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越狱，身负抢劫罪、盗窃罪...他蛰伏梅州当了9年保安
一个人作奸犯科想要逃避罪责，必隐姓埋名。若有一天，有人在背后突然唤起你隐藏了几十年的真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震惊、害怕、还是绝望？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梅城的真实案例。
身负多罪 两次逃脱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1981年，梅县籍男子胡某深（1958年出生）因犯下抢劫罪、盗窃罪、流氓罪、故意伤害罪而被捕入狱，同其一起实施犯罪的另外两名同伙，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另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胡某深随后被转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监狱服刑。
然而，初到新疆服刑的胡某深不但不安心服刑，竟然想着办法逃跑，1982年其第一次逃脱后被抓获。1987年，胡某深再次趁劳作时逃跑。胡某深原服刑的监狱从未放弃过对胡某深的追逃工作。
来自新建某监狱的协查
1981年胡某深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
日晚19时许，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监狱的协查函，该函件称梅州监狱提供了一部分关于胡某深的线索，请求警方予以协查。收到该函件后，梅江警方迅速组织刑警大队的精干警力进行摸排。
抢劫犯怎么就成了保安？
由于该案情时间久远，且掌握线索有限，为进一步了解情况，14日上午，刑侦民警立即前往梅州监狱。经综合监狱各方面情况，梅江警方启用智慧新侦查系统，迅速锁定了脱逃31年的胡某深，只不过此时，胡某深已改名为胡某平，而且他利用“漂白”后的身份，在梅州某院校竟做起了保安。
“你们一定是叫错人了！
事不宜迟。得到了这一确切线索后，14日中午12时许，刑侦民警联合东郊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化名为胡某平的工作地。在确定胡某深正在该院校某教学楼执勤，民警火速前往。
“胡某深！”
“你们一定是叫错人了,我叫胡某平。”
“我既然能叫出这个名字，你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
胡某深被民警带上手铐
见眼前威严的民警，胡某深难以再抵赖，对自己犯下多项罪名、1988年潜回广东以“漂白”身份辗转多地、并于2009年回到梅州藏匿的事实供认不讳。
“当初我扒了七天七夜火车”
说起这31年来的逃亡之路，胡某深一时控制不住情绪。
“我扒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根本不敢走大路，只能从芦苇荡里穿行。”
“饿了我就向牧民乞讨，渴了就喝地上的冰雪。”
“如果当初不逃跑，到今天，我也坐完了（牢），不用像这样整日担惊受怕。”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目前，梅江警方已将胡某深羁押，等待他的，将是“未完待续”的铁窗。
编辑：黄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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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保安故事：只有极少数是逆袭神话，大多数都是真实人生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实习生 李然 发自北京
07:43 来源：澎湃新闻
晚上11点40分，值夜班的刘政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走出来，打开只能刷卡进的大门，与记者碰了面。他没穿保安制服，套了件宽松的白色运动服，看起来像校服。刘政是一名正在考研的双学位本科生。为了考研来到北大当保安，就在新传学院值守。1995年，初中毕业的北大西门保安张俊成，通过成人高考考上北大法律系专科， 开启了北大保安考学的传统。求学者慕名而来，北大保安渐渐成为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学霸队伍”。早在2013年，就有报道称“20年间500余名北大保安考学深造”，北大保安大队长王桂明后来澄清，媒体报道的数字不对，实际只有近400人。直至2016年，才增加到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12名研究生。正是看了北大保安考学的新闻，22岁的夏颖涛在去年9月来到北大。来了后他发现与想象中不同，真正称得上逆袭、从低学历靠自学考上大学的保安是“极少数”，有些人本来就是大专、本科毕业，出于升本、考研或其他原因，才来北大当保安。比如刘政——在这位考研者看来，北大保安确实整体素质较高，但不至于像网上说得那么“神”。<font color="#月21日，北大西门。当日学校有活动，不对外开放，保安不得不反复解释，谢绝参观游客。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没有第二条路”在保安大队工作两年多，刘政始终没有归属感，自嘲胖子心宽，整天乐呵呵，跟谁关系都好，但没有一个交心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考研来北大当保安的大学生，不止他一个，但“特别少”。他很清楚，有本科学历，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工作，“何必来这（当保安），每月拿三千块钱，这得有多大的心气儿？”2015年初，在一所二本院校就读的刘政面临毕业难题，他不喜欢所学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若从事这行，天天要下车间，“蹭一身油”，这不是他想要的未来。于是来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一边当保安，一边备考北大法硕。考了两年，没考上。他常值夜班，以便有更多时间学习。夜里睡一会儿，早上交班后就去自习，两年来，几乎每天学习6-8小时。他觉得自己考不上，是用功没到家。北大有什么活动讲座，常常受不住诱惑，想去看看。刘政平时喜欢说相声，参加了北大曲艺协会，被学生拉去拍微电影，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抖空竹，与校长合影，刊在校报头版。去年准备司法考试时，还被院长邀请去看百讲演出。他感谢北大给了他舞台，让他可以做点喜欢的事情，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但跟北大学生一块玩，他会有心理负担，总感觉低人半头；旁听喜欢的国学课，不敢去找教授交流，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我感觉跟他们是不对等的。”“因为保安的身份吗？”“对。”他点了头，视线耷下来。无权进入图书馆，饭卡要扣15%的服务费，这些“把人区分开来”的限制，时刻提醒刘政，自己是保安，是外人。他笑说自己可能太偏激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打开心结。刘政生于河北衡水的农村，家里条件不好，自卑贯穿了他整个成长过程。学校一句“知识改变命运”，深刻地影响着他。他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学习是条捷径”。他想通过考上北大，把自卑抛出去，把自尊心拾回来，“让自己能够站起来走路”。新传学院靠近南门，南门对面住着很多“全职考研”的学生，他们天天来北大自习，每月两千块租个床位，家里供着吃喝。对于刘政来说，这种考法“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当保安第一年，刘政存下2万多，寄回了家。他是独生子，家里前两年刚盖起房子，除父母外，还有个常年瘫痪在床的88岁奶奶，全家基本以五亩葡萄地为生。去年司考时，受假新闻影响，葡萄卖不出去，让他很闹心，后来学院老师帮忙卖了两车，1万多，才把本钱收回。“如果我是城市的，我绝对不可能跑这儿来当保安，就是农村的，没办法！”刘政说着，眉头狠皱到一起，挤出无奈的表情。他想考研，不能跟家里要钱，要工作，要有收入，要有时间学习，要有北大这样的学习环境，只能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二条路。听闻同样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收入已过万，某个室友转行做了房地产销售，一年挣了28万，刘政并不羡慕。他自嘲读书越多越清高，看不上这些“卖房卖保险”的职业。他想要过得更有尊严感。对他而言，最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顺便把钱赚了”。他也相信，考上北大，顶着北大研究生的光环走出去，道路会很广阔，人生将全然不同。<font color="#月22日凌晨两点，老许值守北大南门。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160;图甘相伟 图片来自网络常加班，没时间学习大学生来北大当保安考研，在刘政之前，有成功者甘相伟。2007年夏天，为心中念念不忘的“北大梦”所牵引，湖北广水人甘相伟在大专毕业后，辗转两年，终于来到未名湖畔。偶然发现北大有保安学习的传统，对于一些刻苦求学的保安，队里也会尽量安排到适合学习的坐岗和夜班。甘相伟动心了，他立即辞掉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作，第二天就到北大当起了保安。一年后，通过成人高考如愿考上北大中文系，一边站岗，一边听课，直至2012年毕业之际，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站着上北大》一书出版，并请时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写序。甘相伟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激励了很多后来人，包括曾对大学教育失望的夏颖涛。高考时，夏颖涛想学技术，放弃考本科，而去读了高职专科，学计算机。他求知欲强，嫌老师讲课慢，一口气自学完所有课程，到了大二，觉得在学校再无别的可学，一时冲动，退了学，进入社会“长经验”。2016年8月，夏颖涛辞去酒店服务员工作，决定北上。从青海去北京，近2000公里，途经内蒙古，在那里，夏颖涛偶遇了已是保安公司老板的甘相伟，当时他不知道甘相伟的经历，只记住了他一句话：“你去北京的话，一定去北大看看。”一个月后，抱着学习和玩的心态，夏颖涛来到北大，成为了南门的一名保安。从同事口中得知甘相伟的事迹，又看了他写的书，既敬佩又羡慕，“如果我也能像他那样，多好。”