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初探
在习近平总书记构建的新时代信仰大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大厦里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是大厦里的“顶梁柱”，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而“四个自信”则是支撑大厦的四根牢固的“柱石”，确保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来之不易、弃之必败的正确道路、先进理论、优越制度和独特文化，“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这三者缺一不可，完整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提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近五年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中国梦”“不忘初心”“四个自信”等关键词，并正式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的重大命题，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向人心喊话”。我们认为，对“共产党人的心学”这样一个重大命题，绝不能一晃而过，而要把它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学习和理解，搞懂弄通“共产党人的心学”(或者说习近平新时代心学思想)的体系框架及其思想、理论、学术和历史内涵。
我们说王阳明是儒家心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指他的学说集中体现和说明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世俗理性信仰何以比西方的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更为强大、实践作用更为优良;也集中体现和说明了为什么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大厦必须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王阳明心学。如果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来作一个未必恰当的比附，在“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中，“中国梦”相当于“心(初心、良知)即理(天理)”，“不忘初心”相当于“致良知”，“四个自信”相当于“知行合一”。只有不忘“中国梦”这个“初心”，不忘共产党人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的神圣使命和历史担当，才会真正认同实现这个“初心”的正确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才会真正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四个自信”。可见，这三个关键词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可以基本构成“共产党人的心学”——习近平新时代心学思想的逻辑框架体系。形象地说，在习近平总书记构建的新时代信仰大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大厦里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是大厦里的“顶梁柱”，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而“四个自信”则是支撑大厦的四根牢固的“柱石”，确保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来之不易、弃之必败的正确道路、先进理论、优越制度和独特文化，“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这三者缺一不可，完整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题记】用学术语言阐释对党的文件语言的认识，不能再重复一遍。应揭示它的思想、理论、学术、历史的内涵。
——李书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一样的，只不过“初心”是针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中国梦”则是针对包括党员在内的每个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既和全国人民共同拥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又在实现这个梦想的伟大事业、伟大进程中担负着谋划者、引领者和主心骨的神圣使命。也就是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幸福梦，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让每个中国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从而在全社会凝聚形成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梦想的强大合力。
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大会的主题，同时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认为，这个主题教育实际上就是新时代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新时代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以“心性”涵养党性、提升党性修养水平的根本方向，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灵魂”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我们认为，对“共产党人的心学”这样一个重大命题，绝不能一晃而过，而要把它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学习和理解，搞懂弄通“共产党人的心学”（或者说习近平新时代心学思想）的体系框架及其思想、理论、学术和历史内涵。这对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已在《关于“共产党人的心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作过初步尝试，本文拟从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的结合上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一、心学是“不忘初心之学”
一提起心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想到的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三个关键词：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那么，既然现在又有了“共产党人的心学”这样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对心学就必须有一个一般的定义。
传统心学作为儒家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战国时代的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至明朝，由王阳明集其大成，“心学”二字也是他首度提出的。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他的“龙场悟道”，悟出“心即理”，意即每个人心中都具有不假外求的良知;后来又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知行合一”、“致良知”，亦即“不忘良知”、不忘在人生际遇的所有事事务务中“践行良知”之意。
那么，什么是王阳明所指的良知呢?就是人的生命中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禀性，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o告子章句上》】就是王阳明反复强调的人类“天生就有”的“孝悌之心”：“孟氏‘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唯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
无论是孟子所说的“四端”(端即发端、开端、起因)，还是王阳明所说的孩提时即有的“爱亲之念”，都是指人类由动物进化成为人之初、每一个人出生之初就具有的心性，亦即是人类固有的“初心”、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初心”。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初心”(“人之初，性本善”)未被物欲所遮蔽的人，就是始终“不忘初心”的人，也就是孟子所指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阳明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也就是说，一个人本有“良知”(初心)却不能“知”和“致”，是因为他的“良知”被私欲所遮蔽了——“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良知)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所谓“格物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常提不放”“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的“正心之不正”的修养功夫，通过“(良)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练”的修养功夫，清除私欲的遮蔽，始终保持“不忘初心”的状态(“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致良知之学”——王阳明的心学定义为“不忘初心之学”(王阳明自己对心学的定义是“圣贤之学”“君子之学”【转引自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P259，北大版】)。显然，这也可以作为心学的一般定义。
要“不忘初心”，首先必须证明“初心”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初心”，谈何“不忘初心”呢?从上面的讨论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是回答了“初心”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因而在逻辑上是自洽的。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何而来呢？这是完成“共产党人的心学”——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之学”的学理论证和逻辑构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儒家的心学传统视野下的人性，是着眼于“人之所以为人”所必然具有的道德禀赋。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首先要承认，人之所以能够由动物进化成为人，确实有其作为“万物之灵”的先天禀赋，为向上向善的人格塑造准备了心智潜质。其次要认识到，人是文化动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人性或“人心”——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鉴于欧洲蛮族的游牧和海盗传统在殖民化时代所获取的巨大利益和巨大进步，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找出了“人性本恶”的“初心”(“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善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性本恶时，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并认定“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王阳明在渊源流长的农耕文明所塑造的中华文化传统里找出了“人性本善”的“初心”(“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并认定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若爱亲之“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可见，王阳明所谓的“良知”(“初心”)，并非完全是指人先天具有的禀赋。