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 Sparks : 马克思主义与媒体研究在西方
Colin Sparks：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
盛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曹书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简要回溯了西方的媒体和新闻学研究中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激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新技术的社会使用领域的新思考，并在最后对如何发展一套综合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与新闻学理论提出思考。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研究
本文将简要回溯了西方的媒体和新闻学研究中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西方”这一概念在文中主要指西欧及北美。本文将集中讨论四支流派，因此难免会疏漏许多其他的思想流派。选择讨论的第一种路径，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阐释同源。随后讨论的两种流派则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内部不同的理论立场——既有经典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有更近期的“意识形态”阐释立场。本文选择最后一种流派，是因其回应了一系列由数字媒体所引发的议题，这在以往的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后的169年间，对其理论概念及其政治意涵的各式解读层出不穷，后来被统称作马克思主义。在坚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的流派，并爆发过一些著名的尖锐论战。通常这些论战只停留在愤怒的学术交锋层面，然而有时也会升级到真枪实弹，甚至是血腥谋杀的地步：毕竟，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第一个声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衣钵的群众工人阶级政党，在1919年元月下令原法西斯自由军团（proto-fascist Freikorps）进驻柏林，组织了针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刺杀行动。考虑到历史上的血雨腥风，任何一个流派试图声称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只能算作是不明智，因而本文也无意定义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诚然笔者对于什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具有自己的判断和坚定的观点，但本文仍采取一种更加“兼容并包”的路径，用不同思想流派自己的术语去描述它们：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能够被纳入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都将在本文中按照他们对自我的定义被描述。
因是面对中国读者谈论马克思主义，本文首先交代了两种不同的语境因素。这是由于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验存在着诸多历史差异，若不指出语境的不同，任何阐释都会有误导的风险。接下来本文解读四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并对比各种流派中有关媒介的侧重点异同。最后，笔者梳理了反对这些理论的主要论点，并勾勒出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脉络的路径。
二、西方语境
首先应当强调的语境因素是，无论在西欧或是北美，从未有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获得足够长的掌权时间来巩固其政治统治。尽管部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例如前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成功组建政府，另有例如北欧国家的部分社会民主党也曾成功推动巨大的社会变革，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能够实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彻底变革。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常常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它成了寄望于改变既定秩序的人们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从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得到政治经济权力中央的丝毫支持。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作为一种被迫害，有时不合法的思潮存在。它从未获得过充足到能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匹敌的学术和物质资源，因此总是在阐释世界的道路上艰难推进。幸运或同样不幸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从不需要面临掌权的现实。它的主要优势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媒体、资本主义新闻业、国家审查以及国家保密制度。它从未发展出任何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抑或是转型社会中媒体和新闻业本质的详尽理论。
第二个语境因素是，尽管马克思主义观念在过去曾获得过相当多的支持，并曾是真正的群众工人阶级政党的具体意识形态，但这段历史在西方早已过去。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只存活于极小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与工人阶级之间最多也只有稀少的联系；或是在高校的人文社科院系，而高校院系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更为贫乏。
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群体基数不再庞大，通常也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常常是那些已经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传统并对其核心观点具有使命感的人。令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感到惋惜的是，他们再也无法参与任何严肃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主义媒体的群众动员事业。正如我们所见，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基于这样的现实因势利导，尽管其他人仍然矢志不渝地试图与群众建立联系。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知，无论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世纪，或是半个世纪以前曾经多么辉煌，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特别是新闻实践已经身陷囹圄，四面楚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旦遭遇种种挫败、孤立和萎靡的经验打击，都会发生变形和扭曲，更不用说这种将解放全人类作为其核心使命的意识形态了。无论如何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也无论其学术天赋多么超群，当代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倡导者都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巨大压力中艰难行进，后者具有靠贿赂和胁迫等手段攫取的资源。因此我们也应当提前认识到，本文所检视的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学说都未能勾勒出批判思想的全部图景，也不足以成为确保任何社会实践都能马到成功的指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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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进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闻学实践的第一项传统，恐怕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传统，来源于20世纪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它的主要文本包括列宁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 ）、《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以及获共产国际三大正式通过的《新闻业纲要》（Theses on the Press）。
