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其原因
日 10:17 来源：原载《中国哲学史》2008年2期
作者：王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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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钦顺以对程朱理学“审求其是，补其微罅，救其小偏，一其未一”(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的小心修正为己任，里居二十年，足不入城市，穷究程朱理学之归趣，潜心钻研理气心性之学，并用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作为统一其自然界之理气观与人生界之心性观的逻辑前提，力图在“理”、“气”、“心”、“性”问题上构建一个相互照应、会归一处的哲学体系。系统研究罗钦顺哲学体系，可以透过其范畴与范畴及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可以透过其哲学逻辑结构探讨其哲学思想中论证主题与立论根据的内在矛盾；可以透过其论证主题与立论根据探讨其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的深层原因。　　一、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　　哲学逻辑结构是由一系列有逻辑关联的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构成，体现了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流派，或一个历史时期，或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之众多哲学范畴与哲学命题之内在的逻辑关系。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构件是哲学命题，哲学命题是哲学逻辑结构中的线。哲学命题的基本构件是哲学范畴，哲学范畴是哲学逻辑结构中的点。哲学逻辑结构正是由众多有逻辑关联之哲学范畴的点与众多有逻辑关联之哲学命题的线所构成的哲学思想之逻辑体系。系统地研究罗钦顺的哲学逻辑结构，细心梳理其哲学逻辑结构中范畴与范畴之间及命题与命题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把握其哲学思想的主线，避免不分轻重地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头绪繁多的枝枝蔓蔓上面；有助于把握其哲学思想的全貌，避免因集中注意力研究某一领域而完全忽视了其他相关问题；有助于通过其重要的范畴和命题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罗钦顺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罗钦顺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中，“理”、“气”、“心”、“性”是四个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对理气关系和心性关系的探讨所形成的哲学命题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命题。其中，“心”、“性”范畴是其哲学思想里最为核心的一对范畴，“心”、“性”关系是其哲学思想的中心命题，也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论证要旨之所在。“理”、“气”范畴则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基本的一对范畴，“理”、“气”关系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命题，也是其“心性之学”这一中心命题的论据之所在。　　虽然罗钦顺在其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中还论述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如“体”、“用”、“知”、“行”、“本”、“末”、“动”、“静”、“道心”、“人心”、“已发”、“未发”等等，但在阐述罗钦顺哲学思想时，应该重点把握其“理”、“气”、“心”、“性”这四个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应该重点把握作为其哲学思想之根据和论旨的“理”、“气”与“心”、“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通过梳理其“理”、“气”、“心”、“性”这些重要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梳理围绕其“理”、“气”、“心”、“性”问题而演绎出的重要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大体勾勒出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罗钦顺说：“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人固万物中一物尔。‘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第六章，第二页，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阎韬点校。下引《困知记》只注书名、卷次、章序、页码)可见，宇宙中一“气”循环及其化育流行都遵循着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宇宙界之“气”落实到人生界就是“心”，宇宙界之“理”落实到人生界就是“性”，人生界与宇宙界是相互贯通的，人生界是宇宙界的一个特殊部分，既然“心即气”且“性即理”，那么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　　二、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　　层层梳理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时可以发现，罗钦顺虽然极力追求其哲学体系的圆满统一，但事实上其哲学体系是自相矛盾的。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罗钦顺哲学思想中“性”本论与“气”本论的矛盾　　罗钦顺在其哲学著作中多次阐述了他“天人合一”、天人一理的思想。如他说：“所贵乎格物者，正要见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人物之性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尽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耶？”(罗钦顺：《答刘贰守焕吾》乙未秋)“盖天地人物，原无二理，故此理之在人心者，自与天地万物相与流通，是之谓仁。”(罗钦顺：《又答刘贰守焕吾》乙未秋)按照这种天人一理的思想去推演，天人物我，自然社会在大原大本上应该是统一的，人生界应该是宇宙界的一部分，人生界同宇宙界在本体上应该是一致的。正因为人生界与宇宙界是同一个本体，是可以达到“会归一处”的，所以说罗钦顺人生界“心”“性”之学与其宇宙界的“气”“理”学说便有了圆满统一的前提和可能。　　但在罗钦顺哲学体系中却出现了人生界“性”本论与宇宙界“气”本论的明显矛盾。他在宇宙界的“气”、“理”学说上是持有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正确的观点，那么按照“天人合一”，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的思路，在人生界的“心”、“性”之学中，也应该持有以物质之“心”为本体的“心本论”(这与陆王心学以精神之“心”为本体的“心本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罗钦顺反复强调：“道心，性也，性为体”(罗钦顺：《答林正郎贞孚》乙亥秋)，坚持以“性”为人生界本体的“性本论”。从前面对罗钦顺哲学命题的推演中，可以得出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中“性非气”的结论。罗钦顺既视“性”非“气”，“性”与“气”不是同一归属的概念，又视“性”为人生界本体，“气”为宇宙界本体，“性”与“气”皆是本体，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2.罗钦顺哲学思想中“心”、“性”二元论与“气”、“理”一元论的矛盾　　程颐、朱熹把“理”看作独立的精神本体，同时又不否认“气”的真实性，所以有“理与气决是二物”，“理泊于气上”等具有二元论倾向的思想。