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的故事都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然而历史证明，在建筑的领域里，每个时代，结构的话题都值得被重新提起。

维特鲁威说建筑应该坚固、实用、美观。所谓坚固，也就意味着建筑物至少应该是符合结构的，这样它才不至于轻易倒塌。

15个世纪后，阿尔伯蒂的《论建筑》，以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为蓝本，以一种未来建筑应该如何的视角，对维特鲁威的建筑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维特鲁威关于建筑符合结构的意思并非建筑物应该“是(be)”符合结构的，而是它们应该“看起来像(look like)”符合结构的。“建筑物这一整件事情是由外形轮廓与结构所组成的”，阿尔伯蒂所强调的“一整件”随即包含了外形轮廓与结构之间存在的关联。

埃森曼(Peter Eisenman) 在他的《先在性之图解》一文中对此分析道：所有建筑物都需要符合结构，因为假如它们不符合结构，就不能竖立起来成为建筑物，而“它们看起来像符合结构的”就意味着它们不仅应该“是”，还应该“表现”它们的存在（being）。

我想，至少从阿尔伯蒂开始，建筑就已经开始摆脱自身，而成为一个社会意义的存在了吧。理论家们也很早就已经指出，建筑不仅有来自内部的需要，还有来自外部的需要。

埃森曼考证到在阿尔伯蒂这里，建筑学第一次不止关注它的存在——制作法本身，还从内部和外部关注它的存在和表现法。这个思考出现的时间点是15世纪，也就是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的“主体——建筑师”在维特鲁威之后消失了1000多年又重新出现时产生的思考。从此，直到19世纪的学科分离，结构与建筑大部分时间都是建筑师作为“主体”存在于设计思考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阿尔伯蒂一早就意识到结构在建筑中可以扮演的双重角色。

社会学家这样解释维特鲁威和阿尔伯蒂建筑认识的差异，“虽然古罗马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大都会了，但是罗马的奴隶、妇女、儿童、异乡人在罗马建筑空间里，是没有地位的。到了阿尔伯蒂时期，连保姆、儿童，都要进入广场、敞廊了。这样一来，建筑的社会身份就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一眼看穿的某个阶层建筑符合某个阶层人群的直白表达，假如客厅类比于广场，房子也可以有宫殿的气质的话，那建筑的表达就是多义并存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你也很难追求结构与形式，内部与外部之间，直接的、直白的相等。”所以，建筑从一开始，就需要一种“表现法”，或者说，一种修辞，这是沟通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柱子与人的关联性，一旦它们发展出来了某种象征高贵的感觉，渐渐发展成为对于房屋建造之永久性，直至对其永垂不朽之可能性的关注。”阿尔伯蒂捕捉到了建筑与人相沟通的最根本的可能，一种结构的表现法。实际上，阿尔伯蒂一不留神还将结构的内涵拓展到了空间的构成法。比如，关于柱子，阿尔伯蒂是放在他所认定的组成建筑物的六要素中的“墙体”和“孔洞”这一章中进行定义和论述的。阿尔伯蒂说，“在那里一排柱子就是在几个地方用开口穿透了的一堵墙，而不是别的什么”，这几乎已经是要进入空间论了。不过随即阿尔伯蒂进行了反思，“的确，当定义柱子本身的时候，将其描述为是一个确定的、坚固的和连续的墙的片段，可能是错误的，柱子被垂直地从地面上竖立起来，高高向上，为了承担屋顶的用途”。阿尔伯蒂在柱子作为承重的构件还是空间的构件之间进行了一次概念的多义阅读，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思辨。我以为，这种思辨是建筑师作为“主体”存在的重要证明。