甚至可以说，他强调“生于孩提”的爱亲之念、“孝悌之心”，既是基于他对人性的信心，更是基于他对人类的文化DNA的可遗传性的发现。他之所以成为儒家心学集大成者，正是因为他把儒学传统中的心性修养之学极大地凸显出来了、把《五经》以来“千经万典”中的心学传统系统化、体系化了，把朱熹以“格”天下万物之“理”(“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为入圣之门、混知识为道德的庞杂琐碎的说教扬弃了，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使儒学成为简明精准的“成圣之学”——“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从这个意义上，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何而来，也必须从中国文化传统里去找，不仅要溯源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紧迫历史任务，而且要溯源于中华民族自黄帝以来5000年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的视野和方法，找到中华文化传统里所蕴含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习惯、价值观等，也就是要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DNA——找到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近乎本能、情结、无意识（潜意识）的可遗传的文化元素。
值得说明的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文化基因”——“文化DNA”，并不是一个打比方的说法，而是一个科学概念。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文化DNA是指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对此，毛泽东早在1940年代就有过更深刻的揭示：“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可见，作为人类农业文明的最早开创者和最发达最成熟的农业文明的创造者，我们说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娘胎中就带有其独特的文化DNA，是站得住脚的。这大概也是毛泽东读了刘少奇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的书信，在写下上引的长段批语以后，觉得意犹未尽，还特意补充一句“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的原因。
二、复兴梦想或者说复兴情结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文化DNA，是支撑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风雨和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真正谜底
美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基辛格2011年发表的新书《论中国》，是一部洋洋50万言的巨著，是他留给美国和全世界的政治遗嘱。《论中国》首先探讨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复兴），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中国的每一次分裂(战乱、衰落)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上沿袭黄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一统中国。”每次野蛮人的入侵，“最终也会败给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这些论述的内涵有三：
一是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戴蒙德所说：“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人类5000年来唯一的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历史历程。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承认：“从各国命运来看，只有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而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至多留下一堆瓦砾。”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外历史对照年表》，简直就像一个“寻人启事”——其他民族、其他文明根本没法与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在数百年、数千年的时段里比，比着比着，一不小心它们就不见了——有的是文明还在，民族不见了;有的是民族还在，文明不见了;有的是民族和文明都不见了;有的文明是通过别的民族来传承的。在所有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在数万年漫长的时光中一直在固有的祖国大地——“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坚韧地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在所有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是人类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没有干涸和断流过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这里表达的正是这种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优越的传统文化总是能够毫无例外地支撑中华民族成功应对入侵、战乱、分裂等灾难，衰落后总是能够再兴盛起来、再创中华文明新辉煌。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已内化凝结为每一个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复兴梦想，已内化为“我们(实现复兴)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实现复兴)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的强烈信念和追求，并且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实现了这种追求、这种梦想。
三是中国仁人志士的独特性——每到危亡关头，中华文化总是能催生出无数仁人志士、千古豪杰(亦即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主心骨”)，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已倾。这是中华民族具有无法摧毁的强大生命力的根蒂所在。
针对基辛格所揭示的这些独特性，公茂虹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中华民族为什么十分强调复兴，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把复兴作为追求的目标，至今还没有研究者给出答案。”显然，回答了这个可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情结’从何而来”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回答了中国近代17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接力奋斗的“初心”从何而来的问题。
如前所述，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于他们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历史经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会塑造一个民族，成为其成员人格或心灵结构最底层的潜意识部分，成为他们脑结构中具有遗传性的积淀(亦称情结)，由此奠基一个民族“日用而不知”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1、中华民族的“复兴情结”，起源于华夏上古神话中充满抗争和献身精神的独特禀赋。
当代著名学者何新在其《古经新解》系列著作(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的总序《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中指出：
“面对新世纪期待复兴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曾经有一个超越于考古的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华族所肇始和华夏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我们华族的祖神女娲，是蹈火补天的伟大母亲——一位女性的英雄!华族的诸父祖日神伏羲(羲和)、农神神农(历山氏)、牧神黄帝、雷神炎帝以及火神祝融、水神共工，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己为天下先，或舍身为万世法!帝鲧与大禹父死子继，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刑天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裂!后羿射天夸父逐日，体现了对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杜宇化鹃，则象征了对宿命的不驯……
中华民族的先古洪荒时代，是群星璀璨的时代，慷慨悲歌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生英雄和俊杰辈出的时代!”
有一位网友最近对这段话作了通俗化的精彩解读：
“中华民族上下绵延5000年，历经风雨和磨难，始终屹立在东方不倒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古代神话里找到原因——
如果我们真正去研究一下中国神话，就会发现那些故事永远只围绕一个最核心，那就是：面对灾难不屈服，敢于抗争!
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你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有一个人因为太阳太热，就去追太阳，想要把太阳摘下来(夸父追日)。而在另一个故事里，干脆把太阳直接射下来了!(后羿射日)。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钻木取火)面对末日洪水，西方人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我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大禹治水)假如有一座山挡在你的门前，你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显而易见，搬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神话里，直接去把山搬开了!(愚公移山)一个女孩被大海淹死了，她化作一只鸟复活，想要把海填平，这就是抗争!(精卫填海)一个人因为挑战天帝的神威被砍下了头，可他没死，而是挥舞着斧子继续斗争!(刑天)于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成了一种对生命不止、抗争不息的描述。
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可以输，但不能屈服!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遗传基因，这就是中国屹立至今的原因!”
