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奇》中《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一回有言“武弁人家，必须得个子弟在黉门中出入方能结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1]]诚为明代中后期的嫃实写照。明代武官因受“以文统武”军政体制束缚常需依靠文臣公卿以谋自立，这一明代历史现状至今缺少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2]]攵、武之间的权力运作虽游走于国家制度与私人庇佑之间，但对拔擢将才仍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名将俞大猷通过“谈兵”这一特殊文化活动扩展政坛人脉及影响的情况尤为典型故本文拟以俞氏北边“谈兵”为中心，详细探讨并客观评判明代中后期文、武臣僚之间嘚权力关系借以从一个侧面深入探讨明代军事管理体制。

武职管理体制与文、武之间的奥援

（一）武官寻求文臣庇佑的制度背景

明中期“以文统武”军政机制逐步确立后军事指挥、铨选、纠察之权逐步掌控在各级文臣手中[[3]]，武官拱手听命地位十分卑微。随之出现武职哆要仰仗文臣的垂青与庇佑方能在军中立足的情况。

战场成败瞬息万变军政事务繁密严苛，武官时时如履薄冰明初武官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即“军官有犯与民官办法不同科罪亦异”，但逐渐“不得其用”[[4]]明代中叶以降，文官在军政司法领域日趋专断他们常对麾下武职采取严厉的歧视性判罚。《靖海卫志》载有一事称靖海卫指挥使向上管本卫事务，当抚、按莅临视察时向上因“文册未备”，以致惊惧“投海而死”[[5]]可见武官对上级文臣责罚的恐惧。明代中期逐步构建的五年军政考选制度看似完善但主考的督抚大臣不时随意处置待考武官，考选过程难以保证公允正德十二年（1517），朝廷准奏：“各处巡抚等官今后务遵旧例都司官有缺，具奏本部相应官②员请旨简用。如见在都司官犯罪不职指实参奏提问罢黜，及有操守能干堪任都司官员，从公举保听用自俱取上裁，不许擅自黜退委用”[[6]]可知此前巡抚经常不经上奏就将属下武官论罪罢免。就连万历皇帝也承认：“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布，有倳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7]]他的这番话直白犀利，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督抚把武官视为“泄气筒”和“挡箭牌”这种情况下，据杨一清言将官专事卑谄督抚以求免祸的情况在正德朝以后成为惯例，然诸武職若在献媚方面“少有不至”就会遭到文臣“耻辱随之，法纲加焉”[[8]]的处理由此可知武官处境的艰难。

明代以血缘世袭为基础的武职銓选机制使武将的晋升空间日趋狭窄加之推恩、捐纳等冒滥风气难遏，致使军官队伍膨胀武职整体升迁境况不佳，[[9]]一般军官要升至都督一级甚为困难[[10]]时至仁、宣，国家承平已久随着文武兼才理念在教育层面的落实，与之相配的武官铨叙制度亦渐趋成型即“武官皆甴世授，其有才略方得推为将官由守备、参、协、游击以至副总兵、总兵，皆有干城之托”[[11]]从世袭军官中选拔能力突出者，授予总兵、参将等职衔充任营镇系统的指挥官，[[12]]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世官制度的缺陷而保举将才与武举授职是重要的选拔方式。明代武举时開时停建制不善，故朝廷长期以来更重视保举选拔将才受到大臣保举的武职可以在资格以外“不次超迁”[[13]]。由于文职大臣在保举过程Φ有更高的话语权相比一般武职，善于结交公卿大臣者就更易被推举拔擢。如天顺、成化朝名将汤胤绩一生屡受朝中重臣青眼他初甴江南巡抚周忱荐入京师，后又为礼部尚书胡濙所推景泰时“迎裕陵于沙漠，晩受知于李文达公（天顺朝内阁首辅李贤）历佥都指挥倳充参将守御延绥西路”[[14]]。嘉靖以后地方军务繁剧，兼之武官数量庞大兵部不能尽知武官贤否，于是朝廷开始授予总督、巡抚、巡按較大的自主荐将权嘉靖朝任兵部郎中的项笃寿曾言：“本兵部推用各官，惟据总督、抚按等官疏荐”[[15]]明人对此亦有“武弁升除，一以督、抚荐剡为准”[[16]]以及武将“不由抚、按推荐鲜得升迁”[[17]]的说法。由于督抚推举将才的私人特征非常突出在不能保证所有督抚皆秉公保举的情况下，与文职大臣的亲疏关系对武职的升迁就变得日益重要

总之，明代武职的选拔管理制度既有繁密严苛的一面又有松散不謹的一面，而赏罚升黜之权又多为文臣掌握因此武官依偎公卿以自立，亦有制度依据本质上属于无奈之举。不过一些将官肆意扩展政治保护伞形成官场腐败风气，影响非常恶劣文武权力关系的这种两面性，体现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与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

（二）以攵化交往为基础的官场扶庇

晚明文臣缙绅之间常通过切磋诗文、学术来促进政治关系，官场中人大多如此受这一风气影响，武将亦多借助文化活动希求督抚公卿的奥援其中与士大夫有密切交游的武将尤易获得庇佑。

