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的博客文章1、关于被禁止的王开岭 发表于
14:17:00 书刊检查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凡是视思想为危害的地方，首当其冲的便是禁书，并对报刊杂志和广播报 道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这一点已非偶然。在两行文字之间，也就是印刷机所留 下的那一行狭窄的空白里，人们所聚集的火药，足以炸毁好几个世界。”（伯尔 《语言作为自由的庇护所》）。也正因如此，“语言可能是自由的最后一个庇护 所。” 1917 年 5 月 1 日，高尔基创办《新生活报》，并以“不合时宜的想法”为题连 载了 20 多万字的批评文章，揭露当时俄国革命中的混乱、野蛮、嗜血、掳掠、 滥杀无辜等种种不光彩行径：“篝火燃着了，但火并不旺，到处弥漫着肮脏、酗 酒和残忍的乌烟瘴气。”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阴暗的情欲的暴风雪，贪婪、仇恨、 报复的狂风大张着血口在我们周围肆虐??”此时的高尔基已与先前那只呐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的海燕判然有别，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始料未及的东 西，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不容忍的东西，这是一场泥沙俱下、拳打脚踢、混含着鞭 子和棍棒的暴风雨。 他忠告新生政权应建立在理性和文化的基础上，应制止激进 的狂暴倾向和一切破坏行为， 并向自己的人民输出科学建设的思想和健康心灵的 教育。此举触怒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1918 年 7 月 16 日，经列宁批示，彼得 格勒政权查封了《新生活报》。自此，这批被列宁称为“悲观主义”的文字便神 秘消失了，俄文版 30 卷本和中文版 20 卷本的《高尔基文集》中皆不见踪影，直 至 1988 年，才在俄罗斯重见天日。 其实，早在自己的报纸被“干掉”前，高尔基就对这种粗暴的恶性政治表示了强 烈憎恶。他认为哪怕与敌斗争，这种方法也是极不光彩的，不体面不理智，这会 使人想起“君主制时期政府查封报社那些卑鄙勾当”。允许说话――无论是敌是 友！这才是一个进步政府的态度。 1918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出版事务人民委员会关闭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 的数家旧报纸，当局声称：“苏维埃将同这些报社作斗争，直到它们把自己改造 过来并开始提供善意的消息为止。 ” （报纸究竟是要对客观真相负责还是只对 “善 意的消息”负责？）甚至预言： “我们现在还容忍个别资产阶级报刊只因为我们 还没有完全胜利，当将来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彻底胜利了’的时候，那就 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准存在了。”第二天，即 5 月 14 日的《新生活报》 （总 第 89 期）上，高尔基遗憾又不无挖苦地说：“他们害怕什么？畏惧什么？?? 他们这些富于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不会不知道， 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某种特殊的说服力。” “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至公开地、放声讲话的 做法都使他们害怕??被迫害的思想， 即使反动思想， 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 激起人们的同情。” 高尔基心急如焚，想给领袖们一点儿智慧和逻辑，他大声吁告―― “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 是会说出蠢话来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 真可谓用心良苦。是啊，即使是“反动”的，又为何不能给它一个充分展示 ――继而露出破绽和马脚的机会呢？谬论不是不攻自破吗？真理不是愈辩愈明 吗？事实上，被禁止的东西越多、越持久，人们对之窥视、猜测、议论的兴趣及 热情即越强烈， 而这种热情最终会以对禁止者愤怒的反向维度爆发出来，因为人 们在关注被压迫事物的同时――会联想起自身曾受的压迫， 乃至此时亦会感受到 某种抑制和被剥夺。 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尽可能多地显示大度与仁慈， 而这正是瓦解敌人并最终消 除敌意的最佳手段。 相反， 任何黑箱操作和翦除异己的做法只会招致民众的反感 与惊惧。 只可惜，在很多时候，权力者的底气太弱了。除了表现得比当年敌人更气势 汹汹更蛮不讲理，就没什么招了。为了阻止别人说话或突然插上一句，他必须一 刻不停滔滔喋喋地演讲下去??直到听众再也捱不下去了，嘘声四起，散了场子 为止。 那么，为何如此害怕别人的言论而不给自己挣点脸面呢？ 大致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清楚对方说的是真相，而过度担心这真相于己不利，故 做出失态之举；二是心胸太窄，愚妄尊大，听不得半点不敬之词，党同伐异，见 异诛之，乃骨子里的秉性和长久的斗争习惯。 如是第一种情况， 虽须以驳斥， 但理念上尚可争议， 即真相到底于己利还是不利？ 究竟怎样才算“善意的消息”？难道惟那种好大喜功、忌疾讳医、瞒天过海、自 欺欺人的做法才合乎“善”之标准吗？（当然，这种理性的讨论仅对一个本质上 不坏的政府才合适）不妨来听一听高尔基： “如果我们能在敌人得意地指出我们 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弊失，那么无论道义上还是策略上都要好得 多??不应该忘记， 敌人在谴责我们时常常是正确的，而真实情况又会加强敌人 的打击。 比敌人更早地说出关于自己可悲而又难过的真相，就意味着对方的进攻 将变得毫无力量。”是啊，为什么要把揭露真相的机会和自由拱手让人呢？为什 么不将批评也纳入一种 “善意” 的范畴呢？高尔基的 《新生活报》 到底功过孰焉？ 遗憾的是，领袖们非但没有把批评者引为知己，反唆使一帮捉刀在《真理报》上 谩骂： “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 的嗓子。”“高尔基已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倘若是第二种情况，则只须无情地嘲笑与诅咒了。正像高尔基的愤怒：“他们像 狐狸一样拼命地争夺政权，像狼一样地使用政权，但愿他们会像狗一样死掉！” 此外，它不配更多的议论。 1998 年 10 月（1993 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 5 月 3 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为纪念 19 91 年非洲报刊记者关于新闻自由准则的温得和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第十 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2、向青年马克思致敬王开岭 发表于
1:05:00 马克思用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 比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政论家都更为光耀和锋 利。 ――（德）费〃梅林《马克思传》 青春期，他们没能把我培养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最好的机会），现在回头 想，他们是很不称职、很不负责的。我说的他们，是教马列课的老师。我的专业 是政治思想教育，按说，培养初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其首要任务。或许，他们 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是混饭吃罢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成不了马 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并不着急，很无所谓的样子，这太不像一个传教士了。 其实，他们完全有机会让我这样的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正值激情飞扬、心 性热辣的季节，趁一个人精神发育旺盛、饭量大的年龄，哪怕只做一个短期的、 初级的信徒（当然，我最终不会成为任何政治信徒，而只会成为生命信徒、自然 信徒或艺术信徒）。何以这么说呢？ 我生性是个抗拒权威的人，无限自由，乃我崇尚和迷恋的东西。青春期排斥马克 思，并非我读懂了老人家，而是因为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光线，他太权威了，是 参天树冠，是太阳神。数年后，一记偶然，当我如痴如醉读完一组文摘片断时， 大惊失色，作者竟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竟如此绝对和彻底地鼓吹自由！我心中 的自由！ “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 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 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 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 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 精神。”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 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天哪，马克思竟说过这样的话！真是震聋发聩！大学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是故 意不告诉还是漏掉了？他们觉得这些青春论调在其巨著里微不足道？ 我想，仅凭这样几段话，年少的我即会恭恭敬敬向作者鞠躬，即会无比地喜欢上 他，甘愿做其门徒，做一个学马著积极分子。你听，说得多好，多么激情澎湃、 富有诗意――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你们并不要求玫 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 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 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精神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 但你们却要使 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 没有一支黑色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 页） 实在出乎意料。如此纯粹地吹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绝口不提“真理权威”和 “统一思想”，若隐去署名，我以为是某个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家伙 写的呢，比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托派”或“资修”分子等。 