罗钦顺从来视“理”、“气”为一物，认为“理只是气之理”，在理气观上，他持坚定的“气”一元论，批评程朱的“理”、“气”二元论。那么罗钦顺在心性观上态度如何呢？罗钦顺认为“心”与“性”不能混而为一，“性”是体，“心”是用，“性”之体常静，“心”之用常动，“性”是形而上者，“心”是形而下者，“惟就一物中剖分出两物来，方可为知性”。只有这样剖分心”、“性”为二物，才能看到“性”与“心”一静一动，一体一用的本质区别。　　在这里不难看出罗钦顺的心性观与其理气观是自相矛盾的，罗钦顺剖分“心”、“性”为二，一“体”一“用”，一“静”一“动”，“心”、“性”之间再也不像“理”、“气”之间那样绝无隙缝，从来一体了，而是如同程朱的理气观和心性观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论倾向。罗钦顺在《困知记》中首起一笔就说到“心”与“性”不能混而为一，此后著文及来往书信中大讲“心”、“性”之辨也表明他视“心”、“性”为二元的坚定态度。他说“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困知记》卷上第一章，第1页)然而，罗钦顺既然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生界即宇宙界之一部分，推演其哲学逻辑，又必然得出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为什么又在宇宙界坚持视“气”、“理”为一元而在人生界坚持视“心”、“性”为二元呢？这是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自相矛盾，是其哲学逻辑结构主要框架中“心”“性”之学与“气”“理”学说不能圆满统一的矛盾。　　可见，罗钦顺哲学体系中论证主旨和理论根据之间难以相通。黄宗羲在著《明儒学案》时看出了罗钦顺哲学思想中这“心”、“性”二元与“理”、“气”一元的矛盾，如他说：“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针对这一问题，《明儒学案》又说：“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黄宗羲对罗钦顺人生界“心”、“性”二元论与其宇宙界“理”、“气”一元论自相矛盾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在今天看来，罗钦顺的理气观正确地坚持了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但罗钦顺未能把他自然界的“气”、“理”学说之“气”一元论思想贯彻到人生界的“心”、“性”之学中去，因此在“心”、“性”之学上，罗钦顺又退回到程朱理学心性观的思想中，如同二程朱熹一样，有“心”、“性”二元论的错误倾向，从而同作为其哲学理论基础的“气”、“理”学说自相矛盾。这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　　3.罗钦顺哲学思想中“气”为体、“理”为用与“性”为体、“心”为用的矛盾　　罗钦顺哲学中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体”；“理”是“气”运作流行的规律、属性和作用，是“用”。那么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按照罗钦顺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的哲学思路，宇宙界的“气”、“理”落实到人生界当为“心”、“性”，如同“理”是“气之理”一样，“性”作为“心”之运作发用的规律法则和人际交往的伦常秩序与道德规范，当是“心之性”。如同宇宙界物质之“气”是本体，是“体”，“气”之运动规律的“理”是作用属性，是“用”一样，在人生界，物质性范畴的“心”当为本体，为“体”，而“心”之运作生理的“性”当为作用属性，为“用”。也就是说，按照天人相通的理论，在罗钦顺“心”、“性”之学中，应该是“心”为体，“性”为用，“心”体“性”用，应该是以“心”为本体的“心”本论，而不是以“性”为本体的“性”本论。　　当然这里所说的“心”体“性”用的“心本论”，是与陆王心学的“心本论”截然对立的。陆王“心本论”的“心”是精神性范畴，“心”是能够化生宇宙万物的主观精神和自我意志，是一种精神本体，因此陆王心学营建的是以主观精神的“心”为本体的“心本论”哲学。而按罗钦顺理论前提正确推衍出的“心本论”的“心”是“气”聚而成的物质之“心”，是万物之一物，是一个物质性范畴，是人生界一切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物质本体。这种“心本论”认为此“心”的运作思维化生出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演化。这种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演化都应遵循称之为“性”的儒家仁、义、礼、智的伦常秩序和道德规范，在这里“性”很明显是本体之“心”的作用和属性。“心”与“性”的关系也当然是“心”为体、“性”为用的“心”体“性”用的关系。　　然而，罗钦顺并没有按照这条正确的思路走下来。当他把哲学视野真正投放到人生界的“心”、“性”领域时，却完全颠倒了“心”与“性”之间“心”体“性”用的体用关系，而恰恰相反提出了“性”为体“心”为用的“性”体“心”用的思想。从总体上考察罗钦顺的哲学逻辑结构，就不难发现罗钦顺“性”体“心”用的思想与他的“气”体“理”用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而这种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罗钦顺在“心”、“性”之辨上完全颠倒了“心”与“性”之间的“心”体“性”用的体用关系。　　4.罗钦顺哲学思想中关于“性”范畴与“理”范畴规定的矛盾　　程朱理学中的“理”范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周濂溪所言形上光明之本体，是一种可以化生宇宙万物的精神本体；其二是程伊川所言宇宙变化之规律，是宇宙万物运作流行中所体现出的秩序性和必然性。程朱理学把这一宇宙界“理”范畴落实到人生界便是“性”范畴，认为“性即理也”，“性”范畴也具有本体和规律这两层含义。罗钦顺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评和修正，在“理”范畴的规定上，他否定了“理”范畴的第一层含义，否认“理”是形上光明之本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精神本体，而只肯定“理”范畴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理只是气之理”，是“气”之化育流行的规律法则。罗钦顺对程朱“理”范畴的改造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在理气观上把被程朱理学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而站到了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的立场上。　　但罗钦顺在心性观上对“性”范畴的理解却仍然退回到程朱理学，这使其“心”、“性”之学最终不能完成对程朱理学的超越。罗钦顺哲学思想中的“性”范畴如同程朱理学的“心”范畴一样，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未发之道心，是寂然不动、静正有常的形上光明之本体，是人生界的精神本体；二是人之生理，是人之作为人类，之作为生命个体运作交往所应遵循的人的生理、心理、事理、情理、伦理、道理，是人们所应遵循的仁、义、礼、智这些规律准则、伦常秩序和道德规范。很显然，罗钦顺把他在理气观上所否定的“理”范畴的第一义，又带回到“心”、“性”之学中“性”范畴的规定上。罗钦顺充分肯定“性”范畴的第一义，从而导致其“性”范畴与其“理”范畴内涵上的显著差异和自相矛盾。　　三、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的原因　　罗钦顺身后，盖棺而定论，很多人极力推崇其修身齐家治国卫道的风格节操。黄芳在《困知记序》中说他“官至冢宰，家居泊然，锐意营道，老而不倦。”林希元在《罗整庵先生困知记序》中感叹道：“噫，当今人物，舍先生吾谁与归！百世之下，使本朝史册烨然有光，如先生者，得几人哉，得几人哉！”这类评价很多，人们对其为人为官治家治学之端庄贞肃是推崇备至的。但从学者勤奋治学一生而得已无几这一点来说，从罗钦顺视心性之学为其哲学体系之中心且自谓“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困知记》卷下第四十一章，第三十四页)，可他学问又偏偏失在“心”、“性”之学这一点来说，罗钦顺治学的结果是不成功的。在分析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导致其内在矛盾的原因。