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今天，外滩君带来的文章可能会让大家有“颠覆性”的感觉。外滩教育特约作者斯明诚，是牛津大学和复旦大学双料硕士，凭借其对中西方的教育研究和生活经历，坚信中国肩负着挽救全球教育，复兴人文教育的使命。在下文中，他分析了西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中国教育具有的优势，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教育者，应该凭借其优秀的教育观念培养孩子具备中西方“全人文”素养，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世界一流公民。文丨斯明诚 编辑丨黄晔我们经常听到对于双语学校和国际学校的抱怨。从我个人作为一个教育者的经验来说，我也经常碰到一些父母，跟我说起他们对于孩子的学校感到如何如何失望，这也包括现在沪上很顶尖的一些民办双语和纯国际学校。失望的主要原因都围绕着英语表达能力这件事。这些顶尖的学校教出来的孩子不能很好地驾驭英语表达，口头表达能力差，也不能用英文写出有质量的文章。这些问题属于人文教育的范畴，西方的人文学科在这些学校里确实教的不怎么样。为什么西方人文教育在中国的国际学校和双语学校不成功呢？一种声音认为，西方教育被移植到中国以后，就失去了它的原生态，自然很难做到原汁原味了。确实，西方教育来到中国以后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做些变化和调整。但是大家没有看清楚的一点，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西方教育本身尤其是人文教育在西方也是不成功的，这体现在过去50年欧美教育的大幅衰退。关于它衰退的原因和程度，中国人关注的确实还不多。我认为西方人文教育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正确性，文化相对论和对于西方文化遗产的自我否定态度，及对于儿童心理学理论的错误解读和应用。
这种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化自杀状态，直接导致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于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精髓完全无感，不了解西方历史的总体脉络，很少读过西方文化经典，无法进行有说服力的争辩，无法组织优美的语句来表达思想。虽然中国教育也有其自身问题，但我坚持认为中国可以”挽救”西方教育，尤其是日渐衰退的人文教育。我认为这种“挽救”靠的并不是中国目前的教学方法，而是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中国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和先进的教育观念。中国父母一方面希望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全面的中文人文教育，另一方面也同样希望在西方的人文传统方面建立起完善的知识结构，成为一个学贯中西，了解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史的世界公民。这时侯麻烦就来了，因为在中国开办双语和国际学校，提供西方教育的教育者们，根本无法提供高品质的西方人文教育，这就导致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失望的父母。在我看来，中国父母对于高品质的东西方人文教育的渴求是绝对的刚需，势必会吸引全球最好的教育资源来到中国。除了国力崛起带来的文化自信和传统复兴，还有民间资本的活跃，都会加速使中国变成全球顶尖教育的孵化器和前沿阵地。我最近注意到一些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欧美教育家，不仅在欧美本土，很多人还会在中国开设创新学校，他们在为未来培养一流的世界公民而努力。我深信中国肩负着挽救全球教育，复兴人文教育的使命，这个历史机遇俨然已经到来。这个判断基于以下两点：第一点是：西方教育在衰退第二点是： 现代中国的教育观我会从这两点出发，探讨中国的教育使命。
西方教育在衰退“西方教育在衰退”这个判断也许会令很多人会感到惊讶，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写一整本书，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简单的勾画一下西方教育失败的几个主要原因。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人打定主意说要制造麻烦或者破坏现有秩序，一开始人们总是怀着好的动机，但是良好动机却经常制造出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破坏了西方教育的初始良好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分成以下两种：政治正确性和文化相对论。所谓政治正确性就是指，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冒犯少数族群（可能是国内的少数民族，可能是弱小国家，有色人种等等）。文化相对论就是避免做出文明或文化之间的比较和判断，不能说一个文明比另一个文明更先进。这种想法本身，听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毕竟有谁想去冒犯和得罪其他国家，种族和文化呢？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政治正确性影响了西方人文教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一：政治正确性导致无法做出判断，所以西方学生无法建立起人文教育方面的系统性知识结构。历史和文学都是建立在判断基础上的学科。我们需要拿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做比较，以此来判断是进步还是退步。在历史学习方面，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道德方面，是否有进步都是最基本的论题。