奇怪啊，当年怎么就没人向我大声朗读它们呢？这可是马克思的政论处女作啊， 是他向全世界吹响的第一波号角啊！而且在《马恩全集》里，它们联袂占据了开 篇位置，一个排卷首，一个排第三，写作日期也仅隔两月。它们太该成为我的开 学第一课了！这样的课堂，怎么会有人磕睡呢？除非是一头猪。所以，我觉得我 的马列教师很失败，很失职，他们有意无意屏蔽了马克思最好的东西，最有号召 力和让人信服的东西。是失明还是选择性失明？我不解。 两文分别是：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皆诞生于 1842 年春。那一年，马克思才 24 岁。 事情如下―― 早在 1819 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过一个书报检查令，声称“出版自由只要没有 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1841 年 12 月 24 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 检查令，其中道：“对政府的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 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 为了对二者加以区别，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 和鉴别能力。 与此相适应， 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 如果作品因热情、 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承认公正 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且必需的。”新法令的颁布，让不少人油生错觉。《莱茵报》刊文道：“新的书报检查令 使我们充满了巨大的快乐， 也充满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出版 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如果得到正确理解和运用，将对政 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 24 岁的马克思，洞穿了新法的虚伪，奋笔疾书，于 1842 年 2 月完成了自己的第 一篇政治檄文：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 接着， 他又就此话题续写了 《第 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言论自由，是马克思的第一声呐喊，也代表了这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诉求。 6 年后， 这种自由理念被他带入了 《共产党宣言》 ， 在那个影响力仅次于 《圣经》 、 将改变世俗社会进程的小册子里，他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他说过的最闪光和浪漫的话。鉴于此，我对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动辄把“自由”和“个人”视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做法（比如 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感到费解。按说，马克思大脑中的“自由”成分和含 量比谁都多，尤其“绝对自由”的浓度，甚至超过了约翰?弥尔顿、洛克等前辈 启蒙者。 那些自称马克思弟子的人和红色革命者为何视而不见呢？是没有读过还 是不以为然？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不具任何合法性和道德可靠性―― “法官和书报检查官的差别多大呵！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 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 而检查官表现 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 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出版物的一定过失，而在检查官 面前受审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还捏造罪 行。”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与此相反，检查 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 是以表面的世界观来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斗争，它只具有 否定的性质。” “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 面。”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 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 另一个党派的法律。 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 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 律，而是特权。” 马克思给处女作小心翼翼注上标题：《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然后寄给 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不出所料，它遭到了书 报检查官的拦截。为突破封锁，翌年，卢格在瑞士出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 轶文集》，该文被收入第一卷。 24 岁的马克思，在处女作的结尾感慨：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 并且能把你的所想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 的时候。” 是的，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可就是这种心口一致的幸福， 在后来的岁月和国际共运史上， 却蒙受了双重剥夺： 除了专制政府一如既往的围剿，又遇上了阵营内部的团结性封杀。尤其“十月革 命”后的红色威权，尤其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那些声称最嫡系、最合身地继 承了马克思衣钵的人， 在新闻和表达自由方面，公然操起了被导师诅咒的剪刀和 锁具??早在此之前， 晚年的恩格斯就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压制言论的做法 予以斥责，他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 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在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他说： “所有这些先生都 在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 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 获的却是跳蚤。’” 可以说，马、恩的自由基因，在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为旗号的政治 实践中――从西欧到俄国和中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从李卜克内 西、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是渐次保守、逐代弱化、 层层减量乃至走向反面的过程。这个轨迹，若刻薄一点，确可称之从“龙种”到 “跳蚤”。这记转身，多位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之瞬间。 法国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说：“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 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 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 真诚。” 晚年的陈独秀也意识到了这点， 在最后几封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把衡量民主的关 键定位于有无“反对党之自由”。 马克思的精神航线是从“自由”起锚的，《共产党宣言》更把“自由”许诺到了 极致。马恩学说能有那么大的世俗号召力，应归功于“自由”“正义”“公平” “保障” “解放”这些核心词，尤其“自由”之说，不仅对社会底层和劳工有用， 更对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有着大魅惑、大激励。 遗憾的是， 很多时候， 马恩的原著精神在它的信仰属国并未被忠实地传播和诠释， 它时时、处处被误解和漏读，被各路诸侯随意剪裁、篡改，被许配给了五花八门 的“国情”“特色”。最终，它成了各取所需的兵器库：镰刀、斧头、棍棒、胡 萝卜、糖衣??一应俱全。 或许， 马克思预感到了自己将作为历史资源被未来政治争夺和利用的危机，去世 前他不止一次地抱怨：“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这个事实，从未有人告诉我。我也错过了崇拜马克思的机会。其实，这 是个很好的机会， 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憎恶和警惕个人崇拜的人， 一个拒绝政治神话和威权的人，本身就值得信任。 对于马克思，像我这代人和这类人，会经历两次阅读：一次是漏读、误读，一次 是补读、正读；一次是被人断章取义地领读，一次是原汁原味地自习。前者是加 了大量配料被煮熟、咀嚼后――盛在汤勺里、专门喂病人和婴儿用的；后者则属 私人意义的觅食， 乃饥饿者主动采摘的鲜蔬――地地道道的正宗。 “送来” 和 “拿 来”，不仅感受有别，甚至彼此歧义得令人吃惊。我终于醒悟：马克思观点和马 克思主义不一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头脑风 暴和阶级风暴不一样，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 不一样??如果说前者的内涵是相对稳定和确指的，那后者则完全是一组变数， 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另外，读《全集》和《选集》感受也不同，读《全集》， 会看到一副大脑的全貌、年轮、轨迹和细节――而不仅是“左脑”或“右脑”的 侧面和局部造影，会看到一位真诚的、充满矛盾、激情和自我改造的 19 世纪思 考者，而非一个超时空的免检的上帝。 我看到一份资料：1979 年初，胡耀邦曾几次向党内同志推荐《评普鲁士最近的 书报检查令》一文，甚至大声朗诵其段落。耀邦对大家说：马克思讲得多好啊！ 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不搞审查制度，但要像商务印 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 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作家加 强自己的责任感去解决。 