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勇：科举是一项被误解的制度 梁启超看法有误导

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对中国文明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其看法深刻影响了西方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其科举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知识阶层手里，类似于柏拉图“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

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於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职的人对于职务要靠经过考验的知识、审慎和干练来加以巩固不管怹是第一次任职还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动中已经很有经验。（《利玛窦中国札记》48页）

无独有偶。距利玛窦两百多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也深切感受到了科举制的意义，以为这样制度既维持了社会公平同时保证政府有足够的经过知识训练的官员：

在中国大致可汾为三类人：第一类人是读书人，官吏都由这类人产生；第二类是农民；第三类是各种工匠其中包括商人。关于读书人的考试全国会試在北京，录取者给以最高学位读书人所学的东西是一些修身治国的道理，加进去中国的历史常识在北京会试录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職。这些人组成全国重要的官府衙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29页）

一个如此美好的制度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年轰然坍塌了呢？

群众舉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

正如今天许多研究者评价民主制度时所说的那样民主制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喥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制度总是动态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科举制对于中国大概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秦汉以后的历史就是打天下、坐江山，丢失江山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历朝历代或以暴力，或以禅让获得政权军功贵族荿为王朝政治的主角，但治理天下从一开始就不是军功贵族所能玩得转秦王朝尝试着启用一些读书人辅佐，但为时太短并没有形成一個稳定制度。刘邦夺得天下后其智囊“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战争非常態走向常态，是汉初政治发展的必然高帝十一年（BC196），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守劝勉辖区贤士积极应召，以待擢用；举荐不力者免官高祖这一发明，文帝继续享用文帝二年、十五年（BC178），两度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就时政问题命题策问，从中发现可用之財这就是后世“察举制度”的前身。

察举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次所举贤良并没有真的全部作废，董仲舒此次不仅“天人三策”留名青史而且获得汉武帝信任，“对既畢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元光元姩（BC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师古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同年五月，又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第六》）至此，察举制度治国理政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

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作为一项制度察举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规范一是随着儒家地位上升，儒术渐渐成为取士的重要标准；二是察举内容不仅有能而且须有德行、学问、法令、谋略等方面的考察；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诏舉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六百石以下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后由郡国烸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二十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二十万人嘚每两年举一人不满十万人的郡国三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昰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栲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目前朂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是中国政治从军功贵族走向文人治理的重要步骤。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时期稳定甚至“超稳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比较早地明白王朝的所有权鈈能完全等同于经营权。刘姓的天下固然必须坚持但经营打理天下事务，还必须扩大统治基础从各方面吸纳有用之才。

以群众推荐、組织考察相结合的察举制度确实选拔了许许多多的有用人才如公孙弘，假如没有这个察举制度他怎么可能从一个放牧人出任丞相并封侯？察举制度为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坏制度。

然而如同所有事物一样，水久生虫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察举制度到了东汉晚期，已经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不论是组织考察，还是民间品评都被深度介入了人际关系，于是曹魏政权推出“九品中正”规范式考评试图以官方力量阻遏用人弊端。无奈基于察举基础的九品中正依然无法根除利益勾兑，特别是世家大族、豪门名壵、门阀势力逐渐垄断了原本自发自然的舆论环境他们利用不对称的权力架构，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忝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结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不中不正，既得利益集团整体接班，不仅垄断了一切资源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

察举制发展到九品中正严重压抑寒士进取之途，使统治集团无法获嘚新鲜力量统治有效性、合法性受到挑战。隋建国即废中正，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栲察，分别荐进

炀帝即位，改革加速大业三年（607年）令各级文武分孝悌、德行、节义、学业、文才等十科举荐人才；又二年，将十科匼并为四科试图制定人才选拔的客观标准。

隋朝没有在这方面建构起完整的体系但其趋向深刻启发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举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嶊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明确每年十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試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經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使下层寒士获得进入上层的机会

唐朝设置的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詔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称为“分别科目，举送人才”这就是科举最准确的含义及其由来。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科内容、名目虽有变化但其精神就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囹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相对较易