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探究人生界意识活动的“心”、“性”领域要远比探究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理”、“气”领域艰难复杂得多　　罗钦顺在宇宙界理气观上批评了程朱理学“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理主宰气”的以“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提出了“理气为一”、“理在气中”、“理者气之理”的“气”一元论，坚持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坚持认为“理”只是“气”之运动变化的规律；而在人生界的心性观上却极力捍卫程朱理学“性本心末”、“性体心用”、“性主宰心”的“心”、“性”二元论，坚持以精神性的“性”为本体，坚持认为物质性的“心”只是“性”之发育流行的妙用。　　为什么罗钦顺在宇宙界能对程朱理学的理气观进行适当的批评、调整和改造，却在人生界对程朱理学的心性观又极力地捍卫并全盘继承了呢？这是由于探究人生界意识活动的“心”、“性”领域要远比探究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理”、“气”领域艰难复杂得多。罗钦顺说：“盖心性至为难明，象山之误正在于此，故其发明心要，动輙数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于性者絶少。间因学者有问，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笼罩过，并无实落，良由所见不的，是以不得于言也。”(《困知记》卷下第四十一章，第35页)又说“盖心性至为难明，是以多误。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学未至于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困知记》卷下第五十二章，第40页)可见，罗钦顺自己也认识到意识活动是至为复杂的。他说陆九渊是在这里犯了错误，而事实上，他自己的错误也正在于此。罗钦顺本人也正是对“心”、“性”领域复杂的意识活动认识不清而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心性观”与“理气观”的内在矛盾。　　2.程朱理学本身已蕴含着从以“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向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　　罗钦顺主要是在理气观上对程朱理学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改造，从而提出了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思想。但确切地说，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和修正只是因为程朱理学自身的必然发展已蕴含着从“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理主宰气”的以“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向“理气为一”、“理在气中”、“理者气之理”的“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　　在程朱理学中，“理”范畴有本体和规律两层含义。到朱熹理气学说正式完成时，“理”范畴中规律这第二层含义已特别突出，竟占“理”范畴全部意蕴的重要位置。朱熹在构筑其理气学说时，往往强调第二义，不顾第一义，进而又言“理泊于气上”、“堕于气中”、“气强理弱”等等，视“理”、“气”为二物，有一种“理”、“气”二元论倾向。因此，就思维走向来说，从以精神性的“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到包含物质性的“气”的“理”、“气”二元论倾向，这一过程本身就预示着程朱理学有向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转化的趋势。　　从罗钦顺的理气观可以看出，他是沿着程朱理学这条思路一直走下来，触摸到程朱理学向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所契之机关，进而在其哲学理气观上推开了通向“气”一元论的大门，并建构了“气”、“理”一元的“气本论”。在这一过程中，罗钦顺并没有走到“气本论”、“气一元论”的领地，他只是本着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信奉和捍卫的宗旨，为补其微瑕，至求归一，而穷其极致，潜玩深思，不自觉地多走了一步，从而涉足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哲学领域。如罗钦顺所说：“吾辈之尊信朱子者，固当审求其是，补其微罅，救其小偏，一其未一，务期于完全纯粹，而毫发无所恨焉，乃为尊信之实，正不必委曲迁就于其间。”(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如果罗钦顺是一个自觉的“气本论”、“气一元论”者，那么他是自觉地开端了明代“气学”，本着他对学术的真诚，他会极力倡言“气学”，或以“气学派”自居，并高举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气学派”旗帜批陆王心学，斥禅宗佛学，反程朱理学。　　然而，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罗钦顺从来以程朱理学派自居，高举程朱理学派的旗帜，极力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通观罗钦顺的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专门言“气”者少，其“气”范畴的规定和描述也是在言“理”或言“理”、“气”关系中带出。《明史·罗钦顺传》中说：“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可见，在“气”、“理”、“心”、“性”四个方面，罗钦顺一生专心致志的是“理”，是“心”，是“性”，而唯独没有致力于“气”，说罗钦顺是自觉的“气学派”哲学家，在事实、在情理都很难说通。或许有人认为，罗钦顺虽然出于程朱门户，尊崇程朱，但对程朱理学多所批评，他更多地接受了张载的思想观点，在他所进行的批判心学的理论斗争中，不仅批判了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同时也逐步清算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成为对程朱理学反戈一击的一位“气学派”哲学家。这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虽然罗钦顺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与张载有一致性，但这些思想非张载所独有。就“理”与“气”的关系而言，周、邵、程、朱都有议论。朱熹更有“气强理弱”，“于上面犹隔一膜”之叹，在程朱理学内部也已经有了向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气本论”、“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罗钦顺自己也说得十分明白，“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罗钦顺：《答林次崖佥宪》壬寅冬)罗钦顺对程朱理学是有批评、改造和修正，但批评、改造和修正的目的，正如罗钦顺自己多次说明的，是补缺与捍卫，发扬而光大，而不是所谓的“逐步清算”和“反戈一击”。如果说罗钦顺继承了张载气学，但罗钦顺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中，不仅专言“气”者不多，而且言及张载之处也很少，偶有所言，也多半是“周、邵、程、张”北宋五子一并带出。　　如果罗钦顺真是承继张载气学反戈程朱理学的话，那么以罗钦顺的人品风格和治学之真诚，必不至如此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历史事实，从第一手材料下结论，还历史之本来面目，而不应该不顾事实地照搬西方哲学模式去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人为的安排和臆说。罗钦顺不是一个自觉的“气本论”者，因此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气一元论”者。他是半截子“气本论”者，半截子“性本论”者，在宇宙界的理气观方面是属于“气本论”、“气一元论”者，而当他再向前行进一步，走到人生界意识活动的“心”、“性”领域，便不自觉地中止了脚步，继续尊奉和捍卫程朱理学的“性本论”和“心性二元论”，从而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理气观与心性观的内在矛盾。　　