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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到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 快。。一、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三、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 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再一次 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生产的 全球化。贸易的 全球化。一、经济全球 化的表现。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跨国公司 的发展 科学技术 的进步和 生产力的 发展。三、经济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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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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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国如今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对国家土地产权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对我国如今的教育体制和经济作出了简要分析。
本学期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通过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哲学知识，同时，也为构造自己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让我开始运用哲学的两面性的观点去分析生活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以自然唯物主义以及古代经济学为基础，总结了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的规律，并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经济平等以及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科学理想的模式，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作出了极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维护主义和理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坚实和不断发展，我们更应把他应用到实际问题中来。
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国家土地产权问题
在如今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是极为正确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我们得知，在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才有真理的产生，没有前提以及条件，真理会被认为是谬误或者狡辩。如今的社会正在快速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曾经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针对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不但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土地、金钱、技术以及管理都可以创造出很多价值。土地可以进行外租、资金可以进行投资、技术生产产品、管理打造品牌，这些都是现如今价值的组成成分。而且目前土地和资金都处于短缺状态，一旦被使用，就一定会有使用者或者管理经营者对其负责并且依照当今市场形式创造价值，使自身价值越来越高，给予使用者更高的资金。
通过观察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可以了解到：农民土地归集体管理；城市土地归国家管理。
我国农村地区，因为土地产权者没有明确，所以很容易被村委会主任或者村支部书记等以“集体管理”的名义，将土地转让给了矿主或者房地产开发商人，从而得到丰厚的利益，但是在这当中的农民基本没有得到一点补助和赔偿，致使很多农民失去了经济来源，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路，而且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受到城市人很好的待遇，流离失所情况非常悲痛，造成了广大农民怨声四起以至于社会失去稳定性，产生了大数量的农民朋友越级上访的现象。没有自己的土地产权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农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得到合理的保障，没有土地使用权使农民又一次走进了无产阶级时期。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之前提出的理论，现在听起来依然震耳欲聋。现在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是应该明确的时候了，因为土地与资金、管理、技术一样，都可以生产出无穷的价值，土地不仅仅只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具有交换价值，土地若被人所占有，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合理明确的所有人。“集体所有”的这种说法极为不牢靠，非常含糊和笼统，没有对农民利益以及农村集体利益进行明确的划分，与现如今我们国家的农村经济以及农村生产趋势都显得非常不适应，并且没有给予农民合法的权益，所以要用最快的速度整治好现在农村土地产权的事务。
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如今的教育和经济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和理论中心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上做到人人平等，在政治上做到人人民主。事实上，马克思所提出的追求经济上人人平等，并不代表人人追求平均，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不同都会有不一样的需求，现如今的社会已经摒弃掉了那种把钱币和产品与社会经济发展站在对立面的思想，根本不符合现如今的社会发展趋势。在解决经济上人人平等以及政治上人人民主的要求过程中，马克思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可供参考的范例，那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巴黎公社和人民共和国。
在现如今的经济上，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基本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这种制度与马克思的想法如出一辙。但是，我们国家对失去工作和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行方面，不管是制度上还是资金支持上都还是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远远的甩在身后，他们目前已经是所有公民都有福利的国家，完全解决了自身失业以及养老保险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国家对教育以及医疗保健方面在实行过程中，相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大截，他们目前正在实行免费医疗斌企鹅从孩子出生到就业都是是免费进行教育。
综上所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现如今经济、教育、土地和民主等一系列重要现实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和谐文明国家。
参考文献：
[1]周前程.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内在逻辑论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1）：43-49.
[2]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J].文学评论.2011，（3）：10-12.
[3]段忠桥.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正义问题[J].哲学动态.2010，（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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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与主义” 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内容摘要：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加之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并为竭力扩大其影响而争论不休，继而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少有的百家争鸣之局面。“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不同主张之间的一次理性探讨。争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发。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大钊；胡适　　作者简介：孙建华，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史研究——兼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JD710012。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加之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并为竭力扩大其影响而争论不休，继而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少有的百家争鸣之局面。这种局面不仅表现为新旧文化之间的辩白，有时还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争论。这个由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后更加如火如荼，各个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不同主张之间的一次理性探讨。争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发。　　一、争论的缘起　　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18 年7 月，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在《言治》杂志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同年10 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欢呼: “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1919 年1 月，他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新纪元》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崭新方向，明确主张中国革命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1919 年5 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还把他负责的《新青年》6 卷5 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已经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和带动下，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本想回国后“打定20 年不谈政治”并将新文化运动限定在一个“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②范围之内的胡适，觉出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浸染的胡适自以为熟谙解决实际问题之法，而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一时间各种“主义”汗牛充栋，蔚然成风。这一切使得极力推崇实验主义的胡适心急如焚、忧心忡忡。而更让他担心的是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得到了《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和日文《新支那报》的极力恭维。对此，胡适在1922年的《我的歧路》一文中回忆说: “1919 年6 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③ 这篇被他称为“政论导言”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发表在1919 年7 月20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打破了他“20 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也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随后，李大钊在8 月7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 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争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不同主张之间的一次理性探讨。争论对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分子寻找“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更重要的是，争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发。　　二、关于“ 问题” 与“ 主义” 关系的相关论断初步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　　争论中，胡适首先提及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即研究外来的“学理”、“主义”都应该和“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相适应。这说明，胡适并不是一味地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而是认为，种种学说和主义都应该研究，但不能用来空谈，而应该与“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相适应，并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实在情形。