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伍德·安德森是美国第一位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他的学生兼朋友海明威和福克纳两位大师，可以说他是大师的教师。他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最杰出的成就体现在一部叫《俄亥俄的温斯堡》（又译《小城畸人》）的短篇小说集上。它既是安德森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安德森在这部系列小说集中倾注了极大的耐心和智慧，表现出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不懈研究的激情，每一篇都侧重探索一个问题，表现人物的内省以及如何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不遗余力地探索人物灵魂的变化。
安德森于1876年9月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卡登，14岁时即辍学，干起了喂马、送报纸的活儿，并且打些其他零工。在19世纪最后若干年，对中西部人来说，“到城里去”就是去芝加哥闯世界。1896年，舍伍德·安德森就是怀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第一次来到芝加哥。但他却只找到了一份五金店的工作，在那里干了几个月。两年后，他以俄亥俄国家卫队成员的身份前赴古巴与西班牙军队作战。1899年回美国后在俄亥俄某大学进修了一年。次年，他再次前往芝加哥，在那里从事广告写作工作，同时创作了一些人物速写。1904年，安德森与知名富商的女儿科妮莉亚·莱恩结婚。他们先在芝加哥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俄亥俄。后来，他又担任了克利夫兰联合工厂公司的总裁。次年，夫妇俩搬到伊利里亚，安德森当上一家油漆厂的经理，成了一名商人，似乎实现了长久以来追求的飘乎不定的美国梦。1912年，安德森突患怪病，神志不清，放下生意，离家出走，后来发现他在克利夫兰的大街上徘徊，很快被送往医院，康复后他再次前往芝加哥，随身带着自己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短篇小说。
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岁月，芝加哥云集了大批包括德莱塞在内的作家，乃至著名评论家H·L·门肯称芝加哥为“美国文学的首都”，当时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作家曾贡献过很多精彩纷呈的作品。安德森的文学起步活动大概是在这个时期的芝加哥开始的。此时，安德森的生活也迅速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跟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与雕塑家田纳西·米切尔结了婚。同年，即1916年，长篇小说《温迪·麦克弗森之子》出版。随后又发表了《前进的人们》（1917），这几部小说显示出安德森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这一本事在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出版的《俄亥俄的温斯堡》由25个互有关联的短篇小说构成，作者在小说中引进从未有过的崭新主题。他通过环境与人物的主线把各个故事串成一个有机整体，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温斯堡，所有的人物都力图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年轻记者乔治·维拉德，小说中的叙述者始终与其他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全书集中描绘了小城镇生活的心理和气氛，着重刻画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特别是那些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小人物的迷茫，写得深刻而别具一格。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人物灵魂的探究，充满了精神经验的细节，简洁、别致地呈现了各种人物的品质、本能、欲念、对人生的企求，以及在人生中摸索的历程。每篇都是一个精致的人物素描，各篇之间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联系，彼此烘托，这些人物的性格及其所带来的气氛和情调逐步积累起来，构成一个美国小城的总体形象和氛围。小说中的人物既对现实敏感，又有内省的神秘性，作者在表现人物的本能与现实的冲突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安德森的小镇人物都喜欢固执地探索所谓的有用真理，结果一个个看上去都成了怪人。不过，这些怪人就像《纸球》里说的一句话：人们把长得难看的苹果捡出来扔掉，其实这种苹果是最甜的，可是这种苹果有多甜却鲜有人知。安德森许多小说的总源泉仍然是《俄亥俄的温斯堡》，他后来所关心的主题都是这部小说集的延续。
在1921年发表的《鸡蛋的胜利》中，安德森放弃了把短篇连缀在同一个地方发生，少有内在关联的写法，但是他给这些表面互相独立的故事注入了某种思想上的统一性，同时表现出安德森传达生活意义时的那种既简单又不可测的企图。1923年，安德森发表了第三部短篇集《马与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或在小镇或在城市，但人类的欺诈本性和彼此的隔绝却是相同的。背景交替变化，但绝望和人生无常的主线贯穿始终。开篇小说《我是一个傻瓜》表达了讲真话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撒谎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说教化的描写。最后一篇小说《俄亥俄的异教徒》重温了爱的魅力，认为爱是人类生存的抚慰性力量。安德森的这些短篇无一例外地关注人物内心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孤独。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囚禁是一贫如洗的生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用绝望来表达对现实的生动印象，有人虽想逃避，结局仍然是绝望。这些人物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小镇一隅，但其处境以及对外部的反应却超越了地域性，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
安德森刻画的青春期少年也别具一格，他们刚刚迈过童年的门槛，常常对想象中的真实与表面呈现的真实之间的反差感到困惑不已，有时会发出关于生命以及成人世界的老练质疑。像乔治·维拉德那样具有确凿信仰，愿意面对未来，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成功或者至少可以生存下去的青少年并不多见。在《我是一个傻瓜》中，叙述者害怕遭到自己倾心的女孩的嘲弄，最后悍然采取了愚蠢的行动，但又渴望那种不确定的满足感的实现。
《我想知道为什么》既表现了少年对生活的浪漫幻想，又传达出听天由命的无奈情绪。安德森有时让小镇人物在城市获得再生，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梦想最终将成泡影。安德森笔下那些境遇悲苦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为坚强，她们好像习惯地、本能地懂得真善美，乔治·维拉德的母亲刻画得尤为成功和感人。《林中之死》里那个老女人既是坚毅和个性的代表，同时也是生与死的双重化身。
安德森的人物往往会经历各种情感矛盾和冲突，某种毅然决然的企图、自作主张的打算与孤独疏离形成相反的比照，这种感觉又经常伴随着沟通的无能。他们经常在某个瞬间遭遇精神危机，在危机中获得顿悟，但却无力把顿悟的成果化为改变命运的行动。这些人物群像因微不足道的挣扎而永存在安德森的世界里。他们有机会占据舞台中心呈现出普通生活中的异常品质时，让人觉得文学中的现实可以跟生活一样由平民百姓来创造。
安德森的这些小说出现在一个张扬个人主义，同时又要求个人服从集体要求的时代。在一个商业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主义时代，他的主人公们常常在对付美国现实生活时显得捉襟见肘，苍白无力。安德森的人物往往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思想理念的牺牲品，而这些梦想如此之凡俗和普通，如果不是因为可悲的交流障碍，几乎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生自灭。他们往往困缚嘴巴和手足，可是却有足够的自由意志避免落入无法抗拒的力量的陷阱。
安德森开创了一种现代小说意识，简朴有力的叙述中隐藏着让人感到灰暗与不安的情绪。他不懈地追求清晰和简洁的质地，捕捉美国中西部人的讲话节奏，从其平易和韵律中汲取力量。他的小说在可预测和惊奇意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创造出一个既熟悉又真实的人物世界。
艾丽丝生于弗吉尼亚州，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附近的农舍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从她后来写的小说里依稀可见当年生活过的房屋和四周大片的野花。从雷德克利芙学院毕业后，她在旧金山度过自己的大部分青少年时代，后来又去墨西哥和欧洲漫游。她的短篇小说中也反映出这种地域变化。因此，南方家庭和西海岸的怪人、清爽干净的女学者、质朴的女子和同性恋男人，她都写得出神入化、娴熟到家。她的小说以技巧细腻精致和句子漂亮著称，延续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传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讽刺和优雅结合起来。
1979年，艾丽丝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美少女》，随即开始了特立独行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她的叙述风格扎实、绵密、优美，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发表在《纽约人》杂志上，有20多篇被选进《欧·亨利奖短篇小说选》丛书。艾丽丝虽然在大学专修写作，可自己的创作活动却开始得相对较晚。她于1946年结婚，12年后又离婚。其间，她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打工，同时练习写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冷淡的爱情》发表时已经40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发表时已经43岁。但是，随后她开始多产起来，1999年去世时已发表10部长篇，包括备受好评的《家庭和幸存者》（1975）、《次要的机会》（1986）以及《南方的展示》（1995）。另外还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再相见》（1982）、《回程》（1985）、《自从你走了以后》（1989）、《最后的美丽城市》（1999）。