3.罗钦顺在对程朱理学之理气观作了一些调整的同时全盘继承了程朱理学之心性观　　罗钦顺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排斥佛教禅宗和陆王心学之非并捍卫二程朱熹正统儒学之是的卫道事业。凡细观《困知记》及其来往书信者，都不难体会出，罗钦顺立场坚定，对程朱理学与对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之感情色彩迥然有别。罗钦顺攻陆王心学，是口诛之，笔伐之。罗钦顺辟禅宗佛学，在口诛笔伐之余，更有咄咄逼人、杀气腾腾之势。而罗钦顺评程朱理学，即便略有微词，也是委婉流转，惟恐说重了一分，其用词、其语气均是以程朱理学派自居，以承继道统、专心补缺修饰为己任。　　明代中叶，很多学者悦新奇，忽平实，反攻程朱，罗钦顺则以其卫道的精神讥评说：“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鸣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尝学焉，而竟弃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贤所弃以自珍，反从而议其后，不亦误耶？”(《困知记》卷上第十三章，第6页)又说：“夫世之妄议朱《传》者，其始盖出于一二人崇尚陆学之私。为其徒者，往往贪新而厌旧，遂勇于随声逐响，肆为操戈入室之计。姑未论夫至道，就其师说亦何尝有实见也！浮诞之风日长，忠实之意日微，世道所关，有不胜其可慨者矣！”(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罗钦顺对当时的学风表达了无限的感慨和深深的忧虑。　　罗钦顺一生尊奉程朱理学，是程朱理学真诚的执着的卫道士。但程朱理学是一种以精神性的“理”和“性”分别作为宇宙界和人生界之本体的“理本论”和“性本论”哲学。程朱理学在“理”、“气”问题上把“理”绝对化抽象化为先天地而生的绝对精神并作为宇宙的精神本体，进而建立了“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理”体“气”用的理气观，并有“理”、“气”二元论倾向。程朱理学在“心”、“性”问题上，认为“性即理”，把“性”也绝对抽象化为绝对精神并作为寂然不动、精微纯一的精神本体，进而建立起“性”为本“心”为末，“性”为体“心”为用的心性观，并有“心”、“性”二元论倾向。罗钦顺哲学的出发点是程朱理学，他虽对程朱理学作了一些批评、修正和改造的工作，但他修改的底本仍是程朱理学的本子。他修改的目的不是发难、不是挑剔、不是批驳，而是使其更加完善，更加无懈可击，以便竭力捍卫并发扬而光大之。　　程朱理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相互照应、圆满统一的哲学体系，罗钦顺只对其理气观作了一些调整而对其心性观却全盘继承，从而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性本论”与“气本论”的矛盾；“心”、“性”二元论与“理”、“气”一元论的矛盾；“性”为体、“心”为用与“气”为体、“理”为用的矛盾；关于“性”范畴与“理”范畴规定的矛盾，并最终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作为中心论旨的心性观与作为立论基础的理气观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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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时他的哥哥教给他，从此数学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他的叔叔零碎地给他讲过一些科学知识。他很快发现科学和宗教是有矛盾的，约在17岁时经思考放弃基督教信仰。他在祖父的书房里阅读了大量历史和文学著作，这对他今后的著述有很大影响。青年时期
1890年，罗素考入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数学老师怀海德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介绍他与时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师麦克塔戈和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穆尔相识。
1893年罗素获得数学学士学位，而后在第四年转学哲学，并获得伦理科学学士学位。他对选择以哲学还是经济学为职业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撰写了一篇论述非欧氏几何学研究员资格论文，这篇成功的论文使他在三一学院获得为期六年的的研究员资格。至少在19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踪新物理学的发展。
1894年，罗素不顾家人反对，与比他年长五岁的美国姑娘阿露丝·波尔萨斯·史密斯结婚。婚后第三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里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仔细阅读马克思的《》，与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来往，还参加工人的集会。罗素这些活动的成果，表现在1896年出版的《》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又出版了《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在他研究员资格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00年7月，罗素在巴黎国际哲学会议上遇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皮亚诺的数学逻辑系统中找到他多年来所寻求的“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从而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对皮亚诺的技术进行改进，而后转到分析数学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几个月里，他处于智力上的巅峰状态，灵感有如泉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罗素于该年底完成《数学的原理》（The&Principles&of&Mathematics)的初稿，经过仔细修改于1903年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数学基础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后，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罗素主要负责哲学方面内容，怀特海主要负责数学方面内容，他们相互交换草稿，共同订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为三大卷分别于和1913年出版。这部著作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成果，被誉为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为罗素赢得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荣誉。
在此期间，罗素并没有忽视哲学的其他方面。他于1905年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论指谓》这一名文，该文确实出自他对逻辑学的研究并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基础。他于1911年发表的《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首次阐明了这两种知识间的重要区别。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哲学问题》一书，他对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满意，因为它包含了他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
1914年3月，罗素赴美国，在开课，为诺威尔讲座作系列讲演。他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讲演稿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为题于1914年8月出版。该书所采取的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它把罗素置于约翰·洛克、伯克莱、大卫·休谟和约翰·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