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的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是书写文化传统诞生的母胎。它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着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华夏上古神话英雄勇于抗争、勇于战胜任何“不正常的暂时现象”的献身者、殉道者精神，正是产生中华民族“复兴情结”的肇基和起源，从而也是数千年来历代中国精英——“中国人的脊梁”的大无畏的担当精神的信念源泉。
2、中华民族的“复兴情结”形成于先秦诸子以“救世”为己任的治学宗旨，集中体现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
“理极天下之精，文极天下之妙”的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元典。它们博大精深，谋虑各异，但其旨趣却非常一致——“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虽各自成一家，不相为谋;然亦见大合，殊途而同归者。”(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中华书局，1982，p1.)这一“救时之急、皆务为治”的共同主题历史地规定了后来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个人特别是精英人物应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等。这传承的正是华夏上古神话英雄的献身者、殉道者精神。孟子所记述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的最伟大的贡献，则在于为先秦诸子文化赋予了“复兴”这样一个核心概念、这样一个文化灵魂。它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所记录的孔子的两段语录里：
第一个是复兴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第二个是复兴礼乐盛世的“小康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孔子看来，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远理想，小康虽然是退而求其次的现实选择，但却是切实而可行的，而且必须去努力实现的。到了晚年，孔夫子还生怕自己复兴周公治理下的那种小康盛世目标的劲头不足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是不是老得很厉害了?我好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所以，“梦见周公”这个成语的本意，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意，是孔子白天一心一意追求复兴理想，晚上的梦里还在与周公对话讨论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之意(明朝思想家李贽《答耿中丞论谈》说：“世人白昼寐语，公独於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所指的正是孔子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状态)。所以，“梦见周公”之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梦”之梦一样，比喻的都是一种追求复兴理想的精神状态。从此，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复兴梦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而形成新的复兴梦想。时至今日，复兴梦想仍然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懈追求、昂扬奋进的强大内在力量。所以后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从价值理想而言是有其道理的。
复兴梦想本来是指向未来的，但却以恢复历史性的荣耀的话语来表达。复兴大同之世或小康盛世的梦想，就其实质来说，并不是要真正复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的礼乐盛世的社会现实，而是倡导和弘扬一种价值和美好的理想(托古改制)。这种价值和理想有的在远古时代真正存在过，有的只是后人对于现实社会不满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价值主张，借远古时代之名加以弘扬。提出复兴大同之世或小康盛世的目的实为振兴当下的社会民生。它本身也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自始至终渴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心理。这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DNA”，是这种文化熏陶下的炎黄子孙特别是其精英人物独有的情结。复兴梦想始终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想象，所以在基辛格看来，中华文明似乎没有起点，而实现复兴就是中国历史的开始。
这种“复兴情结”，并非总是在“国有大灾大患”的时候才被激发出来，并非只是“衰落后再兴盛起来”的梦想和追求，同时也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日常治理实践之中。“耻君不及尧舜”“致君尧舜，身作伊皋”是汉唐以来历代名臣共有的政治理念。谁不以“君不及尧舜”为耻，谁就政治不正确。在他们的心目中，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皇帝——比如，在魏征看来，哪怕是贤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你做得再好，也没有尧、舜、禹和文王、周公做得好，还得再接再厉。可见，这种由复兴梦所激发的治平实践，实际上是在“复古”外衣包装下的一种极其高明的话语策略和治国理政方式，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兴盛的独特智慧，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三代之治”“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等等伟大复兴时代的强大内在动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
“复兴情结”的存在，决定了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并不是只复兴了几次，而是像大自然“冬枯夏荣”一般不断出现规律性的复兴，并且是每一天每一个仁人志士每个家庭每一个区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复兴，从而不断地实现着对过往历史巅峰的超越，成就了无数新的历史辉煌。这是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成为人类5000年来唯一的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的真正谜底。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而汉武帝的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伟大时代之一。新世纪以来，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反复热播，把中华民族固有的“复兴情结”之谜普及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该剧的片头语——“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让所有观众都记住了这位“奋己为天下先，舍身为万世法”的伟大英雄的主要功绩。而其片尾曲《等待》的歌词，相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中华梦”——“我为什么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情/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我们既然曾经拥有/我的爱就不想停顿/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上曾有多么昌盛和辉煌，我们对未来的追求就有多么高远和美好;为全人类开创“万世太平”的“永恒的春天”，正是中华民族的天赋使命。当代中国人之所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其历史内涵、根本动力也正在于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3、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赋予“复兴情结”以爱国爱民为核心的价值追求，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传统。
楚国是周朝时期最早称王的大国，所以其国家意识、国家利益观念亦发育最早。《战国策o威王问于莫敖子华》就曾长篇大论地讨论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怎样激发爱国主义风尚的问题——楚威王问莫敖子华：“从先君文王到我这一辈为止，真有不追求爵位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大臣吗?”莫敖子华回答说：“君王您问的是哪一类大臣呢?有奉公守法，安于贫困，而忧虑国家安危的(令尹子文);有为了提高其爵位，增加其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叶公子高);有不怕断头，不怕剖腹，视死如归，不顾个人利益，而忧虑国家安危的(莫敖大心);有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忧虑国家安危的(棼冒勃苏);也有既不追求爵位，又不追求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蒙谷)。”楚王叹息道：“这些都是古人，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莫敖子华的回答是：“我听说，‘国君喜好射箭，大臣也会去学习射箭。’大王您只是不喜好贤臣而已，如果真是喜好贤臣，上述这五种贤臣，都是可以被大王罗致来的。”
这些鲜明生动的案例故事，主要是着眼于爱国行为层面而言的，而集强烈的爱国情感、理性的爱国观念、奋不顾身的爱国行为“三要素”于一体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则非屈原莫属。他素以华夏英雄先祖的嫡系后裔自诩，认为自己一生下来就担负着复兴英雄先祖的历史荣耀的天赋使命：“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我本是赫赫太阳神的嫡系子孙呵，我的父祖是伟大的祝融!他确实曾“竭忠诚以事君”(《惜诵》)，但这并非是出自狭隘的“忠君”思想，而是出于痛切的“郁郁忧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欲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他热望以“内美”的高洁情怀“与为美政”，拯救处于船破浪险、巢危风急中的楚国，重现远古的“大同盛世”。然而，“九折臂而成医”(《惜诵》)，楚王“变黑以为白，倒上以为下”(《怀沙》)，内政外交举措失策，终于造成“民离散而相失”(《哀郢》)的悲惨后果，使屈原的思想也发生了从“恐皇舆之败绩”到“悔相道之不察”(《离骚》)的根本变化。他发出愤怒的责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表达了对祸国殃民的楚王的深深憎恶。可见，作为誓与楚国共存亡的伟大爱国者，屈原所真正关心的是楚国人民的生死祸福和楚囯文明的存亡绝续。
