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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朔：余秋雨自命当代孔子的奥秘
22:39 原创发表在
《余秋雨自命当代孔子的奥秘》 西方朔 余秋雨先生命运多舛，先是痞子大作家王朔否认余秋雨的作家资格，说一个人没有小说创作，只写点散文，怎么能称“作家”？这话听上去很难听，很不给秋雨先生面子。可不是？余先生岂但没有小说，连新旧体诗歌、童话寓言、话剧、影视剧、文学翻译、现当代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等，他也一概没有！说是写散文，散文里的报告特写、日记书信（称得上“文学作品”的）、政论文、杂文至今也付阙如。旧体诗词呢？余先生确实不懂，也不甘心，可没人能给他上课 ，偶尔涉及，想写几句，语言平仄全不对头，立马出洋相现丑；话剧、电影、电视剧，不见踪迹；翻译外国经典文学？不知道余先生外文水平如何，据其自称，懂得英文，而且水平不低。那么，德、法、意、俄、日、拉美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藏拙”、谦虚到连英、美、澳、加、爱尔兰、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文学经典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也丝毫不碰一碰呢？文言文，余先生有时很想拽他几句 “之乎者也” ，无奈，他写的《陈逸飞墓碑》、《世界遗产纪念墙序言》、《望海楼新记》，全篇文言来不了，只能夹一点文言句子，以充尔雅，可恶的是，立马就招来了搞古典文学、能诗词古文的先生们的一顿猛批 ，一个个同声斥为“狗屁不通” ！说余先生不知文章体裁，下笔荒唐可笑。 在上海作协，乃至全国作协里，余先生很没有位置；戏剧理论界的情况，同样不令人乐观。浙江有一位研究南戏的著名老专家说：二十年来，我出席过无数次全国性的古代戏曲研究的学术会议，不要说提交宣读论文了，我连余秋雨的人影也从来没有见过！戏剧史理论界简直没人把伟大的戏剧理论家秋雨先生当一回事儿，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岂不让人扼腕 ！ 创作与学术两头都不接纳余先生，都不给他好脸色瞧，这当然与余先生平时姿态过高，从不虚心向人，从不接受一丝一毫批评，从不反躬自问，一贯的 “老子天下第一” 密切相关，但人们以上的议论也是铁的事实。更何况余先生最引以为骄傲的 “文化大散文” 领域，也不天下太平。首先，十多年来，批评余秋雨先生、质疑他散文的论著就出了十九本，与唯一高唱颂歌的杨长勋的《余秋雨的背影》，正好是十九比一，95﹪的反对票，支持他的人一大半是中学生崇拜者。最致命的是，余先生的散文谈中国古代文化，涉及面颇广，恰恰在“文化” 两个字上很不过关，文化常识的错谬多如牛毛，让文史界的人读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咬文嚼字大王” ，古汉语训诂专家、辞书学者、退休总编辑金文明最初善意地提过意见，余先生恼羞成怒，退还《咬文嚼字》，见余秋雨讳疾忌医，金先生下猛药，一连出了三本书，指出余秋雨先生的二百多处文史错误，跟着大专教师张港也出一本书，指出他二百条错误，他们互不重复。尤其是金先生，索瘢寻疵，一一予以揭露，且言必有据，無可抵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余先生花团锦簇的文章，竟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硬伤累累，惨不忍睹 ！我們尊敬的以超一流自居的余秋雨先生，哪能接受这样冷酷的事实？于是声称他自己绝对“不看”，幷且也奉劝大家不要看这种 “咬嚼” 人的书，余先生的意思是，这样非议就等于不存在了：我一概不认账，其奈我何？ 余先生还断言，所有这些批评者，全是文化盗贼、文化杀手，他们的罪恶勾当系受盗版商指使，其巨大危害性在于“毁灭”中国文化的“原创力” ！这原创力，不言而喻，余先生一人而已，其他人不是“盗贼”，就是“杀手” ！ 余先生周游八方，开口、闭口中国文化，深以中国文化断了香火为忧。又昌言，坐在书斋里的研究，只是那些所谓专家的 “一个整体性的骗局 ”，他义正词严地责问：他们都做出了什么？他们推动了社会进步吗？然而，有许多人包括我也弄不懂，余秋雨先生怎么知道天下的专家教授都是坐在书斋里研究，而从不出门调查研究的？难道他有统计数字？也不知那些考古、建筑、民俗、历史、民族学、艺术史等等的大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 莫非只有用了凤凰卫视的钱去世界各地旅游如余先生，才算是调查研究？才能出成果？才是当代研究的正确方向？ 在余先生的笔下，学术界是“堂堂中国空无人”，只剩他一个人在扛“文化” 的大旗了，想想也是真悲壮感人，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岂不要亡国？于是中学生们相信：唯有余秋雨先生才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余秋雨是中国当代的文化伟人，是第二个鲁迅（有人认为评价还太低，鲁迅哪能和余大师比），是二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有的列出了排行榜，将余秋雨先生与孔子、屈原、司马迁、苏轼、曹雪芹等并列，连贾谊、韩愈、欧阳修、辛弃疾、陆游、关汉卿都没了位置，还用说近百年以及现当代的碌碌余子吗？ 遗憾的是，以上余秋雨先生的宏论，在大中学生等年轻人中，渐渐也有了怀疑和反对的声音 。创作界与学术界更不认可余先生的宏愿与成就。于是，去年余先生干脆声明自己 “辞去” 作家头衔——谁稀罕呐！我仅仅是一位“作家” 么？秋雨先生不愧是写作组出身的“一号种子选手”，他深通高屋建瓴、高举大旗的道理，他不抓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先把孔夫子的大旗抓过来，为自己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正言顺，就能克敌制胜。于是余先生突破重围（和他笔下的宋代文豪、文坛全能冠军苏东坡一样），占领高地，在今年《收获》杂志的第一期里来了一篇《问卜中华》，把中国文化的命运归之上天的安排，祖先的显灵，结尾处他把自己抬到了和甲骨文大师刘鹗、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同等的地位，雄赳赳气昂昂地和他们站到了一处。什么是大师？这些人才是大师！余秋雨既然能写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余某就是今天“问卜中华”的大师！扫兴的是，学术界有人说，这种炒冷饭的故事分文不值；科学界也有教授、博导指出，这种文章是宣扬神学迷信、是在说骗人的鬼话 ！余先生不屈不挠，第二期，马上又来一篇《古道西风》，这一次是以诗一般的语言，硬把商代的盘庚迁殷和周代的老子、孔子扯到一起，说他们都是“向西，向西”，“古道西风，西风古道”（元代马致远这首《天净沙》小令，实在是帮了余先生的大忙）……这才创立了中华文化的根基。盘庚迁殷，从今天来说，是从山东迁都到了河南，完全说不上什么“向西，总是向西”；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转来转去，也就是在附近几个国家，不出中原一带，也谈不上什么“向西，向西” ；只有老子，司马迁《史记》说他至关（唐司马贞“索引” 说是散关。一说函谷关），留下五千言，也就是《道德经》，接下来就不知去向了，大概是隐居了，可以算是“向西”。但我也不相信他老人家骑着青牛（《列仙传》），会去了欧洲，或是古印度。所以，余秋雨先生的“向西向西”不是说的古人，分明说的是他自己。 你看，余秋雨先生本事有多大！他硬是把商、周两代三个不同的人拉扯在一起，排成队，要他们“向西，总是向西”，我不知道余先生要他们走到哪里去？这几个余秋雨手上的木偶，是不是要翻过帕米尔高原，走到阿拉伯、埃及和欧洲去？余秋雨先生赞扬老子、孔子两大“稀世天才” 都是旅行者，他们受嫉妒，受诽谤（和余秋雨先生一个样），但不屈不挠，是比美国的“在路上” 的 “青年流浪者” 早2500年的先驱， “他们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苦旅” 这两个字总算和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巧妙地接上了，余先生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文章的后半尤其妙，这篇精心结撰的大文章的灵魂也出来了，这就是孔子在外周游列国二十年，十四年没有回过家（余先生有一本写自己的书《出走十五年》），而秋雨先生早在“多年前，为了逃避灾难在家乡的半山腰里一遍遍诵读孔子，一次次笑出声来”，就 “下决心追随其后，而成为一个文化旅人” 了，而且，我已决定，首先也是向西”…… 眼睛一霎，老母鸡变成了鸭，余秋雨先生不愧是大批判写作组呆过，善于古为今用的文章高手，他通过“向西，向西” 把盘庚与老子、孔子，排成了一队，通过旅行、流浪、周游列国和 “多年前”自己诵读孔子的回忆 ，以及 “首先也是向西”的志愿，“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的反复咏叹等等 ，三绕两绕，就把自己和孔圣人捏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周游世界啊、“向西”啊，考察啊，著述啊，“旅人”啊……余先生一句不提出钱让他旅游做节目的凤凰卫视，他当之无愧成了周游列国、著书立说的孔子的现代化身！文章结尾处，影射大师余先生怕读者愚笨，不领会此中三昧，再加一句谦虚的咏叹：“平生何求，一旅人足矣”。老虎吃天，好大的胃口啊 ！ 于是，中国的当代活孔子诞生了，这就是一直“在路上”的“旅人”余秋雨先生！写到这里，我大不敬地忽然想到明代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政，作恶多端，危害天下，阉党们纷纷进颂献媚。《明史 魏忠贤传》载，有个监生叫陆万龄的，急于拍马，希图幸进，他上奏朝廷，说孔子诛少正卯，魏忠贤打击镇压东林党人，功德可比孔子，应该配飨孔圣；魏忠贤的父亲养了个这么伟大的儿子，也应该配飨孔子的父亲……不能不让人奇怪，现在是盛世，阉党早垮台了，可当年积极批孔的阉党的干儿义子，怎么又跟孔子攀上了亲……成了圣人的接班人？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下流胚子、阉党陆万龄吹捧魏忠贤是吹捧别人，算得上是无耻已极，而余秋雨先生则是神化自己，给自己化装，准备登台领导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就是余大师平日说的 “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了！这一步可谓惊世骇俗，登峰造极。以古例今，不要说知识分子文化人，现今的全国老百姓，就是中央的领导人也得给当代孔子余秋雨先生下拜了。下一步，就该下令给当代孔子余秋雨建 “余庙”，追封祖宗三代，封为“至圣先师” ，享受千秋祭祀，否则余圣人会死也不能瞑目。余先生把“五四” 否定了，把自己“大树特树” 了起来，一个人会写几篇散文的人，自我登峰造极至此地步，他居然不怕头晕！就不知道，当代孔子余秋雨先生有没有这个福分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13:05:3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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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瘾？！打开凯迪看更多精彩内容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
余秋雨谈中国人三大弊病:缺公德心 不喜欢创新
日08:4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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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优点 让中华文化活下来
　前晚，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专题演讲。余秋雨阐述了中华文化的三大优点，这让中华文化得以延续至今。
两个半小时的演讲时间里，余秋雨完全脱稿，他纵论古今中外，力求实证，观点新颖，博得到场的900余位听众的热烈掌声。
　　3大优点：不远征 不极端 重秩序
　　一，不喜远征。中国人不会举一国之力去攻打远方的国家。
　余秋雨特别引用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说法。利玛窦明朝万历年间在中国传教30年，欧洲人曾反复问他，当时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攻打欧洲，利玛窦回答：“我
