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的十五个历史真相 看后要疯了
来源：综合
　　第一，八国联军侵华祸起义和团之乱。义和拳民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慈禧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顺势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慈禧为何要打击洋人，除了对列强瓜分中国不满外，更多是不满列强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梁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遭各国反对，令她怀恨在心。
　　第二，在慈禧的支持下，清军跟着义和团杀外国人杀红了眼。外国列强多次敦促清政府予以阻止，并镇压肇事者，无果。德国公使克林德因此率士兵出外寻衅，打死约20义和拳民。后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这酿成开战的导火线（此前，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也被清军杀死，并破腹剖心）。
　　第三，在轻信一份伪造的情报后（后有详述），慈禧昏聩到向西方各国（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同时宣战，派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开战后，清政府曾公开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第四，当时，清军和义和拳民曾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但竟然久攻不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清军总兵力保守估计至少2万；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外国使馆久攻不下，清军决定火烧英国使馆北面的翰林院，《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第五，慈禧不自量力地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有头脑清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Y、四川总督奎俊等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传统观点认为，此为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是卖国行径；而新的观点认为，此举起到保境安民之作用。而事实上，慈禧很快对贸然宣战后悔，默许了“东南互保”。
　　第六，至于那份伪造的情报，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慈禧曾欲废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反对而未能如愿。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便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才不惜一切后果，走上宣战之路。因此，清军战败之后，西方列强提出“惩办祸首”。慈禧虽无恙，端王载漪被终生圈禁。
　　第七，当时，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德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共计1万8千人：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意军53人，奥军50人。原则上可以说，这一万八千洋人就把大清国给灭了。要知道，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加上京畿卫戍部队，不下20万之众。事实证明，义和拳民杀教民杀洋人厉害，但关键时刻战斗力非常差，当然，清军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八，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然而，许多中国人也跟着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尤其是清军和义和拳民被击溃后作鸟兽散，不少败兵游勇烧杀奸淫，无所不为。北京郊区的老百姓伙同八国联军血洗了圆明园。总之，中国的皇家和平津百姓遭殃不少！
　　第九，除了与洋人矛盾激化，义和团与京津地区地主和官员的冲突十分激烈，一些拳民们往往通过抢劫以财入私。例如，拳民们曾将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官居一品）东单头条的家洗劫一空。所以，义和拳民也被称为拳匪。义和团溃败后，一些拳民遭到了报复。如义和团首领张德成逃亡时被当地的地主抓住活活打死。
　　第十，义和团对信教的中国民众一段时期内到了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地步，乱刀砍死的中国教民不计其数。在义和团盛世之时，甚至一些清军军官也不能幸免。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拳匪斩首示众。
　　第十一，一些清军将领因曾经镇压过义和团，结果在联手抗击八国联军时遭到了义和拳民的攻击。例如，武毅军统帅聂士成几乎是唯一认真抵抗过八国联军的清军将领。但因为他弹压过义和拳民的杀人放火，义和团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与八国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竟然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聂大怒，只能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最终，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夹击，聂中炮阵亡，义和拳民还打算“戮尸”，是八国联军将聂士成的遗体保护交还给清军。另付都统庆恒掌管御林军虎神营，虽是端王载漪的亲信，竟也遭义和拳的杀戮，一家老小十三口，连同庆恒本人，被拳匪折磨至死。
　　第十二，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值得再提及一番。当时正值布尔战争期间，英军主力开赴南非，东亚告急，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这算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悲剧吗？
　　第十三，《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从庚子赔款中获利最多的是俄国。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赔款额的29%。此后，俄国单独出兵，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俄国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惨杀，俄国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此后，俄日势力在东北扩张冲突加剧，最终几年后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
　　第十四，战争对清朝政治的影响是：顽固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失势，刚毅、徐桐此已毙命，这扭转了戊戌之变后中国保守的政治局面，为以后清末那次不成功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而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是康梁10多年的主张。
　　第十五，最后说说义和团。后期，慈禧将怒火全部洒向义和团，绞杀义和拳民。解放前，中共认为义和团“排外”、“灭洋”是错误的：“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但文革中，戚本禹、胡绳等人掀起了颂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一直到今天。
　　对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5个中性评价：
　　1、义和团运动并没有对当时的中国产生有利的影响，反倒是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义和团对教会、使领馆的暴力行径为列强提供了借口，实际促成了列强的武装入侵，以及随后的辛丑条约，导致中国被列强更进一步地勒索榨取。清朝统治力量显着下降，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同时俄日两国趁机在东北扩展势力范围，俄国借着中国混乱，趁机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也借由此次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国际地位提高，势力向中国东北扩张，因此义和团运动也间接导致后来日俄战争时中国东北沦为战场，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
　　2、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完全不成比例。
　　3、义和团运动，虽然喊着“扶清灭洋”口号，可是既没能“扶清”，也没能“灭洋”，清朝更弱了，列强更强了，反倒成了“引洋灭清”。烧的、杀的基本都是中国人，损毁的是中国自己的电线杆和铁路，洋务运动以来的积攒的现代化成果遭到毁灭性破坏。只是一场对自己民族而言的灾难性的暴乱。
　　4、义和团运动如果成功，大清朝则会闭关锁国，拒绝洋人的一切东西，不与世界接触，不学习先进技术和制度，将越来越落后。后世对义和团的褒扬，诸如“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民族精神的觉醒”之类云云，多数出于对义和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情，或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并不是出于对事实的理性客观的判断，务虚不务实。“爱国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义和团运动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5、义和团的精神在后世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至今仍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如2012年的打砸日系车、伤害日系车的车主，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打砸日系车不是爱国，杀害本国教民同胞更不是爱国，而是赤裸裸的罪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应该受到严惩。
(责任编辑：王彦懿 UM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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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id="artibodyTitle" pid="1488" tid="1" did="47565" fid="年八国联军北京大屠杀
德军大部队主力实际上在攻占北京后才达到北京，主要参与后期屠杀义和团。
　　作者简介：孙力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环境与生活》主笔，《经略》网刊编委。白族，1981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年，先后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和哲学双学位。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国际研究项目(DIS)“学术杰出”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等。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联合党支部书记。
　　导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直是有争议的史学命题。“保护被义和团包围在北京使馆区的外交使节和侨民”，是八国联军当时侵略中国的理由。当时，大部分西方媒体只谈本国使节和侨民受到的野蛮待遇。但实际上，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与37年后的南京大屠杀一样令人发指。
