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病一些人说我看上去没什么病可能是好了.幻觉幻听是从19岁开始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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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答网友超过1千万个问题，并有多个医生对同个问题进行不同解答，提供多个解决方案精神病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什么样的精神病能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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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47岁。精神病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什么样的精神病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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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能面诊，医生的建议仅供参考共1条医生回复
精神心理科-精神科
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强迫症,恐惧症,抑郁症,焦虑症,躁狂症,失眠
病情分析：你好
女, 47岁。精神病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什么样的精神病能治好
具体什么精神病？
女, 4妈妈精神病十几年了 一直吃药控制今天她莫名其妙的站在家门口骂人
说心中的不爽怎么办
具体什么精神病？以前去医院看过吗，吃过什么药物？
具体不知道
以前因为被吓过后来才得得
目前在吃药吗
什么药物呢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大部分精神疾病复发概率高，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
此消息只有医生及用户本人可见***/06/***.jpg
恩，如果服药后病情没有控制，需要及时到医院复诊调整好药物剂量
吃这药是哪种病
吃这种药物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
这药效果没以前好了
主要还是氯丙嗪
这情况有可能好吗
及时调整好药物可以控制好病情的
她的思想跟正常人不一样
总说世界上没好人 感觉有人欺负她
这就是精神症状，需要药物控制好
吃了很多年怎么还是一样
去医院医生说好好说说话
最近一年因为我怀孕了在家照顾我
好像比以前严重了
恩，一方面患者有没有按时按量服药，一般需要每月复诊调整药物，另一方面平时过度劳累熬夜容易影响病情
会不会加上更年期
也有可能，具体诊断需要本人到医院检查才能明确
她不肯去怎么办
不承认自己有病
尽量说带她去检查一下身体看看
她在那骂医生怎么办
家人是不是
病人在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顶嘴啥的
建议你可以把她以前的看病资料资料到当地精神科找医生看看调整药物，尽量不要去和她吵，看好她，不要让她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好的谢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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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去医院必看
挂什么科：
精神心理科
需做检查：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颅脑MRI检查、SPECT显像、CT检查、脑代谢显像、脑蛋白质代谢显像、脑氧代谢显像、脑葡萄糖代谢显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血浆铜蓝蛋白（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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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费用：
根据不同医院，收费标准不一致，市三甲医院约（元）
哪些症状：
联想障碍、情感淡漠、思维松弛、幻觉、痴笑、思维破裂、思维紊乱、精神运动性兴奋、老人性格孤僻、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儿童联想和情感障碍、单次发作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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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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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刺激得精神病的人能治好不？...
"网友求助"受到刺激得精神病的人能治好不？...已回复
学生时高考影响得的精神病有人治好过不？不复发？……………………
医院出诊医生
擅长：失眠、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
擅长：小儿内科
共1位网友提供帮助
会员9227720 16:29:25
是不是平时学习成绩挺好但是高考失利了呀？关键还是要解开她的心结对病情的恢复肯定有帮助
问精神受到刺激也会得精神病吗？
职称：主治医师
专长：擅长消化道疾病的诊疗
&&已帮助用户：52700
当人遇到不良情绪刺激（医学上称生活事件）时，不论这事件是怎样引起的，在心理上总会产生某种压力，心理学称为"应激反应"。当生活事件发生后，心理应激反应使大脑皮层功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大脑边缘系统，使垂体k内分泌的活动发生病理性改变。在心理应激反应初期，肾上腺皮质激素、生长激素、催乳素等分泌增多，并迅速达到顶点，然后又迅速降到正常基线以下（心理否定期），并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正这种变化，使得人的心理、生理产生致病性改变。如果这种改变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机体的调节能力，就会产生心理平衡失调，大脑功能活动紊乱，进而发生精神疾病。
问什么算是精神病？受到刺激会导致精神病吗？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儿童保健，上呼吸道感染，婴幼儿湿疹等
&&已帮助用户：121356
病情分析：你好，先不要使用药物来治疗，一般都是会使用精神类药物来进行治疗，而这些药物副作用是很明显的，而且轻易是不能停药的。自己可以注意自我调节来控制一下自己会好许多的，比如自己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多参加一些运动锻炼，多接触一些新鲜事物，听一些音乐，和一些活动都是可以减轻自己的，意见建议：建议可以积极主动的来试试，乐观一些是会好些的，祝你健康
问治疗精神病哪家医院好
专长：心脏病、肝胆疾病
&&已帮助用户：225381
病情分析：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精神活动和环境不协调为特征，发病者多为青壮年，常缓慢起病，病程迁延。
　　意见建议：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目前还不明确，公认为多基因、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精神分裂症发病的相关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大脑结构异常、脑递质异常、社会心理因素。
问shimian,我受到一些刺激 好几天都没睡觉了 我该怎..
职称：药师
专长：肛肠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已帮助用户：80438
你好，保持心情舒畅，有必要口服助眠药物，建议看下医生。
问甲亢病人在受到重大刺激会否引发精神病
专长：外阴白斑、斑秃
&&已帮助用户：220797
甲亢病人需要杜绝不良精神刺激临床上常有甲亢患者病情加重追溯缘由患者加重病情前常有不良刺激如因一点小事与同事、家人争吵且不能自控因此患者要学会控制自己情绪家人及单位的同事应对病人予以理解创造一个较好环境以避免精神刺激
问是精神病吗，严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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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您有神经衰弱的症状意见建议：也许是过度紧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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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联盟推广精神病，治得好吗？————来自：【新民周刊】201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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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治得好吗？————来自：【新民周刊】2015年第21期
【封面故事】2015年-21期【1】精神病到底能被治愈到什么程度？精神病学的前沿在哪里？现代精神病院又是怎样一番光景？让我们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精神医学中心寻找答案。【2】在“精神科黄埔军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里，一名医学生要被锤炼成一位精神科医生，必须经历一段“奇妙之旅”。【3】早在1958年初，在著名精神科专家粟宗华和夏镇夷的倡议和指导下，彼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派出精英工作队，历时三年完成了对上海千万人口的精神病普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张覆盖上海“市-区/县-街道/乡村的行政和专业并行的三级防治网络”初具雏形。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赞称上海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三级防治网络为“上海模式”，向全球推广。今天，“上海模式”在不断升级。【4】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有30个门诊室，从患者需求出发，中心开设了睡眠障碍、焦虑、抑郁障碍、强迫症、老年心理、儿童心理等专病特色门诊。【5】精神卫生领域内，成瘾医学是一个独特的学科分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1997年开设物质成瘾科，收治物质成瘾患者。1】精神病，治得好吗？阅读提示：精神病到底能被治愈到什么程度？精神病学的前沿在哪里？现代精神病院又是怎样一番光景？让我们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精神医学中心寻找答案。
失落的绿洲
　　试试看，如果我们变成一只在墙上踌躇满志的苍蝇，我们能听到些什么——
　　一个精神病学权威悄悄地对学生说：孩子，我们已经可以确认火星上有水，却至今不清楚，人为什么疯狂！
　　人为什么疯狂——为什么？！因为至今没有关于病因和发病机理的确凿证据，精神病学，因此而成为人类医学最年轻的分支，年轻到常常忸怩地自言自语：据说，满大街已经疯狂，人人都可能是精神病？
　　至少，周围的人动不动就“抑郁”了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因为尘世无数的纠结和烦恼。如果你确实“抑郁”了，如果你确实“分裂”了，如果你确实“痴呆”了，或者如网所言，我已疯狂到无法感觉是不是疯狂，那么听话，赶快找一个绿洲吧，它不很远，在上海，在上海以前人人谈疯色变的宛平南路600号……
　　事实上，很久很久以前，“关、押、捆、绑”的历史已经彻底禁绝，“600号”现在是人文礼仪的前沿，园林绿化的前沿，临床治疗的前沿，精神康复的前沿，学术研究的前沿，亭榭楼宇，飞阁流丹，只要不具伤害力，几乎所有的患者或在花圃徜徉，或在走廊聊天，或在池边阅读，外面的世界可以继续无奈、继续疯狂，此地反倒空谷清泉，鸟语花香，以至于我们常常反讽地思考——
& &　　抑郁向左，和谐向右。向南，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在宛平南路的右边…… 　（主笔 胡展奋）
精神病，治得好吗？
记者｜王　煜
& & & &据说，世界已经疯狂，人人都疑似精神病。
& & &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3000万人，失眠等精神疾病患者超过5000万人。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7%-10%的老人患有抑郁症，患躯体疾病的老人抑郁症发生率高达50%。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达17.5%，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调查发现，上海市民每5人中有1人终身患过至少1种心理疾病或行为问题，平均每8个人中就有1人目前正存在某种心理行为问题……