这种思辨意识在很多地方一直保留在建筑设计的传统之中，比如欧洲和日本，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的建筑教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存在。而很多地方则因为学科间的分界以及学科自主性的原因而消散在建筑学与其他学科复杂多样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建筑学今天在对学科的外部现象——政治、社会状况、文化价值等等更具时代精神的外在性（exteriority）内容的关心中，结构及其表现法作为一项原本非常重要的内在性(interiority)内容被明显压制了。而另一方面，尽管现代以来，建筑学不断尝试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学科之间的鸿沟仍然深阔。就拿建筑院校的隶属为例，有隶属于理工学院的，也有隶属于艺术人文学院的，还有独立办学的，这也直接暗示了人们对建筑学边界与内涵的不同理解。我们今天的职业体系，比如学科间协作的方式——建筑师与结构工程师以及机电工程师之间的分工合作模式，也直接把建筑设计中自阿尔伯蒂时代就有的那种关于结构的双重意识作为建筑很重要的一体化思考给冲淡了。在数字化技术即将深刻影响建筑设计及其生产方式的今天，不少学者也开始致力于通过与数字技术有关的共同的工具，从材料使用与结构性能的角度，来拉近建筑学与结构工程学这两个学科的机会。不过，如果缺乏对结构在建筑设计中能动作用的多重思辨，基于结构性能的设计方向可能会更多地引导建筑设计走向结构表现主义或者建筑形态的滥觞。

所以，也许学科的分离并不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建筑学的历史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两条线索，一种是基于“建造史”的线索，一种是基于“美术史”的线索。显然，关于结构的讨论，更多地会与“建造史”相关，不过，建筑的“建造史”和“美术史”必然也是相互交叠的，当我们讨论结构理性的时候，可能主要是“建造史”的内容，而当我们讨论结构的表现法的时候，“美术史”的观点可能就冷不防地乘隙而入。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使建筑学的线索复杂多样。

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建筑的本质是木结构，它起源于木构建筑，经过了陶片对木构防火防腐覆层这一构造阶段而诞生了覆层的装饰艺术，之后的石构建筑深受这一阶段的影响。而古希腊文化对人体美的推崇使陶立克和爱奥尼柱式作为古希腊最重要的建筑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显然，古希腊木构的初期，结构就是建筑站立的需要，等到柱式文化成熟期，柱子的“表现法”已经充分吸收了古希腊神话所反映的人本主义世界观的社会性内容：人体是最美的。

这两个古代的例子说明了结构在建筑中最终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但建筑的形式又从来不曾脱离结构，这两点都是重要的。后来诸多的建筑学家们不断地思考结构与覆层的道德关系。1843 年博迪舍（Karl B?tticher）开始出版《希腊人的建构》，1851 年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发表《建筑学四要素》，差不多同时期的还有结构理性主义者维奥莱- 勒- 迪克(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以及认为空间形式无法独立于结构方式的奥古斯特·舒瓦齐(Fran?ois Auguste Choisy) 等，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挖掘建筑及其表现法的根源，或者说：什么是建筑？不过，建筑史上对覆层的过分关注似乎真的把结构隐在了它的后面。

也许更晚一些时候，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 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争辩更容易引出我所关注的内容。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发明初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佩雷在设计巴黎富兰克林大街25号公寓时，会用面砖把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柱遮蔽，但是又会用比较平整的面砖和很多花饰雕刻的面砖将结构柱和填充墙区分开来。到20世纪30年代，佩雷开始直接暴露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梁柱，比如巴黎市政博物馆，他通过模板赋予混凝土柱子表面以竖线条的凹槽肌理，就像经典的陶立克柱式的柱身一样，但是这些柱子在室内空间里是直上直下、没有柱头的，而在室外门廊处又会在柱头处被放大以某种相对抽象纹理的柱式图案，并不是陶立克或爱奥尼样式的柱头，但是会给你产生和它们有关的联想。这个柱头完全是钢筋混凝土模板现浇出来的(

柱外没有覆层，是覆层的影子。佩雷暴露了材料，也暴露着结构，却仍然呈现了先在性（anteriority）建筑文化的影响。佩雷把新技术的结构支撑转变为传统建筑文化的携带者，但他的做法并不是模仿。

而同期的柯布西耶，基于新诞生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以及空间自由的愿望，提出了多米诺原型并由此展现了新建筑形式的五点，比如因为新结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水平向的条形长窗。柯布因此嘲笑佩雷采用了新结构却还是开着老式的竖向落地窗，但是佩雷却认为传统的法式落地窗是和人的身体相关的，有着人体竖向站立的隐喻。垂直的窗户，“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全部的空间：街道、花园、天空。”佩雷反对水平的长窗户，因为对他来说，长窗户意味着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对深深根植于文化当中的价值，尤其是内在经历的质疑。而柯布则不断用他和皮埃尔·让纳雷（Pierre Jeanneret）设计的日内瓦湖畔的小房子的长窗户照片来证明长窗户所能带来的赏心悦目的画面，按照柯布的说法，与传统的窗户相比，长窗户扮演的是室内和室外的协调者的角色，它延展了室内的边界（图4，图5）。