　　1.疑是义和团，“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
　　维基百科英文网站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01年至1939年偿还列强的庚子赔款，总计约合2010年的615.2亿美元。有论者认为，中国被这笔巨债压得喘不过气，只能怪慈禧太后，因为她当时很不明智地向列强宣战(编者注：当时在华设有使馆的列强有11国，为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但笔者认为，慈禧的主要过失，在于执政数十年不能富国强兵，而不是1900年的危机处理。
　　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一直进行镇压，但“拳匪”却越剿越多，义和团和信基督教的中国民众的冲突日益扩大。不过，在华的外国人此时仍得到清政府很好的保护。
　　日，英、美、法、德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限其2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这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挑衅，中国此前被迫签订的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没有授权列强出兵中国来保护中国国籍的基督教徒。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清政府派兵保护使馆和教堂，并在列强压力下被迫允许各国向北京的使馆区增派卫队。6月2日，列强增加卫队的数目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当代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
　　日，英国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指挥的英、俄、德、法、美、日、意、奥联军2000人，不顾清政府的劝阻，强行从天津租界向北京开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阻击。6月12日，各国外交官指挥卫队和在京外国人“志愿者”，开始所谓“猎取拳民行动”，在北京街头向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肆意开枪。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承认“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派驻国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骇人听闻的。6月13日，义和团才开始进入北京内城大规模袭击教民。但直到这时，驻京清军也并未进攻外国使馆卫队。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清军驻守的天津大沽口炮台到了6月21日，慈禧才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列强宣战。在外国已经不宣而战并威逼首都的情况下，恐怕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很难不抵抗。
　　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2.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中国所受毁损详数永查不出
　　义和团在反教会斗争中杀害过一些外国人，慈禧在日也下令处死了一些外国人，其中确有儿童等无辜者。但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更狠。外国教会的统计是，共有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其他材料，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是500多人。这些被杀的外国人中，有些是向义和团、清军或中国民众先开火的。八国联军官兵阵亡总数约2500人，而八国联军方面承认，在侵略战争中有大量的滥杀无辜行为。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信中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龄此次战事有罪之人(指义和团和主战的清朝的官僚等)，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据八国联军中的美军中将查飞的记载：“可以保险地说，每当有一个真正的义和团员被杀……就有50个无害的苦力或农民被杀，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中国平民与作战者死亡数之比是50比1。
　　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在沦陷后的北京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外国在华传教士也参与了抢劫。据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供称：“我该不该下令教徒抢劫呢？我于是去会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为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中国的受害者也包括许多达官贵人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数十人轮奸之”。其妻瓜尔佳氏不堪受辱，归来后率领全家同日自毙。躲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崇绮听闻噩耗，也服毒自杀。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庚子国变》中，仅北京一地，被八国联军杀害的中国人估计达几十万，中国北方因侵略者的劫掠和破坏损失的财产价值达数亿两白银。按照这个说法，说是“北京大屠杀”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3.德国《前进报》：“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的权利？”
　　在战争期间，欧美各国的主流舆论都是谴责中国的。但也有左翼力量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列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因此对中国寄予同情。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上慷慨陈词：“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日，该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发表社论《铁拳》。该文称：“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1900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列宁，在该党机关报《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己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4.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既然我们不准中国人到我们这来……”
　　日，美国作家和政论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员》(IamaBoxer)的演讲，马克?吐温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称“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学杂志》发表《义和团赞论》称：“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
　　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在致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MiltonHay，又译海约翰)的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赫德还认为，列强只能暂时地迫使中国政府镇压爱国者，将来中国爱国者必将成功恢复中国的主权：“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5.1900年后，中国不再出让租借地
　　众所周知，义和团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是难以战胜侵略军的。但从敌方记述来看，义和团的英勇奋战，确实让此后侵略者有所收敛。1900年6月底，八国联军指挥官爱德华?西摩尔在败退到天津后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
　　八国联军中的英军上校情报官璧阁衔在其《在华一年记》中说：“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战术相当简单。……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像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这样写道：“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己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磋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也。……兹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事实上，两年，中国每年被列强强占的租借地有好几个香港那么大，而1900年之后，中国不再出让租借地。
　　来源：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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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美国的人该醒醒了。。。
　　作者：后沙月光& & 来源：后沙月光
　　在中方多次抗议和警告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签署了由国会递交的法案——《台湾旅行法》。
　　如果1999年贝尔格莱德那一声爆炸还不足以警醒一些人的话，那么这次《台湾旅行法》生效，应当能让他们醒醒了。
　　在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媒介，对美国充满着满满的善意，将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反美者”，并大加挞伐。
　　反观美国舆论，人家可是长期将中国视为对手，从“威胁论”到“崩溃论”，再从“崩溃论”到“威胁论”，反反复复，单曲循环。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向好，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前，再后来，美国成了单一霸主，中国避其锋芒，专注发展，虽然中美关系有一些磕磕碰碰，却还算平稳。
　　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上来说，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
　　一，中美关系好于美俄关系。
　　二，中俄关系好于俄美关系。
　　这种大三角关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有的人会因此陷一种迷失：对美国无条件相信，相信它是人类灯塔，救世主，盲目接受它的价值观，甚至强迫自己改变思维方式。
　　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关于房子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看过，其实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说教。它简化所有客观条件，在主观上强迫你接受某种观念。后来发展到“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这种论调四处出现。
　　中国人不缺乏智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让美国感受到中国人的力量。一旦美国感受到中国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的提升），它马上像猛兽一样进入警惕状态，推出不利中国的政策。
　　能刺痛中国最理想地方是台湾海峡，《台湾旅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效的。