非常早期的历史，我们讲的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然后是不同阶段的文明史。文艺复兴或者启蒙时期也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的进步时期，在科学和经济上，都有进步，同时从创造更以人为本的社会的角度来说，也是很大的进步。历史的传统教法也会讨论文明的衰落，例如，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世纪，还有一千多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的黑暗时期。但是在今天的西方，如果按照我上面这种讲法来讲述欧洲或者世界历史，就会被认为是带有偏见和歧视。如果我认为一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更进步，就像判断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先进一样，很可能会被打上“偏见”的标签。秉持文化相对论的人会来挑战我说，你判断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进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因为你选择了特定的标准。那么用你的标准判断的先进，我却不见得就认为是先进呢。所以一切的判断都是“相对”的，而不是“客观”的。那我们今天在西方就不能做任何判断了。那就只能思想瘫痪了！
原因二： 政治正确性，和文化相对论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人文教育方面例如历史和文学教育，学校不要求学生有体系的学习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即不要求学生下苦功。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根本无法决定哪些东西是客观的事实，哪些不是；哪些是伟大的作家作品，哪些不是。无论用谁的观点来做出判断，都一定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和歧视，所以学哪些，不学哪些就很难定夺。更极端的例子是，虚伪的后现代理论甚至认为客观的事实压根就不存在。以历史教育为例，因为否认绝对的客观事实的存在，教育者索性让孩子们用掌握的“历史思维和方法论”上网搜索来发现他们自己的“史实”，所以会发生美国的“历史课就是写作课”这种情况。我最近看到有的中国教育专家对此还非常赞赏。我认为选择教什么不教什么，确实不能保证100%的客观性，但这不应该阻止教授孩子基本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框架。当他们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以后，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解力和辨别力，那时他们可以学习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比较和判断史实来源和是否存在偏见。但是现代的学校往往是一上来就教孩子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感觉一副要把他们培养成小历史学家的架势，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最后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12岁的时候，学校是如何用现代的方法来教我历史的。我们花了一整学期的时间学“历史”，不是史实，而是“历史学”，是一门教我们如何成为小小历史学家的学问。我们学习“历史是什么”；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选择数据来源；学习如何辨别“偏见”和“客观”，但就是不教我认为该学的“历史”，一丁点儿历史事件都不学。我们当时学的就是历史的批判性思维。听起来这和今天标榜的什么教给学生思维的方法和工具，而不是死记硬背，非常不谋而合啊。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对吧？但是我心向往之的那些东西呢？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叱咤风云的统治者的故事啊、皇室啊、战争啊之类的，望穿秋水却连个影子都没有。那起码学学年代大事记吧？也连个影子也没有。我望眼欲穿地盼了一个学期，才意识到看来学校不会教我这个了，那就自己去学吧。猜猜我从哪里找到了我的教科书？我翻箱倒柜，找来的教科书都是掉渣发黄的足有50多年历史的老版本。这是25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当时在悉尼的一家私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今天西方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我可以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可能比我那时候还更糟。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教分析和思考技巧，我说的是如果一上来就教孩子这个，或者只教这个，而不教学生真正的“料”，那就是个灾难。借用中国孔老夫子的话，“学而不思“不好，但是”思而不学“也很不好啊。西方主流的历史的教法那就是“思而不学则殆”啊。而在这种状态下被教出来的学生们今天已经成了新一代的老师们。西方人文教育的衰退起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但是这种状态的持续也有部分原因是在于老师。那些老师们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没有受到很好的人文教育，大学和工作时也没有被很好地培训如何去教人文学科。
