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英文可以称为：Hong Kong People、Hong Konger　　由于香港本来就是广东省宝安县境内的渔村，香港人一直都是使用粤语（莞宝片）作为母语，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政府割让了香港的主权，英语成了香港政府的官方语言，直至现在，英语在香港政府官方还是担当着重要角色。港英政府时期 ，特别是处理北部山区“新界”问题时，港英当局为了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让侵占香港前就居住那遍土地和村落的的人们，享有“原居民”的待遇，所有“原居民”及后代的男丁可拥有“丁屋”的土地分配权，这些山区村落的居民多数是“客家人”。　　现在居住在香港的人，占大多数是广东的广府人，比例超过香港总人口的67%，来源地主要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包括南番顺、东莞、四邑、香山、高明、三水、鹤山、四会等。其余人数较多的有“潮汕人”、“客家人”以及1949年解放以前从福建、上海以及各地来的香港定居的人士。外籍人士主要是英国人、印度人、尼泊尔籍“英军雇用兵”及其家眷，还有近年大批涌入香港的东南亚人士如菲律宾籍的“宾妹”等家政保姆，在香港工作满七年以后就可拥有“香港居民身份证”了。　　“香港人”在中文和英文上没有法律定义；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指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或指居住香港有若干时日的人，甚至是单纯在香港生活的人。　　一般人普遍认为香港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和儒家的思想方式，以及其处事态度，又融合了西方的批判与创新文化，状况与日本和韩国相似。同样地，传统的宗教仪式、生活习俗及其他民间信仰，如祭祀祖先及风水，在香港的教育普及程度都比在中国内地高。香港人也制造出独特的香港流行文化，香港粤语歌、香港电影、香港TVB的电视剧在东亚地区都有很高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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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现在，香港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并非所有香港人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香港700万人口中，约400万人至500万人持有外国国籍或海外护照同时，仍具备香港特区护照和香港身份证，以及前往中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和工作往来的回乡证。因此不少港人拥有双重国籍或双重护照。　　英国国籍　　参见：英国国籍法与香港及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有一半人口（约350万人）拥有英国国藉，当中约340万为英国国民（海外）（简称BNO）持有人。根据英国国藉法，英国国民（海外）是英国国籍的一种，属于英联邦公民，并非英国本土公民，所以没有英国本土居留权。这种身分终身有效，但不能传承至子女后代。另外，部份人因为“居英权计划”而取得英国公民身分。由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任何人士均不能因香港关系而取得英国国藉，持有香港特区护照人士的数目在近年已超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人数。　　中国国籍　　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以及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承认香港人为“英国属土公民”的身份，但香港人可以拥有外国国籍等双重国籍身份。例如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具有华人血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可获发香港特区护照，亦能拥有外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后，香港居民不用征税上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而香港纳税人只需要向香港政府缴税。主权移交之前及之后，在驻港英军及中国驻军保护香港情况下，香港居民没有也不须拥有参军权，也不用服兵役或进行军事训练。香港居民如要进入中国内地，必须申请并持有中国政府签发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俗称回乡卡，即是回乡证）。　　其他国籍　　一些早期移民的香港居民，例如有些香港原居民与海外港人早在1970至80年代开始向海外移居，但仍可保留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以便日后回流香港发展。之后回流香港的外籍华人因透过归化而得到其他国家的国籍，最常见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和澳洲等英语系国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那些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香港人担心政治前途问题而移居其它国家造成的香港移民潮，但之后亦有不少回流返回香港的海外港人。因此他们拥有外国护照同时，更拥有香港身份证和香港护照，以及前往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方便中港两地工作和经商人士。　　
　　香港仍未割让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四大原居民早已在香港居住，香港开埠前的香港原居民分为四大民系，即香港围村人（围头人）、疍家人（又称水上人）、客家人和鹤佬人（闽南人），亦是最早原居民之一，各族群皆有自己的方言，如：粤语围头话、粤语疍家话、客家话、鹤佬话这四大方言，香港开埠后，因太平天国战争漫延至广州，大批广州一带平民涌进香港市区，才使粤语广州话（俗称广东话）开始进入香港。现在居住在香港的人，占大多数是广东的广府人，比例超过香港总人口的67%，来源地主要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包括南番顺、东莞、四邑、香山、高明、三水、鹤山、四会等。　　由于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的大规模移民，而且当时说广州话（标准粤语）的都是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加上来香港定居的广东人中不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上流社会人物，使粤语很快便成为香港市区的通用语。　　二次大战后至国共内战后的一段时期，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包括数量极多的非粤语人口，使香港市区于1950年代变得方言纷陈，其中以随资本家来香港的上海人的上海话和随政要来香港的官话势力较大。由于平民社会中各种方言都不占优势，因此彼此间要以粤语为共通交际语，而本地出生的移民第二代便多转用标准粤语（广州话），使粤语逐步从不具垄断地位的主流语言变成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华人惯用语言，而各种方言则只保留在家庭内部使用，在此之前因为香港有本地客家及上海、潮州、福建等移民，不少第二代港人更会晓多种以上的方言，使语言文化更多元。但今天的香港人大多已不懂自己的家乡语言。　　华人占香港人口约94%。除了汉族外，根据统计其中香港有228名满族后裔是生活在香港，例如关芝琳、周海媚、宝咏琴等，在香港居住的华人（包括非汉族）普遍都会自称为香港人。居港华人主要是1930年代至1980年代初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亦有一直居住在现时新界地区的新界原居民。现今香港的新增人口中，大部份为中国大陆移民。按现时政策，每天最多可以让150名中国大陆人士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中产、富户人士不惜耗资30多万港元费用透过一些中介公司来赴港预订床位产子，拿取子女在香港居留身份，造成“赴港产子潮”，但不少香港人对此涌港现象都甚有微言。　　此外，港府亦为提升香港的竞争力，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Quality Migrant Admission Scheme），简称优才计划，吸引优秀外地人材来香港定居发展事业，他们更享有回乡卡，再往中国大陆发展，例如李云迪、周迅、章子怡、包比利等等。　　