在胡适看来，当时的中国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真是多得很，比如: 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哪一件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而他认为，提倡一个“主义”绝非单是“号召党徒”，更重要的是想收到一点的实际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所以，我们应该将主义与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决不可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他说: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　　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 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胡适的这种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对于当时反对教条、破除迷信、打击夸夸其谈者来说，其意义确实非同凡响。这一点从争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中可见一斑。就连李大钊也承认最近发表的言论确实偏向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并誓言向实际方面去运作。胡适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流派混杂的状态下能够及时提出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应该适合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确实难能可贵。　　不可否认，此时的胡适和李大钊在思想上、行动上的确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但是与胡适相比，李大钊更为明确地指出了“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李大钊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把“问题”变成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因而必须先有一个共同取向的“主义”，以引导和指导社会上大多数人进行共同的运动，从而得以解决这个共同的“问题”。在这里，李大钊强调了“主义”对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④ 他还一再强调，绝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我们的宣传，而应该越发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适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因为它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无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必须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认识，这时已经扎根于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头脑中。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实践性”品质，才使之传入中国以后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并日益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　　可以说，这是李大钊以至于整个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要求在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来，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毋庸置疑，这种思想原则和要求在李大钊那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表达。　　三、关于运用外来“ 学理” 和“ 主义”考察中国社会、解决具体问题的相关论断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胡适在争论中还提及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外来的“学理”和“主义”都只是考察中国社会、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在他看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应该从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的种种具体问题下手，外来的“学理”只可作为工具和参考材料，如此才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从而方可探出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即有了“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所提的关于安福系王揖唐高谈社会主义的教训的三个方面也正是其忧于当时舆论界盛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和偏向纸上的“学说”，而不去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和“实在情形”的风气，这个才是胡适所要极力反对和攻击的; 相反，对于那些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有价值的思想”，胡适都给予了肯定，提醒舆论界切不可犯那种“目的热”和“方法盲”的毛病，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输入学理的“历史的态度”。有趣的是，马克思在1842 年11 月30 日致阿?卢格的信中也曾劝说“自由人”:“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同时声明: “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⑤ 对于这两件事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所提及的“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的观点，其要义虽然是基于实验主义的理论角度进行阐述的，但是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无形之中产生了重大的启发作用。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不仅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这里包含着“从理论原则到实践”和“从实践需要到理论”两条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即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李大钊在论辩中点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原则仅仅是初步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思想路径，即“从理论原则到实践”。而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思想路径，即“从实践需要到理论”。他说，“主义”都有理想和实际两方面，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了。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如何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实际。在这里，他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只有一面宣传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实际的运动; 一面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能用马克思主义作材料、作工具，以适应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即发展马克思主义。诚然，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因而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就必须适应民族化、具体化的现实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它可能而且也必然要求自己的理论要随着实际情况的迥异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避免僵死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理论前提。　　显然，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转化为中国形式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质和基本内涵，虽然理论框架不够系统和全面，论述还比较粗浅，但是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踩着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足迹，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并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　　四、“ 问题与主义” 之争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关于“ 如何改造中国社会” 问题的不同主张之间的一次理性探讨　　论辩中，胡适虽然提及了一些有助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思想元素，然而他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一问题上显然是想推行其实验主义。事实上，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及其政治上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主义是五四时期一种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上反对“根本解决”，倡导“点滴改良”。　　在胡适看来，只有“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⑥。他在论述输入学说应具备的“历史态度”时举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即唯物的历史观和阶级竞争说。胡适虽然承认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创了新纪元，并认为“这种唯物的史观，能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已不成问题”。然而对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他认为虽“极为重要”，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容易形成“阶级的仇视心”和上演“许多不须有的惨剧”。⑦ 所以，他主张输入学说一定要对这些学说的涵义及实际效果有一个公平的研究和评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主张社会改良，力倡采用平稳的办法慢慢地、零碎地去改革，反对“根本解决”的暴力革命。李大钊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得多。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且还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解决，如果没有“阶级竞争说”这个学理作工具，指导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⑧ 在这里，李大钊针对各国社会党人遭受挫折的原因做了分析，提出了“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的思想要求。显然，李大钊对于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和方式已经有了初步清醒的认识。　　五、结语　　恩格斯在谈论历史与逻辑关系时曾指出: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⑨ 从这一意义上讲，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萌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逻辑进程的高度统一。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不表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多高的水准，究其前后的社会实践来看，也还只是个别思想超前的进步分子而已。　　然而毋庸讳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初步感知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的思想认识，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无数进步人士寻求“救国救民”过程中形成的“经世致用”思想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使当时的实验主义者胡适所提出的“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⑩的方法论，同样也要求外来的“学理”和“主义”必须和“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相适应。李泽厚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迫切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适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用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南”，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使这种潜在的要求变为现实”。[11]他的这一思想认识比较深刻。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表达似乎也是出于一种“自然之势”，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适用理性的价值诉求。然而，这一判断并不影响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先行者”的历史地位，相反，也正是李大钊的这一“先知先觉”开拓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范式”革命，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意蕴所在。　　注释:　　①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载《新青年》第5 卷第5 号，1918 年11 月15 日。　　② 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4 页。　　③ 胡适: 《我的歧路》，载《努力》周报第7 号，1922 年6月18 日。　　④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 号，1919 年8 月7 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527 页。　　⑥⑩《胡适文存》第1 集第2 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535、381 页。　　⑦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7 期，1919 年8 月31 日。　　⑧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 号，1919 年8 月7 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2 卷第43 页。　　[1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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