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终将老去和离开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将丧失接班人，接班人都没有，何谈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亲身经历和可靠的材料
摘要：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我国最高学府，承担着培养我国青年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的历史任务，这部分最优秀的青年的思想状况对我国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历史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是他们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在这一时间段所养成的思想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其一生。这也就是说由于其学校的地位的特殊性，他们思想状况的总体倾向性将会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历史的走向。研究并对他们的思想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和灌输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对于国家的未来是一个战略命题。这部分学生思想状况的的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保障我国不被“和平演变”和被美国对我国的发展施加渐进的影响的关键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和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本册子所引用的材料来自亲身调查。每份材料记录都有被调查人的亲笔签名和学号证实真实性
“我国青年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不信任的，对党中央保持着思想警惕性……党的组织生活、课程和其他活动的娱乐化和实用主义化导致了他们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提高或培养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精神。”
“于是就出现了团委怎么看怎么像文娱部，团的刊物怎么看怎么像文艺杂志……并且学生社团组织的学生活动,也都是把关于学生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指导思想和满足学生的物质欲望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出发点的。”
——题记(也是我的观察)
这本册子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乎我国的发展，并且它们是高等院校中的优秀代表，研究它们的学生的思想具有代表意义。更何况，中国还没有一本像我这样考察北大清华一切学生的书或册子。
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必须要靠外在“灌输”，不能指望工人运动内部能产生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工人运动内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众所周知，工联主义不能切实的为工人阶级解决任何重大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决定了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成败和利益就是我们国家的最为根本的政治利益。所以，为了使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有效的结合，“灌输”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这个“灌输”的实施者就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最为杰出的那一部分，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是我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对于我国的最高政治利益的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了解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认识和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我的观察。我这本册子里讲的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以及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必将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有必要将当代学生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的真正的思想状况展露于天下。对于攻击，我是有准备的，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英国人可能会攻击他的这本书一样“在这本书里，人们可能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差错。研究一个庞大的题目，需要具备广泛的前提条件，出现一些差错就是对英国人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也像恩格斯那样向攻击我这本册子的人毫不迟疑的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
研究和了解清华北大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一般形式，对于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我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青年人的地位跌倒了难以想象的地位，一切的思想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认为，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描述东欧青年的状况所用的话语：新的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已经在我国青年身上初现端倪。这值得重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先后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思想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命题，但是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所造成的多元化的混乱和在西方媒体的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青年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不信任的，对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保持着思想警惕性，轻易散漫的对待调查问卷等旨在获得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重要意义的数据的询问方式。党的组织生活、课程和其他活动的娱乐化和实用主义化导致了他们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提高或培养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精神。
综合各种因素，这样的后果就是，党不能正确的掌握真正的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动态和数据，只能从总体上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引导，而这在实际意义上已经收效甚微。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去帮助党去推动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的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有利于革故鼎新，从根本上扭转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的颓势，让他们明白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让他们克服“自己给马克思主义下个定义然后自己再去反对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反对一切带‘马克思’的东西”这个荒谬的命题，让他们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和孔德的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对于青年来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和应当相信什么，总是觉得走一步看一步，抱着“先看看，以后从好的当中再选一个”的逃避的思想被动的被时间推着走。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不仅存在于大多数的青年个人本身当中而且也存在于社团组织和团机关当中，这影响了最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
