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留学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这篇文章讲透了！

本文选自《神州学人》2018年第8期，原标题：《40年，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回归，留学华人如何铸就中国新时代？》。

1978年6月23日，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当年12月26日，第一批国家公派赴美的52位留学人员启程。赴美后，他们还参加了之后邓小平访美的多项活动。至今，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及机械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还记得卓琳代表邓小平对留学人员的嘱咐：“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首批赴美留学人员派出之后，为落实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渠道，教育部首先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商谈合作互派留学人员，自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序幕。

1978年到2017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他们中的313.20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人数的83.73%，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教育部原副部长、原总督学，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刘利民也是教育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5年被教育部派往苏联普希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深有体会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教育。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走出国门的是留学人员。他们在异国他乡学习最先进的知识、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相当一部分人学成回国，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报效祖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让饱经沧桑的中国重拾历史荣光和大国自信。这样的发展堪称奇迹，也刷新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纪录。而无数辉煌的成就和生动的实践更是印证了一个硬道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40年来，留学回国人员取得的成就尤其引人瞩目。他们用远见卓识和国际视野，为国家发展深谋远虑、献计献策；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国家创新发展开展了先导性、战略性和突破性研究，充分凸显国之重器的力量；他们也活跃在教育战线，留学回国人员一直承担着重要的角色……40年来，留学回国人员始终勇立潮头，拼搏奉献，助力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铸就国家重器。回眸历史，无数个关键时刻串成了一系列历史篇章。

从普通归国学者到科技部部长，万钢仅用了7年时间。1991年，万钢获得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奥迪公司工作10年。2000年12月，万钢回到同济大学，从普通教授、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做起，再到汽车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并于2004年就任校长。2007年，万钢就任科技部部长。万钢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成为新一代海归留学报国的佳话。

中共十八大以来，也是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的5年，统计表明，2017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升至第17位。

2018年全国两会上，万钢表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按照十九大要求和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要登高望远，牢牢抓住强基础、增实力，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科技支撑，力争在更多领域成为全球创新领跑者。万钢坦言，当前科技创新最硬的“硬骨头”还是在于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这两个环节。

作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表示，中国致公党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归侨侨眷和具有海外留学工作生活经历的归国人员。彰显侨海特色，汇聚侨海智慧，发挥侨海力量，维护侨海权益，这是致公党参政履职中不懈努力、孜孜追求的目标。

2018年6月1日，59岁的李晓红院士当选为新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这位中国工程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长，未来将率领工程院全体院士为中国梦的实现奉献才智。李晓红1978年考入重庆大学采矿系，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其间，1989年至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曾任重庆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程院历任院长朱光亚、宋健、徐匡迪、周济都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

作为科研工作者，李晓红长期致力于水射流技术及其在煤矿安全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在煤层气开采及复杂煤矿瓦斯灾害防治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曾任煤矿灾害动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所在学部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2017年6月17日，李晓红项目组在陕西延长石油-延2011井进行了中国首次页岩气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现场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把二氧化碳压入地下封存的同时，把页岩气采上来利用。这一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自主探索陆相页岩气高效开发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在这一领域走到了国际前沿，有望开辟一条绿色、环保、高效的陆相页岩气开发新途径。

在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闭幕式上，李晓红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唯有鞠躬尽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忘我工作，倾心奉献。

2018年4月11日，履新一个多月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热门”人物。易刚曾先后于美国哈姆林大学、伊利诺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回国后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自1997年加入央行至今，易刚已在央行工作 20多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提升，中国已开启“大国金融”模式。担任央行行长后不久，易纲出席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并开启了一轮密集会见。尤其是4月19日以来，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等连续在华盛顿举行。这是易纲接任央行行长后首次在国际重大金融会议上亮相，也被媒体称为国际首秀。在这些会议上，易纲多次提及开放。易纲表示，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一位国有银行人士点评说，易纲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金融开放的态度，也凸显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决心。