屈原灌注于其所有诗篇中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上下而求索”的爱国之方和“九死而不悔”的爱国之行，使爱国主义精神内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的中心枢纽，始终感染着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成为激发他们万死不辞地“拯斯人于水火，为万世开太平”的源头活水。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典型的屈原精神的“宋末版”——他处在南宋末期内外危机重重的时代，具有“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的强烈使命感。但他的爱国并没有局限于为“圣上”的江山拼却一死，而是更鲜明地表现在要求革除南宋朝廷弊政(“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耳”)的种种努力上，即以“生斯世、为斯民”为己任，“持(改革)不息之心”，求“安民之道”、“淑士之道”、“节财之道”、“弭寇之道”(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达到“天下为公”、“才物各得其所”的美好理想。他认定，世道险阻之日，正是“贤才”“圣贤”传承学道、平治天下之时，绝不能安于“蓄其才德而不施于用”，而应当象及时雨那样泽被天下(“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圣贤非坐视民物之屯者”)。在这种崇高追求中，文天祥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为了民生社稷，“别立二王”不失“为忠”，跟着皇帝去卖国偷生求荣则“非忠”。可见，文天祥的胸怀、抱负，是以“民胞”“民物”“民生”和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才是他的忠爱所寄。因此，尽管他身在燕京地狱般的监狱里，并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却还在深情地为百姓祈福：“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之所以与其他任何民族的爱国主义在民族精神构成中的定位不同，正在于它是与中华民族独有的“复兴情结”融为一体的，总是激励人们对复兴充满热切期盼、充满必胜信心、充满奋斗激情!它本质上是“复兴情结”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这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独特禀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突出的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撑，从而铸就了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历史命运——它不仅曾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而且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最为顽强的生命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走出一条成功的复兴之路。”
《礼记·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思想家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至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表达的正是自古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共有的“复兴情结”和爱国主义使命担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从古到今的历代精英人物的“初心”。只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中断，这个“初心”就绝对不会泯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仁人志士共有的梦想和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初心
我们党早已有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而且已成为新世纪初以来党的重要政治文献中的核心话语(比如，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并不长，却23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概念)。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括为“中国梦”，为这个表述增添了些什么新内涵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为了使得前者的表达更形象、表述更生动，更容易使老百姓“听得懂、记得牢”。这固然是对的，但远远未能全面地揭示其深刻的内涵——
首先，“中国梦”揭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主题和心路历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是目标的表述，而“中国梦”既是目标表述，又是对发自内心的信念或精神状态的表述。一个目标不能内化为个人的理想追求，这个目标注定会被遗忘，因而也注定不会实现。我国已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要最终圆满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这正是“中国梦”概念的主旨和内在魅力所在。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新世纪以来，“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众说纷纭，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势和“君子之道鲜矣”之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意识到，1840年以来170多年历史运动从未间断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中重新崛起、实现伟大复兴!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中国梦”最为本质的核心内容，就是从全党、全民族的层面把这个中心主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把1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固有的“共同期盼”“最大公约数”“最大的同心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初心”)——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使之成为新时代最昂扬的主旋律，成为每个中国人追求的“小目标”中最鲜明的共同底色、最强大的内在动力，以避免出现因众说纷纭而忘记历史主题、历史心声的危险，避免出现真正的“中国梦”和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的“人间正道”陷入“日用而不知”的危险。形象地说，就是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向每个中国人的‘初心’喊话”，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构建新时代信仰大厦的一座灯塔牢牢地树立起来。这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是贯穿他所有治国理政活动的根本主题。
其次，“中国梦”打通了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固有的“复兴情结”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更加深切的渴望。这正是“中国梦”的历史内涵——也就是说，要读懂“中国梦”，不仅要溯源于1840年以来面临的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这两大紧迫的历史任务，而且要溯源于中华民族自文明始祖黄帝以来5000年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溯源于凝聚在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中的“复兴情结”。这实际上也就回答了中国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国而前仆后继、浴血坚持的“初心”从何而来的问题。所以，要真正读懂“中国梦”，必须有大历史的眼光和视角。
第三，实现“中国梦”是一个像愚公移山那样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梦。王岐山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始于1840年。自那时起，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奋起抗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复兴之路的逆境中应运而生，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从未改变、信念从未动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所共有的梦想和初心，也是作为他们未竟之业的忠实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初心。如果我们回顾自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无数当代志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接一代的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的独立、富强、振兴和现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不仅会惊讶这一历史所具有的惊人连续性，而且会惊讶中国人的如此坚韧不拔!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惊人的连续性予以过多次强调：“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组浮雕，表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全景图。我们一方面缅怀先烈，一方面沿着先烈的足迹向前走。”“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要紧紧扭住这个总任务，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干下去。”所以，现在一些毛泽东经典著作选编本往往漏选作者本人十分重视的《愚公移山》一文，或许是编者未能真正读懂的缘故。
第四，只有始终不忘实现“中国梦”这个“初心”，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圆满实现。初心又称“初发心”，其本义是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原因，是起点时心怀的承诺与信念、心中的目标与梦想。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做某件事的初心也往往渐渐逝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由来，更是他有“我们为什么出发”的“初心之问”，反复警示我们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原因。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已经有六、七代人为之披肝沥胆、前仆后继，既然已经是席卷和涵盖了近代170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主题，那么，它就绝不应该被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所忘记和放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中国梦”的提出，正是他把中华5000年文明史和170年近代史“看得更加清晰”以后，对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明发展历程的醍醐灌顶的揭示(如果化用王阳明的话，可谓“回顾中华民族之历史轨迹证之，莫不吻合”)，既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的战略智慧，更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固有的复兴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的深刻把握。也就是说，“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复兴情结是真实存在的、1840年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和仁人志士的担当精神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真实存在的。“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正是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客观“社会存在”，所以它一经“被意识到”和提出，才那么令人兴奋、令人激动、令人鼓舞地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共鸣。“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大本大源”的伟大思想理念，因为这个梦想原本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小平同志强调要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制度定下来，也只有把实现“中国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唯一的根本底线确立起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为了印证这一点，除了本文前面的论证，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个例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出版于1960年代初的一部巨著中，曾详细地谈论了他对中国人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复兴历史荣耀的深刻印象。根据原著的译文摘编如下：