上面讲了历史在西方学校的现代教法，文学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状态。没人敢说莎士比亚、但丁、荷马、狄更斯等等是伟大的作家，过去这么讲是因为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欧洲沙文主义。我呢, 也不是主张编一个“伟大作家目录”供起来，然后让学生直接全盘背诵他们的作品。我是说，起码你得读读这些作家们的作品吧，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认为他们伟大。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文学品味和直觉，试着从莎士比亚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作品的美，而不是被强加说他很伟大。为什么要读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你没有对西方文学经典的深刻了解，你就很难欣赏文学作品里的掌故，音乐和艺术的主题和精妙之处，。和历史学习类似，只有阅读了大量的经典，有了这些“料“以后，学生才可以用批判性思维来思考和评判。然后你才可以过来跟我说，“斯明诚老师啊，我不觉得狄更斯是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你对莎士比亚的评价言过其实了吧？”你这时这么说是 OK的，我欢迎你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来辩论。但是你读都不读，就来跟我辩论，我不能接受。今天欧美的文学课简直惨不忍睹，你知道他们的“篇章赏析”或者精读课都在教什么吗？很多可能在研究“广告语”，有谁愿意把气力花在晦涩难懂，让人抓掉头发的浪漫时期的诗歌上呢？！既然无所谓什么伟大，那谁还要去吃力不讨好地学胡子一大把的经典文学和诗歌呢？太累！讲完了政治正确和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教育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也值得一提。那就是某些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现代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理论被错误地应用，也在近半个世纪的西方教育衰退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著名教育家约翰 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并赞同“儿童中心”思想。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的、灌输式的教育模式，打破了以往学校教育自我封闭的传统方式，整合了“教、学”方法，充分调动了儿童各种感官的参与。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思想由皮亚杰提出。这位最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主张儿童有认知发展的阶段性, 所以应该学习适合这个阶段的东西。这两个思想理论本身有着重大的贡献和价值，毋庸置疑。然而，这两个思想理论的追随者们却将知识用偏了！导致在西方的教育领域中，出现了“快乐教育”、“无压力教育”等。这种做法其实低估了儿童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导致学校教学过于偏重思维培养，忽视了必要的知识体系和框架的培养。我认为，伟大的教育需要在探索和知识体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不可偏废。
当代中国的教育观我上面说了一大堆西方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打算到这里开始说中国的教育是完美的。中国的教育肯定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即义务教育的大幅普及和文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的巨大优势在于文化上--文化自信和教育观念。而西方的问题，例如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性和文化相对论）对于教育造成的阻碍，在中国则不存在。下面我会比对中西方教育的文化和观念，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充满希望。1 第一个对比： 西方的文化相对论导致自我否定，不做出价值判断 vs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中国的国力崛起使国人文化自信，勇于做出价值判断关于对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评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了中国的教育者和学生们一个大忙。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马克思主义可能也会也在某些方面遭到批评，但它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是，人类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进步过程。关于影响历史发展的力量，马克思也说的很明确，那就是经济基础。虽然我们承认，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很多关于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理论和框架体系。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起码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清楚看待人类历史的理论框架和视角，这比较于西方完全不做判断的瘫痪状态，是一个多么大的进步，也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中国有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崇尚文化和文明。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一直都在进步。之前的那几代人更关注经济发展，把教育视为子女将来找到好工作的必要条件。