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国家_在线阅读 - 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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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国家第一章 让记忆唤醒历史“文革”博物馆巴金(),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大跃进亲历记(摘录)李锐(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年份 -2度区(涝) -1度区(偏涝) 0度区(正常) 1度区(偏旱) 2度区(旱) 120个站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26 16 8 -79 -0.658 35 34 19 +25 +0.208 35 30 8 -21 -0.175 35 25 13 -9 -0.075 33 44 9 +11 +0.092 28 29 15 -1 -0.008 30 34 41 +95 +0.792 26 35 42 +97 +0.968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5974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日）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日）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年初）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日）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日）…… ……作家王立新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记忆即生命徐友渔(194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城市牛哞》，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旧的世纪和千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和千年就要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２０世纪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　　　■前苏联的“大肃反”运动（自１９３７年始）　　■卡廷森林屠杀（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３日在俄罗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埋藏着一座万人坑，坑中大约有４０００名波兰军官骨骸）　　　■南京大屠杀（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奥斯维辛集中营（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　　　■台湾二?二八事件（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　　　■原子弹轰炸广岛（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１９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２０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２０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２０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１９７１年，我们４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颈时，它奋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论我们多么亲切地招呼，它总是躲得远远的，显然，它记得我们的杀机。但没过多久，小狗记忆淡忘，丧失警惕，终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其实，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厂房、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一种灾难则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其实，这个断言属于同义反复，因为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文化传统中，记忆和生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犹太人历经苦难，四海飘泊，但在精神文化上从未被他们定居的环境同化。在顽强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过程中，宗教节日和祈祷仪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对上帝教义的重温与尊奉交织在一起，比如他们的“忏悔十日＂、灯节、普林节，以及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一年中最后三个星期的致哀的节期。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Ｖｅｒａ　Ｓｃｈｗａｒｃｚ）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文中说，记忆指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这也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订的盟约，核心就是记忆。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３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６８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是价值的所在。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３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五年中就来一个循环！