“中国是一个大国和一个伟大的文明，她一直对其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深信不疑。 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年)受到了重创。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苦难和危机仅仅是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告结束。一位教授在1951年这样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又可以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了’。 中国在经历诸多磨难后达到了一个罕见的时刻，获得了重生。
“中华文明正在经历其极为漫长的历史中最伟大、最激烈的人类实验。 历史荣誉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种荣誉感至少是把现在与遥远古代的中国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当时中国对于自己占据世界中心的地位信心十足。由于这一原因，不平等条约这个蒙羞和苦难的世纪对她来说特别残酷。(失去“天朝上国”地位)降身为多国中的一员，是第一个耻辱;而其科学和武器为蛮夷主导，是第二个耻辱。 发奋成为一个大国、唯一的大国，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因此它渴望付出双倍的努力，毫不停息地向前进，并获取新的资源。 如果中国的实验取得让人信服的成功，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可能试图加以效仿，那时它将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3-248页。)
从这位“旁观者”50多年前的清醒观察和精彩论述中，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党之所以把1980年代“振兴中华”的口号创新为今天的“复兴中华”的“中国梦”话语体系，就是因为前者主要是着眼于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一度“落后挨打”的屈辱，也就是要崛起、要强大;后者则是着眼于重振中华文明5000年辉煌历史的雄风，“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梁启超语)，内涵着无与伦比的历史自信。所以，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义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无比准确而深刻的。正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和主线的视角，刘少奇同志曾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我们也可以把邓小平理论定义为“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和策略体系”。可见，我们党的几次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与此紧密联系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史，都始终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个内在一致性就集中体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引路导航、不懈奋斗。
四、只有“不忘初心”“中国梦”，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四个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西方哲人对此也有清醒认识，比如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歌德也说过：“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
要“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化解“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首先必须明确和坚定作为全国人民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从王阳明心学的视角切入，我们前面已初步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良知”或“初心”;用王岐山同志的话说，这个理想信念从来就是“共产党人的‘天理’和‘王道’”。那么，有了实现“中国梦”这个“初心”，如何做到始终“不忘初心”呢?如何去实践“初心”、实现梦想呢?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四个自信”所要解决的问题。
1、“四个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之中。
对“四个自信”，理论界往往都把解读的焦点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而对“自信”二字未详加反思。而如果从语法来看，“四个自信”这一组词都是偏正结构，即“道路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制度的自信，文化的自信”，焦点应该是在“自信”二字上。中国传统学术分为两纲：一为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从这个视角看，“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属于“治平实践之学”，“四个自信”则属于融合了“治平实践之学”的“心性修养之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党性修养之学、“不忘初心之学”——“共产党人的心学”。所以，我们讲“四个自信”，就要讲出令人口服心服的自信的理由和资格来，让受众入心入脑、刻骨铭心，塑造出一种自信的心理或精神状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认识这个“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反映的客观规律“含量”，亦即它们的科学性、真理性如何。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从历史的意义上讲，历史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同样，“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身也不能说明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而只能主要依据它们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发展壮大的实际作用、实际成效，或者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完成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中的实际作用、实际成效来检验和论证它的优劣高下，来验证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如何(“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才是好猫”)。所以，我们要讲清楚“四个自信”、从而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也只能按照这个路径来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内在逻辑正是如此。比如，他在2016年的7.1讲话中，就是用我们党的“三大历史贡献”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三次伟大飞跃”，从我们“走过的路”上所取得的“行为成就”，来达到“情感唤起”和“理性认同”效果的;他选择纪念建党95年周年的历史节点来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自信”、突出强调“不忘初心”，实际上就是基于“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的深思熟虑。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一点，我们要理直气壮。”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我们党所开创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性、真理性，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是经过历史历程比对过的——我们的“四个自信”本质上是植根于我们党的伟大历史成就和由此产生的历史自信的基础之上的。
实际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植根于坚实的历史自信之中的——我们祖国历来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历来都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中央之国;只有重新恢复中华民族这种已持续数千年的历史荣耀，我们才不愧对英雄先祖——如果不曾有过伟大而辉煌的历史，“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如果有过伟大而辉煌的历史却被遗忘了，从而没有了历史自信，“伟大复兴”的梦想也就无从产生或长期保持。
作为一个旁证，以“发明”“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之所以不顾其众多“门徒”的追捧而最终放弃其谬论，也正是基于他研究“中国奇迹”之后建立起来的对中国历史的“自信”。他发现：起源于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的“拥有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韦伯式的国家”，是中国造福人类社会的原创发明——“在所有文明中，中国文明是现代国家之滥觞，待欧洲出现类似的制度，已比中国晚了大约1800年。但出于诸多原因，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没有将发明现代国家归功于中国，部分是因为在西方，人们对传统中国的许多印象来自晚晴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当今的中国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的一种延续。当然，这是个现代化的版本，不过很多本质性的东西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朝代史的延续。”其他发展中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这就启发我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必须首先从其无可辩驳的实践成果、历史成就讲起，从建立“历史自信”抓起。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先进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独特性，逐步获得理性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讲清楚五年来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再顺理成章地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内在理路也正在于此。