这是一位诚挚的读书人，真正用心读马克思的人。 1999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发起，举行了一次校内推选：谁是人类 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思想家”？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居第一。随后，英 国 BBC 广播公司又以同一话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集选票，结果揭晓。排名 前十位的依此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阿奎那、霍金、康德、笛 卡尔、麦克斯韦、尼采。 说实话，这份榜单让我吃惊，若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搞评选，自无异议，但 在全球范围内， 尤其经历了东欧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尚有 这么高的人气，出乎意料。 但随后，我也明白了，这份结果其实印证着某种东西：除却那些过于激烈的阶级 论和革命论，除却那些被历史遮蔽、误解――被各国政治家篡改、讹传的因素， 马克思的很多价值观，皆有稳定的普世性和现实意义；尤其他以自由、公平和正 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论述，他对垄断资本、血汗工厂、经济危机的解剖与批判， 皆对 20 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预警和制度完善有着莫大启示和鞭策力。在促进劳 工福利、再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系统、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等方面，马克思是有 大远见、大贡献的。我离开校园已 10 年有余，虽不敢称成熟，但体内已积淀了一定的理性，再想把 我塑造成一个政治信徒，难矣。但回头想，至少有那么几年我是很容易成为一个 马克思拥趸的，若遇到称职的老师，只消让我及时遇见上述两文即可。凭我青春 的亢奋和对自由的溺爱，定会迷恋上他，就像当年无数青年投奔延安“宝塔山” 一样――那是青春很难拒绝的东西。有本书，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 纪前的庄严承诺》，集结了 1941 年至 1946 年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 重要文章，翻开它，仅凭那些充满“民主、自由、普选、天赋人权”的标题，你 就会被燃成一团火， 就不难明白这个窑洞里的反对党为何会闪闪发光，并最终夺 下了江山。我就想：若生在当年，自己恐怕亦会像灯蛾般不顾一切地扑向它，投 奔它。也许，胡适、鲁迅可以拒绝，但一个青春期的理想主义者没理由拒绝，哪 怕仅仅是声音和光影的诱惑。就像女人无法抗拒香水。 可惜了，在我年轻时，没遇见如耀邦先生那样隆重推荐文章的人，那样深情的朗 读者。于是这世上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后生。 2001 年 6 月 （整理文稿，意外发现十年前旧文，历次结集时皆未能如愿“入选”，幸好今日 看来仍不过时。换之标题，权当“新作”。）3、关于文学和媒体的碎语王开岭 发表于
5:43:00 2009 年 12 月 18 日，应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之邀，接受其纪录片《需要》的 拍摄和同名出版物的采访。据其介绍，该片拟访问中国 200 位自然科学、经济 学、医学、哲学、艺术、历史、作家等社会角色，就文学、法律、道德、精神家 园、知识分子、生命意义、秩序和文化等几十个概念和相关问题作答，旨在透射 中国三十年来社会各领域、国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 以下是问答整理： 首先，我得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试图对一个概念作出肯定性回答，是不符合我 现在习惯的， 尤其这类涉及事物内涵、 定义和命名的解释。 因为面对这些问题时， 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去追求 “真理” 的冲动， 都自觉不自觉地在修饰自己的观点， 试图完整或完美，很可能损失掉一些真实――也破坏了你期待的初衷。同时，这 些问题几乎都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竭力避开的一些问题，因为太机械、太刻板、太 辞典化， 除非面对考试和审讯， 我想我自己不会追求这些问题的。 甚至在我看来，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三十年前教条主义、模具文化的产物，三十年来，没有人再执 着于这些问题，或者说，抛弃了它们。 但从另一角度讲， 我觉得导演今天设计这些问题，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或隐喻的意 义，再说白一点，就是有“陷阱”的意思，就是把被遗忘或不屑的问题重新提出来，逼你再次面对，而且希望有“意外”的效果产生。总之吧，我尽量简短回答， 不求完整，不压抑冲动，而且所有的回答都是被“逼”出来的。 （1）什么是文学？应用怎样的角度和高度去理解文学？有人说当代文学质量衰 落了？你怎么看？ 文学？没人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世界上的表达不外乎两种：一是新 闻性表达，一是修饰性表达。前者好理解，就是要求客观、真实、理性，逻辑严 密、推论合理，对事实、现场和真相负责，其最大特点就是“去修饰性”。而后 者相反，它推崇修饰性，追求想象力、虚构成分和艺术美，它创作的前提是认为 仅有现实是不够的，它要创造一个自己向往和精神介入的新的“事实”，正像蒙 田说的那句话：“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文学就包含在这后者里面，其他艺术 包括美术、影视、音乐等也在这里面。如果非得说文学是什么？我想飞快地说： 文学即富有美感的文字叙事和抒情。 我自己的感受：三十年来，文学的意义“负担”在减轻，减轻的原因不是因为它 放弃、逃避或推卸掉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的这部分功能被分担了――准确地说， 是被更好地分担了，尤其是被新闻和传媒分担了。其实，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在 几千年里、尤其上世纪的七八十年里，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 了“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当然基础背景是我们没有媒体，没有真正的媒体，所 以就由文学兼职了，主要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情感的、民俗 的）都是搭乘“文学”这只船来运输的。看看古代你就会发现，历史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文学史， 在大的政治筋骨和朝代框架下，往里填的血肉和细节多是文学作 品提供的， 多是文学性的描述和传说，而且古代的官僚系统和权力资源也确实来 自文人，每个政治家都是诗人、书法家甚至艺术家，连皇帝也是，他们不仅负责 历史书写， 甚至直接变革和创造历史。 所以在古代， 文学实在太显赫， 太风光了。 除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报纸，整体上，这种状态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之前还没根本改变。比如说，我们过去要想听批评体制、针砭时弊的声音，自 然就会想到杂文――尤其鲁讯式的杂文，匕首型投枪式的杂文。当年还有个文学 理论称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起的就是这种作用。但现在则未必，我们 已摆脱了对传统文学的依赖，我们可能会看《南周》《南都》《新京报》等报纸 的时评，会看《三联生活周刊》《财经》等深度采访，会看凤凰卫视的《洪涛拍 案》，会看各种网络时评版和批评家博客，会看《新闻调查》《社会记录》《经 济半小时》《新闻 1+1》等电视节目，甚至包括百姓曾信任过的《焦点访谈》。 此外还有电视政论片，从当年的《河殇》到后来的《大国崛起》等。 再比如，过去我们想看反映民生、民俗、感情、价值观变迁、社会矛盾和进程的 时代故事，过去似乎只能看小说，像当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班主任》《乔 厂长上任》《人生》《故土》《平凡的世界》《便衣警察》、柯云路当年的系列 小说《新星》等，像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改革小说”，但现在不 同了，除了文字小说，你可以看影视剧、纪录片、电视栏目、话剧等，实际上这 些领域已悄悄转移和释放了大量的传统文学能量。像最近的很火的电视剧《蜗 居》，我看了，觉得真不错，至少它扣住了当代最大的民生话题和人生情绪，至 少在它之前， 同一主题的纯粹文学样本还未听说，而这样一个剧本以小说的面孔出现，仍不失为好小说，至少是好看的小说，这就是典型的文学能量的“变脸”。 像过去央视的《百姓故事》《纪事》《社会记录》，都是故事体、人物感很强的 社会新闻，“大时代、小人物”的立意都很明显。还有《见证》，史料性和历程 感很强，我个人喜欢看。从前的文学――尤其文字文学，成绩确实好，也堪称时 代的“指南针”和“晴雨表”，那是因为全社会的人文力量和精神愿望都压在了 上面、都涌了过去、都挤在了一起，人多力量大啊，且只有一个出口。而现在， 这种局面消失了，媒体的作用凸现了，尤其网络的出现，让传媒的意义和能量有 了质的飞跃，从工具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解放和松绑。 文学与其媒体角色的揖别， 这中间似乎有个过度， 那就是八十年代的 “报告文学” ， 像刘 BIN 雁《人妖之间》等开创的那轮辉煌的报告文学潮。这是“文学”与“媒 体”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拥抱，冲刺式的，是高潮，也是诀别。此后，“报告文 学”这种文体便销声匿迹了，不是说它的任务被放弃了，而是真正的“媒体”出 场了， 它进入了媒体系统， 作家对事件深度调查的操作让位于了真正的报刊和电 视。比如你若仔细看《新闻调查》节目，即发现它的追求正是当年最优秀的报告 文学的理想和目标，只不过它更重事实、轻议论。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是“涅 ”了，圆满了。 整体上我认为，新闻和文学，媒体和作家做的事，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成绩。不 必为文学的地盘和产量的萎缩感到焦虑，你把媒体的成绩加进去，你把网络和博 客的成绩加进去，发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业绩在总量上是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觉 得我们要换一种眼光、 换一个角度，不要老用个人署名的方式看时代的精神成就 和能量释放，要学会看总和，看总量，看集体创造力，看千万个人共同署名下的 精神业绩。而过去，我们习惯了被代言，习惯让几个人的大脑代表整个时代的智 慧和思考力，而一旦我们没找到这些大脑、或大脑数量不够或有暇疵，我们就会 感到焦虑和不安。像上世纪上半叶，我们似乎只要有了鲁迅和胡适两个人，精神 的天幕至少撑起了一半，现在这种情景和依赖都不会再有了。