而近三十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年轻一代的父母却更希望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全面的素质教育，或者叫博雅教育，把眼光放长远到孩子一生的“全人教育”。其中的一个表现是对文化之根的回归。父母和孩子都怀着极大的热情研读先秦的诸子百家，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十三经，四大名著等伟大的文学经典史籍。先不谈现在教授国学的机构的质量和动机等方面，重点是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发自内心，充满真诚。像我这个热爱中国的歪果仁，除了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外，也深受人人读国学的影响，在五六年前，也曾把四岁的女儿送去诵读“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等，学写毛笔字和学画水墨画。中国的教育者们不会把时间精力花在辩论为什么说四大名著是这四部，而不是那四部; 为什么红楼梦的地位高于其他类似的书，以及其他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以一种自信态度，拥抱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因此，也影响和鼓励了他们的孩子的参与。中国的这种自信态度和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及自我否定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西方，有些持极端否定态度的人，不但质疑西方文化本身的价值，甚至质疑人类文明本身是否有意义。如果我说这种态度对于教育的影响是自杀性的，应该也不言过其实吧。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那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和文学巨匠鲁迅呢，他们好像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啊。我认为，其实他们并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更没有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发生质疑。
2 第二个对比 西方学校不提供体系完整的人文教育，不要求学生下苦功阅读和记忆vs中国教育者追求人文教育的全架构，跨越千年，纵观中西，提倡诵读前面提到的，西方学校的人文教育简直就是灾难，想想我学习历史的例子就是个明证。但当代中国的教育理念有以下三个很重要的价值观：1.学习文化，艺术和哲学等人文传统是极其有价值的一件事2.人文教育需要依托于扎实的基础来架构知识体系3.打基础的学习过程是艰辛的，是需要下苦功的这都和西方的教育理念形成了巨大的对比。中国的父母对于孩子学习文化经典给予很高希望，也会严格要求孩子用功记诵。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了：身边的一个妈妈用一年的时间和女儿一起熟读唐诗三百首（一天一首，滚动复习）；身边一位企业家的太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潜心研读周易，黄帝内经，先秦诸子，也要求两个女儿师从国学大师，不但从文学经典中，也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学富五车，有胸怀有担当的中国人。这种胸怀和希冀也体现在对于西方历史，文学和思想的孜孜以求。我在中国的15年间，总是碰到太多的中国父母来问我，如何能帮助孩子建立起西方人文的知识全架构。中国的这种胸怀天下的抱负和对全人类——大人文的好奇心，简直是太棒了。这也是我深信中国教育可以引领世界，可以挽救西方教育的原因。有人会说其实中国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教育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中国教育存在问题的话，我认为问题在于教学方法和考试体系。教育理念是绝对值得称赞的。
中国可以挽救西方人文教育目睹中国父母对于古今中外“全人文，大人文”的孜孜以求，再反观我们西方，我真的又要惭愧了。用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学习来举例。直到20世纪中的时候，英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里还是普遍教授这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但最近这五六十年来，这种古典教育已经衰落到要绝迹了。现在只有非常少的精英教育机构才开设这些课程。就我所知，在中国也找不到一家国际学校或者双语学校有拉丁文的课程。我对于这种衰落感到非常痛心，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些自私的因素，毕竟我自己学习古典学。但在中国，古文一直都是初中语文课本的一部分。再用国学举个例子，在我们西方根本没有国学的概念，更不可能有父母在周末或者放学后带着孩子去学习全体系的西方历史、文学和哲学课程这样的事情了。如果有哪个培训机构胆敢说我这里提供国学课程，估计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会把这家机构攻击的体无完肤——“西方国学？ 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 这是对于其他文化的不敏感和不尊重！是文化歧视！”，还很可能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近20年来，欧美还是有些教育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回归传统教育，要求有体系地给学生搭建人文知识结构，而不是采用一个个零散的“话题”——topics的授课方式。（教授这些”topics”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目前西方的大部分考试，例如GCSE的历史和文学考试，也是按照”topics”的方式来考的。这根本不能考察学生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些呼吁传统教育回归的声音和努力，还没有成为西方教育的主流。目前的现状是只有少部分精英学校里的老师们还是遵循传统的方式来教授人文学科。美国近几十年来有几百万中产阶级父母选择“home schooling”（在家教学）也是对传统的回归，但是他们使用的教科书可能都带着一百年前的尘灰，比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的50多岁的教科书还要老的多。