于是就出现了团委怎么看怎么像文娱部，团的刊物怎么看怎么像文艺杂志，偶尔出现的几篇理论文章都因无人问津而被埋没和忽略，团委一头扎进了繁杂的文艺和学生社团管理工作中而忽略了它本身的意识形态领路人的工作，并且学生社团组织的学生活动，也都是把关于学生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指导思想和满足学生的物质欲望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出发点的，从而也失去了自己作为政治领导机关的威信。在这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苏联对于青年的意识形态的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中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需要了解和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真相。
虽然目前我国各方面的状况并没有苏联那么糟糕，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都是社会主义，这点是相同的，除非认真的巩固我们的党，帮助我们的党了解实际状况，支持拥护我们的党的路线和政策，积极推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迟早会发展到“十月革命的摇篮”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使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并且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加重了这些问题和加大了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如果不及时的解决，长期下去，一定会产生和苏联同样的结果。原因简单到可以归结到一句话——“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终将老去和离开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将丧失接班人，接班人都没有，何谈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解决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问题也将推动解决全体青年的思想状况问题，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一个样板，来衡量其他地区和高校的学生、青年的意识形态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严峻程度。请想想，如果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严峻，那么其他大多数的青年的思想状况呢?可以很轻易的得出结论——青年人思想状况的混乱性和严峻性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
这本册子中，引用别人的话的时候，我会在脚注里注明他的学校院系和年级，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有利于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开展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北大和清华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特点各不相同，北大学生总是带有很高的偏见和优越感，没有原则的自傲，不愿意听取其他与它所说的言论不同的意见，片面的竭力强调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所谓的“没有政治的纯学术”的美好幻想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和“险恶”的政治划等号等的错误的提法，在实际工作上否定和抛弃了在基层和学生中的最为根本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否认它的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甚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公然说“共产主义就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相信共产主义，你去实现啊，我们等着”等的言论，而清华恰恰相反，清华没有北大那么高的偏见和优越感，愿意与人平等的交流看法，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相比北大也是做得很好的，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令人奇怪的现象，长于理工科的清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比长于文史的北大做得更好。他们的团机关和求是学会、TMS协会(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协会)不仅主持讲座等活动的开展，也主持理论工作的进行。这也就是说，清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但他们不想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遭遇的巨大的阻力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改进工作方法的迫切性。
因此，当我描述清华北大的学生的思想问题的严峻性和目前工作方法的低效率时，我总是引用来自北大的材料，以便用意识形态领域最为混乱的地方的人的话来警醒他们自己;只有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情况或者作者本身或教授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他们的论文、著作或者课堂上的言论等材料。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定稿)
在清华北大的学生的意识形态领域，分析以各种形式公开形式进行着的或者悄悄发生着的意识形态的摩擦和斗争，搞清楚它们的实质和表现形式、表现方式、造成的后果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在经济总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群体关系等方面的分化引起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分化，其在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和现实化，而清华和北大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也是必须服从于社会的这个整体的，那就是说，理性化和现实化也进入了清华和北大，并且“感染”了它们的学生。对于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来说，就像马克思说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要重新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必须要基于目前社会的特性来开展工作。
思想，无论它是不是纸面上写了的指导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让人接受的理由;必须让人们觉得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当今的这个社会是信息时代的社会，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思想是具有生来就永远支配人心的理由了。这也就是说，要使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还有一点就是，在针对于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能一刀切的方法，情况不一样，方法就不一样。一刀切的做法只能造成失败和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我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虽然比较迟，但由于历史原因的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依然存在，这点不能否认。同时考虑到现在的信息传播网络化的结果，每个地区，每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是存在着差异的。所以首先必须要抛弃什么“普遍的方法”。
目前我党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可非议，但是必须考虑到国家利益更多是经济性的，且变化迅速。从长远看，变化多端的经济利益只会使国家关系变得更为相互依赖，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远比国家利益复杂，有着更为深远坚定的根基。它不是单一的思想领域的东西，而且还涉及文化和历史以及特定的政治阶层的信念。在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而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性也要求我们必须要给与必须的关注。
那应该怎么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呢?绝不能产生依靠人民和青年的自发性来达到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的想法。这在主观上来讲是消极怠工行为;从客观上来讲这也是行不通的，列宁曾经在《怎么办?》中针对经济派盲目地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和否认先进理论的意义，特别强调了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工人阶级本身不能独立地创造出社会主义意识，只有以先进的理论武装的工人党并通过自己不懈的活动，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从而使工人阶级自觉的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可以完全不加任何解释的替换为青年知识分子，也就是大概念下的青年学生。