艾丽丝的短篇虽然丰富多彩，但若干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情景仍然贯穿所有集子。她的几个最优秀的短篇都是探索女人之间紧张的情感关系。她对女人之间的友谊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这些小说的结局往往是灾难性的。标题小说《美少女》的主角是前选美皇后，这个拥有美好前程和罕见漂亮外貌的女孩最终沦为痛苦的酗酒者。她从婚姻的破裂中挽救过来后，又经历了一场暴烈的婚外情，却因酗酒而放弃了男人。艾丽丝把女人不幸生活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她们太倚重自己的外貌，而且从不寻找有意义的身份定位。
艾丽丝后期的小说的典型角色是聪明伶俐的职业妇女，她们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与男人失败的关系。她笔下的女人往往坚持女权主义思想，生活上自理，理智上自主，政治上自由，然而在选择与男性伙伴相处时却并不真枪实弹地去实践这些理念。《自从你走了以后》写了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律师遭情人抛弃的故事，这篇小说写得残忍、痛苦、客观，在这场失败的恋爱中两人都背叛了对方。同性恋主题在艾丽丝的小说中也时有出现。《雪》写了女儿与父亲的女朋友之间微妙的同性恋意识。《一见钟情》中一个小男孩迷恋上妈妈的一个女朋友，养尊处优但却缺少父母之爱的孩子开始寻找自己的爱。男孩的母亲自杀后，他回到少年时代与父母一起生活过的那幢大房子，在迷恋上母亲的朋友的那间屋子里，他却对自己的同龄男性一见钟情。
艾丽丝最好的短篇似乎并不刻意使用技巧。她用词极其精简省墨，叙述颇有形式感。她的天赋主要在刻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上，这使她驾驭短篇小说艺术时显得游刃有余，表现出独一无二的才华。
詹姆斯·鲍德温总共写了22部书，等到引起轩然议论的《异乡》（1962）和那篇几乎是一本书规模的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出版和发表后才变得著名起来。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向苍天呼吁》（1953）、《乔瓦尼的房间》（1956）、《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1968）、《如果比勒大街会说话》（1974）、《正好在我头顶之上》（1979），另外还有若干散文集，《土生子笔记》（1955）、《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56）、《票价》（1985）,戏剧《献给查理先生的布鲁斯》（1964）、《阿门角》（1968）。这些作品集中探讨了鲍德温的核心主题：非裔美国人针对种族歧视发出的抗争和调整适应；艺术家为了表达意义和美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同性恋男子对爱情和尊重的探寻。
这些主题与鲍德温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直接联系。他于1924年8月出生于纽约城，在哈莱姆区长大，祖母曾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种植园里当过奴隶。他在高中期间就开始写作，12岁时即发表短篇小说，研究自己的性取向，他描写思索年轻时代的性“痛苦”时这样说：“在我人生的早年，美国关于男性和女性、内向和外向、黑人和白人的分类标准早已分崩离析。显然不用痛苦；然而，即便你辨识出某种标签的意义，这也无力确定你就是你自己。”1948年，他怀揣一张单程船票离开纽约城去了巴黎。他在《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中写道：“我怀疑自己有本事能在这里因肤色问题引起的骚乱中活下来，我不想仅仅当个黑人了事，也不想单纯当个黑人作家。”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鲍德温回到美国。在70和80年代，他自称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往来快车”。在此期间，他担任了许多大学的访问教授。1987年12月1日鲍德温死于法国寓所。
鲍德温一生获过各种奖项。《会面》是他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本书收选的8个短篇形态各异。标题小说和《男人孩》以南方为背景，刻画了处于孤独和痛苦中的白人。《岩桩》和《外出》均以在哈莱姆区家庭成长起来的黑人男孩为主角。后者以一次从哈德逊河到比尔山的小船旅行为线索，写了三个少年和一个女孩的故事。《今天早晨，今天晚上，真快》描写主人公携带白人妻子和混血儿子从巴黎回美国前夕的复杂心理。鲍德温喜欢用各种闪回的方式来丰富简单的故事线索，这篇小说在艺术上颇能代表作者的风格。
鲍德温深受亨利·詹姆斯的影响，喜欢把美国人放置在国际背景中，尤其是巴黎和伦敦，来检验他们对异国及其文化的反应态度。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鲍德温发表的短篇日益见少，大多数评论家视他为杰出散文家和长篇小说家，但他的短篇仍然令人难忘。他终其一生都在写作中探索着国际的、超越种族和性别视角的可能性，这种角度在他的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和长篇中同样鲜明。
约翰·巴思生于1930年，成长于马里兰州的东滩。他那种一反传统的写作风格可以追溯到早年的生活。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据说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秘密的交流语言。他大学时自修爵士乐，打算以教音乐为生。后来，他觉得若以音乐为生，未免大材小用。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他的兴趣开始固定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逐渐在写作中尝到了甘之如饴的乐趣。
巴思的主要作品有《漂流的歌剧》《道路的尽头》《烟草经纪人》《羊孩贾尔斯》，他的两部长篇曾被提名参选国家图书奖。1973年，收有三部中篇的集子《客迈拉》终于如愿以偿获得该奖。他还出版过散文集《星期五之书》和《更遥远的礼拜五》，另有两册短篇小说集。他从1973年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写作。
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迷失在游艺馆中：适于印刷、录音、讲述的小说》于1968年出版。本书共收14个短篇，第一篇仅有10个英文单词：“从前有个故事，它是这样开头的。”他在一则提示中指导读者剪掉这个“故事”，让它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这样，这些词语就会无限地循环下去：他想借此暗示不要指望小说必然要遵循文学传统。《迷失在游艺馆中》不时地用显然毫无关联的教育学问题和自我批评打断正常的叙述结构，有几篇还对经典神话进行了颠覆性改造，还有几篇则把作者在其他文章里提出的问题拿出来研究。这里，巴思不过在实践他在《文学的枯竭》中提出的策略。他在这篇文章中宣称:“某些形式已经枯萎或者某些可能性在感觉上已然穷尽。”但他又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说文学已经枯竭，而是说现在该到同时超越前现代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了。他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为例，称这部小说是“质朴和技巧，现实主义和魔幻神话，政治激情和非政治的艺术性，典型化和讽刺性的巨大综合”。
《海上夜行》是这个集子中相对完整的故事，小说叙述者的身份非常独特，早期不少评论家认为叙述者是一条鱼。他或它其实是一个会说话的精子和细胞，拼命地在海水中游泳，同时又哀嚎其他千百万条必死无疑的鱼的命运。另外一个伙伴沿着这种吃力的路径陪游，沉浸在各种胡思乱想之中，他对他们的“创造者”，他们的“父亲”进行理论思考时，不仅在进行哲学思考，同时又以不明身份的父亲的角色从事着疯狂的交媾行为。《迷失在游艺馆中》描写了13岁的早熟少年安布罗斯随家人到海滨度假，在神奇而令人恐怖的游艺馆中同家人失散而迷路的经历，作者用迷宫来象征世界和人生的不可捉摸，以此强调现代世界“事实和虚构含混不清”的特征。这篇小说比较先锋之处还在于随机地插入作者对小说写法、技巧的意见，甚至介绍斜体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分析自己的写法和初衷，故意让叙述产生疏离感，巴不得时时刻刻提醒你别当真，这是虚构的。有人说这是一篇认识论层面上的关于小说的小说。
1996年，巴思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带上故事》。他把系列故事片断连缀在一起，总名《枕边语》，其中一对夫妇在海滨胜地度假，以互相讲故事的方式来自娱自乐。这些小说的新奇之处在于调用了各种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概念，包括量子力学、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普朗克的守恒定理、时间之箭等，作者把这些概念融化进角色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此后》描写一对夫妇观赏陨石雨，那些显然毫无规律可言的天体现象与其他看似随机的现象有某种可能关联：如癌瘤、斑点热、连环强奸犯。标题小说中那位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主人公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受到了以每小时66662英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倾斜着穿越太阳系轨道的地球行星，以及以每小时接近50万英里的速度呼啸着穿越太空的银河系的严重影响。
阅读约翰·巴思的小说如同跟一个无畏而机智的思想者相遇。他是一个需要巨大腾挪空间的作家，这个空间要宽敞得足以让他离题万里，足以展示他在写作、科学、古代经典、语言方面的兴趣。他一旦拥有自己需要的空间，就会在方法上制造出令人神迷目眩的效果，进而探索人性的主题，尤其是在形形色色的宣言中迷失的主题。
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第一次亮相就对叙述秩序、结尾和模仿的忠诚性等传统提出了挑战，而这些传统在当代美国短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唐纳德的这些小说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一系列形而上、意义上和叙述上的困惑，乍一看它们显得很熟悉，甚至有些平庸。比如《弹钢琴的人》这样来开头：“他家窗外，方正矮胖得像邮箱（身穿红色汗衫、蓝色宽松灯芯绒短裤）的5岁女孩普里思尔拉·海斯在焦躁地四处寻找着什么人来擦掉喷涌而出的鼻涕。”但是，读者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带进表现主义的领地，貌似平淡无奇的开首句子如“赫伯特给查尔斯和艾琳送了一个漂亮的娃娃作为圣诞礼物”，最后却引向多元的叙述可能。巴塞尔姆把日常经验进行错位处理，同时又孜孜不倦地提示语言形式和统治着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的荒谬性和独断性。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些工作预示了随后十年小说创作上的创新。人们把博尔赫斯说成那种如果没有他，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也必须要发明出来的那种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完全可以作如是观，但是，跟国际上的同类作家相比，他有着清晰的超现实主义的标签，他对垃圾食品和美国文化中的高档艺术同时都有巨大的嗜好，这使他具有明白无误的本土性。