中国的教育理念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使中国成为了人文教育的理想试验田和孵化器。像我前面提到的，很多具前瞻性的欧美教育家，会把他的创新学校放在中国。更别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接近1000家提供英文教育的双语学校和国际学校。毫无疑问，中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那些在西方主流教育界还没有被接纳的一流教育家们。我在这里讲的都还是纯粹被教育理念吸引到中国的教育者。市场的巨大需求和经济回报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些教育者和教育机构纷至沓来，中国的教育者们应该保持清晰的头脑和高瞻远瞩的态度，而不是全盘照收。双语学校通常都会有一个外文课程的西方合作方，作为中方需要真正关注的问题应该是：课程体系是否可以提供有深度和广度的西方人文架构，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所谓的“性格塑造”、“学习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实现“之类的老生常谈。不可否认，这些东西在西方和东方其实还是非常有市场的，但是中国的教育者一定要想清楚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他们应该是有文化素养的，有广博知识的，有艺术品位的，有文学情趣的人；应该是可以把当代的事件和思想放在一个更深刻更广大的历史和哲学视角去审视的人。所以对于中国的双语和国际学校来说，不应该仅仅把教育目标局限于学习原汁原味的西方人文课程，而是应当把眼光放得更高远，把超越西方现有水平的文科教育，建立全球最优秀的人文教育为己任，把中国的学生教育成世界一流的未来公民。我深信中国挽救西方教育的时机已经到来。
最后，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所倡导的这种人文教育未必适用于所有的孩子。是否适用，和孩子的智商没有关系，而与孩子的志趣有关。有些高智商的有天分的孩子的头脑可能不适合人文类，而更适合接地气的商科和理工科，擅长解决问题和做项目（project）。他们对于抽象的学科（例如哲学）和人文类的曲高和寡，不食人间烟火可能很难产生共鸣。对这样类型的孩子的教育，也许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需要和挑战。对于这些孩子也许现在的西方教育的方式是更适合他们的。而我更担心的是一间学校无法满足那些适合和追求人文教育的孩子的需求。可以说，目前只有最顶尖和最精英的西方学校才能满足这类需要。以后我会撰文跟大家分享我脑海中理想的中国双语和国际学校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满足人文和非人文这两种学生的教育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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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der.nosdn.127.net/f41d1b4f84cbf2ae828b5d1af6da7977.jpeg图片来源：unsplash 本文为玛莎·纳斯鲍姆《反对功利教育》的书评，部分内容为转述和改写。1.比就业和经济更值得关心的是人的幸福 科技高速发展，机器将使人大量失业，父母担心孩子的未来，要靠教育解决问题。唯有让孩子赢过他人、赢过机器，将来才有希望。各个国家关心经济，注重科学与技术教育，力图培养出有竞争力的员工，商业精英、创业天才、金融巨鳄——所有能够获得巨量财富的人被视为社会中的成功者。这样的情况遍布世界，却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和风险，教育除了帮助人们找到好工作，推动经济发展外，本应做得更多。《功利教育批判》这本书正是呼吁人们正视这个问题，要重视人文教育，中国教育界整体上对此的关注和实践还尚显不足不足。这本书的作者玛莎·纳斯鲍姆是美国政治哲学家，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女性、未成年人、残障人士、动物保护、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问题也十分关注。她像所有持人本主义的人一样提出，经济发展不应该是国家的首要目的，而只是让全民幸福的手段。职业教育也不应是教育的唯一面向——一个人有多重角色，不仅是工作者，还是一个有自己人生和梦想的个体，家庭中的一员（子女，夫妻，父母），他人的邻居、朋友以及一个国家的公民乃至世界公民，教育除了教授职业所需，还需要加入人文的成分，让受教育者能够更好的为他们未来的多种角色做准备。人文教育最重视的三点能力是批判性思维、同情心和想象力。一个人要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还要有能力对权威持怀疑态度。我们的社会特别强调竞争，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过分强调竞争可能会在教育中丧失同情心，不是把他人也看成一个需要尊重和关怀的人，而是一个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对象，这样的人越能够跑赢越是教育的失败。想象他人处境的能力，想象不同可能性的能力则是一切创新和进步的基础。2.被忽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今年一个很火的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HTH》来到中国，虽然要付费，关心教育的人们还是组织了一场又一场放映，我在其中观察到非常有趣的现象，人们更多的关注PBL的教学模式，被结尾处的机械装置所震撼，但少有人谈PBL的目的和片中展示的戏剧项目。