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绝非“教师之祖”，更非“人民教育家”，
一、孔子绝非是“教师之祖”
子曰：“吾十五志于学，……”（《论语·为政·2·4》）
秋，郯（tán）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hào）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jū）鸠氏，司马也。鸤（sh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gǔ）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zhuān）顼（xū）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史记·孔子世家》）
甘罗曰：“夫项橐（tuó）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战国策·秦策五》）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
……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宏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列传》）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曰：“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qí）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庄子·养生主》）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庄子·庚桑楚》）
鲁有兀（wù）者王骀（tái），从之者与仲尼相若。(《庄子·德充符》)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庄子·庚桑楚》)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kuí）、靖叔。（《吕氏春秋·当染》）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离谓》）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论衡·讲瑞》）
孔子自称自“十五”岁，开始立志于“学”。因孔子“少也贱”（《论语·子罕·9·6》），肯定没有资格入官办的奴隶主贵族子弟“官学”学习的机会，只能入私人办的“私学”或者自学，但绝不会完全靠自学成材。孔子都曾向哪些人求学过，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如何，现仅有些片段资料可以考查，但就由这些片断资料已足可以说明问题。显而易见，这些孔子从学过的“私人讲学”者的“私人讲学”就皆早于孔子的“私人讲学”，岂有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始？！岂有孔子是“私人讲学之祖”之实？！称孔子的“私人讲学”是“私人讲学之始”，称孔子是“私人讲学之祖”，不符合历史事实。它不仅推后了“私人讲学”的历史进程，也是认错了庙门，拜错了祖宗！
郯子用远古传说向鲁大夫叔孙昭子解释官职名称的历史变迁，孔子听说后大为钦佩，曾“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是一个重要信息：由孔子求学于郯子之后，说他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来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经是在孔子很久很久，甚至数代人之前的事情了。“学在四夷”，是“天子失官”，流落民间，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结果。以至于“学在四夷”的悠久历史，而使世人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天子失官”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在“四夷”之“学”，当然不是靠“官”，而是靠“私人”传授了。这也就是说早在孔子很久很久之前，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民间就出现了私人讲学、私人授受学问的现象。这说明开创“私人讲学”的事与孔子无关。“私人讲学”既是“学在四夷”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学在四夷”的发展。“私人讲学”之始，也是在孔子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显然，“私人讲学”之始，与孔子没有丝毫关系。孔子之讲学并非是“私人讲学”之始，当然孔子也就并非是“私人讲学”之始者。称孔子讲学是“私人讲学”之始，孔子是“私人讲学”之始者，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犹秃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所谓孔子“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完全是在说谎，胡说八道！扯屌蛋！其实说孔子“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这句话本身就荒谬，不合逻辑！它不仅颠倒了本末，也颠倒了因果！“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是开启了“学术下移”，并非是“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那么大的一大堆专家学者权威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其眼瞎！心死！《左传·昭公十七年》上白纸黑字写得说得清清楚楚：“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其还在胡说八道欺骗人！真让笔者为其汗颜！
是什么打破了“学在官府”，而使“学在四夷”？这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是：“天子失官”。因为“天子失官”，造成“学在四夷”，从而打破“学在官府”。对此，孔子也表示“犹信”。并非是“私人讲学”，打破“学在官府”，造成“学术下移”，“学在四夷”，更非是孔子的“私人讲学”，打破“学在官府”，造成“学术下移”，“学在四夷”。
再则，既然说孔子的私人讲学“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早就有“学术下移”，而这早就有的“学术下移”，其本身必然是来自于早就有的“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这就更使孔子“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成为谬论！没有“天子失官”，失官官员流落民间，就没有“学术下移”，“学在四夷”；没有“学术下移”，“学在四夷”，也就没有“私人讲学”；没有“私人讲学”，也就没有“学在官府”的打破。首先是“天子失官”，失官官员流落民间，致使学术流落民间，造成“学术下移”，“学在四夷”。这也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而“学在四夷”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从而催生了“私人讲学”的新生事物。“私人讲学”是“学在四夷”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的结果，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学在四夷”和打破“学在官府”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少也贱”的孔子，在“学在官府”的时代，没有机会“学”，其“学”只有在“学在四夷”，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出现了“私人讲学”之后的时代，才有可能。孔子的“学”，不可能来自于“学在官府”的“官学”，只能来自于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在四夷”的“私人讲学”的“私学”。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没有“学术下移”，“私人讲学”，孔子何以得“学”？没有打破“学在官府”，“学术下移”，孔子“私人讲学”何以得行？孔子的“学”之所以可得，孔子的“私人讲学”之所以可行，就是得益于早已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术下移”，“四夷”有“学”，“私人讲学”遍是的社会条件。不仅孔子的“私学讲学”，是得益于早已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术下移”，“四夷”有“学”，“私人讲学”遍是的社会条件；孔子的“学”，也是得益于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术下移”，“四夷”有“学”，“私人讲学”遍是的社会条件。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19·22》）