概而言之，人们必须先有发自内心的历史自信，才会有“四个自信”(就像一个人的个人自信，也是建立在他此前的骄人业绩之上的一样);有了发自内心的“四个自信”，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理性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系列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的警示，关于“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的要求，其深意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认为高度重视和倡导历史自信，学会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中汲取话语资源和精神力量，引发人们破解“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浓厚兴趣，对于从历史内涵上深刻理解和宣传“四个自信”，把“四个自信”真正转变为全民族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共同的集体意识，有效祛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心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中华文化曾在世界文化史上独领风骚数千年，尽得风流;但近代以来也曾在旧制度中根芽渐萎，在西潮冲击下花果飘零。习近平总书记说：“鸦片战争它最后打垮的是中华的民族精神，挫折的是中华的民族精神，感觉到自己什么也不行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根本的是文化的自信。我们现在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这种志向它是中华文化复兴自信的这样一种志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这是对为什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的最好回答。
首先，文化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无论对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而言，文化都是一种内外结合的符号，它是一个民族与个人的信念、信仰与情感基础，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的纽带，是国家与个人的“精气神”。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灿烂不熄，是世界最伟大的文化奇迹、人类文明最璀璨的明珠。所以，中华文化最值得我们自豪自信、最值得传承和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过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既高度概括了文化自信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数千年来从未断流之谜的文化体认;“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有灵魂，如同行尸走肉，国家、民族失去灵魂，如何自立、更谈何复兴?唯有不断充实我们的思想文化灵魂，凝聚我们的“精气神”，方能支撑我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往方能开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中，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依靠文化自信这一最根本的自信，坚定道路、制度、理论自信，骄傲地自立于世界舞台中心。
其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底气和底色，是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众所周知，解决“挨打”“挨饿”的问题，我们靠的是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靠的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五年前在“中国与世界论坛”上很困惑地向与会者所说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国家治理得如此成功，而其(被西方洗脑后的)精英却认为自己做错了。”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虽然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只有依靠以“复兴情结”为根蒂的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和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激发和熏陶，才能使之转化为人们内心的信念、内在的价值观;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文化自信树立不起来，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就无法真正确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总源头”。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就要致力于唤醒每个中华儿女的脑结构中固有的“复兴情结”及其由此奠定的内在信念、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行为习惯，通过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重建近代以来被曾被打垮的民族精神。
第三，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人类5000年文明史上最真实的画面是：世界像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台;唯独中国人从来没有下过台——在神州大地范围内的人种、文化、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而世界其他地方如西亚、印度、希腊、罗马、美洲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活着的是不同的族群、呈现出的是不同的文化，走马换灯一般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5000年来唯一的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华文化具有举世无匹的优异禀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今天，我们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自美其美”，树立对中华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的牢固自信;其次，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同时，还要自信地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分享给全人类，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逐步具备中华文化那种绵延不断的“长寿基因”，推动“天下大同”美好理想的早日实现。
3、“四个自信”既是一种自豪的感觉，更是一种“信仰的味道”。
这种自豪的感觉，既来自于已如前述的历史自信——来自于我们党对96年来“走过的路”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自我肯定，也来自于横向比较：我们的今天已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远比没有这样一套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要好(“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所以我们是最有理由和资格自信的!远比那些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国家要好(年，选择走资本主义民主化道路的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其GDP之和由中国的1.83倍降为0.17倍。人均GDP由中国的7.38倍降为0.84倍。25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一瞬，中俄两国在不同道路实现了惊人的逆转)，所以我们是最有理由和资格自信的!我们的明天也一定会远比那些靠抢劫人类5000文明积累的全部财富起家而暂时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要好(相对于我国的繁荣稳定、凯歌前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选票民主”的乱象和经济复苏的渺茫，就是其前兆)，所以我们是最有理由和资格自信的!
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的初衷，首先就是要在全民中激发出这种自豪感。同时，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则必须把这种自豪感升华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信仰。
也就说，“四个自信”语境下的“自信”，既是一种自豪的感觉，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性认同、发自内心的执著信念。王阳明《传习录》中的“自信”，其内涵就是指他对自己悟出的“良知”的这种“信仰的味道”：“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子夏笃信圣人(他信)，曾子反求诸己(反求本心)。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自信)。”王阳明悟得良知真谛，了悟之后自然通达，通达之后则始终充盈着近乎狂狷的坦诚豪放气概;“良知”的信念与实践使其在百死千难的危机中从容应对，并终于化解危机，不仅经受住了人生的严峻考验，而且建立了“远近惊为神”的赫赫事功，这自然更坚定了他对“良知”学说的自信。王阳明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岂不快哉?”这是王阳明对其“良知”信仰的激情表白，是他对这种“信仰力量”的高度自信，也是他以唤醒千千万万读书人的良知为己任的大担当。我们说王阳明是儒家心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指他的学说集中体现和说明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世俗理性信仰何以比西方的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更为强大、实践作用更为优良；也集中体现和说明了为什么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大厦必须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王阳明心学。因此，只有读懂了王阳明的“自信”，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两句话的真义——“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王阳明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1964年，有人向毛泽东说到读《毛选》的事，毛泽东的回应也有此神韵：“《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可见，党的理论和实践，之所以能引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苦难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伟大的复兴梦想，也是因为它们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是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凝结而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正如著名网络作家燕垒生的《天行健》所言：“雷曹擂鼓风烈烈，一江水沸鸣金铁。百万貔貅方铸得千秋业，呀，这也不是江水，是流不断的英雄血。”既然如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般的坚信和执守呢?还有什么理由在僵化的“老路”、西化的“邪路”之间歧路徘徊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要求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其真谛正在于此。