首先要说明，这一思潮远不是系统性的。它不是关于资产阶级新闻出版实践的前后一致的完整理论，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新闻实践的通用处方。列宁时代的工人政党倾向于认为资产阶级新闻业是它所有者的直接代言人，他们谎话连篇、颠倒黑白，除了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残暴粉饰太平，助长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歪风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功用。简言之，工人政党认为“新闻自由”只保证了新闻业所有者的自由，而资产阶级新闻业是统治阶级公开的宣传机器（Lenin，1972，p.150）。考虑到对一战和俄国革命的大量报道的实情，他们的分析十分具有价值。共产主义新闻业的发展过程始终涵盖了对资本主义新闻业不遗余力的批判，然而据我所知，并没有详细的理论性阐述。
而工人阶级报纸中的阐述则先进得多，但并非毫无争议。这些报纸的目标不是“影响舆论”，而是教育工人阶级，帮助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组织调动起来。这样的新闻事业的任务是呈现所有发生在社会中最贫苦最弱小的群众身上的剥削和压迫的案例，从无产阶级立场对当下紧迫的议题展开讨论，并且同诋毁者们作斗争，捍卫社会主义理念。正如第三国际（Comintern）在《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工作方法与内容：论文集》（On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the Methods and Content of their Work： Theses）中所说，“共产主义宣传与动员必须扎根于无产阶级处境。它必须从工人的实际生活、他们的共同利益与志向，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共同斗争中出发和展开”（Hessel，1980，p.234）。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工人阶级的新闻机构被寄望于成为所有受压迫和剥削的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受众实际上是信奉马克思主义中心思想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即主要为产业工人。用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一般规则》中的话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Marx & Engels，1969，p.19）。无论遭受多大的压迫，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角色，尽管众所周知的是，无产阶级本身也需要赢得其他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农民的支持（Hessel，1980，pp.409-419）。因此“共产主义报刊首先以及最主要的，是应该为受剥削的激进工人的利益发声。它必须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员和鼓动者，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拥护者的带头人”（Hessel，1980，p.251）。
工人阶级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新闻机构大相径庭。这些报纸的初衷并不是做生意，政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受众最大化，借此实现销售利润和广告收入的最大化。虽然在共产主义新闻业取得合法性的地区，广告对于报业经营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承认，但它也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因为“……必须禁止它将报刊导向对投放广告的大公司的依赖”（Hessel，1980，p.251）。因此，共产主义报刊不应该“有试图满足公众追求感官享受和轻娱乐（light
entertainment）的倾向。他们无须理会来自小资产阶级作者及传媒名人的攻击和诘难”（Hessel，1980，p.251）。简言之，他们的目标是创建一套与哪怕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报刊也要彻底区分开来的新闻体系。共产主义的新闻事业要走不同的财政、组织、采写和选题道路，实现不同的价值目标。
在那些不同的目标中，最突出的是共产主义新闻机构的组织角色。列宁在《如何着手？》（Where to Begin？）中论述，“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Lenin，1972，p.71）。这一观点在列宁随后的著作《怎么办？》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证，也是激进新闻学思想的传统核心，应当被慎重对待。
（图片来自网络）
首先，与列宁其他著作一样，上文是在与具体政治情境对话的关系下写作的，即卢卡奇所谓“革命的现实（the actuality of the revolution）”（Lukacs，1970，p.11）。他并没有炮制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理论，而是对特定历史条件给予具体回应。列宁在《怎么办？》中论及地方报业与全国性报业的差异，这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时还是一支四散在俄国境内外，不具备合法性的政党——在年所面临的真实问题。考虑到政党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尤为重要。尽管列宁关于报刊的论述与第三国际《论集》都坚持党管媒体，但这些材料中并没有哪条在说所有的报刊都必须是党报。数年过后的1905年，在工人阶级群众运动颇有成效的情境下，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需要确保党报成为政党工作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像批评他的人所声称的那样，意味着所有报刊都必须是政党报刊。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中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Lukacs，1972，p.149）。列宁仅仅要求政党有决定它的成员的自由，以及决心成为党内成员的人必须接受党管自己媒体的原则。列宁认为，那些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决定不加入政党甚至成为政党死敌的人，继续享有自由出版他们观点的权力，就和那些依赖金钱、腐败和性丑闻而生的媒体一样自由。
事实上，在沙俄统治区外部，第三国际甚至对党管媒体的落实更加谨慎：
没有政党管控，任何报刊都谈不上是共产党人的喉舌。这一原则必须在合理范围内、在全部政党出版物中得到贯彻……管控必须在不对它们的学术性、宣传性以及其他内容进行反面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落实（Hessel，1980，p.251）。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媒体的文本中，没有任何论证政党应该管控所有报刊或其他媒体的说法，也找不到任何支持党派报刊在宣传、组织方面都要如奴仆一般，事无巨细地遵照指示，为政党的统一领导高唱赞歌的说法。