曾认为文凭无用的他，萌生了重新考学的念头。他开始去旁听一些计算机专业的课，“听得很认真，一点就通”。以前读书时，他轻松“黑”进别人的电脑，与北大计算机专业学生交流后，发现他们更厉害，“黑进去之后，还能在里面编程序”。但坚持听了两个月课，夏颖涛就放弃了。随着保安人员减少，学校人流增多，需经常加班，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根本没时间学习。他的同事小熊来北大三个多月，一直没有时间去哪里玩，有次下午三点出去，六点就被叫回来加班。刘政刚来北大时，也被安排为站岗，不值班时，也得待在宿舍备勤，外出要请假，定时点名，而宿舍吵吵闹闹，并不适合学习。“何况应试教材本身很枯燥乏味，没有安静的环境和大量的时间，根本就看不进去。”站岗三个月后，刘政就申请调到教学楼驻守，工资低点，相对轻松悠闲。但夏颖涛不愿意去里面坐着，他宁愿站门口，看人来人往，什么人都能遇到。看的人多了，能分辨出哪些是老师，哪些是职工；三人行，只需一眼，大概就知道，谁可交朋友，谁可能话不投机。他评价自己，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也继承了小叔的调皮捣蛋，偏偏没继承大伯的脚踏实地。保安这份工作终究单调。他打算两个月后辞职，去计算机工厂上班，回归技术，从每一个零件学起，致力成为计算机专家。至于考学，一年后再准备，“先把学费挣了”。自考大学的守夜人像夏颖涛这样慕名而来的保安不少，“大部分人是冲着北大来的”，但能长期坚持学习并自考成功的，据他所知，身边就一个同事，老许。 老许常年值夜班的习惯，为学习而养成，现在学业荒废半年了，也没有调过来。他喜欢夜晚的安静。在家乡吉林松原，他就爱看星星。北京看不到星星，他就看月亮，一个月看一回，从月圆到月缺，从西边到东边，曾经贫富起落，如今在这恒定不变的轮回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很多同事不知道，初中都没毕业的“80后”老许，曾是个拥有数百万身家的老板，手下好几个大学生。他并不觉得自己那时多有钱，顶多算个中产，手里钱最多时，也没有超过千万，而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千万级”的富人。2002年，因家里困难，初中英语第一册还没学，14岁的老许就出来打工了，在一家冷面馆当厨房学徒，每天洗碗、切菜、送餐、拖地，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0点，工资300元。往后十几年里，老许一直努力工作，“衣食住行，什么行业都干过”，卖酒卖服装，还当过会计，为此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会了办公软件。他感到自己最有钱的时候，不是事业顶峰期，而是十七八岁那会儿，“同学还傻傻地上高一高二”，自己已经挣到四五万了，家庭状况也好起来了。那时的满足感是最大的。18岁至24岁那几年，事业红火，月入三万，有房有车，就差结婚生子了。节骨眼上，跟女友兼生意搭档分手了。婚结不成，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老许干脆在家闲着，白天睡觉，晚上约酒，两天一箱，昼伏夜出，还染上了赌博，把钱几乎挥霍光了，只剩下一套自己现在已买不起的房子。他觉得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玩过，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风景都看过，再没有什么可以打动自己了。“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北京，觉得真好。做生意后，全国各地跑，时间长了，到一个新城市，看水泥还是这样，铁还是这样，树还是这样。那时候觉得，人生也就这样了。”颓了一年，忽一回首，只见啤酒瓶。父母又训又劝，七姑八姨介绍对象、安排工作，但家乡城市熟人多，他待不下去，逃到了北京。在北京找工作，他才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来北大当保安，发现还能学习。老许又重新有了生活目标——考大学文凭。在学习上，老许也充分发挥了他“工作狂”的体质。每天上夜班，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都用来学习，有时白天睡两个小时，就起来看书，累了睡一会儿，醒了接着看。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北京冬夜特别冷，凌晨1点后几无人出没，老许穿着大袄值班站岗，手冻得通红，还拿个小卡片，背知识点。别人说老许考学辛苦，老许觉得别人大惊小怪。他发现，自考的人都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就是闲着没事干，而且特别想拿这个证，没什么值得另眼相看的。”一年半里，他先考上了专科，接着考本科，“就像玩游戏做任务一样”，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最后在从未学过的英语上，挂科了。他的人生再次刹车了。仔细回想，14岁出来打拼，自己养活自己，吃苦成了习惯；做生意挣到钱后，也一直在工作，从早忙到晚；来北大当保安，长达一年半功利性的疯狂学习。似乎一直在极速奔跑，以至于时间过得太快。现在他想明白了，他停下来，放慢了脚步，感觉生命长一点。从14岁开始，老许一直看书，国内国外，畅销冷门，经管、历史、金融、哲学，什么书都看。工资尚且七八百时，就要花三四百买书，天天看，一个月看两三本。22岁以后，不怎么看了。书看多了，也觉得千篇一律，看过就忘，至今记得的，就几本，《人性的弱点》《艾略特波浪理论》《证券分析》《沉思录》。老许在北大听过几堂课，教授讲个典故，都是自己知道的，觉得无趣，再不去听了。“知识，金钱，（现在）对我都没什么吸引力。”前段时间父亲打来电话，想安排他到一家公司当个小经理，他没同意。他觉得老赚钱也没意思。他说见过很多有钱人，生活不幸福。以前拼命工作挣钱时，日子是充实，但特别辛苦，每天精神紧绷，说话快，做什么事都特着急，身心俱累。现在他认为，人只要过得开心就行，“生活方式自己选，怎么顺心怎么来。”夜里值班，老许经常看着北大学生外出自习，想象他们经历多大磨难，才考上北大；在北大想拔尖，必须疯狂学习；一到期末或考研，就通宵备考写论文；毕业工作了，更是忙忙碌碌，累无止境。思及此，幸福感油然而生，自己想学习就学习，不想学就不学，没有压力，生活最闹心的事，也不过是没睡好觉时赶上了加班。他没想好考完本科之后要做什么，他想过当律师，当作家，想坐办公室喝茶，也想学好英语出国。马上30岁了，他希望找一个真正喜欢且可以谋生的事业，“很多人穷尽一生都找不到，所以那些找到的人特别幸福，大多数人都是得过且过地找个工作，每天温饱，一辈子就过了，多没劲。”5月23日晚上10点多，刘政在新传学员楼伏案学习。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160;图学习看个人在北大保安大队，有刘政这样为了考研的本科生，也有纯粹来工作达一年的本科生；有老许这样发奋考学的初中毕业生，也有在老许刺激下发奋考学的高中毕业生；有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夏颖涛，也有来到之后才有了考学想法的余加乐；有痴迷哲学无法自拔被劝退的学痴，也有专本连读一个月背三本书的学霸；有想学好英语的石家庄少年，也有毕业后直接进保卫部工作的北大学生。但更多的是杨晨这样的人：初高中毕业，无过硬技能，对读书没兴趣，更爱玩游戏、看电视、打球和逛街，对未来感到迷茫，做保安只是暂时的过渡，随时可能离开，去送快递或者外卖。杨晨来自山西长治，高中毕业，来北大半年。5月22日上午10点，他穿着黑色雨衣，举着黑色雨伞，蹚着水巡逻负责片区——刚来时他觉得北大校园很漂亮，但天天巡逻下来，一个地方巡过二十遍后，“看见了都不想从那儿走”。工作枯燥是其次，关键是工资不高，无五险一金，底薪2600元，加上加班费、执勤费和奖金，只有三千多，过年值班也是一倍时薪，“8.97元一小时”。杨晨不想做太久，最多干满一年。保安向来人员流动大，一年就能换掉一半人。小熊刚来时，南门共有15个保安，三个月后，只剩下6人，前几天又招了两个进来，目前是8个人。其实他宁愿少两个人，可以多加点班，多挣点钱。不过在北大当保安有个好处，“这里每天接触的人和以前不一样，我虽然没读过大学，但体验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活，还见过比尔盖茨、沙特国王、法国总理等名人，也算长了见识。”前段时间，一位本科毕业生经他介绍到大队面试，直说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考研，保安公司最后没要他。“首先你得先把工作做好，其余时间你才可以学习。”老许碰到过很多急功近利的人，抱着学习目的过来，一来就失望了，工作没有他们想象中轻松；有人三分钟热度，志气满满地来了，买一堆初高中教材，摆在宿舍里不看，天天出去玩，待一段时间就走了。小熊平时喜欢玩游戏，不爱看书，也不听课。有次北大学生邀请他去听普法讲座，他没有去，“没兴趣”。他说自己初中毕业，“看书看不懂”。杨晨同班一个同事则自认为“懒”而不愿学习，他观察到，在保安大队，学习的人只是占一部分，“有学习的，也有不学的，很正常，学习看个人，不管哪里都有学的。”杨晨也不爱学习，爱玩，他宿舍8个人，也没一个在学习。身边有几个同事报了自考和网络教育，但他没有任何考学的想法，觉得什么也学不到，拿到大专文凭，工作一样不好找。听说网络教育只要交22800元保过，成人高考试题答案七八千可买到，还可以请人替考，他觉得“有这个钱，不如去学个真技术”。他考了驾照，打算辞职后去开车。刘政喜欢的一首诗。 来自刘政朋友圈当保安到考上北大为止在北大二教自习时，刘政认识了一位考研的大姐，33岁，没结婚，上半年打工，下半年备考，考不上，钱又花完了，又打工、备考，考了十来年，气得她爸要断绝关系。同事忠勇的考研之路更加不易。他大专毕业后，在北大待了六年，先当了两年保安，出去工作两年后复返，自考专升本，再考北大新闻硕士，未考上。今年30岁，单身，母亲生病。“有时候我真觉得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希望把我的运气分一点给他。”刘政一直想考司法考试，想当律师，主持正义。但两年没考上。新传学院一个老师建议他考本院专业，分数低一点。他有点动摇了，内心矛盾。“其实我不管什么专业，只要能进北大，拿这个文凭，就可以了。”在他的家乡，村里有个女孩，本科原是普通学校，考上了北大研究生，简直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刘政也想要这种感觉。他家整个父辈往下一代，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他要是考上北大，肯定能让父母开心，脸上有光。但他并非只喜欢北大的光环。在北大待久了，对这所学校是越来越喜欢。北大出什么事，感觉就像自己家里出什么事。刘政说，北大影响自己最深是其文化底蕴，“它不教你怎么成功，教你怎么朴素。像我们院长（陆绍阳），每天上下班，只骑一辆自行车，拿个破兜。北大这么多大师，都很简单朴素，越简单，越朴素，思想越高，越厉害。”学院里还有位陆地老师，喜欢写诗，出过诗集。刘政受其影响，也常常写诗释怀，发朋友圈。他的微信名叫“夹缝生”。澎湃新闻记者问他，这是否为内心感受。他足足沉默了12秒，叹了口气，说：“其实不光是我们保安，社会底层都是在夹缝中求生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也不用抱怨，只要踏踏实实地往上走，什么时候冲过去了，就好了。”他说他不恨出身不好，只恨自己无能。他深刻明白，要想改变命运，要先让自己强大起来。今年9月份的司考是改革前最后一次，刘政发誓必须要过。他对12月份的考研没有太大信心，但有着破釜沉舟般的决心，今年考不上，明年接着考，明年考不上，下一年再考，直到考上为止。在此之前，他将继续以保安的身份，游离在北大。北大再难考，他也相信自己多熬两年肯定能考上。“不可能一直考不上，我也太失败了。”他近乎悲壮地说出这句话，“活着要是没有这个精气神，就与死无异了。”