当我思考原因时，我发现个人叙述的局限和无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下一批中学生充盈于耳的，仍是当年那种对我们灌输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证，谎言对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轻信者和受害人。　　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条件。试想一个人在街头碰到行骗者，他上当后，不论是否遭到损失，只顾走自己的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和斗争，那么，受骗者还会接踵而至。我曾经想不通，在远远不到一个人生的时段内，运动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一次又一次，为什么都能成气候，都能得手？难道真如俗话所说，日常假话易于辨识，而欺世谎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坚信原因在于记忆中断，关键在于受骗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谎言对新来者永远有效，那么玩弄权术的人必然稳操胜券。　　我和一家杂志曾策划过一个“激活记忆、抢救记忆”工程，每期刊登采访当年红卫兵的对话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对“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确保悲剧永不重演。这个工程进行到１９９６年５月——刚好是“文革”发动３０周年的日子，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由此体会到，阻断记忆、扼杀记忆并不仅是偶发事件。捍卫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　　记忆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当成权力合法性资源，因此，记忆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垄断。每当出现改朝换代或异族统治，刷新臣民记忆的行为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新的神话、新的创世纪、新的福音书和教义将居于民族记忆的核心。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的灵魂。　　在古希腊人那里，记忆的地位高如神灵。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与众神之王宙斯结合，生下了９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她们不仅包括音乐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学和历史之神。确实，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历史，都与记忆的母体有血肉关系，都从记忆那里获得哺育和养分。记忆是意义的渊薮，是真善美的源泉。我们必须以虔诚和敬畏之心对待记忆女神，决不要轻慢，更不可背叛。思痛录韦君宜()，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选文有删节。第一章　“抢救失足者”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这是我们心里的歌。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20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谈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15岁至17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青春是可怕的钱理群(194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拒绝遗忘》，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 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当时把“八?一八”这一天叫做“红卫兵的革命盛大节日”。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却令人毛骨悚然：其震惊之处，正在于残酷的虐杀竟然是在青少年的狂欢之中完成。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对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20世纪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创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与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文化)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他们也同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残忍，嗜杀、灭绝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这就是中国的红色卫兵；“天堂”的梦与“地狱”之门并存，伊甸园与集中营同在，应该这样来把握与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抒情诗”都有导向“专制”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昆德拉的另一判断也同样发人深思：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我们在20世纪中华民族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青春期”的“烦躁不安”。上一世纪末，沉迷于中华中心梦的古老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的婴儿，于是产生了“期待着长大”(赶上世界，潜意识中依然没有放弃“中华中心梦”)的焦躁。我们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以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青春”为历史的正题，而忽视了它的负面。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不断为青春的表演提供“游乐场”，而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青春的专制暴力的大浩劫。