随着一战的爆发，罗素对哲学的兴趣被他对欧洲文明面临的巨大威胁之恐惧所压倒，而作为反战人士投身到写作、演说和组织活动中去。
1915年初，他写了一本反战的小册子《》，颇有影响。
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会重建原则》，该书对婚姻、教育、教会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与流行看法相左的观点，引起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自1914年英国参战到1917年底，他还一直为反战活动而奔波。他组织了“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而被法院判为有罪，并因此被三一学院解职。
1918年，他因撰写一篇反战文章而被判刑入狱，他在狱中完成《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撰写《心的分析》。
1916年后，罗素只有相对短期的大学职业，主要依赖写作谋生。这是他以后著述多产的部分原因。中年时期伯特兰·罗素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共和国，考察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作。他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甚至于恐惧。他的看法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得到阐述。同年8月，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10月在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东南大学）发表《关于哲学》的讲演，倡导以逻辑推理与科学方法求知。他对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极为敬佩，对中国人的教养和幽默感十分欣赏。在中国时罗素患上严重疟疾，以致日本人谣传他已病故。后来他的这些演讲以《物的分析》等为题发表出来。
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结婚。生有一男一女。父亲的角色使他对教育发生了兴趣，和妻子一道创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在罗素看来，这所学校并不成功，而且运转费用昂贵，使他有必要去美国讲学，筹集钱款。
1932年，他与多拉离婚，不再参与学校事务，多拉则自己独自经营，直到1943年。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罗素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中国、相对论、历史、教育、性道德、国际关系、宗教和未来社会的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论教育，尤其是幼儿的教育》（1926）、《物的分析》（1927）、《哲学大纲》（1927）、《怀疑论文集》（1928）、《》（1929）、《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自由和组织》（1934）、《宗教和科学》（1935）、《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1938）。
尽管这些活动的许多部分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但罗素仍然是各种政治活动孜孜不倦的支持者。
1930年代中期，由于厌倦这种生活和需要支撑两个家庭（他于1936年再次结婚，次年得子），他希望重归大学生活。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学职位稀缺，而罗素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1938年，他在演讲，而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州大学获得访问职位，最后纽约市立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永久职位。此时，二战爆发，而他被困在了美国。
由于罗素对堕胎、离婚和同性恋问题看法“不够正统”，这个聘任引起了纽约天主教社团的反对，在一场著名的诉讼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学仍然坚持原来的邀请，让罗素去作詹姆斯讲座的演讲，为期一年，演讲稿于1940年以《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为书名出版。
由于保守势力猖獗，罗素的其它讲学和旅行计划纷纷告吹，各家报纸也不敢向他约稿，这使罗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费城的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罗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邀请罗素在费城的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为期5年）。尽管巴恩斯于1942年解雇了罗素，但他永远解决了罗素的财务问题，因为罗素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违约金，而他的演讲则成为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1945）的基础。这部作品是他后期国际声誉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其版税则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老年时期
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并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并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1948）。他的返回不仅标志着他与三一学院关系的改善，而且标志着他与英国行政机关关系的改善。他对一般的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很适合于冷战时期，因此罗素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声誉。（虽然他同时也批评美国人的核弹和审查制度）。
1949他被选为荣誉院士，1950年英王乔治六世向他颁发“功绩勋章”，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
1950年，罗素应邀去澳大利亚作巡回讲演，他除了在各地讲演，还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到大学开设课程，并给报纸撰稿。他的讲演稿后来编成《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书。接着，他应邀到美国讲授哲学。在去普林斯顿大学作讲演的途中，传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向他颁发文学奖的消息（获奖作品为《婚姻与道德》），发奖的原因是罗素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罗素飞抵瑞典受奖，发表获奖演说《政治上的重要愿望》，他借这个重要讲坛呼吁世界和平。约在同期，与第四任妻子结婚。
斯大林逝世后，罗素对苏联政府的态度趋于缓和，而核战争的威胁开始支配他的思想。他晚年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类的前途。在1950年代，他广泛撰写有关战争危险的文字，并越来越感到需要行动。他于1955年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在同意信寄达前不久逝世），发表了著名的《罗素——宣言》（或称《爱因斯坦——罗素宣言》）。他还向各国著名科学家征集签名，召开了一次世界性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应对由原子武器出现面临的危机。由于签名的著名科学家很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宣言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后，该会议逐步演变为著名的《维也纳宣言》。