所知的中国人对占领欧洲毫无兴趣，他们只喜欢耕种好自己脚下的土地。”而历史上成吉思汗虽然好远征，但他那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体系，是他孙子建立的元
朝，而在元代一切都遵循着汉制。汉武帝也曾攻打到中亚一带，但他对占领土地没有兴趣，他只是喜欢当地的汗血宝马。
　　二，不喜极端。儒家讲究“中庸之道”，会努力寻找一个中间点，规避极端。“离魔一尺即是佛”。
　中国文化讲究中庸，这并非是圆滑，如孔子讲“中庸是一种智德”，对任何各方总有一条适合大家的道路，它一定存在，只是人们没有发现它。唐朝时波斯国将被
阿拉伯帝国灭亡，波斯国王求助唐朝，唐王于是在边界附近划地建一个波斯都督府，以让波斯民众栖身。这样与两国的关系都保持正常，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战争
　　三，不喜无序。中国一直处于集权统治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下人们习惯性地希望所有的事务都在管理之中，中国失控的时候是很少见的。
　从秦朝起，统治者对一切都进行有序管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官员服饰等，后又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一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是喜欢有序的生活方
式。但要实现管理的秩序，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机构，因此又实行了科举制度。无数的中国男性奔波在科举考试的路上，许多经典的诗章就是在路途中写成。为了考
试他们背诵大量古代文化的经典，使这些文化典籍得以一代代传播下来。
　　3大弊病：缺少公共、实证、创新意识
　　一，缺乏公共空间的意识。中国人观念里有朝廷和家庭，但却忽略了这中间有广泛的公共空间，从而导致缺少公德心。
　　他说，在欧洲常会遇到有中国游客在公共场合不拘小节，随意抽烟吐痰，而让外国人侧目。他经常为此解释，说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造成，并不是他们的人格道德有问题，他们一样的善良友好，一样收养孤儿扶助贫困。
　　二， 缺少实证意识。假货、谎言很多，数据不真实，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不在乎。
　余秋雨举例说，老祖宗的菜谱就让外国人不懂，盐、姜、蒜放“少许”，这个“少许”就很模糊。甚至明朝皇帝的造币厂，记载的每天生产数量完全是个天文数
字，今天都无法达到。而在《二十四史》里，几乎没有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更多是宫廷的争斗、权贵的绯闻。今天，假商品、假文凭、盗版书横行。当市面上余秋
雨的盗版书比正版书多出10倍时，一位他尊敬的老领导还拍拍他的肩头说：“小余呀，就别去追究了吧，好书印得越多也不是件坏事吧。”
　　三，不喜欢创新。中国人过于重视过去，在收集、整理、校订过去文化成果的同时，别的国家已经在不断地进行科技、文化创新。
　　而中国人对创新也不感冒。乾隆时期花了9年时间修订《四库全书》，全是在整理、修订。而同时期的9年，资本主义国家却突飞猛进，水分子被分解、第一根铁轨建成、美国科学院成立，这些科技上的创新直接决定了今后几百年的世界格局。
（记者 钟斌）
　　中华文明世界第三　唯一活着
　“中华文化是什么时候经过文明的门槛的？现在是公元21世纪，我们翻一翻公元前21世纪，是我们中华文化踏进成熟的文明门槛的时间。”余秋雨说，中华文
化从公元前21世纪一步踏入了文明，踏入的标准就是：一有文字，二有城市雏形，三有青铜器。中华文化踏进这样的门槛是比较晚的，因为在这之前已经走向衰落
的文明还有两个，比如埃及文明，比如巴比伦文明，他们大约要早一千年左右。但我们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当中唯一还活着的。美国人写的《中华文明史》，翻开第一
句话就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古文明当中是比较年轻的，但一上台就不下台了。”
　　观点二
　　重庆独钓中原38年　欧非受益
　余秋雨在讲演中表示，这次来渝将特别去合川钓鱼城访问，他认为，合川钓鱼城堪称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的一个成功范本。在强大的蒙古铁骑下，钓鱼城军民将
生产、劳动、练兵、打仗融为一体，整整抵抗了38年，元军蒙哥大汗也战死于城下，致使其进攻欧洲和非洲的军队重新部署，打乱了蒙古铁骑征服世界的步伐，也
改变了欧、非洲的历史。
　　观点三
　　知识分子不达标　导致差距
　　余秋雨谈到，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定过一个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欧洲的知识分子也真的这样在做。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和这个标准有明显的差距。好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不在乎，民众的教育啊，公共的道德秩序啊，这些他们都不重视。其次是对理性不重视，往往是情绪化的；第三是没有勇气，很多事情出来之后就躲闪了。所以康德讲的这三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差距。
　　严肃的余秋雨 轻松的大讲堂
　　前晚，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一登上讲台，就获得近千名听众长时间的鼓掌。他开讲前没有任何客套，三句话就直奔讲座的主题。而在两个半小时讲演时间里，他全部脱稿，所有的内容早已熟记在大脑里。中间，唯一一次跑题，是称此次来渝是准备放开了讲，没有任何担。
　　余秋雨此次是继2006年3月来渝开讲“三峡大讲坛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后，再次讲演。而在那次讲演上，他赋予重庆“一座站立着的江山城市”美号，当主持人再提往事时，所有听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师论中国文化
　　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观点是：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的则是综合的。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
　　——国学大师季羡林
　　中国文化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一套人生哲学，既可以“兼济天下”，又可以“独善其身”。——国学大师钱穆
　　中国文化，以其几千年来的大一统社会，却具固有的稳定性，成为一个奇迹。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
今天的人文坚持 (日，远见人物论坛 )
　　各位《远见》杂志的好朋友，大家过年好。
　　余秋雨先生的莅临，创下远见人物论坛两项第一。
　　第一个第一是，过去论坛一向是邀请顶级的企业界人士来演讲的，终于由陈长文律师率先打破这个惯例，后来是丁瑜洲将军。这次我们冒着风险，第一次邀请来
自文化界的思想家和大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这个第一之后，第二个第一就随之出现了。非常意外的是，他的号召力竟然超过了许多著名的台湾企业家。远见人物论
坛举办三十五场以来，今天报名和参加的人数最多，这就是第二个第一。
　　这个现象，让我感觉到台湾社会又有新的希望。台湾的希望不在高科技而已，台湾的希望在文化。
　　读过余先生这么多的著作，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一样，除了感动于他的文字的魅力与才情外，也强烈地感受到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文明继往开来的重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余先生受大家尊崇，是因为大家从他身上看到了文化的力量。
　　为了担心我讲得不够周延，我们特别邀请了另外一位文学大师白先勇先生来做补充。欢迎白先生。
　　余先生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文化苦旅》。一九九二年尔雅版在台湾第一次发行的时候，一开始的介绍文字就说，余秋雨是“白先勇最推崇的大陆当代学人”。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
　　我所认识的余秋雨先生，具有多重的身份。
　　他是一位有名的戏剧专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出版了几本影响深远的戏剧研究作品。我要大力推荐其中的《中国戏剧史》（初版名为《中国戏剧文化史
述》）。这是戏剧研究方面最异军突起的一本书，用文化人类学来检视中国的戏剧文化，犹如通史，看完以后，就会对中国的戏剧文化有整体了解。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研究美学的学者。他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另外一本书《艺术创造论》（曾经名为《艺术创造工程》），我看的时候大吃一惊。一个中国大陆的
学者对于美学、文艺创造竟有那么多的原创看法，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因此我希望台湾的读者能有机会看到它。这本书后来由允晨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第一次引进余
先生的书。这本书在台湾引起相当多专家的注意。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黄光男先生看了这本书之后，还特别邀请余先生到台湾来演讲。
　　当然最重要的一本是《文化苦旅》，很多台湾人几乎都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余先生的。这本书一直往下渗透到大学、中学，对学生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看了以
后，对自己的民族有多方面的启示。这也是我做的最高兴的一件事，因为它是由我介绍到台湾来的，我觉得每个读者都应该看。因此当时非常着急，看了以后马上拿
到台湾介绍给尔雅出版。我想不止在台湾，可以说整个华人世界，跨越了两岸三地与海外，只要是具有中华民族文明的
DNA，或说是对中国文化有一点认识、有一点向往的人，都是这本书的读者，读了之后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动。
　　《文化苦旅》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的看法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它集体的文化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遇到了存废、断续的问题，
几经折腾大家渐渐变得麻木了。这本书刚好勾动了所有华人潜意识里对集体文化意识的向往和觉醒，因此才引发了庞大的回响。
　　《山居笔记》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风格。中国的文学传统里，散文与诗是平分秋色的，像“唐宋八大家”，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造成极
大的影响。余先生的这几本文化散文，回复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传统，就像苏东坡、欧阳修的散文，一方面篇篇都是美文，一方面又是深沉的知性探讨。余先生继承
了这个传统，回复了散文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我想这两本书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因缘际会之下，余先生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恐怕是现代文化人和作家里走得最多的一个人。他踏访过所有古文化的源头，包括埃及、中东、南亚和欧洲许多
非常特别的地方，因此他有一个很广阔的比较视野。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面，对于中国文化为何能够留存下来，中国文化跟其他文化比较，优点何在，