　　“一中原则”和三个《中美联合公报》精神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国家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但美国今天要当拦路虎，如果拖不住中国复兴之路，也要敲笔买路钱，而台湾是否陷于战火？美国是全然不顾的。
　　一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专家，在《台湾旅行法》问题上，一再主观臆想，直到生效，还想为之回转。
　　草案在众议院时，说众议院很难通过，交到参议院时，又说参议院很难通过，3月5日，送到白宫时，还说特朗普可以驳回，最后说特朗普不会签署，会拖到自动生效而已，现在特朗普签了，还怎么说？
　　台湾当局忙着叩头谢恩，就差直喊一声“亲爸爸”。
　　台独分子一直妄想开拓“国际空间”，提升台湾能见度，长期以来，这道门被关得很死，台独分子只能在门缝后挤眉弄眼。
　　这道门有两扇：
　　一边是中央对台湾当局搞小动作的压制。
　　一边是白宫对台湾当局搞小动作的约束。
　　然而，《台湾旅行法》一出来，包括之前《军舰互泊条款》，白宫这边这扇门，正被缓缓推开。如果魔鬼因此出洞，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残酷后果，绝大部分责任在美方。
　　台湾是地缘政治的一颗棋子，它也甘心扮演这种角色，全球有若干个地缘政治危险点，比如巴尔干半岛，乌克兰边界，朝鲜半岛，中东。说白了，这些危险点一旦处理失当，就会燃起战火。
　　台湾海峡如此敏感，美国如果真的爱台湾，无论打“民主”还是“自由”旗号，都不应当在这问题上向中国人挑衅。
　　《台湾旅行法》生效，给美台之间政治勾结提供了极大空间，现在有专家说尽管法案通过，但要在美国行政上落实下来，还是可能性很小。
　　这种善良，近乎于迂腐，你凭什么如此相信美国？
　　从另一角度，台湾当局为此欢呼雀跃，何尝不是灭亡前的疯狂？
　　《台湾旅行法》的危害性
　　目前，媒体上对此的愤怒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关系受到破坏，有的说要报复美国，让美国明白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然而，对美国来说，侵犯别国核心利益不是它年年在干的事情吗？它不是不明白，而是要看对手实力，像一些小国，美国要揉圆就揉圆，要踩扁就踩扁。
　　中国应对手段，既有软的，也有硬的，《台湾旅行法》造成的伤害，特别是对美国利益的伤害，不会马上显现，但将来肯定会让美国喊痛，把爪子从火堆里抽开。
　　现在危害主要在于，美国盟友们是否会跟着盟主去调整对台政策？
　　如果欧洲也欢迎台湾当局政治人物来勾勾搭搭，日本跟上，甚至一些美洲国家也来这套，怎么办？你有多少只手去摁住这种现象？
　　美国政策，向来是欧洲，日本等盟友的风向标，近四十年来，美国在对台动作上只要悄然无声，站在红线之外，这些国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台湾旅行法》一生效，美国等于向盟友们发出了一个讯号：跟我做。
　　美国盟友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自身利益，会有相当长的犹豫期，如果它们不动，美国《台湾旅行法》就会在行政上落实下去，或邀请某个台湾政治人物前往美国，或美国重要政治人物前往台湾地区。
　　以这种手段来刺激舆论，鼓励盟友们有样学样，美国再回过头来跟中国漫天要价，捞取利益，这是白宫心中最划算的买卖。
　　不仅仅是特朗普当总统会签署这个法案，就算别人在位，也会这么做，这是美国在感受中国“威胁”之后必然反应。
　　无论《台湾旅行法》是否会令美台在近年内发生实质互动？某些大V和媒体应当清醒一下，美国不会爱你们，也不会爱中国，你们想得越多，伤害越大。
　　《台湾旅行法》也好，《台湾关系法》也罢，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正在台海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它企图带动国际跟台湾当局关系公开化，正常化，官方化，常态化。
　　对美国不能抱有太多的幻想，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乐观的看，内外交困之中的特朗普，也许在为中国统一大业进行一次神助攻。
曝光中国军史的一大堆不实传言。。。
　　作者：徐焰& & 来源： 新民智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有关我国军事历史方面的不实和虚假传言。网上贴出的此类文章，有些是从那些利欲熏心者杜撰出来的所谓“纪实”、“实录”等“地摊书”中抄来的；有些是别有用心者的胡编滥造；还有一些是讲述抗日战争史的网贴，它们大量引用当年国民党政权和后来台湾当局夸大吹嘘的虚假资料。这些东西流布甚广，使得不少普通网民信以为真，产生了一些模糊的不正确的认识。对这些不实传言和虚假信息，必须予以澄清。以下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实传言，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加以说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国民党政府在西藏有过驻军吗？
　　近些年来一些网站多次贴出题为“驻西藏的国民党军”的照片，有些人就此进行炒作。其实这是张冠李戴。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1911年清王朝崩溃时，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印当局支持下发动暴乱，宣称“独立”，将清政府驻藏的5000余名川军解除武装并通过印度驱逐回内地。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一直不承认其所谓“独立”，坚持认为西藏是“五族共和”民国的一部分，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场。但是，不论是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都不曾派遣过军队驻扎西藏。只有1940年十四世达赖在青海被选定为灵童要入藏时，国民党政府指定青海军阀马步芳派出一个营护送其从西宁去拉萨，但随即返回。网站上所发的照片是以藏区为背景、身着国民党军装的部队，是驻在四川西部（当年为西康省）的国民党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该部从来没有派兵越过金沙江进入过西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向雪域高原进军，翌年进入拉萨，这才真正使西藏重新回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出兵抗美援朝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吗？
　　近些年来不少网上文章在谈到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时，认为这“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这一不正确的认识主要源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故意混淆视听，以图否定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正确性。
　　看一下历史进程便可知道，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四个月，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发表声明派兵入朝参战，并宣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以“阻止对台湾的攻击”。当天，第七舰队的军舰便从日本驶入台湾海峡，美军第13航空队随即也进驻台岛基地，美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还于7月间访问台湾同蒋介石达成所谓“共同防御”协定。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称，当时他一直在“祈祷中共军队能渡海攻台”，这样便可用美国的飞机军舰歼灭那些木船。
　　当时，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清楚，解放军几乎没有可使用的海空作战力量，在美国强大的海空军拦堵下用木船渡海攻台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后来曾对此解释说，美国在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上对中国形成威胁，我们可选择来进行较量的三个战场中只有朝鲜最为有利，因为在此最有利于发挥中国军队的陆战优势。同年10月19日，美军已逼近中朝边境，新中国的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10月25日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因此，了解历史进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不是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解决”，恰恰是美国阻止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并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才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1983年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解密后，研究者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出兵台湾的计划从1949年起便已开始讨论，美远东军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积极主张进行干预，而国务院认为这可能把中共推向苏联一边，杜鲁门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军政首脑认为离间中苏已不可能，4月间国务院秘密发出的第68号文件便确定要干涉台湾问题，美远东军积极进行出兵准备，只等待一个借口。
　　日朝鲜北方同南方爆发了内战，美军马上利用这一原本与台湾无关的事出兵台海。有些人认为朝鲜战争（并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使台湾“绝处逢生”，从表面看虽是如此，但若是细读美国解密的档案却能发现，中苏结盟后不论朝鲜是否爆发内战，美军阻止解放军攻台的态度已确定下来。冷战时代形成的战略格局，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和干涉，才是造成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根本原因。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中国军队是否进入了印度境内？
　　近些年来有些谈论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的网上文章，对反击战取得的胜利使用了不少夸张描述，甚至说当时中国军队已经深入对方境内纵深，逼近某主要城市等。其实，只要看一下国内出版的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战史及地图，看一下国外有关的书籍便可知道，当时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战在东西两段进行，西段反击只拔除了印军跨境建立的43个据点，东段的反击虽越过了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前进了100公里左右，但也没有越过中国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即“传统习惯线”。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规模是很有限的，中国军队动用的兵力只有四个师4万多人（根据当时的后勤能力和边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可能大量调兵），歼敌不到万人，给了印度以教训，使其后来不敢再进犯。这样便达到了战略目的。在反击战期间，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深入印境，而是反击成功后乘胜即收，很快又撤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之内。至于反击战的主战场东段，距离新德里有1000公里之遥，根本不在一个战略方向。
　　西沙海战时蒋介石是否协助过大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小报和所谓“纪实文学”，在叙述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毫无根据地说蒋介石在得知解放军舰只穿越台湾海峡时曾经予以“协助”，下令“放行”。今年网上一些文章不仅继续引用这些传言，还为美化蒋介石越写越玄，甚至还有“护航”、“供应”和“打开航标灯”等离奇细节。其实，“打开航标灯”根本就违反航海常识。了解台海地理的人都知道，海峡宽度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并非狭窄水道，在如此宽阔的航道打开岸边“航标灯”，船上的人谁看得见？“护航”、“供应”等说，也纯属虚构。
