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高考没考上大专怎么办_高三网当前位置：>>正文2017高考没考上大专怎么办 11:10:19文/叶丹　　2017年高考没考上大专怎么办，还有办法上大学吗？不想复读，怎么才能上大学，走个专科也行，是学校就行。　　高考没考上大专怎么办　　对于低分的同学，上不了统招本科，也可以考虑下全日制自考本科的，关于这个你可以看下这个文章：　　高考落榜，没考上大学不要担心，现在能上的大学有很多，因为每年都会新成立一些新的大学，而且也会有一些大学年年都招不满生源，所以只要你想上学，只要你有上进的心，到哪学习都是一样的。一些自考本科院校出来的考生现在发展都很不错，一点都不照统招本科差，赚的也不比本科生少。　　高考没考上大专去哪个学校　　我知道的一个不错的自考本科学校是吉林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这所学校目前正在招生，有需要报名的要抓紧了，再晚就没有名额了。如果你在犹豫自考本科毕业后会不会比统招本科差？完全没必要。因为毕业后都能正常考研和考公务员，待遇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只要你有能力，无论在哪读书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www.gaosan.com。　　吉林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有很多优势，不如有最优秀的教师团队，有最热门的专业，有最好的校园环境，有最高的就业率等等，只要你敢来，绝对会给你一个惊喜，还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即便是真的无路可走，也千万不要放弃读书这条路，读书才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条捷径。如果你随随便便找个工作或去亲戚那打工，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请慎重地选择你的未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推荐阅读点击查看更多内容“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
　西安日报社
第03版：2015高考进行时
　　社长：夏泽民　总编辑：屈胜文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02
2015高考进行时
上世纪8O年代的高考
“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
　　程凤霞特别“感恩高考”，因为高考不仅改变人的命运，还能加速人的成长
&&“高考就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连续四年参加高考并于1980年考上大学的程凤霞至今还记得这句话，“高考可以说是人生关键节点的重大考验，这个时候就是拼毅力、拼后劲加上拼命，不到最后一刻永不放弃”。如今已是西安市大华中学党总支书记的她特别“感恩高考”，因为高考不仅改变人的命运，还能加速人的成长。&&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上世纪80年代高考呈现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观场面，高考极低的录取比例和考上大学后的免学费、包分配等种种优越，让大学生成为社会稀缺资源，一度被誉为“天之骄子”。&&16岁参加高考 连考4次终成功&&讲述者：程凤霞
西安市大华中学党总支书记&&16岁参加高考 连考4次终成功&&1976年，刚满15岁的程凤霞还在西安市82中读初二，因为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连跳两级进入西安市71中高二年级，一时间程凤霞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其实当时连跳两级也是出于家庭考虑，我家里兄妹4人，父母又是工人出身，收入微薄，生活负担很重，当时想着早点毕业就可以早点参加工作，为父母分忧”。程凤霞回忆说，1977年高考未恢复之前，高中毕业就可以安排就业，她作为家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理应为家庭减轻一些负担。&&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策惠及了全国数百万知识青年，年仅16岁的程凤霞作为应届生也参加当时的考试，由于跳级后的知识断层和缺乏系统的复习，程凤霞名落孙山，不久后她作为知识青年下乡被安排到华县大明公社大明大队锻炼。是按部就班等待返城，还是继续复习参加来年的高考？程凤霞面临选择，“看到身边一些同学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我当时感觉高考就是公平公正的舞台，既然他们能考上我也一定能考上”，程凤霞下定决心，来年继续参加高考。&&于是，程凤霞一边劳动一边复习。白天在地里干活已经很累了，但她每天坚持复习到深夜，没有人辅导她就自己做题琢磨，有时候为解一道题想好几天。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高考时，程凤霞的成绩距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了十几分，这大大增强了她考试的决心。&&1978年夏天，在家中休息了一个多月后，程凤霞再次回到了华县农村，这时候知识青年返城已经开始，看着身边一些人逐渐被城里招工，有人开始劝程凤霞不要复习，想办法赶紧回城。那个时候曾经的一位老师对她说：“高考就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未来是选择做知识分子，还是做个普通工人，你自己做决定！”程凤霞思前想后，决定还是通过高考实现人生价值，于是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艰苦复习。&&1979年，雄心勃勃的程凤霞参加高考时再次名落孙山，分数只差了几分，这对她的打击非常大，程凤霞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父母还生怕她做出傻事来，最终程凤霞挺了过来，决定再次放手一搏。&&又经过一年的复习，1980年高考前填报志愿时，家人和身边朋友都劝她填报中专，“都考了那么多年了，随便考个学校就可以了，再也不要做无用功了”。面对周围人的劝阻，程凤霞决定填报中专，从华县返回西安的路上，程凤霞越想越难过，难道当初上大学的梦想就这么轻易放弃吗？