孔子之“学”，就是来自于那些的流落于民间的大小“逸民”、“遗民”的“私人讲学”。而且这样的“私人讲学”者，人数众多，到处都有，大小优劣，参差不齐。此文，就完全戳穿了所谓孔子“私人讲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的谎言！
《论语·述而·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八佾·3·14》：“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先进·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是一个死守传统的人。在“学在官府”的时代，孔子无处可“学”，甚至于让“少也贱”的孔子变成“少也贵”的孔子，有机会在“官学”中“学”，他也不会也不敢与“学在官府”的传统叫板，而去“创立”“私人讲学”，当然他也不会放弃“官学”的优厚俸禄，而宁要“私学”的微薄“束脩（xiù）”，更不可能因孔子创办了一个“私人讲学”，就把周王朝“学在官府”的传统打破了！这也太过高地估计了孔子的能量！而太过低地估计周王朝的力量了！太低估鲁国的力量了！周王朝不是纸糊的！鲁国也不是纸糊的！注意：“学在官府”，也是“周礼”！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这不仅说明孔子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出口成章，鼓弦皆乐”的天才，“十日不进”，笨得亦倒可以，与常人没有多大差异，也说明孔子的鼓琴技艺是向襄子学习的。据崔述考证孔子“学琴当在少年时”（《沫泗考信录·卷二》），时孔子必还没办“私学”，也还不可能办学。襄子就是孔子的在其“私人讲学”前的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的一个“私人讲学”者。由此看来，在孔子少年时，“私人讲学”早已成为风气！
“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此事，在《淮南子·说林》、《史记·甘茂列传》、《新序·杂事》、《论衡·实知》等都有相同的记载。《淮南子·说林》注：“项橐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孟苏夔、靖叔，笔者还不得而知。老子姓李，名聃，是东周时楚国的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巢云居《太上老君传》说其出生地是今安徽省涡阳县），曾在东周王朝中担任过掌管图书史料的官职。老子“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孔子曾不辞千里迢迢，由鲁（今山东省曲阜）到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向他学习“礼乐”。老子是个“私人”讲学者，从其学者很多。其中，孔子就是一个。后来，孔子在对其弟子讲述他对老子的印象时，敬赞老子“犹龙邪！”像“龙”一样神不可测！
在历史上，孔子是以“知礼乐”著称，但由“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看，孔子在去周洛邑向老子求学之前，还没有“通礼乐之原”，“礼乐之原”还独在老子之处。孔子“通礼乐之原”是在他去周洛邑向老子求学之后的事。由“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看，孔子确实到了周洛邑并向老子求学了礼乐。由“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看，孔子在周洛邑对老子的求学很成功，成绩很大。由孔子敬赞老子“犹龙邪”看，孔子认为老子作为其师是完全合格的。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老子在洛邑从开始“私人讲学”到消息传到鲁曲阜，也得需要些时日。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仲尼……见于郯子而学之”、“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是私教于孔子，还是官教于孔子？孔子是私学于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还是官学于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毫无疑问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是私教于孔子，孔子是私学于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故从事于“私人讲学”在孔子从事“私人讲学”之前而做过孔子的老师者至少就有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等等，而他们还不是开私人讲学之风者，在他们之前，还有许多。但他们的“私人讲学”至少都要比孔子的“私人讲学”早，他们的“私人讲学”的存在，也就完全否定了孔子开创“私人讲学”，是“私人讲学之始”者的神话。更何况还有比这些人办“私学”更早的人，他们才是在教育领域上“私人讲学”的开创者。“教师之祖，首开私人讲学新风”者的桂冠，无论如何是轮不到孔子头上的。
许多古籍的记载说明，春秋末期“私人办学”早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就已经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如在子产执政时，郑国有个邓析就办学执教，负有盛名。邓析著《竹刑》，专门讲刑法。凡是献给他衣服、短裤者，就可以向他学“讼”。当时在他门下求学者很多。现在虽不敢说郑国邓析是“私人讲学”之祖，但他专门从事有赏讲刑法，教人“讼”，很可能是一个开律师之风先河的鼻祖。
就以上诸人而论，其中子产生卒之年，约公元前580—前522年；老子生卒之年，大约是春秋中末期人，与孔子同时且早于孔子。而孔子的生卒之年，是公元前551—前479年。
孔子生时，子产二十九岁；孔子十五岁，志于学时，子产是四十四岁；子产死时，孔子是二十九岁。“邓析务难之”，私人教授“讼”，是在“子产治郑”时期，即至少是在孔子二十九岁之前。《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gèng），日有食之。’”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时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也就是说孔子三十岁时，并未“立”，不仅未“立”，甚至于三十四岁时，还在学“礼”于老聃，仍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由此，还可见老聃不仅教孔子“理论”，还带着孔子“实习”。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1·1》），原来实是老子的。钟肇鹏说：《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曰：‘孔丘，圣人（笔者：据说殷奸微子其弟微仲衍就是孔子的远祖。微子卒，由微仲衍继位。见《论语·微子·18·1》注解）之后也。……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可见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学礼当在此年。此时，孔子三十四岁。因《左传》记此事在昭公七年孟僖子病时，连带叙述了他死时的话。孟僖子，《史记》中作孟厘(ｌí)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年十七，孟厘子卒”，乃误记于昭公七年。由孟僖子之言，也可知当时私人讲学和找私人求学早已经是一件很平常普遍的事情。当孔子三十四岁时，孟懿子找到孔子表示要向其学“礼”时，孔子一看自己那点“武艺”不行，才只好约孟懿子及南宫敬叔一同到周找老聃学“礼”。这就是说，孟懿子找到孔子，表示要向其学“礼”时，孔子是三十四岁。这至少说明孔子的私人讲学，至多是其三十四岁或之后的事。而此时，早有老子在周洛邑（今河南洛阳）从事私人讲学，且名声很大。否则在当时交通和通信相当落后和不便的情况下，在鲁（今山东曲阜）的孔子，何以会知道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洛邑有个“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的老聃正在收徒讲学？因此，说“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连鲁大夫孟僖子也送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经声名遐迩”的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完全是在说谎，胡说八道！扯屌蛋！真让笔者为其汗颜！
