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在在他的思想自传中称，1919年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决定他终生思想的两件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一是与爱因斯坦结下不解之缘。

波普尔通过他的幼年朋友昂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昂特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俄国革命者。昂特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向当时才十岁的波普尔讲解马克思的理论，还带他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但是，昂特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指责布尔什维克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政治舞台上，左派阵营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反对右派势力。波普尔参加了左派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且一度信服了共产主义。然而，1919年的一天，他目睹一群青年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血腥镇压。波普尔的结论是：这件事验证了昂特对共产党人的评价，即，共产党的策略是人为地加剧社会矛盾，用激起统治者镇压的手段来诱发阶级革命。波普尔对任何可能引起流血和恐怖的手段感到厌恶，这导致他转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来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他在自传中写道：“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

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有着特殊含义，它特指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1919年记载着相对论的辉煌胜利。1915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根据这一理论，爱因斯坦推断说，由于引力造成的空间弯曲，光在引力场中沿曲线传播。他还计算出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斜的曲率。在正常情况下，太阳附近的光线是无法观察的。1919年5月29日发生日全食，英国爱丁顿爵士率领考察队在全球的两个不同地点，观察到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的轨迹，观察结果和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合。这一发现震撼了科学界，波普尔也为之倾倒。他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讲演会，并从一个学数学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相对论的要点。其中最使他着迷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在自己的预言尚未被验证之前，爱因斯坦便坦率地说，即使以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是，如果观察与自己的预言不符合，那将确定地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观察到的事实不能证实，但却能证伪与此事实相关的理论。波普尔说：“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寻求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够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今天反相对论和挺相对论的一些人每每交流问题都是火药味十足，像打架。思想境界和老爱没法比）

1919年左右，波普尔还接触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他还在阿德勒本人开设的儿童心理诊疗所做过一些无报酬的义务工作。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爱因斯坦理论相比较后说，前者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并且，这些解释是不可证伪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下水去，弗洛伊德会作出这般解释：损人者的行为是他的性意识受压抑所致；如果一个人把一个溺水者救了上来，弗洛伊德也可作出另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救人者的行为是他那被压抑的性意识“升华”的结果。同样，阿德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说，用自卑感来解释这两种不同现象：损人者试图证明自己敢于犯罪，救人者则证明自己乐于施惠；两种行为是对下意识的“自卑感”的克服。波普尔对这些故步自封的学说有切身体会。有一次，他向阿德勒报告说，一个病例不能用自卑感理论加以分析。阿德勒却武断地回答：这一病例不会与他的理论相矛盾，“因为我有上千次的经验”。波普尔不禁反唇相讥：“由于这个新病例，你现在有了1001次经验。”

波普尔说，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三者的区别在于，精神分析学说不作任何预言，但却宣称能够解释一切有关意识的现象，它与形而上学、巫术、乃至点金术一样，属于“前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针对某一特定现象作出精确的预言，并且承认，符合预言的事实不能证实自己的理论，但不符合预言的事实却能证伪这一理论，这是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介于两者之间，马克思作过预言，比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可以被事实证伪的，因而是科学的。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种种辅助性的特设，把马克思的结论修订为不可证伪的。在波普尔看来，这一修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伪科学。

1922年，波普尔通过入学考试，由旁听生转为正式大学生。战后的通货膨胀使他的家庭经济情况恶化，他不得不自谋生计，半工半读。他当过木匠、保育员、小学教员。在学校里，他广泛涉猎各门课程：数学、理论物理学、历史、心理学和哲学，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尤感兴趣。1928年，他递了题为《论思维心理学中的方法问题》的博士论文，通过考试，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次年，他又提交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通过了中学数学和物理教师的资格考试，取得中学数理教师的职位。

其时的维也纳，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策源地，一群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中在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石里克周围，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波普尔从来没有参加过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活动，但他参加了该学派一些外围团体举办的讨论会，结识了学派成员菲格(H. Feigl)、克拉夫特(V. Kraft)和魏斯曼(F. Waismann)等人。波普尔曾与菲格通宵达旦地交谈。菲格赏识波普尔的新鲜思想，鼓励他著书立说。波普尔按照这一建议，于1932年写成《研究的逻辑》(Logikder Forschung)一书。

波普尔在这本书中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以及科学方法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手稿的题目是“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波普尔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科学的标准是证伪，那么，科学的进步不能依赖归纳法，科学的方法就应当是一种以批判为目标的演绎推理。波普尔把这种方法称为试错法，其过程是这样的：先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说和猜想进行检验，在检验过程中不怕淘汰、修改和更新原有的假说和猜想。他断言，能够一劳永逸地证实一个假说和猜想的归纳过程是不存在的，不能被证伪的理论便不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网有个自称懂“科学逻辑”的化学教授，隔三差五就来我这叨叨科学归纳法，可笑的很）