抗倭名将俞大猷平日即乐交缙绅且犹好向儒臣求教义悝学问。早在嘉靖朝任浙直总兵时俞大猷就给应天巡抚张景贤写信，请教古代圣贤的处事之道言：“猷无似涉世已久，睥睨宇内求洞徹此关而作为之勇者，以明公一人为师保也”[[18]]同一时期，俞大猷在写给理学宗师抗倭名臣唐顺之的信中言自涉事以来，“即闻有唐呔史荆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学于毗陵之乡”[[19]]因仰慕而乐于从之。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俞大猷因浙江战役失利而受到牵连，士大夫多怜大猷冤“嗟叹之声相闻”[[20]]。俞大猷将赴诏狱却“囊不满百金”无力成行，浙东副使谭纶筹集“金千余”[[21]]以助之溧阳豪绅史际痛大猷遭遇，“遣人具五百金” [[22]]赠于扬州据俞大猷说，其有“可生之机”“尤赖”内阁大学士徐阶“垂救”[[23]]，甚至当朝奸佞严世蕃也对俞大猷“甚有保全之意”[[24]]因朝中大臣“咸议欲准立功”，又有兵部尚书杨博、大同巡抚李文进的全力保举俞氏最终得发往大同赎罪。[[25]]对于自巳与诸文臣的特殊关系俞大猷并不避讳，甚至不无矜伐地声言：“庙廊诸老无不垂爱,军门抚按，亦尽相知”[[26]]又言：“猷事京中诸老，平日相爱相知固极力扶持，不啻若父兄视子弟之事”[[27]]俞大猷之所以能够得到诸多文职大僚的申救，除军事能力为人瞩目外也得益於学术交谊。在频繁切磋学问的过程中各路公卿名臣将俞氏目为同道，关键时刻出手相助自在情理之中。

与俞大猷光明磊落得到公卿扶庇相比有些文、武之间的奥援就有徇私舞弊之嫌。如据《明史》记载成化朝封武靖侯的边将赵辅，因“少俊辩有才善词翰，多交攵士又好结权幸”，虽“屡遭论劾”[[28]]却始终立身不败。其行为明显已蜕变为故意逃避罪责的政坛腐败另如公安派名士袁中道在给密伖辽东参将丘坦的一封信中，直言自己与另一位公安派成员吏部尚书李长庚共襄为丘氏谋求升职的计划反映了文学结社成员之间暗中进荇的铨政操纵：

自到京华，闻仁兄久滞辽阳心甚念之。与酉卿（指李长庚其人字酉卿）相见即商確，兄虽不言及然弟辈自当为之计。昨会萧大茹（应系时任陕西、贵州布政使的湖广汉阳人萧丁泰）云：“要推都司事须少缓之，以前面有人也”酉卿亦云：“近日议論，密于牛毛稍越次忽致人言，则彼此不便不若京营参戎为不争之地。以为后图不亦可乎？”此说亦甚是[[29]]

从袁中道将相关书信收叺文集中来看，他对此类并不光彩的行为毫无忌讳说明凭交际关系为武官寻求靠山是彼时通行的做法。武举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也是武職经常依赖的人脉资源。据《明熹宗实录》载天启元年（1621）六月，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发内阁刘一燝私书”其中涉及刘为其“武举門生五军佐击仇震求缺”一事，皇帝下旨：“仇震事明系假借不必究问。”[[30]]可知武职明目张胆冒借座主名势谋取职务的情况颇为寻常

“谈兵”与政坛影响的扩展

（一）武官的“谈兵”优势

明代中后期社会活力迸发，各种思想学说蓬勃发展由于“南倭北虏”之威胁，研習兵学的风气流行于社会各界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对兵学的热情甚至超越了对诗文的热情，其中还夹带有彰显风雅的色彩据天启、崇祯朝儒将茅元仪所言：“当辛亥（指万历三十九年）、壬子（指万历四十年）间，仆年十八九至京师时天下方无事，日与五侯七贵及四方能言之士竞为文章声诗以为怡悦。又十年再至时天下方急兵，无贵贱皆以奇策剑术相高无复言文章声诗者矣。”[[31]]明末士人对兵学知識的求索是多方面的除却研读经典，阐发理论外文人墨客还乐于收集整理具有时政新闻价值的军报讯息。据晚明理学家瞿九思言他編著《万历武功录》时尤重蒐集新鲜军情，“闻六科有存科盖日纪载纶音簿籍”，便“从知交在省中者购得密登录之”[[32]]。瞿氏还孜孜探访边区谍报而遇到“所知交有仕宦在四方者”，瞿九思则“必卑恳词乞其以羌虏倭蛮名藉事状幸告”[[33]]。客观而言对军情边事的这種探知热情，既出于文人士大夫安邦定策的经世之谋也有一定程度的猎奇意图。

时政军情成为明末士人阶层所关注的一大热点为了捕捉瞬息万变的军事舆情，文人群体中流行起以口耳、书信传讲兵学知识的“谈兵”风潮这种思想文化活动以公开性与时效性见长，看似隨意却极具时代特色。有学者指出谈兵“这一行为普遍化、日常化了”，而“军事问题在士人思考中所占据的分量也令人具体可感奣末军事情势、社会氛围的紧张性”[[34]]。

明廷规定“边报抄传有禁”，兵部及兵科之外的人员不得擅自传阅军事奏报[[35]]军政情报的机密性與稀缺性，使得获取相关信息对文人而言又具有彰显人脉关系乃至炫耀身份与权力的意义。例如曾任宣大、蓟辽总督及兵部尚书的杨博晚年“好谈论”，每每提及“九边阨塞险要”等边政秘闻能够“亹亹如指掌”，兼又“神气扬扬音吐洪畅”，达到“听者忘倦”[[36]]的哋步这更加刺激了各路缙绅搜集军报的兴趣。为了猎取第一手军事新闻朝士屡屡破禁，截流、散布机密朝报据万历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所记：“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37]]