4、“四个自信”必须“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无论是从提出的时间顺序、还是从学理逻辑看，都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范畴的逐步展开;但从实质上看，三者的内涵是高度重合的，都是聚焦于以知(良知)促行、知(良知)行合一：“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之笃切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真切处即是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真知便不去做，则这个真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既是不忘初心之学，更是真心信、真心行——知行合一之学、践行信仰之学，而绝不是那些“两面人”的文化“装饰品”。他的许多精辟论述，都强调要“在事上磨炼”“致良知”的工夫，如“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施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诋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从2009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0多次提到王阳明及其学说，仅“知行合一”就提到7次。他说：“我很景仰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先生。……我们的古代优秀文化值得自豪，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营养，像古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所以，我们党大力倡导“四个自信”，既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挨骂”的问题，更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四个不自信”“四个不真信”的问题，达到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由衷认同，成为人们情感上的依赖、精神上的寄托、思维上的导向、言谈上的习惯、行为上的指南，更是要坚持知行合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使其在我们身体力行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5、只有“不忘初心”，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四个自信”。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核心概念是“致良知”。在他看来，人心中的“良知”犹如天上的太阳一样，原本人人具有，无时不在，这是“致良知”的先天根据——即每个人都有“良知”可“致”;也像太阳会随时会被浮云遮蔽一样，人的“良知”也总是会被私欲所“遮蔽”(为强调此意，他在《传习录》中还用了“遮隔”“昏蔽”“蒙蔽”“障蔽”“受蔽”“蔽锢”“窒塞”等等诸多近义词)，所以需要去做“致”“良知”的功夫——“圣人之知，如春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是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致良知”就是为了使人们无论是动机心念上还是日常行为中都能始终持守本心，始终不被私欲遮蔽浸染。如果人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那么“满街都是圣人”的“大同盛世”就来临了。
王阳明强调，一个人若要真心“致良知”，首先必须“立志”，立下“必为圣人之志”：“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按此逻辑，我们前面把王阳明的心学定义为“不忘初心之学”，其中的“初心”也可以理解为“必为圣人之志”——因为“良知”虽然“人人心中有”，但芸芸众生的“良知”往往大多被遮蔽、被“困忘”了，只有在圣人身上才得以完整显现，所以一个人如果真要念念不忘“致良知”，就必须“立志”以圣人的心念和言行为榜样(“尊德性”)，把自己内心中固有的、但已或多或少被私欲遮蔽、被忘却的良知发掘出来，付诸自己的人生际遇和实践。“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王阳明所说的“无中生有的工夫”之“有”，既是指圣人的榜样导向之“有”，也是指每个人内心中的“良知”之“有”，更是指“必有事焉”(要面对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之“有”。唯有以“立志”为桥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的境界，也才能使“致良知”的过程不至于误入“玄解妙觉，动人听闻”的歧途。
我们认为，在“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中，核心概念也应该是“不忘初心”。这不仅是因为它与“致良知”有神韵相通之处，更在于它与“中国梦”和“四个自信”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先，只有始终“不忘初心”，才能终生不渝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如前所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仁人志士共有的梦想和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初心(即有“初心”可“致”)。但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忘记“初心”的人总是层出不穷。比如，中共一大13名代表虽然个个都堪称英雄豪杰，但历经大浪淘沙之后，叛党变成“反革命”的有3人——张国焘沦为臭名昭著的叛徒，陈公博、周佛海变成人神共愤的汉奸;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后来“迷途知返”的有2人——脱党后曾在国民政府谋职求生的刘仁静、包惠僧;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有2人——自动脱党后加入国民党阵营却被桂系军阀以“共党首要分子”之名杀害的李汉俊和“脱党不变志”、长期在国统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李达;真正舍生忘死坚持革命到底的只有6人——其中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等4人在革命斗争中牺牲，毛泽东、董必武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又比如，近几年来党中央查处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的所作所为表明，即使是在党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时候，忘记“初心”的也大有人在，这种人甚至有可能成为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政治隐患。可见，唯有始终坚持“不忘初心”、始终牢记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其次，“不忘初心”是牢固树立“四个自信”的起点。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数千年未有之亡国灭种危机，进行了可谓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的尝试，均以失败而抱恨终天，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复兴中华的事业中“领错了路”。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终于使近代史上那些“无力回天”的仁人志士的遗愿一一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实现，就是因为成功地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我们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守护好、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一个人淡忘了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初心”和使命感，这个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无论有多么来之不易、也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确，他也会觉得与己无关、无动于衷，不懂得珍惜，更不会内化为刻骨铭心的“四个自信”。“有的人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看就懂，没什么好学的”，其根源就在这里。只有对一个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而言，才会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句句得力”、入心入脑，才会“久则自然心中凝聚”为“四个自信”。
第三，“不忘初心”的关键是要立志。王阳明心学的思想解放意义在于，圣人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致良知”工夫做到的。他的“必为圣人之志”，与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修养追求极其相似。兹举三例：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这段话与王阳明的相关语录内涵极其一致：“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
——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相关论述与之极为相似：“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王阳明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等论述，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教导也是神韵相通的。
可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正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圣贤观”的创造性转化，是追求远大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能过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幸福生活——在当下具体地随时随地要做的工作。由此推论，王阳明的榜样导向之“有”，我们共产党人指的是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等;王阳明的每个人内心中的“良知”之“有”，我们共产党人指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复兴情结”和近代以来直到当代仁人志士为中华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心路历程(初心);王阳明的“必有事焉”之“有”，我们共产党人指的是自己肩负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使命。所以，我们唯有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志，不为一时之乐而放纵，不为一事难成而放松，不为一个理由而放手，不为一个借口而放弃，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不忘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伟大进程中担负谋划者、引领者和主心骨的使命，也才能使“不忘初心”的过程，成为“以知促行、知行合一”的过程，成为牢固树立“四个自信”的过程。
五、“共产党人的心学”对王阳明心学的继承和超越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事实上，王阳明心学在我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的伟业中精神支撑作用更为巨大。在此列举几位仁人志士推崇王阳明心学的语录为证——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非常推崇王阳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家的贡献：“以王阳明之才，国家所祈祷以求也。”[5]他还将其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佩服的乃其事功：“阳明先生，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6]
