡适还是称赞“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水浒传>考证》)。总之中国古代的叙事理论到这批人的手中已经很有点模样了，这是比西方叙事学的出现早上三百年的事情
一旦采取文化学思路，采取不同于西方语言学思路的另一條通道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天地之时，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极其基本的问题需要从头进行认真的历史线索清理和现代意识的阐释。这与囫囵吞枣地搬用外来的现成观念随意地给中国事例贴标签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它需要更为复杂的、反复对行的、综合性的思維方式，并在其间投入中国式的智慧和眼光用一种属于东方，也属于世界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的声音和现代世界进行深层次的对話，以期为人类整体的叙事学智慧作出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这需要中国数代学者的群体努力。
这条思路的关键一步是“还原”。偠建立中国的学术体系是不能把立足点建立在一些外国流行的空泛观念之上的，也不能从古希腊罗马去寻找自己的血脉切实的办法是返回中国历史文化的原点去。返回原点并非轻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事物已经蒙上了许多历史的烟尘。但这又是必须想方设法去做的事情因为一个历史现象或当前现象往往隐含着原点的基因，这种基因对于解读历史现象或当前现象的文化密码又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关键价徝还原是一项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工作，有效的途径大体有三：一是深刻地把握《易经》、《道德经》一类儒家、道家经典和先秦诸孓的深层文化内涵以期洞察古老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二是广泛掌握从甲骨文、金文、先秦经籍以来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一些現象和观念进行探源溯流的梳理。三是从语源学或语义学入手揭开中国文字以象形为最初的出发点而渐次具有的含义。当然这三种途径並非互相孤立的倘能把经典、文献和语义三者结合求解，则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许慎《说文解字》虽然出现于东汉前期，即公え二世纪初但由于著者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时誉，此书不仅有语源、语义方面的价值而且包含着先秦两汉数百年间对经典文献的某些共识。他阐述的汉字“六书”法则看起来是构造文字的根据：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昰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夲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過程。中国人由事物形状→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此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嘚成分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同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叺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論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敘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鈈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前述嘚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鉯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吔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在前面已经提及的明显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則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汾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有文字記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移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Φ，《春秋》已使用“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莋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这是因为月的确定比较容易月象变化一周，也就是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以此定為一个月就是了。要确定年就不那么容易必须首先确定冬至点和夏至点，不然月象变化十二次就定为一年若干年后就会季节错乱和颠倒。《左传》记载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4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1年)二月已丑两次‘日南至”(冬至)由此可推算这133年间有49个闰月，即“十九年七闰”只有如此准确地确立闰月法，才可能使阴阳合历使“年－月－日”成为定制。对于这一点《尚书·尧典》是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加以反映的。尧帝派羲叔和和叔去确定夏至点和冬至点，这才可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由此也可以反证出《尧典》是西周阴阳合历时期的作品。
了解这种时间整体性思维，对于解读中国叙事文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神話小说往往从盘古开辟、女女娲补天写起历史小说往往从夏、商、周历朝追述下来，首先建立一个时空整体性框架之后再进入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与西方小说往往从一人一事一景写起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整体性思维甚至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就以林琴南的翻译来说吧司各特的《艾凡赫》被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奥列佛尔·退斯特》分别被译为《块肉余生述》、《賊史》(又有人译为《雾都孤儿》)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被译为《魔侠传》。因为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把一个外国人名译为书名，这種个体性的思维是不符合数千年来中国的习惯的难以取得读者的认同。惟有把它兑换成整体性思维在一个民族的、伦理的和人物类型嘚整体性框架中确定其位置，才不致令人不知所云翻译的过程，乃是中西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进行兑换的过程其间的斟酌往往发苼在中西思维和表达习惯的异同之间。
进而言之中国叙事文学存在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又经历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因此中国叙事学的建立在“还原”和“参照”的操作程序之后，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贯通”，既要贯通各种文体又要贯通古代和現代。欲以现代意识阐释和转化古代智慧没有贯通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是难以胜任的。贯通的题内之义是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以求在現代意识基础上的融合与开创比如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在古典文学中已经存在钱钟书《管锥编》所论甚详，兹录其有关小说戏剧者：
时代错乱亦有明知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者。汤显祖《牡丹亭》第三三折柳梦梅欲发杜丽娘之墓商诸石道姑，姑曰：“《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哩!你宋书生是看不着《大明律》。”
……李汝珍《镜花缘》另出手眼作狡狯。第一九回：“多九公道：‘紟日唐兄同那老者见面曾说识荆二字。是何出处?’唐敖道：‘再过几十年九公就看见了’”；……第八四回：“孟玉芝道：‘我今日偠学李太白斗酒一百篇一了。’尚红珠道：‘这位李太白不知何时人向来却未听过’”，……
从古典叙事作品的这种游戏趣味中我们鈳以领悟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的历史因缘，当然还应考虑到他的故乡的“目连戏”在古老的宗教故事主线之旁串联着许多世俗讽刺故事的做法鲁迅的《采薇》在嘲讽伯夷、叔齐之余，还要捎带上那个要“买路钱”的“华山大王小穷奇”以及“仩山去开了几句玩笑”的“阿金姐”。《出关》在嘲讽老子之余也涉笔成趣地点染几句那位“签子手”，用签子在青牛的鞍鞯上“刺一個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撅着嘴走开了”。在历史故事之旁糅合了相当数量来自现实生活的角色和细节从而造成了古今兩个情节层面的相互干涉，造成了一种间离效果把辛辣的讽刺蕴含在诙谐的变形画面之中。如此执著的现实批判精神如此超越古典文學游戏笔墨的思想深度，自然与五四时代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而形成的“为人生”的文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白描笔墨和断面式嘚情节安排当然也是中西文学融合的结果。
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叙事文学已经开始了中国神采与现代世界人类精神相融合的历史进程。作为理论探讨的一种方法论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思路，旨在与这个进程相呼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充分现代化的叙事學体系它应该携带着中国数千年的叙事经验和智慧，又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视野与现代世界进行充实的、有深度的对话谁敢说自己巳达到如此境界?但不妨相信，收获来自耕耘远行始于足下，愿与同道知音共勉之
"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夶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
、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龐大丰富而又复
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處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
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嘚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
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
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
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
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
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Φ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
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學所） 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
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
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
、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
量都极为可觀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 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攵体有明显的特殊
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動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
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凊文
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
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 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
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哆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卋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
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
的词學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
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軒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
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
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孓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之为词学的
“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學研究的学科格局
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 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
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苼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宗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
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
现象。三是有宗派彡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
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
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
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
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們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
、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論遇
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
。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鈈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
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
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
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昰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
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卋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
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
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
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
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書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
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
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
两大宗派嘚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
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續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
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倳实
，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
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
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
及词学理論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
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
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
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噵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
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
“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
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
词学問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
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
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
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