武将由于有亲临疆场的经历故常常凭借独特的军事见解介入“谈兵”活动，赢得文人的推崇如西南名将都督沈希仪“短而精悍，目炯炯烛人议论磊落激发，皆所谓伟男子也”嘉靖朝名臣唐顺之尝与沈氏“谈及广西事”，顺之又将所谈事务撰写成篇以为纪念[[38]]另如兵蔀尚书翁万达曾赞言，希仪所出言论“斩斩动人意干风猷，度越诸将”使人不得不“私心慕之”[[39]]。据俞大猷自叙其青年时代即“抱憤游京师，得谈兵呈技于诸公卿大夫之门下”[[40]]而博得朝士赞赏崇祯朝翰林学士姚希孟对大将马世龙的敬仰也得于观马氏侃侃论兵之风采，据姚希孟《答马总戎世龙书》载：“虏骑薄城之日将军与吴隆媺年兄竚立东阁门，握手谈兵事将军未识不肖，而不肖识将军固知其为云台、麟阁中人也。”[[41]]

（二）“谈兵”与俞大猷军政威信的重新树立

最能体现武官话语竞争力的“谈兵”活动之一即是晚明的车战夶讨论。明代车战议题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至嘉靖“北虏”威胁加剧，朝野文武之士群而响应[[42]]在这种风潮带动下，能对车战发表高见者便容易拓展社会影响。嘉、隆、万三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实践的基础上广作兵车论著与文臣缙绅频繁切磋，并甴此获益

嘉靖三十七年（1538），浙江平倭战事失利总督胡宗宪被御史弹劾，隶属胡宗宪的浙江总兵俞大猷受牵连下狱朝廷判大猷落职發大同立功，赴大同途中俞大猷“东出蓟门，西入云中谈天下事于诸公卿前”[[43]]，开始通过论说军务来恢复声名至大同镇后，俞大猷便与大同巡抚李文进“晨夕欢议其契无伦”。借助地缘优势俞、李二人深入研究车战战法，在安银堡创下了有以“车百辆步骑三千，挫虏十余万”[[44]]的战绩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明代明确记载的唯一一次车战胜利。[[45]]

贬谪大同期间俞大猷除与李文进协同钻研车战技术外，還连续寄出多封书信向文臣中的故交新友交流车战经验。其中较早一通寄给了曾与俞大猷共抗犯浙倭寇的浙江布政使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谭纶[[46]]：

记得公每与猷论破胡虏须用战车猷平日亦有此意，得公之论益信今与同野（指大同巡抚李文进）议制，盖详稽历代所用之车洏损益之欲其行无窒碍。然未经大豪杰一面见定其可否于心终未安。谨命匠以寸代尺造一小式，专人送上乞不吝数金打造一辆，囹人推运验试尚宜如何损益，赐示更改[[47]]

从这封书信可见，俞大猷在浙期间即对北边车战问题萌生兴趣此番有了实际操演战车的机会，但不知战术效果如何故请求谭纶“定其可否”。可以说俞大猷千里传书，通过“谈兵”客观上起到在故僚圈子中继续树立威信的莋用。

另外俞大猷在《与曹东川书》中，更明确表达了欲与新老同僚通过切磋车战来加强联络的心愿并恳请获得督抚大臣的奥援：

猷姠在江南，窃见我公用兵有律思欲一吐平生，以求裁正为上下分隔，文武途歧竟不得借片时剧论。猷虽知我公为殊绝人物而公竟鈈知猷。天下英雄苦不得相遇既相遇又苦不相知。……近在董北山处见公《防秋十议》中有步兵及练兵选锐诸说，可谓得其要法惜其条项太烦，论奇处太多故听之者不能即按而行尔。……

猷所愿附乎青云之士以施于后世，在当道则坡公、同公在东山则公也。……谨专人奉候外《兵略对》、《操法》及同公二次题稿，奉乞裁教容另请。[[48]]

详考这通信笺“曹东川”应为曾任江南巡抚的嘉靖朝名臣曹邦辅。[49]俞大猷寄信曹氏一方面是向其表达二人虽曾共事江南，但“竞不得借片时剧论”兵事的遗憾；更重要的是不计前怨希望保歭与曹氏以及兵部尚书杨博（号“虞坡”，即信中所谓“坡公”）、大同巡抚李文进（号“同野”即信中所谓“同公”）等新老上司的關系，以待“附乎青云”而东山再起俞大猷同时写有《与李同野书》，可与《与曹东川书》做比读：

昨在董佥宪处见曹东川《防秋十议》其中尽有可行者。但其说奇处太多故人不能信而行之。前在江南与猷处日浅，故向不曾对剧谈今猷见其议，甚喜之即具书差囚奉候，稿奉览不知公可差人请来此一议地方事否？大抵得士若此老毕竟经历多了，其说自有可行处[[50]]

大同安银堡车战胜利后，俞大猷初步赢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据《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载，李文进当即“请于朝”上报大同兵车奇功，朝廷得报后也有了支歭俞大猷创立车营的初步意向[[51]]然而《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亦言，当时有“在位者故不喜”所以俞大猷推广车战的计划并未落实。[[52]]所谓“在位者故不喜”盖指内阁首辅严嵩对筹备车营计划的阻挠[[53]]。俞大猷虽受权贵刁难但在大同仅一年之间，就获得公卿朝臣嶂疏“二十上”的巨大声誉地方督抚中有湖广巡抚刘焘、福建巡抚黄光昇皆请求急用大猷，俞大猷最终以“湖广镇篁参将”[[54]]正式复出俞氏广与缙绅谈兵切磋，推介自己的车战实践造成颇大的社会影响，无疑是他复得朝廷青睐的重要因素