博尔赫斯他们用短篇小说来瓦解我们对所谓“真实”的常态感觉，而巴塞尔姆并没有将情节全盘消解掉，他的短篇仍然刻意地给读者提供不多的一点情节，以满足读者对有形的秩序、事件、意象和可观察现象的期待。比如《在甲板上》，作者写到了背景，但在这个舞台背景中要上演的戏却推到最后才出来，而这出让你期待很久的戏不过是几个肉体的偶然相撞。小说在他手中变成“你”和“我”，读者和作家随机接触发生联系的媒质。巴塞尔姆常常以某种冲动出发，然后经过连作家自己都难以控制的语言的积累式推进，最后无边地自行漫延开来。这些文字和视觉拼贴技巧的运用始终暗示着要把小说看做一种找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东西。《托尔斯泰博物馆》中，历史逸事、大众物理学、艺术信条与用第一人称回忆出来的日常虚构素材混合在一起，通过荒唐的并置，用经验来捕捉“事实”。《看月亮》中的主人公宣称：“支离破碎是我唯一信赖的形式。”这其实也透露出作家本人的审美趣好。巴塞尔姆不仅开拓了随后贴上“后现代主义”标签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而且影响了美国微型小说创作的繁荣，成为后来出现的“极简主义”的先声。但是，巴塞尔姆的追随者很少堪与其始终不改的严肃性或想象力的狂放不羁媲美。
在巴塞尔姆的小说中，作者的代替物不是角色，而是具有强大代理作用的词语。词语成了忙得要疯的介质，历史要通过它们进入小说。巴塞尔姆声称，词语身上留存着晕轮、锈苔、结层和回音。他还不断深入探索，寻找每个隐喻中积淀的共同记忆。评论家认为巴塞尔姆梦想把语言从被商业、政治和日常庸俗的习染中净化出来，但他认为语言携带的这个世界的痕迹可以积极地加以应用。艺术“从来都是对外在现实的深思”而非象征，追求的是质朴、坦率和改良的效果。词语的组合机智会让意义呈指数增长般生成出来，会不断涌现出代替现实的想象力。巴塞尔姆把想象力的释放当做一种对抗堕落，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对抗麻木的解放武器。有些评论家抱怨巴塞尔姆后期的小说有自我重复之嫌，但在整个写作生涯中，他在创新方面仍然保持了水平很高而且稳定的质量。其实，他的作品到80年代后期仍然具有鲜明的先锋性。
巴塞尔姆经常在小说中对自己进行无情的自嘲，让人联想到他是多么地与圣人这些概念背道而驰，但事实上他对世俗诱惑的抵制也表露得很清楚。不过，同时，他在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世俗享乐的爱好也令人眼花缭乱。托马斯·品钦这样评论他：使巴塞尔姆没有成为“世界级乖戾老人”的原因在于他“那颗始终满怀希望和毫不痛苦的心灵有着天生的坚定的相反节奏”。
巴塞尔姆1931年出生于费城，在休斯顿长大。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做新闻记者，直到上了休斯顿大学，其间，写作方向仍然在戏仿、讽刺和批评上。1951到1953年，他在日本和韩国等地担任随军记者，回国后在《休斯顿邮报》和其他出版机构工作过。他父亲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建筑师，这无疑影响了他在美术方面的兴趣。1961年，他担任了休斯顿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同年，他的短篇小说《我和曼迪保尔小姐》发表，标志着他在写作领域的转向。随后他又赴纽约办杂志《场地》，开始陆续在《纽约人》上发表短篇。1964年，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回来吧，卡利格雷博士》出版，迅速巩固了他在文学界的声名。他总共出版了10个短篇集，另有4部长篇，包括《白雪公主》（1967）、《死去的父亲》（1975）、《天堂》（1986）和《国王》（1990）。他于1972年首次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书，1981年在休斯顿大学获得创作专业终身教职，1989年死于癌症。
里克·巴斯在二十八九岁左右时忽然决定离开南方，放弃了石油公司的工作，像神话中的探险者般去西部漫游。他曾旅行穿越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犹他、怀俄明、爱达荷等州，最后来到摩塔纳，按他的话说终于“越过一个山口，一道峡谷出现在脚下”。他至今还生活在那里。70年代后期，巴斯还是犹他州立大学地理系学生时曾体验过洛可山区的生活，那时他还没有产生当作家的念头。他说自己重返西部之前不过是个并不起眼的写打猎和钓鱼的作者。从1987年开始，巴斯住在遥远偏僻的摩塔纳的亚克谷专事写作，可以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和超越。他出版了12本书，包括4卷短篇小说集,《守望》（1989）、《普来特河》（1994）、《在洛亚尔山》（1995）和《天空、星辰和荒野》（1997）。他的小说多次被选入《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欧·亨利奖小说选》《最新南方小说选》等丛书。他得过不少青年文学奖。
巴斯把他的摩塔纳谷当做一种象征。它远离近邻，尚处于原生态，遥远得足以阻挡物质文明的侵袭。“我是藏在这里的，这点毫无疑问。”他在《冬天》中写道，他描述当地社区的成员时说大家都有那种冷嘲热讽的特质，“我们都在逃避什么，这种孤绝处境让我们有安全感”。这种僻远的生活环境让巴斯的小说带上两个备受称赞的特质:一是说方言的角色，其次是或明或暗对抗美国物质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腐蚀。“在城市，我经常感到虚弱、无力、无用,
我喜欢待在自然中。”他喜欢把自己置于硬气有力的田园生活的传统中，退到詹姆斯·库珀和亨利·梭罗的状态，因此大自然最令人感兴趣的要素是它的力量，它考验肉体和灵魂的潜力。
那种具有强烈男性色彩的方言在《守望》和《在洛亚尔山》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无论其背景在休斯顿、得克萨斯海湾、密西西比水乡还是摩塔纳的荒野。这两个集子中的小说除了两篇，其他都用第一人称叙述，用一种无拘无束的男性口吻，没有沉思意识，常常这样开始：“冬天的罗德尼经常下雨。但是我们有历史。”或者:“克尔比有信仰。他忠心耿耿：克尔比忠诚。”巴斯钟情于去掉概念性的叙述者。他的小说几乎完全没有对话，表面上质朴无华，结构几乎完全复制每个流浪汉的自然存在状态。有评论家说，处于这种边缘状态的男性角色往往能表达出社会传统上能允许的更野性的情感广度。巴斯的叙述者的那种质朴无华让他们拥有一种信马由缰的反讽自由，如《密西西比》中的一个段落里出现的那个句子：“猫头鹰。我们逮住猫头鹰了。晚上它们总是哭嚎，让你怀疑自己待的地方会出什么事，甚至怀疑自己会有什么不祥。”还有评论家指出，这种依赖说方言的男性主人公的写法存在固有的严重问题，即所有主题意识必须来自语言本身以外。但是，没有什么概念可以解决巴斯的疑问：人类如何跟自然世界和谐相处。巴斯以南方为背景的小说还揭示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界的破坏。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主张人应该简单地与自然保持同步。
自从搬到亚克谷生活以后，巴斯自称：“我感觉自己在远离概念和思想，它们曾在我们的血液中怦然跳动。”他开始看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意风格，叙述篇幅比以前的更长，对人们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见地更为成熟。在巴斯的短篇小说中，女人从来都是容易消失的谜团，到了晚近，女人依然是谜，依然有时不辞而别，现在则开始跟男人平起平坐。男女之间的爱情变成一种野蛮的共生关系。他开始弃用民间逸事、讲方言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比如，在《天空、星辰和荒野》中出现了这样开头的句子：“起初，我们借用几张祖父在文件袋背面绘制的粗糙的地图来探索这个国家，但是，渐渐长大后，当我们去新的地方以及祖父熟悉的那些深僻的地方时，我们开始用准备亲自去填绘的空白地图当做指南。”这些篇幅更长的小说传达出个人与社会的挽歌式关系，同时也强调人类的相互关照。
巴斯小说中的大自然不完全是时代背景的折射，而是主人公精神状态的反映。自然既是治疗者，又是破坏者，在这种矛盾框架中，他的小说主要通过直觉来推动发展，而不是依靠概念，而且这种发展似乎还极力避免出现最后的结局，巴斯曾把自己的写作过程描述为:“从旁边寻找裂纹、缝隙、断层，防止小说肆虐地横冲直撞，变得平庸可测。”
理查德·鲍施于1945年4月18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本宁堡，3岁时举家迁往首都华盛顿，1950年又搬到马里兰。他一生中很多时候都在东南部地区度过。他曾在美国空军服役，1975年在艾奥瓦大学作家班获硕士学位。他的小说荣获过很多奖项。《洛杉矶时报》曾称他是当代仍在写作的作家中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而《底特律新闻报》则赞扬他的风格直穿人的肉体，然后温柔地抓住读者的灵魂。
鲍施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和情景都比较复杂，几乎可以当做长篇来对待。他经常让两条线索平行发展，因此，从视角、逐渐向高潮推进和引起共鸣方面而言，具有长篇小说的复杂性。比如《了不起的坦多尔弗》中，一个喝醉酒的年轻小丑搅了一个小恶魔的生日派对，因为他刚给一个女人买了一份巨大的婚礼蛋糕，而这个女人却说她已经结婚了。《夜晚》中一个老人在梯子上修饰房子上的油漆，在他等待妻子带着外卖中餐回家的时候，女儿正在电话里跟丈夫吵架，孙女儿则在郊外的家中寻欢作乐。《我最想成为的那个人》通篇是压抑着愤怒，备受挫折的离了婚的单身爸爸的内心叙述。
虽然鲍施的小说主题千变万化，最后总要回到数代人在家庭中积累出来的恩怨重负，难言的创痛和负疚代代相传，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时他会写一些爱伦·坡式的痛苦和自我欺骗的故事，叙述者忍不住而且都是完全无意地透露出可怕的生活和思想，有时他又写一些霍桑式的负罪的道德故事，里面的人物放弃诚实，抛却幻想。鲍施能够准确地捕捉住人物挣扎奋斗，试图跟旧生活决裂或者投入新生活的瞬间。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认识到，这种消磨了我们的生命，甚至有时也会给予我们以意义的挣扎不过是谎言，它们只会给最亲近甚至最亲爱的人带来痛苦的折磨。
鲍施的人物处于各种年龄段，处于各种生活情境，具有各种兴趣和价值观。他写一个刚刚结婚的年轻女人的怀疑和焦虑，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还没有把握；他写一个年迈的父亲接到小女儿电话的震惊，女儿宣称要嫁给的男人比父亲还要老；他写一个男子刚刚跟女同事结束了漫长的外遇后难以自控的内疚，但是一只丢失的高跟鞋的发现却让他陷入危机，加重了难以摆脱的恐惧，担心妻子其实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但在小说中，妻子却没有流露出丝毫这样的觉察，所有这一切他都刻画得令人信服。他经常把自己的人物从各种郁闷中解救出来，让他们重新找到生活中奇妙的感觉。
鲍施的对话写得颇为考究，不大故意营造明显的风格化语气，而是根据角色所处的时代以及每篇小说本身的需要来决定风格。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人物没有社会学的、政治的意义，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都是“容易辨认而复杂的人”，而不是某种粗俗和邪恶的象征。
他的短篇小说集主要有《心灵及其他故事》（1987）、《消防员的妻子及其他故事》（1990）、《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1994）、《理查德·鲍施短篇小说选》（1996）、《有人在监视我》（1999）。