于是，程凤霞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她给华县的老师打电话要求改填大学志愿。当年8月，程凤霞如愿考上汉中师范学院化学专业本科，四年的辛苦终于在这一天有了收获。&&此后的程凤霞一路顺风顺水，大学里被评选为学生会副主席，1983年参加全国学联第20次代表大会受到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4年毕业后，她从基层教师做起，一直做到校长、党总支书记。程凤霞说，她很“感恩高考”，是高考磨炼了她的意志，增强了自信心，“希望现在的孩子们把高考当成人生的考验，分数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对自己的磨炼！”程凤霞说。&&用鸡蛋供出的大学生&&讲述者：周琦 公务员&&用鸡蛋供出的大学生&&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已经45岁的周琦至今记忆犹新，“那时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百分之二三的录取率，这样残酷的拼杀，对于现在动辄50%以上的升学率，是无法想象的事”。周琦说，当年高考的情景，直到现在仍时时侵入梦乡，梦见自己在考场上，梦见自己落榜，惊起一身冷汗，在黑夜里坐起，久久不能入眠。&&住在白鹿原脚下的周琦说：“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我妈用一个个鸡蛋供出了一个大学生。”周琦说，母亲在他刚上小学时就开始贩鸡蛋，走街串巷，把周边村子的鸡蛋收起来，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到城里或旁边的部队院子换成钱或粮票，供一家老小生活。“这个生意是很苦很累的，有时是把家里种的菜担着换成鸡蛋，来去都是百十里路。有一次，天很晚了，我妈还没回来，我和两个弟弟爬上白鹿原，上了八里坡，终于看见我妈了，她提着筐子，一瘸一拐地走着。原来是东西太沉，把扁担压断了，两筐鸡蛋全碎了”。当时母亲心疼地哭了一路，弟兄三人都不敢吭声。&&为了贩鸡蛋方便，周琦的母亲在38岁时学会骑自行车，“高二的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去鲸鱼沟玩，从狄寨原上坐蹦蹦车回学校，正好看到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五袋面粉，满头大汗，吃力地往塬上推着。自行车后面两边各跨一袋，车后架上再放两袋，前梁上还横放着一袋。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不顾同学阻拦，从蹦蹦车跳下来，帮着我妈把面粉推到砖瓦厂”。&&1989年，周琦第一次参加高考，幸运地考上了大专，相对于农村中学里经常“剃光头”的情况（一个大学生也考不上），已经算是考出了很好成绩。但周琦一心想考本科，“当时我爸犹豫不决，我妈同意支持，我家是我妈拿主意，这才决定让我重新复读”。谁知第二年高考前夕，周琦感冒发高烧，打针吃药挂吊瓶，结果还不如第一年考得好，只考上了中专，“分数出来时我哭了，我妈也哭了，又托人把志愿改了，继续补习。我妈说：‘娃呀，妈不怕吃苦，但你一定要下工夫，要有出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年的7月，周琦终于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法律本科。周琦说，补习的岁月，不堪也不忍回首，考场不会答题的情形，至今还时不时在噩梦里出现，真不知自己是如何挺过来的。“那一年7月，我妈在家里摆流水席，全村人都来向我妈表示祝贺，我妈见到每一个人都大声笑着打招呼，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容”。&&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开始流行的时代&&省社科院专家方海韵：&&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开始流行的时代&&曾经参加1982年高考的省社科院专家方海韵点评说，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开始流行、国内外各种思想开始活跃的时代，是被人称为“文化复兴”的时代，就连找对象也要看学习好不好。图书馆里总是座无虚席，各种各样的书籍开始在书店的书架上出现，文学、科学成为社会的热点，知识的流行也引起了人们对高考的重视。&&方海韵说，当时价值取向很单一，出路也很窄，就是以能不能考上大学为标准。考上大学就成为天之骄子、社会栋梁，可以免学费、享受国家分配工作的权利；考不上大学只能当工人、当农民。当时没有扩招，没有民办高校，录取率极低，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用“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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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新网审字[号　陕ICP备号张泽群，1982年—1985年四次参加高考，终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文｜新京报记者王剑强 编辑｜汤阳
本文全文共4870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在周围一片“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的气氛中，张泽群在机关大院大礼堂里看电影，去学校排练文艺节目，做一个少年内心想做的事儿。
当高考降临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失败，就得去社会上晃荡；成功，则意味着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为了那一点儿“可能”，张泽群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次参加高考，终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他说，四次高考让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泽群坦言最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他还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在他看来，天道酬勤、公平正义，是恢复高考之后在几代人心中确立的价值理念，在如今这个时代，更加不能变。
