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吗？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 lixunlei0722 李迅雷
　　摘要：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过剩、技术进步放缓，从而导致了潜在增速的下降，这一判断恐怕没有争议。有争议之处在于，当前究竟是潜在增速低于实际增速，还是高于实际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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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读到一篇著名学者的演讲报告，认为中国的“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感到有点诧异。不过，当前持有“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理由也很充分：如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早中期，增长潜力很大，可以通过加大要素投入来提速，甚至认为未来20年还可以保持8%的增速。对此，我认为有必要明确经济潜在增速的定义，否则，连一个很显见的事实都扯不清楚，那就更谈不上在今后的经济政策方向上达成共识了。
　　要区分正常潜在增长率与最大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中有很多术语，大家千万不要看到这些术语后望而却步，其实那么多理论和公式都是建立在人为假设之上的，再复杂的公式也可以用最简单的道理来概括。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潜在增长率，先给大家讲一个实例。
　　本人曾有一次要去体检了，为了让体检的指标（主要是甘油三脂等血检指标）能好看一些，我就加大了运动量，体检前一天跑了10公里。结果化验单出来后，医生看了吓了一跳，说我的甘油三脂、尿酸等指标倒还基本正常，就是肌酸激酶这个指标大约超过正常值七、八倍，这可是与心肌梗塞相关度很高的指标啊。于是马上让我做心电图，结果正常。问我是否有过剧烈运动，我说有，医生这才放心，说这个指标高是由于你剧烈运动导致的，说明你运动过量了，建议我今后不要长跑了，以快走为主。
　　不过，后来本人没有完全听医生的，还是坚持长跑，且运动心率的最高值也大大超过运动医学上建议的最大运动心率，也就是我的实际跑速超过潜在跑速。由于坚持不懈地跑步，我安静时的心率从过去的70次/分钟，降至了50多次/分钟，最大运动心率也降了下来，也就是说，通过坚持大运动量的长跑，我的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都得到了改善，潜在跑速提高了，10公里的最好成绩一度达到46分钟50秒。但我平时10公里的平均跑速大约都在50分钟左右，即5分钟/公里应该是我正常潜在配速，如果再要创造新记录，估计就要服用增强肌肉力量的蛋白粉等兴奋剂了，以实现最大潜在配速。但服用这些营养剂或兴奋剂会有副作用，我跑步只是以健身为目的，何苦为了提高潜在增速而伤害身体呢。
　　举了这个例子，再来解释经济的潜在增速应该很清晰了吧。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可以变化的，它应该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取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这就可能包含了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潜力，也就是用了“兴奋剂”之后的潜在增速。但这些经济刺激政策会对经济产生副作用，故对潜在增速的确定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约束条件及利用效率。
　　就像肌肉力量、肺活量和心脏功能三者决定长跑的潜在配速一样，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大因素决定。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达到两位数，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过剩、技术进步放缓，从而导致了潜在增速的下降，这一判断恐怕没有争议。有争议之处在于，当前究竟是潜在增速低于实际增速，还是高于实际增速？
　　认为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其逻辑是目前通货紧缩，设备利用率低于70%，这就表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表明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就应该刺激需求，从而提高实际经济增速。具体建议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避免中国经济由于通缩导致硬着陆。
　　但我的理解是，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速都已经超过20%，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3%，财政支出的增速是财政收入增速的两倍以上，这分明是“服用兴奋剂”的刺激经济手段。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实际增速，应该是超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速，但肯定低于最大潜在增速。最大的潜在增速只是理论上可以实现，如一般轿车的最大时速为250公里，但高速公里的最大限速是120公里，你不能因为没有开车时速没有达到250公里而认为速度还应该加快啊，理论上的最大速度，会由于各种要素条件的约束而无法实现。我们现实的衡量标准是，实际时速高于120公里，就属于超过潜在增速，车速过快了。
　　坚持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估计都是把最大潜在增速当成衡量标准了，但这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有人经常会把发达国家居民的人均消费量作为扩大产能的依据，但作为接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与人口不多的发达国家往往不具有可比性，比如，人均机场面积就不具有可比性。不少学者或把落后看成是增长潜力，按此说法，非洲的贫困国家潜在增长率就应该最高，但现实并非如此，经济的潜在增速还是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
　　长期实行“赶超模式”导致实际增速超过正常潜在增速
　　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定义出发，推导出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结论，其错误在于没有认真分析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或通缩的起因和根源。如果认为设备利用率下降是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依据，那么，为了不可以从设备利用率下降推导出是因为无效供给过多使得经济结构扭曲，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呢？
