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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图书VIP会员，万本精品好书免费读我自己整理的 易中天 语录
_百度宝宝知道
我自己整理的 易中天 语录
长不大的小孩纸
宝宝1岁10个月LV.10
其实早在他成名之前 我就开始注意它了 对它的品三国 不感兴趣
　　不过其它的书 《品人录》 《中国男人和女人》 《闲话中国人》等都不错， 我摘录的都是网上电子书，来源于网 回馈于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里包括了截至到号以前我摘抄到的易中天所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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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自《不敢感动》
　　我看来，艺术非他，乃是人通过一个中介物（艺术品）的作用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传达的过程。通过这个传达，即由感动而生的同情（它的准确定义是&体验到相同的情感&），艺术家和欣赏者都确证了自己是一个可以和他人、和全人类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人，一个有着人性与人情的真正的人。所以，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和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心总是和人类连在一起，他们也总是在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生，尽管他们的目光可能会落在一颗不起眼的小草身上。但这种关注是和艺术家博大的悲悯情怀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正因为他们的同情心是如此博大，他们的关注才不拒细小
　　但，我们却不敢流泪。
　　　　【第一，我们分不清自己是真的被感动，还是只是努力走出被感动的样子，因为我们得情感需要宣泄。（这话是我自己加的）】我们不敢流泪，是因为&眼泪天然地与善良和怜悯有关&，而我们的&善良和怜悯&又曾无数次被廉价地骗取。毕竟，正如彭程先生所言，&泪水发源自人性中最深沉、柔软的部分&，因此也最脆弱、最经不起伤害。伤害既多，出于自卫的本能，那最柔弱的也会慢慢坚硬起来，我们也就会变得&铁石心肠&。甚至，当我们不知不觉被感动时，心灵深处竟会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小心，别又上当！
　　这很可悲，也很无奈。
　　　　说起来，情感原本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它发自内心，不可替代，难以忘怀。你可以强迫一个人做某一件事，却不能强迫他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你可以&说服&一对恋人分手，却无法抹去他们心底爱的记忆。一个姑娘可能会被&骗取了爱情&，但对那姑娘而言，那份爱却是真实的。然而，情感虽不能作伪，&情感的样子&却是可以伪装的（这正是那个姑娘会被骗取爱情的原因）。一个并无所爱的人也可以&作含情脉脉状&，一个并无所恨的人也可以表现得&义愤填膺&。甚至，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作伪&的过程中去时，就连作假者本人，也会当真被感动，以为自己真有那份情感。我们在许多艺术门类（如戏剧）中都能看到这一点。是啊，没这份&以假乱真&，戏可怎么演？
　　于是，我们就弄不清哪一次是为真实的情感所感动，哪一次则不过是上了那&情感样子&的当。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真假总是难辨，那就干脆统统算了吧！更何况，生活中伤心之事已经不少，何必在阅读中再伤心一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像我这样心灵中伤痕累累的人，是如此。
　　。。。。。。。。
　　【第二，如果感动之后我们得到的是更强烈的无所适从，那我们倒不如不被感动（同样这话也是我自己加的）】我们不敢流泪，还因为我们常常分不清艺术与生活。。。。难道在生活中可以像艺术中一样轰轰烈烈痛痛快快地解决所有问题吗？
　　显然，如果文学艺术给我们的感动竟使我们无法生活或不知怎么生活，或者会破坏生活，那么，这种感动是危险的，也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不敢流泪，至少不敢轻易流泪。。。。。。
　　本来，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感动。只要它能让人感动，它就是艺术，就是艺术品。艺术的这种使命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因为正如彭程先生所言：&泪水和神性之间，是天然的结盟&。然而，也如郭小聪先生所言：&神不生活而人生活&。生活迫使我们不能不想得更多一点，这就是：感动以后又怎么办？当年，当许多人为娜拉的出走而感动时，鲁迅却提出了&娜拉走后&的问题。这正是先生的过人之处和伟大之处。人之可悲，并不仅仅在于大梦不醒，更在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同样，人之可悲，也不在不知感动，更在于感动之后无所适从。不错，当泪水充满作品之时，&灵魂会因之而飞升&，但倘若那灵魂飞升之后双脚却仍然要留在原处，而两处之间的距离又相去甚远，则人之尴尬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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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自《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钟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出于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白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
　　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才会知道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世界上没有人全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因特网嘛。正因为没有人全知，这才要对知识、对真理心存一份敬畏。有此敬畏，才有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知识和真理也才会和我们一路同行。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解释，还读什么书、搞什么科学研究呢？
　　为了证明自己全知，就得拼命炫耀、卖弄、掉书袋。甭管写什么文章，一定都得引经据典，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印度，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包括道听途说间接知道的都抖落了出来，就像装了玻璃门的&两脚书橱&
　　总之，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知道的事情多。别人知道的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也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王朔管这些人叫&知道分子&
　　恐惧是人类一种不可磨灭的远古记忆。正如婴儿落地的第一反应是放声大哭，人对世界的第一体验也是恐惧。
　　谁都知道，人们讲故事最多的时候是晚上，而晚上的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又是鬼故事（恐怖故事）。黑暗中听一个人讲鬼故事，那种体验是惊心动魄却又极具快感的。几乎没有人能抵御那挡不住的诱惑（太小的小孩子除外）。事实上，只有故事中虚拟的恐怖才能战胜生活中现实的恐惧。这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的一场&以毒攻毒&的自卫反击战。向着荒蛮的外部世界，也向着脆弱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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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自《帝国的惆怅》
　　我们知道，秦汉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旧制度，就是&邦国制&，历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个新制度，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这也是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　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君主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藩篱）的意思。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