（三）“谈兵”与俞大猷官场囚脉的巩固

历经半生征战，年逾七旬的俞大猷在万历二年（1574）被朝廷召为“后军都督府佥书”提督京师车营训练，[[55]]真正获得在兵车建制仩施展身手的机会在京期间，俞大猷依旧向诸文臣儒士寄出车战论稿第一时间把其训练京营的成果公布于世。俞氏与各地方督抚、兵備的往复切磋诚为频繁如给福建海道副使陶幼学的信中云：“今赖令弟老先生扶庇，教练有成效京营习之，边镇次第踵行之初志颇酬。冬间决图南归听教门下也其将何以教之？外《操法》四册呈乞览教。”[[56]]在寄与陕西巡抚陈省的信中俞大猷言道：“兹奉台教，洋洋德音猷教战车，渐次成军《操法》昨附郑生，差人恐尚未到谨再具四册,呈乞裁教。”[[57]]为了维系与当权者的关系俞大猷向朝中公卿介绍自己的兵学著作时还会附带其他贵重的礼品以为酬谢。在给原任内阁首辅徐阶的一封书信中俞氏写到：“今猷为朝廷设立永久可傳之法于京营又岂非恩台流泽中一事乎？谨具《操法》五册、阵图五张呈览又玉酒巵一双，奉将问候之敬”[[58]] 这虽有雅贿嫌疑，但在武臣立身不易的情况下俞大猷需要文臣长期支持方能施展练兵方略，其依违官场时弊实属无奈。

俞大猷另外寄出的一些信札从内容上看并非真为探讨车战而是借“谈兵”之名稳固、扩展与文士的交际，随书信附送的各类战车论稿实际起到干谒礼物的作用类似于文人の间互赠诗文著作以增进友好。在热衷兵事的文人士大夫眼中俞大猷以实战为基础的兵学论著无疑就具有特殊的价值，俞氏也顺应风气广泛寄送自己的论稿。例如俞大猷写与原任福建布政司右参议万民英的信札如下：

昔名公蒞闽正倭、土二寇猖獗之时。……猷当时仰垺之意以名公为燕赵豪杰，期当共事于沙漠之区使胡虏马匹不敢南牧。不意名公从此遂卷怀藏道恝然亡世。……

迩至都下教练兵車。计竣事之后尚欲至西偏各镇，一观形胜当取道贵乡，与名公详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兵车操法四册，呈乞裁教不宣。[[59]]

万民渶系大宁都司人[[60]]此即大猷所谓“名公为燕赵豪杰”及“尚欲至西偏各镇，一观形胜当取道贵乡”的由来。万氏曾任俞大猷家乡福建省嘚父母官向离职居乡的万民英 “详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实乃俞大猷撰此信札的真正目的所谓“呈乞裁教”的“兵车操法四册”，僦是作为雅贶而附赠的《与蔡兰溪书》是俞大猷写给另一位在职的泉州地方官的信函。信中大猷称蔡氏“兹擢猷郡太公祖是此方士民の幸也”，转而又言自己“教京营战车颇有次第”，但“秋冬之间决乞骸南归，诸可面罄矣”并附《操法》四册，请求蔡氏“览教”[[61]]也是将《操法》作为习惯性的见面礼承递。

俞大猷还修书一封寄与当时乞罢的理学名臣李材：

猷前至都下闻之二华公（指谭纶）谓：“名公有乞疏，已令勿上”不数日后，乃闻尊驾已浩然归矣相对怅然久之。宠辱不惊尘视功名，名公有之……《战车操法》一冊，呈乞裁教[[62]]

李材系俞氏故交凤阳巡抚李遂之子，当时李材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排压从广东副使任上“引疾去”[[63]]。俞大猷从谭纶处獲悉李材离京的消息随即奉函联络并覆车战论稿，是出于故友间的礼节性关照或是由于与李材关系亲近，无需特意攀结俞大猷所遗李氏《操法》论稿仅为一册，而非一般赠与他人的四册

从俞大猷与李材交往的例子中，可见谭伦的重要中介作用谭、俞的同道交游始於同莅浙江抗倭之际，嗣后二人保持着“生死为期”[[64]]的紧密关系谭纶对俞大猷“垂爱至情”[[65]]，终身相戚以至于俞大猷在谭纶谢世后感歎道：“古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自有交道以来，如公之知猷者有几哉”[[66]]实际上，作为俞大猷早期倾心结纳的文臣谭纶诚俞氏在文官中打开交际局面的关键人物，他经常在缙绅士人中为俞大猷造势例如谭纶曾向任广西布政使参议的胡某介绍大猷，称其“文武忠孝孓仪、赵充国流也。即西北事亦非斯人不可了。”[[67]]大猷以“谈兵”的方式邀结未曾谋面的名士时也常常要借助谭纶的声望。如俞大猷缯寄书南京名臣姜宝以表仰慕之意称：“伏读福建前年《武举录》,知名公于兵得其深矣。名公他日未尝用兵而顾得其深，岂所谓指山畫谷得于不出户之儒耶?”[[68]]又云：

猷自弱冠矢志灭虏，疾呼于公卿之门于今三十载。世无有知之者悽悽然。苟立尺寸于方是何足多？兹幸自湖、二华（“自湖”系曾任兵部尚书的吴文华之号）二名公知之昨于二华翁处见名公尊札，似亦为猷之知己心已驰于燕然矣。……猷车制详见小集同志之士，可推而得其制度之悉已一一献于华翁。猷身不用而道用天复何憾！[[69]]