不足之处在哪里，他都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看法，这也是一般的作家做不到的。或许也有其他人会去看那些古文化的源头，但余先生的这双眼睛渗透力特别强，他看
到的不光是表面的废墟，而是看出了几千年下来埋藏极深的底蕴。他把它挖掘出来，用最美丽、最感性、最让人理解的文字写出来，这是他过人的地方。
　　我跟余先生相交十几年，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七年，可是直到一九八八年才正式开始结交。我们在精神上互相支持，对戏剧、文化、文学都有同好。跟余先生
每次见面，光讲这些大题目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总是谈不到私人的事。这次，我还是透过天下文化出版的《借我一生》，才对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原来我相识了十
几年的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他跟他的家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经历了一切的苦难，其实那也是整个民族经过的苦难。他以非常
真诚的文字写出来，让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对我们来说，余先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希望他能持续不断的写出一本又一本的好书，我想这也是大家的期待。
　　高希均教授、白先勇先生，还有在座的一些让人敬仰的朋友：陈长文先生、丁瑜洲将军、苏起先生 ……
等等，我这么打眼望去，不知道这个名单要报多长——大家好！
刚才白先勇先生介绍我时提到，《文化苦旅》第一页上印着推荐词，说我是“白先勇最推崇的大陆当代学人”。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也走得很远，一直隐藏着一个小小的企图，那就是，千万不要让白先生后悔说过这句话。
　　今天高希均教授为我出的讲题很宏观，也很艰深：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和个人如何做到人文坚持。说到“人文坚持”这几个字我有点激动，又有点伤感。这
是因为，要做到这几个字，现在已经越来越艰难，因此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说了。它甚至变成了一个老套、空洞、虚饰的概念，被急速走向实利的社会搁置在一旁，
慢慢风干。
　　只是偶尔，会有人对这个风干的概念洒点水，譬如今天。
　　对于当代企业家的人文坚持，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小标题为：一个苦涩的对比；一种长远的缺失；一个慎重的建议。
　　一个苦涩的对比
为了不让人文坚持的问题局限在人文领域，我想对两群农民出身的银行家进行对比。一群出现在文艺复兴前夕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另一群出现在中国清代的山西，无论在时间还是在地域上，都很遥远。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
Medici）家族，原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农民，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的巨商和银行家，富可敌国。这个家族不仅长时间地统治着佛罗伦萨，而且强有力地庇护和资助
了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与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这个家族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对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于雕塑、绘画、建筑的鉴赏都达
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有可能把财富、权力和审美三者结合起来，参与新文化的创造，做成改变历史的大事。
三百多年后，在中国山西，也有一批农民成了富商和银行家，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他们所打造的早期银行系统“票号”的规模，比美第奇家族大得多。但是在当
时中国，文化没有支持他们，他们也没有支持文化。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人文意义上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所创造的财富、流通和全国规模的金融架构，对于贫困保
守、战乱频频的民族是多么重要。而当时的中国文化人，虽然天天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只把“兴亡”二字完全寄托在王朝更替上，完全不去理会这些山
西的富商和银行家。结果，这些一度气势如虹的晋商不仅无法推动历史，反而被历史快速吞没了。
晋商被历史吞没的时间并不太久，但由于缺少文化记述，很快被人们忘却了。像我这样的人，二十年前对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业绩已经能够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却
对更近三百多年的中国晋商几乎无知，只见《清裨类钞》和侯外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几句简约提及，还是不知所云。为此我专程去晋商大本营平遥古城等地考察，
写了一篇《抱愧山西》，来表述中国文化的一种缺失和愧歉。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超过我的想象，证据之一是，平遥古城为为了保存晋商遗迹准备大规模疏散太密集
的当代生活，在城外新建的居民社区名为“秋雨新城”。你看，我只是用文化的眼光关顾了一下，而且是那么迟到的关顾，晋商的后代却以那么隆重的方式感谢我。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与中国商人的缘份，真是太稀罕了。
十五世纪的美第奇家族和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晋商，在人文方向上产生了极大的区别。美第奇家族深知自己银行家的观念与中世纪的思维格格不入，因此与一群
文化大师一起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中国晋商也感受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但他们想不到从人文格局上来进行突破，也找不到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的人，因此成了失败
结果，美第奇家族的最终名声不是建立在财富和银行业绩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的文明史册上。后人只要一提起文艺复兴，总会一次次地感念他们。他们留下的建筑、
名画、雕塑，至今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而中国晋商，由于找不到人文基座，很快也就失去了财富基座，在他们身后，山西成为中国的贫困省份。连他们
自己的家族，也景象寥落。例如近年查访到的晋商中堪称中国最大的银行家日升昌老板李家的两个后裔，一个是街道理发员，一个在家乡以放羊为生。一代理财大师
雷履泰的后裔，一个是小粮店的伙计，一个是小村里的木匠。连他们，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祖辈做了些什么。
　　 这个对比，应该对现在天天都在成功地博取财富的中国企业家，带来某种警示和启发。
　　 一种长远的缺失
中国晋商找不到人文基座，事情发生在清代，原因却在更早。传统的儒学思维，历来重耕轻商，发展至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则常常流于空谈。明清之际有些学
者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本是一件好事，但他们缺少儒学之外的新的思想资源，把想象中的古代理想世界作为坐标，因此无法进入近代的文明革新。
更何况，中国文人的这些议论，不管是前进还是倒退，都不能播撒到广大民众之间，广大民众长期处于精神文化的缺失状态。
这与欧洲的区别就更明显了。欧洲自文艺复兴开始，连续发生了很多次波及全社会的思想运动，例如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主义，等等，为全社会刷新了符合近
代社会生态的宗教信仰，并确立了人文主义、公民意识、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使一切新兴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获得了健全的人文基座。然而，类似的思想运动，
在中国都没有发生。频频发生的，只是一次次政治权谋的对峙，一次次意识形态的恶斗。结果，精神文化的缺失越来越严重，连传统儒家所固守的“君子之道”也支
离破碎，难于收拾。
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进入现代商业竞争，结果可想而知。目前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确实很快，但我们处处看到一种没有精神准备的富裕。从局部看，竞争很可能成功，
但由于缺少思想垫基，竞争之中缺少规范，成功之后又找不到目标，很多人成了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无头苍蝇。即便是腰缠万贯、志满意得、炙手可热，也还是无头
我发现在书市和传媒间最受欢迎的，是对各种各样“成功之术”的传授。大家都在追问“怎么富裕”，谁也不去追问“富裕为了什么”。也就是说，只问“术”，不问“道”。其实，“富裕为了什么”的问题，答案必在人文领域。
几年前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主持国际研讨会，好几位西方学者提醒人们在经济社会中坚持人文目标。他们说，一切经济活动的短期目的可以设定在经济领域之内，而长期目标一定在经济之外。
他们说，企业家积累财富的终极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荣誉感、幸福感和自由度。但是，荣誉、幸福、自由，全是人文概念。有的企业家更为高尚，积累财富
是为了实现慈善救助、教育普及或文化资助等等愿望，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这一些更是人文课题。
西方学者在研讨会上呼吁人们重温他们前辈曾经建立过的人文目标，但在中国的广大人群中，这种目标一直未曾建立，因此一旦进入经济社会的财富争逐，毛病就更严重了。到处都是不讲任何人文信仰的所谓“斗士”，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并快速传染。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制造假药、假酒、假奶粉、假文凭的人如此层出不穷？为什么假话、谣言能成为媒体的宠儿？除了法制无力之外，为什么这些
制造者的内心深处没有一点点对天地、生命的敬畏？没有一点点人性、人道的残留？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假、造假机制蒸蒸日上，人们购买食品都提心吊胆，那就就足
以证明，这个社会在整体人文价值上出了问题。
　　 我觉得不能仅仅对制假者表示愤怒，而是应该从中领悟一个道理：没有人文目标，将是人类最大的恐怖。
大家知道，即便在台湾，“黑心食品”、“黑心××”等等事件也已经不绝于耳。可见，这种恐怖正呈包围之势。连今天在座的优秀企业家们，也都笼罩在没有人文目标的恐怖阴影之中，因为我们谁也拗不过那种无制约的原始驱动。
　　 因此，人文坚持，已不是一种附庸风雅式的装饰，而是一种中流砥柱式的悲怆。
我不知道自己吃过多少“黑心食品”，只知道媒体间与我有关的报道，几乎都是假的，却又没有任何方法阻止。我们想到过一些人人都会想到的惯常方法，例如反
驳、起诉等等，但一试发现早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的造假狂流，也基本如此。人们想到的遏制之法，都属于昨天的记忆。