资产阶级批评家经常反对说，布尔什维克党一旦执政，其实践就远离了以上原则（Strovsky & Simons，2007）。确实如此，苏维埃政权掌权不久，政党就追随了一套相去甚远的更倾向于威权主义和限制性的政策路线。这一进程在苏维埃掌权两天之后就开始起步，彼时人民委员会议刚刚通过《新闻法令》（Decree on the Press），合法化了查封被认定是危害社会秩序的出版物的做法。这些危害被详细列出：
只有符合以下行为的出版物才被禁止印行：
（1）呼吁公开抵制或反抗工农人民政府；
（2）公然诽谤，恶意歪曲事实，散发煽动性言论；
（3）挑起具有明显犯罪性的行为，例如触犯刑法等。
尽管法令明确指出，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只限定在特定、暂时的历史时期，且随着革命引发的不稳定状态的结束而停止。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政党采用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限制手段，形成了对整个媒体的有效垄断。
对这一段令人遗憾的历史有两个回应。首先，需要重新强调这一决策以及随后更为压抑的政策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自诞生之日起，苏维埃政权就没有摆脱过武装反抗，新闻机构也一直策动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前期的反应升级为冗长而血腥的内战，加速了革命堕落为数年后约瑟夫·斯大林独裁的野蛮与压制。最初法令的起草人对于政策“临时例外性”的坚决主张可以在资产阶级评论员那边读到，他们迷恋于用阴谋论掩盖列宁及其战友的真实而隐秘的目标。他们声称，列宁等人早在1917年之前的很多年前就制定了党管媒体的政策。其次，可以看法令的表面意义：它作为临时和例外性的法条得以设立和贯彻，虽然背离了列宁及其战友的初衷，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伴随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发生，法令及随后的实施细则在建立和确立独裁制度方面实际上发挥了积累效应，这与例如《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等论说中展现的激进民主形象背道而驰。到底是把法令理解成为长期谋划的邪恶独裁政治鸣锣开道，还是理解成对历史条件的反应，而恰好一系列的后续措施最终悲剧性地导致了1917俄国革命民主潜能的损耗，这是一个政治判断上的问题。
其次，无论怎样看待这一问题，1917年的俄国不属于西欧范畴，更不用说2017年了。尤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阶级结构与俄国截然不同，政治地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真正掌权，我们也只能据此推测，效仿类似俄国的新闻管制能够收获多大程度的成效。可以肯定的是，法条及其随后的实施细则巩固了政党对媒体的控制，它们是面对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特殊反应，从来没有在任何形式上提炼成为巩固工人阶级执政的必备政策。简单来说，在经典文本中，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展出一条关于媒体角色的成熟理论。西方激进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有其媒介理论的话，也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媒体的理论，理论本身也只关照到政党媒体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中的角色。
在其成形的数年内，理论积极指导了西欧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实践。党派报刊在众多国家收获了大量读者。特别是在德国，在这个被所有国家的共产党视作传递和维持革命理念的关键地带，政党出版物不仅赢得了大量的工人读者，也走在新闻创新的最前线。特别是1920年代至1950年，政党更堪称是探索新闻学最新形式的实验先锋，积极创办了图文并茂的图片摄影期刊。Willi Münzenberg创办的《工人画报》（Arbeiter Illustrierte Zeitung， AIZ）读者人数打平甚至超越了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并且因创新性地刊发John Heartfield反法西斯的图片蒙太奇作品而暴得大名（McMeekin，1974；Koch，1994；Gross，1974）。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西方的状况已经今非昔比了。尽管仍有一些组织声称继承了早期第三国际的经验传统，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势力单薄，并且未能与工人阶级建立真正的联系。虽然仍有报纸承袭着一个世纪前的使命，但没有一家报纸有足够多的订阅量，也鲜见真正的日报。我们最多可以说，新闻学中的激进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渡过一系列坎坷后仍然存活下来，但已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
（图为《工人画报》，图片来自网络）
四、政治经济学
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与后文另两种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一样，最初只在高校内部，它的贡献更是一种学术批评，而不是积极干预。尽管这三个传统中的个体都积极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做到持之以恒地发表政论文章，以协助社会主义斗争。
媒介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至少有五十年的发展史了，它触及了一系列不同的议题：例如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媒体中的种族主义、新闻生产动力学、好莱坞电影、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以及其他许多主题。这一传统本身比前述激进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而且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固然包括将自己定位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但其学术光谱也覆盖了从支持英国工党左翼的知识分子詹姆斯· 卡伦（James
Curran）到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些学者的著作被明确归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他们在形成对资产阶级媒体的批判学说的过程中极为重要（Mullen，2009）。事实上，在这一传统中，对新闻生产理论贡献最大的要数赫尔曼（Edward Hermann）与乔姆斯基。不管两位作者的观点如何，新闻生产理论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起点。
赫尔曼与乔姆斯基的新闻生产理论带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密切关注媒体所有权及其经济来源。简言之，他们提出和论述了“宣传模式”（The Propaganda Model），即新闻机构，特别是报界，通过大公司控制其所有权及其对广告收入的依赖，紧密地与资本主义体系结合在一起。在此工作的记者们来自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是否能够生产符合资深记者编辑世界观的报道决定了他们日后的职业前途是否成功。为了有效开展工作，记者对信源产生了固定依赖，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易得的消息来源倾向于政府单位和大型组织。因此在新闻采写上逐渐滋生出一种趋势，即强调用信源好的信息来使新闻故事合法化，用官方定义来显示其重要性，以及让另类意见和反对意见不断边缘化。当记者们发出不符合主流定义的论调，一些资金充足的调查机构对新闻媒体内容进行检查，并对反对意见进行严厉批评。最后，作者认为，反共产主义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支配性”宗教，被拿来攻击任何反对声音，尤其是各种左翼声音，不管后者有多么温和或开明（Herman & Chomsky，2008，pp.1-33）。通过分析所谓五种“过滤器”，他们得出以下结论：