查尔斯·巴克斯特先后就读于马卡勒斯特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后又去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任教，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教创作。他著有两部长篇、四部短篇集、一部诗集、一部关于短篇小说的散文集。
他的小说以中西部为背景，他曾这样评论自己故乡的风景如何塑造了当地人民，同时又影响了他的创作：“那是一片没有风景的大地，它把人拉回到内心.那是一种封闭的感觉。这里没有海洋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见山峰。只有灰蒙蒙的一片。也许不是巧合，中西部农村地区有一种隐秘的说不出的怪异感。”
他的叙述显得低调、克制，具有契诃夫式的传统，他把注意力紧紧地集中在各种事物和姿态的细节上，这些细节会诱发人物讲出种种不可言说的欲望和失望。
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世界的和谐》以幽默和讽刺的态度表达了对家庭生活中往往是悲剧性的不和谐的关注。标题小说这样开头：“在我长大的那个俄亥俄小镇，很多人家的客厅里都放着钢琴、餐具柜、沙发和象征优雅的重器。这些钢琴很少调过音。”
在他的小说世界中许多物件不仅仅是小道具，它们本身具有个性，而且往往积久成习，起着激发人物内心真实世界的作用。他的人物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些钢琴，深受不谐之音的困扰，在应对难以驯服的外在世界的斗争中，这些人物常常进退失据，完全听任不和谐世界噪音的捉弄。
在第二个短篇集《穿越安全网》中，巴克斯特对入选小说作了精心安排，重点放在描写生活如何变得凌乱无序。他常常忽然插进某个情节、某个新内容，出现一个仿佛天外来客的陌生人，出现一个预示神秘和奇迹的先兆。在标题小说中，主人公接到她的精神病医生的电话，警告她全家将面临《约伯书》里提到的灾难。医生告诉她:“我能看见你的全部生活,整个未来将闪烁着这团丑陋的黑色火焰的光芒而开始,然后我看到你像表演马戏般从秋千上落下。大口地喘着气,穿过安全网掉下来。跌进大地深处。”在这篇怪异的精神预测小说中，主人公们都生活在普通的郊外。精神病医生的警告把主人公推进一个莫可名状的危险的超现实世界。她锁上门把黑暗和狂风拒之门外。忽然间，她家前院里的那棵树、水杯、吃葡萄用的锯齿刀全都变成了不祥的威胁。这个充满了小车和别墅的郊外世界在警告它的居民这里毫无安全可言。最后主人公离去了，家里弥漫着一种邪恶的寂静，镇静的自然仿佛慢慢开进来。
巴克斯特的很多小说都发生在家里。表面上家庭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很快正常的秩序就会遭到外部或偶尔也来自内部力量的威胁。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家庭生活是不可控的，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在《乔伊之惊》中，年轻父母装了套儿童安全设备，以确保他们的女儿独自在房间待着时安全无虞。可是孩子吞吃了一只红球后随即倒地死亡，静静地等待被人发现。孩子的死亡让父母身心备受折磨，觉得自己连小小空间的安全都保证不了。父亲的痛苦和愤怒久久难平。巴克斯特式的主人公都备受这种失落的折磨，身处郊外的阳光中，拥抱的却是黑暗。许多人在迷茫失措的选择中紧紧抓住不管什么能够给自己定位的东西，即便那种自我定位可能令人痛苦不堪。
在巴克斯特的世界里，神秘的和普通的事物既绝望又充满希望地交织在一起。短篇《格里芬》最能说明巴克斯特小说的推进方式，即内在和外部情节交织在一起，随机事件的出现有时会打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男孩，他的老师感冒后由费恩茨小姐替课，新来的老师迷恋奇幻故事，声称自己游历过埃及，看见过半狮半鸟、名叫格里芬的动物。叙述者表示怀疑，在字典里查了“格里芬”这个词，欣慰地发现格里芬是一种在神话里出现过的野兽。这个事实被证实后，叙述者对新来的老师信马由缰的描述变得很容易轻信。这时，巴克斯特让读者看到了这个男孩的天真，猜测这个男孩会学到比格里芬更复杂的东西。第一人称的叙述在人物所观察到的事物和读者所了解的东西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反讽味道的距离。费恩茨小姐用意大利纸牌预测一个男孩会早死。她很快就被解雇，学生们被迫又回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这个情节的设计让叙述者经历了一个想象出来的幻境，但顷刻间那个延伸的世界就被关闭了。读者与他共同经历了体验奇迹的快乐和想象力遭受压抑的悲伤。巴克斯特的主人公们极力适应外在的混乱，而内心凌乱的音符却在继续拨动。
巴克斯特喜欢描写普通人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的生活。家庭的平静对时而美妙时而悲惨的喜剧突变而言显得十分脆弱。他的那些困陷混乱的人物总是想方设法跟别人发生联系，在日常生活的凌乱中寻找意义，然而这种联系并不容易求得。《窃贼》中一个郊区圣职人员在撰写布道文：“不要害怕”但他却卡在那里写不动了。妻子对小偷有一种强迫性的恐惧。这时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正好是妻子的前男友，他以郊区的真实状况为例安慰牧师：“看看你和邻居们住的房子。看看光线映照出的小小的四边形。这里除了家庭、火炉、圆木、上帝的孩子外，不会有别的什么。在这样的地方，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不该还对小偷担惊受怕的。”读者知道这位朋友和牧师妻子在感情上仍然藕断丝连，已经看到这个郊区并不安全。妻子不断地说害怕贼在家里搜寻东西。可是，我们知道，那个贼已经悄然潜入。
《消失者》把背景从中西部的家庭生活移到外面，讲述了一个外国人想跟美国世界发生某种联系的可笑又可悲的欲望。一个叫安德斯的瑞典工程师出差去美国底特律，他最大的渴望就是“跟一个美国女人在一张美国的床上睡一觉”。当他很快就被底特律空气中四处弥漫的灰尘的酸味弄得晕头转向时，读者发现安德斯想漫游一个比底特律地图上标识的街道复杂得多的世界。安德斯最终遇上了自己的“美国女人”，她警示安德斯的灵魂就像闪闪发光的生牡蛎，而自己的灵魂则是“钚”，让安德斯在自己家里体验了一番堪称迷幻的性经历。安德斯的身体仿佛要在缤纷的色彩和燥热中爆炸，他搞不清这个女人唤醒了什么样的情感反应。她冷静地解释说,“能够立刻打开你灵魂的语言”犹如毒瘾。安德斯对她的冷漠情感不以为意，相反还积极地期待接下来的好事。后来，她很快就永远地消失了。安德森继续寻找能把自己带入超现实的神秘世界的媒质，然而，他的探寻不仅招致遗弃而且还遭到坑蒙抢劫。他在一个脏兮兮的工业小镇的经历毁灭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对这样一个毫无信仰可言的美国感到困惑不解。朝圣者被孤单地撇在那里，在四处弥漫着可疑的烟火与灰尘的气味中瑟瑟发抖地思念着自己的故乡。
巴克斯特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用鲜明的细节和轻脆，有时是超现实的对话来唤醒复杂的情感。他的主人公都怀着虔诚和谦卑努力探究这个充满各种不和谐的世界的奥秘。他们在凌乱不堪的世界中寻找关系和感情的时候，经常遭到陌生人的打击和惊吓，被飞来的横祸所动摇。这些小说不仅带来了奇迹之光，同时也让我们尝到失落的慌张。每次顿悟让主人公获得的与其说是启迪不如说是迷茫。弗兰纳里·奥康纳相信最好的小说都是靠神秘事件来推动的，同样，巴克斯特拒绝把小说的各个部分打造得完美妥帖。他的小说从不和谐中萌生出来，然后停留在复杂而神秘的结局上，熟悉的事物变得十分陌生，如果不是被毁灭的话。他总是求助于神秘的不可知，彰显智性的局限，不存在解决一切的智慧。他的小说从解释某个事件开始，结束时却从纸面超越而上，进入无法言说的奇妙世界。
安·贝蒂生于1947年，在华盛顿长大，1969年毕业于美利坚大学，后又在康涅狄格大学读研究生，先后在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教书。贝蒂进入成熟期的60年代，社会开始急剧发生变化和动荡。她的小说里充满了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符号的人物：吸毒、留长发、懒散、嬉皮，很多人的名字叫萨姆、格丽芬、马克、米洛、艾米和露易莎。70年代后，各个层面和阶级的幻灭感开始浮现。在公共领域，贝蒂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随着尼克松的执政和共和党的长期执政（其间仅被吉米·卡特的一个总统任期所打断）而被击碎。在私人世界，这样一个现实开始明朗起来：爱的自由已经没有。
70年代中期，后现代派作家们，诸如唐纳德·巴塞尔姆、约翰·巴思、约翰·霍克斯受到严肃评论家的极大关注，但是，如果把如此众多的作家，如此不同的风格可以称为一场运动的话，后现代派运动至少已经逐渐枯竭。贝蒂带着一种新颖的小说类型出场了，并且很快就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最初，极简主义这个术语主要在塑料艺术中使用，描述那种在较大的动能中以小空间为要素的作品。后来这一概念与小说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被归入这一流派的作家除了贝蒂，还有雷蒙德·卡佛、玛丽·罗宾逊、托拜厄斯·沃尔夫和加拿大的艾丽丝·芒罗。艺术极简主义的倡导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空间概念，他们将其视为“自由”的媒介，与意图无关。这个概念移植到文学领域后，评论家把一篇小说中的缄默和省略当做一种“自由”要素。小说的意义因此蕴含在弦外之音中，像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那样。通过对缄默和省略的巧妙运用，极简主义作家反而借此来强化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意义从间接中产生，又从间接中获得力量。海明威和贝克特都对贝蒂的写作产生过影响。贝蒂非常倚重对话描写，很少使用“他说”这种方式来划分一句话。她重视对话内容的锤炼，写得机智聪明，而且又不直接道出，总是含蓄地藏一手，留出空白和省略，让给读者在阅读时去填充。同时，呈现在表面的内容和文字也颇具贝蒂式的机智，没有直白讲出来的东西往往显得更加重要。典型的贝蒂的小说一般都会设置某个顿悟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会出现一个具有总括意义的画面，它集中渗透了此前经历的各种紧张，最后形成一个结晶，最后一切都因此而释然。
1976年，贝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扭曲》发表，与此同时，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的寒冷景色》出版。这两部作品的同时面世发出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安·贝蒂来了。其实，读者早就通过《纽约人》杂志熟悉她了，她的短篇小说经常发表在这份刊物上。《扭曲》选收了《矮子屋》《狼之梦》《佛蒙特》《马歇尔家的狗》《维克多·布鲁》等重要小说，可谓1970年代的启蒙书。如贝蒂所说，这个时期的人喜欢“把60年代梦幻化和浪漫化”，同样，她的人物也喜欢对这个时代进行这种不切实际的处理，他们仿佛生活在一场梦中，想象中上个十年比眼下这个时代更加有趣和真实。在这部小说集中，贝蒂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爱情和亲情进行了研究和表现。她的人物几乎处处都想超越糟糕的婚姻或者失败的恋爱事件的拘束，寻求某种解脱。在《停车场》中，贝蒂描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跟一个叫吉姆的男人的婚姻关系。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在小说中用一个黑暗的四边形的停车场来象征）枯燥乏味而又刻板。这个女人终于找到走出婚姻的出口，她跟一个男人在停车场偶然相遇后，两个人就去一家汽车旅馆偷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却并不让人满意，这往往是贝蒂主人公的宿命。