　　历史事实是，1974年解放军海军同南越海军发生西沙海战时，因南海舰队力量不足，从东海舰队调了几艘舰通过台湾海峡南下，途中未遭国民党军拦截。但这并非台湾当局故意“放行”，而是1965年“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后，台方海军因遭痛击已不再向解放军舰艇主动攻击，解放军也不主动打击对方。大陆的舰船在台湾海峡的活动未受拦截已成多年惯例。
　　事实是，1974年1月西沙反击战时，台湾蒋介石当局仍然同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南越政权站在一边。南越当局从1956年起便开始侵占中国的西沙和南沙岛屿。而从50年代后期起，台湾当局就同美国、韩国一起援助南越政权，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台湾当局一直向西贡派驻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和参战的空运人员，由蒋介石欣赏的将领胡琏长年以“大使”身份在那里主持，并向南越军提供所谓“剿共”经验。1973年春美国从南越撤军后，台湾军事顾问团仍留在西贡，此后两年间继续向其提供军事援助。1975年4月南越政权崩溃时，台湾军事顾问团才最后撤离，西贡政权末代“总统”阮文绍怨恨被美国“抛弃”，选择了台北作为逃亡后的栖身地。
　　中国在抗美援朝和南疆反击战中有多少女兵被俘？
　　近年来一些网站的文章中绘声绘影地描写抗美援朝和1979年南疆作战中，中国有多少“被俘女兵”，并大篇幅地描述所谓“悲惨”细节。历史的真实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只有一名女兵被俘，即1951年第五次战役期间被俘的第180师护士杨玉华。美军因单个中国女战俘不便关押，便将其送入朝鲜人民军女战俘的战俘营。1953年停战后，杨玉华被遣返时在板门店交换场地展示了自己在战俘营中缝制的国旗，受到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亲切慰问。
　　在1979年南疆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女兵被俘，被俘的240人全系男性。在那场作战的阵亡军人中也只有一名女军人，系在汽车上遭伏击中弹牺牲。
不过如此。。。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由联军军官陪同，率军穿过午门进入紫禁城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美、德、法、意、奥、日、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与翌年9月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中中国除向参加联军的十六国外，还需向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所谓的受害国“赔偿’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到1940年本息总数为九一八千二百三十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做抵押。（1）四亿五千万两的数目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为基础，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的数目来确定的。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清政府的一年财政收入不到九千万两，单靠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做抵押是不够的，清政府一方面削减军费、官俸，一方面命令全国各省加税分担，除东三省是清王朝的兴起地不负担赔款。可以说庚子赔款是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摧毁了清政府的财政！
清朝末期因受水灾，灾民们生活在围蓬里的生活场景
　　作为强盗中的一员，《辛丑条约》规定，美国所得赔款32，939，055两官平银，本息合计71，897，769.55两官平银；按每两官银折0.742美金计算，合美金24，440，778.81元，连同利息28，910，773.34元，合计5，元。（2）曾经有人说美国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建立清华大学，包括笔者自己都曾经对美国人此举颇为赞赏，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美国所谓退还“庚子赔款”的背景
　　美国在《辛丑条约》签订谈判过程中便要求其他几位强盗将赔款总额限定在“中国政府有能力偿付”的范围内，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美国这个强盗善良，而是他的的眼光还是非常长远的——如果索赔过多，导致清政府垮台，“美国必定失去我们现在正极力想弄到手的那几百万美元。”
　　经济上的考量。1890年，美国工业产品总值首次超过农产品总值；1900年，工业产品总值是农产品总值的2倍。从全球层面来看，1860年，美国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四，30多年后，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总量占到欧洲所有国家总量的50%，到了1913年，美国工业总产值比后四名的英、法、德、日四国的总量还高。1905年因为美国出台排华法案，中国开始了抵制美货。美国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降到了最低点，因此对华贸易大受影响。
　　在抵制美货的1905年到1907年这三年中，美国对华商品出口总额呈直线下降。1905年为5500多万元，1906年下降到4300多万元，1907年更是只有2500万元。1906年美国对华出口量比1905年年下降42.2%，纺织品对华出口下降1/2，石油下降1/3。美国在华资本家哀叹：如果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持续下去，美国各厂家可以关闭六个月。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则借此机会大声疾呼：“如今我们大家齐心，共同抵制美货,提倡大家使用国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杜绝给美货机会。这样我们的本国商业才能发展。。据当时的《时报》记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面粉大为滞销。”上海国产的布以前“连年亏损”而在1905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杨，顿形畅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罗斯福建议用退还庚子赔款的方式来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并建议将退还款子供中国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使用。
　　文化上。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威廉威廉姆斯认为，“扩张是阻止社会动荡、保持民主和恢复繁荣的途径”。美国人认为扩张体现出美利坚民族生机勃勃的开拓与创新精神。美国对外是以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特殊政策工具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施加其影响，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文化是国家利益的载体，是美国扩张主义外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美国三大扩张政策（领土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之外的又一扩张——文化扩张。大家熟知的电影、美剧等等无不是在宣传美国的文化观，最终的结果就是经济上的扩张。包括清朝末期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身上实际上是肩负着文化扩张的任务。
美国士兵在故宫列队
　　到1908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未超过300人。相形见绌的是，中国留日的学生数却逐年增加。从1905年到1907年间。赴日留学的学生不断增加，从一开始的8000人，到1906年则达到了11900人，到了1907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仍有9000多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詹姆斯是伊力诺依大学的校长，他于年初提交了一份《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给罗斯福，对当时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的状况感到不安，一旦这些学生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将劝告中国仿效日本，其结果将与美国最终的战略目标以及在华的利益互不相容。
　　他认为：“在中国若想要在商业、知识以及精神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要成功地教育中国年轻一代。假如美国在年前能将中国学生成功地吸引进来，并且进一步发展，那么美国这种从文化上控制中国的方式无疑是最巧妙的”。“我们可以不让华工入境，但我们必须善待中国学生”。“这种道德的影响的扩大，甚至从纯物质的观念来说，也能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操纵中国领袖的方式。”“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美国在商业上持久地获利。”美国这个强盗算盘打得极精。
庚款赴美留学生合影
　　美国第一次“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余款
　　1904年底，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的细节见美国国务卿约翰（john hay)，谈话中约翰说：“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借机说道：“如果美国率先做出退还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将在各国带了一个好头，在各国中间树立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是1905年爆出了抵制美国货运动仇恨美高涨之时，有助于缓和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听完梁诚的话约翰良久不语，心下默然。梁诚一方面积极和美国政府交涉，一方面向国内发电报请示，一旦美国退还此款请将此款用以“兴学育才”。
　　经过三年的交涉，美国国务卿鲁特（Root)于日通知中国公使梁诚，美国政府决定从日开始退款，并规定：自退款的第一年起（1909）年起，中国政府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果第四年派足两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在所派留学生中，规定百分之八十学农、机、矿、物理、化学、铁路、银行等，其余百分之二十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双方还商定，在派遣学生的同时，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 school），后来这所学校于日在清华园开学，定名“清华学校”，现在的清华大学的前身。约容纳学生三百名，“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国入学无杆格。”
　　大纲中规定，肆业馆所取学生拟分第一格（二十岁以下）和第二格（十五岁以下），“两者均需身体强壮、性情存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格学生来源是“除由外务部、学部在京招考外，并分咨各省提学使在各该省报考，录取合格学生，不拘额数，咨送外务部复试，选取实在合格者，送入肆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第二格学生的来源是“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满、蒙、汉、旗人及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参照省份大小、赔款多寡，以及有无赔款斟酌裒益，定为额数，由学部行知各省提学使各按单开定额，选取送京入肆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