　　当前我国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逻辑就是要通过改善供给的要素及结构，从而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速。如果经济的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那么，只要刺激需求就可以了。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高储蓄、引进外资来不断增加投资规模，这对于前期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即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的占比一直非常高，至2014年，仍占到46.7%，是全球各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由于资本形成总额等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存货增加部分，这么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累积下来，自然会导致资本过剩和库存增加。中国之所以要把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目标，是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导致落后。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缩小与西方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中国长期实行经济赶超模式，为了让GDP维持高增长，就不得不采取投资加杠杆的方式，导致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因此，GDP的高增长实现了，但过剩产能、高库存和高杠杆的不良反应也出现了。如果把赶超模式下导致的过剩产能当成经济潜在增速大于实际增速的依据，就属于自相矛盾了。
　　事实上，我认为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库茨涅兹周期的下行阶段，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速会持续下降，对这一结论似乎争议不大。但我国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这才是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的逻辑，尽管我并未推算正常的潜在增速究竟是多少。从我国这些年来公共部门债务高增长来看，它反映了实际增速超过潜在增速所付出的代价。这仅仅只是财务意义上的成本，如果再考虑环境污染等问题，则代价更大。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对潜在增速是否高于实际增速的不同判断，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认为当前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那就会把政策的重心放在需求侧，或刺激投资需求，或刺激消费需求，如有学者建议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
　　我认为，GDP只是一个预期性指标（政府提出、中央认可、人大批准的五年规划就是这么定义的），而不是约束性指标，它只是反映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非目标，因此，今后应该淡化GDP，同时强化就业率和环保等约束性指标。
　　只要能够维持充分就业，或者把充分就业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并为此安排相应的对策，就不必太关心GDP的高低了。中国在2009年以后之所以出现债务高增长，就是因为过于注重GDP这一目标了。如中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靠国有商业银行，债务膨胀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和国企；而美国的货币扩张主要靠美联储，债务主要在联邦政府和居民部门。政策实施的机理不同，必然导致结局不一。这也就是为何中国要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如果还是通过需求侧的扩大来实现稳增长目标，那么，我对于去杠杆、降债务的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显然与投资刺激的力度过大、消费刺激的力度过小有关。在无效供给过多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同样存在，这又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降有关，与贫富差距过大有关。因此，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目标之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与之相关的财税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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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陆官媒新华社报导，已公布的30个省市上半年GDP增速均高于7.6%的全国水平。天津市与贵州省同比GDP增长率为12.5%，增速最高。中西部有15个省市上半年的GDP增速超过10%。东部地区省份增幅多在8%-9%之间，北京、上海是目前仅有的两个增速低于8％的省份，同比增长也达到了7.7％。另外，排名前21个省份的GDP数据，共计252，823.68亿元，已经超过7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248，009.2亿元的GDP总量。而将目前的30个省份GDP相加，则超过全国总量31630.2亿元。7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称，中国大陆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如今各省诸侯所报数据远高于全国水平，“掺水”嫌疑明显。
2012年某个城市的名义增速=（某个城市2012年GDP-2011年GDP）除以2011年GDP再乘以100%。2012年某个城市的实际增速=（某个城市2012年GDP-2011年GDP）除以2011年GDP再乘以100%之后，再扣除CPI等等物价因素的影响而得出的增速。也就是我们平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增速和政府公布的增速。如果要讨论城市甲GDP会不会被城市乙超越，不能看实际增速，因为这是扣除了物价因素后的增速，是不准的。
以广州为例。根据一楼的图表，2012年上半年广州GDP为6213.75亿元。2013年上半年广州GDP为7052.45亿元。套用三楼的公式：2013年广州名义增速=（3.75）除以6213.75再乘以100%。（3.75）=838.67亿元，这就是广州2013年上半年GDP增量。这是实打实算出来的。838.67除以6213.75再乘以100%=13.5%。这个就是广州的名义增速。如果要看哪个城市会不会超越广州，就看它名义增速有没有广州快。为什么报纸上的实际增速跟名义增速会不同呢？因为实际增速是政府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而得出的增速。所以不能直接用于计算广州的GDP。
我都有啦..这张图..都话今年广州会破15000亿咯..天津顶多14500左右...今年广州依然力压天津的
反正都是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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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实际增速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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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实际增速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关注微信公众号当前经济增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潜在增速放缓