怎么办呢？只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企望有一部分人，有人文坚持。坚持，有可能会坚持不住，但也有可能发扬光大。我们争取后一种可能。
　　 想起了卜迦丘（
G.Boccaccio）的《十日谈》。十个青年为避瘟疫在郊外一所房子里讲故事，这些故事给明天的智者带来了思想资源。那么，也让我们在恶浊的世情中到
“郊外”坚持一些时日吧，讲一点人文故事，或许能被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听到。
　　 一个慎重的建议
　　 在人文坚持的问题上，我对企业家有一个特别的建议。
我发现，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家表达出自己的人文追求，但在整体上常常处于低效状态。有的企业家把个人的艺文兴趣当作人文坚持，大大降低了人文坚持的精神力
量；有的企业家把自己对职工的要求（例如一些文绉绉的“厂训”之类）看成是人文坚持，错把下属的雇佣性服从当作了文化。这样的人文坚持，严格说来只能称之
为“人文安慰”，十分脆薄。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值得称道，实实在在地举办文化讲座，组织艺术活动，推广书籍阅读，为企业染上了浓重的人文色彩。这就像在自己家的后院挖了一个池塘，引文化之水，来滋润全家。一眼看去，碧波荡漾，日光云影，很像样子。
但是，这一切做得再好，也只停留在“汲取型”的机制上。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以往，来自他人，或来自学生时期的文梦，对今天的行为缺少实际针对性。
有实际针对性的，则是一些层级不是很高的劝世短文，如《心灵鸡汤》、《给加西亚的信》等等，却也都来自于不近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更没有传播给别人的理由和
这种在人文坚持上的低位化趋向，是对人文坚持空泛化的勉强补充。空泛化的原因，则是人文坚持和企业行为的脱节。一种脱节的坚持，前途堪忧。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就应该从“汲取型的人文坚持”过渡到“创造型的人文坚持”。这也就是我对企业家们提出的一个慎重建议。
还是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美第奇家族。他们的人文坚持，就是创造型的。在他们以前，有非常庞大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几乎笼罩了整个精神世界，其中也不
乏真知灼见、高妙哲思。但是，他们明白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而这个世界只能靠自己来创造。
美第奇家族在实现“创造型的人文坚持”的过程中，并不是自己动手创造。作为掌有财富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并不是创造的主力，而只是选择者、
资助者和庇护者。因此，他们周围曾聚集过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布鲁列尼斯奇、多纳太罗等等文化艺术大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气流，在人文
创造上几乎无往而不利。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许多企业家的人文坚持，常常把事情做小、做低、做旧了。
大家都知道，我对目前中国大陆文化圈里的创造前途基本上抱悲观的态度。这是因为，二十几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全在经济，而不在文化，文化的转型严重滞后，而
其间的毁损性机制已远远地超过了创建性机制。我看了这么多年，很难再指望什么了。但是，如果把“创造型的人文坚持”拉出文化圈，由一直站在社会改革最前沿
的企业家们来实践，我就有了一点乐观的理由。这是因为，他们比文化圈中人更容易摆脱昨日的文化梦魇，更有能力从事创造。
优秀的企业家们应该明白，如不参与人文创造，他们将长久地挣扎于一个人文稀薄的环境里，处处举步维艰；他们还应该明白，如不参与人文创造，他们即便快速富裕也会陷身于“我生何为”的困境之中，找不到精神出路。
人文创造本是大家的事。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把这么一件与人人有关的大事抵押给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圈，大家并不知道那个文化圈里发生了什么，却又不断地向那里借取。这样做的结果，大家早已看到。
由于人文价值上的空缺和混乱已经积重难返，企业家在人文创造上不应该贪多求大，而应该从充分可控的局部开始，点点滴滴构成小气候。人文的小气候一定能对周
边产生示范作用，渐渐汇成大气候。这种大气候也不是统一的，而是门庭各异，风姿不一，林林总总，多元组合。这便是我心目中人文复苏的前景。
　　 谢谢大家。
听完余先生的演说，给我几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并非只有在政治场合中用那些最高亢的声音才能激起我们的热情。我们也许是第一次，或者很久没有听到一个文化学者说话说得如此温文和宁静，却带给我们这么大的热情和感动。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启示。现在是二
00五年，二00六年我想预约白先勇先生也来给我们做一次演讲，请余先生来介绍他，好不好？
　　 请现场来宾开始发问。
　　 问一：
我对余大师的一些话，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中华文化并不是那么负面的，它对于经济及科技的发展颇为正面。古代的四大发明我不再赘述，西元一千年也就是
北宋时期，这个积弱不振的朝代，根据《时代杂志》（
TIME）的调查发现，当时中国的GNP占全世界八十的百分比。明朝郑和舰队的规模之大，直到四百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才有同样规模的舰队出现。所
以中华文化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是正面而非负面，因为宋朝历经了两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使中华文化遭到破坏，造成中国的积弱不振，才造成今天中国种种的问题。
反观欧洲，欧洲自罗马入侵后就没有较大规模的蛮族入侵。
我很赞成您说中国富裕不是问题，会造成没有准备的富裕，没有文化的富裕。不过中国现在也等同于蛮族入侵，马列主义、共产专政大大危害了中华文化，比如发展
简体字，把字简体化还没关系，但字乱套如“萧”改成“肖”，“ 範
”写成“范”，完全扭曲了文字原有的意思，也破坏了中国文化，这才是我担心的，因此以这点请教您。
　　 您的观点非常鲜明，谢谢。
一个庞大而悠久的文化，不可能整体都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中华文化如果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必然有自己的污浊和伤痛，必然有自己的常发病、慢性病和老年
病，否则怎么称得上一个生命体呢？我们不能出于民族感情，骄傲地宣称自己充分健全，把一切责任推给“外来风寒”。
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初成规模，它不可能“以不变对万变”地应付二千年后的近代社会。不错，直到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占世界经济总
量的比例还很大，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世界各国”还很稀少和空廓，很多古老文明已毁于战乱，很多新兴文明还没有长大，我们不能用现代的国际版图去简单类比。
后来数百年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不管是精神层面、体制层面，还是经济层面，若要顺应时代，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革。否则就会像秉承古代骑
士荣誉的唐吉诃德，处处碰壁。这一点，连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学者如梁漱溟先生，也认同。
在这里我不妨再说几句前面提到过的山西商人。他们在经商和汇兑过程中为什么能取信于人？因为他们几乎继承了全部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
即便是全部传统美德也对付不了巨大商业空间中的高速流通，对付不了市场机制的必然法则，更替代不了现代社会的精神逻辑。
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古老的农耕文明，您所说的“蛮族入侵”，也许主要是指长城以北的游牧文明的冲撞吧？游牧文明当然会经常损及农耕文明的生态结构，但
有时也会刺激农耕文明保守、狭隘、萎靡的格局，振奋起一种更宽广的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很有魅力的历史吊诡，不宜作简单化的判断。至于您所说的中华文化的积
弱不振和今天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宋朝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又说“欧洲自罗马入侵之后就没有较大规模的蛮族入侵”等等，我都不便苟同，因为历史
事实似乎有异。
　　 说到简体字的问题，我觉得您可能有点“泛政治化”了。
汉字简化，是一个文化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在教育、科技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技术性原因是汉字太复杂，
笔划太多，字量也太多，既难教难学，又不宜于物理、化学、数学公式的呈现，必须改革。在改革方案中，有的学者比较激进，例如吴稚晖先生提出过“废除汉字、
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的主张，钱玄同先生也喊出过“打倒汉字”的口号。简化，在当时被认作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保守做法。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公布
过《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三百多个。到了五十年代大陆又正式简化了一批，当时还包含着扫除文盲的目的。
五十年代的那次简化，是由一批资深的语言学家主持的，简化的依据是古代书法家在写草书和行书时曾多次用过的简笔方式，再加上日常生活中已通用的某些简笔方
式。有些简化字的优劣利弊当然仍可商榷，但据唐德刚先生的回忆，胡适之先生对这次简化的评价不低，可见他也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文化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
据我所知，汉字简化的事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每个朝代都有发生，每次都会造成一些混淆的困惑，但后来又一次次地调整和适应了。
在大陆，简体字、繁体字的差别没有像台湾看得那么严重。大学生学古典文学总要学会繁体字，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多港商、台商带进来的文化生态也总是与繁体字
相伴，而现在十分时兴的书法热又以繁体字作为主要书写方法。更重要的是，由于电脑普及，转成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只要按一个按钮就成，即便对年轻人来说也不是
森严的界限。
我每次来台湾演讲，都会听到台湾朋友用很激烈的语气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您算是最温和的，所以我要从文化的立场舒解一下。前些天我与马英久市长一起谈到这个
问题。我说，汉字有三大功能，一为方便功能，二为传承功能，三为审美功能。简体字更多地满足方便功能，繁体字更多地满足传承功能，而在审美功能上则不能一
概而论，我也写书法，在写草书时有一半得用简体字，连于右任先生也是这样。
我不同意把汉字简化的事情政治化。这里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大陆的一些政治领导人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邓小平，几乎一直都写繁体字。