20世纪的民族青春史，也就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这可以说是历史对我们民族不成熟的一个无情惩罚。但受到惩罚的民族并不会自动走向成熟。如果我们仍然沉湎于青春的狂梦与焦躁中，不敢正视青春的“可怕”，我们的灾难就不仅是长不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莅临于我们的国土，那位101中学美术教师的阴魂就会继续追随我们每一个人——多做做这样的“噩梦”可能没有坏处。社会记忆康纳顿美国当代学者，本文选由《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我们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活动区分开来。过去的全部人类活动，只有通过了解其遗迹才能加以了解。无论是罗马要塞里掩埋的遗骨，还是作为诺曼城堡惟一残留的石堆，或者是其使用或方式显露了一种习俗的希腊石刻中的一个词，还是由某个场景见证人，写的口述记录，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遗迹：即其本身已无从知道的某种现象所留下的可感知标记。仅就把这种标记理解为某物的遗迹和证据来说，它已经超越了仅限于叙述这些标记本身的阶段；把某物算做证据，是就他物，即证据所指的对象，进行陈述。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做法是推论。他们对证据的研究，就像律师在法庭上反诘证人，从证词析取不明显包含的信息，甚至和其中包含的公开声明相反的信息。由先行陈述构成的那部分证据，绝不占优势；在历史学家看来，据称属实的一段先行陈述，和其他类的证据并无优劣之分。历史学家能够拒绝被告知作为证据的事物，代之以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即便他们接受先行陈述的内容，那也并非由于那段陈述的存在而被视做权威，而是由于经过判断认为它符合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真实性的标准。历史学家远非依赖他们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的自我以外权威的陈述，他们是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思想相对于他们的证据是自主的，就是说，他们有用来批评证据的标准。因此，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即便历史学家不能根据连贯的传说，从见证人那里得到有关一个事件或者习俗的陈述，他们依然能重新发现被完全遗忘的东西。历史学家可以这样做，部分是通过考释其文献资料中包含的陈述——这些陈述声明或暗示有涉及历史学家主题兴趣的所谓事实；部分是通过利用我们所说的非文本资料，例如涉及同样主题的考古资料，把这些说成是非文本资料的目的，是要表明，由于它们不是文本，它们不包含现成的陈述。但是，即便是在社会记忆对一个事件保持直接见证的情况下，历史重构仍然是必须的。因为当历史学家研究一个近代历史问题，对证据提出的问题本身得到直接现成的答案时，他要对此陈述能否作为证据提出质疑；即便历史学家的答案是从目击者或历史学家所关注事件的当事人那里得到的，事情也仍然如此。历史学家不再对其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提问，因为他们觉得信息提供者想欺骗他们或者欺骗自己。历史学家继续对其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提问，因为如果他们按其表面上说的那样加以接受，那就等于放弃了敬业的历史学家的自主性。他们于是就会放弃他们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基础在于，他们要求有权按照自己学科的适当方法自己拿主意，决定如何正确解决在此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些问题。尽管有此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历史重构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这种互动就会出现尤为极端的例子。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zed forgetting)的方法。仅在捷克的历史上，这种有组织忘却被实施了两次：1618年以后和1948年以后。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奥威尔(Orwell)召唤一种形式的政府，其敏锐性尤其在于对此集体健忘状态的领悟。但后来证明——在事实上，即使不是在《一九八四》①——曾有人意识到，市民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制定了目标，不仅要拯救他们自己，还要活下来为后代做见证人，要成为无情的记录者：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和维泽尔(Wiesel)的名字一定代表了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站在对立面写历史，不是惟一的关于历史重构的纪实实践；但是，恰恰因为如此，它保存了其声音本可能会被忘记的那些社会群体的记忆。此外，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记录，雄辩地见证了历史作品在形成政治身份上的作用。中世纪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不能和中世纪基督徒共享见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控制圣地而发动的伟大斗争的感觉。在当时广泛的穆斯林历史写作中，从不见“十字军东征”和“十字军战士”这样的词汇。当代穆斯林历史学家或者视十字军战士为异教，或者视之为法兰克人；在他们眼中，他们于11世纪末和13世纪末在叙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动的进攻，和过去以色列与异教徒之间发生的战争，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在整个10世纪和以前的叙利亚本土，在整个西班牙再征服期间的安达鲁斯，以及在反抗诺曼人的西西里，在当时的穆斯林历史写作中，找不到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它最多只包含这段大致历史的一些只言片语，夹杂在关于其他主题的论述中。中世纪的穆斯林历史写作，仅在附带意义上是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但是，在从1945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历史写作把十字军东征作为主题。