总而言之，美国大众媒体是行之有效、强大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它行使着支持现有体系的宣传功能，而其所依靠则是市场力量、内化了的假定前提以及自我审查机制，无需施行明显的高压手段（Herman & Chomsky，2008，p.286）。
显而易见，为什么这一分析引起批判学者的兴趣，包括那些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者。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分析：媒体如何受到操纵，其生产的报道为何倾向于支持统治阶级，这种分析并通过详实的事例和精确表述得以确证。作者的经验证据主要建立在此：美国媒体倾向于以与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接轨的方式来对国际新闻事件的阐释进行再生产，进而将美国民众眼中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赋予了政治正当性。书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分析，展示了美国媒体如何将世界划分为政治暴力的“无价值”的受害者与“有价值”的受害者。有价值的受害者是指被反美政权杀害的人，无价值的受害者指被美国的同盟国杀害的人。他们详细分析了美国对一起共产主义波兰时期反政府牧师谋杀案的报道，对比分析了美国同盟的萨尔瓦多右翼暗杀小组对四名美国修女和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强奸杀人案报道。他们的研究发现改写了国际新闻报道的经典结论：一般认为，与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外国凶杀案相比，针对名人（大主教）和具有文化接近的个体（四名美国公民）的谋杀案更容易受到美国媒体的强烈关注。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例如，《纽约时报》接连刊发了3篇关于波兰牧师的社论，而根本没有提及另外两起案件；波兰牧师案一共有78篇报道，其中10篇为头版；大主教案有16篇，其中4篇头版；修女案26篇，3篇在头版；牧师案占据了1183块专栏，大主教案219块，修女案201.5块；其他美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情况也大致相同（Herman & Chomsky，2008，pp.38-39）。
（图为Noam Chomsky，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宣传模式”的理论基础展开了批判，但据我所知，并没有任何重要的实证数据能驳斥这两位作者的证据。相反，另外许多学者也展开研究，并得出类似的结论。尽管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一模式需要加强对记者为何情愿与权威人士等信源展开合作、呈现对世界的特定阐释的原因的研究（Boyd-Barrett，2004）。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宣传模式存在三大局限。首先，当他们将之命名为“宣传模式”时，并不意味着把美国的媒体工作与其他一些大众媒体与政经精英的关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中的媒体实践混为一谈。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允许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权，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他们也认为：
我们整本书通篇强调，美国媒体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运作模式是不同的。美国媒体其实是允许甚至是鼓励积极的辩论、批评和抗议，只要这些内容始终处在构成精英阶层认同的前提和原则范围之内。这个体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被内化了（Herman & Chomsky，2008，p.283）。
美国媒体与政府政策达成共识的运行机制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任何版本都不尽相同。
第二个局限，也是我们回头还会提及的，就是两位作者均为美国公民，在美国工作，因此美国是他们的兴趣和知识之所在。他们援引的所有例证都集中在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其中大多与外交政策相关，有时也与国内事务有关。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他们阐述中的两个因素是美国特有的，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媒体理论的必然因素。第一个是制定媒介政策及其对媒介规则的机构的普遍化——他们称之为构成第四过滤机制的“高射炮和执法者”（flak and the enforcers）（Herman & Chomsky，2008，p.24）。尽管类似机构也存在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但它们并不如《制造共识》所列举的数量庞大、资金充裕和影响深远。
第二个滤器是指“把反共意识当作控制机制”，这虽然并非美国独有，但在美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有效（Herman & Chomsky，2008，p.27）。在西方国家，曾一度广泛流行对共产主义者以及声称实践共产主义原则的国家的抨击，反共情结至今仍具有一定影响力。尽管遭到抨击，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共产党组织仍有大批拥护者，他们拒斥反共思想。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持续逾半个世纪的群众基础才逐步削弱。美国共产党不仅在规模上始终远小于欧洲的共产党，更是在年代深受迫害，几乎是灭顶之灾。另外一个因素是，该书在1988年首次出版时，苏联仍然作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反例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宿敌也逐渐虚弱。诚然，反俄意识形态在美国仍然有动员能力，传统的反共思潮依旧被美国用作反华利器，然而如今已经不再有单一的统一力量能被视为美国的敌人。共产主义至少已经被伊斯兰和恐怖主义赶上，共同构成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对手。当然在其他西方国家，美国或许也包括其中，意识形态地形图已经更加丰富多元。仅仅应对某种单一的政治威胁而采取单一的措施，则不再能成为统一的武器。
第三个局限，即我们下一部分将要讨论的是，该理论解释了媒体中的材料如何形成其特性，但几乎没有说明受众如何消费报道，以及报道在说服受众接纳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面是否“行之有效”。当然，几乎很少案例能够证明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可以成功抵制资产阶级的宣传阵势，同样也很难找到案例来证明工人阶级全盘接纳了资产阶级的宣传。几乎在每个地方，总有部分人接受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所分析的那种亲资产阶级的宣传，也总有另一部分人拒绝接受。任何好的媒介理论不仅应该展示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也要能够说明内容如何被消费。