列宁的论断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地位，怎么使老百姓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怎么样让老百姓信服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问题。在中国步向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渗透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的尤为严重，大多数的人转向了实用主义，崇尚物质领域的占有，忽略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对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是巨大的挑战，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的宣传和散播一些社会阴暗面的负面信息导致了人们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思想警惕性，不敢真正相信党，觉得党的面目就是恐怖的镇压机器而不是自己的利益的代言人。
对于整个人民的这个问题的题目太大，也有了很多的研究和著作。社科院的教授分析的比我好。我的这个册子研究的是北大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视角来谈亲身经历的事物和看到的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北大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现状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问题的历史。现在只谈几点，这几点是为了以后要说到的事实和了解他们的现状所必须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北大和清华对外交流有限并且其自身治学模式也还是苏联模式。注重专业化的同时非常注重政治素质，其不说文科院系的教授，甚至理工科的教授都几乎人人精通马列主义和哲学，这点无需多举，仅仅看看曾担任中科协主席的著名火箭动力学家钱学森就知道了。不能深入的掌握马列主义，就不能承担教学任务，思想的要求是第一位的，决不片面的重视业务水平，而且当时对马列主义的这种掌握不是单纯的应付检查和教条主义的的随口引用，而是发自内心的信服。和老教授们接触时一定会发现这种真挚的情感，马列主义已经内化成为他们的性格，当老教授们谈到马列主义时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热爱。当他们在教学时，这种对马列主义的情感就会情不自禁的传给学生，而学生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这就传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诚的交流做到了这一切。后来由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出国潮的出现，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学术交流、互派留学生的大范围的开展导致了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但在初期，这种争夺的规模还很小，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占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几乎还没有，因为在政治界、学界上拍板做主的仍然是那些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经验的老一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这场争夺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对比，老一辈的不断去世以及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第一代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并逐渐被作为专家接替了老一辈在学界的地位，这种情况逐渐扩展到了普通的讲师。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着显著的表现。
我认为，学生仍然是学生，但老师已不再是“老师”。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导致我国初高中的教育目标长期的定位是应试教育，这也就说，他们在大学之前，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也没有大量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每天除了做题就是上课，偶尔的休息时间也会被用来弥补上学期间所缺的睡眠或者通过电脑游戏和体育运动进行放松，很少有人在初高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来确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么也就是说，大学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时期。
由于在初高中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来大学，一来清华和北大，就把教授——学术和知识的化身——看做自己的人生导师和楷模。向他讨主意，向他求教做人处事的方法和治学的态度以及自已的人生方向。“对他表示在这种宗法关系下所应表示的一切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绝大多数的学生无法主观拒绝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老师政治素质和信仰将直接决定他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老师的政治素质和信仰为什么不能再是“老师”了呢?这里我不多讲，就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信心”一说。如果一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个非党员教师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这不奇怪。但是，如果一个党员，一个有着很长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对于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产生怀疑，这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反对，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些“聪明人”就换一种说法，一说党的领导，他就说是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党究竟要怎样领导?这些问题的确需要研究，但绝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要研究就否认了总的前提，即党的领导。必须要首先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去讨论应该怎样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再去讨论党应当怎样领导就是毫无意义的。可以这么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内的那些“在美国大使馆领工资”的宣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即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也的确在拥护“共产党”，但他们拥护的是共产党的“改革派”、“民主派”，拥护的是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决不能允许我们国家未来的掌舵人由这样的人培养，决不允许让青年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与他们走在一起。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师们”尚且如此，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怎样，就不难想象了。而且由于信息化的时代，导致了他们更早的接触了相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多的信息，这也将会对他们的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承崩坏的条件下，西方思想和文化通过一些老师肆无忌惮的在学生中蔓延。我们已经看到，北大法学院贺卫方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余万里这样的玩弄法律字眼和道德败坏的分子，都能成为教授和副教授，以及在学生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胡乔木同志在1981年中国社科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过这样的一个事：“北京大学有两个学生发起，然后又加上二十个人，共计二十二人签名写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法草案’，在这个出‘出版发行法草案’里面，他们的中心观点就是，任何的党派、团体、企业、机关、个人，都可以办报纸、办刊物、办出版社、办书店、办广播电台、办电视台，国家对于这些有不同背景的言论机关要一视同仁，给以同样的支持，同样的法律对待。”，接着胡乔木同志对此评价到，“所以，是不是让反革命言论享有自由，反革命言论应该不应该享有自由，成为了我们现在同相当一股反革命势力、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很自然的，这些小组织要扩张他们的影响，靠什么呢?他们当然就要依靠掌握一部分舆论工具。”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的重大的程度，其程度之大甚至大到可以鼓动学生挑战国家权威!