　　有病就得治，但长久以来，精神病院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令人心生畏惧，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
　　对极为重视健康的上海人来说，把上海各大著名医院的名称叫得全叫得顺从来不是问题，但要把它们的门牌号码、具体地址记得一字不差，唯独只有一个例外——宛平南路600号。很多时候，甚至仅仅一个“600号”，人们就心知肚明，那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与周边另两家著名三甲医院的每日喧嚣相比，这里总是显得安逸而宁静，但谁都明白这份“安静”背后真正的“喧嚣”。600号，这个被牢牢记住的数字，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本身，就好像当今社会关于精神健康现实的一个隐喻，“600号”所代表的精神病、精神病人、精神病医院，以及更为广泛的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以不同的面目投射到人们的心湖中，泛起一圈圈不同大小的涟漪，在那个如镜的心湖中，我们照见怎样的自己？
　　精神病到底能被治愈到什么程度？精神病学的前沿在哪里？现代精神病院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立8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600号——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精神医学中心寻找答案。
中国最现代化精神卫生机构
　　人们对精神病院的恐惧也许来自两方面：一是精神疾病本身还存在着太多未知的领域；二是人们对恐怖疯人院共同的记忆，从全球范围的历史而言，精神病院真正脱离“集中营”般的运行方式，不过200余年。
　　精神病的病因不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精神医学专家徐一峰告诉《新民周刊》，就目前的精神医学水平来说，精神科医生治疗的还只是患者的症状，并不清楚发病的原因，因此只能“对症下药”而无法精确消除发病的源头。同时，除了老年痴呆症这样的器质性精神病，大多数精神病还是不能依靠已经很发达的影像学的检测结果来确诊。如果用了某药，患者的症状缓解，那么就证明这种药对他是有效的；反之就要换其他的药——这种在身体疾病的鉴别诊断中不得已使用的“试错”，在精神科中却是必要手段。
　　精神病的病因、发病机理能被明确找到吗？在徐一峰看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精神医学研究工作者要攻克的一个最大难题。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大量疾病和基因有关，因而通过基因测序来寻找精神病的病因曾经被寄予厚望。他介绍说，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该病被证明有80%的遗传度，但根据最新全基因组研究，影响该疾病的候选基因位点有108个之多，也就是说发病是众多基因之间以及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微效积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基因的致病作用大于10%。也就是说，在基因测序的路径，目前是行不通的。而动物实验建立的某些模型，其说服力依然得不到医学界的承认。“人工制造环境，比如把大鼠丢到水里强迫它游泳，让它患上'抑郁症’，这种机理会和人是一样的吗？”
　　精神的难解之处就在于当它存在时，你很难细致研究它的物质基础；而当物质基础“方便”科学家研究时，例如尸体解剖时，思维却早已不存在了。把大鼠的脑神经元放在显微镜下，人们看到的画面和宇宙惊人地相似，这似乎揭示了精神的无穷复杂性。“尽管这很难，而且我认为在近期的未来都很难有突破，但你不觉得在一个全部要素都已经成熟的领域里工作，不是太简单、太没意思吗？对未知的探索，才是精神医学的魅力所在。”徐一峰说这话时眼睛里闪闪发亮。
　　精神病存在吗？这在今天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命题；但是，在现代精神病学建立起来之前，精神病常常被当做厄运降临、魔鬼附身，驱除的方式千奇百怪，把人装在笼子里旋转、用水冲击头部；还有如15世纪的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博斯在《治愈愚人》里所画的：让头戴漏斗的人用尖刀划开精神病人的头颅，还有两人在好奇地旁观，他们认为这就能将致病的“愚人石”取出来。
　　并非只有古人这样想。20世纪60年代，欧洲出现“反精神病学”思潮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拥护者眼里，“精神病”不是一种疾病，而完全是社会、政治因素造成的，只是统治阶级用于镇压异端的工具。
　　在欧洲，精神病人曾经不被当做病人，而被看成是社会的底层分子：1656年敕令之后，在法国的疯人院里，精神病人和罪犯、乞丐、性病患者和妓女被戴上镣铐关在一起。潮湿的地下室里空气混浊、暗无天日，他们只能睡在发霉的草垫上，甚至隔一段时间精神病患者还被公开展出，像动物一样被收费观看。
　　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时终结。1792 年，菲利普·皮内尔被任命为比塞特医院（巴黎男子疯人医院）的院长。这个医院里关押着约4000 人，其中大约有200个精神错乱者。皮内尔解开精神病人身上的铁链，让他们走出地牢、重见天日。皮内尔此举在当时冒着极大的风险，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他做的事带有极强的实验性质，如果“实验”失败，则很容易被看成一次政治阴谋，遭杀身之祸。皮内尔最终成功了。他反对精神病人是被邪魔附体的看法，把患者异常的行为与大脑某种可能的机能障碍相联系，并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这些都是现代精神病医护的先声，他因此获得“现代精神医学之父”的美誉。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任何专门治疗精神病的机构，直到清末，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精神病院才开始出现。中国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由外国医生于1897年在广州建立，随后，北京、苏州、大连等地先后开设精神病院。
　　在上海，现代精神医学的起步不算早，但后来居上。1860年代，上海陆家浜南岸建有普济堂，收容包括智力精神残疾的贫困流浪者。
　　1931年，美国的雷曼（R S Lyman）医生应上海医学院之邀，来华讲授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他和后来接任的奥地利籍医生韩菲（F Halpen）一起，在华东开创了现代精神病学的教学，并使上海在这之后成为中国精神卫生工作最活跃的地区。
　　1935年，慈善家陆伯鸿在上海西南郊区（今闵行区）创立了普慈疗养院，即今天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普慈疗养院由陆伯鸿任首任院长，占地100亩，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病床300张，是当时远东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囿于当时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普慈对精神病人以收容、“关押捆绑”为主，只有少数富裕的病人能接受电休克和胰岛素休克治疗，这也是当时仅有的两种治疗方式。普慈疗养院的病房由天主教会管理，在如今的沪闵路321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颛桥院区内，仍能看到当年的老教堂，如今它是精神病人的康复场所；据说在抗战年代，由于从空中俯瞰其建筑呈十字架形，才使医院免受轰炸。
　　上海解放后的1952年，普慈疗养院被市军管会接管，改为上海市立精神病院，由中国著名精神病专家粟宗华负责医务工作，后任院长。后续几年间，上海所有的私立精神病院全部并入该院。后来，粟宗华提出“实现上海市精神科工作者大联合”的主张，得到当时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精神科医护人员的赞同，三股力量合并成立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以在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的新建医院为总院，以原来闵行的医院为分院。1985年，医院改名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如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已成为上海市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担负着全市精神卫生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心理咨询/治疗和对外学术交流等任务，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种类最全、领衔学科最多的精神卫生机构，卫生部规划的全国四大区域性精神卫生中心之一。2006年5月，该中心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目前，中心临床科室齐全、技术力量雄厚，设有精神病性障碍、心境障碍、焦虑障碍、老年精神障碍、康复、临床心理、儿少、自愿戒毒等临床科室，实际开放床位2146张,年门诊量逾70万人次。近十余年来，中心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和局级科研成果奖20余项。
　　目前该中心“精神病学”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精神疾病临床医学中心、老年精神医学、预防精神医学为上海市医学重点学科。中心还拥有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硕士点、博士后工作站，心理学硕士点，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作为WHO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之一，与世界各国的精神医学界进行着广泛的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它是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实至名归的领头羊。
证明自己没疯，难吗？
　　一位精神病学家、三位心理学家、一位儿科医生，还包括一位20多岁的研究生、一位画家和一位家庭主妇，8个人假装自己是幻听严重的精神病人，“潜入”多家精神病院。结果，他们8人中有7人被诊断为狂躁抑郁症。被关入精神病医院后，这8个假病人的所有行为都表现正常，不再幻听，也没有任何其他精神病理学上的症状，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医护人员识破。当假病人“澄清事实”要求出院时，医护人员都认为这些病人“妄想症”加剧，甚至还发明了一些精神病学上的新术语来描述这些人的严重“病情”……
　　这并不是网络段子，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罗森汉恩博士于1972年进行的真实实验。近年来，国内也有“被精神病”的提法见诸媒体。最受关注的“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中，现年48岁的徐为（化名），一个曾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的人，在精神病院里已经待了十余年。其间，自认为无需再住院的他，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离开，但均以失败告终。后来，他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其监护人徐某（其大哥）侵犯人身自由权。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驳回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证明自己没疯，真的很难吗？
　　这样的问题，反映出公众与精神医学存在严重隔膜情况下的焦虑：一个人的身体患上疾病，他会愿意积极主动地去治疗；而要是精神上出了问题，他通常是不会去精神病院的，当然，除了担心招致非议、影响工作和生活，还因为人们认为精神病院是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精神病院还那么可怕吗？不妨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眼见为实：宽敞的门诊大厅、明亮的病房、花草点缀的院内广场，和附近的另两家三甲医院相比，从外观环境上看不出任何“异样”，有的只是更加优美怡人。走进“600号”，完全不必“压力山大”。
　　2015年4月的一天上午，当小美（化名）在家人的陪同下，坐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诊室里时，记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个看上去瘦弱高挑、内敛安静的女孩子，几天前曾在家里的垃圾桶里疯狂地翻找食物。