在相互阻隔的情况下，大家都会以偏概全地“想当然”，造成误会。记得我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看到报纸上引用的台湾政府的一些文告，大吃一惊，以为整个台湾都
在用这种奇怪的文字。半文半白，那一半文言文的部分又上不了等级，而是一种陈腐而含混的文牍体，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我当时想：台湾在文字上完了。这种误
解，一直到我后来另一次的大吃一惊才解除，那是我终于读到了白先勇、余光中、三毛的文章。
如果我们能在文字问题上看得开阔一点，把政治情绪冲淡一点，那么我要说，不管什么体，汉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奇迹。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
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都早已退出实用，没有几个人能认得出来，甚至完全认不出来。唯有汉字仍然活着，而且一直被那么多人普遍使用。这是一种横贯历史的骄
傲，而且是全世界各种文字间唯一的骄傲。它在延续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异态衍伸，这不必恼怒，还是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在自己的笔端感受一种保存了几千年的文
化体温吧。
　　 谢谢大家。
几天前，台北市的马英九市长特别约了余先生聚会，也谈到文字和文化的问题，包括简体字与繁体字。他对大陆的简体字有点意见，因此提议今后对繁体字不叫“繁
体字”，而应该改叫“正体字”。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正体字”的话，好像对面就成了“歪体字”了，最好不要有这种价值判断。我个人觉得还是称繁体字、
简体字比较好听。
陈凤馨：（ NEWS98主持人）
　　 余先生您好，我是您的书迷。
　　 我一向不在偶像面前讲话，因为很怕得罪偶像，可是今天感触很深，想说几句。
前阵子我刚好在读欧洲历史上一些金融事件的发展，其中提到，在欧洲“分”是常态，“合”不是常态，因此政治与经济是分开来平行发展的。有时候，政治反而要
依赖金融圈的人，而金融圈的人则可以决定一些政治权力的分配。这使得欧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政治的打压、牵绊比较少。这种关系，使得欧洲的权力分配不会集
中在政治，而是让经济也具备权力分配的可能性。知识份子服务的对象，可能是政治，也可能是经济。这也许可以使得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由知识份子提供一些愿
景，让发展更加顺畅。
我如果从这点倒过来谈余先生今天的讲题，余先生希望可以靠着企业、财团的介入来完整地推动文化创建，带给社会一些人文坚持。我在想，确实可以把社会的经济
权力和知识份子的合作意愿溶合在一起，发展出所谓的“后富裕时代”的愿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要说台湾，恐怕全球华人社会里好几个城市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想法不晓得您同不同意？
可是我现在最想问的是，听说您很喜欢看“康熙来了”。这节目在台湾很红，也很受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喜欢，这种通俗文化的流行，一定有其存在的意义。您从这个节目看台湾的通俗文化，有什么得？有什么失？
　　 凤馨所参与的电视节目我看过不少，所以刚才远远一见，如遇故人。
您说欧洲历史上的权力不会仅仅集中在政治领域，而会分配很大一部分给经济，因此出现了知识份子与经济集团合作的可能性。这个观点正与我不谋而合，谢谢您的支持。
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可以入朝做御用文人，也可以在野做隐士清流，却不会与经济集团合作。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知识份子的心理积淀仍然是充分政治化、体制
化的，同时再装饰一片个性化的小天地。到了您所说的“后富裕时代”，充分政治化、体制化的倾向必然会快速淡化，而个性化的小天地装饰又必然会越来越显得无
力和无效，知识份子要从根本上改变生存方式了。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也是一场整体性的挑战，但已经无法躲避。估计很多知识份子会因此而“失语”，然而中
国文化的许多痼疾也会随之而得到缓解。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转型。我赞成您的说法，不仅台湾，而且全球各地华人社会里好些城市，都具备了这种谋求经济
集团和知识份子合作而组建新的人文力量的条件。想到这里，心情好多了。
至于您问到的《康熙来了》，我确实有点喜欢。这样的通俗文化，当然不能用严肃文化的标准去要求。但是，我们大家在严肃文化的环境里生活惯了，明明很通俗的
事情也习惯于用很严肃的方式来表述。因此，看到这样的节目让通俗回归通俗，并在严肃中找出通俗，又用通俗的魅力把严肃比下去，心中暗喜。
我是一个戏剧学者，写过《中国戏剧史》和《观众心理学》，因此通俗文化本是我研究的范围。与精英文化、严肃文化、高雅文化、经院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滋生的
底盘大，选择的余地广，泥沙混杂的机率高，所以最难做到“合适”。通俗文化只要“合适”了，也就成功了一大半，连精英们看了都顺眼。《康熙来了》的好处，
正出于三个“合适”：主持人掌握的分寸合适，话题设定合适，来宾选择合适。我所谓的“合适”，并不是矜持于一定的框范，而是不断向边界厮磨，厮磨得恰如其
份。差一点不合适了，要越界了，却又险险地合适。这种“边界上的游戏”玩得恰到好处。我看其中较差的大概有三分之一。来宾一开口，话由一引起，才几句，就
知道这集砸了，而且没救。有时看得舒服了，也为他们捏一把汗：还能找得出那么多有趣人物来吗？
在这里，我想借凤馨的话题拉开来多说几句。即便是教授、学者，也不要鄙视通俗文化。在人文领域，没有通俗文化的介入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更何况，任
何人都有多重身份，不管地位多高也不必掩饰自己基元性的通俗身份——一个有着寻常喜怒哀乐的居民，一个也会馋嘴、也会害羞、也会躲闪、也会失态的普通人。
既然通俗是我们的重要生态方式之一，那么，我们也就有权利享受通俗。一个高层文化人如果同时敢于公然享受通俗文化，据我的观察，他会比别人更深刻地体察世
态人情，更少一份极端、偏激和虚假。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有一个情节，麦克白夫妇在黑夜施计谋杀了邓肯王，一夜狂迷，直到第二天早晨听到送牛奶的人在敲城堡的门，才突然苏醒。送牛奶的敲
门声非常通俗，却具有帮助别人拔离黑夜狂迷的作用。今天我们的许多“深刻”，其实也是一种黑夜狂迷，正需要用通俗来敲醒。
　　 年轻时总是一次次等待着某种深刻的声音来敲醒我们的愚笨，等到年长才发现，真正敲醒我们的，总是通俗的声音。
　　 我知道陈长文大律师的时间特别珍贵，是以秒计算的，请教陈大律师有没有什么高见？
陈长文： （原海基会秘书长，理律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文化苦旅》是我看余先生的第一本书。那是九
0年代，章孝慈校长在去大陆之前，与我一起谈一个公益计划时送我的，他还附了一张亲笔书写的便条，强力推荐我看。几个月后，他就往生了，让我十分感慨。
　　 最近因为高教授跟王发行人的安排。让我有两次跟余先生见面的机会，包括今天这场文化飨宴。对做律师 ——
一个大家印象不太好的职业的我来说，可以说是奢侈地享受了文化。我发现余先生不单是文学家、戏剧家、散文家、历史家 ……
，他还会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我在这里真心地说，如果余先生将来有可能做文化企业的话，如果高教授能有机会参与，也让我有这个机会。虽然我最近不太富有，
还愿意做小小的投资。而在法律服务的部分，还是可以有贡献。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余先生。您提到文化会有毁损性或创建性，这我可以体会。您还提到过一些概念，譬如文革文化、小人文化，等等。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以后就把
“文化”定义成一个正面的名词？对于那些负面的社会现象，改用其他的名词去描述，这对整个文化的建设有没有帮助？
今天高教授邀请的贵宾里头，没有在位的政治人物。我突然想到政府里教育与文化的负责人，比如杜正胜部长，如果还在位的话，你会不会邀请像他这样的政府官员，跟大师或同坐的人来聊聊？这是问题，或说是建议吧。
另一个问题请高教授、余先生共同回答。文化对我来说是奢侈的，今天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举手这么多次。感觉文化离我虽远，我却很喜欢，
它带给我们很多冲击与丰富的感觉。然而文化产生的问题是，它好像有点不够实际、不那么有力量，因此在这个时代变得影响不大。该如何让它具有力量呢？我觉得
如果能有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然后有一个很棒的文化人，合办一个文化企业，可能会冒出一些火花来。当然，最后可能再加一个可以指导这些人的法律
家。这么一个集团的组成，会不会使老百姓都得到福利？
　　 我这次最重要的收获是新认识了一大批尊贵的新朋友，包括陈长文先生。
您提议把“文化”这个概念定义成一个正面的名词，不要把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都塞在里边，以便净化人们对文化的崇敬。这个提议，证明您这位大律师还保留着一
份纯净的赤子之心。是啊，大家天天在呼吁“保护文化”、“倡导文化”，但“文化”里居然还躲藏着大量的“文革文化”、“小人文化”、“法西斯文化”，难道
一起要保护和倡导吗？您的意思，干脆把“文化”洗干净了，不要随意乱用。例如，把“文革文化”说成是，“文革思维”，把“小人文化”说成是“小人心理”，
把“法西斯文化”说成是“法西斯逻辑”，也许会好一点。
但是，“思维”、“心理”、“逻辑”也不是天生的负面名词，它们也期待着我们把它们一一洗干净呢。这样洗下去，什么时候洗得过来？
　　 其实，人文领域里的任何一个大概念都是洗不干净的。正因为它们不干不净，广纳博容，才成其为大。
我们平常在心底里呼吁的文化，已经自动地缩小了概念。就像今天上午给家里人说“到银行去”，并不是指台北的整个银行系统，而是专指自己选定的那一家。
被我们缩小了的文化概念，可以称之为狭义的文化，大概是指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与中国古代所谓的“文治教化”相类似，比较正面。但是，广
义的文化就大得多了，泛指人类在不同时段和地域所产生的价值观念和信息系统，这中间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了。生在现代，尽管我们要想倡导的是狭义文化，但我
们必须面对的是广义文化。相比之下，狭义文化表现了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却不够真实，真实存在的是广义文化。
在这里我需要赶紧作一个提醒，在广义文化里，正面和负面的划分万万不可太武断。人类的生态是多元的，因此文化也是多元的，我们岂能用单一的价值标准去评
判？黑格尔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对此，世人需要多一份理解之心、体察之心。只有多元，才能给不同的人们开拓文化选择的权利。每一代的家长和老师都会出
于好心，用自己有关正面和负面的标准，或多或少地剥夺了下一代年轻人的文化选择自由。这种情形，是人类的缩影。我们也常常用好心的武断，用文化的名义，滋
扰了别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更具体的文化概念，例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厕所文化”，乃至“青楼文化”、“槟榔文化”等等，这也不要生气。这里
所说的文化，是指各别存在的“生态文化”，在概念上也可以称之为“亚文化”。为什么在这些行当里也嵌得进去“文化”二字呢？因为这些行当已经构成了一种心
照不宣的习惯、格调和行为规则，而且又有明显的时空差别，这就进入广义文化的范畴了。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在观察这些习惯、格调、行为规则以及它们之间的
时空差别，那么，行当也就只是行当，就不要频频地动用“文化”二字了。
　　 关于陈先生提议的多种力量合办文化企业的事，我想应该由令人崇敬的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来回答。
余先生故意把投资的问题留给我回答。如果余先生有机会做企业家，根据刚刚陈大律师的建议，他一定可以组织得起来。规模干脆扩大一点，今天这里有那么多朋