1978年，贝蒂的第二部短篇集《秘密与意外》发表，收入了作者最精彩的几篇小说，如《朋友们》《草坪上的派对》《秘密与意外》《周末》《一只维京风暴鸟》。此时的贝蒂已经把那种冷静、明察秋毫、克制的风格经营得臻于完美。比如在《草坪上的派对》中那位叙述者说:“班克斯来了。天暗下来时，他坐在我旁边。我看着草坪那边的丹尼勒。她围一条红色披巾，紧紧地裹在肩膀上。她显得既憔悴又优雅。我父亲已经喝了整整一下午的酒。”我们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忽然中断，本该继续深究之处断然过渡到另外的对象和事物上。这正是贝蒂从一种感觉向另外一种感觉状态迅速转移时的思维模式。贝蒂自始至终最常关注的是那些不善表现或者喜欢自嘲的人物。这种人物也常常是其小说的叙述者。这种写法有时让评论家们把叙述者的意思误读为贝蒂本人的想法，错失了对渗透在作品中的反讽味道的体会。贝蒂有时还描写主人公对并不存在的过去的疯狂渴望。《一只维京风暴鸟》中的尼克经常梦到他跟从前的情人凯伦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凯伦把那只洁白的风暴鸟放进林肯隧道，那是一只从天线飞起的纸折的彩色汽船。贝蒂用一句非常精致的话这样写到尼克：“多年以后，他去寻找那条他们一起走过的路，但却没有找到。”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整个这部小说集的总结。
1982年，贝蒂发表了第三部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屋宇》，这里描写的人物也许已经稍微年长一些了，但是却不见得更聪慧，也不见得更容易撞上幸福。弗洛伊德曾暗示，房子是灵魂的象征，读者从这部更加诗意和感情更为幽深的集子中感觉到的是，贝蒂凝望着她的灵魂们在自怜、自爱、宠爱中燃烧。她的小说技巧从来都是新意迭出，犹如中国套盒，其中套压着一层又一层故事。这些小说中还不时流露出宿命论的色彩，“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挡不住”，而智慧不过是学习如何应对，学习优雅地、艺术地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残酷打击。
1986年，贝蒂的第四部短篇集《你会在这里找到我》出版，在这部集子里，贝蒂对题材的驾驭能力日益炉火纯青。这时，她的人物开始出现了对尘世的厌倦，他们无奈地接受了小世界里的生活。这些人物几乎全部出自中产阶级上层社会。他们生活条件不错，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始终摆脱不掉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感。
1991年，贝蒂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选集《什么是我的》。这本集子可谓作者有意对自己近二十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成果进行总结：把属于我的留下。该书收集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在这部选集中，贝蒂表现出对既让人着迷，又让人震撼的现实生活的洞察力，不愧是这个时代精神世界的记录者。
到了90年代后期，贝蒂小说中的主人公开始进入调整期，她的语言依然保持了轻柔、机智和想象力的锋锐，但是由于主人公试图在更宏大的宇宙坐标中给出自己的定位，试图确定当他们在应对家庭秘密、疾病的悲剧、不忠、无谓的争执、毁灭了好姻缘的无法解释的欲望时，这种思想深度的拓展使得贝蒂晚近的小说具有更加深长的意蕴。总之，贝蒂似乎想提供出一份自己那个时代人物的心灵史。
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最知名的作家，以长篇小说最为出色。这些充满智性和语言魅力、喜剧天才、富有想象力的技巧的作品使他赢得了大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喝彩与好评，荣获197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9岁时举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在他们家里，英语、法语、意第绪语都有人说或者阅读。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后，贝娄又转到西北大学，1937年毕业，获人类学和社会学学位，接着又赴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但很快又辍学专事文学创作。为了养活自己，他又打了些零工，在芝加哥一所师范学校教了四年书。第二次大战期间，他曾短期服役，做过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此后，他的生活基本上分为写作和教学两部分。
他的杰出成就主要在长篇创作上，但是经常不忘在长篇创作的间歇写一些短篇。无论长短，他的叙述基本上是戏剧性的，描写那些最终导致主人公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艰辛的自我探索。他那强劲的声音充满了自我反思和嘲讽的意味，往往带着讽刺和斥责的语调，而这些可以从那些内心独白、对话和散漫的点评中听得出来。它嘲笑膨胀的自我，华丽浅薄的说话人，他的主张和分析，他的忧伤和欢乐。贝娄最早发表的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1941年）揭示了一个在等待和真诚地希望被召去参军的失业青年的内心苦恼，这种描写等待的题材后来又写进他的第一部长篇《晃来晃去的人》。这类主题和人物在后来的作品中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主人公约瑟夫反复质问:“一个善良的人该如何生活，该干些什么呢?”这种道德追问或者重复出现或者通过暗示，贯穿在他的整个小说创作生涯。当约瑟夫最终应征入伍后，他伤感地总结说：“我独自一人什么都做不好。”贝娄后来写的很多人物都有这样的想法。
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贝娄发表了不少短篇，有的是从他的著名长篇《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抽取出来，有的后来又被他拆散融化到长篇中。《杜拉》可谓弗洛伊德《少女杜拉的故事》的翻版，表达的思想在他的成熟作品中屡有再现。他试图说只有通过彼此的真正欣赏和相处，人们才能确认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做父亲》把关于父性的机智思考和有关金钱的纠缠不清的感觉交织在一起。小说的主人公罗吉是一个年轻的化学研究人员，财力负担很重，梦想通过人工合成蛋白来致富。与此同时，他那位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工作的美丽女友乔娜却正在无拘无束地花着他的钱。一天，他在地铁里发现身边坐着一个衣冠楚楚的乘客，挺像他厌恶的乔娜的父亲。他想，再过40年，乔娜的儿子或许就像这位四等男人。他感到既恐惧又厌恶，考虑从这种关系和失败的命运中抽身而出。但乔娜却很关心他，坚持给他洗头发。当罗吉感觉到乔娜充满爱抚的手指和温暖的流水时，愤怒烟消云散，一股爱的暖流从身上涌过。《贡扎戈手稿》进行的是另外一种研究，得出了偏激和片面的结论。小说标题模仿亨利·詹姆斯的《阿朋斯文稿》，描写年轻学者克拉伦斯·费勒去西班牙寻找一个不知名的已故诗人未曾发表的诗歌。费勒希望借把贡扎戈的诗歌公布于世来总结自己的生活。这次寻找最终失败，表明了人类关系的不牢靠，并且暗示诗人、学者以及文学爱好者对人类普遍抱有的崇高期望的最终幻灭。《告别黄屋》对身份和意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描写了一个孤独的老妇人晚年的遭遇和感受。作者用荒原中的黄屋来象征女主人公一生的空虚及其卑微愿望的虚幻。
贝娄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几篇著名小说都跟回忆有关。《老规矩》探讨了他心爱的主题：能够改变性格并丰富人生的记忆的力量。主攻“遗传化学”的著名基因专家萨缪尔·布劳恩博士经常回忆自己跟两个亲戚之间的争执。种种回忆不仅促使他反思传统犹太性（老规矩）中的伦理和精神价值，同时还反思了自己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曾经排斥的犹太人对爱和友情的感觉。小说分析了融合的代价，追索了这位美国出生的叙述者被长期压抑的对亲人的记忆重新唤醒后的生命力。《莫斯比的回忆》的核心仍然是回忆，小说中的主人公普林斯顿大学原政治理论教授威利斯·莫斯比，意识到自己一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既不斤斤计较地悔恨，又没有丝毫道德挫折的沮丧。他想把自己的回忆塑造成一部现代知识分子史，他决定用幽默的方式来摒弃自己的种种凄凄切切的想法。
1978年，贝娄发表了受到高度赞扬的《银碟》，他又开始写起自己的拿手题材：父子之间理不清的情感联系。父亲的死去让伍迪·塞尔斯特开始沉思这位古怪的老人在自己生活中的作用。父亲常常给这个家带来各种麻烦，有一次甚至偷了一只银碟，最后却让儿子承受谴责。伍迪试图理清自己对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不可动摇的热情，他不仅抓住父子关系中的深层内容，而且抓住了家庭亲情的救赎性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贝娄屡有出色的中短篇小说问世。《口没遮拦的人》（1982）再次把笔触伸向自我同情和自我省察的知识分子。退休音乐史教授兼著名作曲家肖马特因税务问题跟美国政府发生麻烦，准备流亡加拿大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与其说被金钱磨钝，还不如说被他不能保持沉默的激烈辱骂磨钝。这篇小说相当于一封致歉信，道歉对象是35年前被肖马特冒犯过的大学图书馆馆员，他认为这次冒犯毁了这位无辜女士的一生。事实上，贝娄想借这篇小说来思考美国道德和文化价值中存在的固有矛盾。《你今天过得怎么样》（1984）似乎想暗示：艺术能够给现代人提供最好的整合超越反应的手段。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年事渐高的评论家和社会哲学家，虽然脑力尚佳，但肉体的疾病让他感觉自己时日已经不多。他怀疑存在超越纯粹物质的普遍理念。但是艺术不等同于生活，生活也不见得总令人满意。这位教授和他的情人乘坐的飞机遇到一场暴风雨，死亡在即，情人恳求教授说一句爱她的话，可教授却拒绝了。这位有夫之妇在这种充满风险又不名誉的生活中没有得到多少情感的报偿。《亲戚们》（1984）是他写得最自我、感情最深挚的小说之一，在这里，贝娄借主人公表达了对集体和个人纽带关系的弱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和个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关注。主人公跟作者一样，对当今社会道德和精神标准的日益衰败深感沮丧。
贝娄在75岁到80多岁这段时间又发表了三部中篇：《窃贼》（1989）、《贝拉罗萨关系》（1989）、《真实》（1997），以及两个著名的短篇《记住我这件事》（1990）、《在圣劳斯河畔》（1995），这些小说探索了性和死亡交织难分的思想以及家庭关系的本质。80岁高龄的贝娄还在思考着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孩子在新大陆所经历的社会和道德上的挣扎，这种挣扎从来都是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关注的主题。仔细阅读贝娄的短篇小说会发现，这些作品不仅是他的长篇小说的延伸，同时又是他对20世纪美国生活充满探索精神的整体描述的有机组成部分。