包括这些年，我不 急于写自己的东西，也和这种思维有关，我看到那么多人写得都不错，在他们的 声音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大部分声音，而且很多人表达得比我要好，我就安心做 起了读者，而且我即使偶尔写点什么，也注意甄别，就是尽量表达别人尚未表达 的东西， 这样也不浪费读者的时间。 总之， 我想， 如果我们不计较个人署名的话， 会对这个时代的集体创造力和精神业绩有个公正和宽容的评价的。 同时，文学和作家在某些领域的退出，我觉得也是明智和理性的。因为对一个时 代的思考幅度和深度，纯粹的作家未必比一个记者、学者、律师、甚至一个知识 型官员掌握的信息更全面，思考得更深彻，更重要的还有理念、方法和知识结构 等问题。 比如你让王蒙等作家思考并表达如今中国民生中最重要的房地产、金融 股市、税赋和物权改革、城市拆迁、权力体制等题材，他就很吃力，像过去那种 对时代的深刻而全景式的表达， 他很难再做的起来。时代生活和矛盾是非常复杂 和丰富的， 传统的书斋型作家很难去完成全面的思考， 尤其经济学、 金融、 法律、 市场等问题，以他们旧有的储备，既没有体验机会，也没有思考能力。相比新闻 媒体和自由网贴，传统意义的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太慢了，反应太迟钝了，这 不是它的强项，相反，表达一些个人体验和时代赋予人性的新内涵、新纠葛，表 达文化和人生思考，反而是它的优势。比如从前的小说家冯骥才，如今对民间文 化、传统习俗感兴趣并做了大量保护工作，就是个很好的启示。特别是作协身份的体制内作家， 他们连一个真实的社会工作岗位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一个就近 从领域和专业出发观察世相和研究矛盾的平台，于是很难表达社会性强的东西， 所以，经典的文学命题还是他们的注意力所在。其实这一切都没什么不好，不好 的是文学身世引发的焦虑。 这些年我做新闻就有个感受， 个别新闻媒体呈现的一些素材和信息，很快就会被 一些职业杂文家拿去做了写作起点，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些被公开的信息 部分仅仅是一个侧面， 它的复杂性和纠葛程度远远大于既有的新闻描述，所以我 们自己做节目的时候恪守一个方法：大事实小评论，或不评论，开放式而非闭合 式结尾。 而很多杂文式的评论往往即循了一条从简单事实到简单结论的公式―― 随便截取一点新闻，然后“对号入座”――能印证自己的某种价值判断就完了。 其实，这是粗糙的让事实服务主观的做法，看多了，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文章其实 都是一篇文章，逻辑是一样的，结论是一样的。 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在于它的艺术性和修饰性，在于它的精致和张力，在于作者个 人的精神介入，打个比方，作家做的是将一个东西表达得更好，更好看，更有弹 性和美感，它把出苦力变成了艺术体操，但苦力的价值在于它的基础意义，它是 立足和安置性的劳动，解决衣食住行和生存问题，它是用世之道。 那么， 是不是堪称 “苦力” 的新闻媒体就做得很好呢？也不是。 前几天， 在给 《新 闻调查》评片时，我说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常识：“新闻是有用的！”“要清楚每 一个选题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要清楚它的敌人是谁，在哪里。”我的意思 就是说，媒体的使命就是推进社会进程（亦即其原制片人张洁所说的那种“厘米 推进”）不要只顾凑热闹、赶场子，它要有“自己的注意力”、计划、目标和设 计，而且媒体间应有缔结共识的习惯和愿望，形成规模效应和追击力，进而形成 “时代注意力”和“公众注意力”，更重要的，要追求效果，追求社会细节的实 际改变。 我似乎提到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并没有因此而推动全社会的食品安全 和治理而遗憾，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太快，这样就孤立了该事件，给快餐式地迅速 消费掉了。我常常感到现在的媒体往往情不自禁就往“娱乐路线”上拐弯，喜欢 花哨和离奇， 喜欢扑蝴蝶――重视事件的表象和形式感、忽略事件内在矛盾的质 量和重心，主动性不足，对“新闻”的理解有问题，对选题价值的判断和重要性 评估有问题。记得那天我还说了一句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 道。我们采访，很大程度上即病友之间的相互探望。??多数情况下，并非一个 健康人对患者的采访， 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 都是病菌携带者， 只不过发作早晚、 病情的进程和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我是针对成都醉酒驾车的孙唯铭案说这番话 的，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从事件链条的终端看，孙近乎一个匪夷所思的肇事恶 魔，其实如果把他送回去，送回链条的起点，回到他喝酒的那个晚上――那个拉 开车门的动作发生之前，他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我们”，我们的邻居，我们 的同事，我们的一员，他的道德、习惯、优缺点、生活方式都很正常（工作信誉 不错， 同事口碑很好， 孝敬父母等等） ， 都不低于这个时代大众的 “平均值” ?? 所以我说，某种意义上，对他的判决也是这个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判决！特别是 记者柴静在节目中有一个很好的“加班”动作（我说，柴静是一个总喜欢在节目 中做“精神加班”的记者，这就极大拓展了事件的事实空间和思考空间，同时也 找到了这个题的时代位置。 是她的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能量帮助了她。一个记者 光背负着纯粹的新闻任务、 光靠逻辑理性和专业技巧走不出这么远，他会早早地结束自己的工作）：她反问受害者家属有没有醉酒驾车的经历？对方坦言有。新 闻的职能就是批评， 而批评的前提是承认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园，既爱又恨的 那个家园――我们都是这个生存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它的缔 造，我们不要给自己那么多豁免权和审判权，我们要承认彼此之间并不那么远。 只有把一个人“送回去”，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我们才能谈了解和理 解， 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 我们才能看清该事件对于时代生活的意义， 之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我们才能在和别人交流的同时完成与自己的对话。 扯远了，回到文学上来。 总之， 我觉得对文学的评价， 不要过分重视和依赖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这是 个陈旧的习惯。要重视一个时代集体的精神成就，不要过分看重个体署名，要养 成阅读集体作品和衡量总值的习惯，如此，就没什么太多的焦虑了。像现在大众 对余秋雨、于丹和易中天们的常年依赖就是个误会，无论其粉丝还是批评者，都 太喜欢缠绕了，太注重个人署名了，总恋恋不舍不愿分手。比如百家讲坛成就的 几位名星，在某次讲课和某本书出后，他最大和最好的能量已释放完了，可你还 在向他要这要那，试图让他对所有问题发言，结果，接下来他所有的活动都涉嫌 “应酬”了，是大众的消费习惯和惰性逼着他当起了精神交际花和文化艺人，讲 完三国讲孔子，讲完论语讲孟子，进而讲起天下事??那就等于玩笑了。其实， 他可能是最适合电视表演和教室讲课的先生， 甚至仅是某个文化单元备课好的老 师而已，但远远不是写得最好的人，听课是好的，阅读文本则不必了。但即便这 样， 需要生气吗？需要就时代精神消费的盲目性和文化快餐而生气吗？似乎也不 需要，生气产生的只是娱乐效果，看看这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比这需要生气和 干预、需要你铤身而出的事太多太多了。 文学和媒体同属对一个时代的表达和刻画，也都有思想和立场在里面。 但文学版本的描述往往是诱人的，对一个生活事件的记录，历史最终保留和流传 的可能是文学版本，而不是新闻版本。在我个人眼里，文学是让人迷恋的东西， 而新闻是最有用的，是服务工作，打个比方，新闻有点像白天，文学（其实包括 众多艺术）是夜晚的事。我常常让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将新闻彻底忘掉，也把一些 和职业无关的书放在床头， 比如古人的书、 比如几本小说、 哲学和民俗文化的书， 我需要为自己建立一种平衡，就像黑与白、昼与夜、实与虚、现实与梦幻??生 活始终劝诱我做一个丰富的人。新闻表达的是当代截面上的事，是眼前的事务， 而我想做一个立体的人，自由穿梭于时空的人。 我不为文学焦虑， 人类现有的文学成果足够一个人夜以继日读上几百年了。不用 担心它匮乏。真的不用。 （2）你怎么评价这个时代？ 简单说吧，记得谁说过，突然忘了名字，大意是：“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 最坏的时代”。我赞成这个说法。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热爱它，因为我们要度 过它，我们只有它，我们住在它里面，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 它了，都献给它了。但除了这句话，我还想说海明威那句：“这世界很美好，值得我们去奋斗！”奋斗，不仅仅是寻找敌人，不仅仅是斗争，更意味着建设、修 复、塑造。所以，我永远不会辱骂和诅咒自己的时代，因为辱骂会弄脏空气，弄 脏衣服和灵魂。我爱干净，有洁癖。就像我这本新书，里外都是白的。 （其它待续）关于“忏悔”“精神家园”“媒体”等碎语 王开岭 发表于
6:44:00 (续上帖) （1）问：您如何看待知识界提出的“忏悔”话题？比如以前的余秋雨，包括最 近一系列被举报的历史上的“告密”事件?? 余秋雨的那件事我是知道的。你说的近来发生的事，我有耳闻，但还没来得及了 解，不知道具体细节，我只能就你说的“忏悔”说点本能的看法。我从前写过一 篇文章，叫《谁在批判，批判什么》，文章的主角还不是现在新出来的这些人， 主要是“胡风”运动中的揭发者舒芜先生――我认真地称其为先生，就是不想带 有贬低的意思。文中有个观点就是：时间是有利息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清醒” “洞见”“立场”和价值观，都是享受了时间利息的结果，都是以前人的错误和 糊涂为成本换来的，我们只有把一个历史人物真正“送”回去――送回当时的空 间和情势中――去定位和认识――判断才准确，工作才有意义。如果仅仅是单纯 地把对方从时空中拎到在今天匆忙搭建起的审判台上，我觉得既不公平，也有失 理性与宽容，显得粗暴。我主张反思，主张挖掘和清理历史遗产，主张不遗忘， 但不主张批斗，不主张清算。我尊重个人的检省，欣赏那些有勇气坦白和吐露真 相的人，但人性不同、意志力和生存状况也不同，得给人以选择的空间和权利。 经过那么多年严酷的斗争运动，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机会、 有可能、 有条件选择 “宽 容”和“温和”很不容易，我们不要在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使用的竟是和对手 一样的工具和方法。 严肃和严酷有很大不同。 这样说， 也许会挨骂的， 而骂文化， 和斗争文化一样，是我最厌恶的。目前我所有的写作中，没骂过一个人，也没尖 刻地对待过某个人物个体，我争取一辈子不用脏字。 有时候，批判的姿态、批判的方法和工具，本身就构成了批判的实质，就有“本 体” 的意义。 