　　关于各省送选学生的多少，江苏、浙江两省曾上书学部：“庚子赔款即由各省分认，则选派学生之名额自应以多寡为差”；“江浙两省风气开通较早，……目前各省尚无合格之学生，宜不妨由他省之之合格较多者借补其额……”后来学部参考了江浙两省的意见，定出以每十二万九千五百两摊一名学生的原则，规定各省应学生的名额：直隶四名、江苏十三名、安徽五名、山东四名、山西四名、陕西三名、甘肃一名、新疆两名、福建四名、浙江七名、广东十名、广西一名、云南一名、湖北六名、贵州一名。各省均有余额，留作东三省及藩部留学名额。其实这里面还有猫腻，比如袁世凯家族每年预留了三个留学名额、两个清华学校留美予留生名额。曾国藩家族的子弟、端方的、曹汝霖的儿子，曹汝霖的儿子是顶替新疆的名额免试入学。1909年美国首开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先例。而这个退还是应该加引号的。
　　按照美国政府计算，扣除“应赔”部分，应退还本金10，785，286.12元，连同利息共退还总数为2，972万余美元。从1909年起，逐年退还，分三十二年退完。为什么退还要加引号呢？
　　日税务处致安乐格联乐字第92号节（因篇幅原因不载全文）：“嗣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间，美国政府提议，允将原定赔款本数美金二千四百四十四万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之数，减为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计自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止，每年实收赔款本利美金五十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元七角六分。所有每年应付及退还各数，另立甲、乙、丙三表，由美外部签押，经前赴美专使唐大臣、出使美国伍大臣抄送到京；并由前外务部与美国驻京公使商定，美国减收赔款，先按减收购定汇票，清美领知照银行，退回若干，再由上海道备函作收，于宣统元年即西历一千零九年一月起实行，即自是年每月由上海道照实付数目购定金价交付；另于六月、十二月底结算本利及退还利息一次。”（3）
　　清政府同样要赔款原定的数目给美国，只是从花旗银行到美驻上海领事再将购买的汇票送至银行，最后美国总领事签字，这一系列手续之后才将赔款退回给中国。这种“先赔后退”的退款办法意味着美国全部控制着庚款留美的费用，并仍然保持美国“实际债权人的地位”——所谓的退款！
不过如此【续】。。。
　　“退款”初期，美国的“退款”平均每年约70万美元，由清朝政府的外务部经管，主要用于留美学务和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用于清华学堂的办学经费每年约60万银元，用于留美的学费每年约40万美元，没有用完的“退款”，积存起来作为清华基金，由外交部直接掌管。
　　随着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控制监督清华大学的使用，于1917年，由美国公使和美国外交总长、外交次长三人组成“清华基本金委员会”，其下又设董事会，来核定审查清华的经费。当时曾规定，清华经费每月以29，000美元为定额，留美学务处经费以30，000为定额。清华的工程和购置等费用凡超过200元的必须经董事会批准。如有特殊情况需动用基金也只能借用，到期必须计息偿还。
　　1921年后，虽然由于清华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和留美人员不断增多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生活费用上涨，导致清华学校和留美学务费用增加出现较大赤字。采取了减少留美女生和减少专科生，逐渐停招中等科及高等科等旧学制等措施。同时还借用了一部分基金，以弥补不足。虽然如此，按照原规定的退款办法，自1932起，美国每年退款额将增加到138万美元，比以前的每年退款将增加一倍，暂时的亏欠到时可以补偿。所以当时虽然很多大、中、小学由于经费困难，被迫关门或停课的时候，清华依旧顺利的完成自己的该办大学计划，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当时的教育界人士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清华学堂的校舍之美，教师待遇之丰厚当为北平之首！”老师的待遇不是由水平的高低决定，而是由国籍。清华学校的教员分为美国教员、中国国文教员和中国西文教员三部分。美国教员约一半以上，可以享受住房和优厚薪水的待遇。他们住在“美国人的地方”——带着院子的美式住宅，就像个英国村庄；而中国教师只能住在拥挤不堪的中式庭院里，如工字厅或古月堂。工资方面，美国教员平均月工资为160美元；中国西文教员每月仅几十块银元。美国教员多数是中学教员和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的教学水平很差，如英文教员斯密士，文化程度、教学效果都很差，被学生讥为“老饭桶”，可是由于他与美国公使馆关系密切，尽管不受学生欢迎，校方也不能将他辞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是清华学校教学中主要的语言文字。除了国文、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修辞等少数课程用汉语教授外，其余都用英语讲授。庚款留美生许先甲在《遣派赔款留美学生办法管见》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生国文宜稍深。往者考试学生，泛言学习实业，……同学中尝见有习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国文国故反茫然不知。”
　　教学内容。清华学生所上西学课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美国的影响。如在公民课课本上印着美国星条旗，讲的是“美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之组织原则、机构和活动，以及合众国政府之变迁”。据后来有的人回忆说，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教学生爱美国”。美国教员极力吹墟美国在世纪末世纪初扩张的“光荣历史”；还说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是“英明”的政策；美国参与镇压义和团的革命是“平定拳匪骚乱”；美国所谓的“伟大人物”，其生卒年月也要求学生熟记在心。学生们抱怨公民学、美国历史以及世界地理这些课程，全都着重强调美国的伟大。他们在《清华周刊》上写道：“今校中用美国国民之课本，以授之于中国学生，至在校不留心时事，被人问而不知中国国民之常识，而背美国宪法，真可耻矣”。于是出现胡适之类的人物，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身体也不如人”。他在为金陵大学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题写的诗句中，写道：“如果美国对华政策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道‘欢迎’”。章太炎先生1908年在《民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清美同盟之利病》说“美国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一语道破美国所谓退还赔款的真实目的——不外乎培养一批全面亲美的奴才尔。
　　必须注意的是美国所谓的“退还”庚子赔款的前提是当时中国的财政已经无法承担了，梁诚先生在与美国政府交涉时直言不讳的说：“财政已枯竭，再无余力赔付。”从下图1924年报纸也可以看出当时有识之士的看法“盖我国财政已接近枯竭”。
　　第二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余款
　　到1918年1月止，美国得到的赔款本息已达12，413，499元，差不多已达到其自认之“应付”赔款之数。但按退款协议规定，中国仍欠美国6，137，552元。（4）还在1917年就有人提出退还庚子赔款。日美国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议案，八月十一日，参议院未加辩论，即与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也认为可行。但因为当时在华美籍人士被中国士兵枪杀，美政府要求赔偿未有结果，故退还搁置。按照美国政府惯例，两院未完成议案，即无效。
　　美国既有此议案，赞成退还的美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自然努力说服美国政府。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人士分别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这其中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最为热心，拜访顾维钧、黎元洪等，谈及如果赔款即还，应拨付一部分开办公共图书馆。韦女士曾去华盛顿遇到上海米勒顿评论报编辑John BPowell,请教其如何进行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作为建设公共图书馆之用。John B Powell给韦女士一本国会纪要，建议其拜访每一个人。韦女士在美六个月间，拜访了八十二位参议员，四百二十位众议员。韦女士为中国教育不辞辛劳的奔走终于有了效果。
　　通过众位美国及中国教育人士的努力，日，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决定。日，美国国务卿致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函（译文）如下：兹谨检奉日国会通过之议案一份，此案授权大总统退还日起应付之庚子赔款于中国，由大总统认为适当之时期与情形中，依国会在该案并言内所表示之意旨，发展中国之教育文化事业。”对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目的当年报纸的评点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籍退还之名，其实用以鼓吹亲美热度使华人美化为目的之教义。”（见上图）
　　1924年9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北京政府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华籍）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美籍）十五人组成董事会，制定章程共十条。简单的说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条设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据日美国国务总理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的事业之用。
　　丁：使用该款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
　　章程第三条规定，该会董事会实物人，中国籍十人，美国籍五人，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期间执行职务。并设有财政委员会，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项之存放及投资。
　　该基金存放于美花旗银行。日税务处致安格联第965号令：“兹特遵照本国政府训令，与贵总长筹商，将每月所退还至赔款交付指定之保管委员收领，拟每月由江海关税务司缮给美国公使支票一纸寄交。美国公使收到该项支票时，即在支票上缮写交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收领字样送交。该董事会收到该项支票，即行缮给收据一张。”（限于篇幅未载全文）（5）在世界会计界占有极高地位的杨汝梅先生在日给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关于整理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用途意见书》说：“庚款源于关税，前因担保赔款信用，将此项巨款存放外国银行，致我国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压迫，全国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变更办法，以解除其束缚。今因协定赔款退还，而该款仍存放于外国银行，实使全国商民失望。嗣后应随时设法，使此项赔款余额收支，能全数移归中国金融界经营，以期调剂金融活动市面。”（6）杨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可能实现，这直接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
不过如此【续二】。。。
　　从1926年——1948年，共举行年会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孙科赵元任等都曾经成为董事会成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自从成立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消散，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1、代管清华大学基金。
　　1929年初原清华大学基金会向该会移交的基金的总数按账面价值为银元6，177，621.61元，该会总价值5，899，735.05元。以后美国庚子“退款”，除拨付清华经费与留美费用外，余额也都储作基金，截至到1936年底，清华基金本息总数已达1600余万元。（7）。