友，如果真要创办一个新的企业，大家优先认五十万，总数就很可观了。这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也可以做点通俗文化，例如也可以做一个节目叫“康熙走了”。
接着请苏起先生来说几句话。
天很高兴能和我景仰很久的余先生见面。余先生的谈话给我很多启发，尤其是“吸取型文化和创造型的文化”，我觉得现在台湾碰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
有很多公司、财团、个人，都非常有钱，可是大部分的财团，就像您说的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后院挖了一个池塘，水流不到外面去。
　　 另一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无论是智库、学校、民间团体，很多都是苦哈哈的。从事的工作越冷僻，像昆曲、诗歌 ……
越缺乏外界的营养，也没有管道过来。我比较熟悉的美国社会，像福特、微软等很多公司，这些财团无私地把赚来的钱大量回馈给社会，台湾缺乏这种管道。
我今天不问问题，只是想借此机会呼吁在座的各界人士慷慨解囊。我们的法律可能有点问题，没有一条法律鼓励财团慷慨解囊，只好让他们自己搞个文教基金会，自
己在家里培养清誉。这对社会没有帮助，法律上可能要做点修改。舆论界和文化界，也要鼓励这些财团负责人，提供一点诱因，给他们一点鼓励，让他们愿意来培
养。我们是不是就往这个方向来努力？谢谢大家。
　　 非常关键的“九二共识”，就是由苏起先生担任陆委会主委时主导的。他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天下文化出的，叫做《危险边缘》。
刚才陈大律师建议可以请教育部长来演讲，这个主意非常好，其实现场教育部来了三位朋友，请代我们向部长说，希望有机会请他来演讲，题目是：“换个角度看台湾”。
　　 李仁芳教授对科学与人文有很多的观察和体认，是否发表一下您的高见？
　　 我一看到今天的演讲题时，内心就有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听到余先生所说的吸取型文化和创造型文化这个重要命题，感触更深。对台湾来说，三、
四十年来的优势基本上以制造产业为主，但我们自己创造的产品不是很多。创造型文化，是台湾所急需的概念。
　　 从这个题目延伸，我觉得台湾有很多明星级的企业，比如笔记型电脑、
IC，以前的制造优势带来了很高的毛利，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现在却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净利连百分之二都不到。长期来看，是因为从科技设计到生活美
学都缺少创造，因此对产业的发展形成很大的阻碍。
但是，如果企业从业人员没有一种创新的生活和思维，就很难会有创新的工作模式。所以不只在科技的深度上，而且在从业人员的生活体验上，都和人文坚持有关。
只有人文坚持，才会发现我们在集体人格上的缺陷，改变企业发展的被动状态。更重要的是，真正杰出的创意，都离不开人文滋润。
天来的贵宾里，我相信最有财富的是陈怡蓁小姐。她和先生张明正创办的趋势科技，不但荣获台湾国际品牌价值第一名，也分别被美国的《财星杂志》和《商业周
刊》推选为全亚洲最酷的高科技公司、“超越国界的跨国公司”。张明正先生也是远见人物论坛三十五场的演讲中，唯一出现过两次的人。怡蓁听了这次演讲以后一
定有所感动，请讲几句话。
陈怡蓁： （趋势科技共同创办人暨全球行销总监及全球执行副总）
我是余先生与白先生的大粉丝。高教授是我唯一的老板，所以他要怎么消遣我，我也没办法。我在偶像面前是提不出什么问题的，只有决定回去赶快把两位先生的书好好再读一次。
今天听到余先生的演讲，感受到很强的力道。这个力道里有很大的热情，虽然您说是担忧，可是您对人文的热情都表现在这样的担忧上，让我非常感动。我虽然从事
高科技产业，但就如同李仁芳教授所说，很多创意必须来自于人文的滋润。我们也感觉到企业在自己家里后面挖一个文化的池塘，力量十分微弱，一定要跟外界结合
在一起。像余先生、白先生这样的大师，能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企业也能得到滋润。
　　 今天真的学习了很多，感受也十分丰富，我相信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一定有很好的启发。
　　 我想问余秋雨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经历灾难的环境里，您是如何让自己实践一个知识份子的人文坚持的？
　　 感谢您的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从切身体会来谈谈人文坚持的一些底线。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在讨论，我们今天在人文坚持上究竟要坚持一些什么。是儒家学说中的哪几条教诲，还是西方文明的哪几条原则？是高雅的情操风度，还是传统的处世哲学？
　　 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有意义的，可惜常常流于学究式的逻辑归纳，与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接受可能，隔了一层。
所谓“坚持”，一定有难于坚持的麻烦背景。最大的麻烦，当然是灾难。我在文革灾难中渐渐明白，当时要“坚持”的，并不是哪门学说，哪条路线，哪种政治，而是最起码的人性、人道底线。因此，人性、人道底线，是全部人文坚持的基础。
　　 “人文坚持”的第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善良。
　　 这听起来很浅陋，既没有学术色彩，又没有政治大义，但请相信我，相信一个在灾难中度过青春的知识份子的肺腑之言。
在《借我一生》中我曾写到一件事情。在文革灾难最严重的时刻，父亲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全家已经断粮，我又要到农场去服苦役。在等待去农场的那些日子里，
曾到《文汇报》参加一次有关旧俄戏剧家的讨论。在讨论中，我看到一个姓徐的老师和一个姓胡的先生在学术观点上完全对立，徐先生偏右，胡先生偏左，两人常常
闹得很不愉快。如果深究起来，他们似乎在人文坚持上有什么差异，但我却以一些切身感受证明他们都是好人，都守住了人文底线。
先说徐先生。他虽然在学术观点上与胡先生寸步不让，但得知胡先生有一点小小的背景，一再地向他恳求，帮一帮我这个家破人亡、无以为生的年轻人。二十年后，
我担任了徐先生所在学院的院长，他却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他在灾难岁月中为我做过的事，直到那位胡先生发表回忆录。
再说胡先生。他当时很想帮我却帮不上，有一次听我说起一个与我同样可怜的同班同学不幸去世，他立即双眼含泪站起身来，尽管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个同学。更让
我感动的是，前些年，大陆有几个“大批判干将”突然追缉到了我参加过这次对旧俄戏剧家的讨论，把当时胡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算到我的头上，无限上纲，年迈的胡
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说明真相，坦陈他的那篇文章与我“一字无涉”。
除了他们两位，我还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遇到过很多慷慨“借”我食堂饭票而明知我不会还的人。他们当时也很可能接受了一些极左思潮，甚至参加过造反派，但他
们那种塞给我饭票时又尽量不让我尴尬的眼神，让我领受了远远超越路线斗争的人性、人道原则。
我与中国大陆一些文人的最大分歧在于，我认为人文坚持的第一原则是善良，他们认为是政治。直到今天，我与他们对文革灾难的读解也完全不同。我的标准，是看
一个人是否整人、害人；他们的标准，是看一个人的政治归属。其实他们所说的政治归属也是虚假的，因为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环境里，民间社会不存在真正的
政治选择和政治归属。因此唯一能坚守的，只有世俗意义上的善良。
　　 “人文坚持”的第二条，是在斯文扫地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心中已经明白的文化等级。
公元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刚发起的时候，各个学校帮派林立，都在与所谓的“旧文化”过不去。浙江杭州的古迹灵隐寺，也受到了造反派的包围。但奇怪的是，要砸灵
隐寺的，是农民和中学生，而所有的大学生不管哪帮哪派，全都主张保护，于是出现了手拉手围堵在灵隐寺外面与农民和中学生长久对峙的场面，后来大学生胜利
了。这个场面我没见到，但听人描述后还是非常激动。因为它显示了，即便在斯文扫地的时代还有人懂得保护文化，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
我当时曾经遐想，这些手拉手保护灵隐寺的大学生，多数也是我所不喜欢的造反派红卫兵吧？但是，不管他们信奉过什么政治观点，只要他们有过这个举动，就应该
向他们鼓掌。他们后来可能会蒙上政治的黑名，长期不得解脱，但千年灵隐寺有记，古柏黄墙有记，记住了他们非常年轻的手拉着手的背影。
这样的事件使我懂得，区区如我，又是“打倒对象”的儿子，在当时既不了解上层政治争逐，更做不了力挽狂澜的事，却也能凭着自己的浅薄学识，做一点维护文化
等级的事情。因此，那次讨论旧俄戏剧家，我表述的是很不合时宜的专业话语，遭到否定后立即赴农场服苦役，不愿在上海参加任何大批判。其实，对一个旧俄戏剧
家的评价与我何关？但这牵涉到对文化等级的维护，即便在家破人亡时也不退缩。
此外，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我当然也不会不受到某些左倾思潮的影响，但不可能有一个人从我的嘴里和我的笔下，听到或看到说过文革的一句好话，连假装也不
愿，连敷衍也不愿。这在当时的大陆文人中很少找到，却是我个人默默的坚持。这一些，看起来是政治立场，其实并不。我坚守的只是文化立场。我从来无法想象自
己是政治上的“先进分子”或“落后分子”，因为完全不清楚在政治黑箱中那些政治人物升沉起落的理由。我所关注的，只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些文化的遭遇。
同样的道理，我对自己后来的一个大胆举动也不作政治评价。文革结束后我写过四部学术著作，每本出版时都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我没有在任何章节引用过片言只
语的毛泽东语录。这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化学术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毛泽东没有在我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作出过论述。如果我
像别的文化人那样把他在战争年月对某些宣传性作品的表扬引入学术著作，则会混淆了文化等级。
　　 我能守护的，只是文化等级。
　　 “人文坚持”的第三条，是在有一线希望从事文化建设的时候就竭尽全力，把一线希望变成一片希望。
对于这样的人文坚持方式，对我触动最大的是清代流放到东北的一批南方学者。这些学者不管是“文字狱”还是“科场案”遭罪，情景都十分悲惨，往往是株连九
族、流徙千里，到当时还没有开发的荒原做奴隶。但是，在经历过最初的挣扎之后，他们居然在服役之余，剥桦树皮作纸，默写儒家经典为书，为当地的孩子做起了
义务教师。正如后来章太炎先生评价的，东北之地开发虽晚，却人文根柢不薄，应该归功于这些流放者。
　　 他们，在几乎没有希望的地方抓住了一线希望。
在文革灾难中我也曾经多次寻找过这种一线希望。例如，在农场劳动时我曾编过一份“劳动简报”，自刻油印，非常简陋。但是，我在这份小报上倡导和征集短篇美
文，写的人和看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些美文对于舒缓劳动的压力，恢复生活的希望，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使当时似乎走投无路的同伴们重新记
起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正巧遇到政坛的左倾势力受挫，各所学校要复课了，都急着编教材。虽然当时编教材的等级很低，至多只有初中水平，而且左倾痕迹还很明显，
但我却认为是遇到了文化建设的一线希望，忙碌了一阵。后来证明这是过于乐观了，政坛的左倾势力再度嚣张，说要“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且从教育开始，我只得
避身故乡半山，直到文革结束。