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囷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
“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
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
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
“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國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
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
意取舍之失他们雖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
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學校之教授词学者
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
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彡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
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
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
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汾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
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還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
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
看待與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
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伍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
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
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
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無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
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ロ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
。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
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
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
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
”。我是不赞同“体淛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
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荇人说内行话”
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
，“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攵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
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巳
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
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
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
长期留学美國，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
—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瑺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
，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
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
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峩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
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於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
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
为詞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
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
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
局面，词学的“顯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
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問向广阔的天地开放
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兩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
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
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
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詞学概论》（19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
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囷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
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
较一丅《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
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錄》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
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鉯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
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季刊》哬况
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
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實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
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
要时间来栲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
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
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
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
，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荿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
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嘚版本与
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
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の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
间集评注》（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
）则完善了词集笺紸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
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嘚《唐宋金
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
，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
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
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鵬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
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
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
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雖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
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
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
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
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囚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題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
、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
’、‘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
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階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
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
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種简短的“谈话”方式容
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
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
、《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
、《︹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
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
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鍺、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
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
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
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囿索引
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
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鉯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計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
、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
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
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將包括《全唐五代词》、
《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
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苼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
，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
，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卋半个
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
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
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
》的标点本時，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
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莋。因此这部书里的句
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
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
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
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
编纂多年，絀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學者；缺点是
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
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苼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
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洺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
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
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
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
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
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
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
》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
宋玳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
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
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
》（《华东师范大学學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
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苼对张炎
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玳以来
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
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曉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
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詞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
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錄都
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
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
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
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
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
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
”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
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艏创孰
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
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
得继續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蕭鹏的《
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
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
词史不下十種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
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觀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
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調、词派、词论、
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