2000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思想上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并且并不局限于其他思想的出现和兴起，相比文科院系在实质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换，理工科的院系更多出现的现象是“去马克思主义化”。国内外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产生了这种倾向的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所有院系、研究所，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情况毫无联系的思想活动，也正好由于它们出现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最为高潮的时候而获得了双倍的意义，其次，在思想领域，某些西方思想暂时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人就将其奉为圭臬，成为指导一切活动的的思想理论来源，并使这些思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此外，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名望的扩大的需求的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教授和副教授的等教学人员加倍的向学生“灌输”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宣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由于能在国外获得学术奖项和获得出访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副教授的宣传和灌输才有了重要意义。
但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不仅使北大和清华的教授等教学人员发生了改变，而且使一部分学生焕然一新。由于网络的普及和其他信息化装备的就位，他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渠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老师的口授这一条了。网络学习以及各种数据库的丰富的资源能够相当程度上的代替老师的作用，而这种途径与传统的老师口授教学的途径不同的是，这种途径不会主观上对学生产生方向性的引领，因为学习的内容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也就是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学生的思想的培养和发展不再取决于老师。但是，这部分学生的数量太少，而且他们在选择学习内容时会受到来自外在世界和主观情绪的影响，从而有可能不选择应该选择的学习内容。所以，这条路径的实际作用和意义是有限的。尚不能完全的代替老师的口授教学。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改进的主要突破口不应该是这里，而仍然应该是改变老师对学生的影响。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阵地是怎么被渗透和丢失的。学术交流的迫切需要要求在短时间内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交换生和访问学者。在教学中以西方思想为蓝本就能获得出国的机会，因此教授和讲师们成群结队的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跑到了资本主义的阵营。自从90年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招生规模急剧扩大，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一线城市的应届高中生。此外，由校方选派的私费出国留学潮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的，并且迅速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外国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优良的学术氛围开始吸引众多的中国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儿去的时候起。这样就产生了“外国大学被中国留学生‘占领’”的怪现象。这些私费留学出国的学生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家庭经济状况很好，而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外国大学培养这些来自中国富有家庭的孩子有着重要意义，他们能通过他们在外国的留学生涯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的思想同化或者使他们抛弃原有的思想，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他们能通过他们在外国的留学生涯观察他们当中的对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持赞扬态度的同情者，并授予他很高的荣誉并且可能将他拉进他们的情报机关(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曾都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原苏联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卡卢金中将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便于他回国后能迅速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从而使他所在的领域的国家利益防御阵地洞开。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留学生中的有些人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各级领导人或者各界的骨干力量。因此，注意向这些人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亲美意识，企图从中物色和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新闻署曾经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里根也曾经亲自指出其意义——“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的未来领导人的意义。”。于是他们排挤了那些本着“出国留学，掌握外国科学技术，方便回国后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的邓稼先和钱学森一样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并把留学生的一切差别化为他们和国家自己培养的人才的对立。在经济领域，甚至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就像恩格斯所说：“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也就是说，谁尊重马克思主义，就打压谁，就瞧不起谁;谁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理念，就赞扬谁，就给谁荣誉。
这样就造就了一股很不好的风气，它现在布满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股风气所造成的后果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注意。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这几百万大学生，他们在大学里要么仅仅只为自己而学习，要么不知道前进的方向而整天浑浑噩噩，他们是我们祖国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日益迫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和学习，他们日益迫切的需要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日益迫切的需要使用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生活和行动的指针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从习总书记提出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中稍微重要的话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虽然一些同志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大问题，并把自己的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说成是坚持传统，但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意识形态中的每次学术大争论都给以北大和清华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深深的上了一课，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道者们对这些学生的影响都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这些拜倒在西方“民主”“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下的教授和讲师们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党的中央政治局确实社会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司令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生活和行动的指南的青年学生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是政治局中的核心人物，而要求实行宪政和走西方道路的自由主义者和提议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学者”却充当了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建议，实质上也是对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为首的青年学生的状况的讨论和帮助他们“马克思主义化”的建议。确实，我们的党应该赶快改变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局面，否则为时太晚。资本主义的思想不是在蛊惑我们撤离意识形态阵地，不是在诱惑我们打开意识形态的闸门，而是在威逼，是在要求。
尽管如此，一些同志却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管理的是优秀、最先进的高等学府，认为自己所管理的高等学府是“时代的智慧，良心和永久的荣耀”，是孕育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等学府，却羞于暴露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它们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必须立即改变的，因为正是他们，对这种问题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当我们开始谈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时候，他们总是报之以轻蔑一笑;因此，整个领导机关对有关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真实情况都一无所知;因此，领导们在各种会议和活动中一提到学生的思想状况就不能具体，只能用教条式的而语言从大概上泛泛而谈，而抽象的意见和建议是不能吸引学生的，况且有时领导们的言论因为得不到正确的信息还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这个在他们脚下被挖空并且每天都可能坍塌，而这种很快就会发生的坍塌就像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一样，是确定无疑的，他们还是可笑的安然自得;因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他们每天都在叫嚷着“思想”“共产主义价值”等高尚的字眼，但却没有一本完整阐述北大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书或册子。他们放任学生的这种思想状况的恣意发展，并且很快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末苏东剧变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儿戏。