我不会勒令、 哪怕动员或劝说谁去忏悔， 因为忏不忏悔是个人的事， 是个人的选择和机遇， 我们重视历史公案的研究价值，但也要尊重公案中涉及的 个体、尤其是在世的个体，你可以去剖析光阴深处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去试着接 近他， 洞察他， 进而理解他――理解人性的阴暗和闪光， 只有理解了才能谈反思， 而且反思不是针对个人，是而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群体、整个生存共同体的责任 和缺陷。我们没有督导个体忏悔的权力，因为那样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选择权， 剥夺了他爱面子甚至虚荣的权利，等于精神上的“专政”，尤其是当事人到了晚 年，有些过于严厉的批评也不妨推迟一点，待其百年后再说。而且批评时，尽量 别剥衣服，别体无完肤，因为那样有牺牲自己道德的危险，这对批评者个人也是 损失，至少这是我的道德观。我甚至建议尽量不要用批判这样凌厉的字眼， 难道他不更值得 “同情” 和 “怜悯” 吗？我觉得用同情的心态替代批判和揭露更好些。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 保卫语言》的文章，主题大概就是语言本身的健康和清洁很重要，因为它能召唤 来行动，甚至本身就是行动，比如“文革”中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 比如朗朗上口的“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等等，都是一种暴力语 言，瞬间它就会招来行动上的暴力。你看我们过去那类“阶级斗争”的影片或舞 台剧，在做社会动员的时候，对地富修资等斗争对象（其实就是理论上的“生存 对手”而已）骂得多狠、多凶，语言上骂得狠，行动上就斗得狠打得狠，所以， 保卫我们的世界和生活，要从保护语言不受污染、逻辑不被篡改开始，要从保卫 语言内核的健康和逻辑的合理性开始， 江苏南京的教育家王栋生先生还把此文它 收进了当地的中学语文， 他大概是想让孩子从小用健康的语言说话吧，可谓用心 良苦。学习说话，练习说话，对孩子的确太重要了，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 “健康”，我越来越感到这个词的重要，包括我现在看一些网贴，很多语言的暴 力程度让人震惊，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情绪是有毒的，有话不好好说，而且很多唇 枪舌箭的争吵、 大字报式的攻讦， 其实都是误解力大于理解力的表现， 都像闹剧， 除非你把它看作娱乐、 视为狂欢的需要。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理解加谬和萨特 的区别，要好好学习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建设”方法，要做真正的理想主 义者。语言很重要，很神圣，它背后就是行动。我当年写的《语言可以杀人》， 谈的也是这种感受。二十年前，我读过高尔基一本在前苏联被禁的书，反思十月 革命的，叫《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大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应该读，现 在和今后的年轻人也应该读。 （2）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您认为应如何建设？ 你用了“建设”一词，很好，这个词很少被用了，当然另一方面，它已被用到很 刺耳的地步了，一个敏感的人都不好意思再用它，必须换一个词，比如“建构” “构建”什么的。近一个世纪来，批判文化或者说斗争文化占上风，以扫除和损 坏为主，也就是大做减法，以“建设”为核心的文化一直没提上日程，或者说无 暇顾及。 这和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有关， 每天叫人激愤、 焦虑和拍案的事太多了， 在一个危机四伏、 急风骤雨的空间里，怎么能心平气和地筹建文化呢？经济建设 未必需要好心情，甚至可以搞得群情激昂、如火如荼，但文化不行，思考它必须 先有好心性、好心境和好心态，否则搞出来的东西就不健康。 我个人就是个例子，一轮好心情的周期肯定不过两三天，一上网、一看新闻就糟 了，而我的工作恰恰是新闻，在劫难逃啊。所以我接触影视音乐什么的，大多是 那种疏缓的、温暖的、明亮点的，否则这日子没法过，要得忧郁症，加上我本来 就和别人反着：高兴需要理由，不高兴反而不需要理由。我特羡慕那些无须理由 就乐呵呵的人。我身边常备红茶和巧克力，因为有人说它们能从生理上制造“幸 福感”，在我身上效果好像不大。这几年，我公开发表文章很少，写的也少，我 是指大家熟悉的我那类批评型文章， 因为工作让我前所未有地面对那么多黑色灰 色的事物，那种状态是“浸泡”“腌制”式的，很咸很酸很辣的那种，我的坏心 情不会写在脸上，但会沉淀。我不知别人做这行是怎样的状态，也许仅仅当职业 和生计，比如职场上常说的“游戏精神”，我不行，做不到，我办公室过去离玉 渊潭很近，有那么几年我有个习惯，在办公室呆几个小时，就去玉渊潭透透气，看老人钓鱼或放风筝??我是缺乏“游戏精神” “娱乐精神”的人，记得有一次， 和一主持人同事吃饭，中间又来了他的其它朋友，好象是中戏的，对方一落坐就 扑哧笑了， 说： 你们怎么吃饭都板着脸啊， 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 其实人家是正常的，我们有点不正常。 所以，工作之外就不想再继续表达这种“重”和“黑”，所以我从不写杂文或时 评。一个人老盯着一样东西，那东西就会变成钉子，像弹片嵌进你的灵魂里，然 后生锈，取不出来。天天带着黑色情绪，你就会被自伤。我知道这个原理，但我 化解的并不好。好好活着，活得长一点，争取能看到很远很远以后的未来，我们 都要有未来，要有强烈的未来感。我最近喜欢花草到了痴迷的地步，家里搞得像 个农业试验员的家，我连辣椒、野草和喇叭花都种，开个玩笑，我最近有点不想 见人，尤其外人，很多朋友的活动我都不参加，就是怕吵，包括来你这儿，我见 草木比见人要亲，草木的美德就是安静，我前几天刚写一短文，就叫《多识草木 少闻人》。我明年拟出的一本书，就是思考自然与人生、以“保卫生活”为题的 书，很安静的小册子，我想写一本有助于心灵健康的书，你知道，这个时代健康 的人很少，尤其精神健康。精神强大和思想强大，不意味着心性健康，偶尔还相 反。还没写完，也许几个月后出来。 总之， 我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社会职业系统， 一个是自由精神系统。 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夜晚。后一个系统的能量和营养，我尽力往职业里输送，尽量搬，尽量留 下痕迹。 但争取不让职业系统的弊端影响到后者。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和 洗脸，把灰尘和大街的气味留在门外。 抱歉，回到你的话题，其实我不怎么想回答这问题，因为有点大。 前面我说了，中国是个苦难型的国家，让人生气的事太多，所以鲁讯的号召力、 笼罩力和榜样力量，远大于胡适。我个人也是，对鲁迅是热爱的感情，对胡适是 珍惜的态度。当“胡适”太多的时候，我喜欢提“鲁迅”。当“鲁迅”太多的时 候，我喜欢提“胡适”。当然，可能真正的二人我们都没有，至少有学徒和信众 吧，我就指他们。一个大变革时代，最需要的可能有这样几款人：改革派、保守 派、理想家、实干家。他们的组合和比例，会决定一个时代的生态和未来走向。 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缥缈得走了形， 要么只顾低头觅食，极端实用和物质主义。我们缺少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文人 往往思想力很强，行动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苏海门，离南通不远，百年前那儿出 过一位名人，叫张謇，清末最后一个状元，近代工商业巨头，教育家，慈善家， 城市设计者，这是个我非常欣赏的人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他是“穷 人的榜样、富人的榜样，文人的榜样，理想主义者的榜样。”有机会你们可以关 注这个人，近代以来中国人谈理想和社会乌托邦，绕不过他。 从国民精神上讲，现在则到了太实的时期，很物质很物理的时期，尤其当下，由 于社会收益分配的不合理、贫富悬殊、政策公信力受怀疑，人的生存成本和压力 空前加大，像电视剧《蜗居》刻画的那样，一个住房就让你人生透支、让你这辈 子没别的心思了，每个人都焦虑，都有物质饥饿感，大家的注意力被牢牢绑架在 “物质”上。不仅百姓，连精英知识分子，也把所有智力和心思用在讨论硬话题 上，主要是腐败问责、体制批判和学术建议，你说的“精神家园”暂时顾不上，大家都顾不上。原因和现状不多谈了，就说你问的怎么办吧，我不研究这么宏大 的问题，我只能说感受，甚至直觉。 我个人觉得，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最缺少的几样元素是：爱的哲学，法的精神，现 代理性，宗教心灵，不利己的自然观。法的精神，尤其表现在宪法精神和宪政常 识上，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应成为国家上下的共识和所有改革的基础。宗教心灵 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倾向于那种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绪的心灵状态，但宗 教力量也有缺点，它是通过“让人敬畏”（也就是“惧”）来督导人向善从良， 所以我希望有一种更普泛更宽松的爱的哲学，通过“爱”来让人向善，就像史怀 哲医生的那种 “爱” ， 和政治和宗教都没直接关系， 是从里向外散发的一种体息、 一种温度，一种没有外力逼视的内心秩序，从而让心灵更舒适，也更容易秉持。 而所有一切还不能照搬西方的， 尤其心灵方面，我们要建立真正适合东方人精神 体质的生命哲学，东方式的形而上的思想体系，仅靠几本古贤圣书不够，单靠西 方著作也不行。 而且我们最大的麻烦还不是学说的诞生和传播，而是日常的秉持 精神，是听从内心召唤的那种执行力，是基因和细胞意义上的随身携带、终生携 带。唉，这些问题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觉。前几天的哥本哈 根气候大会，我每天去办公室拿起新闻串联单都看到好几条，坦白说，我心情极 糟糕，那么多国家扯皮、争吵、推卸责任、拉帮结伙，大搞政治厚黑，孰不知天 快塌了，这就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在自己乘坐的船上凿洞。这可是 唯一的一艘船啊。 每个人都口口声声爱自己的孩子，可谁又准备给后代留下一点 可怜的资源呢？莫非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败别人家的孩子， 从而占有那最 后的一滴水、一点空气、一片立足之地吗？ 一个“爱”字，鼓吹容易，秉持则难。尤其社会矛盾激化、公平和正义弱势时期， 你一味地讲“爱”“仁”“忍”，连自己都觉得脸红。但你看中国当下的精神背 景，除了虚无像灰尘飘来飘去，还充满一种戾气和刀具的影子。中国的社会基础 是靠暴力和斗争哲学打下的，权力江山是这样，意识形态也是这样，那么，民间 土壤和空气中，就不可避免留有这种细菌，染上这种毒素。所以，在条件成熟的 时候，消解斗争哲学的任务非常必要，去仇恨化，去敌视性，中国人缺乏微笑， 缺乏信任，缺少谅解??而且，我希望中国当下的文学、文化、艺术，多重视一 下爱，多一点温暖和光，尤其多一点“无条件的爱”，这不是粉饰太平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活下去，没有爱，世界就是冰冷的，我们会被冻僵，冻死。 ?? （3）问：您提到了央视，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据我所知，稍有头脑的人都会 说自己不看央视，意思很显然，有厌恶的成分。