鲁昭公七年时，孔子是何情况呢？《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绖(ｄｉé)，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士也。’孔子由是退。”注意：“季氏飨士”时，孔子已经为“士”，所以“孔子与往”。而此时“孔子要绖”，“丘生而叔梁纥死”，孔子其父早死，孔子此时所“要绖”者必是其母。鲁执政大夫季武子(季孙宿)举行招待“士”的宴会，孔子竟然不知按照周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轻丧不与人乐之”，跑去参加，而被季氏的管家阳虎所奚落。由此看来，孔子很可能就是在经受这一次难堪之后才“志于学”“礼”。按照周礼，在当时国人和贵族中，男子到二十岁时，要在家庙中由父亲主持举行冠礼，才为成年人。而“士”应该是成年男子的事。孔子并非是“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十有五”，孔子还并没有“志于学”，其“志于学”是在二十岁之后。对此，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公元前533年（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十九岁，娶官丌（jī）氏女为妻，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孔子二十岁生孔鲤等，也可为其作为旁证。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还没有“志于学”“礼”。
由此看来，伯昏无人、邓析从事私人讲学的时间，至少都是在孔子二十九岁之前，而孟懿子找到孔子表示要求向其学“礼”时，孔子是三十四岁；而老聃从事私人讲学的时间，也至少是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前，即孟僖子死后，孟懿子及南宫敬叔找到孔子表示要向其学“礼”之前。
伯昏无人、邓析是私人讲学，而绝非官方讲学。这一点只要看看其学生的成员和所授的内容即可。诸如对邓析是“民之有狱者”，所教的内容是“讼”；对伯昏无人是“申徒嘉，兀者也”，所教内容诸是“游于形骸之内”等。先不说与孔子并立“私人讲学”且与孔子“相若”的鲁“兀者王骀”、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回不去”的鲁少正卯，以及“少年时”“孔子学鼓琴”的襄子和“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的项橐等，就仅由上述资料看，至少郑伯昏无人、郑邓析、襄子和老子“私人讲学”就要比孔子早得多，要说开“私人讲学”之风者，也得是他们，是他们开创了“私人讲学”的之风，而不是孔子。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鼓吹“克己复礼”，焉会有开创“私人讲学”之壮举!
反动统治阶级可以称孔子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等等，那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孔子的炒作和吹捧！但绝非在孔子之前，中国只有官府办学，教授贵族子弟，叫做“学在官府”，从孔子聚徒讲学开始，才有“私人讲学”。“私人讲学”绝非是孔子在教育领域上的创举。至少伯昏无人、邓析、襄子、老子等人的“私人讲学”必先于孔子，王骀、少正卯之教与其同时。只能说在“私人讲学”早已相当普遍后，孔子是一个私人讲学者，是一个私人教授尧舜—文武之道——周礼，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
所谓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先河”之神话，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炒作和吹捧起来的。试问如果说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先河”，那么把孔子青少年时代所从学的老师称做什么？至少他们才是“开创私学”之“先河”者。试问孔子是教师之祖，那么孔子的老师老子又称教师的什么？还有孔子之徒说孔子曾经师从过许多人，称“孔子少学无常师”，企图以孔子“无常师”来否定孔子有师！“常师”是“师”，非“常师”也是“师”。这不仅说明孔子在未立之年青少年时从师之多，也说明当时在孔子未立之年私人讲学者之众，这就更加说明“开创私人讲学”与孔子毫无关系！
仅由对以上事实的分析可见，开私人讲学之风者，第一人乃伯昏无人，其次乃邓析、襄子，再其次乃老子。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14·38》）
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孔子、孟子与“尧舜”、“文武”“八竿子也拨拉不着”，但为“圣”，还是要顺着虚造的蛛丝马迹往上爬的。好像孔子之师就是“尧舜”、“文武”。然而，子贡说孔子对“文武之道”的“学”，是由“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并非直接学自“尧舜”、“文武”；孟子说孔子是“闻而知之”。这些被孔子所“闻而知之”的“贤者”和“不贤者”皆是孔子之“师”！无论“常师”与非“常师”，皆“师”也！孔子绝不是“无师自通”者。非“常师”也是“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之“学”，在有“师”这一点上是否认不了的。孔子“无常师”，也否定不了孔子有“师”的这一个事实。韩愈也说：“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师说》）儒家不是很重视“师道尊严”，鼓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但是，为了把孔子炒作成“圣人”，他们却将孔子曾所求学过的无论是“识其大者”的“贤者”，还是“识其小者”的“不贤者”，统统“隐”、“讳”去了。甚至于就是这些人“其贤不及孔子”（同上），也是孔子之“师”。无论是他人，还是孔子本人，总不能因为叔梁纥“其贤不及孔子”，就否认叔梁纥为孔子“父”，或干脆否认孔子有“父”。更何况“贤”与“不贤”，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何以说这些人就一定“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也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同上）其实，孔子师徒是很势利眼的。鲁迅在其《出关》中说道：“‘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应该走了。’‘这为什么呢？’庚桑楚大吃一惊，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雳。‘孔丘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那么，不正是同道了吗？还走什么呢？’‘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但你究竟是他的先生呵！’‘你在我这里学了这许多年，还是这么老实，’老子笑了起来，‘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换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孔子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只字不谈其曾经向何人学或曾获得过何人的教诲，给人以他是个无师自通者的假象。