吉娜·伯雷奥尔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长滩，为了摆脱贫寒的家境，童年时代发愤读书。母亲是瞎子，父亲是自由作家，家里有一台打字机，伯雷奥尔特很快就开始敲起键来，把自己读过的喜爱作家的作品中的段落打印出来。她梦想有朝一日写出那么漂亮的文字。进入青春期后，她开始动手自己写小说并向杂志投稿，希望能够卖掉一篇挣笔钱来补贴一下艰难的家庭。编辑给她寄来了鼓励信，却拒绝发表作品。编辑的兴趣倒是增强了她的自信，她继续写下去。高中毕业后，她没有继续求学，坚信如果一个人有真正的写作冲动，是不会在乎学术训练的。她是有写作冲动的。伯雷奥尔特在40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写出一部剧本、四部长篇、三本短篇小说集。最近的一部集子《床上的女人》获福克纳笔会和国家批评界奖。她现在旧金山大学教创作。
吉娜·伯雷奥尔特的小说往往都经过一番辛苦的打磨，语言省俭，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思索角度新颖。她的几部长篇小说对核战争、自杀、乱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关系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思考。但是，伯雷奥尔特的短篇小说给她赢得了最多的关注和赞美。
她的短篇一直都深获同行钦佩，主要有三个备受赞誉的集子：《情人及其他故事》（1965）、《憧憬的有限激情》（1982）、《床上的女人》（1997）。她的短篇对平民大众中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人群的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契诃夫小说主人公的标志性的绝望感也深深地弥漫在吉娜·伯雷奥尔特创造的那种主人公身上。《床上的女人》的表现非常精彩。她在这个集子的小说中对什么是女人以及女人们如何变老和枯萎进行了深刻感人的描写。她的精确描写传达出明确的日常氛围，给读者感觉作者好像是一个偷听别人谈话的高手。如果说吉娜的小说有什么局限，这种局限不过是读者不能超越那种表面上的普通性。她可能会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景致中，但笔下的人物却梦想着远方。那种描写失败的主题在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但伯雷奥尔特是以令人难忘和揪心的笔触写出自己的沉思的。
多丽丝·贝茨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现在依然生活在那里的一家农场，她一生获过各种文学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南方文学的论著。她具有很深的宗教感，但不是对宗教教条和教义的膜拜，而是喜欢利用小说思考重大的问题，比如善恶、生死以及人类如何在宇宙中寻找意义。她的早期作品喜欢探究一些哲学问题。她的小说主要处理的是时间和不朽、儿童和成人的个性塑造、家庭成员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爱情以及成长的多重可能。她的人物多为工人阶层和怪诞角色。短篇小说写作让她磨练出更为复杂微妙、多层次的讲故事的风格。
贝茨的第一部短篇集《温柔的反叛及其他故事》（1954），由12个人物故事组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温和地反叛那种弱化或者不肯承认个人尊严的家庭纽带。这些小说犹如很多部望远镜，它们对人的感觉和心灵的真实状态通过聚焦、微调、放大等手段进行观照，最终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弱点何其脆弱，同样，我们的美德又何其坚韧。一种人道和博爱的精神隐约贯穿各个篇章。
1966年，贝茨发表了第二部短篇集《天文学家及其他故事》，包括7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所有的故事背景都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某个小镇。开篇小说《香草屋的间谍》描写了一个叫多丽丝的8岁女孩，孤单却富有想象力，渴望被别人注意和记住，她相信纳粹正在秘密地逼近一幢废弃的大楼，而且已经发现了正在探险的她。标题小说被公认为中篇杰作。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位名叫比姆的纺织厂工人，退休后既没有亲友来往又没有人生计划，开始喜欢上天文学。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角色，妻子已经死去12年。自从他把一间屋子租给一对未婚情人后，自己孤独的生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由于他忽然对天文学感起兴趣，由于那台家用望远镜，由于他对艾娃的爱日益加深，而后者让他用望远镜看到了邻居们更加广阔的生活世界，比姆先生开始把世俗生活与天文世界联系起来。当艾娃做了流产，并且自责扼杀了一个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时，比姆悉心安抚她，批评她等到发生了麻烦时才想起求助上帝。艾娃重新回到丈夫和孩子们身边时，比姆开始反省自己在没有成为天文学家之前的那些日子的各种错误，很多事情他需要得到宽恕：他冷落妻子，控制孩子，不相信上帝。他对早年循规蹈矩生活的反叛打开了一个求知、与他人关系以及对隐藏在“星星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信仰的新世界。
第三部集子《南方荒野之兽》（1973）共收9个短篇，在这部集子里，贝茨描写人物包括怪诞人物的技艺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这些人物继续在寻找有意义的身份和在南方荒野中与他人的满意关系，而所谓的荒野则由于自然的优美和对个人与宇宙之间可能的精神联系的敏感而变得柔和起来。其中的《奥维莱特》被改编拍成美国短篇小说系列短片电影的内容，获得了1982年度的学院奖。这篇小说把奥维莱特从故乡山村乘巴士前往大城市图萨途中的情景写得既幽默又怪诞。作者让读者随着奥维莱特在笔记本上记下她对旅途所见人与风景的怪异观察来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贝茨笔下的这些人物试图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寻找自我何其艰难，试图取得一种有意义的身份确认也许是徒劳的，她转而通过建立与宇宙的精神联系来给自己的角色附加一种自我意识。她的短篇小说有一种南方文学中的地方主义始终渴望的潜质：利用地方性手段实现普遍性目标。
美国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曾盛赞保罗·鲍尔斯的短篇小说为“一个美国人能写出的最佳之作”,这些小说在美国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鲜明的哥特式味道和紧张感让人不禁想与艾伦·坡做一番比较。鲍尔斯也毫不讳言与坡的渊源关系，他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第一卷献给了母亲，称她“最早读艾伦·坡的故事给我听”。
鲍尔斯1910年12月30日出生于长岛的牙买加，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就读弗吉尼亚大学后发现艾伦·坡也曾在一个世纪之前在该校学习。但他很快就放弃学业乘船前往欧洲游历，在那里一直漫游到花光了身上带的所有的钱。
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鲍尔斯的知名度主要在作曲方面。但是从年轻时鲍尔斯就很有文学天分，十七岁时就曾发表过诗歌。在巴黎，他十分崇敬格特鲁德·斯泰因，这位影响过众多美国一流作家的女人建议他去摩洛哥，后来摩洛哥成为他灵感的重要源泉。
鲍尔斯小说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使用外国背景。他的四部长篇有三部背景取自国外，包括《遮蔽的天空》《任其倒下》《蜘蛛屋》《世界之上》。他的大量短篇的背景则在北非和拉美。在三四十年代，鲍尔斯和他的作家妻子曾在那些地区旅行。
因此，鲍尔斯的许多短篇描写的都是跨文化的邂逅者，他们经常在穿越奇异而且不适合人居住的地区的过程中与美国人遭遇。这些作品经常表现通过跨越道德和社会界限使主人公获得超越的主题。他的著名短篇《冰点数页》描写了一位父亲与儿子同去某个加勒比海岛，在那里儿子诱惑了父亲。《回声》的背景放置在哥伦比亚热带丛林，一个少女被迫谅解母亲与另外一个女人的关系。他的短篇中还总有露出台面的暴力威胁，制造出某种凶险的氛围。有时，某些短篇的核心题材就是暴力犯罪，而且作者沉溺于此。有些小说探究药品对意识的改变。《在水边》和《奥尔莱与基迪》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描写了人向动物的变异。无论这种跨越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鲍尔斯的这些故事都典型地描写了一种人类想互相接触和交流的欲望，但最后以失败，更多的时候以悲剧告终。
《遥远的插曲》和《精美的猎物》也许是鲍尔斯最著名的两个短篇，后者的风格则更为怪异。前者描写一位教授在一个虚构的地方旅行的经历，他打算研究一个原始部落的语言和文化，结果却遭到禁锢和暴打。教授醒来时恐怖地发现一个人一只手里握一把刀，另外一只手则捏着他的舌头。失去舌头的教授在眩晕中无法说话，被放进一只麻袋里，由一只骆驼运走，身上还捆绑了一些锡罐。他逃到沙漠上后被当做娱乐工具使用了一年多，最后可能死在沙漠。这篇小说写得掷地有声，非常有力，因为它戏剧性地，同时又很强力地记录下所有人类经验中内心存在的恐惧。鲍尔斯技巧娴熟同时又笔墨简洁，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带出熟悉的环境，领入陌生的恐怖之地。这篇小说像鲍尔斯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同时也刻画了东西方之间最基本的紧张关系。小说最鲜明的讽刺体现在结尾的演说中，理性不能提供生存必须的东西。这篇小说同时也激励我们思考什么力量在掌控着事件的运动。《遥远的插曲》描写的宇宙中显然没有什么上帝。事物发生了就是因为发生了，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神明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有着强烈存在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色彩的哲学弥漫在小说中。
《冻田》写于50年代中期，与鲍尔斯的典型小说模式不同，属于他不多的几篇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但是这篇小说具有重要意义。小说描写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借用了童年记忆，特别是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经历。背景设置在圣诞节。小说开始，六岁的唐纳德和父亲一起乘火车去祖父的农场。访问期间父子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父亲对戈登先生对儿子的浓厚兴趣感到不安，他极力要把儿子塑造成一个男子汉，有时强迫性地朝儿子脸上抹雪。唐纳德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虚构出一只狼，想象这只狼冲进窗户叼住父亲的脖子。在小说的最后，唐纳德想象自己与这只狼一起在这片结冻的田野上狂奔。与鲍尔斯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冻田》表现出对孩子的深厚的同情心，他们的优美世界总是处于成人的控制之中。唐纳德与父亲的不断争斗，父亲不遗余力地压抑他的艺术天分，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父亲的态度、童年时代的孤单和创作活动。