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四次参加高考才考上大学。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谈少年时光
“感谢父母没逼我去学习”
剥洋葱：1977年恢复高考时，你对当时的情景有什么记忆？
张泽群：那一年我12岁，上中学的头一年。我生活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机关大院里，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院里，立马就炸开了锅，那时候积累了很多“待业青年”，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大都无所事事。听到消息后，他们都打算去参加高考。
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院里来了一辆大卡车卖辅导资料，大伙儿都围着卡车买书。我父亲也买了一套，是“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是临时复印的，一共17册，捆成一扎。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我翻开一看，全都看不懂，我那时数学才刚学到因式分解。
剥洋葱：你父亲为什么也买了一套？
张泽群：主要还是一种氛围。当时在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高考。在高考中断期间，“大学”基本是淡出人们视野的词汇，但我不止一次听到过。1976年，我小学五年级，当地有个豫剧团演一场戏，把我拉过去当临时小演员，演完后，剧团想把我留下来当学员。那时候被剧团看上，相当于一下子解决了工作。周围人都说，孩子这么小就能出来挣工资了，多好的事儿。但我妈一口就回绝了，说“我们家孩子以后还要上大学呢”。一年之后，就恢复了高考。
剥洋葱：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学”的氛围中？
张泽群：其实并不是，我父母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没给我下达过“一定要上某某大学”的指令，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中学开始，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一晚上放两部，我经常泡在里头。别人都在看书、学习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高考恢复后，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不考大学没有出路”的观念，但父母亲从没逼我去学习，有时我父母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成了老电影的“骨灰粉”，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父母。
剥洋葱：除了看电影，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
张泽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从我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宣传队，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但我还愿意参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父亲说在学校复习功课，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我父亲知道后也不骂我，只是说：“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不用撒谎。”
初中时，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后来才慢慢感受到。
剥洋葱：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
张泽群：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高二就要面临分班、高考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我开始准备复习，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我17岁，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才开始想：将来怎么办？
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等待分配工作，说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才有点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
张泽群曾4次参加高考。
谈四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失败后差点放弃”
剥洋葱：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报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我知道文化成绩不行，就开始想着“走捷径”，或者能上个大专也知足了。 我尝试过“招飞”，结果第一次体检就不合格，原因是没见过色谱被判色弱。回家后我哭了一场，一扇门被堵上了。
后来，班主任拿着广播学院播音系的招生通知找到我，觉得适合我，一是艺术类考试对文化成绩要求不高，二是我平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喜欢朗诵，作文也写得好，他觉得在那里能圆我的大学梦。
当时我没听过这个大学，也不知道播音系是干嘛的。老师说，你听那些电台，就是念报纸播音的。我想，念报纸也能上大学啊？别的艺术特长我没有，念稿子的能力我倒是有，于是就报考了。没想到，一考就是四年。