责任编辑：黄芳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北大 保安 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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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3:26 当代中国，有关富豪梦想的故事绝非唯一，只是，当你细细体味他们的历程，或许能感受到超越个体的弦外之意。　　对于财富的梦想，每个改革的时代都具有两面性，它击倒一些人，成就一些人。这一点，在中国急遽变迁的30多年里，尤显突出。　　日，总部位于广州的恒 大地产在香港上市，当天收盘市值705亿港元，使其成为在港上市的最大内地非国有企业，而拥有恒 大地产近七成股份的许 家印，身家瞬间升至480亿港元(约合422亿元人民币)，超过同一天公布的2009年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王传福的身家(396亿元人民币)。　　许家印，就是属于这个时代所造就的人，他可以被看成是中国30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可以归结入同一时代企业家的拼搏路径。　　原来我们说，认识个体的命运，要先认清其所处于的时代。然而，当我们都处于同样时代，当我们都生于同样的环境，认识个体的命运可能就需要更多地结合个人性格以及生命经历。　　生于河南周口农村，学于武汉钢铁学院，初起于国企舞钢，磨砺于特区深圳，最终在广州带领恒 大地产闯荡中国。这期间，除了改革带来的各种机遇，横亘在奋斗者许 家印面前的还有座座大山——儿时的至贫，社会未进步前的蒙昧，体制改革前的僵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险恶。尼采说：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这便需要有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思维。　　公众场合的许 家印总是在儒雅地微笑，但在笑容背后，是他把握命运的强悍意志和奋力博杀的决绝。他的人生辞典里，或许很难找到畏惧、安逸，有的只是向困境说“不”的惯例。成功和荣耀，几乎是他的最大嗜好和疗伤良药。　　他掌管的恒 大帝国，近年的狂飙突进让人侧目，并被部分人形容为“疯狂”。当全球金融危机让他的首度上市计划受挫时，他被对手讥讽为“冒险家”、“野心膨胀者”，被部分舆论视为地产江湖巨变的“牺牲品”。不过，成功上市的结果还是遽然而至，为这个男人和他掌舵的恒 大巨舰，准备了一场迟到的加冕礼。　　如果仅止于此，他仍然还是个符号化的人，是个传说。于是，本刊记者历时半年，辗转五地，重踏许 家印的成长足迹，尝试探入其“过往世界”，让这位地产首富至少在公众眼中就此鲜活。　　解密真实的许 家印，不仅是在还原一代人的成长困境和机遇，不仅是在分析性格如何改变命运，也是再次解构那个我们每人都会有的，或在萌芽、或在实践、又或已经湮灭的关于成功的梦。
不认命的农村少年 　　司机？保安？掏粪工？你可曾想过这些职业与当今中国最富有的男人之间有何关联？　　半个孤儿、刺骨的贫困、失败的生意初体验、你是否拥有比这个更悲凉的童年和青少年？　　当以上职业和境况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怎样的决断？感叹命运不公还是下决心改变？　　小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许 家印看相，一番端详之后，做出结论：孩子，你将来是要端金碗的啊！这种命定论的流传，一方面是老家人面对许 家印的成功自然生发的荣荫之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反面写实——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一样，少年许 家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那个时代如锥刺股的贫困。　　而不甘心与贫困为伍一生的农村少年许 家印，心里已种下了一颗“逃离”农村的种子。当机会突然来临时，他抓住了。
　　少年的今天 　　曾经被预言要捧金碗的许 家印，今天确实捧了个金碗——恒大地产。　　让我们就先从现在的恒 大地产说起。　　最新的公开数据表明，作为中国土地储备最大和进入省会城市最多的房企，恒 大目前拥有5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在全国25个主要城市开疆拓域。　　要了解这个中国地产江湖里的巨鳄，不妨先看下其几个重要节点——　　总部位于广州的恒 大，2004年向中国的二线城市派出首员工100多人，开始进军全国；2006年4月，与高盛银行签订境外上市的合作协议，牵手国际资本；2009年11月，恒 大地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以超过700亿元的总市值，成为内地在港上市的最大非国有企业。　　拥有大约7成股权的许 家印，也由此一夜成为内地当时的新首富。　　4月12日，许 家印在香港公布了恒 大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司总资产逾630亿元， 增长120%，纯利同比增近一倍，销售额达303亿元，同比增幅逾4倍。2010年的第一季度，恒 大卖了84亿元，拿了中国房地产界销售面积第一、销售额第二的名次，开始与垄断老大位置多年的万科平分秋色。　　人们会揣测，这家1997年才正式运营的房地产公司，十多年时间，从单盘草创快速蹿升为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是如何做到的？精品标准化、抢占二线城市、高性价比策略、品牌加营销……这些“许氏风格”的关键词，就是传说中令对手生畏的杀手锏。　　今天的许 家印，另一个身份是武汉科技大的管理学教授，顶着“儒商”的帽子，他总结的“恒 大模式”和管理学教程，就是在商海里拼杀出来的生存发展哲学。因每三年都会推出大型计划和阶段性的战略活动，他甚至被圈内人称为“战略家”。　　直到现在，恒 大实行的还是许 家印坚持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即公司运营中的重大事项都由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有人把这种模式戏称为“中央集权”。这种对各分公司的垂直化管理，保证了恒 大全国化扩张中不走弯路、规避风险、节省成本和最终的标准化运营，当然也保证了许 家印的绝对权威。　　他甚至制定出了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小到员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 大也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这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些苛刻与极端。但这恰恰是他的特点，追求完美和规模，又不放弃细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恒 大扩张的初期，员工们会看到许 家印带着一双白手套，在项目的角落里四处摸查，如果手套被染黑，那结果只有一个：责令整改。　　恒大的一位合作伙伴曾说，“在中国的公司中，没有一家的执行能力能超过恒 大。”这话有些武断甚至会遭到其他公司反驳，但有个事实不得不说，恒 大董事局的一个指令，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南在海口，北在长春的最基层。　　恒 大的高管们早就习惯了在凌晨接到老板的电话，了解许的人对他的成功有一个字的评价：拼。这个“拼”字，带着地产江湖的气息，也描画出了许 家印的奋斗姿态。　　而我们的探秘历程，正起于他奋斗的初始地，河南太康。
这块中原的黄土地上，曾输出过草莽英雄吴广，也养育过清俊诗人谢灵运。在这里，那个自幼缺乏母爱的倔强男孩，与现在动辄捐款数亿的“中国十大慈善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那个曾在当地尝试贩卖石灰做小生意的少年，又有什么样的商业因子在当今首富的身上延传？
　　半个孤儿 　　日，农历10月10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　　汽车在人流中缓慢地行驶。当地集市上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你甚至能闻到大饼与油条的香气。路边小摊的身后，是两层的商业楼，批发部、水饺饭馆、理发店、摩托专卖店等小门店一个挨一个。　　高贤镇聚台岗村，许家印的老家。　　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景致。水泥路不是很宽，仅供两辆汽车擦肩而过。马路两侧会有两排碗口粗的杨树，路旁不时出现的临时堆垒起的红砖和垛得老高的地瓜秧，显得格外扎眼。在视野甚广的地方，你还能看见大片绿油油的麦苗田。表叔赵新国说，许的家世可谓“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老革命，16岁就参军入党，参加过八年抗战，做过抗日部队骑兵连的连长，负伤后复员回家在村子里当仓库保管员，负责拿钥匙、记工等事务。“他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对这些工作很负责。”赵评价说，许的父亲正义、耿直、认真，对年幼的许 家印有不小的影响。　　还不到1岁，一个对许 家印影响巨大的事件遽然而至——母亲得了败血症，因家贫无钱就医，匆匆撒手而去，许 家印从此成了“半个孤儿”。一个私下场合，许 家印曾坦言，自己的性格独立和倔强，可能与从下就缺少母爱有关。“你们这些从小有母亲看着长大的人，多幸福呵！”很多次，望着年轻的下属，许 家印都这样感叹。　　照看许 家印长大的是奶奶。奶奶会做酸醋，空闲时就会到集市上卖，添补一些家用。许 家印放学或休假时，也会帮手。价格很便宜，一瓶一两分钱。生意虽微薄，但一年下来也能攒下买一两斤猪肉的钱，这些肉放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冷藏或者盐腌，只有在春节时才会炖在碗里，一直吃上两个月。　　许家已是连续多代单传，奶奶非常疼爱幼年丧母的许 家印。她之于许 家印，就如同一位老母亲。奶奶脾气也很大，如果小家印不听话，她生气了也会“动粗”打人。四五岁的小家印很倔，挨打时会坐在地上哭一天，拉都拉不起来。　　“以前家门口有个石头，奶奶就坐在石头上等我放学回家。”多年之后，许 家印仍能清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上小学的第一天，当他把刚学会的那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念给奶奶听时，年迈的奶奶兴奋得忘乎所以。　　奶奶很高寿，活到96岁才安然逝去。那一年，许 家印的恒 大地产已经走上成长期。　　现在，几十年的许家老房因年久失修，已破败得厉害，北面墙壁有着一道巨大的裂缝。正房屋内的东南角，现在还有一张简陋的小床，那正是当年许 家印的睡觉之地。床长不足两米，宽约60公分，由7、8条木条拼接而成，侧旁有几床又脏又破的被褥，上面打满了花色不一的补丁。　　这就是许 家印离开黄土地之前的梦想孕育之地。无数个夜晚，学生时代的许 家印就坐在这张简陋小床上，在小煤油灯摇曳暗淡的灯光下攻读。　　现在许家的房子已无人居住。院子里两棵粗壮的榆树，已有40余年的树龄，仰头望去，冠盖如云。