以您的精神背景和价值信仰，似 乎也很难和央视发生关系，请说说您的感受。 央视频道众多、单元众多，自主性很差，变数很大，影响它的气候因素多，谈它 有不踏实的感觉。再者连你都知道它“名声”不好，谈它弄不好要挨骂的，除非 我也狠狠骂它。若真是那样，我请求被骂轻一点，你知道，我过去的文章几乎从 未挨过民间的骂，没这方面历练，脸皮和内心承受力都差。先声明，我下面说的央视不是指全台资源，那就鱼龙混杂，太参差不齐了，仅仅 指我了解的新闻评论部， 仅仅新闻频道， 尤其它未改版――即未 “去栏目化改革” 之前的那些年的状态，即当年《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社会记录》《新闻会 客厅》《新闻 1+1》《新闻周刊》《世界周刊》《纪事》等组合起的那个晚间状 态，有差不多 6 年吧。现在失去了，才觉得是一段很值得纪念和收藏的时光。现 在改全天直播后的滚动状态没法谈，因为变数大，不稳定，尤其风向不稳定，影 响到进入的信息。我只能围绕人、阶段性、具体栏目来聊。 先说我，这些年较少写文字的东西，也是因为已经在工作中通过各种出口，基本 把能量给释放掉了， 把要说的话给送出去了――当然不能赤裸裸地说， 要略加 “修 饰”，央视新闻有个特点，它在语言上的雕饰功夫和装修能力是最强的，当然这 是无奈――央视不乏睿智、良知和勇敢之人，可惜的一点是，他们的大量光阴、 智力和才华被“修饰”“拿捏”“分寸”“火候”这个工序给消耗掉了，这是个 悲剧，一个值得同情甚至值得欣赏和尊重的悲剧。其实你用心看的话，它呼之欲 出的东西，和那些最尖锐的报刊声音差不多同质，若粗一搭眼，你就会骂它，骂 它为什么糖衣，为什么吞吞吐吐、云山雾罩，为什么话说半截、欲言又止？为什 么不将军只拱卒？其实它尽力了，甚至已把力用到了极限。它是拉了满弓的，但 由于瞄准时间过长而泻了力，它要瞄了再瞄，犹豫再三。尤其改直播了，这个瞄 准的工序就更耗时耗心了。 如果把批评型报道比作打猎，央视差不多是唯一一个 需要和猎物商量和谈判的猎人，这是与那些想射哪射哪的民间猎手之最大区别。 虽然它的战利品中以小动物居多，但你若见一只滴血的老虎，仔细勘察，其身上 肯定有写着 CCTV 的箭头，但并非要害部位，我告诉你，那是它故意射偏的，或 者说那就是它心目中的十环， 因为它的目标就是使其负伤而非致命，但谁说负伤 没有意义呢？当然，在一个民间猎手看来，这是“裹脚”的痛苦。还有就是电视 属团队劳动，记者、摄像、编导、主持人、审查等层层环节后，会有大量初衷被 流失掉，在自由、独立、掌控、作者署名和成就感上都远逊于个体写作，不瞒你 说，这些年，当我盘点自己历程和收获的时候，常陷入茫然，也许每期节目中都 有你的元素或影子，但不能说这是你的作品，不能说它象征了你，电视操作和个 体表达两码事，你可以影响它，但不能完全占领它，这点甚至远逊于纸媒记者， 人家从头至尾一个人就够了。遗憾虽有，但从传播角度说，它的受众大啊，受力 面和承接面广啊， 而且电视影响的是最基础的大众和基层权力领域，并非知识精 英――这个层面的人已不缺乏启蒙了，据说人家也不看电视尤其央视了。但一个 农民或某局长或乡镇长，他可能不看南方周末，但他会消费央视或人民日报们， 习惯了啊，公费订的啊，是“公家”和“官家”媒体啊，换句话说，是“自家” 的，看了他就会想，原来这个事央视是这么看这么说的啊，无形中他就接受了一 份价值观，这个作用力非常大，因为该作用是最直接的，是对称和衔接的，是来 自他依赖或者说习惯于服从的媒体，双方对接、型号匹配，众所周知，央视、人 民日报们的天然角色常被习惯地以为这种价值观是被权力授意、至少认可的，是 “上面” 的主张， 所以体制内的各级权力者接受起它来， 就会少许多犹疑和顾忌， 就像过去人们习惯于从“两报一刊”获取和猜测政治信息一样，从传播学意义上 讲， 这种功效非常大。 所以我一直认为新华社、 央视、 人民日报及各级党报的 “进 步”很重要，它们具有标志意义，不要嫌弃它们，毕竟不是“阶级成分”和“出 身论”的时代了，至于由于特殊时期、某个栏目、某期节目的表现，你完全可视 为无效传播、逆向传播或信息垃圾就是了。体制主流媒体不进步，网贴再怎么自由和肆意， 南方报业再怎么勇往直前， 我们都乐观不起来， 都不能说成绩有多好， 共识和卓见不能只滞留在圈子里，不能只搞自我复制和近亲繁殖，或像发展骨干 分子或预备党员似的，那太低效了。总之，我的意思是社会要进步，必须推动体 制进步，而体制要进步，就要和它打交道，就要和它接触，保持对话和协商，要 推它， 搀扶也好， 安轮子也好， 肩扛背挑轿抬都行。 而泾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来， 或者搞空谷足音，立场上很决绝，道德上也很清白，但失去了实际效力和作用于 对方的机会， 是决裂的意义大还是谈判的意义大？你要改变一个人，总不能连理 都不理对方吧。 除非你不想改变， 只盼这个人迅速消失。 社会进程是合力的结果， 是四面八方的力的交汇和平衡的结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派、 中间派??共同化合反应的结果，当然更取决于它们的比例。我推崇并尊重这种 合力的阵容，希望它比例合理，也希望少些内讧和不理性的敌意。说实话，我有 些纳闷连我熟悉的一些节目都遭受那么多厌恶和排斥， 是本能的感情？还是理性 的据实？抑或怒其鲍肆出身、恶屋及乌？如果说八股式的《新闻联播》甚至部分 《焦点访谈》我都能理解，谁让你“喉结”突出来着？但一度以《新闻调查》为 代表的很多栏目， 我觉得多数时候是配不上这些憎恶的， 还有二套 “经济半小时” 等财经节目，我觉得都配不上。它们已呈现较纯粹的“媒体”特征了，“自选动 作”远大于“规定动作”，且以批评性报道为主，其宣传功能已被最大程度地弱 化了――被媒体的本能、被职业理想和荣誉感、被未泯的良知、被内外部的专业 化竞争，于之而言，“喉舌”基本上只是一个“隐喻”，至于某些题材上的缺席 ――即被民间诟病的失明和噤声，多与选题和成片的被毙有关，这也是所有体制 媒体都面对的问题，即口径。而口径也未必全是“坏事”，有时候，可能是体制 内改革派对“稳健”的需要，当然也可能是保守派对“秩序”的担心。其实，近 年的重大焦点和热点，比如黑煤窑和矿难、汶川大地震、周老虎事件、许霆案、 三鹿奶粉事件、楼歪歪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王帅事件、孙伟铭事件、上海钓鱼 事件、邓玉娇事件、包括刚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李庄事件??它都没有缺席，甚 至贡献了相对扎实和有深度的事实部分，从而给民议、网评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 材和起点。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声音”，无疑，这个时代对“声音”符号的渴 望和消费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总希望你能把观点以最清晰、饱满、露骨、甚至激 情和刺激性的语言方式甩出来――甚至以“声音”和“敢不敢”去定性一个媒体 的红与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非常理解这种渴望，也深以为声音的重要和珍 贵，但更适用于有条件的媒体，不适用于央视，因为尺度和管理手续不一样。荒 原上说话和广场上说话、舞台上说话和客厅里说话，是有区别的。我一直有个观 点，那就是“大事实小言论”，电视不同于纸媒，文章是靠言论取胜的，而影像 媒体的重心不在“观点”和“声音”，而在于现场部分，你给观众提供充裕的素 材、 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点就够了，不用你非把某个结论和意见像文章一样露骨 地亮牌??我想，之所以招来民间那么多责怨，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 只是精神靶子或被提线的木偶，民间需要这么个可以吐痰和掷物的“墙”和“对 立面”，选择你当这个情绪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当之无愧”，也 许你有点冤，也许个体冤而整体不冤，也许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许初衷冤而事 实不冤，但在现有的环境下，你必须为自己的“出身”埋单，再说对一个占有最 大国家资源的媒体来说，再“全能” “无限” “崇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过分， 正常要求。（4）问：您觉得对媒体来说，“喉舌”这个词不是贬义吗？您刚才说央视很多 节目的媒体特征已覆盖了喉舌功能，这个比例有多大呢？真是这样吗？ 严格意义上讲，媒体就是媒体，只对新闻事实和真相负责，而非为谁哪个群体服 务或代言，但在没有独立的新闻法的前提下，纯正意义的媒体概念是不存在的， 我们只是为了言说方便，借用罢了。其实，喉舌也未必是个多么贬义的词，当年 朱朱g基总理视察焦点访谈栏目组的时候，不是有过“做人民喉舌”的题词吗？ 这个定位不低啊，也不过时啊。就像“为人民服务”这些说法，都没错啊，能做 到很了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看过多少央视节目？哪个频道的哪些节目？如果你看的是《联播》或 部分《焦点访谈》，我会无语的，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就会无语，你怎么评价我 都同意。尤其像《联播》之类，20 年甚至更久它没有长进，尤其语言系统、叙 事逻辑非常落后，基本还停留在“颂体”“八股”和小学作文的阶段，很笨拙， 甚至还在用“激动地流下热泪”“响起了热烈掌声”“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之 类??即便换位思考，从宣传功能上讲，也是效率极低、非常失败的，不仅政绩 宣传，连“好人好事”的表彰也报废了，基本属无效传播，甚至招来逆向传播或 反向解读。其实，有些“好人好事”作为社会的道德资源和人性的闪光，是很珍 贵的，尤其道德荒芜的时代，这些萤火虫的存在，若得到好的传播和解读，换一 种目光来关注，很有意义。《感动中国》虽也遭遇诟病，但由于尊重传播规律， 有了好的设计和定位，传播效果还过得去，至少没适得其反。 至于你刚才说的比例，我不掌握信息，天知道。但有一点，那就是在任何一个职 业环境中，良币和劣币总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而且，这种比例掌握在管理者 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扑克牌，怎么打，怎么组合，怎么出牌，考验管理者的判断 和价值倾向。是良币驱除劣币还是相反，大概看形势吧。但每次阵痛，都会上演 个别良币被淘汰的游戏，这是无疑的，因为良币多了会视为“问题”，因为它改 变了构成，这就是哲学上讲的“事物性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也就是毛 泽东说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说的币不是指人，是栏目设置和价值观。 当然全是劣币也不行，因为一个媒体，它在民间的那点信用资源、那点口碑和荣 誉，显然不能指望劣币去赢得，它得靠良币，即使它时不时要削弱良币的发育和 长势、敲打敲打，但最终它还要靠良币积攒信用、积累收视，否则别的不说，连 广告都会流失。一般地说，良币是给下面消费的，劣币是给上面消费的，这是策 略和传统，但我认为是个过时的掩耳盗铃的策略。其实，换个角度，从管理者或 更高管理者的角度，若不能保证良币的繁衍和足够份额，其实劣币是花不出去， 消费不掉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个搭配式捆绑式销售的游戏， 劣币全是沾良币的光， 吃的是良币利息，而央视在民间最大的、甚至唯一本金、唯一的储蓄就是历史上 的那些良币??所以， 即便从管理者的角度讲， 若在内部改革和面临外来压力时， 不保护良币资源，任其受罚或下逐客令，是一种失策，好的管理者应有一种对上 缓冲、对下安抚的堤坝能力，既防汛，又蓄水，上下、内外都负责。央视历史上 凡是好的时期，都和管理者的高素质有关，也就是说，他们在新闻专业化和宣传 职能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在媒体职业理想和体制进步与改革之间找到了结合点。 