PBL是一种方法，当明确了解目的的时候，能让你更快的实现它。它是个好东西，但归根结底它只是一套方法，一套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能够提供目的的，恰是人文教育，我在纪录片中展示戏剧的部分正看到了HTH学校的人文关怀。学生们用古希腊戏剧的方式讲述了马拉拉的故事，第一次看纪录片时枪声响起，击中马拉拉的时候，我还掉了眼泪，它让我想起其背后的故事。就在不到十年前，塔利班武装占领了巴基斯坦斯瓦特县，马拉拉的家乡，他们禁止所有女孩儿上学。1997年出生的马拉拉即将失学，无法读书，但她没有接受命运，开始公开发表演讲，要求教育权利。第一次在俱乐部里演讲时是2008年，她只有11岁。同年，BBC希望对女孩失学事件做深入报道，希望有女学生匿名为他们书写博客，讲述自己的失学经历，当地所有的女生都因为惧怕塔利班报复而拒绝了，唯有马拉拉在父亲的鼓励下，提供了用于报道的材料。在之后的数年里，马拉拉持续通过公共媒体呼吁给予女孩平等的教育权，她因此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影响力，同时也受到了塔利班的威胁，来自网络上的，从门缝塞进来的信还有电话恐吓。2012年塔利班在一次集会上决定杀死马拉拉。当年10月9日，马拉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蒙面匪徒三次枪击，其中一颗子弹穿过头部，颈部最终留在了肩膀里，马拉拉一度昏迷不醒。HTH的戏剧中表现的正是这个场景。庆幸的是，经过巴基斯坦和英国医生的治疗，马拉拉脱离了危险，但直到半年后才在最后一次手术后恢复听力，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次枪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马拉拉和她的教育平权理念得到了奥巴马，潘基文等公共人物的声援，超过200万人签名请愿让巴基斯坦通过了第一条教育权利法案。马拉拉也因此在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17岁）。之后她依然四处奔走继续为教育平权努力。一个为教育平权而奔走的诺奖得主，出现在教育纪录片里，却被一群对教育感兴趣的人忽略，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反思。这种视角的盲点是我们一贯的人文性缺失导致的并将反过来继续作为盲点存在下去吗？纳斯鲍姆在书中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医疗、教育增长的关联很少，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可能和社会不公同时扩大，并不必然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以经济增长、职业培训为目的所建立的教育体系是片面的，培养出的只是工具性的人。如果我们看到HTH时只想到AI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既不顾及从工业革命到当下几百年间无数因为技术进步而失败、失业的人们的处境，也不关心这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边缘人，那些处境不佳者，我们的教育就不是极有可能成功，而是已然彻底失败。因为我们丢掉了教育最核心的反思精神，同情心和想象力。3.如何过一个经过省察的人生：从苏格拉底到李普曼 好在我们还有着另一套更为深远的教育传统：苏格拉底、卢梭、杜威、泰戈尔等先贤提供给我们许多培养这些能力的理念与方法。纳斯鲍姆花了三章的篇幅介绍这些内容，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人文教育简史。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十分重视辩论的价值，甚至为此失去生命。两千五百年过去，我们仍会认同苏格拉底，相信应该激发人们思考和辩论，而不是听从传统和权威。但是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标准化考试，它无法考察反思的能力，只有课堂辩论和更细致的评估学生论文才能了解学生的批判性辩论的技能。而如果人们没有上述种种自我省察能力，民主制就会有许多问题，苏格拉底认为：第一，缺乏自我省察会造成目标的模糊，人们为什么生产，为什么战斗，城邦的最高利益为何？没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无法得出清晰的答案。第二，缺乏自我省察的人们太容易受到影响，会被煽动。他们会屈从权威和同伴的压力，被发言者的名声，文化，权威影响，被同伴普遍持有的观点所影响，批判性质疑却完全是反权威的，不管阶级，名望，威信，也不管人数，只管辩论中的论点、论证是不是有力。第三，缺乏自我省察的人们往往互不尊重。“人们把政治辩论看做体育竞赛，很可能将另一方看成敌人，希望对方失败，甚至希望对方受到羞辱。他们根本不想寻求和解，也根本不想寻找共同点。苏格拉底对待对话者的态度却和对待自己的态度完全相同。人人都需要接受检查，在论点面前人人平等。在辩论中，找出共同的想法和一致的观点，有助于公民同胞得出共同的结论。”更好的辩论态度是“尊重互相对立的见解，关心双方的观点和可能存在的共同点，而不是将讨论仅仅看做一种自吹自擂，申明主张的方式。这种教育将他者人性化，使学生将对立面的人看做是有理性的生命，至少在某些方面和自己一致。”这种能力当然有利于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有意思的是，它其实对于经济的成功也有好处。有一些商学院的教师认为NASA和其他一些大公司的灾难性失败就源于人们一味的顺从权威。商业的第二大要素创新，也需要人文教育增强想象和独立思考技能，这些技能对于保持一种成功的创新文化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有助于保持一种良好的政治文化，造就尊重个人异议的文化，避免人们倾向于服从权威和同伴的压力。泰戈尔在一次演说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的官僚化以及现代国家无情的、机器般的特征，压抑了人们的道德想象，使人们默许暴政时毫无良心的刺痛。如果不想让世界径直走向毁灭，思想的独立便至关重要。