少年的爱好 　　许家正房的北面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幅老太太的素描画。在农村挂着这种画作，着实有点兀然。这幅画出自少年许 家印之手，画中的老太太正是他的奶奶。村子里的幼年伙伴说，许 家印不仅给奶奶画过像，还画过下山虎、老公鸡。据说，没看过美术教材的许 家印无师自通，用的是很规整的“方格法”：把一张白纸打上格，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画出来。　　这个泥地里滚打长大的孩子，还有个爱好是倒腾“科技”。小学时，他用块铁片做开关，把破电线、铁丝连成一起，连到被丢弃的手电筒电池上，就能制作出一个照明的“小家电”。　　一边是绘画，一边是科学，少年许 家印找到了其中相通的乐趣。　　那时的豫东地区极度贫穷，十年有九年涝，历史上很多人被迫离家讨饭，曾出现不少“乞丐村”。许 家印就读的小学，其实就是几间破草房，课桌是用黄土夯就的泥巴台子，这种简陋的“桌子”非常长，一张能坐下七八个孩子。“黑板”则是由水泥制成再用黑炭染黑而成的。碰到落雨天，外面大雨，课堂里下小雨，到处都是烂泥。　　此种恶劣的求学环境，令许 家印记忆犹深。多年后，广东省搞“十大民心工程”，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农村的危旧房的改造，许 家印捐出了1000万，用以资助改造那些不遮风不挡雨的房子。　　现在，在聚台岗村的村委会门口还立着一块很显眼的“功德碑”。碑有三米多高，正面刻有“许 家印”三个大字。下面有如此铭文：为国育才，造福后代，流芳百世。为聚台岗修路建校。聚台岗全体村民。日。　　据村民介绍，在1999年，已成为恒 大地产老总的许 家印，为村里捐了100万建造了一座拥有三层教学楼的小学，这座小学后来有了个新名字：“家印小学”。　　当着本刊记者，几位幼年好友提到许 家印，不约而同地用了“清高”这个词。除了玩弄“小家电”和素描画画，他还喜欢钓鱼。他的玩伴很不理解：多没意思啊，傻坐在那里！但多年之后，当许 家印功成名就，这位玩伴想起当年“你瞎捣鼓啥啊”的调侃之语，感叹不已。　　从性格上说，小时候的许 家印属于调皮型。他喜欢当孩子头，没事儿就带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队，练习立正稍息，以此为乐。这也许算是他最早萌生的管理意识。　　许家印的小学成绩堪称优秀。他的小学同学高正富回忆说，当年同学们都有给新书包封皮的习惯，许 家印的书皮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书皮坏了，他会再换一个新的。　　“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当时我们哪里知道，那里面真有黄金啊！”40年后，在老家务农的老同学高正富如此喟叹。
第一单生意
　　如果说许 家印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商业天赋，这有点夸张了。其实，他少年时做的一些贩卖石灰、苹果类的生意，更多地是摆脱贫困的本能反应。　　比他大几岁的本家亲戚许家让，曾和他一起尝试做生意赚钱。那时，贩卖是当时农村比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 “打工”的方式不需要很多成本，但需要体力。拉一趟，仅能赚几块钱。　　看到很多人都去，高中刚毕业的许 家印也动了心思。奶奶不同意，他还是去了。他用的是单人在前面拉的两轱辘拖车，下山的时候，这种拖车要使劲往后压才能控制速度，因为没经验，下坡的时候只会拼命往下跑……结果人倒车翻，贩卖的石灰撒了一地。许 家印坐在路边，既无助又心酸。　　这是1974年，许家印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　　与他交往颇多的老同学高正富透露，许 家印上大学后，因为家庭依然困难，他还曾跟几个同学合伙，计划运一车家乡的苹果到武汉卖。当时都是用袋子装，而不是现在的纸箱。还是因为缺乏经验，苹果还没运到武汉，就已经腐坏了。可想而知，“做本钱的钱都是借的，全赔了！”　　多年之后，恒 大掌门人许 家印已无需再为钱苦恼，他开始琢磨着要给落后的家乡做点什么事情。现在的聚台岗，是个3000多人的大村子，家家户户以种地为生，年轻人出去打工。许 家印先捐献了80万，修了村子里的几条柏油路；又建议村里办个养牛场，鸵鸟基地，还都没人敢做。　　“那技术，咱怎么能行？”村子里的人也承认，他们的“想象力还是差了些”。
司机，保安、掏粪工
　　那年月，村子里如果有谁去过一趟太康县城，都是一件颇自豪的事情。许 家印在18岁之前，只去过一次，还是由初中学校组织，他和同学们撒开脚丫子走了40多里地，来回花了2天。学生穷，学校也穷，没有地方住，一群孩子就在马路边躺下将就了一夜。　　也正是这次县城之旅让许 家印见识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离开农村也从此成了这个中学生最热切的人生理想。　　凭着一家人省吃俭用，许 家印竟然一直读完了高中。当时学校有半年时间学工学农，急于“逃离”农村的许 家印，开始学习开拖拉机，他的朴素逻辑是，驾驶是一门技术，有了技术，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为了得到这个岗位，他甚至还请村长书记喝酒，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拖拉机“吸压爆排”的工作原理。　　他有个邻居的舅舅，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这人当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公安局里工作，那应该是多大的官啊！”许 家印大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信中大意是，想请您帮帮忙，在城里给自己找临时工。在那个年代，临时工一个月能挣10到15块钱，是个让人艳羡的差事。但此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那时候还是太单纯了啊。一个农村孩子随便给人写封信，怎么就可能找到城里的工作？”许多年后，许 家印如此感慨。　　无奈之下，他又待在农村又干了两年农活。这两年里，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下地锄田，开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因为文化程度高，他被重用协助生产队队长的工作，人家都不愿意干“掏大粪”这个活，他就要做表率。掏了以后，用桶挑到粪池里，做肥料。　　他还做过农村里的保安，那时候叫“大队自保员”。几十个人，住在大队部的房子里，在地上铺上草，弄个通铺，就在那睡。平时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谁家的猪羊把别人的田地搞坏了，就要抓回去。　　直到现在，许 家印看到公司里的保安，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不容易。”恒 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每年到“八一”建军节公司都会慰问，这已是惯例。一位公司高层对记者说，在地产圈里，恒 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一直想逃离农村，在村子里当过驾驶员、自保员甚至掏粪工的许 家印，直到1977年才等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1976年，许 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兴奋地报上了名。不过，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这次他没有考上。　　第二年，许 家印花了5个月的时间准备，回到高中的学校复习补课。因为回校复习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许 家印就通过个人关系在学校附近的拖拉机站找到了一间破房子，拿了一床满补丁的被子住了进去。　　零下15度的冬天，北风从早已破碎的窗子灌进去，冻得人瑟瑟发抖，他用纸糊了糊，硬是挺了过去。　　吃得更差。每周背一筐地瓜和地瓜面饼，一瓶子盐，里面切一点葱花，再滴上几滴小麻油——这就是那个冬天他吃的“菜”和“汤”。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上课前把自己的馒头和饼子放在食堂，这堆饭食会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统一加热。学生下课后，找出自己的那份吃。　　许家印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3天就变霉长毛了，也舍不得扔，洗掉霉菌以后继续吃。因为营养不良，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 家印，体重仅90斤。　　受文革影响，多数农村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学起来快。当时的许 家印，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其它也都是前三。”老师回忆说。　　1978年，许 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梅花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还在读小学的许 家印突然对父亲说，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能不能送他一块当时很时兴的梅花表？为了激励儿子，父亲咬牙应允。　　这一年，许 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录了“1978”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后来他掌舵了TCL；而日后同为地产大鳄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　　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鼓。