再比如《焦点访谈》，它最初是纯正的良币，像水均益、敬一丹、包括方宏进等 人， 现在还有那么高的关注度和名人效果， 就是因为当年的良币效应和印象储蓄。 可后来呢？《访谈》开始掺劣币了，也许本来就是为了调比例，让劣币搭良币的车，让“宣传”搭“监督”的车而已，可适得其反，掺得劣币过量了，这个储蓄 罐性质变了，百姓拒收，收视率锐减，民间也不冲它喊冤了，从而成了《新闻联 播》的延伸部分、配套工程。其实，有个选择它没做，那就是像《访谈》这样的 黄金币、 保持其纯度比什么都重要， 要调信息成分和选题比例， 完全可另铸新币， 或拿别的罐做实验， 要在全频道或全台框架中调结构，而不是轻易调一枚币的成 分或一只罐里的比例。《新闻调查》也面临这样的危机。 真正的生产力最终要靠良币，得有几枚纯度高的金币。一味调和与掺兑，会让所 有的币都不值钱，变成假钞。 央视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变数”，它的自持力很差，像冰山，表面上很巨大，但 是浮着的，很脆弱，下面的水太深。这使得任何对它的评价都不保险。你会看到 一些节目常常像天气一样变脸， 当然现在改大直播去节目化了，但整体信息仍会 变脸，比如硬度强的新闻被弱化了，就会增加些环球、娱乐、浮世绘，以亲和力 弥补生产力，如此循环，反之亦然。总之，看天气。央视很像农民，看天插秧， 又像餐馆，看客引座。 （5）问：很多人不喜欢白岩松，觉得他装腔作势，也觉得他代表了央视，您怎 么看？ 若白岩松真的能代表和覆盖央视，那我真要对它有个高评价了。我个人和他没有 私交， 但他的节目我看。 我不知你说的那种印象是出于讨厌这个人还是其言论内 容？是他略显自负和强势的姿态还是被自负支配下的话语？你能举个他说话的 例子就好了。白岩松，无疑是央视新闻这块说话最多的人，因为其节目是日播和 评论式。其实，我也一直纳闷这个现象，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骂他，我觉得感情 上喜不喜欢一个人很正常，可能源于气质个性口吻等，但从专业和理性的角度， 我尊重这个人，他有自己成熟而系统的价值观，而且他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很 重要。独立的语言系统和价值观，是一个新闻主播最重要的装备，而央视乃至全 国大部分主持人是不持有的。我觉得在和体制寻找接口与有效对话方面他努力 了，也尽力了，他是操持我前面说的那种“修饰性”“拿捏性”语言功夫最好的 主持人， 多数情况下， 已把体制允许的话语能量调到了最大值和最边界的位置上。 他的语言系统最能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甚至 有时已脱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了。同时，也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 改良的诚意和建设性立场，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他那 些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往往都能听进去，也 给了他较大的空间，没有空间，对方捂起耳朵不听，甚至剥夺你的话筒，你就白 忙乎了，能量就白费了，也没有未来了。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这种略显 保守和谨慎的角色，这种圆润而不失锐度的声音。再过些年，等我们走出了很远 之后，回过头，我们会知道这种角色的意义，我们会把给予先锋和勇士之后剩下 的掌声给予它，感谢它们的防守和断后。你知道，在球场上，进攻和射门是显眼 的，而防守往往觉得没意思。当然，我说的白岩松是个个体，他不是个什么“组 织”，充其量有栏目编导和记者在为他搜集资料和联系采访上当助手，我看网络 上常常透过分析白岩松的某个观点从而得出“上面”的某种新旨意新动向，其实 这是个大误会，从选题到操作，日播加直播，都是匆匆完成、同步播出的，没什 么“谋”在里面，也没时间让你“谋”。而且这种工作状态是大部分栏目的工作流程和生存状态。但白岩松确实有个问题，那就是他和观众似乎总缺少一种“默 契”或者叫作灵犀的东西，很多误解可能也由此而生，他的很多信息在传播过程 中并未被受众全部吸收。而游离于新闻之外、甚至靠近娱乐的崔永元，反而举手 投足都暗示着和观众的默契，甚至成倍地被放大。 我这样说有为我的同事和生存位置辩护的嫌疑，但确乎事实，他们很难，只有身 在其中才深知这种难。而且他们并非是有组织形态的，更无什么背景和靠山，三 三两两、稀稀拉拉、物以类聚，有时侯是靠个人之力争取一个选题，挽救一段影 像、一节同期、一两句自以为关键的话，风险、雷区、后果??形影不离，动辄 得咎。从我个人的精神角度，我给了这些同事很高的评价和尊重，我理解他们的 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当然，央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状态的不稳定，这让我谈 论起它自己都觉得很别扭，很忐忑，说不定转眼它就“辜负”了我，让我刚才的 话陷入尴尬。它有周期性，忽冷忽热，一阵可能很活跃，甚至很尖锐，一阵则可 能萎靡不振了，我要说的就是当它蔫的时候，它的从业者可能是最垂头丧气、最 沮丧和痛苦的一群。 它受周期性气候的影响大， 你明白我说的 “气候” 什么意思， 没办法，它的身份、影响力和覆盖面放在那儿，受制性就强，约束因素就多。不 讲平衡、 不讲策略， 在央视什么事也做不成， 白白浪费了国家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所以，要做事，哪怕是有限的和极有限的事。就像胡适说的，要研究问题，少谈 主义。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问原《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 委屈、甚至很悲凉，当你把已用尽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识界朋友那里― ―眼巴巴奢望听到一句赞扬，却换来满脸不屑的时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面露 苦衷： “你说对了！人家在体制外的表达，已经走了十步，你才踩着雷挪了两步， 这是怎样的龟兔赛跑啊??” 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些交叉，很容易想象那种龟兔聚 会的情景。龟是永远跑不过兔的，但动物世界里，龟占基数，这个庞大的队伍更 需要头领和导航。 所以， 兔子率领着兔子， 乌龟引导着乌龟， 二者没什么可赛的， 龟要胜出的不是兔， 而是趴着不动或跑得慢的龟， 兔也一样， 各在自己的系统里。 在央视，要谈理想，但更要做阶段性的事情，否则你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季羡林 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学者 如此，体制内的媒体和“良币”若能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了，很难，连“凤凰” 也未必。总之，既然“放足”时代远未到来，那就先裹着“小脚”赶路吧，它具 有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别放弃它。也别强迫它和别人比，要鼓励它和自己比。 其实，对全国大多数媒体来说，情势和状态都一样。4、春天一定要让风筝放你王开岭 发表于
18:36:00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清）高鼎《村居》“一百年前，天上只有两位乘客：鸟和风筝。” 那个下午，当那只软翅“大沙燕”摇头摆尾、只剩蝌蚪一点时，我对太太说。 恰巧，有一架飞机经过。 一个傲慢的现代入侵者。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放风筝，激动得脖子疼。 风筝古称纸鸢、风鸢、纸鹞或鹞子。我尤喜闽南一叫法，“风吹”，名起得 懒，倒也传神。若叫“乘风”，是否更好呢？我拿不准。 当纸片儿腾空而起，你会浑身一颤，呼地一下，整个心思和脚跟被举了上 去??飞啊飞啊飞，你成了风的乘客，腋下只有天，眼里只有云??你脱胎换骨 了，精神轻盈似烟，内心生出了羽毛。你不再是一个深刻的人，你失重了，你变 轻了，体内的淤堵通了，块垒和板结碎了?? 别了，浑浑噩噩。别了，尘世烦忧。 谁之伟大，发明了这乘风之物？ 唐书《事物纪原》把功劳给了韩信，说楚霸王被困垓下，韩信造大纸鸢让张 良乘坐， 飞到敌营上高唱楚歌， 霸王遂一败涂地。 更奇的传闻见于 《白石礁真稿》 ： 公元 559 年，北齐文宣帝时，围剿“元”姓宗族，彭城王元勰的孙子元韶被囚地 牢，其弟偷偷制作大纸鸢，结果双双从金风楼飞逃。 不信是吧？那是你的损失。 这是我第一次牵一只会飞的东西，它那么兴奋、有劲，累得手都酸了。 风在和我据理力争。线折得弯弯的，成了弧，像水中的钓线。天空突然钻出 无数双手，都来抢这盏漂亮沙燕，犹如一场拔河比赛??显然，它不再中立，它 背叛我了，它在冲着风喊加油。除了那条明白无误的线，它完全与我无关了。它的立场让我惊喜。 第一次把思绪送出这么高、这么远，我将地上的事忘了个干净，连自个都不 存在。那风筝，仿佛是心里裁下的一角。 什么叫远走高飞、腾云驾雾？什么叫心驰神往、目眩意迷？ 你快快放风筝去吧。其实是让风筝放你。 春天来了，我怎么闻讯的呢？ 依据不是变柔的柳条， 亦非迎春和桃花骨朵，而是冷不丁瞅见一两尾纸鸢在 天边游。 春天，尤物一般，就这样突然扑了过来。 风筝，是春的伴娘，是春的丫鬟，也是春的间谍，是它泄露了情报。 “江北江南低鹞齐， 线长线短回高低。 春风自古无凭据， 一伍骑夫弄笛儿。 ” （徐渭《风鸢图诗》）古时候，风筝是缚哨带响的，所以又称“弄笛”。 在老北京，凡扳着手指数日子、喜欢引颈望天者，一定是风筝客。他们不肯 错过一寸早春。一定要到半路上去等、去迎，然后大声宣布自己第一个遇见了春 天。否则，他们不原谅自个。 我在玉渊潭湖堤、故宫护城河畔，见过很多精神矍烁的老人，提马扎、携干 粮、带墨镜，从早到晚神游于天际。 他们望风，听风，嗅风，捕风，乘风，追风。一辈子爱风，胜过怜老婆疼儿 子。 他们红光满面、气定神闲，一看即活得飘飘袅袅之人。“鸢者长寿”，这话 没错。 每次途经，我都羡慕一阵，搭乘一会儿老人的快乐。 我都会想起“莫负春光”一词。 不知为何，我一直没想过要亲手放风筝。 直到某天，猛然意识到自己临近不惑（这个被我掉以轻心的残酷事实），竟 然还未放过风筝，还没牵过一样会飞的东西！眼睁睁、干巴巴瞅了四十年，竟没 亲手拉扯过春风， 就像喜欢一个女孩，竟没牵过她的手??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 不及格的春天爱好者，我既没出门去接、到半路上去等她，也没为她准备任何私 人的仪式和礼物。 恋一个人，却没行动表示，这不是人生舞弊吗？这不是浪费韶华、侮辱青春 吗？这不是辜负女孩子的美丽吗？ 我的第一只风筝是在玉渊潭买的。那种最傻瓜的塑布大三角。 我怀疑不是我在放飞，是它自个儿主动飘起来的，仿佛提前装好了程序。当 发现风筝古称“纸鸢”，我更无法忍受了，一想起塑料这种有毒化学，就觉对不 住蓝天。还有，那大三角算怎么回事啊？毫无“鸢”之美，简直是污辱翅膀、欺 骗天空的感情??于是，我为自己选了北京最传统的大沙燕。 软翅、纸扎，大沙燕是最像“鸢”的风筝。 那个春天，我总共牺牲了三只风筝。 一只是拔河比赛我故意输了，我把它送给了风。一只是风向突变， 不幸坠地折翅， 香消玉殒。 我悲愤地想起孔尚任那首鸢诗： “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好 孩子，骂得好，该骂。 一只是飞到附近的村庄， 挂在树上， 我只好将线剪断， 几秒功夫， 呼地一下， 风就把它接走了，不知藏到何处去了。 春天来了，你一定要跑去打招呼，你一定要放风筝。 不，你一定要让风筝放你。把你放得悠哉游哉，从城市的罩子里逃出去，看 一看蔚蓝，追一追神仙，呼吸一下晴空与辽阔，住一住云上的日子?? 然后，年年如是。 去半路上娶春天。直到你飞完人生。 ?17(本文未在纸媒发表过，任何纸媒转载，须先经作者同意，否则视侵权)5、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王开岭 发表于