北大、清华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角度一一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的;处于这种状况，无论是单个的学生还是整体的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一样思考问题和进行生活。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状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甚至在一些院系的完全消失。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的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设立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的支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党、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兴盛的党，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丧失生机、失衡控制力，进而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土崩瓦解为了实现以上目的，就必须确保党的基本的单位，即具体的人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具体的人的架子，它由千千万万的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而在其中，青年作为“新鲜血液”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现行的教育遴选制度下，青年人中的最为优秀的那部分人中的绝大部分人都集中到了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所谓的“211工程”“985工程”院校中了，而在这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部分最优秀的青年中的佼佼者，这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是我党培育的知识精英，是党的储备人才的重要基地。他们的个人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结成了紧密的历史共同体，他们的思想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
为什么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原因就是我国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的，是迫切的必须要进行改变的，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实质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思想中的指导地位，这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此，必须设法改变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目前的思想状况，必须竭力使他们的思想状况是良好的和比较合乎党和国家的利益的。必须使大学生认识到，既然热爱祖国，就不能不热爱全心全意领导祖国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党是我们的社会的核心，是我们国家的支柱，是我国经济的杠杆，是规划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唯一力量。
如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不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下的和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作斗争，那么他们的思想状况就不可能真正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等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影响的北大和清华的教授等教学人员却用他们的地位和他们掌握的国家和学校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旦想要在思想领域摆脱现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一些教授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意识形态重要性除了能影响和左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以外，就目前来看，主要是对其他高等院校的学生的引领作用。如果当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发现他们中最为优秀的那一部分都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话，那么他们会作何感想呢，这又是不是会打击他们的士气呢?答案是无疑的。
此外，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其他普通大学的学生随时都发现在那些亲西方的教授的“精心培养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把它们当做物品，当做自己未来的财产来对待，这也就会分裂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青年。
我已经举过一些例子，而且还能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必须得到改变，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之所以能够改变应当归功于我们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或者更确切的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也因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那个“创造英雄和呼唤英雄”的时代的英烈们的热血。只要他们进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了，不是像那些堕落分子的骄奢淫逸;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在高中的被束缚的性格和知识欲望因为高考的完结而抵消，这种束缚曾经长时间的抑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智力教育和他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受到的引导促进了他们的利己主义的发展，由于受到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蛊惑，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们的主要人生目的设置到追求金钱等和个人的利益和素质的最大化这一点上。这一点对那一小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也不例外，因为围绕每个人的思想环境发生总的变化时，个人就被迫寻求相应的调节方法和形式，改变自己的思想和内在思维结构。思想环境长时间的倾向于某个特定的思想体系时，最终会导致个人的思想体系不可逆的向不良的方面趋同性转变。思想环境状态实质上在控制处在这一环境中的每个人的思想发展，使其要么走向进步，要么走向退步。
既然如我们看到，如果不能迅速的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那么就没有任何表现我国未来的精英分子的尊严的余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身上应该显示出的最动人、最高贵的特点也无从显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必须受到改变。党团机关等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认真落实中央所布置的各项思想上任务也都与此有着直接联系的。
固然，有时我们不得不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中的不好的地方进行指责，甚至是公开批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指导意义是可以恢复的;如果说，那些亲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所关心的只是伪善的用“自由、平等、博爱”来错误的引导学生的人生方向和培育他们的思想价值观，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并向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汇报才能撕破这个伪善的面具并使之得到彻底的改观，才能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有利;所以，甚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一些学生对这些“教授和副教授们”所采取的最为激烈的批评行动，也不过是这些“教授和副教授们”为了转移外界对他们的注意力和暗地里继续的用西方的那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熏陶引导学生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总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党，创立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型的时期。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发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专制统治;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科学变成了现实;就是这个党，合众缔横，缔造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在喀秋莎的怒吼中，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赶了出去，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这个党，带领人民，战后重建，突破太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它却在20世纪末红旗落地，亡党亡国，令世人无限悲痛。
苏联解体和剧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意识形态的变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是苏共丧失了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结果。“‘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迎合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是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而从否定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则使意识形态全线倒戈。在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的疯狂进攻面前，苏共上下束手无策，屈膝投降，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苏共中央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摇和背叛。”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共产党人的“钙”。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非常重要。苏共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就逐渐偏离、背离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后期，据时任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政治局没有进行一次集体的马列主义学习和为勃列日涅夫写代表大会的报告不需要什么新思想，只需要把以前的语句换一种形式就算是创新了。其政治学习和之松散和政治风气之恶劣，可见一般，那么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不坚定，也就不足为奇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高层干部不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别谈什么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苏联共产党，这支世界上曾经最为强大的，有着光荣历史的共产主义的党的失落和败亡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的苏共高层干部在顺境时忘乎所以，在逆境中失望消沉以致迷失方向，甚至被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俘虏，不仅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在行动上也有屈从资产阶级走到对其公开迎合。在这样的人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怎能不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怎能不亡?