《来学》沿袭了鲍尔斯小说典型的旅行手法，但主人公却是年轻的摩洛哥女子玛丽卡，旅行方向是从东方前往西方。玛丽卡经历了一系列巧合事件，从西班牙到美国洛杉矶，途中不断地更换交往男人，最后又回到摩洛哥，发现故乡小村完全变了，母亲也已死去。这篇小说以极快的速度覆盖了很多地方。虽然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具体活动却经过了玛丽卡意识的过滤，所以读者能够直接感觉出她第一次置身西方文化时的反应。
鲍尔斯晚年时仍然写作不辍，但晚期小说在风格和调子上与早期的作品已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别小说采取戏剧独白的方式，借用了早年的记忆。总之，这些小说有种安顿下来的感觉，显然是一个作家行旅岁月结束时的作品。
在生命结束之际，发表了六十多个短篇小说的鲍尔斯在美国短篇小说作家中已经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没有第二个美国作家在描写试图了解他人方面写得如此精彩，这也许是了解自我的另一种方式。
凯·博伊尔于1902年出生于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她漫长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的主要事件。她的写作基本上就是自己生平的编年史。她以几乎冷酷的诚恳描写了自己的招牌式自传主人公，那位美国女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博伊尔举家迁往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她在父亲的公司里做了一名秘书。她曾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和俄亥俄机械学院短期学习过。1922年，她与一个法国人结婚。后来他们搬到纽约，博伊尔在一家叫《金雀花》的小型文学杂志工作，这份杂志上发表过威廉·卡洛尔·威廉姆斯、玛丽莲·莫尔等新生代作家的作品。1923年，她随丈夫回到法国。她曾郑重地指出自己不是让厄内斯特·海明威捧出名的流放的一代作家中的一员，她自己就是一个法国居民，一个因为婚姻造就的法国公民。不过，在法国，博伊尔很快开始与两次大战期间在欧洲流行的先锋派作家圈子有了往来，这时的她开始在写作上逐渐成熟起来。
1925年，博伊尔与《季度》杂志副总编恩斯特·沃什相遇并陷入热恋，博伊尔离开丈夫放弃了那段婚姻后在整个欧洲过着流浪的生活，一边为杂志约稿、编稿。1926年，沃什去世，五个月后，他们的女儿出生。1930年，博伊尔与先锋派作家劳伦斯·威尔结婚。30年代是博伊尔职业上收获颇丰的十年，她出版了四部长篇、三个短篇集、一部诗集、两本译著，以及大量单篇小说和散文。
1941年，博伊尔与约瑟夫·弗兰肯斯坦结婚，直到1963年丈夫去世，这段时间是博伊尔一辈子少见的生活稳定期。二战期间，她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走遍欧洲。这时她开始给各种报刊撰写商业小说。
50年代初期，博伊尔和丈夫同时遭到麦卡锡主义机构的调查，虽然最终过关，但博伊尔被列入黑名单。只有《民族》等少数杂志敢发表她的作品。1962年，博伊尔在圣·弗兰斯科州立大学接受了教职，1979年在那里退休。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她的写作兴趣从短篇转向非虚构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散文。
博伊尔的作品总是反映风土山水，个人处境以及本人生活的政治、历史背景。她的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处理在一个非个人的世界对人事关系的不懈探索。在她的早期小说中，比如《婚礼日》《第一个恋人》《艺术家圈》中，她在独立的角色背景中探索这些主题。她的短篇小说都是内省式的。在后来的小说《失败》《火星的运河》《盖恩的情人》中，她把自己的主人公放在一个特殊的地点和时间，因而在这些早年感兴趣的主题中增添了背景上的复杂性。
她的早期小说《祖辈轶事》取材于祖母的经历，她曾坚毅地放弃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带上两个孩子在政府部门谋得一份工作。这篇小说挑战了传统的叙述情节，主要活动是一个年轻女孩骑着一匹野马穿越堪萨斯平原，她想弄清楚是否去挑衅父亲。博伊尔管这位主人公叫“祖母”。博伊尔并没有把我们带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是制造了一个混合的视角，先是由这位年轻女子的父亲的声音叙述，他承认不理解女儿，有着与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当他骑着那匹马奔驰时对这位年轻女骑手的坚强本能地产生了钦佩之情。这两种视角彼此平衡，共同起到了刻画这位年轻女子性格的作用。小说在一个更传统的写法可能开始的地方结束了，当女儿回来后怒气冲冲地与父亲相对时，心灵获得了一种解脱。作者没有给读者交代他们会面后的结果。博伊尔在这篇小说中实验了一种同时用两种极端不同的视角讲述一个故事的方法，他们谁都不能与中心主角进行思想上的沟通。
博伊尔终其一生都在写破损的关系，在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寻找关系的人，以及被困陷在若有希望则需要坚强和勇气的环境中的个人。她毫不顾忌地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来表现这些主题，结果，给我们记录下20世纪的荒唐与希望。
雷·布拉德布里的小说中充满了自传成分，小说的背景和主人公无论多么怪异，其实都根植于本人的经历。在他的最好的小说中，这些怪异发挥着制造诗意的魔幻现实主义氛围的作用。他最虚构的情节和人物都来自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然后把它们加以变形。他的很多短篇把既日常又怪异的经历变成奇幻的虚构：比如《楼上的男人》中本地一个理发师变成了来自外星的吸血鬼；在《小谋杀》中，他自己幻化成一个杀人的婴儿；在《队列中的下一个》中，他又把自己年轻时在墨西哥旅行的经历写进去，塑造出一个逐渐落入疯狂的女人的血腥恐怖画像。他的短篇集《蒲公英酒》既是奇幻作品又是神话式自传，作者把自己的生活编织进艺术中。
布拉德布里的一生，正如自己所言，既是魔幻的又是典型的美国人。他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写科幻小说了。1934年，他们举家迁到洛杉矶，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制造迷幻世界的媒体中心的工作。青少年时代的他已经是媒体的热情爱好者，十八岁时他即和朋友参与广播现场互动节目，后来成为很有影响的媒体人物和他那个时代赢得主流读者的成功的科幻和奇幻小说作家。他的不少短篇被选入最佳小说集之类的书中，同时获得过多种奖项。他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长篇科幻小说的创作上，但在创作长篇、诗歌、散文、戏剧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过短篇小说的写作。他是在自己的科幻小说夺得市场之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他虽然写过几部成功的长篇，但其风格似乎还是最适合短篇小说集中的视角。
1940年代早期，他基本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迅速在奇幻与科幻小说领域成了一位著名的风格家。他更擅长把抒情色彩与惊人的意象结合起来，制造诗意的紧张与鲜明的戏剧冲突。《队列中的下一个》属于他早期成熟的鬼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心理恐怖成分甚于奇幻色彩，作者的抒情描写天赋在制造怪异恐怖气氛方面得到淋漓展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女人，因为曾看到过墨西哥瓜纳华托木偶产生了强迫性恐怖症。布拉德布里详尽地揭示出她的内心感觉，把推动这篇小说发展的核心意象加以戏剧化，来表明心理力量的强大，它最终导致主人公死亡。“玛丽的双眼撞到最远的那堵墙上，从恐惧到恐惧不断地摇摆……带着夸张的迷狂盯着那些瘫痪、没有爱欲、没有肉体的狮子，盯着那些被蒸发成女人的男人，盯着那些变成豪猪的女人。可怕的跳飞幻觉……终于结束了……这时幻觉撞到那道走廊，最后在一声尖叫中结束了。”小说写出故事得以确立的无声的恐怖氛围的中心意象，表达了玛丽精神状态的基本隐喻：这些木偶就是她无言的痛苦，是自己对跟丈夫彬彬有礼的致命关系无声的愤怒的象征。他们“麻木、没有爱、没有肉体欲望”的无性生活与她自己的肉体意象同步展开。布拉德布里把主人公的极度痛苦和最终的死亡的特殊恐怖予以戏剧化：她内心的呐喊是无声的，不会被外在世界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对那些木偶的反应产生的鲜活印象，凝聚了情节的能量和意义。
《威尔第》是布拉德布里非常生动的科幻警示小说之一，渲染出一幅极具说服力的图景：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最终会导致自我的毁灭。小说标题本身已经表达了主题的含义，因为“威尔第”是指未来社会某个一尘不染的高技术之家，那里设计出一种高技术玩具，既可以提高孩子的游戏想象力，同时又能毁灭它的主人。孩子们不再迷恋仙境，而是用虚拟现实中的机器制造威尔第，嗜血的狮子最终吃掉了孩子的父母。在此，布拉德布里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把技术潜在的颇有讽刺意味的负面影响揭示出来。孩子们更爱的是虚拟的机器而不是疼爱自己的父母，最终，这些玩具成为他们发泄内心愤怒的工具。
布拉德布里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人性中的黑暗面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不祥潜力。但是，他一生的写作都在证明，他内心深处是一个热情的乐观主义者，对人类及其未来抱有希望，这是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基本信念。他的黑暗小说在警示：我们终会战胜危险，不过是用了变形的视角。他的小说历来都充满争议，但他成功地在大众文化和严肃文学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有评论家认为布拉德布里最好的作品已进入美国文学的传统遗产，与舍伍德·安德森、约翰·斯坦贝克、欧内斯特·海明威等人并驾齐驱，同时与更早期的神秘小说大师如爱伦·坡、霍桑、赫尔曼·梅尔维尔声名相当。我们从这种角度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布拉德布里对短篇小说形式的贡献，他的最好的小说依然既具有大众的娱乐性又有持久的魅力。
凯特出生于费城，但很快全家搬往洛杉矶，父亲在那里治疗癌症，母亲苦苦挣扎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凯特·布拉维尔曼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她从小就在应付孤独和对死亡和疾病的持续恐惧中长大。这些经历后来影响了她作为女人、吸毒者、作家的感觉。1971年，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就成了洛杉矶诗歌界的一个活跃分子。她既是一个单身妈妈，又要在诗歌圈中建立自己的声誉，可谓颇为不易。她在小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诗集。她的长篇小说《献给美狄亚的锂》至今被认为是描写可卡因毒瘾的经典之作，为她赢得了全国性声名。后来她又在著名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二部长篇《手掌之地》，《纽约时报》称赞它是一部“充满了迷幻和诗意力量的作品”。接着，她马上就出版了获得高度赞誉的短篇小说集《挥霍忧郁》。