2:40:00在微博，有位叫陈方的网友发信给我，说：?你头像娃娃的照片和我家娃娃的一 张照片特像！?我回复说：?婴儿们都非常像，所以我觉得，婴儿是天下人共同 的孩子……? 是的， 生命在很小的时候， 都非常像， 他让你分不清谁是自家的、 谁是别家的…… 这很好，这样，孩子能得到天下人的爱。自从拖拖降生，我看每一个孩子，目光 都是一样的。那天，网上见一生病的婴儿，比拖拖大不了多少，心疼得要命，立 即跑去捐款。看到一个要换骨髓的孩子，立即想告诉对方，拖拖捐献的脐带血成 功入库了，您去申请使用吧。最近老有人问，儿子降生，你有什么变化吗？想了 想，说：我对这个国家的爱和恨都成倍增加，爱是自然的，恨，是因为这个时代， 这个不称职的国家，为新生命埋伏了很多敌人，设Z了无数障碍，而孩子们却蒙 在鼓里。对婴儿来说，只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并不区分世界的哪个方位，谁的 地盘……看婴孩的眼睛，会增添你奋斗的冲动和正义感。这甚至波及到了工作， 在节目中，我毫不犹豫站在天下孩子一边，为其未来的道路着想。?每个孩子， 都是时代的孩子，都是共同体的财富?，这话我用好几遍了。还会用。突然就春天了，突然就四月了，孩子和大地上的花草一样，飞快生长……唯一的 不同是，他沐浴在目光中。拖拖五个半月了，变得飞快，没等我把口哨练好，他 已不感兴趣。他每天都是新的，我跟不上他，玩具们也跟不上。如今吸引他的， 只剩下一只会大叫的布绒狗 （其实有点刺耳） ， 电池没电时， 我只好模仿那只狗， 他很警觉，看我的眼神有点陌生。拖拖现在的缺点，是不好好睡觉，而且贪求抱 着，离开手臂就闹。我没为他写日记，甚至没记任何事。但很多事，我怕忘了。 想起了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美好的人，美好的诗，美好的天气。四个月时，曾经热爱的牙胶玩具新来的小朋友，也叫小熊熊五个月时三个月，大脑袋，晒太阳四个月时，刚睡醒，不知发生了什么一瞬间，突然有了小坏蛋的表情五个月时，“投降”是婴儿的标准睡姿，这时已不太标准了四个月时，吃手，又吃手，总是吃手第一顶帽子不习惯奶瓶和一切新事物，脸上的痕是自己挠的被妈妈整成这样子，头发很冤枉第一次睡在小车里要被理发了，抗议一下妈妈手艺很一般，换形象了，自己一点不知道五个月时，最喜欢你出现在他背后几乎，几乎忘了他出生时的样子了。只记得护士嘟囔，这孩子真干净――小时候有多小？看看和主持人肖艳姐姐的比例就知道了6、丢失的脚步王开岭 发表于
14:24:00 这样的城市非常乏味，它显示的是技术能量，没有灵魂。 ――皮埃尔〃卡蓝默 1 那些街上的晨跑者，那些蹦蹦跳跳上学的孩子，哪儿去了呢？ 那些笑逐颜开、边走边聊的早班人，那些黄昏时的遛弯族，那些按时回家的 自行车铃响??那些用脚步生活的人，怎么都不见了呢？ 小，即美好。这是三十年前经济学家舒马赫的一册书名。无论感情或理性， 我都越来越支持这句话。 大，正让城市削掉双足，脚步日渐枯萎。我们腿脚的使用率已低于人体其它 部位，它甚至很少被放置到地面上――我说的不是地板。“有足而不用，与无足 等耳。”一个天天乘车踏板、周旋于电梯者，与轮椅上的人差不多。 街头，叮叮当当的钉鞋掌声消失了。 我们不再有磨坏的鞋子。 我甚至想收藏一架那种补鞋机，它快成古董了吧？ 就像乡下的磨盘和犁具。 点与点之间的遥远，让我们望而却步，不得不折叠起双足，换之以轮胎和轨 道。 现代人的日常身份，不再是“行人”，而是“乘客”。2北京城，已套上了第六个大呼拉圈，且环距越来越大。 没人再敢把城市当棋坪、视自己为棋子了。城市的态势只能用涟漪来形容， 且是巨石 “扑嗵” 激起的那种。 面对急剧的放扩， 没人敢吹嘘熟悉每一条波纹了， 连的士司机都像片警那样，专挑熟悉的“片”跑。每逢时紧，我从不敢搭私车去 机场，看错一个标，前程就毁了。 “大”编织的迷宫、复杂和诡秘，无端制造的浪费与周折，让一切“准时” 的承诺都变得可疑、艰巨，近乎于说谎。 由于太大，任何人都只能消费极小一部分，无法从整体上参与它、拥有它。 这是一盘谁也下不完的棋。人只能在上面流浪，胡乱移动。某种意义上，已 无真正的“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无边无际、日夜更新的城市，所有 人都变成了它的陌生客，几月不出门，即陷入“异地”的恍惚和迷失。 记得购房时，关于地点，我有个愿望：能一句话说清我究竟住哪，并让朋友 凭这句话找到我。 后发现， 这想法太腐败了！ 除非你住在天下皆知的某个地标旁， 以正常购买力，这简直痴人说梦。我曾给一个土著朋友发短信，说明来我家的驾 车路线，尽管言简意赅，还是耗了五十多字。 据说，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访问了几座中国城市后，感叹：“它们太大 了，每一次进入我都忍不住发抖。” 在无界的大面前，脚力是渺小的，所有的腿都会恐惧、自卑、抽搐。 由于“脚”和“历程”之间的逻辑驰散了，“人生脚步”一词，正丧失其象 征性。城市无法用脚来丈量，人生也不再用脚来记录。我的办公室同事，人均每日乘车三小时，那是一种天天出差的感觉。一家伙恶狠狠道：“天天三小时！他 妈的，练书法我早成了大师，下围棋我早晋了八段??” 是的，我们最有效的生命时间，虚掷在了路上。 而且，这是纯物理、纯机械的“赶路”，绝无精神活动和审美可能：堵、挤、 抢、搡、刮擦、焦灼、噪音、污染??整一个皱眉和骂娘的过程。3我一直深以为―― 美好的地方一定是养脚的地方。诗意的城市应该是漫步的城市。 我对“散步”一词有着本能偏爱，多年前逛书店，一眼瞅见封皮上有“散步” 的两册：宗白华《美学散步》，卢梭《一个孤独者的散步》。二话不说捧回家， 果然好书，极好的书。 我热爱散步的人生，信任散步的产物。好的灵感、音符、情愫，就像蚂蚱藏 在你的途中，会突然于草丛中跃出。 什么情况下，漫步会成为城市的主题？人会心甘情愿地安步当车呢？ 除城不能太大、任意两点间不能太远，还有两条：一、沿途空间应有舒适性 和愉悦感，有魅力，不乏味。二、人的生活节奏相对舒缓，不焦灼，不拼急。 后者属时代心境，最难化解，不多赘，只说空间。 一个城市是否对脚友好，是否对漫步发出了真挚邀请，看“人行道”即一目 了然。人行道在道路系统中的地位，直接反映出对脚的态度。而普遍现状是：人 行道的待遇太差了，较之宽阔的车道，它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严重冷落和边 缘化，甚至被侮辱。不仅人行道受车道欺负，行人在车辆前也被迫礼让、退避、 服从?? 在一座美好之城里， 道路系统应在细节上处处体现对行人的体恤，人行道应 享有特殊的荣誉和尊严。 那天，我要到马路对面去，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正拼命挥手，可附近既无天桥 亦无路口，我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跨越几十米天堑，最后招了辆车，到一桥底 再绕回来，跋涉了几公里，才和朋友握上手，真可谓咫尺天涯。 丹尼贝尔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的象 征。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种生活。 规划一座城市，就是设计一种生活。4“湖上笠翁”李渔最懂得“步”和“行”的关系。《闲情偶记》里有一篇专 门论行，他对沉湎车马者的建议是―― “使乘车策马之人，能以步趋为乐，或经山水之胜，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 笠之贫交，或见负薪之高士，欣然止驭，徒步为欢，有时安车而待步，有时安步 以当车。” 他的时代全是木牛流马的环保车，故只从美学上衡量废足的损失，若换了现 在，无马可策、无辔可驭，惟有屁股冒烟的汽车，这位绿色享乐者恐该气急败坏 了。虽发掘出很多足乐， 但显然， 他对沿途空间企求太高： 山水之胜， 花柳之妍， 负薪之高士??也就是说， 行步之趣须魅力风物相伴， 须有好玩的故事和兴奋点。 心旷神怡，方举目皆景，否则即纯粹累足之苦。 柳永有过一篇《望海潮》，写宋朝杭州市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 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读罢，我真有股冲动，恨不得即刻动身，奔赴那座伟大的城池。 那样的户外，你想不挪步都难，会觉得呆屋里是犯罪，走得太急也是犯罪。5不可否认，长安街乃京城最伟大的街。我曾尝试在这条伟大的街上散步，发 现惟深夜可忍，白天只适于车，不适于行。它太空阔太嘈杂，车流汹涌，油味呛 鼻，人心烦意乱不说，且树稀荫小，不便停驻和小憩；虽建筑林立，但万象实为 一景， 枯燥无味， 缺乏细节。 而且， 其笔直和宽幅也决定了它只适于游行和阅兵， 不支持个体散漫和自由。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说出了一重要观点：城市要饱满， 要丰富，须保证“大多数街段要短，也就是说，在街上很容易拐弯。” 在北京，真正对漫步发出邀请的是胡同。其一砖一木都有体温，元素鲜活、 细节密集，最具酵母气息和微生物色彩，所遇之人也有趣??重要的是，你能与 它对话，一副门礅、春联、一棵槐树和一窝喜鹊、一丛墙头草或一只流浪猫，都 是一个有趣的信息体。而长安街，你就没法交流，它根本不打算和你平等。那些 威风凛凛的建筑体，阴郁僵冷，拒绝握手，拒绝攀谈，只接受瞻仰、服从。 琉璃厂、 大栅栏， 本为京城最活跃的市井， 但整饬葺新后， 野性和生趣没了， 故事与传奇没了，民间性和平易感没了，店主与顾客的多样性也没了??总之， 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没了， 甚至比不上潘家园和报国寺的地摊，后者更有张力和弹 性，更有潜伏的江湖能量。偶尔，我也会串串琉璃厂，但权当凭吊了，脑子里装 的满是王世襄、张中行笔下的旧影，画饼充饥罢了。 胡同街区的枯萎、市井活性的夭折、“步行街”的出世，皆意味着漫步文化 渐行渐远。 当走路成为一件乏味的体力活，兴致即衰了。人行道的物理性能再好，也只 能满足运动一下筋骨，寂寞而出，索然而归。在广州、厦门和泉州的老城，我邂 逅一些残破的旧骑楼， 它们身处繁华， 临街倚铺， 探出一溜檐廊来， 衔连几百米， 可遮风蔽雨挡晒。据说该设计曾风靡于南洋，和古廊桥相似，它处处体现对行人 的召唤与体贴，可谓关怀备至，非常温馨。 北方的林荫道、风雨亭，南方的骑楼、廊桥，都是漫步文化的产物。 或许车马稀少之故，祖先在建筑上极其呵护行人和散客。现代场馆则相反， 重车辆重利润，停车位、停车场，设施服务皆一流，但一个过路人休想从建筑中 得到任何免费的好处。6另外，要提一下自行车。 在我眼里，这是一种伟大而可爱的发明。它是马匹被取消后、人类脚力获得 的最大补偿和抚慰，也是我能接受城市适度放大的原因。仔细看，你会发现自行 车很有美感，它转化人的能量，像一双有魔力的鞋子，且清洁可亲，不像汽车那样冷血和暴躁。我宁愿把它视为原始“脚步”的升级版和时尚版，它与人体组合 出了一种新的“脚步”。 事实上，自行车所受的冷遇和奚落，与行走相差无几。 当一个城市开始歧视起脚和自行车来，它已毫无美感。 当一个城市无法用脚和自行车来丈量，它已失去道德。 “这样的城市非常乏味，它显示的是技术能量，没有灵魂。”皮埃尔?卡蓝 默说。7给双足一块有力量的落点吧。 脚，是要用来走路的。否则，从肉体到精神皆有“失足”感。 那年，崔永元拉一帮人去搞“新长征”，红旗飘飘，走了趟物非人非的老路。 我所在的央视栏目做了期记录片， 讲这群好事者如何折磨自己， 如何痛并快乐着。 我还发明了个词：“精神足疗”。在我看来，小崔的红旗实为幌子，不过是一帮 废足已久、萎靡不振的现代人――做了次“足底按摩”罢了。 据说疗效不错，很多脚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崔的抑郁也好了大半。 足底穴位那么多，通着那么多的经络和神经元，不治百病才怪呢。7、上的那件事王开岭 发表于
16:26:00 它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它是北京的情趣， 不知多少次把人的目光引向遥空…… ――王世襄《北 京鸽哨》 对老北京来说，有两缕声音最梦牵魂绕：鸽哨与空竹。 安静的年代，无论串胡同，还是伫庭院，只要稍留神，耳朵里就会飘入它们。二 者的音容又近乎姊妹： 嗡嗡嘤嘤、 央央琅琅， 如梦如幻、 清越绵长??不同的是， 一个在高处疾掠，一个于低空徊荡。 尤其鸽哨，乃皇城根最大牌的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