五、文化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传统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镜像，它几乎不关心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而集中研究媒介内容如何被消费。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颇多，其中包括那些在成名时期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人。也和政治经济学一样，这一传统最初扎根在高校，尤其在美国。但就其理论实践者的数量来说，文化研究远超政治经济学。如今文化研究在美国俘获了大批信徒，但这一传统的起源却是英国，特别是英国左翼阵营。虽然文化研究的主要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从来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代文化研究学者中的另两位成员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论著中则明确具有马克思主义元素。第二代领军人物、将文化研究发扬光大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也常常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传统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它曾被称作“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再一次，对于空间的考虑，意味着复杂的整体必须被无情地减缩为对单个作者进行的考察。本文选取斯图亚特·霍尔作为代表人物，因为他在现在来看是两代文化研究学者中最具影响力的，其影响力在后继者中也无人能及。选取霍尔，确实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阐释文化研究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跳过威廉斯，意味着本文略过了一位最孜孜不倦发展最“唯物主义”研究路径的学者；跳过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也表示本文略过了直接关注工人阶级斗争的视角。选取霍尔，是让我们更加聚焦媒介消费理论，因为霍尔在文化研究的这一领域是著述最丰、深具影响的。
霍尔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复杂的联系。他在牙买加出生，1950年代来到英国，是“新左派”创始人之一、著名期刊《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首任编辑。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他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极为批判，但到了1970年代早期，他吸收借鉴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部分思想，后者避开了对经济“最终”决定论的探究，并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行动在内部无法轻易转换”（Hall，1996）。这些思想帮助霍尔建构其一个非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之上，霍尔糅合了葛兰西学说，发展出一套极具影响力的理论，阐释了媒介在维持资本主义霸权中扮演的角色（Sparks，1996）。同时，他参与到英国新自由主义起源的分析中，并为共产党期刊《今日马克思》（Marxism Today）提供了大量对撒切尔主义这一英国化身的论述。在其职业生涯晚期，受到福柯等人的影响，霍尔转向关注人们得以形成自我身份意识的社会机制。
霍尔对媒介的叙述，只是他对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分析中的一部分，解释了工人阶级群体为何接纳了统治阶级思想灌输的原因。霍尔分析的理论基础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他在研读法国结构主义的过程中接触到巴特的著作。沿袭巴特的思想路径，霍尔注意到，想要成为“新闻”，社会事件必须被编码成电视语言；为了使得新闻信息被成功消费，必须确保受众能够解码（Hall，1973）。霍尔对新闻编码过程中的机制研究远不及政治经济学派，尽管他也曾专门论述过这一机制（Hall， et al. ，1978，pp.53-66）。承袭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Frank arkin）的思想，霍尔认为解码过程或符合编码者的预期（他们共享支配性的价值体系），或与支配性价值体系有所出入，但并不构成挑战（他们被纳入到价值体系之中），或持反对意见（他们或许形成一套激进的价值体系）（Parkin，1972，pp.79-102）。
以上有趣的洞见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安东尼奥·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同时期发表的著作却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Hall，1982）。霍尔以及其他学者从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提取了核心概念“霸权”（hegemony）——根据这个理论，任何阶级的统治，都不仅仅是通过强制从属阶级达成，还需要赢得从属阶级的合意：“一个社会团体是否至高无上，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是否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以及‘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Gramsci，1971，p.57）为了实现后者，需要将它的阶级统治描述为天然正确、不可避免的，而它的社会领导权则被描述为一种常识。套用媒介术语，信息以符合统治阶级价值体系的方式被编码，为了实现霸权秩序的再生产，编码过程与工人阶级（至少是阶级中的大多数）解码过程必须相互配合。为了实现这一过程，统治阶级的编码过程必须保证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和理解：用学术化的表述，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中必须嵌入被支配阶级成员的意识，被支配阶级才会习惯于接受这套说辞（Hall，2016，pp.146-151）。
上文十分粗略地勾画了霍尔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报业在工人阶级中俘获受众的方式。它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提供了一套关于世界的叙述，读者能够在其中获得认同，但这套叙述同时也将现存社会秩序自然化了。也许我们希望对这样的描述中的部分进行重新措辞，但报业和其他媒体的成功的确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极大兴趣。如果不加批判地认同霍尔的学术观点，会带来三个问题。首先，贯穿其职业生涯，霍尔始终对阶级概念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保持警惕。在其早期的一些政论中，霍尔认为社会定义发生了从基于生产到基于消费的转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过去团结的工人阶级变得日益分散（Hall，1958）。在其197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中，霍尔采纳了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观点，认为无法纯粹、简单地分析任何一场阶级斗争的真实状况（Laclau，1977）。事实上，阶级斗争中存在着彼此冲突的不同“阵营”，并且人民对权力，而非“阶级对阶级”，才是冲突的中间地带，造成文化版图的极化现象（Hall，1981，p.238）。
第二，也是受到拉克劳影响的缘故，霍尔认为没有一个意识形态必然“契合”特定的社会地位：例如社会主义并不一定与工人阶级相关。一方面，霍尔仅仅指出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两百年的进程中，很少有大规模的工人群体具有阶级意识、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另一层面上，他也在探索阿尔都塞主义把社会整体分解为不同层面、彼此分离的社会实践的意义。尽管他反对一些更为极端的论述，即认为不同层面的社会构成中“并不必然存在一致性”，但他也表示：
我想我们已经发现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 这表明没有必然准则能够保证，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明确服从或扣合该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位置（Hall，2016，p.123）。
对于霍尔来说，在社会地位，特别是阶级地位，与任何的世界观认识论之间只有附带的偶然联系。社会并不一定按照社会地位及其实际结果接纳特定的意识形态：例如，工人阶级并不一定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参与中建立社会主义理念。