十字军东征现在成了西方列强心怀恶意的代名词。穆斯林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12、13世纪时期和上一个世纪之间的相似性。在这两个时期，伊斯兰的中东遭到欧洲军队的进攻，他们成功控制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从一个穆斯林的观点出发，十字军东征可以看做是欧式殖民地化的初始阶段，预示了一个长期的运动，其中包括波拿巴远征、英国对埃及的征服和黎凡特地区的托管制度。这个运动的高潮，被认为是以色列国的建立：每一次随后发生的斗争——1948年的阿以战争、苏伊士战争、六日战争——都使穆斯林对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增加了动力。穆斯林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十字军公国的兴亡和当代的事件如出一辙。十字军战士跨海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成为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我们可以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人相互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作描述，通过相信或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份的故事。当我们成功地识别和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把某个事件、情节或者行为方式，放到一些口述史的脉络中。所以，我们至少要回忆有关某个行动的两种脉络，才能识别那个行动。我们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①
《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奥威尔1949年写的一部讽刺小说。书厄小史散木当代中国学者。本文原载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见《读书》2001年第10期上有人从程千帆、沈祖(芬木)对学人与藏书的离合故事说到：“不应该忘记这一页惨痛的学者卖书史”，真有遇到知音的欢喜，因为这个题目也是我早已关注的了。愚生也晚，“中国学者卖藏书”这一如今看来近乎匪夷所思的荒诞剧，我只亲睹了其中两次“高潮”的末一个，那就是一些晚辈后生们居然对之有了“距离美”的所谓“十年浩劫”。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早已标明：“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即使如所谓“文化”吧，思想上造成混乱迄今“后遗症”难去，其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的破坏和摧残更是为后人所亲尝，历史文化遗产蒙受之巨大毁灭性破坏为历史上兵燹所难及，等等，可惜，我们今天仍匮乏一张对此详尽而得的清单，例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之类的著作今尚阙如。如“典籍”，善本也好，稿本也好，作为“文本”，其劫难，历史上添一“文革”之肆虐；不过，那却是在“革命”的神圣光环下，在“革命”的名义和招牌下于的勾当：也是后来人们才明白：犁庭扫穴般的大革命风暴早已埋下矫枉必过正的权力话语和公众情结。夹带世纪初的雷霆，激进的话语何其多哉，虽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却在历史行进途中变形放大，也就前后圆凿方枘，翻变为历史上常见的正剧始而喜剧终矣。推溯源头，后来为仁人君子们疾首万状的，若鲁迅翁对中国书的“不看”、吴稚晖更上一层楼的所谓掷之“茅厕”、钱玄同乃亟言“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为什么?请听其言：“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而“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影响所及，青年毛泽东亦“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为快。一俟回黄转绿，反抗者的呐喊迁变为权力场的磁核，即使是文坛泰斗郭沫若也不免绝非惺惺作态地称其所著书悉为“臭茅屎缸”，自哙以下的众般白面书生只有引吭《臭老九歌》“专政全凭知识少，反动皆因文化有”了。这在前一个“高潮”的1957年之后，尚有汪曾祺效力军台，不意间在乡下书店购得《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及《容斋随笔》的妙事(其大喜过望后心生疑惑：如何进得此书?如非我买岂非它将人老珠黄?)，然而十年后全无此桩消息矣。假如有这样一部“书厄史”的记录，各种“文本”中，有处可寻的，若劫后余生的“书贼”康生、江青之流劫掠王利器、傅惜华等学人藏书的无耻痕迹，或者竟有“大书”若今之杭州岳庙重新修缮的说明告白，而无处可寻的，以人们遗忘历史的速度计，大概就百不数一了。不过亡羊补牢，我们今日可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写这一部《书厄史》吧就是一桩。思及彼时的书厄：一、出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和全社会对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定位，知识载体的书籍其价值急剧下跌，乃至无价值可言，而写书的学人更是潦倒不堪，几与书籍相同命运。也是彼时，似刘盼遂、许政扬诸学人与“文本”偕之而去的大概不知凡几。所谓黄垆腹痛，若乎物失人在，恐怕忘不了诸如大破“四旧”、“一号命令”下达后仓皇倾卖藏书时惨景：吆喝收破烂的板车那几日真是风光无限，不需劳驾已是家家罄其所有，忍作别姬，目送手挥。学人卖书的不堪之情，纵南唐后主再世，怕也传达不尽那“别是一番滋味”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二、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到迫害，随之是生活待遇的贬值，如住房面积大幅度降低，几家合住或者高楼迁矮屋等，人无居，书(知识、思想)何存?随手翻几本书，就可以让人回味若许。这一、书的归宿，《卖尽藏书岂为贫》语及的沈从文、张中行等之外，彼时不外几类，如《梁漱溟问答录》：“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红卫兵说“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后来周总理说及回赠外宾，人家有各种百科全书，我们只有《新华字典》)；另一个“梁”，是梁启超公子了，梁思成的藏书，什么《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以及乃父的《饮冰室文集》等都送进了废品收购站，其夫人林徽因在笔记本上记有：“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转引自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45车35元，真是“惊呼热中肠”。