　　17岁的小美在初中时曾经是学校体训队的成员，专攻短跑的她，自然小腿粗壮些，在遭到队友们的议论后，小美被深深打击了，从此开始狠命节食减肥，体重虽然如她所愿一路下滑，但由于用力太猛，她变得什么都吃不进，最终变成营养不良。正当家人带着她求医问药解决厌食和营养问题时，大约十天前，她突然进入另一个极端状态，开始暴饮暴食，就算胃里已经塞得非常难受，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吃东西的欲望。家人收走房间里的所有零食，她就偷拿钱跑出去买东西吃，甚至去翻垃圾桶。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一边同小美和她的家人交谈，了解上面的故事，一边敲打着键盘，在电子病历上记录下她的各项指标：意识、定向、接触对答、感知、思维、躯体症状、自知力……此外，学历、工作、婚育、病史、用药等状况也必须了解和记录。“你理想的体重是多少？”“你吃完东西会催吐吗？”“能不能尝试接受我们对你的饮食控制？”在大约30分钟的谈话中，医生完成了对小美的“精神检查”，她为小美开出抑制食欲的药物，并向其家人交代了合理的食谱安排，安排了下次的门诊时间。“这种从厌食到暴食的转变，基本上是情绪问题。”在下一个患者进来之前，医生只有不到10秒的休息时间，只能和记者说上这么一句话。对每一个初诊病人，对谈形式的精神检查一般至少要持续30分钟。从上午的8点开始，3小时里她接诊了14位患者，而这只是当天她的门诊挂号量的一半，午饭就和往常一样，在诊室里嚼个饼充饥。
　　当然，精神检查不只是对谈，还会利用一系列量表进行测评来辅助诊断；同时，身体的检查也是必要的，血压、心电图、血常规、尿常规等等，都能作为诊断的参考；在几个小时的门诊里，这些手段记者都一一见证。同时，还有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和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这样的权威文本为精神科医生提供参考。
　　在这样的检查面前，就算“演技”足够高，还能装病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精神医学专家谢斌告诉《新民周刊》，精神医学不是巫术、玄学或者伪科学，而是一门现代医学；精神病的诊断指标包含思维、情绪、感知觉、意志行为等多个方面，是一套复杂全面的系统。一个人可以在某一指标上某一段时间里伪装，但不可能在所有指标上一直持续作假，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因此，有病装没病，或者没病装有病，在我们看来，都是很难的。”
　　为了保证诊断质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规定，必须要一个主治和一个副高以上级别的医生的意见达成一致，才能为患者确诊。在住院部，实行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和主任/副主任医师的三级查房制度，加上与患者密切接触的护士参与诊断。如此看来，不仅“浑水摸鱼”潜入精神病院“希望渺茫”，而且“被精神病”在医学上也几乎是办不到的。在这“人人都是精神病”的世界，并不是人人都“够格”住进精神病院的。
　　2002年开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上海市精神疾病临床医学中心平台上，建立和完善了精神科亚专科。如2003年成立的抑郁症病房，为国内首创，后改为心境障碍科；此外，老年精神科、儿少精神科、戒毒科等亚专科，都各具特色。2014年，上海首个精神科专病诊治中心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式成立，专病诊治的范围涵盖心境障碍、早期精神病性障碍、老年精神障碍、物质使用障碍、焦虑障碍及睡眠障碍，为各类情绪问题患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诊疗服务。在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方向下，患者将在此得到越来越准确有效的诊治。&
无数的未知，无尽的探索
　　在影视作品呈现的精神病院里，让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对精神病人的电击疗法。这种古老的物理疗法现在依然在临床应用，对于伴有自杀自伤行为的患重度抑郁症、狂躁症患者，紧张、焦虑和木僵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较有效。不过，今天的电击疗法已经有所改良，麻醉剂减轻了患者被电击时的痛苦，肌肉松弛剂让患者不再抽搐，心电监测设备也增强了安全性。只是，与其发明时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用电流引发患者的癫痫发作。
　　但是，这种疗法具体的生物学机制还没有明确，有些人认为它通过大脑改变血流量的模式，有人认为电击改善或平衡了患者紊乱的神经递质，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会对大脑起到像电脑格式化一样的作用，最新还有研究显示电击能刺激新的细胞和神经链路的生长。也就是说，医生们知道某些精神病症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疗，但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还不清楚。
　　精神病目前最为主要的治疗方式是药物治疗。最早的药物应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种精神药物氯丙嗪是从染料中合成的，而之后早期的精神药物也多是在偶然观察中发现的。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目前的精神科药物已经在症状可能的机理和现有的药物的基础上进行人工合成。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国内最早运用药物治疗精神病的机构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氯丙嗪从国外引进，国内对这类药物的特点和疗效尚不完全清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院长严和骎最早对氯丙嗪做临床试验。当时没有条件做药物毒性试验，就让男护士做饲养员，用空病房养了很多小白鼠，注射药物后看反应，做解剖，用基础的方法摸索。每当引进新型药物，严和骎总是带领大家先做动物实验，确定药效后，再投入临床使用。
　　如今，创新探索已经成为这家医院的基因。在精神药物的国产化进程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相关研究所、药厂配合，做出了扎实的贡献，例如在1958年研制试用国产氯丙嗪、1978年研制试用国产氯氮平。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约有85%的国产精神药物都是由该中心首先试用、提出临床报告，然后由药厂生产推广的。
　　1964年前后，中心开始氯丙嗪、泰尔登等药物尿定性试验，并克服基础差、设备简陋等种种困难与限制，首创精神科药物浓度测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首个精神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平台，于2006年7月完成国家食药监总局“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认证的现场检查，牵头各类型药物临床试验152项，其中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25项。
　　药物治疗的最大问题在于副作用，例如氯氮平会引起患者控制不住流口水、心动过速；含有镇定作用的药物会让人嗜睡和反应迟钝；对于双向障碍的患者而言，抗抑郁药物剂量过多会引发起更严重的躁狂，抗躁狂药物剂量过多又会让抑郁变本加厉，等等。有些药物的副作用甚至是致命的。近年来新研制的药物在力求减少副作用，但疗效和副作用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氯氮平被认为是目前治疗精神分裂症最有效的药物，但它的副作用太大，在目前的临床中已经较少使用；但是遇上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时，氯氮平就成了首选用药。
　　精神病的病程长、复发情况多，许多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一般而言，服药3-5年是非常普遍的，有些患者甚至需要终身服药。那么，精神病能根治吗？谢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进一步说明：判断精神病是否根治并不是以症状完全消失为标准的，只要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么就可以认为已经治愈。
　　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是电击、经颅磁刺激等物理疗法，还是作为精神病治疗领域最主要方式的药物治疗，抑或是作为辅助方式的心理治疗，目前并没有任何一种方式的治疗机理是明确的。
　　将来的精神病治疗还能怎样创新？如何更精准地确诊？病因、发病机理该如何探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说，研究大脑的认知，或许是寻求病因的新路径。例如，已有研究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阅读文字时，眼球移动的范围明显比正常人狭窄，这有望成为诊断该病症的新方法和探究病因的新途径。
　　中心副院长宋立升提出，医院计划引进功能神经外科作为新的治疗手段，这已经写入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十三五”规划中。具体而言，准备引进的深部脑刺激手术，是在大脑的特定位置放置电极进行刺激，相对于脑内神经核团的毁损手术，这是一种对大脑无创的手术，对某些精神科疾病具有较好的治愈率。宋立升表示，在对这项技术考察的过程中，医院内部也有争议，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精神科应与神经科进行必要的学科融合，以更高效地解决精神疾病问题。
　　“临床要做研究。”院长徐一峰表示，精神病要建立“临床路径”，也就是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在循证基础上来规范治疗组织和疾病管理。目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已经实现病历的电子化，并正进行影像和临床数据库的整合，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来挖掘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时代，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也顺应潮流推出E-Mental Health系列服务，包括国内首个临床应用的智能手机APP“心情温度计”。E-Mental Health与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对接，推动基于评估的医疗。通过“心情温度计”APP，人们可以方便地进行精神疾病的症状自测，并且将来还能将测评分数与医院的数据库对接，让医护人员远程了解患者的状况。
怀着仁爱之心，伫立在疯狂里
　　“住进精神病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按照这样的网络流行句式去搜索一下，几乎可以肯定地得到几篇长长的回答，以及遇上大批关注此问题的网友。原因正和精神病的病因一样：未知。
　　“关、押、捆、绑”的历史早已远去，但为了对患者的“三防”（防消极、防冲动、防逃跑），精神病院的大多数病房是与外界隔离的。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心境障碍病房，病房与外界之间由透明的玻璃门隔开，每个房间的窗户外也都没有栅栏，不过窗户只能打开一小点。亲友来探视病人需要经过医护人员的检查，以免带入细长、尖锐物体等违禁物品。为防止病人逃跑，医生护士在病房里穿行时需要随时锁上病房与外界相通的门。
　　《新民周刊》记者走进病房时正值探视时间，除了少数一两个病人被束缚带约束在椅子上之外，大多数病人都在自由活动，有的在走廊上散步，有的三三两两聊天，有的拿着书本仔细阅读。记者和护士经过病人身边，有人会非常有礼貌地再三打招呼，有人会呵呵地微笑，还有的会上来搭讪。护士说，用束缚带约束的病人通常是有躁狂或冲动症状的，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们自身和周围其他人的安全。症状减退后，就会让病人自由行动。病人可以在病房里自由活动，这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部在全国精神病院带头实行的。1984年，中心组织部分病人去杭州旅游，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从1985年开始，根据实际病情允许，病人可以戴手表、听自备的收音机、穿自己的衣服、带毛线来病房里编织等，而这些在精神科病房里曾经是绝不允许的。
　　眼下，心境障碍病房里的病人们不仅可以自由活动，还能在位于病房中部宽敞的“食堂”吃饭、看电视、打牌、给外界打电话，还能在活动室里用电脑看视频。开放护理是一把双刃剑，给病人更多的自由和舒适度有时意味着护理难度的增加，这对他们的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目前病房里每一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病人的住院体验提升了，但护士的工作强度明显上升。以前使用公共卫浴时，护士只需要盯一处地方，现在需要每间都仔细检查，因为卫生间是病人最容易有自残自杀等消极行为的场所。
　　“病房里的护士，还没有没挨过病人打的。”一名护士长告诉记者。有些病人动手前没有任何征兆，前一秒还是笑嘻嘻的，下一秒就可能一巴掌狠狠扇在护士脸上。挨打之后虽然委屈，可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尤其是新护士，缺乏与病人的沟通经验和判断能力，更容易成为病人暴力的受害者。在重症病房里，这样的危险就更大了。病房的医生告诉记者，这里的病人有的是暴力倾向严重，“一人单挑五个警察”，被五花大绑送进来的；有的是年龄大、住院时间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病人，通常还患有身体疾病，病房里还要承担一部分综合医院的治疗任务。重症病房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唯一设有两个医护办公室的地方，其中一个位于病房内，靠近病人情况较重的一级护理病房，就是为了随时以最快的速度应对突发情况。