对于任何政权的长久来说，接班人的培养与选择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事情，由于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远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因为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鉴，所以社会主义更是如此。“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邓小平的这句话点出了接班人的重要性。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干部就成了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以及左右着国家前进的方向。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承担着为我党和我国培养未来的接班的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任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放任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肆意渗透，那么我党以后的接班人极有可能将是一群丧失共产主义信念，被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所吸引的人。如果“戈尔巴乔夫们”成为了我党的高级干部，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毁于一旦,并且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在地球上统统消失，国际共运倒退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历史起点上，整个地球又会再度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国际共产主义主义运动和人类的历史的进程，会因此倒退一百年到几百年
北大学生的三种思想分析
北京大学的学生目前的思想状况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也是占得比例最多的一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以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支持。他们赞美“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他们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腐败统治’、‘老百姓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制度’、‘我们思想的奴役’、‘权钱(色)交易’、‘有权势的官僚的统治’这些只被用来形容解放之前的那段历史和‘共产党的专制和扼杀人性’。甚至可以听到一大批类似这样的言论——“毛泽东就是一个下流的人，娶了那么多个老婆。”这批人的言行毫无疑问得证明了如下真理：言论的公开性、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攻击社会生活中的极个别的阴暗例子的实质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种，也就是所谓的泥潭派，不知道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和处于摇摆状态，也就是那种经历了应试教育的“锻炼”的被“…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 …”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社会学系的调查中，这种学生几乎占了所有调查的学生的总和的三分之一。
第三种是大概念下的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具有特使含义的，这类学生中又分了很多的派别，比如托派和苏式社会主义或者仅仅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及完全承认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共产主义。总体来讲这部分学生占得比例非常之小，在这部分很小的比例当中，仅仅承认毛泽东思想及其以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这其中又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学生社团)的成员为主。
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变化和分化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始，并经过了不同的阶段。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的特点及其对于北京大学学生的作用。在这里，我仅限于叙述那些为了说明北京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所必须的事实。
这种变化和分化的最早的、最初和最有效的形式就是阅读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意识形态宣传性质的学术著作和老师的有意引导。学生们通过老师的讲解和阅读书籍的接触，看到西方的个人主义下的生活比他好，他在集体主义下过着不如西方的生活，而这与长期的宣传又是相违背的。他想不通，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些在集体劳动中偷懒的那些人，于是其人类本性中的私欲和妄图占据更多的物质财富的贪婪战胜了崇高的理想主义的信念，在这的影响下，就出现了我国上个世纪末的商业化浪潮，经济基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意识形态也将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也就说，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现状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决不能想当然的觉得“要是当年我们没做什么什么，那么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了。”
但是必须知道的是，虽然北大学生的这种思想状况的出现具有其必然性，但是它也是可以扭转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往一切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的总结，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其他包括资本主义的所有思想体系之上的，用下位次的思想体系去反对上位次的思想体系，虽然可能取得暂时的成功，但这不是可以持久的。上位次的思想体系在正确的使用下能用全部的权力来袭击每个人并以巨大的优势压倒他。况且，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提供根本上保障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剥削人民大众的的权力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谈人民主权、全民自由。因此，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也绝不会永远的成为北大学生的思想的主体，但是如果不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转变和“觉醒”就不会很快到来，并且其发生必定在巨大的政治经济灾难之后。北大学生第一次思想变化和分化是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即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反对并取代旧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这种取代发生了;后来在20世纪初期又发生了许多思想状况的变化和分化，这些思想状况的变化和分化和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的风波几乎完全一样：青年学生抛弃旧思想，接受新的思想。
对北大多个院系150名学生的调查结果
的学生能正确的说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
这种思想状况的变化和分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完成了，一种具体的思想体系已经在北京大学校内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它不仅局限于具体的院系，也不仅针对于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达到了左右一些教授和副教授的思维的目的，并通过他们去传播他们带菌的有毒的思想给普通学生，随心所欲的带领他们“离开街垒的这边，走到街垒的那边。”由于不仅是学生，老师的思想状况也是很令人堪忧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已经被大多数的人采纳和接受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近日，我对北大六个院系(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法学院、物理学院、数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共1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数据是这样的：