卫生委员许家印 　　四年大学对许 家印来说，意味着日后对他作用巨大的几个词开始萌发：人情练达、数据敏感，郎平，和热干面。　　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论断放在许 家印身上尤其明显。　　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在不经意中撒下了——　　比如他的职务是最苦最累的卫生委员，让他练就了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没有大学期间三分之二花在“准社会活动”上的锻炼，他也不可能在黑白交织的地产江湖中行走自如；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负面素质的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 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其中包括：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再比如，他对排球和“铁榔头”郎平鲜为人知的私人情感。他重金打造的由郎平领衔、冯坤、周苏红、杨昊等国手组成的恒 大　　女排，十二战全胜，年初轻松夺得女排联赛冠军。随后举行的冲A成功庆典，被描述为“资本、大气、高效、完美”——这也恰恰是许氏风格的重要一面；　　再比如，他最喜欢吃的现在依然是他夜宵“主力”的热干面。
　　许 家印选择大学专业，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动这种“小聪明”的初衷，仍然源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　　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因很简单：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大学职务，伴随了许 家印的四年大学生涯。也正是这个极为琐碎的工作，对日后许 家印为人处事影响深远。　　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向记者介绍，当时选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就看你愿不愿意。”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 家印的差事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 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难办的事儿就交给他了。”不过在孟宪昆的印象里，许 家印还真没抱怨过这个“苦差”。　　“搞次卫生，一般需要弄2个小时才行。学校离江边近，当时那个排水沟都是没有盖的，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那个大桥，都是污泥。”孟宪昆回忆说。好在许 家印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这些活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卫生委员比任何委员都难做，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许 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它各个班关系不好的话，也是很难的，这让他人情更达练。”孟宪昆日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角色对许 家印的影响。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 家印很多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期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味道在里头。”　　而就在大学里，许 家印开始发现自己对数据异常敏感，这似乎是种先天赋予的能力。今天的许 家印，仍可以过目不忘，圆周率小数点后张口可以背出几十位，恒 大的六千多条规则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铁榔头前缘
　　那个时候的集体宿舍，流行“卧谈会”。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年代，学生们争论得厉害，话题也相对认真，那个时候最大的流行文化话题就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他的老同学俞斌回忆说，许 家印也读诗歌，比如北岛的和舒婷的。　　不过，住了集体宿舍一段时间之后，许 家印突然搬出了宿舍，告别了卧谈会生活。原来他得到了新的“任务”：住到学生会的办公室去看管公共财物，其中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另一位老师倪国巨笑着说，单独一个房间表面是一个“赠赏”，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苦差。那个房间是一个楼道里的小厅临时隔开的，相比宿舍，它的隔音与防寒效果都比较差，冬天还会更冷。最大的缺点就是还要跟里面的扫帚、拖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住在一起，气味很难闻。　　当时，学生们看电视需要统一组织，时间一般是星期六，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就要向系里申请。这类“重要事情”，就包括收看“铁榔头”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比赛。　　那时候，以郎平为旗帜的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赛场夺冠，极大鼓动国人的热情，无数国人成为她的球迷，许 家印也不例外。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那天，看完电视转播，同学们几近疯狂，四处寻找着情感发泄对象。　　有机灵的同学突然想起许 家印的屋里有很多扫帚，于是一伙人一起冲了进去，抱着一堆扫把、草席来到室外，点燃后当成火把，在校园内兴奋地挥舞着。　　许家印一看这势头是阻止不住了，顺势兴起，也拿起一把扫帚当火把，加入了狂欢队伍，有人把自己的饭碗扔到楼下。“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校园中此起彼伏，成为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与女排有关的，不仅是比赛。俞斌回忆说，当时学校一个月会安排一场露天电影，放的比较多的电影是《闪闪红星》、《归心似箭》等。“《排球女将》就是那个时候看的，许 家印很崇拜铁榔头嘛！”　　多年之后，一支名为“恒 大女排”的排球新军，在2009年度叱咤于中国排球职业赛，以1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冲入甲A，其主教练正是鼎鼎大名的“铁榔头”郎平。　　这支投资2000万成立的恒 大女排，也为恒 大地产做了一系列效果极佳的品牌广告。仅以签约郎平、吸引全国数百家媒体到场的那次发布会为例，曾有人测算，如果单以广告版面计，恒 大地产要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花费至少以数亿计。　　有人曾据此评论，如此性价比，可见许 家印的营销策略之一斑。这当然没有错，但他内心深处对“铁榔头”的私人情感和汪洋恣肆的青春回忆，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聆听得到。　　 奢侈的热干面 　　大学时代的许 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这是他唯一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脏了就晚上洗，白天接着穿。“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家贫的许 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我们这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10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支撑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许 家印说。　　那时猪肉七八毛钱一斤，十几块钱确实能解决很大问题。甚至，许 家印放假回家的车票钱，都是从这笔生活费里面硬省出来的。　　当时的大学校园还没有成本观念，吃饭问题国家解决，也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倪国巨回忆：“那时我是在学生宿舍住的，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学生的演变是什么呢？最早许 家印他们那批学生，劳动不讲价钱。1983年以后的学生就讲啦，要买点汽水买几个篮球什么的。”　　倪国巨没从当时的许 家印身上看到某种商业天赋，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个16个字的评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长于宏观，精于细节。”教学几十年，但在倪国巨老师家吃过饭的学生没有超过10个人，许 家印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许 家印作为兼职教授，带着几位研究生。校内设立了“许 家印奖学金”。他知道这个看似点缀的助学金，其实对一个困难家庭的学生帮助极大，甚至可能改变一位年轻人的命运。　　关于钱，有一件趣事。2003年，母校武汉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学校想邀请许 家印回来，当然也包含了让他“表示一下”的意思。倪国巨临时受命，硬着头皮给许 家印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校方的想法，“当时想几十万就不得了了”，没想到许 家印直接说“我拿100万吧”，整个沟通简单直接，几分钟就决定了。　　