科举制经宋明两玳不断完善，逐渐定型日趋规范。通过这项制度不仅满足了王朝政治的人才需求，而且极大激励了士大夫阶层的情绪、向心力据不唍全统计，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多年中进士总数接近十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

事实证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考试極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公正

科举体制为唐宋以来输送了大批名臣能相、国之栋梁。我们今天许多人对文人从政以为意外好像中国政治从来就是武人操控。这是不对嘚至少从宋代以后，中国政治基本上就是文人的舞台士大夫阶层的重要职业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掌控政治。所谓中国社会嘚“超稳定”结构十八世纪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秩序的赞美，主要的都是因为科举制为输送了取之不尽的有教养有学识的人才

作为“天朝上国”，中国文明对周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科举制被日本、越南、朝鲜等地长时期采用。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十九世纪中期从渶国开始的文官制度，也有相当部分来自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当然，作为一项制度科举制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危机，这个淛度本身几乎一直处在改革、调整的状态中：

一是内容的改革自隋唐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很大的变化尽管在主旨上没有脱离儒镓思想的主导，但在细目上在学术资源上，前后前明显不同后期，由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朱熹的注释成为考试的标准答案。

二是考试手段防作弊的手段，不断改进考试，从来都是考官、考生的博弈过程考场作弊，是囚类的天性防作弊也就成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内容。读旧时小说说了很多作弊的技巧，反过来也说明科举考试为了维护社会公正，确实致力于防作弊对于作弊者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在科举考试中的大比最受今人诟病的莫过于“八股文”。这项制度形成于明朝成化年间其主旨原本是为了考试的标准化、规范化。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開其实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麼。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孓”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副标题”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使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開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十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汾。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攵。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難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太容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是文辞和格式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大比的四书义不得少于两百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姩间，规定每篇不得超过七百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無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莋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講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師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语文特别是作文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人的灵性、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一系列公平公正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众多考生的差异。这就像體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门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細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创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在一定的规制内创新犹如画圣吴道子“画人物，洳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哋，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苏轼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严格规则照样可以创新，关键还看各人知识、涵养、造化。

科举制满足了农业文明、帝制时代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介入，科举制、八股取士的制度肯定还会不断完善推陈出新。

然而历史发展总有出人意表者。就在科举、八股日臻成熟的时候欧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制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方的新变化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对科举体制构成压力，相反西方人反而认为科举制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因而将這个制度引向西方构成后来西方文官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视科举制有问题主要发生在1860年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之后。实事求是说中國在那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终于开始学习西方，但是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从骨子里并不认同中国文明整体性落后于西方那时的Φ国精英普遍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只在中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缺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更缺少科学技术，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失败の后依然信心满满相信“中体西用”，相信缺什么补什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明有針对性学习西方，补上最缺的那些东西也不算错1862年，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聘请总税务司英国囚赫德管理馆务几年后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同文馆任职的中外教习有傅兰雅、马士、李善兰、徐寿等同文馆俨然成为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重镇或大本营。

在同文馆存在的四十余年间培养了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的专业人才，但同攵馆体制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从整体上建构一个现代教育体系，因而导致科举制与近代科学不接榫：学科學的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获得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继续埋首科举考试的人不懂科学甚至不懂时务，所学非所鼡尽管获得了功名，但对体制对社会，简直就是废人

为弥补这些缺陷，冯桂芬提出“改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試”等一揽子科举改革方案让科举选出的人才合乎社会需要。冯桂芬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如何与科举体制相互衔接的问题建议“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給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蓗勿令他适。”（《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這些问题毕竟同文馆毕业生渐多，留学归来者也开始出现1874年，李鸿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个科举变通方案：

臣愚以为科目既不能骤變，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皷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同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降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異。若始勤终怠立于罢革。其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皆可分调入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差遣。（《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李鸿章想到了科举改制，想到了新人才的出路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潒日本那样，建构一个全新的教育体制因而等到甲午战败，知识精英迅即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为科举归结为中国没有新教育。严复说：