　　香港少数族裔　　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香港有45万多名少数族裔，相当于香港总人口约6%。　　即使不是具有华人血统的少数族裔很多是居住香港超过半世纪，当中有已经有5代以上者，他们除了具备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外，他们更有不少是入籍香港特区，拥有香港特区护照，甚至回乡证。例如香港海洋公园主席犹太裔的盛智文放弃加拿大国籍、英国裔的卢维思放弃英国国籍等等外籍人士，亦有不少获得双重国籍或双重护照。　　东南亚人　　东南亚人主要为菲律宾人、印尼人和泰国人，主要来香港从事外籍家庭佣工。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居于香港的菲律宾人和印尼人各有130,000。　　越南人　　主条目：香港越南船民问题　　越南战争于1961年爆发，不少越南人面对战争，纷纷逃亡香港。1979年，香港被列为“第一收容港”，因此收容从越南出逃的难民，到199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对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的遣返行动，包括自愿遣返，而香港政府事先亦与越南方面作出协议，保证他们回到越南后不会受到政权迫害，不过自愿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至2000年，香港政府向仍然滞留在香港的难民给予居留权及签发身份证，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有些开设餐馆和在社会工作，不少其家人和后裔在香港定居。　　南亚裔　　主条目：摩罗差、雇佣兵和啹喀兵　　香港开埠初期，即有印度人居住。香港殖民地时期需要从印度次大陆调派一些人员来到香港维持香港治安。他们最初聚居于上环一带，以商人、军人和警察为主。南亚裔人士已经于香港生活逾半世纪，不少已经世居香港4至5代，当中以巴基斯坦裔、印度裔和尼泊尔裔居多。殖民地时期驻港英军当中，被称为啹喀兵的尼泊尔人雇佣兵，其军团随着香港回归而解散。　　很多南亚裔已经落地生根，其后裔仍然居于香港，部分聚居于尖沙咀至油麻地一带，例如尖沙咀重庆大厦。在香港社会，他们除了能够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和英语外，当中不少亦能够操练流利的粤语，如乔宝宝（退休惩教署人员、现时香港艺人）和利君雅（记者）。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港印巴和尼泊尔人共约63,000人。　　朝鲜、日本人　　定居香港的日本人或韩国人通常是商人或日本、韩国资本大企业香港分公司的高级职员及其家属，大部份于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来到香港，希望以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发展事业的踏脚石。有部份人在香港落地生根，部分人有与香港华人通婚生子。其第二代部份能够操练流利粤语，但是通常入读国际学校。如果长远不打算在香港定居，则通常会安排子女入读于香港日本人学校或韩国国际学校，以方便于将来回归日本或韩国发展。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港日本人和韩国人分别约12,600人和5,200人。　　欧美人　　欧美人以殖民地时期来香港工作和定居的英国人及其家属居多，大部分都不懂粤语，通常是专业人士、企业或香港公务员；亦有一小部份于公立和津贴学校任教英文。虽然香港回归后大量英国人返回英国，但是仍然不少部份选择继续定居香港。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港的白种人约55,200人，其中15岁以上具专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是73.9%，位于居港日本人（79.4%）和韩国人（74.8%）之后，比香港其他种族的人的教育程度高出许多。　　
　　文化　　传统文化上与中国汉文化大致类似，香港受约150年英国统治，意识上有些港人沿用西方文化，或中西结合。一般人普遍认为香港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和儒家的思想方式，以及其处事态度，又融合了西方的批判与创新文化，状况与日本和韩国相似。同样地，传统的宗教仪式、生活习俗及其他民间信仰，如祭祀祖先及风水，也在香港得到完好的继承和保存。香港教育沿用西方的教育制度，其后不断改革。商业上，香港与中国大陆公司频繁合作。香港粤语歌、香港电影、电视剧等在东亚地区也有很高影响力。　　语文　　主条目：香港语文　　名义上，中文和英文都是地位相等的法定语文。香港的教育主张两文三语，两文是指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三语则是指粤语、英语和普通话。香港专上教育以英语为主，近来有调查显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人母语及普通话水平有一定的提升。部分年青一代香港人常使用不正规的港式英语。　　不少欧美白人纵使完全不懂中文，亦可在大企业或政府身居要职。它们大部份职位的入职条件和专上院校的入学条件，虽然通常会对申请人的中文和英文水平有一定要求，例如要求申请人在某些公开试的中文科和英文科考获及格成绩，但对非接受香港主流教育（例如一直就读国际学校或海外学校）的申请人，通常会豁免中文水平的要求，造成接受香港主流教育的申请人，亦即是大部份主流华人居民，如未能在公开试的中文科考获及格成绩，即使懂书写和阅读中文，也不符合申请入职、入学条件，但非接受香港主流教育的申请人，即使完全不懂书写和阅读中文，甚至完全不懂粤语，也未必不符合入职、入学条件这种矛盾与不公现象。　　至于英文水平的要求，则不会有所豁免。另外，将于2012年实行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的语文科目，亦设有六科非法定语文科目，考生可以其中一科取代中文科，作为报考大学的资格，但英文科就无论如何不可取代。　　书面语　　主条目：现代汉语和粤语白话文　　香港人以繁体中文及英文书写，而中文当中又常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书面语的“他”、“的”、“那么”、“还会”、“不是”、“为什么”和“如何”，分别对应粤语白话文“佢”、“嘅”、“咁”、“仲会”、“唔系”、“点解”和“点样”，相对于大部份即读即写的语言语文可算是一大特色。　　