　　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和读者面，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好看，前者难懂；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难，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
　　　　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
　　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代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秦时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晁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他。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决定削藩是对的），晁错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第三点我理解作者的意思是说：&要有解决具体琐碎问题的能力&】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
　　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的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g&，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又译《吾土与吾民》）一书中所说，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宋江还只是个&草头王&，就把这东西当宝贝，行吗？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地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甚至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拱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结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叭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比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据说就曾购买美女送给当朝宰相（首辅）张居正。这事虽然查无实据，但他送过重礼，却是有案可稽。
　　更重要的是，只有把&陋规&变成&成规&，陋规才不再是陋规。因为既然是成规，那么，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这么做。你不这样做，就是不懂规矩，也就别想在官场上立足。所以就连林则徐这样的好官，也按照官场陋规收红包。他在担任陕西巡抚时，单单陕西督粮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规性红包，就是纹银5200两，还不包括&三节两寿&的节礼和门包杂费之类。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规矩做事的没有几个，而且都没什么好下场。比如海瑞，是绝对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场上也极其不得人心。只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当作样板供在庙堂上（请参看拙著《品人录》）。其他官员，大约便都只能&入乡随俗&了。
　　所以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和冰敬，是给上级官员买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这是常规的。非常规的则根据临时要办事情的大小难易随行就市。但重要的是这个常规。有了这个常规，下级知道什么时候该送，上级知道什么时候有收，下级不怕多出，上级不怕歉收，大家心里都有数，是一种官场上的&计划经济&。
　　有了上述一个&大道理&（以德治国）一个&小道理&（精神补偿），朝廷就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只给官员们发放极低的俸禄，甚至还要拖欠克扣。我们多半只知道现在有些地方会拖欠民工的工资，教师的工资，乡镇干部的工资，大约谁也不会想到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克扣的对象，不仅是地方官员和低级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员的俸禄，常常是发实物工资的。领回家的并不都是银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这是什么朝廷？简直就是强盗！
　　朝廷做强盗，官员就只好当土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当土匪，能当的只有州官县官。州县虽然能够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夺，但他这个土匪是要&挂牌上岗&的，他的&营业执照&还得上头批。结果，州县们的各级上司，就变成了抽成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州县拦路打劫，督抚坐地分赃，京官敲诈勒索，整个官场变成了一个土匪窝子，这不是逼良为寇是什么？
　　但工资单上的那点薪水，也实在不能算是很高。当然，他们还有工资以外的许多无法准确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医疗，比如用车，比如不需要自己花钱的吃喝玩乐，正所谓&工资基本不动，饭菜基本不弄，烟酒基本靠送&。可惜这些好处只有在职的时候才有。一旦离职，就什么都没有了。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上述好处。地方有贫有富，官缺有瘦有肥。某些非要害部门（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蒸馏水衙门&）的干部，日子就相当清贫；而某些要害部门（比如纪检部门）的干部，因为纪律严明，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
　　高薪养廉只可能对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起一点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坚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制腐败，顶多不过扬汤止沸而已。
　　事实上官府的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所谓&官断十条路&，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一左，右一右，宽一点，严一点，都合法。反正怎么判都是官有理。上级考核下级，就更是如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个官员管事多，可以说他勤勉，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扰民；一个官员管事少，可以说他懒惰，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而且是谁有权，谁有理。
　　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要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就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　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解释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所有的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上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了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以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个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难免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好在自辛亥革命以后，帝国制度已一命归西。除昙花一现的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外，无论是谁执政，也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港澳，都赞成民主，反对专制，赞成共和，反对君主或君宪。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也是根治腐败的政治基础。因此，非典型腐败既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不过治疗期会比较长，而且还要对症下药。