孟子也是此类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然而，孟子却隐瞒这段历史，而谎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8·22》）说他自己是通过其自学诸贤成材，他压根就不承认还有个授业给他的“子思之门人”。由此可见孟子之“势利”。“受业”予孟子的“子思门人”有姓有名，姓氏名谁，何许人也？孟子应该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却避而不谈，惟恐降低自己的身价。这与儒家者流所鼓吹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南辕北辙。儒家的两位“圣人”皆是忘恩负义的老虎式人物。对此，孔子已经是忘恩负义了，而那些把他抬到“教师鼻祖”、“至圣先师”位置上者，更把孔子抬上了绝路，不仁不义、忘恩负义的顶端！
其实，在此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是过“低”地估计了儒家的“圣贤”。你看，汉朝的儒家“圣贤”就不管这一套，《孔子大辞典·汉唐著述》说：为了让孔子“圣”和“神”，当然主要为了自己的“富”和“贵”，硬是否认梁纥为孔子之“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的事实，而又给孔子找了一个新“爸爸”——天神“黑帝”，说“孔子是由颜氏女感黑帝而生（见《春秋·演孔图》）。”
二、孔子绝非是人民教育家，而是人民的死敌
孔子“私人讲学”的目的是鼓吹“克己复礼为仁”，以“孝弟”“为政；做官取禄。因此其所讲授的必然也是原“官学”中的那一套。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16·13》）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17·10》）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17·9》）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3·8》）
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所“教”之，此乃皆是原先奴隶主贵族阶级教育、培养其子弟那一套，毫无时代特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学的是“尧舜”、“文武”之道，教的亦是“尧舜”、“文武”之道。《论语》亦只是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的残缺笔记（李贽：《焚书·童心说》）。孔子没有自己的著述，两手空空！由孔子的教育内容，决定了孔子所进行的教育是奴化教育，并非对被统治阶级的启蒙教育。因此孔子所办的“私学”，实际上是“官学”，或私办官学。孔子是一个私办官学者。
“不学《诗》，无以言”，换言之，学《诗》，是为言说；不学《诗》，无以言说，这样说来，无《诗》之前，人们都不会言说；有《诗》之后，不学《诗》者，也皆不会言说，而如同鸟叫。试问《诗》又是如何来者？“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不能立身；只有学“礼”，才能立身？学好《诗》、“礼”，才能成为在言行上合格的“君子”？在此，孔子所强调的“学”，是“学诗”、“学礼”，“学《诗》”，“以言”；“学礼”，“以立”，而非是学安邦救世之策或强工益农之识，即培养所谓“言语得当，举止得体”统治阶级所喜欢的庸才、奴才，并非可以济世治国的人才。孔子利用《诗》，进行“礼乐”、“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奴等化教育，以其阐述周王朝的“仁”、“礼”，激发“克己复礼为仁”的志气，提高察言观色的能力，培养结党营私和充当奴隶主贵族奴才的本领，为周王朝的政治服务，推行“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其实，孔子之“学夫《诗》”完全背离了原采诗为体察民情的本意。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汉书·艺文志》）我们今天学习《诗》是吸取其中“人民性”的一面。诸如揭露和鞭笞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露和鞭笞奴隶主贵族荒淫无耻的罪行，反映劳苦大众在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下生活的苦难和对奴隶主贵族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等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10·14》）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15·1》）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9·16》）
孔子不知耕稼工商，兵战，也不教耕稼工商，兵战，更反对学生学、从事耕稼工商、兵战，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教科学技术知识了。孔子所教授主要就是两者：其一，周礼，“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其二，祭祀，“事鬼神”“不敢不勉”也。其实祭祀也是周礼的一部分，统而言之，就是周礼，岂有它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1》）
这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发生，没发生“喜怒哀乐”，即无“喜怒哀乐”，或未展现于外，称之为“中”；发生了“喜怒哀乐”，但其“皆中节”，“节”，节制，其皆处于节制之中，称之为“和”。处于何节制之中？《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论语·学而·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由此可知，这个节制就是“礼”，“所以制中”者“礼”也。《中庸·28》：“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这个“礼”就是“周礼”。这也就是说，所发生的“喜怒哀乐”，泛指行为思想、感情，倘若皆处于周礼的节制之中，符合于周礼，就称之为“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的宏“大”之“本”；“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达”，通达。“天下之达道”，亦即“天下中正之道理”——“中庸之道”。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达到。达“致”“中和”，“天地”“位”正，“万物”“育”发。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天赋者，称之为“性”；统“率”“性”者，称之为“道”；“修”行“道”者，称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恐惧乎其所不闻”者。“莫见隐乎，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尽管事物有“隐”者，但却必“见”，没有“隐乎”不“见”者；有“微”者，但却必“显”，没有“微乎”不“显”者。因此“君子慎其独也”。综上所述，说：诸如“天”赋与人的“喜怒哀乐”谓之“性”，统“率”“性”者，诸如统率“喜怒哀乐”者的周礼，谓之“道”；“修”行“道”者，诸如统“率”“喜怒哀乐”者的周礼，谓之“教”。以“周礼”为“道”，以“周礼”为“教”。未发生“喜怒哀乐”谓之“中”，发生了“喜怒哀乐”，但皆节制在“周礼”之中，谓之“和”。“中”是“天下”的“大本”，“和”是“天下”的“达道”。实现天地万物的“中和”，才有天地的依旧和万物的生长。人们不可“须臾离”“道”，倘若“可离”者，那么其就“非道也”。因此“周礼”就是统率人们“喜怒哀乐”的“达道”。“周礼”就是统率人们“喜怒哀乐”的天下中正的通理——“中庸之道”。天下不能“须臾”离开“周礼”，离开了就天下大乱，万物不生！不仅如此，“周礼”还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得！因此孔子是以“周礼”为“学”，以“周礼”为“教”，以“周礼”为“道”，要求人们时时刻刻以“周礼”统率其一切“行为”（至于他孔子本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孔子之“道”，乃“周礼”也！以“周礼”为“道”；孔子之“教”，乃“周礼”也！以“周礼”为“教”，这就是孔子的“道”和“教”，岂有他哉！这与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28》）是一致的。“周礼”乃“文武之道”的具体化。因此，孔子也就是以“文武之道”为“道”，以“文武之道”为“教”。统而言之，实际上，孔子就是以那些仍然还残存在世上他已经找到的“文武之道”——奴隶主贵族专制社会的政治教条的破烂为其“道”，为其“教”，岂有他哉！