从这一立场出发，霍尔认为必须将思想与社会力量联系起来，用他的话说即将两者“接合”（articulate）：“所谓‘接合’，是指形成一种联系或连接，能使特定条件下的两种不同元素形成一个整体。”（Hall，2016，p.121）这一连接过程并不依赖于物质环境，当然也不依靠阶级斗争，后者在霍尔的论述中极少提及。相反，它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最为关键的文化斗争的结果。特别是，应该批判英国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彻底修订左翼思想，才能发展出综合性的新意识形态。这个新意识形态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够说他们明确占领了与其自身相符合的社会阵地。谈到激进宗教运动，霍尔曾经作出评论：“……社会力量、阶级、群体、政治运动等并不是由客观经济条件激发，进而催生出统一的意识形态。过程恰恰相反。”（Hall，2016，p.145）
对接合运作机制的分析将霍尔带回到葛兰西及其“阵地战”的思想中（Gramsci，1971，pp.229-243）。葛兰西认为，通过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他称之为“运动战”）是俄国革命的重要环节，而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即“‘市民社会’已形成的复杂结构”中，人们不得不转而采取阵地战的斗争策略：
现代民主制度的有力结构——作为国家组织和市民社会中团体组织的复合体——从政治艺术观点来看，似乎是阵地战中一套“战壕配系”和前线永久防御工事；它们只是运动的“局部”因素…… （Gramsci，1971，p.243）
经过分析，霍尔得到的结论是，至少在西方，经典革命思想已经过时，并被市民社会中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所替代——例如报业、教育机构、志愿者协会等等。只有成功赢得人民，将他们导向新的意识形态阵地，才能保障他们能够运用领导权——从总体上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理解媒体如何对当代的霸权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以及激进解码过程如何运作，是霍尔全部政治思想版图中最核心的命题。
（图为Stuart Hall，图片来自网络）
六、新媒体与新思想
上述三种路径或多或少散发着一种陈旧的气息。它们的诞生全都远早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电话和当代生活中的核心数字产品的诞生。在21世纪，任何具有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与传播理论，都需要把这些现象放在其理论分析的核心前沿。这些技术占据了当代工人阶级生活的核心，或已经替换或取代了前述理论的核心问题。
新技术对如今已被称为“传统媒体”的原有新闻机构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数字技术给传统媒体，特别是传统报业带来了经济冲击，首先能在美国被看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分布甚广的普遍现象，中国也没能幸免。长期以来，广告利润是多数媒体，尤其是印刷和广播电视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补助金”允许报业和电视台能够向受众提供以远低于其制作成本的信息商品——部分报纸和大多数广播电台甚至向用户免费提供信息。广告商逐渐意识到数字技术提供了更为廉价、高质和直接的消费市场，因此将大量资本纷纷转移，注入到例如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上。这从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经济收入，其中对印刷媒体的影响比对广播媒体等更为深远，我们至今仍未摆脱这一冲击。因此可以说，资产阶级新闻业的经典模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其中传统的新闻采编与广告经营分离模式以及独立新闻业的可用信源两方面都遭遇了巨大挑战。报纸不断收缩版面，裁减记者，降低薪酬（Sparks，et al.，2016）。
类似情节也在消费环节发生。电子化分销打破了地理条件对新闻资源获取的限制，受众不再局限于当地有限的报纸和广播电视资源。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新闻报道的准入门槛与广播印刷媒体时代相比大幅降低：小型企业和个人能够从事新闻制作，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变革了人们获取新闻的机制：经由传统编辑模式生产的印刷和电子报刊不再是信息获取的唯一渠道，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的上传和转发功能获取信息。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一样，对于这些变革与冲击的理论仍处在初步形成期。但在新技术的社会使用领域，已经有了两点思考。第一点被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概括为“大众自传播”（mass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2009）。它指向这样的事实，即与传统媒体通过传播技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不同，数字媒体允许任何人向任何人传播：传统媒体是独白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monologue），数字媒体是对话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dialogue）。这一进展明显蕴含了民主潜能。在过去，任何试图有效参与公共对话的人都必须掌握大量资本，从而占有印刷媒体或广播电视，或者被媒体业主雇佣和信任。如今，“准入金”门槛相较以往大幅降低，可以想象在不远的未来，每个想要参与公共对话的人都能轻易达成目标。至少从潜在的可能性看，互联网及其配套技术具备了民主的基本特征。基于以上类似论点，卡斯特尔等人为近年来的政治发展高唱凯歌，他们视“阿拉伯之春”等政治运动为新技术的直接成果（Castells，2012）。
第二个关于新技术的热点议题是它在任一社会提高监控水平方面所具有的潜能，这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共同关注的（Andrejevic，2007）。受福柯学说的影响，其实最终是边沁的影响，许多评论者借用全景监狱的概念，论证我们正步入一个“电子圆形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的环境，在那里我们每一个动作、行为和想法都会被电子记录和分析，为政府和私人集团所用。不光是社会主义者，就连自由主义者也担心他们的行程会通过移动电话被追踪，他们的个人嗜好会通过搜索历史被记录，他们的人际网络信息会通过社交媒体被获取。这些空前强大的权力无疑蕴藏了大范围、高密度政府压制和商业剥削的双重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心的特定问题是，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经济及其对剩余价值来源的影响。这一问题取向来源于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探讨了传统媒体受众的角色问题。斯迈思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当受众在消费报刊和电视节目时，他们本身就卷入到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免费劳动，它生产的商品是受众的注意力，并被媒体所有者出售给希望卖出商品的广告主。通过售卖部分免费劳动力生产的注意力商品，媒体所有者实现了剩余价值，受众表面上参与休闲活动，实际上则受到了资本剥削（Smythe，2008）。
人们往往不愿意相信观看娱乐节目也包含了劳动过程，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斯迈思的理论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但在数字媒体研究，特别是社交媒体研究中，这一理论很有影响力。例如，脸书（Facebook）的一大特征就是大量内容由用户提供。套用常用的术语，受众是“产消者”（produser）。他们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内容的使用者。在脸书上很容易看到评论和上传照片的行为，在YouTube上则有很多用户制作、上传视频，这种劳动行为与传统媒体受众的被动接受型行为大相径庭。这些技术资源并不会被出售或租借给用户。相反，它们不直接收取任何使用费。那些提供媒体平台的大公司试图通过收集用户的使用行为等数据来获利，使用行为包括点赞和“点烂”（dislike），社会态度与政治倾向等等，这些数据由用户的自主行为产生，这一庞大的信息资源为广告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润富矿。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媒体时代，如今的广告主准确掌握了潜在客户的信息，并能够直达这批用户，劝说他们从潜在买主变成实际买主。例如笔者本人由于年龄原因，就常常收到助动器和成人尿片的广告推送。很显然，脸书网已经收集了足够详尽的用户信息，能够准确辨别年龄（高龄）并把数据售卖给老年产品的生产商。一些学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曾表示，斯迈思的理论对他和其他用户而言十分有用：当我们使用任何一款技术应用时，我们就在为其拥有者免费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因此我们被无休止地剥削了（Fuchs，2014a）。