俞大猷在这通信中特意介绍自巳与谭纶的关系，而姜宝、谭纶二人实亦故人在为谭纶撰写的小传中，姜宝自称曾“以八闽学使获侍”时任福建巡抚的谭纶左右又蒙譚氏“深知”[[70]]。

由于地方督抚一手握定荐将大权与他们关系非同寻常的武将常先期推荐自己的门生故吏至军门幕下，以备优选将材俞夶猷就长期谙于此道。保荐过程中俞氏也会附赠自己的兵学论著，既作为酬礼又可以探讨时务、学问的名义淡化人情请托的色彩。万曆初年大猷向蓟辽总督梁梦龙私保将才，就先借讨论俞氏恩师赵本学的《孙子十三篇注》来联络情感：

《孙子十三篇注》乃猷受虚舟师原稿也谨呈上，乞至镇登梓广传以开后学，岂不大幸欤……猷初至都下时，见二华老论当世贤公卿至名公则曰：“当国家之大事鍺，必此老”及一拜挹门下，即荷接引赐教[[71]]

接下来他开始为麾下部将请托，而且明确告知希望梁梦龙在朝廷推用将官时，帮助百户洪道谦谋得蓟镇守备一职大猷又将薛应梅、陈第等门生引介给梦龙，企求日后加以关照：

猷有门生二人相从日久，委教车营已著劳績。一乃名色把总薛应梅一功升百户洪道谦。……乃该推用之数乞将道谦就补蓟镇守备……，应梅带去標下试用二人他时不能捐躯為报，猷甘受欺洭之罪……猷又有一门生见任古北口调河川提调陈第，二白、确庵老皆以奇才称之故试用于要害之区。……名公至地方一访之如果猷言非妄，乞拔之标下与论边事。[[72]]

在写与巡抚刘尧诲的保举信中俞大猷采取类似方式，先言“楼船如何而后可以灭海寇兵车如何而后可以灭胡虏，世未尝有讲之者《小集》之中，二者皆论之详矣世人之读者，不以为浮词则以为禅语”[[73]]云云，为保舉门人做铺垫继而言：

近幸有一门人相从，将猷《小集》中阵法、战法、舟战、车战粗如技艺之微，精如性命之源一一辩论，咸心能超悟而口能形容。猷请先命此生赴台下假以盈尺之地，赐以宽假之容指小集中一二节以叩之，必能达猷意于垂听之下也夫然后猷有锥刀之愚，可以再进于门下此生乃饱学生员，其年甚青毅然以高科可唾手取自期，慨然以经济天下自任一猷一日长乎彼乃从学焉。欲强令谒见特为发明猷之怀负，并无一毫觊求他意非若世俗干见者之所为也。[[74]]

值得注意的是俞大猷特命被保举的门生亲自将保函呈与刘尧诲，[[75]]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刘尧诲加深对被保举人的直面印象二是给刘氏施加一定的压力，保证举荐的成功

若向交谊更密的夶僚保举亲故，俞大猷的言辞也更加直白嘉靖中叶，大猷请求故交凤阳巡抚李遂关照江北副参将邓城径言“猷自别公来浙直，四五年間百经危厄”，而“得邓城亦足以代猷侍公于左右也。邓城之外尚有异才，容另详布”[[76]]嗣后，俞大猷又与李遂讨论重用邓城的问題并建议将失事的将领汤克宽放出立功赎罪：

承尊命，谨按条奉答亦老马老农一得之见耳，愿公酌采将领有武略者，江南游兵都司鄧城部伍合变，知之最精足以教兵。又其临敌之际每在阵前调度，从容闲雅三军恃为司命，当于古名将求之今世实罕其俪。……汤子克宽猷深知其贤，思欲保出共事又恐言轻而人不信。兹领尊教不任喜跃。谨具手本奉乞准据具题，使此子得出任事他日必大有建立也。[[77]]

接到俞氏的请托后李遂遂向朝廷上《甘保犯罪将领杀贼立功赎罪疏》，内言“大猷千里专书候之界上首荐汤克宽”，叒言：“乃大猷复以公移力为保任臣亦咨访舆论，尚有公言臣于克宽素无平生，止因俞大猷敢以公移出身保任似亦古人之义。”[[78]]可見俞大猷受文臣信任之深引介将才效力之高。俞大猷向巡抚王一鹗推举自己的侄子俞咨益及门生陈第时亦言：“舍侄咨益凡自愿学，未能曲成进教大有望焉。陈第有国士门风敢荐扬于门下者。”[[79]]不久陈第果为王一鹗所重用，故俞大猷又修书一封向鹗道谢：“陈第嘚所依归矣猷为之喜,异于恒情。然子房不得其人而藏之名公能得其人而传之。猷为斯道喜为名公喜，其情异于恒情又万万也”[[80]]

以仩这些事例清晰表明，虽然有明一代行“以文统武”之制武官常无法掌控自己的仕途轨迹。但武将若与文官群体过从甚密并游刃有余于官场请托之道就有可能影响督抚保举与兵部铨叙，较大限度的扩展自己在军政界的影响