或许豪掷万金，对今天的许 家印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倪老师的回忆里，吃一顿武汉最流行的热干面，对大学时代的许 家印而言也是奢侈之举。　　当时食堂里学生一般都是端一个陶瓷大碗，师傅给一勺大白菜诸之类的素菜，如果跟食堂师傅关系处的好，或许还能给多一点。而所谓的荤菜，其实就是菜里带点肉皮，浮着几滴油水。　　不过，口腹之欲，人之本性。许 家印当时唯一奢侈的消费，就是吃学校旁边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但为了这一毛钱，他挨过倪国巨老师的批评：“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一毛钱这么贵的东西！”　　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10顿里有5顿都是热干面。　　 车间里的“小皇帝” 　　曾经的炼钢工人许家印说，企业管理好比是炼钢，“刚中带柔”才是极品。　　一张泛黄的照片中，长头发尖下巴的许 家印，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钢炉，心无旁骛。　　那是流水线式的作业，一旦运行，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停止。这也是一种链条上的完美安排：遇到问题必须立即处理，高效，不拖拉。　　每个商界精英都不会一开始就有游刃江湖的神功，必须经历一砖一瓦的磨练。许 家印说，企业管理好比是炼钢，“刚中带柔”才是极品。10年，许 家印在舞钢这个大型钢铁企业里炼成了“管理基本功”。现在，在恒 大，你很容易就能寻到其中的些许痕迹。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许 家印总结的集约化“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确保了总部的权威，也为每一个尚未成熟的地区公司降低了风险；更重要的是，它非常适用于扩张性战略，保证了“精品模式”能快速复制到全国。　　这种管理模式的效率惊人。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凭空突然来了一个地产项目，恒 大可以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组建一个工种齐全的队伍立即操作。再比如，许 家印最近又在内部严令，一个项目从买地到开盘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　　尽管听起来似乎空洞，但“精心策划，狠抓落实，办事高效”，这12个字确实是恒 大高速发展的秘诀。许 家印自己说，有了这个管理模式，“恒 大用一年的时间能做完十年的工作量。”　　如果你了解舞钢期间的车间“小皇帝”，或许现在的恒 大就没有了什么管理秘密。　　 150度考核法 　　1982年。这一年，温州涌出了“矿灯大王”、“线圈大王”、“螺丝大王”、“目录大王”等个体富户，民间的经济智慧开始显现，同时这批人也遭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确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也是这一年，大学毕业的许 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对这个结果，他很不情愿。在他的眼里，上大学是为了离开农村，而舞阳不过是另一个“小山沟“罢了。在家里磨蹭了一个月后，他还是去报到了。　　去车站接他的是热处理车间主任陆岳璋。“他书带得挺多，都是专业书，别的东西就不多了。”说到这个，现在已是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工程师的陆岳璋，给记者拿出了一本当年许 家印用过的专业书，页面已经泛黄，在扉页上还签有许 家印的名字。　　1978年才投产的舞钢很缺人手，许 家印是第一个被分配过来的大学生。“他给我的印象是很热情，也很乐意跟人说话。”陆岳璋很高兴，因为他也是个大学生，和许 家印比较能谈得来。
许家印被安排在一间很简陋的小房子，次日就进入工作状态。那时候车间一个炉子都没开工，当务之急是要把车间的工艺技术规程迅速建立起来，尽快投产。　　他被安排协助车间主任陆岳璋工作。他开始整天睡不着觉，天天钻到钢板缝里研究流程，后来竟总结出了几百个问题。有些问题很细小，比如抢修设施的间隙，如果吃盒饭是在上面吃还是下面吃呢？问题看似琐碎，却会涉及安全。　　两个月后，许家印主持制定出了“生产管理300条”，他当时的管理概念很清楚：要用制度去管人。　　在众多制度中，最有趣的当属他创立的“150度考核法”了。当时，企业要求工人24小时三班倒，很多值夜班的工人爱打盹，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无奈之下，许 家印提出一个极富创意的细节考核办法：当值班人员身体打开的幅度超过150度，就定性为上班睡觉，要接受罚款。　　此法后来在厂里广为流传，许 家印一炮打响，被人评价为“点子多”、“会管理”。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种现在看来很奇怪的考核方法，在全国其他企业也有，比如海尔的张瑞敏，就曾在1984年制定出13条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进厂的第二年，许 家印的职位从技术员升到了车间主任，此时他在管理方面的潜质也开始慢慢呈现。　　“我们把热处理和厚板这两块，组建了一个调度中心，这个是许 家印自己操作的，可以24小时进行监控和组织生产。要做到每个月合同100%完成，必须建立一套生产管理制度，这个是许 家印最先创建出来的。”陆岳璋说。　　在记者面前，陆岳璋拿出来一本红色的小本，这是1987年冶金工业部颁发的一个荣誉奖。在这本光荣册上，舞钢公司当年获得了23个项奖，许 家印自己一个人就占了6项。据陆岳璋介绍，实际上他与许 家印参与的，远远不止6项，“因为所有的重要产品都要通过热处理车间，当时讲究谦让，不好意思再多拿奖励了。”　　 “小皇帝”的软与硬 　　短短几年里，许 家印成就了舞钢最有活力的车间，他自己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小皇帝”。这个外号，包含着许 家印在这个300多人大车间中的权威：技术上过硬，管理上言出必行，又善于处理跟下属的关系。　　后来的恒大时期，外界评价他的管理风格很硬朗。根据自己的接触，陆岳璋是这样理解的：他是对内很硬，对外和善，这是一种“内紧外松”。在最早对许 家印的提拔推荐语一栏中，他如此写道：“专业强，人朴实，能吃苦，很聪明，擅于搞人际关系，管理上有一套。”　　在鞍钢实习期间，许 家印硬是把鞍钢全套的热处理技术、规程，全部“偷”了回来，全部手抄，数量惊人。陆岳璋惊奇地发现，能搞到这些规程，是因为许 家印跟那些老师傅混熟了，关系非常好。这让他不得不感叹：“许 家印你真有本身，我的面子就没那么大。”青年许 家印的交游能力，可见一斑。　　当时的一些细节，也展现了他“聪明”一面。比如他在车间做了个“热处理大院”，有人戏称“许家大院”，其中的休息室、会议室等，包括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用废弃的钢材制成的！车间里没有洗澡房，许 家印就用厚钢板焊了一个洗澡房，这钢板极厚，可以制造坦克，最厚处都有10厘米。有人开玩笑说：“这澡堂子，连机关枪都打不进去，防弹的！”如此年代如此做法，实在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他的老同事张军回忆说，虽然也高谈阔论，但许 家印并非那种夸夸其谈之人。“当时车间人挺多，差不多300多号人，并不好管，但厂里也认为他管得最好。其实他也没啥秘密，一个是用规范制度，再一个从严要求，还有一个是强调福利待遇。舞钢的那些制度，很多都是他主持制订，真是要靠他。”　　在张军看来，恒 大时期的许 家印，其实还延续了这段时间的很多性格、作风和管理方式。“说白了，很多都还是那一套。”　　张军还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由于经常被其他车间的人讨教，许 家印索性拍摄了一个《热处理在前进》的专题片，展示热处理的生产人员高效管理下的工作状况。这个专题片在1989年制作完成，曾在舞钢电视台反复播放，宣传意识还是很超前的。后来的恒 大地产每开重点大盘，总喜欢请成龙、范冰冰、谢霆锋等明星助阵，也正是许 家印这种造势思维的延续。　　那部《热处理在前进》的片子，有人说有包装的意识，也据此认为他很早就是一个高调的人。许 家印自己后来说，这在当时确实是意识超前，但并非个人高调。“对企业和产品，要高调；对个人，始终要低调。” 所以成名后的他很少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在各种房地产论坛上抛头露面，抛出观点。　　这是他的“高低调”原则。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舞钢时期的许 家印，工作节奏像个“机器”。用他自己的话说“10年来从未休息过一天”：每天7点从家出门，7点半到车间，转一圈全部的生产工艺，8点整参加安全会。下午4点，参加上面的会，监督生产流程。周末加班，春节也要值班。　　这时的许 家印，也萌发了一些与当时体制并不合拍的商业意识。比如，有的合作单位买了公司的钢板以后，没有设备切割，他的车间就帮对方切割一下，挣点小钱，给员工换点福利。为了避嫌，他自己从来不拿。　　不过，这可能也会惹人不高兴。比如一年春节，热处理车间每个员工都分到了200斤大米，厂里就有领导不高兴了，批评他“你怎么老给员工分大米”？许 家印心里却想：我有什么错呢？给员工点福利啊。他后来才明白，只有我这个小团体的福利好了，那整个厂子怎么办？领导的面子又往哪里放？　　“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锋芒毕露。作为一个国有单位，走在前头的，领导肯定是喜欢的。相邻车间的有赞赏的，当然也有不赞赏的，毕竟那个年代体制没那么活。”他的老同事张军说，许 家印确实算个强势人物，如果他做厂长，做起改革也肯定不会默默无闻，肯定在我们之上。　　许 家印在舞钢待了整整10年，后来整个恒 大地产的管理模式，有很多都是在这里开始发酵。一般企业发展过快，管理会滞后，比如之前的地产“恐龙”顺驰就倒在糟糕的管理上，但恒 大在他的强势把控下，似乎并无其虞。　　“他到哪儿，都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人。”张军评价许 家印时，曾用了这样一句话。到了舞钢生涯的后期，许 家印已经感觉发展空间越来越少，除非满足于这个“鸡头”的位置，否则他势必要离开。许 家印后来对身边人还透露了一个个人原因：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舞钢不过是自己走出了小山沟以后，又走入的另一个大山沟罢了，“四面都是山，一直有离开闯荡的想法。”　　面壁十年图破壁，他真的该走了。　　 不安分的深圳打工仔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如果在许 家印身上贴几个标签，其中一个肯定是“不按常规出牌”。　　2010年的3月1日，恒 大再次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亿元接手广州足球。这仿佛是当年投资排球的翻版：斜刺杀出，气势夺人，豪华阵容，一掷千金。　　其实，如果体育界对许 家印多几分了解，就能避免对此事的大惊小怪——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许 家印式”的。　　比如在火线解雇主教练彭伟国，并迅速签约韩国铁帅李章洙的事件上，虽然压力重重，但他依然表现出挥刀斩乱麻的决绝和善于博弈的精细。。　　比如对这种换帅的方式，这跟恒 大“精心策划”的工作作风颇为暗合。许 家印一直提倡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他甚至要求“凡事都要精心策划，每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策划。”