完全不明白，只知道这个名词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在老师和一些“书籍”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的社会阴暗面的展示或者刻意的，根本站不住脚的批评党和政府的某项政策的哗众取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甚至邓小平的著作从此都无人问津，理论著作从此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资本论》和笑话书画上了等号。如果一个北大学生说自己准备在四年里认认真真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一遍，那他一定会被认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等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沾边的课程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些课成了可去可不去的课，成了做其他事情的课(甚至“这些课的老师都很好，说我的课你们可以做其他作业”);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的信赖成了一句很不时髦的空话和自己在党内向上攀登的标榜词”。对于这个问题，这里有组数据可以说明其严重性：
马列著作仅仅是论文的参考文献
马列著作是培养自己的价值观的指南
马列著作就是一堆废纸
(注：各院系抽样人数各位20人，采取本科四个年级分层抽样的办法，调查方式为闲聊式调查)
对于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现状，可以这么说：
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他们更倾向于个人至上;
在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上，他们更倾向于自由，而且是无限制的自由;
在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落后”;
在对待争议或者讨论的矛盾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程序公正，而不是探讨其实质问题之所在;
在对待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自由，而且认为“自由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它的条条框框，它是人的本性的天然权利的最佳表现形式，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在对待全球化这一进程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继续深入的参加这个进程，并且积极的推动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
在对待大跃进和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评价问题上，他们认为应当“坚持邓小平的思想，全面反思，全盘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是新资本主义”，而不是批判性的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
对北大法学院100名新生的调查结果
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在201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新生有176人，全部是共青团员，在开学初，我对其中的近100人进行抽样调查的时候，其中的37人表示对共产主义很反感，对西方表示出了倾向，其中的78人缺乏政治热情，表示对共产主义不置可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便挂哪家的旗，只要我有饭吃就行了”，在向这些学生的调查中，只有1人表示自己倾向共产主义。
个月后，98%的学生反感共产主义
在11月中旬开始直到12月中旬，我以同样的谈话主题进行了单个的聊天，得出的结果是：98人对共产主义很反感，其中的41人表示对美国制度的欣赏，其中的22人表示了对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35人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总体上的倾向性，剩下的78人中还是只有1个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的倾向性(2014级3班)。也就是说，经过几个月的对法学的学习后，对共产主义持反感的人数上升了。因为，调查是个别进行的并且是采用闲聊的形式的，所以，我认为，其可信度较正式的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的可信度高。
对清华大学近200名新生的调查结果
2个月，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最大幸福的青年减少了24%
在清华大学做的调查是持续的，每周更新数据一次，其采取的方式是利用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对近200名的大一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式的调查。结果表示，在清华大学开学初进行的调查时，这近200名学生对“人生幸福的理解”是事业第一、家庭第二、生活宁静第三。
10月初的数据显示中，家庭上升到了第一位，朋友为第二位，生活宁静为第三位，具有理想主义的答案不仅支持的人少而且比例还在下降，这在人文学院中尤为明显。
在12月初进行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对比刚入学的时候，这些学生中追求事业成功的占的比例减少了50%以上，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第一位的青年减少了24%，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作为最大幸福的青年直接降到0%。
清华大学的这批新生近80%的注意力聚焦在个人生存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他们的观点是首先使自己专业化，争取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冒尖，以后方便获得一个较好的工作。为社会贡献、为理想奋斗对提高青年幸福指数的作用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的这批学生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激励手段的作用正在消失，他们更注重的是物质的奖赏和刺激。这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在形成的过程中正在走向以个人为中心的本位主义，集体意识观念正在淡漠，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集体主义。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当中，由于思想状况的原因，在广大的学生群体当中产生了对党政机关和大概念下的官方的思想警惕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面人”。这就产生了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现象和极度错误的数据以及使一些传统的调查方式失去了效果。
很多人口头上的宣誓“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人民“。由于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由于社会大环境而不能摘下这块“遮羞布”，公然宣布自己信仰资本主义。因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知道党的功绩和作用的，对党自建国以来取得的成绩是赞赏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老百姓是最看重实际的成果与现象的。这也就是说，老百姓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在潜意识中是有感情的。如果作为最高学府的成员，首席智囊团宣布自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这不仅会在道义上遭到谴责，而且会遭到现实反对。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但仍然披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正如恩格斯说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已经逼迫它的敌人都伪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思想交锋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会由思想理论斗争演化为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权问题，是在不远的未来，是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是颠覆还是捍卫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
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恣意泛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时中国几千年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往往以“学者”和“探讨者”的身份出现，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鼓吹、宣传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观点，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掌握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又以业已“沦陷”的院系的意识形态阵地为据点，散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尤其是资本主义因自由化，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暗里攻击党的领导，诽谤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人民民主专政(反之提倡无限制的民主)。他们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伎俩，“毒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普通的学生和在同行中制造思想理论混乱，毒化社会舆论。