这算什么，太多的例子了。陈垣先生明智，遗嘱捐书4万册，俾得所归，而陈校长所在北师大更有学人刘盼遂夫妇为书烈死的惨烈故事。不独刘先生，为书遭了罪的还有黄药眠、钟敬文、启功、李长之、谭丕谟、陆宗达、穆木天、袁翰青等。惨烈之余，就有许多近乎“黑色幽默”的成分。比如黄教授家藏一部《廿四史》，迨罡风起时，实行“大破四旧”，“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还有“旧”的物质载体——古籍，黄教授的一部连木箱在内的《廿四史》原来是好友、明史专家丁易先生的转赠，此时顾不得了，急如星火地奔忙处理，如果实给收废纸的当然再便当不过，可是也太可惜了，只好送人，给助教邓魁英。邓不敢接受，一是怕连带保护“四旧”的罪名，再说谁家也不宽敞了，何况邓先生已有一部“图书集成”版的《廿四史》了，也就拱手谢免了，不过建议黄先生可将书连同木箱平排起来当床，让小孩子睡在上面，庶几可保平安。黄教授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将书搁在家中过道上，那意思仿佛是“鸡肋”——食之无味却弃之可惜的，后终被勒令搬家，这才叫读书人的“挥泪对宫娥”。书堆放在一边，有个青年站在一边好奇地看，黄教授索性问道：这书你懂不懂?青年人说倒是颇愿一读。黄教授自是大喜过望，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连说：拿去!拿去!未想世风日下这个小伙子却犹有士风，讷讷地说：没有钱，怎么好意思白拿。黄教授急问：那你有多少钱?青年说只有20元，：黄教授不假思索：足矣。楚弓楚得，也是书得所归。说书厄，再不妨看那不显山不显水的。二、中华书局《年古籍整理编目》，合32年所出1559种，其中年，仅78种，再其中1966年所出悉为5月之前；这四年，一书不具；1971年后除《二十四史》标点本以及法家人物著作、作为“政治教材”的《石头记》等外，今人研究，其作品只有1971年章士钊《柳文指要》——书，而此书得以问世也尽在“红太阳”恩准以特例对待的(尼克松访华以之馈赠，赠田中首相则是大字本《离骚》)，这算不算“书厄”之一例?三、学人半成品的书稿，如陈直先生等，手稿亦不得存，勒令上交，不忍，藏匿煤堆中，被发现，尽焚之，马寅初亦自焚其所著《农书》。再如顾颉刚先生等，先前如何高产，后来“牛鬼”而已，于是十年学术纪录，只有标点史籍的“伟业”了，但这已经很幸运了，而原来那些谨守治学之道，以为“四十岁以前要博，以后要逐渐收缩，五十岁以后应该开花结果，写点东西了”(何兹全)的一代学人在本该厚积薄发的学术巅峰期，与几代青年一样，蹉跎了岁月，一场浩劫，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差点连根挖掉”。于是有人终于恍然，若王亚南华东医院弥留之际对家人喃喃：“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哑子”不写书，“骗子”写假书，乃众人大多“失语”为哑，作“万马齐喑”状。若不甘，则有顾准式的“地下话语”；再不甘，欲“地上”作文字魔障，遇罗克、张志新以及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之做噍类而不可得矣。则寻例可得更有其人后来自忏之“依傍党内‘权威’的现成说法”度日，结果教训却是“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云云。“反右”和“文革”的书厄，有形如卖书、焚书以及“刘项元来不读书”的社会推崇，无形则如《编目》的空缺和学人学术年谱的积年荒芜，以及学人的充聋作哑以及骗和被骗虚假繁荣的“评法批儒”“评《水浒》”之类的出版业。若据以勾勒一部《中国书厄史》，大概可以让人从中窥见国家、民族、学人几重的悲哀吧。托付刘烨园(1954-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精神收藏》，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有删节。三十年，仅仅是一瞬么?如果是一瞬，我怎么切肤着几千年何其相似的一切?早已欲哭无泪。三十年。异化的泪。……1968年，“初中”二年级。我读书的城市日夜枪炮骤响，火光不断。担惊受怕的母亲终于在犹豫中，人性大于政治了，不再听毛主席的话，把我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学校、街道“骗”到几百里外的群山乡间，偷偷给了亲戚一些钱，然后在我睡熟的深夜，又乘火车返回去照顾多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妹了。我被“撇”在深山里。几次试图归去，终因火车很快在炮火中停开，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关卡，天天有身份不明的人被无辜打死的“传闻”而被迫幸存下来。我不知道，这时邮路亦早已不通了。四个月后战事结束，回到家里，我才“一次性”收到了一百多天在乡下向家里“诉苦”的七八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大意)：……他们有六个人，都带着枪，是那种汉阳造“老套简”，很旧，擦得精亮、其中有一个是民兵队长，他有两杆枪，还有一支驳壳枪。村里的人都被通知到了场，大人孩子都围在水塘边，那儿有很多芦苇，前面的已经被民兵拖着“犯人”弄得东倒西歪了。我不是村里人，没人通知我，当我听到什么声音赶到时，“审判”已经完了(是我自己觉得像是经过了什么仪式似的)。那两个人五花大绑的，都很年轻，大约有二三十岁，穿着和材里人同样的土布衣服，黑色的，跪在水里，面对芦苇，背对人群，不许回头。这时民兵队长提着驳壳枪走过去，“代表贫下中农枪毙你”，说完，对着一个人的后脑勺，上身一偏，一声枪响，那个人就栽倒了(迸出的血果然没有溅到他身上)。他招招手，过来一个民兵，又给了死人一枪，是用老套筒贴着背心打的，枪声很闷。另一个活着的人这时哭了起来，哆嗦着，头越低哆嗦得越厉害，终于趴下了，民兵队长把他拎起来，又给了他一驳壳枪，他中弹了还在哭(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像少年时一样纤脆地颤抖着疼)，周围却一个哭的也没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杀人。十几步之遥，以这样的名义。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尸体：被批斗而自杀的邻居叔叔、战死的校友、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麻袋中泡涨的无名女尸，路过村前漫水桥、被大水淹死的武斗队伍中的复员军人……也看见过抬棺游行的队伍，听说过追悼会上为祭战友而炸死俘虏，几十号人被八毫米铁丝穿着掌心押去枪决等“小道消息”……这一次的恐怖、惊吓，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