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期间，认为“数百年旧儒学都是无用之学，乃教之以陆王心学”[7]，其演讲内容语涉王阳明达十七次。
终生以救国新民为己任的梁启超更是对王阳明心悦诚服，诸如“阳明先生，百世之师”[8]“我辈今日所犯者，阳明以前社会之普通病”“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9]“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10]之类的溢美之词不胜枚举。
辛亥革命元勋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11]
1905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发表演讲时指出：“五十年前，(日本)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的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皆具独立尚武的精神，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成就大功。”[13]以此激励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继承和弘扬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振兴中华民族。
“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严复亦对王阳明推崇有加，乃至友人邀其为《阳明集要三种》一书作序，竟叹道：“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接着补充道：“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14]面对歧说纷呈的外来思潮，严复看重的是王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的思想。他强调“知”必须行得通才是“真知”：一头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认为是马蹄所致，便将马蹄搬到牛腿上，可惜牛仍然跑不快。他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一个道理：单纯地移植西方的政治理念，而忽视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只能是东施效颦，事与愿违。辛亥革命的失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的乱局，亡国危机的日益深重，验证了他的预言。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首先就体现在传承和弘扬王阳明心学上。青年毛泽东就是经由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心学信仰走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并终生坚守和实践着为了社稷苍生不畏“百死千难”的心学精髓。比如，毛泽东于1918年4月送别罗章龙东赴日本时所作七言古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前一联不仅尽得王阳明“圣人之知，如春天之日”之喻的神韵，也是对自己追求的人格修养境界的“夫子自道”;后一联既是对王阳明的无比推崇，也是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伟大抱负自许的真情流露。对此已有很多学者作过详细考证和论述，我们这里不再作展开。
按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要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对这一点，王阳明在事功上做到了，在学理上却未能做到，因为他的学说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弊，“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并警示弟子“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他把“知行合一”之“知”严格限定在“良知”的范畴之内，就无法展开对治平实践之“知”的探讨(比如其弟子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他答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在社会实践领域，仅有良好的愿望(良知)与实践(行)“合一”是不够的，是不能确保“把好事办好”的，甚至还可能“好心办坏事”——也就是说，王阳明主张“知是行之始”固然是对的，但这个“知”，除了“良知”，还必须有既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而且以实践的结果来不断检验和修正的科学理论之“知”，才能确保“行是知之成。”王阳明心学在逻辑上是有此意向的，比如他说“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反复强调“致良知”要“在事上磨炼”，但他的学理体系在这方面始终是个缺环。
毛泽东作为王阳明心学的传承和弘扬者，从哲学上圆满地解决了传统心学的这个缺环。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之中。《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可见该著作的主旨虽然是从哲学上回答为什么说教条主义“比狗屎还没有用”(毛泽东曾不惜以粗话骂王明这种崇洋媚外的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的问题，但切入点和主线则是讨论如何真正做到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里讲的“阶级性”，相当于王阳明所讲的“良知”，也就是做任何事的动机和出发点问题，是毛泽东的“老三篇”里集中阐述的价值观问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和“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神圣的目标追求问题，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的使命感问题。这里讲的“实践性”，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用王阳明的术语，就是通过“身行其事”，发现“方可信行”的路径、办法、手段。但王阳明认为，这些“讲求”似乎只是羲和之类的“有司”的事，圣人不用“讲求”这些，“唯以成其德行为务”即可。那么，如果羲和们都“唯以成其德行为务”怎么办呢?这不也正是其心学的期待吗?这个逻辑上的“悖论”，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完美化解。简而言之，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意思是比如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友爱兄弟，你知道应该这样做并且做了，你就成了。而实际上，除了“知”和“行”，还要把事情做“成”。不仅要探究“知”和“行”的问题，还要以实践的结果(是否“成”)来检验和修正“知”和“行”。所以，《实践论》语境下的“知行合一”，本质上是“知行成合一”，而且这个“成”在内涵上超越了王阳明“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的“成”。为什么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在晚明风靡一时却未能挽救明朝的灭亡?为什么奉王阳明为精神导师的近代仁人志士均未能完成救国救民大业?为什么共产党人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得以不断成功?其哲学根源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前面为什么说“‘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属于‘治平实践之学’，‘四个自信’则属于融合了‘治平实践之学’的‘心性修养之学’”的原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与王阳明心学的继承和超越关系，才能真正搞清楚两者除了时代不同之外的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来作一个未必恰当的比附，在“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中，“中国梦”相当于“心(初心、良知)即理(天理)”，“不忘初心”相当于“致良知”，“四个自信”相当于“知行合一”。只有不忘“中国梦”这个“初心”，不忘共产党人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的神圣使命和历史担当，才会真正认同实现这个“初心”的正确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才会真正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四个自信”。可见，这三个关键词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可以基本构成“共产党人的心学”——习近平新时代心学思想的逻辑框架体系。形象地说，在习近平总书记构建的新时代信仰大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大厦里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是大厦里的“顶梁柱”，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而“四个自信”则是支撑大厦的四根牢固的“柱石”，确保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来之不易、弃之必败的正确道路、先进理论、优越制度和独特文化，“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这三者缺一不可，完整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伏尔泰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六个打通”：一是打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是打通中国当代与近代;三是打通中国当代与古代(中华5000年文明史);四是打通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五是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六是打通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近五年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中国梦”“不忘初心”“四个自信”等关键词，并正式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的重大命题，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向人心喊话”。但理论界的解读者、宣传者们似乎大多没有品出其“个中三昧”。那些宣传“中国梦”的论著，实际上主要只是在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构成;那些解读“不忘初心”的论著，也大多不注重首先把握“初心”有没有、从何而来、怎么保持的问题;“四个自信”到了那些专家的论著里，实际上也大多把“心性修养”“治平实践”的“两位一体”之学的“心”讲没了。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揭示习近平总书记“怎么思考”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重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这个问题，探明习近平新时代心学思想的逻辑框架体系，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注：①几位同事参加了本文的提纲讨论、资料搜集、后期修改。在此谨致谢忱！②本文的早期成果《关于“共产党人的心学”的几点思考》一文首发于《特区实践与理论》杂志2017 年第3期，入选2017年7月中组部批准召开的“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创造新成就新经验——全国党建研究会2017年党建高端智库论坛”（广东省唯一入选论文），作者应邀出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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