笔者不甚赞同这一论述，因为它并没有清晰地解释购买者对商品的消费如何构成了卖主的价值来源。即使商品的价格为零，剩余价值也在交换中被创造出来了。毫无疑问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属于资产阶级，而脸书网的员工属于雇佣劳工（wage worker），他们获得的劳动报酬低于其创造的价值，因此在经典意义上属于被剥削阶级，但信息服务的用户是否受到剥削就没这么确定。他们在闲暇时间（再）生产的是他们的劳动力——这是他们仅有的生产性财富，他们将之出售给资本家换取工资，这才算得上受到剥削。他们在脸书上的“劳动”因此包含双重特性：他们对技术资源的注意力，对自己来说是零成本，但有助于他们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从他们自身的视角来看，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个人数据交换了对某服务的近用，就像他们购买电影票一样，因此这种交易谈不上是剥削。从扎克伯格的视角看，他通过付出服务购买信息数据，再把数据原材料转卖给受众或广告主。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售卖是他公司员工的劳动成果，扎克伯格则从这一劳动过程中提取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因为网络经济日臻垄断，扎克伯格售卖数据的行为不会遇到太多竞争，因而能够享受垄断特权：他能够从数据售卖中榨取超额利润，并征用广告主再现的商品链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由于这些现象相对来说都是新的，如何诠释它们才刚刚起步，远未尘埃落定。但看起来，福克斯似乎直接继承了经典的媒介政治经济学。在其他一些论文中，福克斯提出，数字媒体世界并非虚拟的自由高地，期间非物质过程在与社会成本进行交换。他用大量笔墨追溯了数字技术的生产、消费和处理过程如何完全依附于传统类型的劳动。他展示了这些技术使用的原材料如何被非洲矿区童工生产，大量设备在富士康这样的高压工厂内组装，废弃设备处理的最好结果是造成环境危害，最坏结果则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危险系数极大的就业机会（Fuchs，2014b）。尽管他追溯的生产链情况特殊且极不人道，福克斯却至少说明，与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介产品一样，符号商品无法脱离物质商品生产而存在。和传统媒体一样，数字媒体消费既是物质商品也是符号商品的消费。无论从物质角度还是符号角度来看，上述全部技术都是当代西方语境中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干元素。它们归资产阶级所有，经由工人生产。根据所掌握的不同技术，这些工人发挥不同功能，其中既包括高技术含量的新闻记者、视频编辑，也包括清洁工人等。他们统统遭到了剥削。从他们接受自己被剥削，并且积极配合资产阶级的事实看，他们的商品生产过程除了实现剩余价值，最重要的是通过其意识形态内容再生产了当前的霸权秩序。
（图片来自网络）
七、部分结论
虽然以上四种理论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点亮了总体问题中的一个部分，它们都还不是完整的和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经典的激进主义路径严格区分了那些首要任务是为资产阶级牟利，并试图再生产阶级权力平稳体系的媒体，以及那些首要任务是教育并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媒体。除了存在相对薄弱和彼此孤立等严重缺陷，其在发展关于资产阶级媒介以及它们如何实现支配性统治的理论建构方面也遭遇挫败。其他三种理论虽跃跃欲试要对世界问题作出解释，但因为始终囿于教育机构内部，折损了理论试图进行系统性改造的现实锋芒（Macek，2006）。受制于以上局限，政治经济学虽然提纲挈领地解释了资产阶级媒体运转机制及其成因，但疏于厘清它们何以赢得工人阶级受众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尽管回应了后一问题，但几乎并不触及媒体如何运作等重要问题：它的学术关怀大量落脚于文本而不是社会学的视野。数字媒体研究在探讨当代现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领域，还远未发展出一套综合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新媒体的运作机制。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是否有可能糅合上述全部或部分理论精华，发展出一套令人满意、综合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媒介与新闻学理论？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聪明地重新规划既存范畴，特别是将激进主义传统与其他三支理论脉络熔合起来，这依赖于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这些运动能够充分说明，激进传统直抵工人阶级新闻学的理论洞见远非一小撮冥顽不化、落后老旧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古怪兴趣。如果其本身并没有萌发的迹象，无论新理论的期许多么令人向往，都不可能变成现实。然而一旦获得成功，激进传统的现实诉求反而会在不利环境中得到充分响应。
最明确也最容易达成的目标是，把“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强调与“唯心主义”文化研究及其对“上层建筑”的关照结合起来。这两种理论路径的陈年积怨通常被无限放大了，而只有在两种传统都作出改变的条件下，理论协同才能够展开。毕竟至少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拒绝了任何把它们视作截然不同、毫不相关的理论尝试。
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反思政治经济学传统（Sparks，2008）。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这一传统至今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媒体何以吸引工人阶级受众。政治经济学传统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媒体都有特定的市场面向，例如香港《苹果日报》与《南华早报》的读者群体就截然不同。前者主要面向汉语为母语的大量工人阶级受众，报纸的内容选取与版面布局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了受众群体的偏好和关切。尽管《南华早报》在受众基数方面远不及《苹果日报》，它主要受众群为英语母语、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在报纸安排方面也相当重视受众偏好。可以说，两份报纸都展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在呈现方式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其次，西方的全部重要媒体都归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政府所有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媒体都众口一词。相反，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内的理论预设是，它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看法的核心观点，即资产阶级是“一帮怀有敌意而又称兄道弟的人”，他们既搅入彼此间的相互竞争，又同时在剥削工人阶级方面携手并进。不同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集团在后一方面团结一致，而在前一方面分崩离析。他们所控制的各家报纸就体现了这种统一和分裂。尽管受制于其所支持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同的报业集团仍会在境外战争是否可行等议题上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甚至发生激烈的观点冲突。