等到文革结束，真正的一线希望出现了。虽然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气候都阴晴无常，我却一头扎在这一线希望里钻研多年，著述多年，又考察多年，力求把文化的事情做大、做好、做完整。
我觉得，人文坚持，就是坚持在一线希望里。如果人文的天地已经很大，人文的事业已经很旺，人文的信徒已经很多，那就无所谓坚持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有不少朋友在叹息人文气息的稀缺。对此我不作叹息，反而觉得，坚持的时机到了。
　　 “人文坚持”的第四条，是在因人文坚持而受到打击、中伤、诽谤时不屈不挠，继续坚持下去。
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真正在实践人文坚持的人永远不会太多。人文坚持又会与人世间的其他种种坚持产生矛盾，因此冲突必不可免。相比之下，人文坚持不
如财富坚持、名号坚持、权势坚持、帮派坚持那么有力，很容易成为别人的嘲弄对象，却又不知如何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最为不易，又最为可贵。
我想不必多讲了，本人近十年来的遭遇大家都已知道。我只想就此指定一个有趣的定义：何谓人文坚持？就是在一切反人文势力的包围中的坚持。
　　 以上四条，是我在人文坚持上一些体会，请大家多多指教。
最后我还想趁机补充一个意思。人文坚持虽然寂寞，但功效极大。有时，这种默默无声的角落里的坚持，有可能抗击得了一个庞大的权势，一个巨大的灾难。
请大家想一想，文革灾难曾经那么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大陆的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一旦改革开放，仍能涌出这么多教师、专家、工程师，使经济建设勉强补上
呢？原因就在于，社会上毕竟潜藏着不少能把一线希望变成一片希望、即便遇到了挫折和毁谤也不放弃人文坚持的人。
由此可见，人文坚持虽然不包含财富，却能带来那么多的财富；人文坚持虽然不包含权力，却能展现那么大的权力。　　谢谢王发行人。谢谢大家。
余秋雨教授7月21日、22日在“ 2005年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三度演讲
　 　由联合国和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 2005 年世界文明论坛”于 7 月 20 － 22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执行主席是印度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玛亚·申恩，被邀参加会议的主要发言者有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伊朗总统顾
问阿里·阿塔希、法国英西特基金会总裁基斯卡、巴勒斯坦奥古兹大学校长努赛柏、德国歌德学院院长林贝克、孟加拉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吕曼·梭汉、俄罗斯在反恐
斗争立下大功的儿童外科医生罗夏尔，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教授学者。
　　 被邀的中国演讲者，是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教授。
　　 余秋雨教授在 21 日下午发表第一次演讲，题目为《利玛窦的答案》。他演讲的主要内容是——
　　 去年冬天他应邀在北京参加联合国《 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与会各国代表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由问题，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我们为差异而欣喜”。这次世界
文明大会的主题仍然是“超越差异”，可见当前世界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文明与文明之间差异。他认为，让各有差异的文明互相对话虽然很重要，但这种对话不
能停留于“城门口的交谈”，而应该互相深入城堡内部进行差异体验。为此，余秋雨教授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通过长期的努力深入体验中
华文明的往事。
余秋雨教授说，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代，国力还很强大，军队装备精良，这引起了欧洲一些传教士、旅行家、学者、商人的疑虑，认为这样强大的国家一定有侵略和扩
张的意图，这可说是早期的“中国威胁论”。利玛窦带着这样的很多问题进行的三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学通了中文，精读中华经典，遍访博学文士，也经历了无数
艰难和危险，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年月写下了《中国札记》，提供了很多答案。对于中国是否有侵略扩张意图的问题，他回答说，从中国皇帝到平民都没有这个企图。
他认为中国以农耕立国，满足于自我的一切，连军队也是为了集权的安慰和炫耀，因此，中国有大量内耗，却不会对外侵略。
余秋雨教授说，从郑和七次下西洋而毫无领土要求，到万里长城作为一个象征性标志的纯防守意义，可以证明利玛窦的答案是正确的。余教授还说，自己顺着利玛窦
的结论查编了世界各国文献，发现在古罗马、西班牙、日本等不少国家的文献中都有“征服世界”的构想，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却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载。一个
民族的历史会构成心理积淀，因此，现在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很可能是利玛窦早已否定过的一种“国际幻觉”。
　　 余秋雨教授的发言在大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不少外国代表觉得有说服力。
　　 22日下午向社会开放的大会上，余秋雨教授的演讲围绕着“全球化时代的艺术”这个题目展开。
他在演讲中说，全球化的潮流，对文化艺术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积极面是，能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开阔眼界，领悟全人类的一些共同精神原则，了解远方的同
行们在做什么，并把这些见识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消极面是，全球化潮流的主题是经济的，而不是文化艺术的，但是此间界线很容易模糊，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让
国际间的经济强权、政治强权、军事强权转化为文化强权和艺术强权，如果真是这样，那将造成很坏的结果。
余教授说，国际间最好的文化艺术未必有最大的舞台。因为最好的文化艺术总是精细的，而大众总是粗糙的；最好的艺术总是创新的、陌生的，而既定的评判规范总
是陈旧的。所以，他反对以国际市场规律和国际统一标准来评判各地的文化艺术。他说，以中国来说，若以国际市场规律来衡量，成功的很可能是中国的饮食文化；
若以国际统一标准来评判，出线的很可能是体育文化，而真正具有最高审美水平的唐诗、国画、昆曲等等民族文化则很可能会被埋灭。为此，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人
类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定要对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艺术小心翼翼地尊重、维护，提倡互相欣赏、互相体验，不要让种种国际强权把那些最娇嫩的文明成果践踏掉。
余秋雨教授说，我们尊重各民族的艺术，并不是从政治意义上出发的，而是认为人类的文化自由来自于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又来自于多元共存。他说，文化上的选择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更改的自由，这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发言，又一次获得各国代表的广泛好评。
余秋雨教授的第二个演讲结束后，大会的单元主持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桦山纮一先生代表众多来旁听大会的日本民众向余教授提问，因此又引出了余教授的第三度演讲。
问题是：“现在中日关系有点紧张，请问余教授，文化艺术上的交流是否有利于改善民众的心理沟通，从而促进政治问题上的和解？”
　　 余教授的回答是——
文化艺术只能帮助解决一部分问题，广大民众的心理取向是由更大的背景决定的，与历史和现实都有关系，应该严肃地来看待。我本人是二次大战之后出生的，与那
场大家都知道的战争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那场战争给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带来无法抹去的深刻伤痛。正是在这样的伤痛中，我长
大后耳边听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见，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是经历了极大的内心忍受和精神挣扎才郑重地选择的友好的共同默
契的。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希望日本人民能理解。但现在，有一些信号让中国人民担忧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担忧了。这显然已经不是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的
问题，而是关及了很多普通人的基本感情。历史的事实是严肃的，谁也玩忽不得，而且我相信广大日本人民也有同样的结论。
余教授说：这次到日本的第一天，我参加了“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展览开幕式”。请看，早在公元八世纪，中日之间就有了那么让人感动的交往。唐玄宗对这位年轻遣
唐使亲自褒奖的话语，在世界各国的交往史上很少看到。但是，正因为这种渊源流长的亲密友情，使得中国人在被迫面对中日战争的时候，远比被迫面对鸦片战争更
为震惊和愤恨，这也是很能理解的。文化，哪怕再长，也可能被非文化的暴力所毁坏。
但是，说到底，文化比政治更长，也更大。近几十年来，中国老百姓对日本的文化艺术倒是一直没有抵拒过。记得二十年前中国对美国的电影、电视还很少进口的时
候，日本的电影、电视却早已妇孺皆知。栗原小卷、高仓健固不待言，连黑泽明、川端康成、喜多郎也在中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这种文学艺术的交流确实使两国人
民的心灵沟通大大加强了，我希望这种沟通能不断继续下去，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一起来排除一些坚硬的外在障碍。“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鲁
迅先生就中日关系所说过的温暖的话。
　　 余教授的这个发言，受到大会主席申恩教授、俄罗斯的罗夏尔医生和好几位日本朋友的高度赞扬。
　　　　　　　　　　　　　　　　　　　　　　　　　　　　　　　　　　 （杨伦迪 陈琪 于东京）
与星云大师对谈 （日高雄佛光山）
每年的初一，星云大师总会离开台湾到美国西来寺去。今年因为这场对谈，星云大师就在台湾多停留了几天，这个功劳得感谢余先生。
今天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聆听星云大师和秋雨先生对谈。即使不是宗教界或文学界的一般读者，大概也都看过星云大师和秋雨先生的书。天下文化曾出版星云大
师的四本著作：《星云大师谈读书》、《星云大师谈处世》、《星云大师谈幸福》、《星云大师谈智慧》；最重要的一本是由符芝瑛小姐写的大师传记《传灯》。秋
雨先生在海峡两岸出版过很多书，天下文化出版过四本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摘引出相关片段配上摄影作品的图文书；去年，更是出版了秋雨先生自认为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借我一生》。
每次看到星云大师在国际上得到诸多荣誉时，特别感觉到身为台湾中国人的骄傲。去年星云大师又分别在泰国和韩国获得“荣誉的宗教博士”与“荣誉的哲学博士”的殊荣。