人们日益容忍自己被用作一台庞大机器上的零件，去完成国家当局的各种计划。只有充满活力的、批判性的公共文化，才有可能遏止这种有害的倾向。”有些社会要应对基于种族，种姓，宗教，地域，阶层，性别等的歧视和偏见，更需要互相尊重的理性讨论氛围。苏格拉底思想就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可以看成学校或者教育的一部分。要想培养学生的能力，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1.一些哲学教材可以提供基本的起点，培养学生赋予灵感的探索和积极的思考。柏拉图的对话录就是不错的材料。2.形式逻辑也非常有益，可以用于分析从报纸社论到政治演说当中的各种议题；3.学生应该在课堂辩论和论文写作中运用所学这种辩论方式与聪明与否无关，它是习得的，也只有学习和实践，这种作为公民素养和政治参与的能力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培养。当然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多种能力，可惜在欧洲和亚洲很是少见，上课依然是大量讲授，对于作业的反馈也很少。庆幸的是，苏格拉底式教育的各种模式，作为被动式学习的对立面，在许多地方被实践着，从18世纪开始，这些实验在欧美，在印度的不同地方独立展开，又大大地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这些教育实践者的改革动力都是意识到死记硬背的教育和学生的被动性对他们的公民素质和人生没有好处。卢梭在《爱弥儿》当中强调了恢复少年自治能力，使他独立思考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不依赖权威，但卢梭没有真正的实践。而和他同时期的一些教育家则按照各自的教育观创办了学校。瑞士的约翰·佩斯特拉奇（）反对灌输式的教育，认为那是在培养顺从听话的民众，长大后往往会服从权威，绝不提问。他要做的是通过发展儿童各种天生的批判能力，恢复他们积极的、探索性的思维。他也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和爱心，重视教育平等，还是“问题课”的发明者，虽然在那个时代，他的理念太超前，创办的学校都失败了，但是欧美的许多人受到了他的影响。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按照佩斯特拉奇的精神进行了早期教育改革。他是“幼儿园”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和我们今天早早让孩子接受技能训练不同，他主张儿童在同情与爱的环境中做游戏来了解和展示自己的能力。通过操纵物质对象，儿童就能够学会积极的思考和掌握他们的环境，他的教学法鼓励儿童积极主动、探寻和提问，而不仅仅是接受。美国的布朗森·奥尔科特，在1834年创立了坦普尔学校，给三十个学生上课，他始终采取提问法而不是讲述法，教师会鼓励学生自我省察——从思想到情感。他说：“教育的过程，就是启发心灵内的思想，使之联系外界事物，再返回思考心灵本身，来认识事物的真实形态&&教育是一种自我实现。”他还重视诗歌对情感发展的作用，常常在课堂上朗读和讲解诗歌。他也重视辩论，教孩子对自己的思想负责，这样的教育塑造了重视自我省察、个人责任感的个体。赫瑞斯·曼，杜威之前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创办了安提克学院。他主张废奴，妇女平权，倡导全民教育，主张每个人都应得到免费的文科教育而不仅仅是劳动训练，主张在全美建立免费图书馆，他的改革联系着平等主义。他也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认为单靠模仿而没有理解，儿童根本就不能学会阅读，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安提克学院是最先重视课堂讨论的学院，甚至提供了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课程。约翰·杜威则是在美国实践苏格拉底是教育最有建树的人，他教学的核心目标是造就积极、有求知欲、有批判精神、彼此尊重的民主公民。他对经典“巨著”持怀疑态度，因为他目睹了这些书籍变成了权威，攀附名人代替了真正的智力思考。他认为传统教育的核心弊病，就是鼓励学生的被动性。学校被看成了听课和吸收的地方，重视听讲甚于分析、考察和积极地解决问题。他理想的学校却正好相反，学生不是被动的、怠惰的接受和保存知识，而是活泼地释放自己的能量。他认为培养这种主动精神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教室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解决问题。在劳动中学生自然会提出问题，这些材料从哪里来，谁制造了它们？怎么来的？劳动如何组织？（棉花为什么不能直接纺织？奴隶劳动和棉花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这样儿童就不只是主动学习了社会技能，也学会了思考，同时了解到世界的相互联系。欧美之外，还有印度的例子，教育实验者繁多，影响最大的就是泰戈尔，他不但以诗歌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小说家，剧作家，作曲家和画家，也是舞蹈编导，他重视苏格拉底式的自我批判，也重视艺术带来的包容性和同情心，许多欧美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访问过泰戈尔，玛利亚·蒙台梭利就在其中。泰戈尔同样反对死记硬背，把传统教育比喻成“训练鹦鹉”，他也通过让学生编排戏剧来质疑传统，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教学法最受重视，他还鼓励学生主动发起会议决定日常生活，把学校描述成自治的共同体，鼓励儿童们探索智力的自立和自由。他还采取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来体会和理解他人的心思，在苏格拉底提问教学法和想象性同情之间建立了联系。以上这些人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推进苏格拉底式辩论，而后来者马修·李普曼则细化了这些教育的步骤，编写了教材，使得这些内容易被老师学习、应用，他同时是“儿童哲学”的创立者，相信年幼的儿童是积极主动，喜欢提问的生灵，他们的探索和质疑能力应当得到尊重，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教材（如《教室里的哲学》）是很好的哲学课本和逻辑课本，能够使学生懂得从何处入手靠自己去研究柏拉图的对话录。