罗素于1958年为促进核裁军活动，而后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
1961年，他因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再次入狱。对罗素来说，1960年代是政治上忙乱的年代，他对许多事业给予支持，反对越南战争，并与让·保罗·萨特一并成立了罗素-萨特特别法庭。
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为筹集基金而拍卖了他的部分文献档案。他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的最后政治声明是有关中东的，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个声明写于他逝世（日）的前两天，这说明罗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的前途操劳。
主要著作/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伯特兰·罗素《》&（1897年）
《莱布尼茨的哲学》&(1900年)
《数学原则》&（1903年）
《数学原理》&（3卷，与怀特海合著，1910年至1913年间完成）
《哲学问题》&（1917年）
《关于我们的外部世界的知识》&（1914年）
《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年）
《》&（1919年）
《心的分析》&（1921年）
《物的分析》&（1927年）
《婚姻与道德》&（1929年）
《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1940年）
《西方哲学史》&（1945年）
《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1944年）
《》&（1959年）
《哲学大纲》（1927年）
《幸福之路》（1930年）
主要成就/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政治伯特兰·罗素罗素有时坚持说，他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毫无联系，但他的传记作家艾伦·伍德认为这不是真的。伍德认为，罗素的哲学观点和其他方面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联系。如罗素在哲学上倾注的全部心血就在于试图摈弃先验的观念而注重经验性，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这个倾向。正因为罗素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所依据的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先验的原则，因而他的政治见解具有经验性和现实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罗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却使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罗素坚持个人的基本自由不应受到侵犯。他认为，实践中的个人学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人除了经过应有的法律程序以外，不应接受处罚；另一方面，应当有一个范围，在这中间个人的活动不受政府控制。这个范围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通常还包括经济上的经营自由。罗素承认这些自由是有限制的，即便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意见的自由也以不危及国家安全为先决条件。至于经济上的经营自由，罗素是在一定范围内赞成的，他反对经济权利的集中——不管是集中在国家手里（斯大林模式）还是集中在卡特尔手里（帝国主义），同时，他希望对私人财产的所有和使用实行严格的限制。他不是不同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自己的成果这一原则，但他认为继承财产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在不依赖继承的财产这种罕见的情况下，他也反对大企业的私人所有制和土地的私人所有制。
正是由于罗素的主张对自由的限制，他甚至把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者。他早期的两部严肃的政治理论著作分别于1916年和1918年出版的《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在这些书中，罗素提倡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体系有一个要求，即工人管理工业，而不是由政府管理。罗素认为，国家权力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恶，应该被限制，他还把“国家权力过大”看作“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社会重建原则》是罗素为反对、宣传和平而撰写的政治理论著作。他在该书中企图创立一种政治哲学，以提供一种比较好的政治模型。在《自由之路》中，罗素则纲要似地论述了他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他相信“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建议，而且是一种能得到自由的制度，但又没有在完全无政府主义政体下所最可怕的经常诉诸暴力的现象”。《自由之路》中对无政府主义等方面的描述却有其独到之处，至今仍然值得一读。性一战后，罗素日渐表现出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极大兴趣。尽管他论述性关系和“女性解放”的著作只占他作品的一小部分，但恰恰就是这些著作比他的其它所有著作都更强烈地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改变了整个新的一代人对性道德的看法，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一度被视为一场狂热者卷起的旋风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大功告成，成为国家法律和人人接受的行为准则的一部分。
罗素认为清教徒对待性的态度是人类不幸的根源。他在1929年出版的《》一书中，他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现象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很快招致宗教界人士的激烈反对，而且于1940年初受到法庭审判，他被禁止入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然而，戏剧性的是，罗素于1950年因该书获诺贝尔文学奖。哲学罗素最早对数学产生兴趣，然后才逐渐转向哲学方面，因此他在数学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建树。在数理逻辑方面，罗素提出了罗素悖论。罗素在1900年便认识到，数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1910年，他和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一起发表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在其中对这一概念做了初步的系统整理。
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在剑桥大学时罗素信奉唯心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但是在1898年在摩尔的影响下罗素放弃了唯心主义，转而研究实在论，并很快成为“新实在论”的倡导者。罗素此后始终强调现代逻辑学和科学的重要性，批判唯心论。