　　精神科病房的医护人员面对的情况也许是各科医院中最复杂的了。护士说：为了防病人自残，病房规定病人不能用耳机等长条状的东西，但有的病人会把裤子或者塑料袋搓成长条绳索用来上吊，总不能不让他穿裤子、不给他用塑料袋吧？！有的病人有被害妄想，在医院待过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得病就是医生护士害的，出院后还会来找医护人员的麻烦，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相反，有的病人会对护士产生钟情妄想，不仅自己喜欢上了护士，还认为护士也喜欢自己，出院多年后还来医院找寻当年护理自己的护士……
　　在这种情况下，护士自身也面临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高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护理部、文明办、工会联合建立“心灵驿站”，为护士提供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和成员心理督导，倾听她们的困惑，帮她们倾倒“心理垃圾”，帮助新护士适应工作环境和节奏，被上海市卫计委评为“人文关怀，医务职工心理疏导”优秀项目。
　　整个住院部，气氛最为轻松的是心身科病房，这也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唯一的一个开放式病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病人不用穿病号服，也没有携带物品的限制。这里的病人主要存在抑郁、焦虑、强迫、睡眠、饮食等障碍， 除药物治疗外，心理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式。活动室里，几个病人正围坐着打麻将，旁边还放着乒乓球桌和电视。病房的走廊上挂满了病人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仿佛此处不是精神病院，而是某家艺术馆。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里穿行，时不时能遇见医学院的实习生或者前来进修的医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拥有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硕士点，博士后工作站，心理学硕士点。中心对住院医师进行规范化培养，并开展全科医生培养项目。并且，受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心每年举办全国精神科医师、护理进修班和研修班等继续教育项目，培养了大批精神科医疗、护理骨干。
　　国内最具权威的心理咨询师专业培训机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培训中心于2002年底在此成立，中心每年举办“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 “中德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中美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结构式家庭治疗”等连续培训项目，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
& & & & 国内外精神心理疾病研究的知名专家与大师应邀来此讲学、授课、展开学术讨论，中心建立的“东方精神医学论坛”已形成品牌。
& & “从本科教育开始到职业的终点，我们为精神医学的专业人士提供全程的教学培训服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说。
全程抚慰心灵，打造心灵家园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并重，是现代精神卫生中心发展的先进趋势。紧邻“600号”的零陵路604号，是隶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这是最早在精神专科医院设立的独立心理咨询中心，主要为各类心理障碍患者及受心理困扰的来询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开展多种心理治疗。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心理治疗与咨询门诊，2014年，心理咨询门诊约24.4万人次，心理治疗约6700人次。
　　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负责的“上海市心理健康热线”，是上海市最早设立的热线电话之一。从2008年12月起，与“上海市公共卫生公益电话”合并为“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12320-5），继续为上海市民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促进服务。
　　如今，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创立的上海市社区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络，被誉为“上海模式”，得到WHO的高度认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院长粟宗华是“三级防治网”最早的倡导者。1956年，上海市协调卫生、民政、公安等部门组成上海市社区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将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二医学院（现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科的技术骨干力量调入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使医、教、研汇成一体，成为全市精神病防治的技术指导中心。1958年，粟宗华受命组织开展全市一千万人口的精神病普查，继而在郊县农村开办精神病疗养村。上世纪70至80年代，精神病人住院难一度是中国精神医学界面临的难题。在导师粟宗华的倡导下，严和骎继续落实各区精神病防治站的建立工作，每一个防治站里设有几十张床位，并逐渐在这个基础上，扩建成区级精神病医院，后来，街道、居委普遍建立精神病人监护组。
　　作为上海市疾控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第三级网络，各区级精神病医院是第二级网络，街镇的康复站、工疗站是第一级网络。精神病社区“三级防治网”既包括专科医院，又涵盖基层机构，对精神病人从医院内到医院外都有系统的治疗、照顾措施。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要做的不止于此。几年前，国内有一本名为《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畅销书，在这本对精神病人的访谈笔记里，描述了许多逻辑严谨、思维缜密甚至料事如神、对万物洞若观火的精神病人，在这些文字里，精神病人和天才、“大神”只有一线之隔；无独有偶，美国2001年出版的《雅致的精神病院》一书中，作者介绍的麦克林医院，被称为美国的“贵族精神病医院”，这座百年医院闪烁的人文之光，甚至让某些患有、患过精神病的诗人、艺术家、学者以住进麦克林为荣。中美两国的文字都在述说这样的事实：精神病人的素质决不可小觑，精神病院的职责不能只限于医疗和护理，而要转为充满人文关怀的全程服务。
　　“让患者痊愈并回归社会、回归生活，这个任务应该由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心理康复师、社会工作者等角色组成的一个完整团队来完成。”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说，以前，医生和护士做了上述团队里的太多“兼职”工作，而现在这些角色的专业化、为患者服务的团队化，正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发展方向。例如，中心现有一名毕业于德国、拿到硕士学位的康复师，采用的音乐疗法并不是简单地放放曲子就行了，而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不同的人在康复的不同阶段所适合的音乐都是不一样的。而中心已经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将来会培养更多，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为他们做求职咨询、联系用人单位等。
　　在精神医学人文之光的闪耀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疾病康复、预防、控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以中心为代表，中国精神卫生事业进入了脑神经科学、预防、和“生物-心理-社会”全程服务时代。
　　普洒仁爱八十载，慈心济众铸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WHO“人人都需要精神卫生”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发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这个心灵的抚慰者，会成为梦里的“伊甸园”。那里没有恐惧，那里无需嫉恨；那里芳草萋萋，那里莺歌喃喃；那里有天使的呵护，那里是心灵的家园。2】被歧视的医生和病人日期： 作者: 黄祺&阅读 (&697&)【 来源 : 新民周刊 】&阅读提示：在“精神科黄埔军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里，一名医学生要被锤炼成一位精神科医生，必须经历一段“奇妙之旅”。记者｜黄　祺&& & 坊间有一个流传多年的说法：精神科医生，大多自己也不正常。　　精神疾病，恐怕是所有疾病中被误解最多、最受歧视的一种，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恐惧，不仅让精神疾病患者无法得到公平的看待，还连累精神科医生变成了一类“特殊的人”。 多年前，中国精神科医生往往有意地隐瞒自己的职业，这些年，随着公众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歧视逐渐减少，但神秘感依然存在。今天的现实依然不容乐观，我国精神科医生总体短缺，公众对精神科医生普遍缺少应有的尊重。　　其实，精神科医生除了需要掌握大量医学专业知识；还必须对社会、文化、心理甚至宗教、哲学投入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加健康和强大的内心，才能胜任这一份工作。有外科医生生动地形容：外科医生干的是体力活，修修补补；精神科医生干的是脑力活，要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窟窿补上，可是一件更“高级”的工作。　　从中国出现第一位精神科医生至今已经过去近百年的时间，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普通人对精神科医生还是如此陌生。为什么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科医生会受到歧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我在600号上班&　　上海有几十家大型医院，唯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称谓，常被自己的门牌号码“600号”替代，这个遗留的“代号”，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1958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市区宛平南路600号的新院建成使用，之前的闵行院区，由于远离市区，对于市民来说非常陌生。“精神病院”一下子来到上海人的身边，无疑给当时的市民带来了一些压力和臆想出来的困扰。　　1958年的社会氛围，与今天截然不同，市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十分有限，精神病患者还被等同于“疯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们，也不得不承受来自社会的歧视。为了避免麻烦，医生们也开始有意地隐瞒自己的职业。　　不知从何时开始，医生们在介绍自己职业时，含糊地用“在宛平南路600号上班”之类的话带过，还有一些医生干脆谎称自己是一街之隔的龙华医院医生。大概正是因为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含糊其辞，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患者“到龙华医院看精神科，到600号挂中医科”的乌龙时有发生。　　医生们的避讳是时代造成的难言之隐。目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中年骨干医生，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入院工作的，当时尽管已经改革开放，社会的歧视仍然明显。“600号”的说法延续近50年，直到最近十年，“600号”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而医生们也可以坦然“交代”：我是精神科医生。　　公众对精神科医生的歧视，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各国文化背景中，都曾有过对精神科医生的偏见。　　精神科医生为何会受到歧视？法国精神科医生帕特里克·勒穆瓦纳曾在其著作中分析说，精神科医生受偏见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认为，“疯病是会传染的”：因为精神科医生接近疯子，所以不管是哪个时代、哪种文化，人们都试图把疯子隔离起来。就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描述过的对疯子的监禁，西方人总是试图找到方法免受精神病的传染，就像恐惧瘟疫、霍乱、天花或者是艾滋病一样。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精神疾病可以传染，但这种成见却固执地存在了很久。