剥洋葱：一共参加了四次高考？
张泽群：1982年我17岁，头一回考北京广播学院，首先是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面试，那时候真不知道播音是什么，以为越大声越好，对着准备好的新闻稿喊了一遍。主考老师说，这孩子还小，还在变嗓儿呢。就没下文了。但是那个面试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静的屋子，桌上铺着绿色的金丝绒，上面一个台灯，台灯旁边一个话筒，很庄重、很神圣。我想，以后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真不赖。
回去后准备普考，号，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出来，395分，我考了295分，整整差了100分。我和我父亲说要复读，觉得自己不是笨，只是没用功。1983年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了，因为之前一直学理科，文科知识准备不足；1984年，觉得复习得也不错，信心满满去参加专业面试，没想到，感冒了。面试老师一听我声音，就没通过，还说我不合适学播音。我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我该怎么办？
1985年，我还是咬牙去考了，终于考上了。我那些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都快大学毕业了。
剥洋葱：考了四次，期间有没想过放弃？
张泽群：第三次高考失败后，我几乎已经决定放弃考大学了。院里的老头老太太见着我，都会开玩笑说：“呀，‘大’学生回来了！”他们不喊“大学生”，故意把“大”字音拖得老长，嘲笑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当学生。也有人议论：老张家的孩子，怎么天天在家吃白食？我整天在家给父母做饭，也不敢出门，心理压力很大。
1985年的春天，我去找了一份工作，在平顶山市广播电台做播音员。虽然每天播的都是天气预报之类的小稿子，但终于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也算有些慰藉。当时就想着上个电大，这样也能实现理想。
工作了两个月后，我去了一趟洛阳，正好洛阳广播电台办了个培训，请来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知道我已经考过三次，就问我：“你要不再考一次？”我犹豫了挺久，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工作了，但最终还是遵从内心，偷偷跑到北京报名。这一次考上了。
张泽群年前时的照片。
剥洋葱：为什么一定要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第一次高考时我心里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参加艺术类招生，对成绩不好的我而言相对容易些。到第二年高考时，我才真真切切地确定了这个目标。
那是1983年5月，我去北京广播学院参加面试。十八岁，第一次去北京，我父亲买了一张火车卧铺票和一张硬座票，他把我放到卧铺车厢，自己去了硬座车厢。次日早上到了北京，经过长安街，看到那么宽的马路，我当时就被震撼了，这座城市真好。
更让我震撼的是人们的劲头。在北京，我看到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的人们，在等红灯时，腿始终都跨在车上，看到绿灯一亮，“蹭蹭蹭”全飞过去了。这和郑州不一样，在郑州，等红灯时人们都下了车，慢悠悠地等。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给十八岁的我极大的冲击。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北京，我看到了人们“跟太阳一块儿升起”的劲头，我就下决定，一定要来北京上大学。北广自然是最适合我的选择，文化成绩不好，只能选择艺术类考试，而我音乐不好、美术不会、跳舞也没学过，只有这个“念报纸”会。所以说，与其说是我爱上了北广，不如说我是先爱上了北京。
剥洋葱：还记得第四次高考的分数吗？
张泽群：408分。考了四年，这是分数最高的一次。之前参加北广的专业面试，已经通过了，高考分数出来后，我知道文化线也过了，就信心满满地等待录取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在报考北广播音系的河南考生当中，我的文化成绩是第一名。
剥洋葱：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是什么心情？
张泽群：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得很晚。高考出分后我一直等，等得发慌。一直等到九月初，我跟父亲说，如果录取了，通知书最晚这两天也得到了，你多去你单位看看有没有我的信，如果是特别厚的信封，你就多买几个菜，我去把之前请教过的电台老师给请来。因为我知道装录取通知书的信封都比较厚，里头有通知书、注意事项、学校介绍等很多资料。那天中午，我爸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在家门口我就远远地看到车筐里装着挺多菜。我顿时心里就踏实了，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张泽群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证书。
谈高考影响
“四次高考确定了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
剥洋葱：四次高考的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张泽群：不仅是让我考上大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四次高考确定了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恢复高考，也恢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让人敢于拿青春去赌明天。高考让我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时候北广播音系每年在河南就一个招生指标，我如果不相信这些，觉得努力没有用，指不定谁走后门、谁花钱就进去了，我还会坚持参加四次高考吗？
剥洋葱：进大学后有什么感觉？