凯特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那些濒临毁灭边缘的女人，她们备受癌症恐惧和放纵带来的恶果的折磨，在消沉情绪中不可自拔，经常沉溺于各种激烈体验，只要能转移痛苦即可。凯特很少谈论自己的生活细节，往往利用自己的主人公、情节和主题偶尔触及。她在评论自己的自我毁灭冲动时说:“做了母亲是一个转折点。此后，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全开始有了与疾病同样的吸引力。”
在《挥霍忧郁》中，作者在这些互有关联的短篇中描写了女人们如何苦苦寻求自我定位、责任并且最终获得改变的过程。这些女人处于心理和生存危机的双重边缘，当她们从毒瘾的深渊中爬出后，又在变化后的茫然若失中极力寻求着平衡。这些瘾君子并不是格式化的街头混子，她们聪明、漂亮，幻想在洛杉矶这个腐朽的天堂努力过上清新光鲜的生活。这些女人漫步在这个大都市的街头时却深深地觉得自己旅居在一个末日之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把洛杉矶描写成一座“充满生机的废墟”。洛杉矶被刻画成一片荒原，危险地栖居于大陆的边缘，在这里美国梦被利用、滥用后耗竭一空，不过被好莱坞的嬉皮和哥伦比亚来的毒品人为地营造出复活的迹象而已。
凯特笔下的女人们多半生活在疏离、焦虑和绝望的背景中。她在描写扭曲变形、有时是神秘的成长过程时，喜欢把情节附着在向精神健康运动的微妙过程中，但是，在凯特的世界中，精神世界的平静又十分危险。那些女人经历了痛苦、康复后又滑回绝望的惰性。凯特是描写这种绝望、幻觉的出色能手。比如她这样来描写一个女人受到诱惑再陷毒瘾后在游泳池里的体会:“感觉那水有点异样和冰凉……游泳池遥远的对岸暗影斑驳。那些影子个个显得面目狰狞。它们清清楚楚。影子下的水显得那么遥远、混浊，而且绿莹莹的。池水好像遭到了污染。她越往前游，那些被感染过的蓝色颗粒就越是往皮肤上聚集。”这种鲜明的超现实意象已经超越了描写的功能，目的是要理清抽象的思维状态。
凯特有时把情欲经验的描写变成对毒瘾陶醉感的隐喻。主人公陷入毒瘾发作状态时，她的意识中仍然残留着一块健康自我的碎片:“她感觉自己仿佛被电击了一下……那感觉完全像是一份独有的情欲专供自己享用。此刻，房间里有些轻微的忧郁的受了伤的声音。她有些糊涂了，弄不清这些声音是不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
凯特的女人们在陷入和恢复的强迫性冲动中循环不已。她们经常处在为了走进爱的世界而挣扎然后又被伤害的冲突中，最后，在身心的极度疲惫中，觉得人生不过是一种不断逼近死亡的过程。
在新近发表的短篇集《小小的工艺警告》中，凯特仍然讲述着那些被母亲遗弃、被死亡萦绕的女性瘾君子，但是格调有了变化：这些女人开始学会从绝望中奋争，坚强地度过死亡和病态的恶咒，开始从对万事万物自然和谐的信仰中寻求与爱人的永恒联系。随着作家本人的逐渐成熟，她的主人公们也开始具备某种超越背叛和遗弃的个人感情的精神视角。在标题小说中，一个女孩被母亲遗弃后跟祖母一起生活，现在又要面临祖母的死去，祖母给了她很多安慰和精神上的鼓励。祖母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她能从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中获得快乐。她是凯特小说中不多见的热爱生活，把自己的感官看做灵魂的延伸工具而不是自我毁灭工具的女人。当祖母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并不自哀自恋，而是选择了上划船课，与自己的孙女踏上最后的航程，升起红旗，完全蔑视险恶的天气，她要证明快乐的权利。跟其他主人公一样，在祖母看来，忧伤既是挫折的绊脚石又是助燃剂。在作家晚近的小说中，希望、美和力量得到了肯定，人的精神永远与自然融而为一，因此她们永远不会真正放弃这个世界。这个女孩对祖母最后的生动印象是：一个老妇人迎着恶劣的天气扬帆奋勇向前，对着狂风大声呼喊。肯定永恒的爱成为凯特创作的一个新方向。
凯特的短篇小说所描写的毒瘾世界要更加复杂，而且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更紧密。她在描写毒瘾患者内心世界时，创造出一个情感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了患者想获得康复的简单需求。她所展现的焦虑、疏离和绝望是任何失去信仰、被抛弃、忧虑的人都熟悉的。这些短篇小说证明患者并不是什么怪异之徒——他们是陷入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风暴而且要极力作出哲学上的选择的人类。吸毒与否的冲突变成了一个哲学选择上的隐喻：是继续进行生活呢还是自我毁灭。最终，凯特的女人们都学会了爱和自我关照，懂得了珍视日常生活中诸如送孩子上学、购物等琐事的价值，体会到尊重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对精神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一次访谈中，凯特说:“我是演技派作家，就像演技派演员一样。我研究自我，犹如在做实验。我对循规蹈矩的研究毫无兴趣，在艺术上，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还经常拿自己做生化实验。这是我在整个写作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件工具。我喜欢服用药物让我保持思维的清晰和精力的充沛。一个作家要始终处于研究状态，即便睡觉的时候。我的睡眠质量很差。干作家这一行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要经常拿着某种架势而且得随时保持警觉。”凯特还说，一个作家大红大紫的成功概率就跟彩票中奖差不多。
拉里·布朗喜欢把自己成为作家的故事以原汁原味和隐喻两种方式编织进小说。他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他熟悉低级住宅区的生活，熟悉酗酒，熟悉下层家庭需要应付的种种困难和障碍，熟悉从伤心和艰苦劳作中获得的教训，他写的是生活中简单的事物，那些只有经历过才会获得的经验。他的创作活动起步很晚，早年的生活经历在他的小说中具有核心地位。他小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何目睹战友被杀害，排山倒海般的尸体就在身边，听得小布朗惊心动魄，毛骨悚然。他后来声称自己很早就见识了这些东西，让他更加坚信人类精神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密西西比州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出过包括福克纳和韦尔蒂在内的很多大家。1972年，布朗从海军陆战队服役结束后回到密西西比，在离图拉不远的牛津住下来，开始了他所谓的学徒期：大批地从图书馆借书，这些书包括弗兰纳里·奥康纳、雷蒙德·卡佛、哈里·克鲁斯、科麦克·麦卡锡的作品。他发现自己想搞纯文学创作，要写那种能被人反复阅读的小说。那是1980年，干了七年小镇消防员的布朗决定要从事专业写作，时年29岁。于是，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卧室里，在妻子的一台老式电动打字机前开始写起来。
布朗写了数部长篇、一百多个短篇。第一次发表短篇小说令他终生难忘，那篇小说发表在1982年的一份摩托车杂志上。1986年，《密西西比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面对音乐》，引起编辑沙农·拉夫奈尔的注意。1988年，他策划出版了布朗的第一部同名短篇小说集。这个集子得到某些评论家的赞赏后，布朗随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脏活儿》。《今日美国报》曾把这部小说评为1989年最佳虚构作品之一。1990年他又发表了收有十个短篇的第二部集子《了不起的糟糕爱情》。他的小说开始出现在各种选本和著名杂志上。1996年他的又一部长篇《父与子》发表，再次表达了他的理念：任何文学作品，如果想要成为优秀之作的话，必须表现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的主题。
布朗的小说对文学读者和通俗观众同时具有吸引力，因为绝大多数读者都能从他的主人公的生活中看到炼狱。这些人物总是显得那么孤单、忧伤和沮丧，但还不至于远离红尘，试图从生活的痛苦中总结出意义，同时又想找到一种麻痹痛楚的办法。布朗说，他试图把他们放置在似乎毫无希望的绝境中，这时自己的决定可以把他们从绝境中解脱出来。有时这种解脱是不可能的。他的主人公们都在与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作战——善良还是邪恶，做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事情。他们为了做一个好人而挣扎，他们干出的事情并不总是正确，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并不十全十美。作者试图赋予自己的人物以人的本性，我们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拥有的人性。
在语言风格方面，布朗的句子简单、硬气，让人联想到哈里·克鲁斯和雷蒙德·卡佛。他的小说还绽露着密西西比同乡刘易斯·诺尔丹魔幻现实主义的光彩。人们经常把他与福克纳进行比较，两人都赞美过牛津，同样像邮票大小的地方，但福克纳笔下的人物有超越道德性的趋向，拉里·布朗的主人公内心有一个庄敬之核，对人生总是满怀同情。
布朗的人物都出没在有些荒凉的背景中。他们从拐角的杂货店走到破烂的酒吧，坐着破烂的小车和大卡车，行驶在脏乎乎的道路上，在狭小的卧室和廉价的汽车旅馆房间里借助电视屏幕打发他们最私密的时光。他的小说中有很多性变态描写：有人因为剽窃被关押后被迫与一个冲动的女人苟合；一个妻子跟一个男人私奔，只因为这个人的性器粗大能满足她的欲望，把丈夫扔在黑暗的走廊里，而他死去的狗还没有埋葬。这样的丈夫是布朗小说中典型的男主人公，他用机智、自嘲的幽默来挫钝人们熟悉和磨人的痛苦:“我的狗死了。我走出去来到院子时，我看着它，它就在那里躺着，死了，像把锤子。伙计，我讨厌它……鸟儿在歌唱，鲜花在绽放。真美妙。我讨厌我的老狗死了，同时又怀念这一切，可我不知道狗们是否关心这种东西。”
布朗小说的情节和主题均扎根于美国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他的短篇中经常出现不打算活下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大胆和勇敢得让我们哑口无言的人们。他的幽默也独一无二。他声称：我写作是出自经验和想象，最后走向盲目的信仰和憧憬。
欧斯金·考德威尔被人们记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这也许有些不公正。他写了大量表现南方穷苦人生活及其情欲的短篇小说，随着时间的考验，他的短篇的光辉甚至在逐渐盖过那些曾经流行一时的长篇。他的长篇《烟草路》被改编成非常成功的戏剧后，很快引起全国的注意。这部戏剧于1933年在百老汇演出，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剧本的改编工作。这部戏剧创造了在百老汇上演的历史记录，到1941年才停演。考德威尔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作家，书价多半定为25美分，简装，封面绘有半裸女人。
考德威尔出生于南方的佐治亚州，父亲从事传教工作，母亲为教师。他很小就四处旅行，整个童年时代在南方度过，因此对社会公正的关注远甚于神学，年轻时就对穷苦人的困难处境有一种敏感。这些意识后来都体现在他的小说中。考德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