帕特里克·勒穆瓦纳举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一家精神病医院，想要把从前的墓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停车场，在这块墓地中安葬的一些死者生前是精神病患者。医院院长给市长写信希望把死者的骨灰转移到公墓中去，这个要求引来当地人的反对。“因为死去的疯子很可能会污染到死前精神正常的人的骨灰。”　　就算在今天，我们不少的笑话、段子里，精神科医生还是被讽刺和嘲笑的重要角色，如果细究这种偏见，可以看到段子里的精神科医生，不过是被当做了“特权者”、“控制者”的替身。帕特里克.勒穆瓦纳总结：不夸张地说，精神科医生最大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当替罪羊、做笑柄甚至被孤立。作者幽默自嘲说：“我们必须承受这些。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就是靠这些拿报酬的！”　　最近的十年，精神科医生的境遇有了改观。　　2000年后，社会对精神健康越来越重视，对相关知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精神疾病不再被等同于“武疯子”。2006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医院硬件环境的变化，也正好契合了公众对精神疾病认识的改变，成见渐行渐远。　　上世纪80年代入职的医生还记得，改建前的医院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医院大门窄窄的，进门是两排大树，树荫浓密，有时候还能看见蛇、黄鼠狼，给人留下神秘、恐怖的印象。改建后，医院大楼敞亮、院落开放而整洁，不再给患者造成压力。　　对于还在培养阶段、最新的一批精神科医生来说，周围人对自己职业的评价，神秘感多于歧视。朱殿明是正在接受基地规范化培养的医学毕业生，做精神科医生是他的理想，而这个理想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的感受是，公众对精神科医生的尊重已经提高了很多。　　朱殿明说，中学同学聚会，小伙伴们得知他是精神科医生，纷纷赞他“很牛”，同学们对这个职业很好奇，但绝没有歧视和偏见。之前朱殿明到综合性医院的其他科室轮转时，医生们听说他学习精神科的背景，也十分欢迎他。正在接受专科医师培养的从恩朝告诉记者，新一代精神科医生，绝大多数是出于对这一学科的热爱选择这个职业，因此对职业的认可度很高。当然，偏见有时还是能看到，但从恩朝的感受是，对精神科医生的偏见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当人们了解和理解精神卫生的重要性，歧视和偏见就会少很多。　　精神科医生第一课&　　思维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精神活动物质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的异常？　　人类大脑的重量只有1.4千克左右，占普通人体重的2%左右，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来自这个不算大却最神秘的器官，科学对大脑的了解至今非常有限。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精神疾病的致病机理不明，检查无法依靠仪器设备。精神科的这些学科特征，对精神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精神科医生培养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用“精神科黄埔军校”来形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毫不为过。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李春波介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拥有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硕士点，博士后工作站，心理学硕士点。　　受国家卫计委委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每年举办全国精神科医师、护理进修班和研修班等继续教育项目，培养了大批精神科医疗、护理骨干。　　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培训中心于2002年底成立，是国内最具权威的心理咨询师专业培训机构之一。中心每年举办“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 “中德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中美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结构式家庭治疗”等连续培训项目，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　　中心邀请国内外精神心理疾病研究的知名专家与大师进行讲学、授课和学术讨论，建立“东方精神医学论坛”并形成品牌，为进一步提高人才专业素养打下扎实基础。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关键是人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飞跃，开创了多项临床、科研工作先河。　　教学科主任方华介绍，精神科学习的确有一些特殊之处。比如，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靠精神检查，不像其他学科可以看各种检查报告，依据数据诊断。精神检查要求医生有丰富的知识，有与患者沟通的技能，检查一个病人耗时很长，有时候要一个多小时。因此，学生必须从老师的带教中主动学习，积累经验。　　当然，一名医学生第一次走进精神病院，首先要学习的，是从职业安全开始，适应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环境。　　 “和病人接触时，双手要放在身前，背靠墙；要多和病人沟通，不要戴有色眼镜看病人，当你尊重病人了，病人也会尊重你的。”新医生到医院，总是能听到带教老师这样的叮嘱，这两句话是成为精神科医生最重要的前提：保护好自己，尊重病人。　　有效的精神疾病药物得到应用后，精神病患者在医院里伤人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偶尔的冲动行为还是可能给医护人员带来伤害。由于工作中存在风险，精神科医生每月有一笔特殊岗位津贴，这笔几十元的补贴，被医生们称为“挨打费”。　　学会保护自己是精神科医生的职业需要，保护好病人，更是精神科医生的职责。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里，医生们有一项名为“看饭”的工作，这项工作在其他医院里闻所未闻。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记者跟随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方贻儒，了解病区患者们的生活。跟普通医院住院部不同，精神科住院部设立了一间餐厅，患者统一在餐厅就餐，而不是床边。方贻儒向记者解释，精神疾病患者在就餐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吞咽功能障碍发生哽咽，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安全，因此医院要求患者统一就餐，医生在餐厅观察患者的就餐情况，避免发生意外。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但却要求医生细心和责任心。　　做精神科医生，除了面对患者，他们还要花很多精力来教育家属、协调家属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情况，也许是其他科室医生很少遇到的。　　在精神科病房里，长期住院的患者不少，其中很多人早就符合出院标准，但家属不愿接回，无法出院。中国社区康复支持普遍不足，精神疾病患者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家属需要作出较大的牺牲，一些家属为了减轻压力，就把患者推给医院，不愿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但精神疾病患者长期住院对他们的康复并非是一件好事，长期住院的病人社会功能逐渐衰退，很难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在这种时候，为了病人的利益，医生需要积极地与家属沟通。　　对于刚刚入职的精神科医生来说，压力和困惑不言而喻，面对年轻医生，八病区吴彦主任说：“精神科的医生要承担的责任很重，因为你是病人和家属的希望，他们的情感都投注到了你身上，有好的，也有坏的。你要想清楚，自己愿不愿意承担这些。”　　精神世界的福尔摩斯&　　当一位新医生做足了心理上的准备，就要开始他的“奇妙之旅”了。　　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精神检查，而精神检查的过程，就像是医生充当福尔摩斯，通过与患者的交流，医生在患者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利用专业知识分析、总结，得出诊断结论。　　记者观摩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次教学查房，所谓教学查房，就是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带领年轻医生和实习生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检查结束后讨论病情、指导后辈，这个过程是精神科医生培养的重要环节，老医生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在教学中得以传承。　　这次教学查房的带教老师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院长王祖承教授，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精神医学专家之一。王教授为一位62岁的患者进行了精神检查，整个过程耗时半个多小时，精神检查后，王教授又用一个多小时授课、讨论病例。　　患者走进示教室，除了头发胡须有些长，衣着还算整洁，表情也很自然，动作协调，看到王教授，赶忙恭敬地打招呼，与常人的行为举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王教授让患者坐在自己身边，离得较近，和颜悦色。王教授声音亲切，从患者的基本情况问起。　　问答中，王教授不时扶着患者的手臂，可以看到，患者在医生面前也很放松。精神检查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患者的回答听起来挺正常，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异常逐渐暴露出来。精神检查结束，患者离开示教室后，王祖承教授开始了他的授课。王教授先分析患者的症状，患者意识清楚，交谈自然、态度合作；但有妄想、夸大、偏执的症状。患者的异常主要有，情感上的不协调——不承认自己有病，但也不反感住院；意志的衰退——无法从事之前的工作；没有自知力——无法认识自己的病情。　　接下去，王教授与医生们讨论了患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其中穿插了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知识以及重要的科研课题、社会文化背景等。　　尽管精神检查看起来充满主观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个严密而规范的过程，精神科医生用各种技术手段“侦破”病情，这个过程中，还要考虑患者过往的生活经历、工作环境、疾病发展的历程，综合各种要素后再诊断和施以治疗。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之所以能够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摇篮，得益于医院强大的人才专家队伍。医院拥有一批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专家、教授，具有解决精神科急、重、难病例的诊治能力，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护理服务。全院共有职工13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000余人，具有中级职称者300余人、高级职称者100余人；博士生导师8名、硕士生导师2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19位；目前具有全国二级以上学术团体或者省（市）级专业委员会的主委、副主委51位，专业杂志主编和副主编10位。　　近5年来，医院获得各级各类人才项目包括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1项（肖泽萍）、浦江人才3项（崔东红、王继军、王振）、上海领军人才“后备队”培养对象1项（卞茜），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学科带头人2项（赵敏、何燕玲），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青年人才3项（李学海、王振、苑成梅），上海市卫生系统“新百人计划”3项（赵敏、李春波、李华芳），上海市卫生系统“新优青计划”3项（王振、陈俊、刘晓华），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计划4项（程文红、刘登堂、卞茜、薛海波）。特聘外籍教授1人（Michael R. Phillips）、东方学者1人（李笑虹）。　　近年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加快课程建设步伐，目前《精神病学》和《医学心理学》分别成为上海市教委和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精品课程项目。　　