　　在经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近三年的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14年降至7.4%，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增速相差几乎一半。目前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内涵与应对增速放缓应该采取的宏观政策还存在争论。争论主要聚焦在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放缓还是潜在增速放缓，二是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增速会不会继续放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客观判断当前与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并科学定位应对增速放缓的宏观政策。
　　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但由于面临潜在通胀风险，因此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观点认为潜在增速下滑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核心原因。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如果总需求增速下滑幅度（实际增速）大于总供给增速下滑幅度（潜在增速），那么会有经济衰退和物价下降；如果两者同步下降，那么会出现经济衰退而物价稳定的情形。在经济增速从2010年1季度的12.1%回落到%的同时，中国的CPI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他们据此认为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潜在增速下滑。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度量价格总水平的常用指标除了CPI之外，还有PPI。近三年中国的CPI基本稳定在1%~3%，但PPI却已连续30多个月为负，可见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具有周期性放缓的典型特征。
　　根据潜在增速的定义和算法也可以判断出，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而非潜在增速放缓。潜在增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速。一般有两类计算方法，一类是生产函数法，另一类是滤波法。前者将GDP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回归并剔除随机冲击，从而计算潜在增速；后者通过对GDP进行高度技术化的平滑处理，从而计算潜在增速。两类方法各有利弊，不过计算出的潜在增速都是穿过实际增速的一条光滑曲线。因此，实际增速在长期中肯定与潜在增速一致，不过短期可能会偏离潜在增速，表现为经济过热或经济萧条。近三年中国的情形应该是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危机前（特指2002年~2007年，下同）中国经济增速为11.2%，2008年~2011年降为9.6%，2012年~2014年进一步降为7.6%。如果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潜在增速放缓，那就是说中国潜在增速几年内迅速下滑了4个百分点！笔者判断，近几年中国潜在增速的确在下滑，但不可能突然下滑4个百分点之多，估计下滑幅度为2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
　　之所以认为潜在增速不可能在几年之内下滑4个百分点之多，是因为从增长核算的视角看，影响潜在增速的因素是资本存量、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它们在短期内都不会迅速下降。首先，资本是存量，而投资是流量，即使投资增速从危机前的24%下降到2012年~2014年的18%，也不会导致中国庞大的资本存量出现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其次，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中国劳动力数量从2012年开始步入下降通道，但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仅减少了345万人、244万人和371万人，与9.15亿的劳动力总量相比微不足道。第三，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在逐年提高而非下降。最后，近几年中国没有出现剧烈的技术冲击和制度变迁，因此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会出现增速的大幅下降。
　　作为总需求的实际增速近几年的确快速下降，尤其体现在投资增速和出口增速的下滑。危机前投资增速稳定在25%左右，而2012年~2014年投资增速分别大幅下滑至20.6%、19.6%和15.7%，下滑幅度达10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的周期性调整大幅拉低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二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金融资源错配、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等深层次因素，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危机前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31%，而2012年~2014年则降到了24%。出口疲软除了因为中国体量过于庞大之外，也由于世界范围内缺乏理论所说的推动长波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科技革命。以IT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趋于尾声，而低碳技术、3D打印机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尚未促成新一轮科技革命。
　　虽然可以得出中国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的判断，但由于面临潜在通胀风险，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加以治理。有一点务必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不能因为当前中国通胀压力不大就忽视潜在通胀风险。流动性过剩暗含着通胀风险，2013年中国M2/GDP已经飙升到194.5%，不仅超过了和OECD等发达国家，也大大高于和等新兴经济体。我国的房地产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量的流动性，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所以过剩的流动性暂时还没有引发高通胀。一旦这两个部门的流动性被释放出来，极易引发通胀风险。另外，通胀压力目前只是被抑制了而已，在PPI连续30多个月为负的情况下，CPI仍保持在2%的水平，而危机前平均通胀率也不过2.1%，说明中国的确存在通胀压力。潜在的通胀压力会极大地束缚货币政策治理的空间，中国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而不能过于宽松。
　　由于未来潜在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而且中长期内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会保持一致，因此不适合持续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客观地说，潜在增速是事后测算出来的，很难准确地进行事先预测。不过，由于公众对中国未来长期增速非常关注，因此可以尝试通过设定各种要素的增长情形来大致推测未来的潜在增速。笔者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2015年~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速为6.3%，这与危机前的平均经济增速相比将下滑4.9个百分点，因此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