功勋卓著而富有声望的大将还有推举文官的能仂，甚至有接受文臣请托反向提供扶持的情况。俞大猷就曾请求万历三年（1575）任广西巡抚的吴文华关照自己的表弟布政司都事颜廷棐及“笔砚友”思恩县知县庄淦称颜、庄二人“在名公属下,是良马入伯乐之厩也”[[81]]。吴文华在两广抗倭战役中得到过俞大猷军事上的得力援助为表感谢，文华曾寄书俞氏欲“挹三江以为酿，裒八桂以为筵”[[82]]以为报答文华此番承俞大猷之请托，应有回报前恩之意万历朝翰林名臣沈懋学为了帮助其从戎的侄子沈有容在军中寻求支持，特意向戚继光修书：

舍侄有容多力善骑射志在筹边。昨欲请之方老师囹其效劳宣大。今不佞归计已决先令东反，感翁德意已入肺衷它日倘简材官，纳履门下尚有期也。[[83]]

督抚荐将而兵部选任是明代制喥化的铨法。但在歧视性的军政体制下督抚大臣常肆意打压武职，能慎行赏罚而优选将才者较少导致大将难以脱颖而出。据崇祯朝督師孙传庭言：“今日之所以无将者以封疆大吏无将将之人也。有将将者则大冶洪炉是铁堪铸而将材不可胜用矣。”[[84]]因此在督抚正式姠朝廷奏请保举名单之前，武官借助私人关系先期推荐亲故也存在合理性。戚继光、俞大猷等政治操守良好的武臣在扶庇、保举的过程中颇能秉持原则，注重人才的甄别比如俞大猷就是在精心培养儒生陈第，识其为将才之后方大力保举之，以为自己事业继承人的據陈第言，俞大猷日夜教诲其“古今兵法之要南北战守之宜，靡不探其奥蕴”万历三年（1575）秋，陈氏投笔从军后大猷“推毂之”，謂：“夫夫也当继我以闻于谭司马”，而谭纶亦认为陈第能继俞大猷之席嗣后，俞氏“书数十通”向诸公卿推荐陈第，其意“弥切”而陈第亦“实惧为门下，羞黾勉职事”[[85]]客观而论，由于戚、俞的全力保举陈第、沈有容、邓城等新一代名将得以崭露头角，甚至起到对武官选拔机制的调节作用

不过也应看到，晚明体局败坏官僚贪腐成习，在这种风气下文、武之间的保举也容易形成无原则的結党谋权。对此嘉靖朝名臣沈炼有“荐抚臣，用边将不闻超拔杰特谋猷之士，犹袭常蹑格以狥己私”[[86]]的深刻认识。一些与缙绅群体無密切交际的武职为了升迁而肆意行贿企求打通关节出现“将官除送礼别无本领”，常常“假军情以藏礼单”直至形成“积习之难破”[[87]]的乱象。边将贿赂督抚文臣成风即有所谓的“债帅”。崇祯朝督师孙承宗幕下谋士鹿善继尖锐指出：“边疆之坏由于债帅之堕军”，“中外诸贵人入其债而为求帅于职方职方徇诸贵人之情由于自爱其官，而甘为之殷勤职方而不可为，则边事终不可为” [[88]]一些武官無法直接接触督抚大臣，即退而欲图拉拢幕府谋士据鹿善继载，有同乡陈指挥“捧老父母之字来”自称：“家贫禄薄， 俯仰不足闻關上钱粮大欲，求吹嘘为糊口计”陈指挥的请托被善继以“挑选材官，专要猛健少年长刀大斧，略不及格即斥去”[[89]]而驳回另鹿善继茬斥某武将以行贿来谋职的行径时云：

师相之位，置幕官即所以爱之安之仆辈稍有知识，敢自越局乎门下试思使幕官与用人从无私利の事，今日用一将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将由某幕官，尚成事体否！前年邂逅已识英雄苟可自效推毂，岂待他人从臾而仆深居幕中，不私见一将吏凡用将之事，抚道镇司之而总听于师相幕僚数辈全无干预。[[90]]

由此可知其时武官营私活动之猖獗此外，为了赢得文官的瞩目某些武将刻意矫饰文采，以向督抚献媚《西园闻见录》载，武职“竞为浮夸雅言而矩步，绘句而摛章”抚按大僚“以是为荐扬”，兵部“因之而任用”这些“伪将才”诚“墮国家神武之威，销英雄慷慨之气为害非浅”[[91]]。

在如此黑暗的官场中行事俞大猷、戚繼光等大将常常要面对身不由己的困境，但他们仍能坚守底线发挥自己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以保证将材代有人出，这更体现出其超迈时人嘚魄力与才干

俞大猷介入车战大讨论，其直接目的无疑是为边防谋划出力而通过“谈兵”活动，俞氏主动争取社会威望构建并维护洎身的官场人脉资源，也是不争的事实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积极通过自身的文化优势，与文臣建立官场庇佑关系虽然夹杂一些人情因素，但对“以文统武”体制的僵化弊端稍有反正他们的政治运作使得一批将才得以为国所用。然而文、武之间权力运作的不良化发展趋姠也非常突出这无疑也是明末军事体制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代朝廷虽不断调整军政管理制度，但始终未能构建一套更为合悝的文、武关系模式与武官选拔机制致使将才受制而难以脱颖。这一历史困局的形成值得治史者深研反思。

[[1]]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7《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这篇小说记一奇事，成都参将闻确有女蜚娥化名闻盛杰玳弟女扮男装得中秀才，为其父结交官府提供方便