张泽群：一进校门，看到那些学生们都把校徽佩戴在胸前，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那时候，大学生确实都是“天之骄子”。现在的大学生，还有几个人会戴着校徽到处溜？那种对时代认同感、对自己作为大学生的使命感，真的是一种氛围。
我去学校报到后，到了宿舍，一推门进去我就傻了，我看到一同学盘腿坐在桌上，讲播音专业的很多知识，他讲的那些东西，我几乎都听不懂。都是刚进校，怎么他比我懂那么多？其他的同学，也都有模有样，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剥洋葱：那你怎么办？会自卑吗？
张泽群：不会自卑，我就觉得自己得用功，暗下决心。到大二的时候，我考试基本都在90分以上，专业学得不比谁差。
1987年夏天，我大二那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到河北涉县调研。在那里，我看到农家子弟在高考独木桥下的悲凉心境，思考是否有职业教育与高考制度相辅助的可能，写了近万字的调查报告《敢问路在何方》。当年暑假，我还在郑州火车站录音采访了因学习不好被父亲打出家门的流浪少年。
回到北京后，我把录音采访和调查报告，投稿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有影响的栏目《午间半小时》。半个月内，《午间半小时》相继播发了我采写的两个专题，不仅是在广播学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引起重视，央广的《青年之友》栏目，来邀请我去当特邀节目主持人。
这对我是很大的肯定，我知道，凭着自己的努力，我可以提高专业能力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再一次相信了天道酬勤。
张泽群的工作便签。
谈社会关切
“不应为了高考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剥洋葱：时至今日，当年的高考经历是否仍在对你施加影响？
张泽群：是的，我现在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和当初仍保持一致。我已经52岁了，几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不奢望什么，但当机会出现时，也会努力去抓住。比如大学毕业找工作，当时并没有奢望留在北京，但就是因为首届大学生供需见面会，我顺利去了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1993年，制片厂分配给我一间平房，我心中非常感激，那时候想得更多的是做好节目，没有想过要赚多少钱。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一个有太多功利心的人，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现有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高考后遗症”。
剥洋葱：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和80年代，人们对待高考的态度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泽群：时代的确在变化。在80年代，真的可以用“单纯而激情飞扬”来形容，人们不会过多地为财物纠结、为房子焦虑、为未来担忧。对那时候的人而言，高考是一个台阶，大学是一个梦想，没有那么多功利的心态。
现在有些不同。我听说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开始记录“距高考还有XXXX天”，告诉孩子得看什么书、学什么知识才对高考“有用”。社会上很多人看待高考的态度是病态的，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功利。那么多人都在高考面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应该。
剥洋葱：前几年你曾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
张泽群：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和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考生必须多考100多分才能上一本。这在高考面前显得有些不公平，所以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就得为河南的孩子说点啥，我们要想办法解决教育不公平。
我也知道现在高考存在不少毛病，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不能因此而轻易改变，“信”，这是最重要的，要是不相信了，那就彻底失去意义了。
还记得你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情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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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顶峰的时候，就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会上来，今天我上来了。上到顶峰时，我还在往前走，能前进一步就是一步。“无腿老人”夏伯渝在攀登珠峰途中。图片来自视觉中国文 |新京报记者张维 实习生张一川编辑| 胡杰校对 | 郭利琴本文约2923字，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夏伯渝，男，
明知胡红岩是冤枉的，但按照警方相关要求，必须要有假“胡红岩”的真实身份信息，才能删除胡红岩的“犯罪记录”。可问题是，假“胡红岩”在哪儿呢？事情似乎陷入一个死结。左为真胡红岩，右为假胡红岩。受访者供图文 |新京报记者赵蕾 实习生张一川编辑| 胡杰校对 | 郭利
在作文里，女孩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人：“秋天来了，果园里的苹果、香蕉、橘子都成熟了，我和爸爸妈妈，高高兴兴带着篮子，去摘果子。”出事女童陶某。受访者供图文 |新京报记者庞礴 编辑| 曹林华本文约4375字，阅读全文约需8分钟日下午1点，对9岁女童陶小芳
春雷一声响，万蛰苏醒来。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