很明显，佩雷和柯布都有着各自的意图，但在新的材料与结构形式面前，佩雷采取的“表现法”是一种谨慎与克制的态度。这不仅引起柯布的强烈攻击，也遭到了好友、法国著名的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质疑。

瓦莱里这样问佩雷：“既然混凝土就如同面团，为什么不在你的作品中多用些曲面呢？

佩雷回答：“确实，混凝土就是一面团，但我们通常使用木材模子塑性。建筑挺直的线条可以使木模板反复使用，同时还唤回古代建筑的意义。希腊建筑模仿了木构建筑，而我们使用木材，便使这一切都顺其自然。柔曲的模板将耗费巨大，对材料非经济的使用方式将切断通向风格的道路。”

佩雷的回答有些道理，但是最后一句令人存疑，虽然柔曲使模板耗费巨大，但是佩雷没有看到结构技术所带来的另一种材料自身经济的可能性。通往风格的道路多数是由混凝土铺就的，而不是模板。新的风格也总是由新的可能性造就的。佩雷只是在给他自己的选择寻找一个理由，他不想轻易割裂古典建筑的传统。

不知道佩雷是否料到，刚刚发明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决定了未来一个世纪的建筑的面貌。20世纪30年代，混凝土如同面团的性能，已经开始造就一段非同寻常的形与力学的结构简史。

这是厦门09年一季度的商品房交易量最新统计结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仅从交易量而言，08年水深火热的商品房市场，春节之后，好象是一夜之间得到了大解放，各个城市相继传来成倍上升的信息。但是，交易价格也同样一路下跌，土地市场依然惨淡，大量的交易集中于少量的特价楼盘中……实际数据显得极端矛盾、混乱。谁也不敢否认市场购房热情的重现，谁又都不敢肯定市场热情能够持续多久，大家都感觉是在瞎子摸象，没有什么时候心里想的、眼里看到的、手头在做的，会像这个时候那么混乱，那么矛盾。

   除了房地产业，要命的是宏观经济数据，不，确切地说，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混乱，矛盾。

是啊，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循环复始的观念，谁也没有动摇过，而当下偏偏“四不像”。我想，这也就是被忽视了的误区。其实，万物的发展都存在“生、发、衰、歇”的规律，顺其自然循环发展谓为“道”，否则就乱套了（套就是道的意思）。以中国房地产自身现有的背景条件而言，我们显然还不具备“自然”状态的前提条件，城市化还长路漫漫，保障系统还不成熟，法制环境仍不健全。因此，硬是要把周期理论“顺其自然”地套进来，肯定难以把握当前混乱矛盾下的真正规律。G20峰会上演前夕，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在一篇文章中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失衡的一个独特产物，而失衡是一系列不断膨胀的泡沫显现。”显然，中国房地产业走到今天，也是发展失衡的一个独特产物。如果说2008年房地产陷入全面性危机的话，2009年一季度过后，可以肯定地说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因此，用“全面性危机、结构性危机、结构性复苏、全面性复苏”来替代传统的周期理论，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难道不是吗？全面性危机时人人自危，全行业几乎瘫痪，看不到前景，08年不正是如此吗？一季度好了，可爱的中国消费者行动起来，让不少见势不妙勇于降价的开发商得到了解脱。但是，这只不过是库存的解脱。全国近5亿平方米的存量才刚刚有所去化，政府已迫不及待地大推土地，试图用当初使市场陷入这团乱麻的不平衡产业增长模式，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房地产业的危机困境，不正是“以毒攻毒”吗？可对于急于短期效果的政府而言，除此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一部分问题缓解了，一部分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在积极酝酿，这不是结构性危机是什么？如果对策是理智得当的，结构性复苏和全面性复苏应该到来的慢一些，因为消解结构性失衡的症结需要足够的时间。但种种迹象表明，实际也许会来得很快，“危机—复苏—危机”的激烈震荡可能是今后的主要特征。一季度来得那么突然，下一轮的危机也将不可避免。

    所以，现在是结构性危机时代。同志们，别怕！对于我们普通百姓，这个时候正是淘房的好时机，让我们安静一下吧，想好了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