　　香港历史始于超过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住于华南地区沿岸岛屿的先民，其后被秦朝纳入中原版图后，踏入信史的开端。往后的一千多年间，当地已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捕鱼产盐之地。其后英国建立香港殖民地，作为自由港，早期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随后发展成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中转站[1]。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至改革开放前，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全部停止，香港逐渐由贸易港口转型成制造业城市，再在东南亚排华后不停吸收华人资本，与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一同成为以世界各地华人资本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英国建立香港殖民地之前，未有“香港”这个行政区域的概念，但“香港”已不是一个小渔港，它属于广东沿海的一部份，跟华南航海史和海防有密切的关系。而“香港”这名称，最早是出现在明朝的《粤大记》上，位置即今天的“鸭脷洲”。　　
　　明代的香港地区在商贸上已渐渐蓬勃起来，人口亦有所增长，更成为海防要地；当时，明代在这里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御南中国海一带的海盗、日本来的“倭寇”、葡萄牙和荷兰的侵略者。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10]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11]　　此外，香港在明朝时盛产及出口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据说，“香港”的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香木的盛产和出口，因此有“香港”（运送香料的港口）之名。而明朝是香港种香及产香业的全盛时期。从香港的沥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屿山）沙螺湾等地生产的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会经陆路运至尖沙头（今尖沙咀）的码头，用小艇送到石排湾（今香港仔），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运至广州，遁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市，沿长江送往送往苏杭销售[12]。　　香港在中西外交关系史上也占一席位。佛朗机（今葡萄牙）船长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于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达并攻占屯门，控制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该国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明军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开战，史称屯门海战，战役持续了40天，葡军陷入苦战，最终狼狈返回马六甲。翌年4月，葡军再派出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企图重新占领屯门，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13] 海面，最后明军大获全胜。　　
　　清代香港属新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50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终允复界，本区居民陆续迁回。因此新界五族[9] 于上水设立报德祠[14] 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锦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清朝中叶，随着清朝与外国有更多接触，接近当时贸易中心广州的香港也成为了各国商船的停留点之一，当中以瀑布湾最为著名。而朝廷亦加强对香港一对的军事防卫，例如设立官涌炮台等。日，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 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此事因而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为香港被割让埋下伏笔。同年11月，中英随即爆发穿鼻之战，英方战败后逃回尖沙咀，林则徐便下令军队驻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史称官涌之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战转向主和，派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1841年1月琦善与义律在清廷与英国政府不知情下草拟《穿鼻草约》，并于1月20日由义律发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中，宣称他和琦善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15]，其中包含“把香港岛和海港割让给英国”，并于1月26日于香港岛北岸的水坑口登陆。但由于清廷及英国政经界分别认为有辱国体及获利太少，故双方不承认《穿鼻草约》的存在，但英国军方并没有撤出香港岛。直至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才正式割让给英国。　　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1873年，香港人的职业以渔民、水手、农夫、屠夫、铺东及差役等为主。[16]　　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寨城除外，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英国于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华南即广东福建一带的贸易，而华中一带的贸易则主要经上海进行。　　1851年太平天国起，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 万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实施广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后，香港成为列强与中国的主要转口港，广州的广东以及福建[17]商人和来自广东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东南亚为世界各列强的殖民地，而经济则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经香港转运货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强、满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则收取当地的营商费用，英国人和福建人则赚取巨额的转运利润。