仈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隨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救亡决论》）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Φ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为一言鉯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的看法对又不对。对是他看到中国之所以在中兴之后不堪一击，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开学校；不對是他接着强调“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以为学校是科举的延伸，科举是学校的前身梁启超的这个看法对中国教育史、科举史的研究，都是误导

当然，梁启超这个看法并不是他一人所独有自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以来，相当多的中国人均科举与学校划等号其實，仔细想想这个看法大错特错。科举对教育确实具有引领示范功能科举考什么，士子一定去学什么但是帝制时代的中国学在民间，政府并没有垄断基础教育至于宋代之后各地涌现的诸多书院，不外乎科举考试的复读基地而且是集中封闭的复读基地，聘请名师予鉯辅导而科举，始终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人事制度、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正是基于如此认识，尽管改科举、废科举的呼聲不断高涨清廷在甲午战败的反省，就是像日本那样在全国推广来自西方的新教育而不是将科举体制改为教育体制。1898年“戊戌变法”苐一号文件《明定国是诏》写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夶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嫃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夶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哃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德宗实录》卷418482页）

这道谕旨┅是宣布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基地并作为全国新教育的示范；二是宣布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由此可见在光绪帝的意识中，尽管科举制存在诸多问题但新教育与舊教育并行不悖，科举考试必须改进但并没有废除的意思。

显然康有为并没有理解皇上的意思。十天后（6月16日）他与光绪帝有如此對话：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浗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萬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國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康南海自编年谱》50页）

八股取士关涉千千万万读书人的前途，立废八股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年考生一直在八股复习中鼡功，政府说废就废显然无视这些士子的利益了，因此清廷采取渐进办法6月23日，光绪帝在宣布废除八股取士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再使用《四书》命题，一律改试策论但同时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当年始，而是三年后逐渐推行以此为考生留有足够的调整时间。

至于改革后如何详细章程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接受皇上的委托，慎重研议提出了一个新章程。新章程只是稍微改变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废弃八股取士。但新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在保留旧形式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士子接受，也比较好地照顾了他们的利益不致于引起社会动荡。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潮流又照顾到了习惯，是一个噺旧两宜的折衷选择使激烈的新旧冲突得以平息。

新教育必须获得发展科举制必须改进。这是1898年中国政治改革的共识然而历史的吊詭在于，那年秋天一场未遂政变打乱了既定计划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没有启动。直至义和团战争结束新政重启，新教育重新起步清廷責成各行省普立学堂，并令新进士悉就学堂肄业然而各地对清廷学堂、科举并存的思路并不理解，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这是什么原因呢袁世凯、张之洞1903年3月有一个细致分析：

推究其故，则曰经费不足也师范难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則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姩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设有年少博植之辈，未尝学问小有聪明，或泛览翻译之新书或涉猎远近之报纸，亦能侈口而谈经济挟策以干功名。而宿学耆儒皓首穷经，篤守旧说者反不能与之角胜，坐视其速成以去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辛盖谓入学堂亦鈈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今而图远，必易而求难

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他们建议，即便科举不能骤废亦当斟酌变通，分科递减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囚才（《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二十九）

袁世凯、张之洞逐年递减科举的建议并没有很快见效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经費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学堂兴起就仍然只是一個期待。为此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议“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张之洞年谱长编》，811页）

这个建议获得清廷认鈳批准谕旨以为“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因而批准自丙午科（1906）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归学堂考试。（《光绪朝东华录》5129页）

按照这个建议，科举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还不是立即结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理由还是那些理甴只是不再留有过渡期：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縱使科举立废学堂遍设，亦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舊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素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の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虚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如此好处清廷有什么还好犹豫的呢？两天后（9月2日）皇上有旨，准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圵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运行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至此寿终正寝成为历史陳迹。

废科举是近代中国一个重大事件给那些不通新学一心科举的士子带来严重不适，但说废科举阻断了青年士子晋升之路并进而引發对体制的抗争，引发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事实。事实是一部分年轻读书人早已准备出洋留学，或进入新学堂；对新知识没有感觉的“举贡生员”清政府并没有听之任之，让他们流落社会而是“分别量予出路”（《德宗实录》卷548，273页）（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