做生意确实牛逼包括足球生意
为了百年鲁能，我先去掏粪去哈
这之前，中达老板本来派他到长春做老总。但许 家印深思熟虑之后，提出自己到广州“开疆扩土”的建议，得到了认可。这时候的许 家印，终于告别了“打的士也很兴奋”的年代。他带上一部标致车，跟个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　　这家新公司和他的使命就是为老板开辟广州的房地产市场。老板也是白手起家，资金上难以给他更大的支持。正好他在深圳全达公司时申请的2000万贷款，还剩下1500万未用，他跟老板申请了这笔款子。　　许家印一行人在广州黄埔那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套农民屋。3房1厅，许 家印自己一间房，他们几个人占了2间，装了个传真机，请了个厨师，开始了创业旅程。自己住的地方实在寒酸，就找了个星级酒店，开了个套房，在里面约见各路合作方。　　鹏达在广州搞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名叫“珠岛花园”。这个项目迅速成为广州房地产市场最黑的一匹黑马，在当时以大户型为主流的广州楼市，另辟蹊径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的该楼盘，刚发售就轰动了楼市，首期项目很快脱销。　　尽管还是职业经理人，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已经开始打上许 家印的烙印。快点，快点，再快点——珠岛花园项目需要的108个要盖的公章，当年全部搞定，而“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售罄……”等“八个当年”令快速有效的执行力在珠岛花园项目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其实，在珠岛项目之前，许 家印并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许 家印后来回忆说：“一点都没有，连什么是容积率我都不懂，就这么边学边干起来了。” 这个逆当时大户型之潮流的项目，被视为许 家印和他的恒 大帝国的真正起点。　　这时候，他的个人性格也日益成熟。中达时期的老同事邓凡说，许 家印是个乐观派，不会说“这个不行啊”之类的话，不会放弃。“天塌下来的感觉他不会有，什么事都挺得住，抗压能力很强，而且越压越强。”　　一个“雷人”细节中，也能看得出许 家印难以常理揣测的性格。许 家印去了广州后，邓凡偶尔出差过去，许 家印跟他说，我再忙，哪怕跟再大的领导吃饭，也会在旁边安排个房间，跟你喝个酒。有时候一帮人在陪，许 家印就拉邓凡过去，介绍说：这是邓凡，我最好的哥们，你们每个人都敬酒啊！　　“那架势要把我灌醉嘛！他吓唬说，你如果不喝呢，这酒就从你头上倒下去。这不是玩笑，他真的敢啊，说到做到的强人！” 邓凡说。
　　最后一次出走 　　1997年，是许 家印再次思索去与留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企业界正满是风雨之声。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中国的企业英雄们比如史玉柱败走珠海，山东的姬长孔身陷绝境，几个冲击“世界五百强”的种子选手也齐齐败下阵来。只有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几个年轻人开创的“互联网元年”，给人几丝希望。　　5月1日，许 家印与中达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深谈。他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话也说得极为坦诚：“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　　几乎白手起家，广州鹏达的珠岛花园一个项目就为母公司中达净赚2亿多，他自己的工资在当时却依旧低得离谱，一个月竟然才3000多元。他后来回忆说，假如一个月给他10万或20万一年，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想创业了。因为创业有风险，也很艰辛。但3000多元的工资，养活家庭都困难，怎么继续干下去？　　许家印决意不再为人打工，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告别了中达和鹏达，告别了给他第一次房地产成功收获的珠岛花园。　　一个可能的题外话是，好多年以后，或许是缺乏经理人许 家印式的严格管理，珠岛花园后面几期项目遭遇到了不少业主风波。彼时，早已拥有自己的恒 大的老板许 家印，人生和事业早已一飞冲天。　　可以说，从1992年到1997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是许 家印腾飞前的漫长准备期中最关键阶段。尽管在舞钢，他积聚的企业管理能力得到了释放和提升，但许 家印自己也承认，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与他共事几年的邓凡，如此总结了许 家印的个性特点：第一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是“完美主义”；第三是“结果导向”；第四是“决断力”。“我特别佩服他的决断，什么事情，他都能敏感察觉到危险和关键所在。”而这些，也是他日后虽屡涉险地，却总能全身而退的关键。　　从技术到管理，从国企到民企，中原的文化底蕴与岭南的商业内涵碰撞之后，终于形成了典型的“许氏行事风格”：目标执着，不失谋略；偶尔高调，不失务实；熟谙规则，又不按常理出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离开中达，将是许 家印的最后一次出走。这之后，他的成败，都将跟那家名为“恒 大”的公司牢牢捆绑在一起。
　　未曝光的首富 　　被推上首富宝座后，许 家印的幕后心境有几人真正知晓？　　2009年的最后一夜，长沙喜来登酒店的顶层豪华KTV里，十几位来自香港的记者正在吼歌。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高个中年男子微笑着走入房间。　　大家愣了一下，突然一阵欢呼。　　这次安排缘于一个约定。近段时间从不直面媒体的恒 大地产董事局主席、新晋内地首富许 家印，将在长沙与他们在欢歌笑语中一起辞旧迎新。而选择长沙的原因，是这里的两个恒 大新盘令人惊异地刷新了从拿地，到开工，再到开盘所用时间的新纪录——五个月！许 家印顺便将恒 大地产的月度会议安排在了这里。　　于是，跟随他进入KTV房间的，基本囊括了恒 大地产的所有高层和各地诸侯。其中包括恒 大总裁夏海钧，几乎所有的副总裁，各地区分公司董事长……　　许 家印无疑是这场盛大Party的瞩目中心。当晚他心情显然大好，Party从9点开始，从那首保留曲目《懂你》起，他数次接过话筒，唱了《把根留住》，《千里之外》，甚至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当香烟爱上火柴》。　　零点钟声响起，一干人等觥筹交错，在狂舞、尖叫与狂欢中送走2009。只是，唱罢赞美和怀念母亲的《懂你》的许 家印，被推上首富宝座后的幕后心境，又有几人真正知晓？　　“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　　时间回溯到日。当天，看到费尽周折募集的5亿多美金到帐，许 家印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他知道，他不需要变卖工地或合作开发，就可以实施公司应对危机的最初计划了。　　早在2007年，许 家印已经有意识地储备大量人才，提高楼盘品质，囤积大量土地，当时的恒 大地产想跨越式发展，缺的只是钱。钱本来也不是问题，因为恒 大上市的号角早已经吹响。但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影响，极速扩张中的恒 大地产上市竟然意外搁浅。　　在舆论的渲染中，这成了当年地产界最悲壮的一幕。地产界“百日巨变”的预言甚嚣尘上，很多人等着恒 大倒下以佐证自己的预见性；而雄心勃勃的许 家印，也被描述成失败者以及可怜的“野心膨胀者”。　　夏海钧见证了这个“从云端跌落谷底”的惊险一跳。他2007年6月加盟恒 大，正好经历了恒 大从要上市的高峰、到2008年上市不成跌入低谷，再到2009年冲出低谷成功上市的过山车式的惊险历程，可以说，“最惊心动魄的这几年都经过了。”　　他真正了解许 家印和恒 大地产，是由自己超常规被任用开始的。到恒 大之前，他没与许 家印没有共事过，而许的周围已经有很多追随他十几年的老战友。但许 家印似乎认准了这位“空降者”，他打包票：“如果你愿意来恒 大，可以先做董事局副主席、常务副总裁。如果你有能力，三个月后，我就把总裁的位子让给你。”　　三个月以后，许家印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　　意外还不仅在此。夏海钧第一天上班，就开始被“洗脑”。当天许 家印说，夏总，晚上我们一起开个会。两人坐在餐桌前的时候，夏海钧看了看表，六点钟。他心里说，吃了饭，再研究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吧。结果直到十一点半，这个“晚餐”才结束。
每个人的成功史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无商不奸，千年不变的真理，没点手段和本本份份的商人是赚不了大钱的，名人成功史！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成功等于实力加运气！
我佩服许加印。