广州原为英国企业驻华的中心，但香港开埠后，英国人的公司(以鸦片为主)都改以香港为中心，亦由香港运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货物的转运外，香港亦成为华南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超过200万广东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当中主要是四邑人以及广府人以华工身份(香港称卖猪仔)兴建铁路或偷渡到发达国家如欧美以得到比在多中国很多的工资，福建人大多到东南亚经商，当地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福建人，而且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福建人从营商取得大量财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中国，大力出钱以供杨衢云革命，有志得到资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孙中山娶了陈粹芬，因为福建人很多只愿经商，不愿替别人工作，亦有需要请华人监控当地工人，而且优先请了与福建人关系较密切的广东人(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当时东南亚为欧美殖民地，人均GDP虽低于欧美，但亦远高于清末中国，当管理层的薪金亦远比美国修铁路华工高。因为美国排华严重，而且当地华工有黑社会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东南亚工作。而欧美亦有福建人的企业，但亦少于中国和东南亚，广东人经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广州。　　1890年代，南中国发生鼠疫。1894年春，在广州传出超过10万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环太平山街一带的中国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亦爆发爆发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数最多达100人。结果当年之内共有2,552人死于瘟疫，为数约10万名的华人离开香港，贸易额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便再有1,290人死于鼠疫。　　20世纪初　　1920年代九广铁路尖沙咀站　　主条目：香港20世纪初历史　　踏入20世纪初，香港发展成为与南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市区面积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万人，至1914年已增至50万人。随着城市发展，香港一路增设各种现代市政建设，例如电车、火车、煤气、电力、电报等等设施一一在香港出现。而于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培养技术人材。　　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其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使不少人逃难来香港。而民国政府对废除包括香港割让的不平等条约显得有心无力，更因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藉《凡尔赛条约》收回德国控制的山东，使排外情绪更为高涨，并蔓延到香港，成为1922年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的导火线之一。　　1931年起，随着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香港更开始面对日本的威胁，使英军考虑加强对香港的防卫。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更代表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一步。　　
　　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占领时中断。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展开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广州及邻近地区，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天，即1941年香港当地时间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挥从深圳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日军不单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开战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权。英军和印军撤退到醉酒湾防线，然后撤出九龙半岛。英军和渡海后的日军继续激战。最终英军失去了唯一的水库。因此，港督杨慕琦于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三楼的日军投降，从此揭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日军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总督。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绪高涨，有平民在香港岛的山头伏击日军将领。到了日军占领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游击队，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日治时期，香港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经济上，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币及法币（国民政府货币）兑换日本军票，到了战后所有的军票都不获承认而变成废纸。战时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经济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区亦被改成日文。由于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加上日军在香港实行疏散政策，鼓励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战后香港的居民人数大减至60万左右。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战胜利以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度在联合国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碍于当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国民政府又没取得美国支持，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香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1950年，英国承认位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新政权的欧美国家。　　经济转型　　1960年代的香港　　因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统治遭瓦解，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数以万计的人从大陆逃难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万，增加至1951年的220万。此后三十年，香港爆发逃港潮，大批大陆居民偷渡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万增长。