而伯昏无人所教，乃“洗”人“以善”，不以“执政”相傲，不以“形残”相讥，对弟子不论“执政”、“兀者”一视同仁，一扫奴隶社会的贫富贵贱势利之别，使人心目为之清新。伯昏无人不仅“私人讲学”要比孔子早得多，也是至今所知的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中就宣传平等、博爱学说，培养新人的第一人，是平等博爱新学说的创造者、鼓吹者，真是难能可贵。
邓析着《竹刑》，向平民讲刑法，授诉讼，教人民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首开中国律师之先河。
老子以“道”为教，主张“大制不割”，“无为之治”，是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中鼓吹自由民主学说而批判“仁礼”的第一人，是中国自由民主新学说的创造者，他的著述俗称《老子》，被后世尊为《道德经》，其对世界的影响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现在据西方专家统计说：“在西方，《道德经》比孔子和其它儒家哲学家的著作都更为流行。实际上，至少40种不同的英译本已经出版——为《圣经》之外译本种类最多的。”（〔美〕迈克尔·H·哈特：《千秋功罪——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人》）老子的《道德经》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产。〔英〕汉学家李若瑟在评述道家思想时说：“我们要知道，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民主的；儒家与法家是社会的、伦理的，儒家的思想形态是阳性的、有为的、僵硬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给予的。——道家激烈而彻底地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强调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接受的态度。道家推崇‘谷神’正是对儒家的打击。《论语》上不是说过吗，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道家在观察自然时所表现的阴柔含容的态度，与其柔弱退让的处世哲学，有着不可划分的关系。因此，他们也就势必要反对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15·39》）
因此，有人就称颂孔子主张“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此，孔子说的是“有教无类”，并非“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当时孔子的“教”并非今天我们的“教育”，孔子的“类”亦并非今天我们的“贵贱”、“贫富”、“阶级”等。
子曰：“自行束脩（xiù）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7》）
孔子招收学生是有条件的。据他自己说入他的私学的条件，必须用十束干肉或比这更贵重的物品交纳学费者。因此是否“自行束脩以上”，就是孔子是否“诲”的分“贫富”！当然对那些不能“自行束脩以上”者，孔子是“无诲焉”；拿不上学费者，就不得上其学。这是孔子“诲”在教育中分“贫富”——有“贫富”。在当时能付以“束脩”作学费者是不多的。春秋时期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民无故不食珍（鱼）”（《礼记·王制》），“庶人食菜”（《国语·鲁语》）。周孝王时的曶（hū）鼎铭文记载：“我（曶）既卖(赎)汝五夫（奴隶）效父（限的家臣）用匹马束丝。”一个叫曶的贵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就从一个叫限的贵族那里换取了五个奴隶。孔子的授教代价是很高的，绝非“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食菜者”的庶人所能拿得出的。高额的学费是反动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有效策略。绝非像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所说得那样轻巧——孔子对“凡带上一点‘束脩’的，都收为学生”！这又是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的谎言和胡说！扯屌蛋！真是逼着让笔者对其鄙视！
《论语·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当然孔子对“困而不学”，“斯为下矣”的“民”——奴隶，或已经争得自由的奴隶，也“无诲焉”。《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既然如此，孔子的教育就不是使人智慧、聪明，而只是使人知知识。因此他的“诲”、“学”，都是现成的，即“周礼”。无论如何看，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与现在的教育理念相悖。因此在孔子看来，天生“下愚”的“民”，根本就不可造就，不堪“诲焉”。“自行束脩以上”者，也不行。这是孔子施“诲”中分“等级”、“贵贱”。由此看来，孔子“诲”，是分“贵贱”——“诲”是有“贵贱”的。
实际上在孔子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众多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一些贵族、奴隶主或其子弟，至今笔者没见有“民”，奴隶者。例如其中“穷居陋巷”的“穷学生”颜回，其亦自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十亩……”（《庄子·让王》），是一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其祖先十四世任鲁，都是卿大夫，到他父亲才衰落的。“其父耘瓜，其母亲织”的曾参，则是被鲁灭亡了的鄫（zēng）国太子巫的后裔。这些人都是破落奴隶主贵族出身。所以孔子的“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克己复礼”那一套，在他们当中大有市场。他们的“穷”，是相对于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来说。其学生中一些所谓出身“卑贱”者，例如说冉雍的父亲是“贱人”，子贡“殖货”等。当时，在奴隶主贵族看来，只有当官有势的人才是高贵的，其余诸如从事农工商者，无论多么富有，都是“卑贱”的。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这里的所谓“贱”，就是“不见用”，没有当官的意思；而“鄙事”，则指技艺。之所以说冉雍父亲是“贱人”，只是说冉雍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罢了。至于子贡，他是卫国的商人，“结驷连骑”（《史记·货殖列传》），家累千金，显然是一个商业奴隶主。在当时，奴隶不是“人”，没有做“人”的资格，他们往往被称为“民”、“氓（méng）”、“萌”或“徒”等。凡能称“人”者，无论是“小人”或“贱人”者，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要比“民”高得多，是两个天地。
因此在孔子那里，实际上“教育”是分“贵贱”、“贫贱”、“阶级”的，并非不分“贵贱”、“贫贱”、“阶级”！毫无疑问，高额的学费是富贵者垄断教育，把贫贱者的子弟挡在学校大门之外，维持和不断加深贫富贵贱差距的法宝之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6·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5·34》）
孔子还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也就是三个“等级”，孔子对这三个“等级”，各“语”不同之“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既然“语”都有三个“等级”，“教育”主要是通过“语”来实现的，当然孔子的“教育”也是分“等级”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对不同的人等，实行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任用。这是孔子在教育中分“等级”。孔子的教育就是对上等人实行聪明的、治人的教育，对下等人实行愚蠢的、奴化的教育。孔子的教育是等级教育。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7·8》）