在金融领域，近两年还有一位海归风云人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金立群。金立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1987年至1988年赴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他英语、法语流利，过去20多年中，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他一直活跃于国际经济事务活动中。两年来，亚投行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84个成员，“朋友圈”不断扩大，并且仍有不少国家在认真考虑加入这个具有鲜明新时代特色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国际历史时期提出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这个具有21世纪治理架构的、新颖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理念，融入了中国的发展经验，闪烁着中国的时代精神。同时，中国政府又始终恪守承诺，坚定不移地维护亚投行国际机构的性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赏。

铸造 “ 国之器重 ”

4月24日，最高领导人在湖北考察时强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

5月2日，最高领导人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前后不到10天，最高领导人两提“大国重器”，对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国重器”，牵涉国脉国运，关系民族盛衰。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一代代海归学者贡献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国之重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华罗庚、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海归学者与改革开放后回国的第二批海归群体，为提升中国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最高领导人在十九大报告中点名的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举世瞩目；量子调控、铁基超导、合成生物学领域步入世界领先行列……每一项重大科技突破的背后都有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人才团队。从黄大年到南仁东，从叶聪到潘建伟，再到离开波士顿集体归国创业的8名博士后，当代海归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更肩负着创造新的“国之重器”的历史使命。

2017年4月20日，潘建伟在中国科技大学量子存储实验室内了解科研情况（张大岗 摄）

“前段时间，我去美国NASA参加一个会议，了解到美国正在根据我们之前取得的一些经验研制新一代的量子卫星，估计会用5年左右时间发射。”5月9日，C3安全峰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量子领域的国际竞争比较激烈。

“随着计算能力的发展，之前安全的就会变得不安全。”潘建伟说，目前全球计算能力总和为每秒290次，可能需要上百年的运算才能破解密码算法。量子计算的能力随着比特数呈现指数增长，可以应用于密码破译、经典分析、药物分析等应用，落后于人将危及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潘建伟表示，希望通过10－15年的努力，中国能够达到数百个量子比特处理能力，估计今年能够达到100个左右，这意味着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能够达到全球计算能力的100万倍。

2001年，潘建伟在中科大组建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实验室。“过去，我们在科研领域，常常扮演追随者和模仿者的角色，研究方向的选定、科研项目的设立，都要先看看国际上有没有人做过。量子信息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我们必须学会和习惯做领跑者和引领者。”潘建伟认为，过去5年，是科技创新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为建设新时代创新型国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了科技发展新目标和路线图，让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科教报国的信念。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迎来了‘黄金时间’，必将有更大作为！”潘建伟说。“回顾我们过去几年的发展，我感叹这是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历程。我们应该感谢量子，是它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像‘两弹元勋’等老一辈科学家们那样，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更应该感谢我们祖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如此，国家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使得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可以归而报国，在国内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成为前沿研究领域的生力军。可以说，团队所获得的持续支持和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彰显着我国不断提高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对支持战略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敏锐判断力和决策力。”

2015年5月30日，薛其坤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 ( 新华社记者李文 摄)

2013年，薛其坤的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30多年前，当薛其坤三战考研的时候，他没想到自己能在41岁时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当他花了7年才拿下博士文凭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他“屡败屡战”的考研经历，源自于对理想的热爱，对科学家最朴素的敬仰与钦羡。

1994年，薛其坤奔赴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读博，他的科学家之路由此发生了关键性转机。“转机”实际上是新的考验。在外号“7-11”的实验室里，薛其坤一周要工作6天，7点来实验室，11点之前不许离开。“那时候，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搞科研。太困了，就坐在公共卫生间的马桶上，悄悄眯一会儿。”

一年半之后，薛其坤取得了一个科研上的重要突破，这是7-11实验室30年来最大成果。薛其坤终于感觉到，他可以接近梦想了。

在薛其坤与自己的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之前，经历了4年的不断尝试与不断失败。薛其坤常常给团队打气说：“全世界都试图攻克这个难题，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科学发现特别是重要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只有冲，没有退路！”