　　北洋军阀时期，北洋政府曾经以各种理由企图挪用清华基金，但都被清华基金拒绝。1932年，国民党政府曾经停付庚子赔款一年，相应的“退款”也随之停止。但海关税不在期内，1932年仍赔付美国美金。日财政部致梅乐和公字第4631号训令：“查美国庚子赔款今年三月起缓付一年，曾由外交部照会美使，俟一九四五年庚款全额付清后，于一九四六年补付……”（8）
　　抗战开始后由于东南沿海被日军占领，海关收入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下的敌伪政府所扣留。国民政府日发布《财政部关于海关担保债赔各款改为摊存办法的通告》财政部通告：政府对于偿付债务向来按期履行，尤以海关担保各债，从未逾期。……不意自日本人侵略以来，用尽欺骗威吓之伎俩，将海关担保债务之税款，全部勒存于日方银行，计战区各关应摊而未解之银额，由政府转商中央银行透支垫付者已积至一万万七千五百万元之巨。……政府为维持债信，仍按期照付。……对于海关担保各项长期债务，凡在战前订借而未清偿者，当就战区外各关税收比例应摊之数，按期拨交中央银行专项存储。……”（9）不得不说国府的信誉“极佳”，对日庚款一直赔到1939年1月。
　　这就把原来海关收取的关税担保赔款，转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抗战期间各战区向战区当地农民收取，然后按月交与中央银行。自1942年10月海关实行公库法后才与废止。这笔摊存的赔款总计法币元，金元0.15元。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同于废纸，最后在1949年1月按当时的折合率以金元券1.49交库，作了一次性账面上的销案。（10）这些被一次性销案的钱都是各战区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田赋！
　　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起将庚子赔款的债务（为关税担保的）大部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赔款一直赔付到1939年）。清华的经费只能以过去的基金所得利息和财政部的拨款加以维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冻结各国资金，“庚款”利息部分也停止拨付，清华只能靠借贷维持。当时的清华大学基金分两部分储存，一部分储存在国内银行，一小部分储存在美国银行，用以支付留学生的及清华大学聘请美国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等。到七七事变国内的存款大概是在美数额的两三倍。抗战期间庚款大部是停付的，在国内的那部分由于不断的通货膨胀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所剩无几。而战前在美国的那部分虽然数额不大但由于董事会成员善于经营，本息连年积累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极为可观。到全国解放时，基金积累日剧巨。关于在基金的使用手续，有关章程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且需提出相当计划，董事会方可拨款。
梅贻琦先生在台湾（中间）
　　国民党政府败败逃台湾后，曾经想掠夺这部分款项。关键时刻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抵美。他曾经对人说，解放前夕出走美国就是为了保护好这笔基金。曾经做过多年梅贻琦先生秘书的赵赓彪先生回忆：“其时政府（台湾当局）财政困难，外汇存底不多，大家觉得清华基金是一笔了不起的数字，各方面都想利用或沾润，因此梅先生压力很大。……1954年春天，有几位列军籍的校友，曾当面对梅先生提出质询性的要求，梅先生时候告诉笔者，对那次谈话（印象）几位恶劣。……”（11）
　　从1950年起，梅贻琦先生在美国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继续经营此款。1951年他组织台湾清华大学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刊物。还曾经利用友人回大陆带信给清华大学，愿意用清华基金资助图书、仪器，限于当时的形式而且友人将原信遗失，此事没成。但解放初清华大学曾经陆续收到美国寄来的来源不明的学术期刊。1955年，梅贻琦先生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大学基金筹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今天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梅贻琦先生患病住院，病床下一直有一个手提包，1962年梅贻琦先生逝世，此包由秘书封存，后约集众人一同启封，里面收藏着清华基金的使用、收支的全部账目。
　　中美建交后清华的校长访美曾经提及清华基金，但美以“此事纯属民间问题，美国政府不便过问为由”搪塞过去。不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在1970年清华基金账面余额为700余万美元，实际价格达900余万美元。现在每年仍将此基金的盈利拨付给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美国还利用“退还”的庚款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基金（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原民国五年，前外交部总长陆徵祥担任中国政治学会主席，由其出面向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提议，自庚款中提银十万两作为基金，后交由中华教育基金会管理，至1970年将近二十万美元。还要一些补助事业这里就不详细的叙述了。
左三为闻一多先生1936年百灵庙大捷慰问抗日将士
　　据1937年5月4日《财政部公债司为送内外债及赔款数目表致秘书处函》统计美国的庚子赔款中国已还美金，尚有9286413美金未还。（12）我自己粗略计算为2800余万美元。无论“退还”多少，如美国学者迈克亨特指出，“美国原本就不公平地获得了庚子赔款，现在退还一部分但拒绝将它用在中国急需的事情上。而且美国限定庚款用途损害了中国利益”。美国“退还”庚款确实起到“退款办清华可以造就中国的领袖人才，可以使中华民国的基础巩固”。“留美归国的先辈，有的在中国政局上很有影响”，“只就目前而论，这番举动于中美关系上，已经发生异常的效验”。（13）但是清华园更多的是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奋斗的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先生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像冯仲云一样甘愿在民族危亡之际舍生取义的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碑文记录下他们的名字；更多的是像邓稼先先生这样的甘愿隐姓埋名为子孙后代铸造利剑，不用在劳什子用所谓“退还”赔款求学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清华精神！
　　所谓的美国“退还”庚款，就如一伙强盗到村子烧杀抢掠，一群不甘心当奴隶的人奋起反抗杀死几个强盗，强盗觉得受了委屈，强迫村长赔款一百。后来发现村子太穷，得了我要的赔款太多——赔八十就行，你还照一百赔，多余的二十我每年返还给你，你送一个孩子到我们村读书，其实村子里有五十个孩子。后来一个新村长带领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赶走了前村长，一年后为了不让强盗再入自己的家园，也为了邻居的孩子也能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在邻居家的土地上与十六个国家鏖战，迫使强盗头子签下城下之盟，这之后新村长努力使全村五十个孩子都能读书。
　　【本文资料选自（1）（2）《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十二册作者：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2页、13-14；（3）（5）（8）（9）（10）《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海关——第十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近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 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160页、163页、170页、201-202页、225页（4）《庚子赔款》作者王树槐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1 305页 （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财政经济2》武汉第二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页（7）《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139-140页（11）赵赓彪《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台北传记文学 第四卷第六期（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5-1财政经济内外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凤凰出版集团页（13）《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 31页】
某些人是怎样为外国侵华洗地的？
　　作者：鹿野& & 来源：察网时评
　　近年来，学术界和媒体舆论中流行着很多为近代外国侵华辩护的观点。在这里，笔者聊举几例谈一谈这些观点的荒谬性。
　　一、义和团和清军无权进攻外国使馆吗?
　　这些年来，某些人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义和团和清军的爱国将士进攻外国使馆区违反了国际法中关于外交豁免权的惯例，所以给八国联军提供了侵华的借口。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是按照所谓现代国际法和现代国际关系解读历史的，但就其实质而言是为外国侵略中国的行为辩护。
　　首先要明白，所谓现代国际法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更不公正了。就中国而言，中国从来不是主动邀请这些所谓外国外交使节进驻北京的，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由于外国侵略者的武力逼迫而被迫同意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还应该特别尊重他的所谓“外交豁免权”吗?
　　其次，在近代中国，外国所谓外交使节的确是起到了侵略中国先锋的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和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都特别强调要与当时的清政府建交，清政府要尊重外交使节的权利，其实也是为了他们侵略中国的便利服务。像在义和团爱国运动兴起之后，驻北京的各国公使等外交人员大肆枪杀爱国团民，甚至在清政府下达宣战诏书与他们断交之后仍然赖着不走，并且利用使馆区的军队摆出了武力对抗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爱国居民采取武力驱逐这些已经非法的使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试想，假如今天中国和美国宣布断交了，但是住在北京的美国外交人员不仅赖着不走，而且大肆开枪杀害中国军民，中国有没有权力进攻使馆?
　　最后，被某些人视为所谓现代国际关系传播者的西方国家也并不是真的那么尊重外交使节人员的权利。远的不用说，就是十几年前的美国空袭南联盟时不还轰炸了中国大使馆吗？这些人一方面自己制定规则，一方面要求别人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制定规则的人必须遵守规则。但是对于这些规则的制定者来说，遵守规则就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所以，以所谓现代国际关系惯例来批判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爱国军民进攻列强驻北京的使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中国真正开始崛起的标志恰恰是不受这些所谓外交条约的束缚。在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顾蒋介石政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外国军舰有在中国长江自由航行的权利，和英国“紫石英号”发生炮战。英国不但没有做出强烈的回应，反而在日在西方阵营中率先承认新中国。看来，在那些所谓现代国际法制定者的西方人眼中，还是实力要比条约管用得多。
　　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了中国主权吗?