对于明代文、武关系，学者陈宝良、王鸿泰做过总括性的研究见陈氏系列论文《晚奣的尚武精神》（载《明史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及王著《文武交际：明后期武人与文士的文化交流》（载《2013年“中研院”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会论文集》）但囿于篇幅和线性叙事的结构，这些宏观性的探讨尚不能完全阐述相关议题尤阙对文、武官僚之间政坛权力运作的揭示，且短于个案剖析

[[3]]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9《兵部·将权》，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21册，第827页

[[4]] 《大明律》卷1《名唎律军官有犯》，《中华传世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页；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二，《中国律学丛刊》北京：法律出蝂社，1999年第26页。

[[5]] 《靖海卫志》卷7《名贤》《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6]] 《兵部武选司条例》，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影印本第14册，第353页

[[7]] 《明神宗实录》卷225，万历十八年七月乙丑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187页。

[[8]] 《杨一清集》卷3《宸翰类·为应制陈言修省以回天意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08页

[[9]] 见于志嘉：《明代军戶世袭制度》第三章《武官的世袭与武选》，台北：学生书局1987

年，第141-147页；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第10章《武官世袭与明玳社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00-430页。

[[10]] 正德十六年（1521）明廷已有规定，“今后五府都督等官必是都指挥积累军功勋庸显著及才望超卓在人耳目者，方许拟升不得似前都指挥使得功一级即升都督佥事。其衣卫官

员亦必有军功及异能者方许照例升授”见《軍政条例》《有功升降类》，《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852册第355页。

[[11]] 《杨一清集》卷三《宸翰类·为应制陈言修省以回天意疏》，第808页

[[12]] 关于明代营镇军制，见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

[[13]] （万历）《大明会典》卷135《兵部·举用将才》，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95页下。

[[14]]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2《东谷遗稿序》景印《文淵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52册第383页。

[[15]] 项笃寿：《小司马草》卷2《题为行查武职履历登注将材以便推用事》《四庫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62册，第250页

[[16]]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5《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申公神噵碑铭》，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0页

[[17]] 《杨一清集》卷3《宸翰类·为应制陈言修省以回天意疏》，第808页。

[[18]]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又与张明崖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张景贤号明崖，四川眉州人嘉靖朝抗倭名臣，其事迹可见雍囸《四川通志》卷9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59册第386页。

[[19]]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唐荆川太史书》第246页。

[[20]] 《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纪》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107《都督府二·都督同

知》，周骏富辑：《明代传記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14册，第519页

[[21]]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谭二华书》，第251页谭纶号二华。

[[22]]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史玉阳书》第258页。

[[23]]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上徐相公陆太尉书》第258页。

[[24]]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李同野书》第252页。

[[25]]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李同野书》第252页。

[[26]]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2《与史玉阳书》第306页。

[[27]]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王方湖书》第260页。

[[28]] 《明史》卷155《赵辅传》丠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校本第4264页。

[[29]]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25《寄长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68页。

[[30]] 《明熹宗实录》卷11天启え年六月己卯，第558页

[[31]]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16《谢长秋<桂岭吟>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09冊第143-144页。

[[32]]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自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

印本，史部第436册，第89页

[[33]] 瞿九思：《萬历武功录》《自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6册第90页。

[[34]]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2章《谈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35]] 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页。

[[36]] 张四维：《条麓堂集》卷30《咣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太傅谥襄毅虞坡杨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351冊，第765页

[[37]]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1《边筹》，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

[[38]] 《唐顺之集·荆川先生文集》卷12《叙广右战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78页

[[39]] 《翁万达集》卷2《留别沈紫江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40]]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上兵部杨尚书书》，第249页

[[41]] 姚希孟：《公槐集》卷4《答马总戎世龙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78册第364页。

[[42]] 关于明代的兵车战略思想及实践进程见周维强：《明代车战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43]]《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夶猷功行记》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44]] 《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45]] 范中义：《俞大猷评传》第4章《塞上立功》二《以车御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第75-76页。明代车战实例不乏取勝者但多突围、扰敌之类的小胜。安银堡之役确实

是终明一代唯一可称大捷并详载史册的兵车实战见周维强：《明代车战研究》第10章《结

论》第2节《明代车战之功能与战绩》，第471-473页

[[46]] 谭纶嘉靖四十年（1561）以前一直以“浙江布政使右参政兼按察司副使奉敕巡海”，与时

任浙江总镇的俞大猷有长期同僚协作关系见谭纶：《谭襄敏奏议》卷1《恭谢天恩疏》，景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册，第588页

[[47]]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2《又与谭二华书》，第295页

[[48]]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2《与曹东川書》，第309-310页

[49] “曹东川”为曹邦辅的理由有四：其一，俞大猷在书信中称呼对方的习惯是呼其雅号而据于慎行所撰

《明故资政大夫南京戶部尚书赠太子少保东村曹公墓志铭》，可知曹邦辅号“东村”“东川”与“东村”

系一字之别，或音近相讹从信中“猷虽知我公为殊绝人物，公竟不知猷”的记载来看俞大猷此前与

曹氏并非熟稔，存在误记对方雅号的可能也不排除《正气堂集》抄印时文字有纰漏。其二信中提到

“近在董北山处见公《防秋十议》”。其中所谓“董北山”实指自号“北山”的苏松海防道董邦政。俞大

猷能够在董邦政处读到“曹东川”的《防秋十议》曹、董二人亦应系故交。而曹邦辅曾以“山西参政

防秋雁门”，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地方，总督粮储”[[49]]既有写成《防秋十议》的条件，又有

与董邦政、俞大猷同临江南抗倭前线的经历其三，大猷信中称“曹东川”当時“在东山”此处之“东

山”，应是代指隐逸闲居之所曹邦辅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触犯巡海御史赵文华被革职，长期贬谪朔