这种教育方法，与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否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这又是孔子在教育中的一种分“等级”。孔子对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则“复”；对于不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则不复也”，又是教育分“等级”！这是孔子在教育中按智愚的分“等级”。实际上，这是一种“天才”教育。此外，“举一隅”“以三隅反”，“举一反三”是一种类推方法。类推是一种依据特殊道理而推知特殊道理的方法。因为它以类似为推理的基础，所以它只有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虽然类推法有时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向导，但是它永远不能用来作为最后的检验。它只有引导思想的价值，而绝没有证实真理的用途。类推法只有当其推论前提和推论程序都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推论前提和推论结果之间没有质的变化。在《四书》中，它常被孔孟用作诡辩术。《论语·卫灵公·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因此，“忠恕”，即“仁”，既是孔子“举一反三”的前提，也是“举一反三”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同时孔子的“举一反三”在其家长式的教育理念下，完全是一种专断的教育方法。它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有着天壤之别。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13·40》）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12·16》）
在孟子看来：“君子”按其“才”，可教育的方式也可分五“等级”，并且“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当然这是对“民”或“小人”而说，可见孟子之教育亦是“等级”的，并且其“等级”还分得很细。孔孟在教育的对象、形式、方法、内容和目的上都有严格的分“等级”。根据“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智力上的“等级”，也就是社会地位上的“阶级”。
那么，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究竟是什么意思？问题出在哪里？
在孔子的言论中，“人”和“民”是有区别的。“人”是泛指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包括奴隶主、新兴地主和个体劳动者等等，而“民”则专指奴隶，甚至于对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孔子仍然称其为“民”。因此，与此相应的“诲”和“教”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在《论语》中，记孔子言“诲”者，共有五处：《论语·为政·2·17》：“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述而·7·2》：“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7·7》：“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34》：“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宪问·14·7》：“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子所说的“诲”是和“人”相联系，“诲”的对象是“人”。受“诲”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但要受其“诲”，是有条件的，诸如“自行束脩以上”，缴上十条干肉的学费。因此，孔子的“诲”相当于现在“教育”中的自愿教育或非强制性教育，是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的人进行教育。在《论语》中，记“教”者，有七处：除上处外，还有：《论语·为政·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子路·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13·30》：“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尧曰·20·2》：“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述而·7·25》：“子以为四教：文、行、忠、信。”其中前六处，是孔子所言，第七处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所教内容的概括，所以与孔子的用语有所不同。从前五处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教”是与“民”相联系的，“教”的对象是“民”。它的内容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施“教”者是“人”，而受“教”者是“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受“教”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当然，也无须“自行束脩以上”。孔子所说的“教”，是指对奴隶的教练、训练。孔子所说的“教”相当于现在的“训练”、“灌输”，属于“教育”中的非自愿教育或强制性教育。“教”与“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在当时，孔子所说的“教”与“诲”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来说，虽然强制“训练”、“灌输”，也属于“教育”的大范畴，但它毕竟与所说的一般“教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范畴。
其中的“有”，当时与“囿”、“域”通用，指地域；而“类”，则指族类，即氏族的区别，不是指“贵贱”、“贫富”、“阶级”差别。
因此，孔子的“有教无类”，其原意是说：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不断起义，诸侯国兼并战争频繁，奴隶制的氏族宗法日趋崩溃，不同氏族的贵族相互混杂，从属于不同氏族的奴隶也混杂起来了。这就使得统治者不能像原先西周时那样按氏族，而必须按地域进行统治了。
孔子所讲的“有教无类”与他所从事的“诲人”的“教育”活动，风马牛不相及。
有些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现在“教育”蕴涵有“教”、“诲”的关系，而把“教”与“诲”瞒天过海、浑水摸鱼地混同起来偷换成等同关系，从而把孔子的“有教无类”解释做孔子“教育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贫富”。这纯粹是对世人的欺骗、愚弄和对孔子的美化、圣化，是应其政治需要无耻的欺骗行径！
中共叛徒林彪之流，美化孔子的“有教无类”，把其吹捧成不分阶级不分贫富的所谓“全民教育”，而把孔子吹捧成“全民教育家”，竭力抹杀孔子教育的阶级性和险恶用心。其目的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学校为工农兵开门。妄图以此永远保持剥削阶级对教育阵地的垄断，把学校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复辟封建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桥头堡。在孔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全民教育”的思想。林彪之流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在于他的狂妄不已，认为他可以一手遮天，天下可任其愚弄，也在于他对历史的无知。