精神，需要更温暖的照顾&　　人们对精神疾病有各种误解，比如，精神病患者会伤害他人；比如，精神疾病无法治愈。但真实的情况是，如果及时治疗，患者的冲动行为可以控制；在接受规范的治疗后，一部分病人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生活，极少复发或者永不复发。当然，精神疾病对患者的社会能力损害会比其他疾病更加严重，他们很可能因为疾病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　　也就是说，神秘而脆弱的精神世界，更需要我们的呵护，而作为精神科医生，则更加需要一颗温暖的心。　　吴彦医生经常给精神科新人讲一个老故事。他讲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科医生，得到患者们一致的尊重和爱戴，有一位病人一直追随他、敬仰他。这位老医生病重躺在ICU的病床上，这位病人也千辛万苦跑去看他，献花、拥抱。吴彦医生说，精神科的医患关系比普通的医患关系更加微妙也更加重要，医生与病人、病人家属的每一次沟通，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可能都会影响治疗的进展。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精神科的医患关系只有管理和被管理，病房仿佛只有对病人自由活动的限制，只有冷冰冰的规定和药物。事实上，上面这些画面已经消失多年，精神科发展到现在，有更多有效的方式控制病情，患者需要约束的情况已经很少。　　记者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看到，精神科病房与普通医院病房并没有什么不同，稍有差异的是病房里除了生活必需用品以外，其他杂物几乎看不到，比普通病房更加整洁。绝大多数住院患者可以在病房里或者走廊里自由活动，只有精神病急性发作有冲动行为的患者，为了防止患者伤害自己和他人，会在一定时间内被约束在固定的位置。　　“多人住在同一间病房，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互相影响？”记者问了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医生解释说，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会丧失一部分与人交流的能力，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所以精神科病房里常常看到的场景是，患者各自呆在自己的一角，互不关心。“要是能互相讲讲话，倒是好现象呢。”当然，偶尔有病人出现冲动行为，病房医生护士会随时严密巡查，及时阻止事态。　　精神科的医生和病人之间，早已不是人们想象的像“狱警”与“犯人”那样的关系，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需要大量的沟通，时间长了，患者甚至对医生有了感情。　　回到我们开篇时的问题：精神病患者为何会受歧视？一种“诗意”的说法是，精神病患者是无法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而我们大多数人，对少数不遵守规则的人抱有敌意。在这个假设中，精神病患者除了为社会带来负担，似乎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如果从另一面看，历史上有众多精神病患者，却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荷兰画家梵高离世125周年，世界各地举办各种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画家。梵高是后印象主义的先驱，他的艺术风格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梵高深受精神病困扰，曾割掉自己的右耳，最后在37岁时开枪自杀。有人分析说，梵高的画作中可以看到由精神病引起的一些幻觉和变形，但这些病态的表达却正好让他的作品产生奇妙的美感。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星空》，就是在一次住院治疗后创作的。　　精神疾病患者是人群中客观的存在，他们是病人，更是弱势的民众。如果消除了误解与偏见，歧视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链接：关于精神疾病的四个误解&　　如今，“脑残、神经病、武疯子”等流行用语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泛精神病”甚至成为我们日常娱乐的内容。　　但似乎没有人去关心真正的精神疾病。一些错误认识带来了人们在情感上对精神疾病的羞耻感，而羞耻感会导致态度上的成见和偏见，态度进一步决定行为，歧视由此而生。了解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我们的精神健康素养，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精神疾病，更客观地对待精神疾病患者。&误解一：远离“神经病”就远离精神疾病?　　调查显示中国人各种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是17.6%。也就是说：100个人中就有17.6个人在一生中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出现情绪或精神方面的问题，就像会感冒发烧一样，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精神感冒”。因此，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并不能让我们远离精神疾病，正相反——去了解他们，科学地认识疾病才能帮助我们有效预防和尽早发现。&误解二：精神疾病患者都是危险的“疯子”?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诊断分类，精神疾病约有200种之多，排在前三位的是：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和物质依赖相关障碍，而可能存在意识丧失、行为失控的重性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仅占总患病人数的1%左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披头散发、手舞足蹈、危险恐怖的样子。&误解三：精神疾病患者更容易暴力伤人?　　调查显示重性精神疾病患病中存在暴力倾向或有暴力行为的人约占8%-10％，而在未患病的普通人中则有近20％的人使用过暴力。试想如果自己生活在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暴力行为倾向的精神疾病患者大约会在1000人左右，而存在过暴力行为的普通人则达到20万之多。也就是说，发生暴力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数量远远低于普通人。&误解四：得了精神疾病就无药可救了?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超过八成的患者并不属于重性精神疾病，他们不需要住院或特殊监管，通过一般性治疗就可以得到康复。对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我国有着完善的治疗和管理规范，他们可以通过入院治疗、社区康复、家庭康复等方式回归社会。而社会和大众对他们的理解和关爱可以提高他们康复的可能性。来源：&&&&3】让康复者顺当回归社会日期： 作者: 应琛&阅读 (&900&)【 来源 : 新民周刊 】&阅读提示：早在1958年初，在著名精神科专家粟宗华和夏镇夷的倡议和指导下，彼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派出精英工作队，历时三年完成了对上海千万人口的精神病普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张覆盖上海“市-区/县-街道/乡村的行政和专业并行的三级防治网络”初具雏形。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赞称上海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三级防治网络为“上海模式”，向全球推广。今天，“上海模式”在不断升级。记者｜应　琛&&& “疯人院的狂躁病人区里有个病人已经戴了18年的脚环了。已经没人记得为什么给他戴，也没人敢给他解开。虽然心里打鼓，新来的男护士还是不顾院长和其他人的劝阻，解开了这个病人的脚环。接下来的20年里，直到死前，这个倒霉的病人每一步都还是跨出不多不少25厘米。他的思想被禁锢了，从此再也没被解放出来。”这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失眠和抑郁症专家帕特里克·勒穆瓦纳历经10年一线走访写成的《伫立在疯狂里—— 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手记》一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　　在全球范围里，这种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长时间的肉体束缚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禁锢”更多地表现在住院精神病患者康复后无法顺当地回家：他们中有的是家属不愿领回家，有的是受到周围人的歧视，而更多的则是无法顺利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5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两周年的日子。这部法律的草案凝结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的大量心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此前还推动了中国大陆首部精神卫生地方法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的顺利实施。政策法规的落实规范了患者的治疗，保障了患者的权益，也促进了患者的康复。　　的确，《精神卫生法》从立法层面上防止了“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但仅仅规定了住院及其救济的程序，却没有明确出院的救济程序。制度的缺陷让精神疾病康复者的回家之路崎岖且漫长。　　可喜的是，在上海，自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补充了“住院精神障碍者符合出院条件的，可以自行办理出院手续”的规定，亦即无论入院时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均可以自行办理出院。这让很多精神病患者出院之路变得顺畅。　　同时，上海还拥有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誉为“上海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三级防治网络，让每个走出医院的精神疾病康复者更能从容地回归社会。　　作为上述两部法律法规的主要起草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主任谢斌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坦言，现行的法律中很多规定仍是原则性的，“在我国，对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救助，家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从政府层面上来看，一提到精神病的防治，大家经常以为这是卫生计生委一个部门的事，甚至在卫计委系统里，多数人也这么认为，这样的观念急需转变。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康复之路，必须依靠政府多部门联手。”&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看护网&上海的底气从这儿来&　　“对于非自愿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监护人不来医院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患者是不能出去的，因此有太多患者在医院一住就是好几年，有些人甚至最终在精神病院去世。”谢斌告诉《新民周刊》，此次新修订的《条例》中的补充规定，明确了住院精神障碍者符合出院条件的，无论当初是否为自愿住院，都可以自行办理出院手续，无疑是对国家法有关出院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据悉，上海从2011年起就已经启动修改已经实施10年的《条例》。后又经过两年的调研，如今出台的新《条例》更符合国家法的规定，同时也更具有操作性。　　上海进行地方性立法允许精神障碍患者自行出院，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然而用谢斌的话讲，上海这么做还是有底气的。　　因为上海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起步较早。　　1956年，在市政府领导下，成立由卫生、民政和公安三局负责人组成的“三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这是国内最早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机构，使社区防治和康复能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　　1958年初，在著名精神科专家粟宗华和夏镇夷的倡议和指导下，彼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派出精英工作队，历时近三年，完成了对全市千万人口的精神病普查，为后续社区工作规划的制订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其他省市提供了方法和经验。