余秋雨先生也得到过许多荣誉。远的不说，前几天香港《亚洲周刊》每年选出两岸三地十本最重要的好书，去年就选了《借我一生》。余先生这次到台湾前，在中国
大陆刚得到两个荣誉，一个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北京大学选为“中国十大艺术英才”，一个是被诸多网站投票选为“中国文化传播业座标人物”。
我想请教大师的第一个题目是：自从在一年半以前出版了《云水三千》之后，在全球华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感觉可以与大家分享？
星云大师：
高教授说我每年不在这里过初一，都到美国去，为什么呢？佛光山开山迄今三十九年，二十年前，我就退位了，我如果留在山上，就像是“丢碗不丢筷”，仿佛有什
么留恋。因此，一过年我就离开，让年轻人好做事。吃过年夜饭，走高速公路，我可以三小时就到台北，睡一觉，第二天就到洛杉矶，由于时差，那里还是初一。所
以，我每年在高雄过年，在台北过年，到美国也过年，一连过三个年，人生实在很有趣。
我五十七年前到台湾，在台北、新竹地区，寻找挂单的机会，却不是很顺利。后来宜兰有一个非常小的土地庙请我去，那地方真的很小，连厕所也没有，必须花二十
分钟到车站上才行。说来也真有缘分，我一去就住下来了，虽然各种条件匮乏，后来在那儿却陆续办了青年会、学生会、儿童班、文艺营。
我是民国四十二年去的，到前年刚好满五十年。他们要出版我过去的照片，作为五十周年弘法的纪念，这就是你所说的《云水三千》。我一生都在丛林，受禅门的影
响很深，所谓“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就是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计较什么，离开就离开。比如我在大陆参学过几个丛林，离开时什么也没
带。《云水三千》出版后有多少的影响，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是没有卖钱的，都拿来送人了。送人以后，人家回馈我的有好几千万，我就捐给佛光大学，所以是“有
也未曾有，无也未曾无”。“有、无”对我来说，不很重要。
我和高教授已经认识二、三十年了，经常一两个月聚会一次，然后海阔天空地聊。讲话如果找不到对象会很寂寞，和高教授、王发行人谈天说地，好几天都享受着那种快乐。
我多少年前就对余秋雨教授很敬仰。余教授写的《文化苦旅》，让我读得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记。今天我很欢喜，参加这样一次对谈。佛光山今年举办了新春赏花
会，现在已经拥挤着很多人了。不知道大家的心有没有在现场？可能都跑去花丛里去了。我一再交待本山的人，一定要大家赏过花之后才来听讲，会比较安心。
谢谢星云大师。《云水三千》内容非常丰富，书里收集了两千多张照片，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经历、佛光山开山的艰困，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包含在这本书里了。
星云大师为文化事业的慷慨众人皆知。不久前我向他报告终于有机会出版余先生的《借我一生》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高教授，我马上买一千本，让我的朋友都看他的书，而且不要打折扣。”
　　 下面的问题我想请教余先生。
我个人是读经济的，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读书、研究、写作，都环绕着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会贫穷？为什么一个社会会落后？”这个学问，叫“经
济发展”，一九六 0年代初期，不管在美国、台湾或者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 显
学。如何使“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落后地区”不再贫穷落后下去？念书时，我的美国教授告诉我：台湾为何落后？是因为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就没有
技术；没有技术，所得就不高；所得不高，储蓄自然低；储蓄低、生产力也低，这就形成了一个“贫穷的恶性循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
加坡，当时都是如此。后来，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一九八0年代以后，我刚出来教书，脑筋里想的都是怎样增加资本、引进科技、推动创新、增加公共建设及改善投资环境，从没想过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其中最关键因素，就是余先生所擅长的
—— 文化。
　　 担任过行政院院长的孙运 璿
先生，卸职后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如果当年他在任经济部部长、行政院院长时，不止注意到经济发展，还能注意经济与文化的平衡，那么，今天的台湾，也许会更安详，更进步。关键点就在“文化”上。
余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文化学者。台湾在目前的气氛下，为什么还能保留中华情和对文化的向往，我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产生了绝大的功能。他的出现一次次提醒我们：除了经济还有文化，除了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前些天您应《联合报》副刊的邀请写了一篇《阔别五年》，里面有一句话很沉重：“所有罪恶的根源，都在文化。”是否您从这里说起？
　　 在回答高教授的问题前，我先有几句话要说。
八年前，我在台湾，星云大师托陆铿先生来找我，要我在元旦那天到高雄给世界青年佛光会的各国代表作演讲。我对星云大师崇敬已久，因此立即答应，前去讲了中
国古代佛教旅行家的伟大行迹。在这个过程中与星云大师有几次接触，发现他不仅读了我的书，而且对文学十分在行。除了他之外，慈惠法师多次向我表述对于《山
居笔记》的评价，而佛光山的很大一部分法师也都是我的读者，在山道上遇见，常常能停下步来谈一会儿很专业的文学课题。这一切使我非常惊异，一次次看着他们
的飘飘僧装自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星云大师创造了一个东方奇迹。几十年来，有多少人想到了，在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大潮中，迫切需要一种精神引领？星云大师想到了，台湾还有一些杰出的宗教领袖也想到了。他们通过几十年默默的努力，为民间社会的心灵净化提供了一种精神图本。
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建造了好几百年，当教堂终于封顶之日，人们在它的边上留下了最早的设计者拿着图纸仰望未来穹顶的雕像，他们的目光，与几百年
后真正出现的穹顶完全吻合。我每次去那里总要在这座雕像前徘徊很久，想象着人类历史上一切精神先行者们遥远而精确的目光。星云大师几十年前在荒山草木间举
锄的时候，也看到了今天的穹顶了吗？
　　 其实，先行者们所预料的，不是几个真实的穹顶，而是人们在今后的精神需要。
　　 这种“精神穹顶”，比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高大得多，也重要得多。
　　 这正好就碰撞到了高教授问我的问题。
事实证明，贫困会带来很多罪恶，富裕也会带来很多罪恶。面对这两种罪恶，人们都会误认为是“没有文化”。看到贫困的罪恶，大家叹一声：“没有文化！”面对富裕的罪恶，大家又会摇摇头：“没有文化！”
　　 好像文化既可以超越贫富，又可以驱除罪恶。我认为，这是一个善良的思维陷阱。
世界上被广泛公认的文化定义就有两百多个。这些定义我都一一看过，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经纬，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并不存在正面的精神引领作用。
例如，我们很熟悉一种低劣的“贫困本位文化”，这种文化阐扬阶级对立，鼓励剥夺他人；我们也已经熟悉另一种低劣的“富裕本位文化”，这种文化炫耀无度消费，漠视普世关爱。这两种文化，看似对立，其实又很容易溶成一体，互相转换。
传媒是当代文化的主干。传媒人自己觉得已经固守了一定的道德界限，但是在收视率和发行量的强大诱惑下，这种界限是多么地脆弱。传媒人心中的“小善”，经常抵御不了架构性的“大恶”。因此，文化的负面作用，在当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缺少西方人文精神方面的长久启蒙，而传统的东方美德又无法在高节奏、高消费的社会生活中立足，因此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种既缺少“外援”、又缺少“遗产”的枯窘状态。这种文化生态，正在进一步酿成恶的循环。
　　 为此，我们比过去更需要呼唤宗教精神。
星云大师在一篇文章中说，办任何事，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就怕没有伟大的精神。现在，我们环视四周，随处可见衣食无忧、腰缠万贯的精神失落者。本来这早已是一件急不可待的事情，但我们的文化往往又用一些热闹而又无聊的话题掩盖了这一点。
今天，由经济学家来主持这个讨论别有一番意义。经济把人类引导到了一个地方，抬头一看，还有更大的问题堵在眼前。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用新的经济手段来解决，但也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如高希均教授，注意到了精神文化层面。
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第五个年头，大家可以感觉到不管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都走向了新科技的时代。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很多社会乱象，如价值观的颠覆、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也应运而生，日趋严重。
在过去的历史上，宗教家、文学家常常能在乱世对民众进行精神抚慰，或发挥教化功能。星云大师是宗教家，余先生是文学家，您们怎么看宗教与文学在社会乱象中能起的作用？
　　 宗教总是产生在灾难之中。灾难，有自然的，如洪水、地震、瘟疫；有人为的，如战争、互斗、专制。更深刻的灾难则是精神上的。
　　 我自己，在生命的起点上就感知了佛教对于灾难的力量。
我出生时，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兵荒马乱后的家乡一片贫瘠，土匪、流氓横行。这片土地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但那时全村都是文盲，谁也不知道王阳明、黄
宗羲说过一些什么了。这可能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历来不缺乏高明的智者，但是，他们对大地的期许，大地没有听到，他们对于大众的期盼，大众并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力量维系着这片土地最后一点善的踪影呢？是民间佛教。我的祖母一辈还缠小脚，这支浩浩荡荡的女性队伍，天天到小庙念佛。她们不识字，
不懂佛经，但她们知道要行善积德，要救助他人。她们的行善理念又扩大为一个个家庭的理念。在我们家乡，一个人在外面做了官或发了财，历来引不起什么兴奋，
反而会耽心某种负面报应；而如果外来乞丐中有一个小孩生了病，却会成了全村关切的焦点，大家争相“积德”。
这种民间的宗教信仰还会成为仪式庆典，并由此深入人心，消解灾难。我在《文化苦旅》中曾写到小时候的一个经历：一个土匪绑架了还是婴儿的我，我祖母、母亲
和邻居在后面追。土匪逃进了庙会的人潮中，据后来大人叙述，他从未进过庙宇，更没有参加过庙会，结果，拥挤的人群、悠扬的佛号、缓慢的脚步懈驰了他的对
抗，时间一长，似乎变成了“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当他挤出庙门，就像变了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地放回摇篮，扬长而去。
乡间发生的这一切，是当年荒山野村间唯一的精神拯救力量。其渗透之深、涵盖之广，甚至可以使王阳明、黄宗羲等人的精彩高论相形见绌。因此，我前些年到印度参拜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时曾虔诚跪拜，感谢佛教对我家乡的恩惠。
至于文学，虽与宗教不同，却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