夏海钧心想“那晚的十一点半，可能只是偶然一次吧。”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彻底错了——十一点多结束开会确实是偶然——因为常态下，恒 大的会经常要开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会结束。　　当时夏海钧的太太在加拿大，每天晚上打电话问，你在做什么？夏海钧回答，在开会。她不相信，都晚上十一二点了，还开什么会？他解释了半天，她还是不信。后来在加拿大真的待不住了，就飞到广州看，住了几天，才知道丈夫真的“在开会”。　　上市折戟的那段时间，夏海钧看到的许 家印，跟外界呈现的状态不同。他对外的状态，依然谈笑风生，没流露出一点压力。但夏海钧了解许家印的感受，“没有压力是说假的，他其实当时压力是很大的。”　　许家印也承认，这是“天大的困难”。万事俱备，东风却不来。　　原定计划没有实施，带来了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当时，恒 大向全国拓展的37个项目中有33个在建，都没有达到恒 大内部的销售标准。有人建议他卖工地或者土地，许 家印深思熟虑之后，决然拒绝。他担心自己的品牌：恒 大这么大个企业，竟然要去卖土地了？　　他拒绝“卖儿卖女”，选择了断臂求生。　　当时的措施已经广为人知。比如调整开发建设计划，在2008年还不能完全开盘的，速度稍微压一压；财务管理上，钱要省着花。通过他的个人私交，他成功募集到5亿多美金，距离计划的10月份大规模还有3个月，这笔钱虽然不富裕，但也够用了。　　到了10月1日，恒大在全国范围内的18个楼盘同时开盘，“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的杀手锏再次祭出，资金大量回笼。春节临近，面临支付农民工大量工资的这样的传统难关，也被成功化解。　　春节以后，房市回暖。上半年恒 大地产实现了120多个亿的销售，许家印最残酷的严冬，过去了。　　回首那段惊险的历程，许家印并没有想象中的太多感慨。“我心里对局势是有底的，我还没到卖土地和工地的地步。而且，那么困难的时候，恒 大的900多名中层以上领导，没有一个离开恒 大。”许 家印认为，他驾驭的团队并未失控，也相信他能带领公司渡过难关。　　对当时舆论上的四面楚歌，他一再对公司中高层说：“外界怎么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　　“我们经过了战斗的洗礼”　　在当时媒体的叙述中，恒大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处于悬崖边之时，许家印的心境到底如何？这是外界力图揭开的一个心结。　　“有段时间舆论对我们很不利，都觉得恒 大过不去了。这样说就乱了，银行不敢给你钱，投资者怕你，是吧？但我们还要融资，还要再启动上市，太难了。”　　在香港找融资的夏海钧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香港那边谈啊谈，谈得差不多了，这边突然蹦一个大负面新闻出来。香港投资方就想，哎呀，这怎么回事啊，等等，我们再看看吧。”结果，本来一个月就搞完的投资，却拉锯似的谈了三个月。　　许家印自己感受了舆论的唱衰论调，甚至部分人幸灾乐祸的声音。上市搁浅，加上金融危机的发生，恒大成为一时的焦 点。“10个人里面9个都说，恒 大要倒下了。”　　境外的战略投资虽然难，还是谈下来了；但是国外的基金，一看这个情况，以为钱要泡汤了，就开始向许 家印追之前的欠款。没办法，许 家印只有跟对方谈着，周旋着。　　不仅如此，四面楚歌声中，有关部门对恒 大运作资金和项目的正当性开始质疑。许 家印回忆：“2008年，很多人把恒 大的老底子都翻了多少遍，包括恒大的每一个项目、每一块土地的取得，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全面审查。”　　“我们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啊。”上市并晋身首富后的许家印，说到这一点心里五味杂陈。　　有人将那时候的许家印，比喻成“困兽”，潜台词是困兽犹斗，前途暗淡。许 家印不认同这个概念，他觉得，当时所有的企业都有困难，尤其房产企业都困难，只不过，恒 大不幸成了聚光灯下的表演者。　　“有人觉得恒 大过不去这一关，他们不了解恒 大。我随便卖几个项目不就过来了？再困难，金融危机再延长一年，我再卖几个项目不又出来了？比如我预售，我套现，不是出来了？但是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做。为什么？我们的情况，离他们所想象的还远着呢。”　　让许家印底气足的是，很多地产大鳄包括万科，都有很多跟别人合作的项目。“但恒 大50多个项目都是自己做的。我拿10个出来跟别人合作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舍得合作，说明什么？他们不了解恒 大真实的情况。”　　他还有备用的杀手锏，首次上市失败后，他手头还有280万平方米的项目有预售证，但他没有卖。他自己算了一笔账，真要以3500元一平方米的全国均价卖掉，一星期都不用，就能全部卖光。那能卖多少钱？上百亿。　　如此，恒大离“倒掉”差太远了。　　恒大核心层向本刊记者透露，其实即使在恒 大最困难的时候，账面上没少于20亿。当然，这是否一个事后“自矜”的说法，无法得到确认。到了2010年1月，上市后的恒 大宣布，他们的账面现金余额近200亿元，此外还有未回收款项几十亿元。　　他觉得，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认为是有风险。　　许家印想让人们知道，“公司倒掉”这种风险，老板和公司管理层不可能不考虑到，在上市之前，许家印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万一不上怎么办？不可能没有预备着计划。”　　在接下来的第五个“三年计划”中，公司发展必须仅仅围绕“稳健经营、再攀高峰”。许 家印在内部会议上说，在经历了高速的跨越发展后，必须有个休整期，盲目的前进只能带来管理的落后，“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例证是，这个被看作爱冒险的男人，刚刚做了两个极为稳健的内部要求：一是保证公司的现金余额不低于100亿，这是一个硬指标；二是力争每年的上半年，就要完成当年任务的60%以上。　　“一个人能花多少钱？”　　恒大上市当日，许家印又制造了另一个意外。他以422亿元的身价，超过当天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王传福，首次问鼎中国内地的首富宝座。　　而按照原来的计划，11月5日上市之后，恒大地产本来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得知许 家印由此成为内地新首富的消息后，所有大型的公开庆祝活动，都被立即取消。　　恒 大总裁夏海钧的解释是：“炒作‘中国首富’这个概念，还有最大的上市民企这个名头，再加上郎平执教的恒 大女排，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后，社会再一次将舆论焦 点对准了恒 大。这会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不仅如此，夏海钧还预感到了，很多人又会拿着放大镜研究恒 大。“他们会问，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这个第一桶金怎么掘来的？你会不会有不为人知的事情？等等，很多的问题。”　　变化肯定是有的，比如上述的稳健性要求被提到了战略的层面。但是，恒 大全国扩张的战略并未作重大调整。也有很多人觉得，恒 大现在有钱了，可以有底气进军北京上海了？但许 家印仍然坚持把阶段性的主要精力放在二三线城市。在他看来，发达的一线城市已经少有好的二手地可买，次发达的二级市场还是有很多空间，这恰恰是一种机遇。“可能再过一年两年，机遇就少了或者没了。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再去北京上海也不晚。”　　更多人关注的，则是晋身“首富”之后，许 家印的心态变迁。黄光裕等曾经的富豪落马后，面对这个“意外”频发的富豪榜，许 家印又是如何面对？　　“为什么要做首富啊？做了首富有啥好处啊？”许 家印对关于首富的问题也感无奈，他说：“除了别人心里不平衡来盯着你，甚至不明真相的人来骂你，其实真的没啥好处。但是你的企业上市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藏不住。”　　相比较社会对财富的关注，许家印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慈善方面的工作。到今年为止，他已经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慈善领域最高奖“中华慈善奖”，这么些年捐了数亿的他成为“中国十大慈善家”。汶川和玉树两次震灾，他都是第一批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获得了中国企业家唯一一个在全国政协大会做大会发言的机会，他没有谈自己的老本行房地产，而是谈起了自己最关注的慈善，几个具体提议都直指“激发企业参与慈善热情”这个主题。　　如果一定让他自己说“首富心态”之类的问题，他宁愿交待一些细节。“我没有乱花钱的习惯，经常在办公室吃盒饭。经常深更半夜开会，一开就是一个通宵，如果真饿了，就让家里给我送个馒头，或者捎个汤、面过来。”　　凌晨三四点钟回家睡觉，睡一会就起床去公司，这是他长年累月养成的习惯。由此，带出来了集团一大批的工作狂。不单单是在恒 大的广州总部，到全国任何一个分公司去看，越是公司的高层中层，加班时间越多，人人都是“拼命三郎”。　　他脑子里还没有“享受”的概念。一个细节是，直到2004年，许 家印名下并无自己的房产，全家依然还在租房子住。而那时候的恒 大已经成立7年，许 家印涉足地产界更已长达10年。即便到现在，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恒 大地产集团，还是没有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地虽地处广州繁华地区，装修却极为简单。　　许家印与太太是在舞钢工作期间认识的，两人感情笃定，是恒 大集团的“模范夫妻”。许 家印不许太太参与公司的管理，是因为他寄望恒 大做一家现代公司，而非家族企业。　　这与广州当地的其他房地产商颇为不同。比如他不像碧桂园的杨国强，退居幕后扶持二女儿杨惠妍掌舵企业，也不像朱孟依、陈卓林等大鳄们拥有自己的众多兄弟嫡系。　　这种防范裙带关系的概念，有时候显得过于极端。恒 大太原公司董事长顾朝晖透露，因为许 家印的家乡是河南，为了防止老乡裙带关系，即使是一个清洁工的岗位想要用河南人，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而恒 大的另一位“地方大员”、重庆分公司董事长廖嘉宁则直言，在恒 大拉山头是要被打击的，“绝对不允许存在这种苗头。”　　许家印依然是一幅拼命三郎的架势。去年12月的一天，天津一个楼盘的全日式温泉设计出炉，几名日本设计人员向他报告工作，从夜里11点一直谈到凌晨4点。他有时也禁不住问自己这句话：“像我这个年龄，又做到这种大企业的老板，有没有必要这样拼命？” 　有时候开会或者应酬，回家晚了，怕吵醒太太，他就躺在沙发上将就一夜。据说，他的太太也一样，夜里有时睡不着，担心翻身会吵醒他，就跑到沙发睡。那一刻，成为首富或者不是，真是没有任何分别。
幕后大老板呵呵呵
遇见大贵人了。。。。
偷过井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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