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子，绝不会对被统治阶级奴隶和其他劳苦大众实行唤醒其阶级觉悟的教育，却会主张对其进行奴化教育。在阶级社会中，根本就没什么超阶级的“全民教育”，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列宁说：“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斯大林说：“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
几千年来，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一直对劳苦大众实行教育垄断专制，对其不公，他们连个屁也不放，然而，一旦劳苦大众有朝一日取得政权，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学着他们的样子，在教育上也少许有所倾斜，他们就受不了了，而怨声载道，到处哭诉对其如何如何不公！但当他们重新把权力夺过去，也是照样对劳苦大众实行教育垄断专制，对其不公，也是照样连个屁不放！真不“仗义”！由此也可看出为何孔子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15·24》），而反对子贡“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5·12》）的原因！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1·6》）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8·12》）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11·24》）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8·9》）
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17·4》）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9·13》）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1·7》）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这是孔子的教育目的亦其招生广告，为广招生源，孔子还自吹：“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说到他那里读书三年，而仍然不得官取俸者，是很少的！这在当时，可是很诱惑人的招牌。由此可见，凡到孔子处求学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谋取官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好“先王之道”者可以做官；已做官者其进修“先王之道”可以升官进爵。“学而优则仕”，后来逐渐演变成历代封建王朝“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标准，亦是升迁官吏的标准。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首先是学会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长上，有余力才是学习文化，即奴隶主贵族宗法制度的传统典籍。甚至于学《诗》，亦是为了学习“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以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的教育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统治阶级的子弟，教育他们如何统治被统治阶级；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子弟，教育他们如何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对于统治阶级的子弟，让其学的目的是如何“爱人”，搞好内部团结；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子弟，令其学的目的是如何“易使”。孔子主张对“民”的“教”是如何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简而言之，孔子的教育就是让统治阶级如何统治好被统治阶级，令被统治阶级如何容易被统治阶级所统治的教育。
由孔子的教育内容、方式、目的看，孔子所进行的是天才教育，培养的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所需要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品学兼优的人才”，而是反动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才，以及对被统治的社会低层各色人等进行普遍的奴化教育，培养驯服工具、顺民。
对此，孔子之徒子夏说得清楚，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对其子弟的教育或其学否并不是根本，只要弟子的思想行为完全合乎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规范即可。可见孔子的行教和其弟子的为学目的，完全在于为统治阶级培养规范的官吏及奴才或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规范的官吏及奴才。一言以蔽之——“克己复礼”——复兴奴隶主贵族周王朝昔日的天堂。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2·21》）
孔子自己也说得清楚明白，他是以鼓吹“孝”道，为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服务的。他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们的死敌。孔子绝非是人民的教育，而是人民的死敌。
三、孔子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扼杀人才，师德极坏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2·5》）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19》)
对于“孝”，这个在当时极端重要也很明确的观念，孔子的解说也此一时，彼一时，信口开河。对孟懿子之问，孔子的回答是“无违”，孟懿子理解的“孝”就是无违父命，要绝对服从老子。父亲叫你去杀人、为盗，你亦得去，否则就是不“孝”！孔子对其问答自觉很满意而告樊迟，樊迟不理解，问“无违”“何谓也？”孔子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因此，樊迟对“孝”的理解是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孔子又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三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似乎如果没有樊迟的追问和孔子的具体回答，会给人以相当大的错觉：“孝”，就是“无违”。“无违”什么？无违父命？要绝对服从老子。父亲叫你去杀人、为盗，你亦得去，否则就是不“孝”！有了孔子后面的话才使人知道：“孝”，对父亲尽“礼”，“孝”是“周礼”的一部分。再看“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不对了！“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就是武王、周公的“善继”其父“之志”，“善述”其父“之事者也”。——其父反叛商纣王，武王、周公继而反之且取而代之。问题又回到了“无违”，无违父命？要绝对服从老子。父亲叫你去杀人、为盗，你亦得去，否则就是不“孝”！然而，这却“违”“礼”！弑君也！孔子的施“诲”如同搞“迷魂阵”！
孟子那就更绝了。《孟子·离娄下·8·13》：“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养生”，供养父母，“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殡葬父母，“可以当大事”。“养生者”，实者；“送死”，虚者。“孝”，只是孟子殡葬父母时隆重华贵虚伪的表面文章。由此可见，孟子在“事人”、“事鬼神”（《论语·先进·11·12》）的问题上，更重视于“事鬼神”。当然，孔子也是。《论语·泰伯·8·21》：“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6·22》）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26》）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12·3》）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15·10》）