第三点，也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点，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记者和其他媒介劳工的立场方面全面失效。在西方，几乎所有记者都是雇佣劳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收入颇丰，并在经济利益、教育、家庭及一般社会交往等方面与统治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联。然而大多数记者收入微薄，并面临着岗位收缩的危机，他们的社会联系更多偏向于白领工人，而不是资产阶级及其关系网络。在社会稳定时期，迟滞的经济压力确保低收入记者对上级，进而对其雇主忠心耿耿。他们需要养家糊口、偿还按揭，也希望得到提拔，以便在等级化的环境中更加游刃有余。在社会剧变时期，低收入记者群体就与其他雇佣工人一样困难重重，因而会和工人群众持有相同看法，并采取共同行动。在日常条件下，正是这批记者孜孜不倦地执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也正是同样一批人，在社会危机来临时也能够挑战资产阶级对媒体的控制权（Sparks，2006）。
文化研究传统也不乏类似的短板。这一传统拒绝对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进行还原论解释，这一方面是对具体社会现实的体认，但如果没有“必要的一致性”，那么意识形态从哪里来？ 它们到底是资产阶级霸权的观念，还是无产阶级叛乱分子的见解？ 据我所知，文化研究至今仍未开始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它仍试图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任何联系，那么就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者让步，承认资产阶级之所以有其观点，正是由于它本身的阶级立场，他们用媒体来发展自身利益，以及社会主义观念对雇佣工人比对剥削阶级更具有感召力。
霍尔的理论也深受葛兰西学说的影响。葛兰西零散的著述大多是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完成的，而文化研究也常常被诟病，在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上歪曲了葛兰西思想（Woodfin，2006）。重新阅读葛兰西，可以为理解工人阶级在认识自身历史角色上为何失败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这是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并存——一种是在口头上肯定下来的，另一种是表现在有效的行为上的。这种并存情况并非自我蒙蔽的结果……这就是说，我们讨论的社会集团实际上具有自己的世界观（哪怕是刚刚萌芽，哪怕是仅仅表现在它的行动中，因而不是不间断的，而是时有时无的），只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行动的时候，自己的世界观才会彰显。但同样是这个集团，由于它在智力上依赖并服从于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因而它就不能以自己的世界观为指南，而是以它从另外那个社会集团借用过来的世界观为指南了。它在口头上确认了这种世界观，甚至相信必须追随这种世界观，因为它在“正常的时代”也是就当它的行为还没有成为自主的和独立的，而依然是从属的和依赖的时候，它就追随着这种世界观（Gramsci，1971，pp.326-7）。
从这个观点看，霸权问题首先是关于消极性的问题：当一个社会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没有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行动，那么它就是从属于其他阶级的观念了——卢卡奇在1920年发表的论文《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中，用高度类似的术语探讨了这一问题（Lukacs，1968）。两位学者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工人阶级从未到达这样的阶段，即能够运用霸权，领导社会全体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他们指出，正是工人阶级的实践运动才能使它超越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而不是一种——用霍尔的话说——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运动。
这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和文化工作无足轻重。相反，对资产阶级观念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诠释，是确定自我意识、以践行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前提。我们只要想一想，带有种族和性别歧视色彩的搞笑段子能够黏合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嫌隙，就会明白不仅需要来自统治阶级的各种思想，而且还需要不同的幽默感。关键在于，只有当大众为他们自己而行动和思考时，这些替代性方案才能召唤起大众群体。
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交汇之处，他们都没有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当作媒体角色变革的关键。和平年代，不仅新闻记者将继续资本主义思想的再生产，工人会继续笃信他们，社会主义思想也依旧会处于边缘。只有在社会大动荡年代，初出茅庐的记者才有可能找到信源来挑战编辑和雇主，并尝试生产出对于世界的另一种叙事。只有在这样的年代，工人阶级群众才会寻找对世界新的、更加贴切的叙述。也只有在这样的年代，社会主义新闻学思想才能博得大多数受众的认同。把三种各有偏颇的西方媒介理论串联起来的线索是，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与物质的双重支配格局造成冲击，进而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这一期望本身并没有脱离自身的问题。不仅“报业”“媒介”“新闻学”等话语远离了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话语在西方语境中也显得老派而过时。上述理论协同工程的主要任务在于进一步发展这些概念，使之能够为21世纪所用。正如我们所见，这项工作正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内展开，其中，西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也同样是学术论战经久不衰的主题。在笔者看来，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也还没能开始把方案整理修订成新的媒介和新闻学理论。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足为道：在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并行的社会结构中，农民离开土地并转型为雇佣劳工，西方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差异正在稳步缩小。当马克思主义者们面临的问题日益趋同，大量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所有人所用。随着经验和教训的不断积累，我们终将会找到打通所有困境的可行方案。
本文系缩写版，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姚建华,徐 婧丨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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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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