　　或许有人会说，这还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这话没错。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帝国惆怅》网络版本终于摘录完毕！
　　我们知道，道德是和良心联系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善？善不是说没有恶。一个人，为什么没有恶？怎么会没有恶？天生没有吗？这就讲不清、靠不住了。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人的天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挂起来，而且要把下面这个道理讲清楚，那就是：善，不是没有恶。善是什么？是我本有恶，我也会作恶，我也想作恶，我还能够作恶，但是我不作恶，我发自内心地不愿意作恶，这才叫善。这是&真善&。我本来也想作恶，我也能作恶，我装一个不作恶的样子，我用一个不作恶的样子去作恶，或者等到能够作恶的时候再作，那叫&伪善&。&真善&就是明明可以却偏偏不做，我发自内心地不愿意。我一想到作恶，我的良心就受不了。或者一旦突破底线，自己就先不能通过，甚至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这个底线就来自道德。它是内在的，不需要别人监督的。【这是我见过的对善的最精彩的论述，什么叫善，本性淳朴，只能称之为小善，未经雕琢的善不能称之为大善，因为你不能保证他在极端的环境下还坚持善良，善就是你想作恶，也能作恶，但出于良心的需要，仍不作恶。 这话说得多好】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都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正直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什么要认帐？不认帐，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都无不为之深深震撼。
　　　　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
　　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最主要的是，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不能谈，又不能不谈，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尢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及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The end
　　我必须承认，我十分喜欢看易中天老师的讲座，他那个南派普通话很好听，中气很足，比单天芳老师好，有些袁阔成老师的风范。在讲课过程中，对节奏拿捏得非常好，该快时快，该慢时慢，该顿时顿，尤其是他的&顿&，这完全是一种技巧性的停顿，给你一点时间去想，但又不够你想清楚，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受众心理，这种技巧，一定是易中天老师在课堂上百炼成钢的。这个好感促使我当了一次追星族(摘自一网友帖子)
　　摘自《对话易中天（解放日报独家专访）》流行文化其实还有一条规律，是为大家所忽视的。比方说，每年都会有时装的发布，最新流行色啊，款式啊，等等，每年都会有人来发布，然后一拨一拨新的潮流层出不穷，推陈出新，永无止境。但是诸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服饰经久不衰，那就是牛仔裤。没准我就是那条&牛仔裤&呢！
　　解放周末：流行文化也是一种周而复始循环的过程，有时候又会回到原点。
　　　　易中天：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正如黑格尔说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回到原点，但是你会看到层次又高了一点。（作出螺旋式上升的手势）从东西南北的角度讲，就是回到了原点，但是从上下左右的角度讲，就又上了一个层次。
　　它的内核是经久不衰的，它的外部表述方式是必须更新的。就像一棵树，要想长青，它的根、它的干是不会变的，叶子肯定要换掉。
　　易中天：你比方说《论语》，它之所以现在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思考了一些人性当中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因为人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此，人类将面临永恒的难题。。。。。。还有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人们都会面临一些永恒的难题，而先哲们，包括孔子，包括孟子，包括庄子，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包括希伯来的一些先知，包括释迦牟尼，他们实际上都在思考着一个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那么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他就会面临很多不可解的问题。而这些东西，这种思考，它是永恒的。
　　易中天：对。因为我们继承所有的文化遗产，归根结底都是抽象继承。我们第一不可能还原历史，第二也不必还原历史，因为条件完全不一样。我们只能把它们当中的精髓，当中最抽象的东西继承下来。包括我们对古典文学的欣赏，包括我们对原始艺术的欣赏，包括我们与古典哲学家的对话和共鸣，它都是一种抽象继承。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每个人都能欣赏，但是我们的愁和他的愁是不一样的。他的愁是什么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我这皇帝当不成了，成了亡国之君。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愁，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愁。尽管他的愁和我们的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有忧愁，这点是会有共鸣，有共性的。
　　易中天：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一个东西，它如果本身是有深度的，你用什么语言表述，它都是有深度的；如果一个东西本身是没有深度的，你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去表述，它也都是没有深度的。我们现在要防止的是，以艰涩饰浅薄。所谓以艰涩饰浅薄，就是把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弄得谁都不明白；用谁都不明白的语言，去表述一件谁都明白的事情。这样的所谓深，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们要追求的，是用谁都明白的语言，去说清楚一件许多人不明白的事情。
　　解放周末：有人把像您这样的学者，定义为在小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桥梁式的文化人。
　　易中天：我自己的定位是搬运工。说我是桥梁，抬举我了。（众人笑）
　　 易中天：（凝思片刻）从感性的角度讲，我希望无争议；从理性的角度讲，我知道争议不可避免
　　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热爱，它可能来源于教育和熏陶。比方说，有些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读古典的，哪怕他没有苦难的经历和底层的生活，也会很热爱中华文化。苦难经历和底层生活，只是便于你洞悉人性，但并不等于热爱传统。热爱传统要靠教育和熏陶。
　　影响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韩非的影响，还有一个是禅宗的影响
　　易中天：&生活不是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感悟。而且我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再傻乎乎地把生活当成诗。
　　人物周刊：说老实话，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没见到您之前，我曾猜想，您能把人性观察描述得那么透彻，生活中一定是个八面玲珑的人。
　　　　易中天 ：（长时间直视，正色地）其实，真正八面玲珑的人，是不会把他们的八面玲珑表现出来的。真正八面玲珑的人，也不会把他对别人的观察说出来。他绝不会告诉你，他看透了你。这就叫做：叫的狗不咬，咬的狗不叫。我就是一只叫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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