罗素的分析哲学由此诞生：通过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哲学家们就能够更容易地推导出结果，而不会被不够严谨的语言所误导。罗素认为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不同只是在于其研究的方向（哲学研究更广泛的内容），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相同的。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一种理想的逻辑语言。历史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他写过几十篇历史论文和散布历史专著，这三部是：《自由和组织》、《年协约国政策》和《西方哲学史》。其中，《西方哲学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哲学史著作，其全名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思想和发展，其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作者的历史眼光不亚于作者的哲学见解。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读书界的畅销书，确立了罗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正是被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而走上了哲学道路。
罗素认为，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其原因在于历史学能“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成为一个大的宇宙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它以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知识，而且有助于智慧。”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智慧。历史在这个根本点上与哲学是相通的。
罗素的历史哲学或他对历史的解说，既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方面，他并不凿空立论，想要为历史构造出一套思辨体系来；另一方面，他并不对历史命题进行逻辑或语言分析，也从不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可能性和客观有效性等问题。历史对于他只是朴素的事实，他经过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后，得出自己的理论和理解。像心理分析学家解释梦一样，罗素对历史学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用人心之中最深邃的欲望作为一把钥匙来解开。因此，他对历史的理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理解的一种看法，基本上是常识性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由专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启蒙、有残暴而宽容、有迷信而科学，他的这个基调乃是得自反思的信念，而不是从某种思想体系或逻辑分析推导出来的结论。因此，罗素的历史哲学被悉尼·胡克称作是“反思的历史哲学。”
多元的人性论是罗素历史观的核心部分。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即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人性动力学或人性发展史。罗素把人类的天性最后分解为三个不可简约的组成部分：占有欲（物质财富）权力欲（统治权力）和创造欲（智力活动）。在其多元论的历史观中，罗素特别强调权力欲的作用。在《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中，他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设经济的利己主义可以当作是社会学的基本动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不但纯是受着物质享受的欲望的驱使的，往往“他们所要追求的是权利，并不是财富”，这时“他们的基本动机不是经济的”。因此罗素自称：“我所关心的是要证明，社会科学上的基本概念是权利”，而“权力也想能力一样，有许多形式”，它们“没有一样可视为附属于其它东西，没有一种形式是导源于其他形式的”。这就是说。权力欲和占有欲一样是根本性的，我们不能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另一个。所以，历史不能看成只是物质财富运动的一个函数。
在罗素看来，历史生命的内容是如此之丰富，乃至不可能被纳入到任何一个人理论框架内。人生的各种因素，如饮食、男女、贪婪、追逐享乐、权力斗争、虚荣心、创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所以就都是人的行为的动因，从而也就是历史的动因。他无异于并且认为也不应该把这些都归纳为一个一元的理论结构。经济在《悠闲颂》（1935）中，罗素比先行一步，向那些总是一味赞扬节俭反对消费的传统经济学家挑战。他写道：“只要一个人把他的收入用于消费，那么他也就是把面包送到别人嘴里。......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恶棍乃是节俭的人。”他认为“节俭这可恶的罪行”是能够导致失业的。罗素说，如果节俭者使用手里的钱，哪怕是用于饮酒，赌博或者拿来请客招待朋友，那都是极好的事。那些经济学教授们，把罗素的这一观点轻率地说成是一位偏离本行的哲学家所犯的可笑错误，对之根本不予理睬。而自凯恩斯的《利息、就业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后，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经济学说的一部分。伦理
美好人生中，爱和知识是必须的。在某种程度上爱更为重要。爱将激励我们去寻求知识，从而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我们所爱的人获益。
如果没有知识，我们可能相信道听途说，好心做了坏事。
最完美的爱是欢喜和美好愿望不可分割的统一。没有美好愿望的欢喜可能是残酷的和自私的；而没有欢喜的美好愿望又可能会是冷漠和高傲。
爱能使人的欲望变得协调，而非冲突。两个相爱的人可以成败与共，而相恨的人，一方的失败则是另一方的成功。欲望
蟒蛇嘱饱之后就会开始睡眠，除非到了需要另外一餐之后，决不会醒来。而人则不一样。人吃饱之后，绝不会就由此满足，反而更为欲望丛生，生机勃勃。
人的欲望有四大种：贪婪、竞争、虚荣、权力。
贪婪是一种巨大的动机，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或财富的控制权。无论你拥有多少，你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永远不会满足。
如果说贪婪是渴求比原有的多得多，而竞争则是比别人的多得多。如果竞争比贪婪更为强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与管理，那么这个世界将成为最不幸的地方。
虚荣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动机，它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多样。虚荣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自我不断地膨胀。
权力欲近似于虚荣，但有所不同。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拥有荣誉却不拥有权力较之拥有权力而不拥有荣誉是件容易的事。拥有权力的人可以管制仅有荣誉的人，而仅有荣誉的人却不能管制有权力的人。所以对于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更为强烈。在权力欲的驱使下，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拥有权力的人在对别人说“不“的过程中比同意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正因如此，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机。
金钱崇拜指的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
这种错误的成功理念引导人们残害了自己的本性，降低了人生的快乐，增加了紧张的感受，使整个社会变得消极、厌倦、缺乏幻想。使人心中一切伟大愿望陷于沉寂。
由于惧怕失去金钱，从而使人有了更多的忧虑和烦恼，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尽。