　　近年来，对于流行的为外国侵略者辩护的思潮当中特别表现为某些人集中为美国辩护。强调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表明美国与其它列强是不同的，没有参与瓜分中国的野心。
　　然而，这种说法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并不证明没有瓜分中国的野心，恰恰证明其比其他列强的野心更大。这一政策要求每一个列强的势力范围当中，美国都要享有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说其他列强一开始把目标集中在侵略中国某一部分上，美国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侵略整个中国上。并且最终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把整个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地区全都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img0]http://www.kunlunce.com/d/file/klzt/fanduilishixuwuzhuyi//11c534d238b9d7a1488d.jpg[/img]
　　即使回归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较之其他列强更好一些。一方面，以美国当时力量是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其他列强的，列强之所以没有瓜分中国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在列强无力瓜分中国的情况下，如果实行“势力范围”政策，那么中国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面临的还只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那么多多少少还可以松一口气。而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后，中国每一寸领土都必须向所有的列强开放，这就使得中国的民族经济彻底被列强窒息。
　　三、在边疆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由于近几年来中央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的整顿，所以像前些年那样赤裸裸的为侵略者辩护有点不太时兴了。某些人一改策略，也唱起了爱国的高调。但是，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这些人的所谓爱国恰恰仍是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基本内核的。这里，笔者仅谈谈他们在19世纪边疆问题上双重标准。
　　现在，关于19世纪中期中国面临的边疆问题，一些人极力炒作“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但是却拼命淡化美国支持日本于1874年出兵台湾，英国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等活动，甚至分析边疆历史时对于这些侵略活动只字不提。这也造成了不少人印象中19世纪中期俄国比美英在侵略中国边疆方面影响大得多的印象。
　　然而事实上，俄国占领的领土虽大，但是却被当时大多数人视之为不毛之地。例如，在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登记在册的中国居民只有600人，清政府更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去巡视一圈。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也类似，早在俄国正式侵占这些领土之前多年，其已经和日本为争夺库页岛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清政府并没有对日俄在库页岛的争夺提出过任何抗议。这并不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太软弱，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至于疆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那些领土，也是清政府常驻哨所之外多年不去一趟的地方。
　　所以，当沙俄占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时，清政府并没有觉得损失太大。而且俄国自己也没有觉得严寒地区的领土多重要，所以在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之后，随手又把大体面积相同的阿拉斯加低价卖给了美国。而且俄国还举国欢庆，认为是丢掉了一个大包袱，占了美国人的大便宜。
　　但是，台湾与新疆虽然还在边疆，却已经被时人视之为腹心地带。当时，这两个地区都有约300万人口，所以在发生危机后很快就被建为行省。在发生这两次危机时，清政府也是朝野上下举国震动。之所以最终有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并不是因为清政府的国力大幅度增强了，而是因为清政府对新疆重视远远高于沙俄占领的北方领土。
　　所以，且不说现实当中中俄边境早已划定而台湾与新疆仍然存在着西方支持的分裂势力，单就19世纪中期的历史环境来看，美英支持的侵略边疆活动的影响力也远远大于俄国。某些人之所以浓墨重彩的渲染“沙俄侵占北方大片领土”而对于美国支持日本于1874年出兵台湾，英国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等活动只字不提，无非是想通过历史撬动现实，在现实中破坏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为西方国家侵略和颠覆活动辩护罢了。
中美关系的简明历史脉络——精神殖民发端的清朝篇。。。
　　作者：云泊天& & 来源：云泊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上签字，该法正式生效。这是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环球时报发出社评：《社评：《台湾旅行法》展示美对华战略新姿态》。社论说：“美方正在制定大规模的对华贸易施压政策，现在《台湾旅行法》又生效了，这一切正在合成美方针对中美关系十分强烈的修正主义冲动。”
在我看来，这不是美国修正主义在作怪，而是美国政府在把其这近二十来年对中国政策的方向纠正到其本来的根源上。这个政策就是：美国的帝国地位不容挑战。具体到中国这里，主线是就是殖民中国，利用中国，遏制中国，改变中国。
　　梳理历史脉络，可见其政策非常清晰。
　　清政府时期以攫取殖民利益为主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中国皇后号”使华。随着美国在亚洲的贸易量逐步上升，美国政府眼馋于欧洲列强在东亚得到的殖民利益，美国海军以保护贸易为名建立了常驻远东地区的舰队——东印度舰队。18世纪末，美国商人发现贩卖鸦片更为有利可图，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几乎所有在华的美国商人都参与了走私。包括历任美国领事，如威尔考克斯、士那、福士等。（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主持禁烟事务，销毁鸦片，禁绝毒品。如此有利于中国百姓的大事，却极大的影响了英美鸦片贩子的利益，也影响了英美等国的利益。美国的鸦片贩子于1839年5月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政府与英、法、荷等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于是美国派出加尼率东印度舰队三艘战舰前往中国。但由于通讯的原因，加尼接到命令前往中国的途中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
　　1844年，加尼陈兵于黄浦，以武力相威胁，签订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条约中的第二款“……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这就“利益均沾”原则，亦即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发源地。
　　在这个不平等条约后更是载有一句“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这个条约细致具体，条文严谨，体现了美式的契约精神，这个条约成了以后中国所有不平等条约的通行范本。嗯，平等就去TMD。“利益均沾”原则实重上极大的加重了中国人民遭受的帝国主义奴役。
　　1858年6中美《天津条约》签署，“耶稣教教士得自由传教”，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从此载入明文，以大炮为支持的传教确实很世俗。
　　以《望厦条约》为支持，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进行宗教文化入侵。
　　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人，人，人，人。而1932年时西方派遣在全亚洲的传教士也只有4058人，中国占了凑数以上。到了1949年，天主教在华人数5346人。
　　基督教来中国的传教士，1840只有20人，到了1853年增加到了618人，人。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百年纪念大会时，已达3833人，1926年达到了8325人。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代表126人中，美国人占了72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文考在这次大会上批评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文化侵略。他认为建立教会学校“是培养中国上层阶级的最好工具”，可以“通过教会培养一批将来有希望掌握中国政权的上层人物，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进而统治中国，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在这次大会上，在美国传教士的主张下成立了一个“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这是西方宗教有组织的进行教育侵略活动的开始。
　　这次大会后，教会学校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开办了大量的学校，开始规模性的文化侵略。期望通过教会学校在中国培植一批西方的代理人。
资料出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
　　美国人注重精神殖民，这个很隐蔽也很迷惑人，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不少人为基督教传士来华传教的事唱赞歌，却不知道这些人在中国都是人上人。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以至于在中国各地爆发了大量的教案。
　　他们在带来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同时收集着中国各方面的情报资料。
　　“教会学校除担负着殖民奴化教育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在辛亥革命时,美国教会及民众团体 ,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由“美国教会教育社”编辑部打电报给该校校长卜舫济,要求他在短期内编写《中国当前情况》小册子 。北伐战争前夕,卜舫济加紧秘密搜集有关中国政局演变的资料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是一个卜舫济详细地给美国政府汇报了“四·一二”事件的经过,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极力加予贬低污蔑。”《教会学校与帝国主义对华的教育侵略》。
　　1858年11月，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署，鸦片贸易合法化写入。至此时，美国终于放下了虚伪的面具，不再假惺惺的反对非法的毒品交易了。无他，还是为了钱，为了利益，根本看不到一点点“美国为了中国人好”的意思。要知道普世价值他爷爷的爷爷这时候都还没出生呢
　　1868年中美签定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很有意思啊。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深得清政府信任，受委托代表清政府访问欧美各国。日，他擅自越权，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条约，共八款。允许基督徒在中国开设宗教学校，要求清政府给予所谓的宗教平等。这个条约的签署，为宗教学校文化殖民打开了大门，使宗教学校完全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
　　与英法等国不同的是，美国更偏重于文化的殖民。只要控制了人的思想，还有什么是不能控制的呢？
　　1901年中美签署《辛丑条约》。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条约，中国全面半殖民化。别的不说了，光赔款就是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美国分得其中本息合计：7100余万两。这是分期偿付。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事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