　　究其原因，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首先，由于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以往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明显减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数量将继续减少，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第三，新的改革都是硬骨头，故推进较为困难，体制改革红利大不如前。第四，目前的中国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201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而1978年才155美元，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大幅减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主导的低成本能源革命和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有可能推动美国未来几年进入新繁荣周期，但由于美国很可能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美国筹建跨大西洋TTIP和跨(,)自贸区TPP的举动就是重要信号），中国未必会享受到此次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未来中长期内，不但潜在增速将继续下滑，而且实际增速也会继续下滑，因为前面说过，实际增速在长期内一定与潜在增速相一致。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长短定义，只要价格得到充分调整就可以称为长期。按照这一逻辑，延续前面三年的增速下滑期，未来五至十年一定可以称为长期。结合目前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测可以看出，虽然短期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但长期中将会与潜在增速保持一致并继续下滑。这与教科书中理论框架下潜在增速不变的假设前提是不同的。也正因如此，教科书中所述的一定时期内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萧条的标准结论对中国而言是失效的。因为，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除了制造通货膨胀外，根本无法拉高潜在增速。
　　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应对中国当前与未来增速放缓主要有两条对策。第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的“积极”重在减税而非走扩大政府投资的老路，货币政策的“稳健”重在保持定力，而非名为稳健实为扩张的冲动。这样的政策组合虽不能根治但可有效缓解增速下滑。短期中，以减税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增长，而稳健货币政策有助于控通胀，两者的协调配合不但可以缓解增速下行，还可以稳定利率以刺激投资。此外，减税虽是短期政策，但长期中可以降低总供给曲线，进一步缓解增速下行。第二，积极推进改革和培育创新能力，释放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红利。虽然两者是硬骨头，但它们才是推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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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 光明论中国经济6.7%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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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经济讯(记者张琳）2015年以来，国内外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不绝于耳。世界经济平庸是不是就等于中国经济也不行？日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对此做出了否定。该报告指出，当前6.7%左右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满足，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顺利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此外，报告还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作出释疑。中国杠杆率是否真的过高？去产能对于当前有下行压力的GDP增速来说是否雪上加霜？通过专业的分析研究，该报告指出，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企业当前的“杠杆率”并不高。而“去产能”并不是“缩生产”，是要减掉过剩的“肥肉”、保留能干活的“肌肉”，让生产匹配社会总需求，其结果并不必然负面影响GDP。
中国经济增速趋稳触底
看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一路回升到10.7%，4月以来出现持续回落，其原因主要在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持续下滑。造成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经济下行背景下利润率下降导致的民营企业主动减投资，也包括贷款难、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这些原因在解释为什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显得力度不够。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明（2016）的解释，“营改增”扩围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虚报可能是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以来加速下滑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那么民间投资下滑很大程度上只是统计数据的变动而已，并不意味着民间投资真正出现了严重下滑。
看消费，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尽管相对于2015年的10.6%增速略有下降，但相对于6.7%的GDP增速，消费仍然起到了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大作用。看外贸形势，今年1-5月，按美元计，我国出口同比下降-7.3%，进口同比下降-10.3%，尽管进出口增速仍然波动较大、外贸形势依然扑朔迷离，但总体而言，进出口降幅有收窄的趋势，外贸形势逐步改善。
看工业增速，从3月到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稳定在6.0%及以上；制造业PMI指数也连续三个月稳定在50.1及以上，这表明工业生产有企稳的迹象。
看CPI和PPI，今年以来，CPI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2.0%以上，尽管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的因素贡献了较大的CPI涨幅，但其他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也有一定程度回升；PPI同比降幅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影响持续收窄，相比于2015年-5.2%的同比增速，2016年5月PPI同比降幅已经收窄至-2.8%，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结构性通缩区间。