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及带来技术和资金，亦有不少外国公司把办事处从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搬到香港。华人资本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但50-80年代，东南亚排华，他们纷纷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两地经济同时急速起飞，由50年代香港只有英国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国的人均GDP，同时使香港的金融业起飞。1950年爆发的韩战使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初时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随着中国在1979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加上本地工资上升，香港的制造业逐渐北移。香港逐步转变为以商业及旅游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皆拥有骄人成绩，足证香港在20世纪最后40年所获得的成就，但主权前途问题却亟待解决。　　前途问题　　1946年，香港总督杨慕琦提出杨慕琦计划，以推动政制发展。计划中会建立市议会，并缩减立法局中官守议员人数。惟后来计划失败，往后十多年再没有政治改革措施。　　国共两党的冲突后来也蔓延到香港。日，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破坏活动，连日捣乱多家左派机构，暴徒并四出抢掠导致300人死伤，称“双十暴动”，港督葛量洪派遣军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1960年代，随着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影响下，香港于1967年的一场劳资纠纷演化成暴动。香港街头被左派暴徒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而深圳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境，包括爆发沙头角枪战。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坚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　　暴动过后，香港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港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列“亚洲四小龙”。　　1978年的香港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香港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揭开了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达20年争拗的序幕。　　过渡期　　主条目：香港1980年代和香港1990年代　　1989年香港中环　　1996年香港中环　　1980年代初，新界租约将于十多年后届满，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但遭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分别作为中英双方代表，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等见证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英国将在日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国政府会“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在除外交及国防外的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谓“五十年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没信心的香港人纷纷移民欧美，带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内，但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更替的忧虑。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绝大部分人反对镇压，除了逾百万人大游行外，更曾罢工、罢市、罢课一天，其后更引发新一浪香港移民潮。为稳固民心，当时港督卫奕信提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随即由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发布，象征主权移交后的小宪法得到落实。1992年7月，彭定康获委派为最后一位香港总督。由于六四事件后，民主进程一直备受港人关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会增加直选的议席，但北京当局认为彭定康的改革违反了《基本法》，香港政府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条目：香港主权移交　　日，英国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纳彭定康时期民选的立法局，改为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下级议会即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都作相类的安排。董建华成为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和曾荫权分别顺利过渡为政务司司长（前称布政司）和财政司司长（前称财政司）。大部分政府高官也顺利过渡到新政府。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它们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1856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58　　第二次鸦片战争　　年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为了进一步攫取特权。1859年，英、法、美三国分别派遣驻华公使，率领舰队来华换约。清政府则加强了天津、大沽的防务，准备在上海与英、法公使换约，以阻止公使入京。而英、法等国拒绝在上海换约，于1859年6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不按照清方指定的路线入京，强行突入大沽，结果被清军打得大败。英、法决定再次组织联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1860年8月，英法联军17000余人到达天津附近海面，攻克大沽，占领天津，大败清军主力于通县一带。9月22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任命恭亲王奕?为全权议和大臣，留京求和议约。英法联军占据了北京安定门，抢劫和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在谈判时，清政府毫无抗争，完全接受了英、法的条件。10月24日，奕訢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同时交换批准了《中英天津条约》。　　