　　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建议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
　　1907年明恩溥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说，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日，美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嗯，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的由来。不过要注意的是，并不是美国退回了辛丑赔款，而是把未交付的赔款用于在中国办学、传教。这一笔钱一直到大陆解放前，国民政府仍在一直缴纳。（同时缴纳的对象还有日本国）
　　清华大学确实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开了先河，看来美国人善心大发啊。不过美国一大学校长的话道出了真实目的。
　　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美国人就是厉害，很早就懂得了精神殖民胜于军事殖民，莫怪乎到今天，精神美国人遍布中国。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并没有停止这个条约的执行。中国 1917 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从而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 年期限。（《剑桥中华民国史》）1925年苏联申明放弃赔款，同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也就是说不要再交了，你们拿去办教育吧。这是民国时期十三年了。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以及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宜。
　　用中国人的钱，办美国人的事，名利双收啊。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在夸美国人好呢，我只能说美国人的手段真的好。当然了，这笔赔款也保障了常凯申在民国时期向美国派出公费留学生的经费所需。
　　我们需要感谢美国人吗？
中美关系的简明历史脉络——纯粹利已主义的民国篇。。。
　　&#8226;来源： 微信公众号“云泊天兮” &#8226;作者：&&云泊天
　　所有的美国援助，都有着太过于强烈的功利心了。美国在前期支持日本打中国，到后期支持中国打日本，这中间有多少是可以扯上崇高与伟大的？这又有几何值得中国人为之念念不忘吗？
　　对日宣战之前
　　民国时期美国主要是以利用中国为主
　　随着辛亥革命的暴发，中国民众的意识逐渐觉醒，炮艇殖民引起的副作用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欧洲本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他顾。再加上随后到来的经济大萧条，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中国力不从心，大多转为贸易攫取与培植代理人。中华大地成了西方的利益工具与赚钱机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力逐步强盛，渐渐取得列强殖民中国的主导权。
　　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力顾及中国，及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日本取代战前的德国并独占中国90%之多的军火市场，交易额高达1409万关两。本着利益均沾的指导思想，美国很是不甘心。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918年12月，美国以促进中国南北和谈及组建统一政府为幌子，美驻华公使向日、英、法、意等国公使提议：在中国统一政府成立前，不向中国供应军火。
　　这一提议得到英法支持，日本起初反对，但因为国内新上台的原敬内阁对美英协调，并因为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协议。
　　日，公使团向北京政府递交正式照会，声称在中国统一政府成立前禁运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机器原料输入中国，停止交付已购之军火。这一行动的参加国有英、美、法、日、西、葡和巴西，比利时、荷兰、丹麦及意大利亦在以后参加。这是一个只有照会，没有条文的禁运。
　　这个禁运无视中国的主权，也从没干涉发生于中华大地的军阀混战，更没有任何保护平民的举动。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美英排挤日本所独占的军火市场份额，这与崇高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禁运给苏联以极大的便利，在北方扶持冯玉祥的同时，在广州扶持国民党迅速崛起，建立新军，开设黄埔军校，大量新式军械交付国民党。而在此同时，中国更成了德国军火的倾销地。这一局面是美国所没有料到的，美英二国的军火商利益损失惨重。虽然美国也偷偷的卖一些制造军火的机器给中国的军阀，也提供技术顾问，但所得终究太少。
　　比如亲美的直系吴佩孚，就有网文说其没有从英美手里得到军械，飞机，从而引证出美国在此问题上比较公正的立场。却不提这一切都是英美与日本三方较量的结果。英美两国之所以对稽查走私较为严格，主要是由于日本的监视和举报，其次是由于两国间的相互制衡。往往在吴佩孚即将购得一批美械之时，本来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美国政府遭到日本使节的质询，而被迫展开调查。要知道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情报系统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这个禁运本就是美英与日本的斗法。
　　在此期间直接的军火贸易，英美确实没有，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卖不了军火，但可以卖机器，卖制造军火的原料，也可以提供技术人员。
巩县孝义兵工厂旧址
　　吴佩孚的汉阳兵工厂所需的钢铁与机器，多购自英美与德国。汉阳火药厂所需的硫磺、酒精，则得自日本、意大利等国(杨日升《闯见录》)
　　1922年2月，吴佩孚向奈尔斯、贝门特、多德等美国公司购买了大批设备，来装备巩县兵工厂。随后，又曾请两位法国工程师到巩厂视察(陈安东《军火贸易》)。
　　“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回报。”1927年“美籍犹太人索克思可能在劝说英美烟草公司提供 200 万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贷款时起过作用”《剑桥中华民国史》。
　　亲美的吴佩孚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六个兵工厂，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极为强大的军火制造能力，拥有比其他军阀更为强劲的军事潜能。美国得到的回报是畅通无阻的商品倾销便利。吴佩孚也因在贸易中给美国大开方便之门而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但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毒品与军火。毒品生意美国虽然照做不误，但时代不同了，毕竟是不能上台面的事。中国军阀混战之时军火才是最大的生意，却不能为所欲为。虽然卖军火制造机械设备利润是高，可这是一锤子买卖，远不如军火这个消耗品用量大，而原料附加值又太低了。
　　于是在1929年初，英国提议废除禁运，美国立即响应，但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日本当时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心怀疑虑，不愿予以支持，但英、美态度坚决，表示如果日本不同意，它们将自行废止禁令。日本不得已同意解除禁令。
　　在长达十年的禁运中，中原大地隆隆炮声从未停过，生灵涂炭。美国可曾在这方面有任何发力？当初说好的促南北和谈，又曾作出了哪些努力，有何成果？禁运也是利益，解禁也是利益，什么事都往普世价值上去说，那就很好笑了。
　　30年代初，遭受经济大萧条深重打击的美国，为避免在争夺国际市场的外交活动中陷于失败，开始实行以孤立主义为标志的所谓中立政策。史称“史汀生主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
　　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国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
　　这就是史汀生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穷则独善其利，达则称霸地球。
　　不仅如此，美国总统胡佛竟然向日本献媚，美国有一部描写其最大化工公司和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的书，该书写道：胡佛总统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们(指日本)在1931年入侵满州……他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的考虑日本的处境。”出自2015年董长贵《史汀生主义的破产及其教训》。
　　有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来自日本三井化学联合企事业的经理人员同美国杜邦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威尔顿会晤，并交付了90多万美元，以换取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这是一种生产廉价军火的制作方法。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此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一直源源不断的向日本提供军火。
　　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哈美派也常以“道义禁运”来证明美国反对日本侵华。但“在‘道义禁运’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反而增加了对日本的输出，如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而在实行所谓‘道义禁运’以后的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这个实例足以说明罗斯福政府的所谓‘道义禁运’的虚伪性。”(《美国通史简编》 615)
　　美国人也知道，“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铁、钢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美〕林克、卡顿《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册172)，
　　“直到1940年7月……罗斯福才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许可证制并没有起重大的影响。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的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现代国际关系史》661、662)。
　　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
　　美国的利已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利用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大发不义之财。中华大地，成了美国借以发财的工具，在美军向日本人宣战前，死于日军屠刀下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美国犯下的罪恶。
　　李宗仁说：“日本杀人犯没有刀剑，美国给了他们”。
　　这样的美国，高尚吗？伟大吗？
　　在史汀生主义作祟下，日，日本飞机蓄意炸沉了美国长江巡逻队炮艇“帕奈号”，美国竟然不吭一声撤了巡逻队。1938 年2月美国从天津撤出它1912 年就开始驻扎在那里的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珍珠港事变前夕 ，1941 年 11 月 ，美国又从上海撤出了1927 年以来就驻扎在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 团。由此，美国事实上结束了它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中国的驻兵权。
　　毕竟这时的日本是美国的财神爷，得罪不起嘛。至于正义，人权，航行自由，在金钱的诱惑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哪怕这钱正在滴着中国人的鲜血！
　　但咱们也不能抹煞了美国人的帮助嘛，虽然这是明显的二头下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