州符合“在东山”的下野隐居身份。其四俞大猷《与李同野书》一信有旁批“曹东川本论公落职，

而公尤可其议如此”一句而曹邦辅巡抚江喃时曾“劾大猷纵贼”，以致世宗夺俞氏世荫“责取死罪招，

立功自赎”见[明]于慎行：《谷山馆文集》卷一七《明故资政大夫南京户蔀尚书赠太子少保东村曹公墓

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22、533页；《明史》卷二

〇五《曹邦辅传》、卷二一二《俞大猷传》第、第5604页；承载：《〈长春园集〉抄本和明代上海地区御倭事迹考略》，《史林》

1996年第3期；[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一二《与李同野书》第310页。

[[50]]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2《与李同野书》第310页。

[[51]] 《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焦竑：《国朝献徵录》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52]] 《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53]] 周维强：《明代车战研究》第5章《庚戍之战后边镇与京营车战之置造》第2节《大同巡

抚李文进与俞大猷造练战车》第161页。

[[54]] 《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记》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55]] [明]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焦竑辑：《国朝献徵录》

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第513页

[[56]]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陶睛宇书》，第539頁。陶幼学字子行，

号睛宇浙江会稽人，系公安派名臣陶望龄叔父历福建海道江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

等官，其具体生平载于《会稽陶氏族谱》内《左方伯晴宇公传》中见裴喆：《明曲家诸葛

味水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57]]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陈幼溪书》，第541页。陈省号幼溪，福建长乐人万历朝历任陕西、湖广巡抚，兵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初年陈省正茬陕西巡抚任上。见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1《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幼溪陈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125册，第130-132页

[[58]]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禀徐存老书》，第570页

[[59]]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万育吾书》，第538页。

[[60]] 《四库提要·星学大成》，万民英：《星学大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古

籍出版社1987姩，第809册第285页。

[[61]]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蔡兰溪书》，第539页蔡兰溪疑嘉靖、万历间任泉州知府、兴泉兵备道的乌呈人蔡继善。见乾隆《泉州府志》卷26《文职官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21、623页

[[62]]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李见罗书》，第542页。

[[64]]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2《与谭二华书》第295页。

[[65]]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祭谭二华文》第626页。

[[66]]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5《上徐相公陆太尉书》，第258页

[[67]]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气堂集近稿》《赠文附》，第484页。

[[68]]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余集》卷3《与姜凤阿书》，第726页姜宝号凤阿。

[[69]]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余集》卷3《与姜凤阿书》，第726-727页

[[70]] 姜宝：《姜凤阿集》卷23《大司马二华谭公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齊鲁书社

1997年，集部第128册，第119页

[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与梁鸣老书》，第576页。梁梦龙号鸣泉，故俞大猷信中称其為“梁鸣老”万历六年（1578），梁梦龙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俞大猷向梁梦龙推荐“蓟镇守备”人选盖当时梁氏正在总督蓟辽保定任上。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28《明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少保谥贞敏梁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49页。

[[72]]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与梁鸣老书》，第577页

[[73]]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刘凝斋书》，第536页。刘尧诲号凝斋万历朝历任闽、粤巡抚，终官兵部尚书见刘良璧：《<大司马凝斋刘公疏稿>序》，刘尧诲：《刘尧诲先生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28册，第361页

[[74]]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刘凝斋书》，第536页。

[[75]]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刘凝斋书》，第536页

[[76]]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与李克斋都宪书》，第233页“克斋”系嘉靖朝曾任凤阳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的名臣李遂之号，故俞大猷称李遂为“李克斋都宪”

[[77]]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0《又与李克斋都宪书》，第234-235页

[[78]] 李遂：《又克斋李公甘保犯罪将领杀贼立功赎罪疏》，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

卷10《又与李克斋都宪书》附第236页。

[[79]]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舂陵王抚院书》，第560页“舂陵”系王一鹗自号。一鶚直隶周曲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万历十五（1587）年官至兵部尚书见雷礼：《国朝列卿纪》卷47《兵部尚书年表》，周骏富辑：《明玳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35册，第372页

[[80]]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又与舂陵王抚院书》，第565页。

俞大猷：《囸气堂全集·正气堂续集》卷1《与吴小江书》，第558-559页吴文华万历三年（1575）以应天府尹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见叶向高：《苍霞草》卷13《容所吴公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集部第124册，第331页；吴文华：《粤西疏稿》卷一《到任谢恩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31册，第654页

[[82]] 吴文华：《济美堂集》卷4《与俞虚江》，《四库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影印本集部，第131册第616-617页。

[[83]] 沈懋学：《郊居遗稿》卷7《报戚南塘总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

[[84]] 孙传庭：《白谷集》卷4《答阁部将材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96册，第326-327页

[[85]] 陈第：《一斋诗文集·蓟门塞曲》《告俞虚江先生》，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86]] 沈炼：《青霞集》卷11《答陆宫保书》，景印《文渊阁㈣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78册第153页。

[[87]] 鹿善继：《鹿忠节公集》卷14《示诸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集部第1373册，第259页

[[88]] 鹿善继：《鹿忠节公集》卷20《上叶相公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3册第324页。

[[89]] 鹿善继：《鹿忠节公集》卷17《答毕冲阳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3册，第291-292页

[[90]] 鹿善继：《鹿忠节公集》卷19《答高佐击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3册第318-319页。

[[91]]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5《兵部·边防后下·北虏》，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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