最终，薛其坤的团队成功了——比东京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维尔茨堡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团队们，更早地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个研究成果将加速信息技术革命进程，掀起一阵阵科学风暴，改变一个又一个行业，乃至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薛其坤希望在未来，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解决高温超导机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希望在未来，科学家不再和贫困、枯燥挂钩。科学家也能成为年轻人偶像的一类。

今年4月，一则新闻颇为引人关注：周晓华辞去华盛顿大学教职，担任北京大学全职教授。

1985年，周晓华由国家公派远渡重洋，成为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国门的一代。在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周晓华进入哈佛大学，继续为科研奋斗。“人还是要有点理想，我们不说大话，但是要有自己的追求。不管成不成功，你都追求过了，就没有遗憾。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哪怕没有成功，你也是在往前走。”

作为一名生物统计学家，周晓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一系列顶尖统计学及生物统计学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30余篇。在诊断医学统计学方面周晓华也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是国际上诊断医学领域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一名好的生物统计学家，既要有数学家的严谨，也要有对现实问题的敏感，还要会和医生打交道。”周晓华说，“在医学领域，统计学家要面临更多的变量，更大的随机性。如何把实际的医学问题提炼成可解决的统计学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周晓华是美国统计学会、国际统计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主持多个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统计方法学及美国国家老年痴呆合作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项目。不过，比起自身的成绩和荣誉，周晓华更关心的是中国生物统计学科的发展，以及生物统计学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医疗问题的帮助。

谈到为什么选择回国，这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的回答很简单：“我是国家开放政策的受惠者，我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情。”

此次归国，周晓华定了一个“小目标”：他要在北大建立起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生物统计学专业。周晓华认为，国内相关专业的学生大多为医科生出身，由于缺乏系统的数学训练，难以形成严谨的数学思维。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中国生物统计学的发展。他一直有一个想法，能不能用国外统计学科先进的经验，帮助中国的生物统计学发展起来？如果能做成，那么无论对这个学科来说，还是对国家的科技事业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现在，国家大力发展统计学，统计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相信在国内，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周晓华说。

5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对外开放领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教育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度嵌入中外人文交流事业和外交战略整体布局，紧密关联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与各项事业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并提供人才支撑、知识支撑和可持续发展支撑。

40年来，教育对外开放的历程充分说明，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就是面向世界开放的进程，就是面向未来实施改革的进程。

据最新统计数据，海归在教育部直属70多所高校校长中占比超过63%。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1988年至1993年先后在德国斯图加特马普固体研究所、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化学系和艾米斯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1987年获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国；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先后于德国曼海姆大学、德国基尔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获英国阿斯顿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1991年至1993年在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学习……他们为中国高校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世界最前沿的学科与知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治学方法，很好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5—2017年连续3年发布的“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显示，大约40%的海归精英在教育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中国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他们不断探索高等教育机制创新之路，成为教育领域的改革者。陈十一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20年，2005年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回国到北京大学重建工学院，后出任南科大校长，领导建设一所创新型的高水平大学，他深有感触地说：“创建南科大，目的就在于在新的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一流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就是为了构建‘国之重器’。我们的海归人才正赶上一个伟大的时代。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7月13日，南科大举行2018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施一公受陈十一之邀在毕业典礼上作演讲。施一公在演讲中说，尖端科技无疑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支撑尖端科技的是人才和教育。相对于近14亿人口，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是少得可怜，而目前教育多样化的程度还远远无法满足创新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随即他谈到西湖大学成立的初衷：他和海外归来、中外教育的科学家几年前达成共识，做一件既能回馈父老乡亲，又能担当国家科技教育未来的大事，共同创办一所社会力量资助、剑指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毋庸置疑，教育对外开放在推动教育改革、培养急需人才和引进优秀人才、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建设教育强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无数留学人员前赴后继，贡献智慧，挥洒汗水，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改革创新的生力军。他们还将在强国之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刷新中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