图为中国经济增速和实体经济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表明，刨除金融行业增加值之外的中国实体经济增速，已经由去年前三季度的6.3%逐步回升到今年一季度的6.5%，尽管实体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企稳回升，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的下行态势在逐步趋稳触底。
“杠杆无需夸大，偿付能力无虞”
经济筑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仍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就国内而言，企业债务、过剩产能问题广受关注。放眼国际，美联储加息靴子尚未落地，人民币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也须谨慎应对。越是面临复杂的环境，越要有精确的判断和谨慎的应对。该报告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
图为中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为中国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 资料来源：CSMAR
中国杠杆率问题一直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一直不乏“中国杠杆率过高”的声音。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分析指出，企业部门负债和GDP的比例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指标。“我们关心杠杆率主要是关心偿债能力和财务风险”。
通过使用三套数据，从CSMAR获取的上市企业（剔除金融行业）数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及WRDS提供的Compustat-Capital IQ数据库（包含世界各国上市企业数据，可以进行跨国比较），可以发现，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资本负债率近年来基本维持稳定。工业企业作为整体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56.2%且长期有下行趋势，上市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在56.2%，也有下行趋势。长期资本负债率的走势也类似基本维持稳定。这与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关于“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没有上升”的表述一致。
图为各国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 数据来源：Compustat数据库
从流动比率来看，一方面，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流动比率都处于历史高位；但另一方面，从2011年以来，工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的流动比率一直在下降，尤其是上市企业下降最为明显（从%下降到2015年的250%），表现出一定的风险积累。国际比较来看，以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计，中国企业当前的的“杠杆率”并不高。
过剩产能：下岗坏账均有限，调整力度可加大
去产能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改革首要任务，以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为主。一些唱衰者认为去产能对于当前有下行压力的GDP增速来说是雪上加霜。推进改革必然有成本，要“抓大放小”，大胆取舍。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去产能带来的“成本”有限。
如果按照10万的补助额来补偿下岗职工用于再培训、辅助创业、补贴家用等，大约需要5000亿配套资金。5年5000亿资金，该报告认为政府“掏得起”，而且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按照煤炭15%、钢铁30%、有色和水泥20%的去产能比例，假设有对应比例的企业倒闭且债务全部违约，则银行贷款“坏账”约6000亿，银行直接持有的违约信用债券约800亿，再加上信托产品，报告认为，未来五年银行可能承担的“去产能”压力约7500亿。实际上，因为去产能而倒闭的企业的债务不可能完全违约，而且“肥肉”减掉会让剩下的比较健康的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改善，坏账率进一步降低。按照CCWE的测算，目前我国银行体系坏账拨备达5万亿。综合来看，去产能给银行带来的坏账压力可以承受。
但需要强调的是，“去产能”与“缩生产”是两个概念，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去产能意味着“瘦身健体”而不是“削足适履”，要减掉过剩的“肥肉”、保留能干活的“肌肉”，让生产匹配社会总需求。所以去产能并不必然负面影响GDP。而且在过剩产能行业资产重组、企业升级的过程中会产生“新陈代谢”，用工效率更高，员工会有更替，这是去产能的间接影响。
改革亟待发力：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可观。根据李稻葵和伏霖（2015）的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10-15年仍将具备7%或以上增速的潜力。主要的判断依据是：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仍只占世界领先经济体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
通过梳理战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三好条件”，即稳定而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劳动力群体较高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对发达经济体持续开放，而中国恰好满足这三个条件。
此外，中国的大国经济优势会在未来较长时期会逐步发力，这些优势包括地区间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广阔的国内市场等，李稻葵、石锦建和金星晔（2015）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地区收敛效应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带来年均1%的GDP 增长潜力。当然，除了满足基础的“三好条件”以外，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能有多高还取决于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
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仍面临很多风险因素和问题，部分因素甚至有积聚扩大的趋势。如中国经济杠杆率结构不合理问题继续发酵、金融市场的机制设计和监管漏洞风险、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依旧乏力和美元加息风险等。这些风险和问题也会影响到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这就需要一系列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包括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和调整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