孔子对樊迟的问“知”、樊迟和司马牛的问“仁”，都没有给出一个一般性的答案，对樊迟的问“知”，给出的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之答，而对子贡的问“仁”，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友其士之仁者”之答；对宰我的“仁者”之问，却给了一个“君子”之答。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11·20》）
践迹，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入于室：进入其家，俗称“到家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就是“践”“古”之“迹”。“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所答非所问，乃孔子之为“诲”也。
这不仅说明孔子学术概念、思维逻辑的混乱，也说明孔子的“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这就是“大教育家”孔子的“施诲”！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26》）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17·21》）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11·25》）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11·1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论语·子路·13·3》）
孔子在教育上霸道，不许问难。根据现在的教育心理学来看，子路之死与孔子的武断地评价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尽管据说颜渊有才而好学，但颜渊短暂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颜渊悲剧性的一生，也说明孔子的以“孝弟”为核心的“礼教”教育实是扼杀人才的教育。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论语·子罕·9·11》）
此语乃颜渊吹捧孔子之词，实与“令人穷经皓首，老死无用”同意。孔子之学乃玄学也，无用之学也。既然“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终生无用。注意：是“竭我才”，并非“启我才”。正确的教育，好的教育，应该越教越让学生聪明，思想开阔“启我才”。
《论语·公冶长·5·9》：“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尽管孔子之才学“弗如”颜渊，可是其“诲”却有绝招，“夫子”的“循循然善诱人”，“博”其“以文”，“约”其“以礼”，使其“欲罢不能”，“既竭”其“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将其“竭”得“油干灯灭”。颜渊，孔子的弟子，姓颜，名回，字渊，前521年生，前481年死（《孔子大辞典》），享年四十一岁。“三十而立”。应该说若颜渊真有才学，而又有所发挥展示的话，是可以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然而笔者至今未见。《论语·先进·11·7》：“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雍也·6·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也只是称赞其“好学”和“其心三月不违仁”，至多与他一样，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克己复礼”（《论语·颜渊·12·1》）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而邓析，前545年生，其着《竹刑》、私人授“讼”，乃是在子产执政时代的事情。子产前522年死时，邓析才二十三岁。这也就是说，邓析早在二十三岁之前，就名扬天下了。而韩非子，前279年生，前233年死，享年四十七岁，着《韩非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在当时其影响之巨大！孔子之教育不是开发人才，而是扼杀人才。此外，从颜回事件来看，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孔子的成名不是由于学识，而是由于权术。尽管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春秋战国是天下用人之际，也是人才辈出之际，然活跃在各国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的小有名气者却罕见，而佼佼者无有。这不仅说明孔子之教的无用，也说明孔子之教的误人子弟。这正是反动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手段。说到底反动统治阶级的教育目的是扼杀人才，而不是开发人才。孔子之教就特别具有这种性质。颜回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太史公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两者是一致的。既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而颜回又“好学”，能不累死！正因如此，历代反动统治才采用其教育内容和形式，并冠以“至圣先师”，树为教师的“典范”。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5·9》）
这是孔子嫉妒心的发泄，还是挑拨离间，还是两者兼有？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6·28》）
孔子做贼心虚，对弟子歇斯底里。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5·7》）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5·10》）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5·11》）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5·12》）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11·4》）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11·13》）
子贡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11·16》）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11·17》）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论语·先进·11·2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13·3》）
孔子对其弟子动辄训斥、漫骂，甚至于诅咒。孔子对弟子的不顺眼，轻则臭骂，重则诅咒。后来的旧中国的教育都是以孔子为“师”，更是轻则咒骂，重则毒打，被致残打死的学生何只千万！对此还美其曰“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这种暴政，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才被彻底废除。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旧势力的复辟，“尊孔读经”重现，这种暴政也悄然复现！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17·21》）
孔子当面不说，背后说弟子坏话。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14·40》）
孔子“以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