人物影响/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伯特兰·罗素（右）在现代西方哲学界，逻辑学界以及社会政治领域内，罗素都享有崇高声誉。在学术领域，他不仅是风靡20世纪的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对数学逻辑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逻辑学家，他在政治领域所从事的大量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影响。
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罗素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他所提出的观点上，而且表现在他对分析哲学的其它两位创始人穆尔和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对逻辑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硼因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一位逻辑学家，罗素甚至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他在数学逻辑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和怀特海合作的《数学原理》一书已被公认为现代数理逻辑这门科学的奠基石。他所提出的“罗素悖论”刺激和推动了20世纪逻辑学的发展，他的类型理论为解决这个悖论作出重大贡献。他所主张的逻辑主义——即认为可以用逻辑概念来定义数学的核心概念也对数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他的探讨和活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走进哲学，他的知识成果在全世界开花，郁郁葱葱。
人物评价/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父子都是大师的情况不多见，如果有，就几乎一定是子不如父；但师徒都是天才的事情却比比皆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就是师徒天才。不过，在重要的哲学家里，摩尔也应该算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维特根斯坦在1912年到剑桥上学，同时听罗素和摩尔的课。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师徒关系从来就有点不一般，与其说是名义上的师徒关系，还不如说是事实上的互为师徒关系。在天才的朋友之间，互为师徒关系其实很正常。在《》的序言里，维特根斯坦在谈到所受的影响时说他“只想提到”弗莱格和罗素；罗素则说过“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的哲学的发展》P.112）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应该说不如维特根斯坦那么伟大。不过，有着特别的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有过如此有趣的赞叹：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罗素的才华不仅超群，而且像他这个人一样多彩。按照中国的说法叫做“多才多艺”。罗素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以及社会评论家，严格说来，作为数学——逻辑学家的罗素比作为哲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他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尽管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数学可以完全由现代逻辑来说明——现在看来非常可能是错误的。罗素的文字有一种恐怕想学也学不来的幽默机智，堪称典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我所知，罗素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是靠小说诗歌获奖）。罗素同样喜欢数学和哲学，但最早喜欢的是数学，原因是这样的：罗素小时候，家里气氛十分严肃，特别讲究规矩和清教徒的美德，而且不许怀疑，于是罗素只好去喜欢数学，理由是“数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数学没有伦理内容”。可是后来还是喜欢上哲学，长辈们很不以为然，总是说：“什么是精神？那决不是物质，什么是物质？那决不是精神”。罗素在《记忆中的人物》里写道：“这句话听了五、六十遍之后，我就不觉得可乐了”。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有个故事说，罗素在7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8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顺便说说罗素的老师怀特海，他也是个天才，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来上课，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罗素跟数学大师哈代说他做了个梦，梦见200年后剑桥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正在把过时无用的书扔掉，当拿起《数学原理》时感到没有把握是否应该扔掉，这时把罗素急醒了。维特根斯坦甚至更加“多才多艺”，10岁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大了做过飞机的发动机，在数学和逻辑上也有独到的贡献，艺术造诣没得说，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的，还建过一栋楼房，设计风格在当时算是前卫的，哲学的创造性在本世纪可说是第一。至于生活，看起来比罗素更有不同寻常之处。由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思想比较离奇，于是许多人对他的不同寻常有些夸张，有些进行了夸张的赞扬，更有些进行了无耻的诽谤，不过，对天才进行抵抗和批评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恶习。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个亿万富翁，维特根斯坦把他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别人；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个伟大的人吗？
天才有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天才，但一定知道另一个天才是天才。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跑来让罗素判断他是天才还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是天才，我就会成为哲学家”，结果罗素告诉他无论如何不用去开飞艇。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像这样伟大浪漫的事情只有当几个伟大的人凑到一起才有可能。类似的事情还有，维特根斯坦后来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胸怀。摩尔甚至可能有着更宽阔的胸怀，据说英国国王曾接见摩尔，表彰他对哲学的贡献，称赞他是头号哲学家，摩尔说，不对，维特根斯坦才是头号的。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对待罗素和摩尔要苛刻得多，他曾经“狠狠地”批评过罗素和摩尔的理论。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可能更看不上罗素，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逻辑哲学论》给弗莱格和罗素看过之后认为，弗莱格“一个字也不懂”，而罗素也好不到哪里去，罗素甚至没有理解“主要论点”。当然，维特根斯坦决不是觉得罗素特傻，显然维特根斯坦承认罗素对他的影响，只不过他觉得像罗素这样聪明的人都居然没有理解他的新思想，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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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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