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许多区县建立了精神病防治站（院），开设精神科门诊点，为建立和健全精神科专业网络以及开展社区服务打下了基础。　　到了七八十年代，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巩固和健全社区工作网络，进行科学评价和研究，进行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革和调整。上海又逐步建立全市基层精神专科门诊；设工疗站，建看护网；并创立初发并登记制度，形成资料管理系统……一张涵盖了“市-区/县-街道/乡村的行政和专业并行的三级防治网络”初具雏形。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已被世界各国证明是一种减少精神疾病发病、预防复发、减少精神残疾的行之有效的模式，成为全世界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方向。因此在1980年，上海市建立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三级防治网络被WHO誉为“上海模式”；而在1987年和1988年，该模式又先后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据统计，1958年上海重性精神病发病率是千分之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猛增为千分之十六以上，终生患病率也在增加。在上海地区，如今已建档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近12万人。这些在册的患者中又有10%处于住院治疗阶段，90%左右生活在社区。　　“如果患者的社区康复以及看护网络没有建立起来，家属的照料负担会很大。”谢斌就曾在云南调研时，遇到一个村有十几个精神病患者被捆绑或关在家中的情况。在他看来，新《条例》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用了专门的一章来明确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以及体系中各类机构和人员的定位。　　记者了解到，由于《精神卫生法》实施两周年来在部门职责相关的原则问题上没有进行细化，导致了各部门间的推诿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比如公安将危害他人安全的患者送至医院后就一走了之，民政部门对流浪乞讨患者没有后续跟进，这将医院推入了艰难的境地。　　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例，该院2100多张开放床位，其中近一半被长期压床患者所占据，这其中很大比例是已经得到控制甚至康复了的患者，在家属不接纳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出路。因此这也是本次上海修订法规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的一个重要初衷。　　回顾历史，上海也曾经历过精神病患者被“关锁”的阶段。关锁，即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又不让他们接受治疗。1991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严和骎、张明园教授的带领下，上海组织全市各区对被“关锁”在家中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全面普查。　　据上海市疾控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防治科主任蔡军回忆，当时的普查发现了100个被关锁的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几次治疗又复发，他们的家属大都放弃了治疗希望，为了保证他们不惹事，只能把他们当作“宠物”来养。　　在为期10年的“解锁工程”中，上海解锁了264例病人。2000年，再次全面普查，解锁了84人。这84人中，有80%患者因为经济原因被关锁，20%患者因丧失治疗信心被关锁。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只有20岁，其中23人被关锁10年以上。　　经过解锁和后续治疗，3年后，这80多名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有10%能自理生活，76人的症状有所缓解。在成功解锁的病人中，有人还走上了工作岗位。　　2002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成立，目前设置综合管理办公室、防治科、宣传健康教育科以及社工部，负责全市精神卫生的预防、心理卫生、精神疾病康复组织管理和技术指导。2003年，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得以实现，上海三级防治网络进一步完善。　　“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群体。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看护网。”蔡军表示，“现在，我们的监护率达到95%以上，建档一个就监护一个。”　　为了让精神病患者吃得起药，上海市从2006年10月起实行政府实事项目——全市所有的无业贫困精神病人都能享受免费服药（限于低价、有效、安全的21种国产药），受益人群逾5000人。　　同时，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援助也在增加，1993年起上海各个区县按照辖区内常住人口计算，人均0.15元，对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救助。1999年这笔救助投入上升到平均每人0.3元，从2003年开始，上涨到1元。这部分经费可以提供给无业贫困、易肇事肇祸的患者享受免费住院，现在上海每年有1300万元的经费可以用于2000人进行免费住院治疗。&　　“有了这些措施，现在几乎没有患者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吃不起药住不起院的情况。”蔡军告诉记者。&新“上海服务模式”让康复者更易回归社会&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黄继忠在接受采访时说，满怀奉献之心，以提供科学、完善、人性化的精神卫生服务，促进大众生命质量的全面提高是我们的使命。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于2012年成为上海市卫生系统首批医务社工试点单位并成立社会工作部。创新精神科工作模式，形成医、护、社会工作者相互协同工作的新型医疗模式，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助人自助”服务，提高了病人家属的社会化能力，同时挖掘病人和家属的社会资源，为病人的康复和痊愈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心中最大的误区就是“精神病人只是精神病院的事”。如果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当然让精神病患者集中起来接受治疗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长期住院又面临侵害广大患者公民权益的风险。　　蔡军表示，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精神病人的监管不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医院只能解决患者的急性、重病期治疗问题，而漫漫康复之路才是广大患者最为迫切需要的。”　　现实的情况则是，由于害怕遭遇歧视，或者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一些精神病人家属对患者病情三缄其口，避而不谈。有的家属则出于亲情，舍不得送治患者，因延误病情而导致的肇事肇祸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的工作虽然做到位了，但是这种事件还是无法预测，无法完全避免。”蔡军介绍道，为了提高监护人的精神卫生知识，减少病患对其造成的伤害事件，上海市各级精神卫生机构还专门为病患及其家属开设了“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教育”培训班，传授精神疾病常识、预防护理知识等课程。　　但直到现在，仍存在家属从最初的“圈养”病患，到后来认为只有住院治疗才能防止其犯病的情况。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就曾指出，这就是近年来让医患双方备感困扰的“旋转门”现象,而身陷“旋转门”的精神疾病患者,不仅让本已匮乏的精神卫生资源“雪上加霜”,而且许多精神疾病患者也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康复。　　徐一峰介绍说，以往在上海各个社区都有专为精神疾病康复患者设立的“工疗站”，由政府主导“下订单”，让康复患者从事一些来料加工的简单劳动，并为这些产品寻找“买单”的单位。可是，如今这一原先以传统手工艺为主的简单加工业，本身已没有了市场，“工疗站”处于“休克”状态，“这一度让在上世纪卓有成效的'上海模式’因社区康复治疗的缺位而名存实亡。”　　但一个早已被证实的事实是：精神病人住院时间越长，其人际交流、求职、求助等社会功能退化越严重。换言之，其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就越渺茫。显然，住院康复不能替代社区康复取得同样的疗效。　　“现在，特困重残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已经达到了80%。困坐家中的结果，只会让患者在精神世界的错误轨道上越滑越远，没有任何好处。一定要整合社会资源让患者走出家门，真正回归社会。”徐一峰强调道。　　为了激活原有的“上海模式”，近年来上海精神病防治工作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上海市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逐步扩大到财政、教委、司法、劳动保障、医保、精神文明办公室和残联等共10个部门。上海各区县和街道乡镇也相应建立了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多部门协作的上海市精神疾病防治工作三级网络。　　徐一峰将升级后的三级防护网络称为“新上海服务模式”。　　据介绍，上海市已建立和完善了由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综合性医院精神科或心理治疗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社区康复机构等构成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网络，并正在大力发展心理咨询、社区养护等机构，初步形成了覆盖精神障碍预防、诊疗和康复等的服务体系。　　“有个工作”可以说是所有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属共同的强烈诉求。“康复就是培养生活、工作技能。而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区后，国际上的经验就是依托专业社工和职业康复师等团队来提供康复训练，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谢斌说，“这个康复工作不是由医院、医生来做，是社区做，民政、残联等搭台，卫生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这需要整套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和加强人力资源保障的相关政策。”　　也正是基于此，从2005年开始，上海着手建设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机构——“阳光心园”，它是专门为病情稳定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日间照料、心理疏导、娱乐康复、简单劳动、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的机构。截至目前，上海超过99%的街道（乡镇）已经建立了逾两百家“阳光心园”。　　这些服务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康复机构运营所需资金也由上海市残联等部门团体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患者出路问题，增加了他们回归社会、自食其力的几率。　　但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的康复、养护等服务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靠政府资金维持并非长久之计。谢斌指出，上海新《条例》中，已经从立法层面打通了捐赠渠道，建立了明确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康复、养护等机构。这为包括“阳光心园”在内的机构的长远发展，为切实解决患者、患者家属和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经过多年的探索努力，“阳光心园”已经成为精神疾病康复者的心灵家园。不少精神残疾人在那里经过康复训练，就像变了一个人。　　88年出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小许（化名）在出院后便每天来到所在社区的阳光心园。在那里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一天的活动包括：晨操、沙画、制作纸花、午餐、午休、游戏课程、古诗文欣赏。　　“就像上幼儿园一样，而且是全免费。”小许的妈妈说，孩子发病后待在家里多年，自己全职在家照料她。“送到阳光心园后我很放心，我也能上班了。”