　　主要内容　　《中英北京条约》共9款，主要内容有：1.1858年秋大学士桂良等与英专使额尔金所达成的英公使暂不驻京的　　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示意　　谅解无效，英公使是否驻京由英国决定。2.赔偿英国军费600万两和英商的损失200万两。占领天津、大沽、登州、北海、广州等处英军，赔款交清时方才撤离。3.凡有情愿出国做工之华民，“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4.中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5.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条约原文　　一八六零年十月二十四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北京。　　兹以两国有所不惬，大清大皇帝与大英大君主合意修好，保其嗣后不至失和。为此大清大皇帝特派和硕恭亲王奕訢；大英大君主特派内廷建议功赐佩带头等宝星会议国政世职上堂内世袭额罗金并金喀尔田二郡伯爵额尔金；　　公同会议，各将本国恭奉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上谕、敕书等件互相较阅，均臻妥善，现将商定续增条约开列于左；　　第一款　　前于戊午年五月在天津所定原约，本为两国敦睦之设，后于己未年五月大英钦差大臣进京换约，行抵大沽炮台，该处守弁阻塞前路，以致有隙，大清大皇帝视此失好甚为惋惜。　　第二款　　再前于戊午年九月大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大英钦差大臣额尔金，将大英钦差驻华大臣嗣在何处居住一节，在沪会商所定之议，兹特申明作为罢论。将来大英钦差大员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　　第三款　　戊午年原约后附专条，作为废纸，所载赔偿各项，大清大皇帝允以八百万两相易。其应如何分缴，即于十月　　圆明园　　十九日在于津郡先将银伍拾万两缴楚；以本年十月二十日，即英国十二月初二日以前，应在于粤省分缴三十三万三千三百十三两内，将查明该日以前粤省大吏经支填筑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费若干，扣除入算；其余银两应于通商各关所纳总数内分结，扣缴二成，以英月三个月为一结、即行算清。自本年英十月初一日，即庚申年八月十七日至英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庚申年十一月二十日为第一结，如此陆续扣缴八百万总数完结，均当随结清交大英钦差大臣专派委员监收外，两国彼此各应先期添派数员稽查数目清单等件，以昭慎重。再今所定取赏八百万两内，二百万两仍为住粤英商补亏之款，其六百万两少裨军需之费，载此明文，庶免纷纠。　　点击加载更多　　
　　《中英北京条约》不仅完全确认了英国通过《中英天津条约》获得的侵略权益，还对中国进行了新的勒索。通过这个条约，英国从中国再次割占了领土，勒索了大笔赔款，又一次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确认了英国公使驻京的权利，使英国可以就近干涉清政府。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向中国政治中心地区扩张。同时，条约准许华工出洋，使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侵略者贩卖华工的行为合法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闭关锁国”后的满清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打击了英国走私贩的嚣张气焰，同时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虽然这场战争只是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但有时也经常把它称作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是断断续续进行，其间的一系列战斗和军事行动相互之间并无关联。　　战争前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的侵略，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名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地点：中国东南沿海　　时间：1840年6月～1842年8月　　参战方：英国，中国清朝　　结果：英军获胜，签订《南京条约》　　参战方兵力：英国军队19000人，清朝军队人　　伤亡情况：英国伤亡523人（阵亡69人），中国伤亡22790人　　主要指挥官：帕默斯顿，查理·埃利奥特　　主要指挥官：道光皇帝、林则徐、关天培　　签订条约：《南京条约》　　影响：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它在亚洲下一个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满清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曾经的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列强扩张　　正当满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及周围形势　　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尼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鸦片输入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虎门销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吸食鸦片的情形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　　义律　　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　　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 ，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清军购回的1080吨甘米力治号战舰装炮34门　　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中国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英军首次北上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　　日英军进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　　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使被道光帝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马航事件、台湾反服贸、乌克兰局势、越南反华、菲律宾闹事、日本解禁自卫权、苏格兰公投、香港占中。这些事件集中发生，到底和中国有联系吗？　　
　　　　大陸種心在蘇聯
　　@u_ 　　很多数據過時或明显錯誤。今日唔得閒先講两條。　　香港話以廣州話爲基础而非莞寶片，東莞話口音很重的。　　比如厚街話：獨自去偷菲，寂寞找個邊。　　其實是在唱：獨自去偷歡，寂寞找個伴！　　香港700萬人中東莞籍近100萬寶安籍86萬，是最大族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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