总结起来，将中小学教室变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课堂，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需要天才，任何社会只要尊重儿童的头脑并且愿意追求不断发展的民主，都完全能实现这个目标。4.面向世界：历史、经济的重要性与多元身份意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众多问题是世界性的，如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环境和动物物种，核能的使用，劳工和儿童的保护等等，这就需要每个人成为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美国人，中国人或者印度人。更进一步来讲，就是一个人需要了解多元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国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需要个人有一种广阔的眼光而不仅仅关注一片局部地区，或者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和特定人群。否则他就会变得狭隘，充满偏见，无法理解差别，理解其他人和人类共同体的需要和利益。教育必须加入世界历史的知识，在全球大背景中学习本国历史。同时也需要年轻人理解全球经济如何运作，每天的食品，饮料，服装从哪里来，经历了怎样的复杂劳动，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其间，过去的殖民主义，现在的大资本跨国企业如何影响各地的居民，决定他们的人生机会。不同的教育者重视不同测侧面，泰戈尔重视消除种姓和宗教的隔离，杜威则强调经济史的作用，因为它不是王国和权力的兴亡史，而是普通人控制自然，使自由得到发展的历史。总体而言，要培养世界公民，就要借助历史、地理、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史、宗教研究等等，还要随着儿童的成熟而循序渐进。有些历史的内容会鼓吹种族和阶级至上，对于其他的宗教充满偏见，这是需要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学习历史的方法不应该是死记硬背的记忆，而应该运用批判性思维，教给学生收集和评估证据的技能，如何用证据论证结论，如何鉴别互相矛盾的陈述，讨论和评估特定地域内权利和机会的差别，妇女和少数人群的社会地位，不同政治组织结构的优缺点等等议题。他们还应该学会深入研究自己不熟悉的传统，掌握一些专门化的方法。可以独立的去深入了解某一特定宗教，或者诸如乌拉圭，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特定国家中的生活方式。少年儿童已能理解经济学原理，也需要启发儿童思考商品的起源，交换机制，从而思考世界经济如何运作，为成为有远见的消费者和投票者做好准备。到了大学阶段，历史课程将越来越带研究性质，比较宗教学也会更复杂全面，学生需要切实了解经济学和全球经济运作原理，并且学习社会公正和全球公正的课程。总结起来，必须从人文学科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结合宗教研究和正义理论去教授世界历史和经济学知识，才能培养良好的世界公民，使得我们能够共同解决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更好的进行公共辩论。5.想象他人处境的能力：游戏与艺术教育的目的 除了逻辑和实际知识，公民还需要第三种能力，就是同情心——想象别人在其处境中的感受的能力。英国的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提出了用想象性的游戏来培养孩子同情心的方法。他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只要一切正常，就能产生道德关怀。而游戏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让人们体验“他性”（otherness），儿童也自然能够体验到好奇心，游戏是好奇心的来源，也有助于儿童在友情，爱情和政治生活中健康态度的发展。早期的教育家发现了同样的观点：在培养健全人格方面，游戏发挥着关键作用。许多人不理解游戏的教育价值，早期教育家们则主张将游戏融入教育结构，借助想象将故事和人物性格赋予简单的形体去探索周围的环境，或者在游戏精神的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儿童的个性。对于成年人而言，艺术是游戏的延续，泰戈尔就在自己开办的学校引入艺术教育，用角色扮演教学法要求学生以自己不熟悉的立场去思考；排练戏剧让对身体感到羞耻的女孩子能够自由的进行肢体活动，泰戈尔编排的舞蹈动作非常复杂，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舞剧的主题通常都有明确的男女平等观念。这些舞剧的目的不但在于创造一些优美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各种艺术作品能够让人变换看问题的视角，带入环境不同，背景不同的人的生活，就有助于将他人看成和自己平等的，有尊严的，有内心世界，有价值的人。跨地域和族群组织起的合唱团（比如书中的例子：芝加哥儿童合唱团）也有利于弥合社会，让儿童互相了解，在共同体中感受平等的氛围。这样的艺术教育益处多多，更重要的是可以因地制宜，成本很低，无论哪里，只要有意识，并且对教师做一些要求和培训就可以实行。6.结语 《功利教育批判》中不但表达了对人文教育式微的担心，也论证了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实行人文教育的方式和诸多实践，从理念到实例内容相当丰富。在当今中国，人文教育的缺失问题仍十分严重，这本书很值得关心教育的朋友们都来看一看，对理解教育，实践教育都大有好处。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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