小许康复得很好，后来还在精神卫生中心社工部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蔡军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作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到全市社区精神康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适逢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社区精神康复机构建设”项目的存在和实施，为其介入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支撑力量，同时也对上海市社区精神康复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和有序、专业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社工部原先由精神文明办代管，今年已独立出来作为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的一个组成部门。它除了负责中心内部的社工事务外，还将与全市的精神卫生的专业社工进行联络协调，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专业化且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培训指导、为每一个在阳光心园注册的学员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计划。　　同时，上海还依托市和区县精神卫生中心建立了19家精神卫生分中心，每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精神障碍的预防、监测、指导、评估、培训等工作。&正确认识精神障碍&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其实多数精神病患者是友善的，只有很小比例的患者是服药治疗都无法彻底改变其行为紊乱症状。但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把这很小比例的患者，当作整个患者群体贴上标签，让那些不必被看管的患者也被过度地看管起来。”谢斌表示。　　按照国内外流行病学数据，每百人中可能就有一名是精神病患者，在这个人群当中，有90%的人可以通过及时治疗和干预，做到坚持服药和定期回访，控制病情，即使无法回归社会，也不会出现伤人伤己的行为，不少患者甚至在维持治疗的同时继续上学、工作，并且结婚生子。　　目前，全市已有19家二、三级精神卫生专科机构，确保各区县至少设有一家精神卫生专科机构，可为本市和外省市来沪患者和有需求的居民提供精神障碍诊疗及心理卫生服务。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兼职医师还会上门随访，督促患者服药、观察病情发展，向上级医院汇报，以保证病人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此外，在每个街道的派出所，还有一名精神病防治专职民警，上海全市约有230名专职民警负责重点病人（即易肇事肇祸病人）的排查摸底和送治工作。除了专职民警，还有民政干部、残联的助残员、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共同实施精神病人监管工作。　　当然，新版《条例》中还创设了对可能存在潜在风险的患者出院后“强制性”定期门诊治疗和社区随访的制度。　　这些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属和社区居民的后顾之忧。　　“精神障碍是一组范围很广的疾病，很多患者都可以得到治愈，目前精神障碍的治愈率甚至超过神经科，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强调精神病可防可治，而是要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大家知道曾经患病的个体也可以回归社会，以此让更多人正确认识这个疾病。”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何燕玲向记者介绍道，在针对普通人群方面，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牵头，上海市还陆续开展了三轮“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为重点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在第二轮“三年计行动计划”期间，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上海市卫生部门抽取了2万名18岁以上的上海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结果显示，居前3位的心理问题是酒精使用障碍、抑郁障碍和特定恐惧症。　　作为此次调查的负责人，何燕玲医遗憾地表示，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出现心理问题时，只有三成被调查对象愿意向专业人士咨询。这说明居民接受专业服务的意愿不高，可能因为既有的精神卫生服务和居民希望获得的服务之间尚有差距。　　为此，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们定期进入社区为居民做心理问题筛查、在居民健康档案中建立心理档案、发现问题的进行分批咨询和干预、通过多种渠道发放给居民各种心理宣传品。　　何燕玲的希望是，通过有效培训，日后能在各区县的目标人群中，培养出一批心理健康的促进员。　　据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市健康教育所联合拍摄系列心理健康宣传片，有的录制成光盘在社区内播放，有的则将在IPTV上播放，居民在家看电视即可接受心理科普。　　何燕玲说，在每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期间，他们还会组织策划一系列心理健康咨询与活动。　　例如，在日发布了“2013年上海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报告”。这是上海市继2011年之后的第二次评估。调查中，市民精神卫生知识正确回答率为平均75.03％，较2011年有所提高。但市民对5种常见精神障碍识别率还有待提高。　　日，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的“走近绿丝带”医院开放日活动期间，市民、媒体工作者等参观了医院开放科室，来自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介绍了本市精神卫生服务发展和《精神卫生法》贯彻实施情况，并开展了精神健康科普讲座；在松江区举办“健康大讲堂”专家讲座，向市民传播了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预防、治疗和康复等有关知识和技能。　　同时，各区县也将举行医院开放日、精神康复摄影作品展览、阳光心园科技模型制作竞赛、社区精神障碍患者生活技能竞赛、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志愿者招募活动及各类宣传培训等活动。　　而政府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强。上海各级精神病院的设施也在不断改善。政府投资近3亿元后，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急诊和病房设备正在向“亚洲一流”的水准看齐，从业者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值得期待的是，伴随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以及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将患有精神疾患的家属送入医院治疗当做是一件耻辱的事，能够在发病早期就送诊寻求医生的帮助，因此病情难以得到控制的狂躁病人在医院将会越来越少。　　链接：国外精神疾病患者的回归之路&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回归之路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了不同的路径：　　日间医院 患者急性期住院治疗大约2周后,经过评估转入日间医院,白天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晚上回家。　　日间康复中心 以康复治疗师为主角,采用“角色扮演”等形式,着重培训患者的社会交往、寻求社会帮助能力以及求知技能等。　　中途宿舍 让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直接住入中途宿舍,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同时为患者家属留出时间,以进一步了解疾病的康复情况,从心理上做好接纳的充分准备。来源：&&&&4】你必须做一个心理体检日期： 作者: 黄祺&阅读 (&403&)【 来源 : 新民周刊 】&阅读提示：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有30个门诊室，从患者需求出发，中心开设了睡眠障碍、焦虑、抑郁障碍、强迫症、老年心理、儿童心理等专病特色门诊。记者｜黄　祺&& & 马斯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马斯诺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以金字塔的形状排列。五个需求中处于最底层的两个是生理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在这两个需求之上，是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后三者，都属于精神和心理的范畴。　　也就是说，人作为地球上最高智能的生物，除了满足生理的需求以外，我们还有更多的要求，所谓的“幸福”，不仅仅是衣食无忧，更有心理的愉悦和健康。　　迈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让大多数人越过温饱之忧，站到了需求金字塔的上端，公众对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同时，随着社会转型与城市化，中国人也开始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　　心理的晴雨，该如何应对？现在，很多上海市民知道，有了心理问题，可以到零陵路604号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为了满足公众对心理咨询的需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了心理相关学科的建设，围绕心理咨询和治疗开设了多种渠道的服务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已经成为行业领跑者和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人才培养基地。　　与躯体的不适相比，心理的亚健康更难被发现，需要专业人员的判断和纠正。当体检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心理的体检，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心灵感冒无需回避&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它被形容为心灵的感冒，只要及时纠正，并不影响生活，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则很可能变成更加严重的心理或者精神疾病。　　为了了解上海市居民的心身健康状况，上海市曾在开展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2010年发布《上海市民心身健康调查》结果。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何燕玲医生介绍说，这次调查得到4个重要的结果。首先，上海市每5个市民中就有1个终身有过至少1种心理行为问题；每8个市民中有1个正存在某种心理行为问题。其中男性的酒精依赖和酒精滥用问题特别突出，而女性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患病率高于男性。　　第二，心理和躯体密切相关，增加彼此的患病风险。有某种心理行为问题的人有慢性躯体疾病的比例要高于没有心理行为问题的人；反之，有过慢性躯体疾病者，患各种精神疾病的风险是没有任何慢性躯体疾病者的2倍多。　　第三，患有精神疾病增加患者及其家庭的负担。第四，有心理行为问题者很少求助于专业心理援助。市民中只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曾通过互联网、热线、自助团体、亲朋好友和自行购药等非专业途径了解或求助有关情绪问题、饮酒、服药、吸毒等问题。　　调查显示，上海市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的现患率处于国际中等水平，精神疾病的终身患病率虽然目前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上升趋势明显。　　缺少心理健康常识以及对心理行为问题的避讳，是阻碍有心理行为问题的人及时求助的最主要原因。何燕玲医生介绍，另一次关于上海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的调查显示，尽管近年来心理健康知识得到一定的普及，市民对疾病案例的识别和认识有提高，但也有不足，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偏见依然严重。&心理咨询火热背后&　　心理行为问题与社会压力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批老专家和院领导，已经意识到为市民提供心理健康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