波普尔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针锋相对。实证主义者提出，证实原则是区别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试金石；证实的过程主要是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的过程。即使如此，维也纳学派成员对波普尔的意见也十分重视。因为波普尔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石里克(M. SchilHZ)、卡尔纳普(R. Carnap)、纽拉特(O. Neurath)、弗兰克(Ph. Frank)和汉恩(H. Hahn)等人都阅读过波普尔著作的原稿。石里克和弗兰克同意在他们主编的《科学世界观论文集》的丛书中发表。但出版商嫌原稿太长，坚持要作大幅度删节才能出版。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只有原稿的一半篇幅。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人并没有看出波普尔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还以为波普尔也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研究的逻辑》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波普尔因此声名鹊起，收到了来自欧洲各国请他去讲演的邀请。1935至1936年间，他对英国作了两次长期访问，在剑桥、牛津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作了多次讲演。在这些讲演中，他一方面解释了《研究的逻辑》中科学哲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开始把视野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当时欧洲紧张的政治局势迫使他不得不深入思考他在少年时代想到的一些政治观点。如前所述，他在17岁那年就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当时左派和右派进行搏斗的关键时刻，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来帮助右派。相反，他钦佩维也纳的工人运动，为这一运动的失败感到惋惜。他指责共产党应为这一失败负责。他认为，共产党首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诉诸暴力，其后，当资产阶级极右派——法西斯攫取政权之后，它又放弃反抗，以为法西斯统治比资产阶级温和派的统治更容易激起人民的反抗。波普尔说，这种政策基于对革命不可避免性的信仰，这一信仰造成了欧洲的灾难。他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信仰称为“历史主义”。反对历史主义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点。

1936年，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批判历史主义讲演，演讲稿刊登于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题为《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当该著作于1957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发表时，波普尔在书的扉页写了一段题词：“为纪念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历史命运不可抗拒之规律的信仰而牺牲的各国、各民族的无数男女。”他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呢?他的理由是：虽然两者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但它们的理论基石却都是历史主义。所谓历史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一条决定社会发展的铁则，历史规律的最终实现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努力可以加速或延缓其实现，但却不能创造或取消它。根据历史主义的信念，社会成员被分成两部分：历史规律的推动者和阻拦者。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这两部分人的斗争史。斗争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推动者随着历史规律的实现而成为社会的主人，阻拦者则如同挡车螳螂一般地被历史车轮所碾碎。波普尔进一步说，历史主义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历史规律被理解为“天命”或“神意”。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选民”与“弃民”、信徒与异端之间的斗争史。在现代社会中，历史主义换了新的形式。法西斯主义认为，历史规律是种族之间优胜劣败、强食弱肉的铁则，社会发展表现为高等种族淘汰低劣种族的历史。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典型的历史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经济发展规律是历史规律，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主人。

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与他对科学哲学中的证实原则一脉相承。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的认识总是可以证伪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服从证伪原则。因此，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被揭示了的永恒的历史规律。由此可见，证伪原则是波普尔思想的核心。

1937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已经蔓延到奥地利。具有犹太血统的波普尔为着逃避迫在眉睫的种族迫害，不得不申请国外的教职。他的申请书得到了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和摩尔等第一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推荐。他同时收到了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书。为了援助维也纳学派成员魏斯曼，他把剑桥大学的职务转让给魏斯曼，自己于1938年前往新西兰。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一直在新西兰执教。教学之余，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据他自己说，《开放社会》是比《历史主义的贫困》更为重要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波普尔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考察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都被描绘成历史主义的奠基人。历史主义进一步被说成是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开放社会所依赖的理性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所有倡导和拥护历史主义的哲学家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他重点批判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说他们都是“错误的预言家”。波普尔抨击最有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最严密、最精巧的历史主义，是历史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受不住理性的批判，那么，其他形式的历史主义自然也都站不住脚了。波普尔说：“《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会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操纵主义’)的思想影响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对迷信历史主义的危险提出警告。”

恰如波普尔所说，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之后，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成为西方国家抵御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武器。由于这一现实作用，这本书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颁发的大奖，广泛流传于学术界和舆论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波普尔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的逻辑》。可以说，虽然波普尔的处女作是科学哲学的著作，他的成名作却是政治哲学的著作。

以上涉及波普尔自传内容节选自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