如果放任其发展和不竭力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那么这种斗争是不会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终究有一天会演变为政治斗争，而因为马克思主义后继无人，那时两种思想的力量的对比，十分堪忧。我再次重申，如果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整肃，放任其学生的思想发展，那么政治斗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根据我的观察和掌握的材料表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已经衍生出组织联系，即“座谈会”、“讲座”、“研究中心”等无形或有形、固定或不固定的等形式聚集成为一种“间接参政”的政治势力，这些人相互串通、相互勾结，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和“小圈子”，进行名义是学术讨论的密谋活动。这些人逐步聚集起来，曾经一度实际上形成政治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只是由于习主席执政后的大力整改，他们才略有收敛，但仍然没有瓦解，仍然在传播他们带菌的思想，进行思想颠覆活动。
如果放任他们的罪恶的行动，一旦他们“毒化”到了足够的人数，羽毛丰满，就会立即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就同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明暗相间，分散和集中相互统一，“合法斗争”到公开对抗。他们中的领导人最开始是以“学者”、“著名什么什么家”出现，在自己的课程和讲座里，讲自己的“理论”见解和政治主张，进而基于此为蓝本提出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他们集体向去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或者集团签署公开信，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发展到学生中去鼓动、演讲。直至发动政治动乱。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以许多常见的老百姓都能理解的诉求来作掩护，比如“争民主”、“争人权”、“促改革”，实际上是同党和人民进行政治斗争，诉说其政治要求，这也是问题的实质。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内容和基本原理。虽然在经过三大改造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主要矛盾。现阶段的矛盾是人民日益高涨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也就是说我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制定的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但只要社会分工没有消灭、国家没有消亡，阶级斗争就一定也将会一直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主观的愿望是改变不了的，在如今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日益扩大的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情况下，还可能激化。然而，正如中国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今天我们中国片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然而，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很多同志长期不敢讲、不能讲阶级斗争，一些同志也反对其他同志讲。一谈到阶级、阶级观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就是犯忌，就是搞“思想压制”，就是“极左”。对我国目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研究也无人问津，即使做了点研究，也没有刊物愿意或者敢于发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很多人主观否定人的阶级属性，一味的谈抽象意义上的人，这些人完全不明白或完全不想搞明白否定人的阶级属性意味着什么，否定人的阶级属性意味着我党的阶级属性也就失去了根据，也就是说解除了我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政治武装，如果一旦遭到进攻，就只能走上苏联共产党的老路。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的确存在阶级斗争，只要不是政治盲人或者别有用心，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尽管早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消灭了剥削经济的经济基础，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意识形态又有相对独立性，资产阶级思想并不会随着其经济基础的消失而消失，“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能消失。”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即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反而在改革开放中，由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马克思主义的淡化，反而在各个领域更加顽强的表现出来。思想战线上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的斗争远没有彻底解决，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斗争的特点是隐蔽，很难被发现，但他又的确在侵蚀着党早北大和清华的意识形态阵地中剩余的部分。必须要重视这种行为和现象。对于一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可能会用学术和政治的界限说事的问题，我们应该仔细审慎的区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既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
在分析此类问题的时候，只有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才能看清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宣传它的教授们的目的，也才能看清这场斗争的必要和严重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清楚的表达了如下观点：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是对的，但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绝对错误的。
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明摆着的阶级斗争却视而不见，丧失警觉，让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从而酿成大祸，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严重的打击。
对党充满不信任，对党保持思想警惕也是一种普遍情况。北大清华的学生都很轻视问卷调查，他们知道这些问卷调查的实质就是了解他们的思想，以便于更好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但由于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了，所以，他们对党充满着不信任，保持着思想警惕，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下，决不让党知道他们的真实的思想状况。“问卷调查有什么好填的，1秒钟按照说的好的勾完”。“我凭什么对政府说真话?我凭什么对党说真话?”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和一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学生交流谈到问卷调查的时候，他说道了这样的一句话：“问卷调查能调查出什么数据，都是骗骗领导的，调查出来也没人看，你看数据库那么多调查报告，有人看么?”“你觉得他的观点错了，你不要说，他能扣你的学分，你就按照他的观点写就行了。给他的观点唱赞歌，这样你的论文就能过，而且还能得高分。他的观点仅仅是他的观点和试卷的观点，不是我们的观点”这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聪明的人，很容易把这句话中的“他”换为“党”，把“学分”换成其他的一些关于前途的东西，而这样的替换完全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而且在一些场合下，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言论。
因此，可以这么说，领导同志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掌握真实的关于学生的思想状况的信息和数据(这也妨碍了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学生中还广泛的有一个关于“党的黑名单”的不好的谣言的流传。这里还涉及一个现象，那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组织一些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官方活动(比如最近的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的时候，参与的人可能会很多很多，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抱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的目的来的，他们有些是抱着看热闹、扩展人脉等个人目的和娱乐目的去的，完全和活动的本身的目的没有一点关系。
很多学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存在客观的真理，认为共产主义既然没有实现过，马克思主义既然没有成功过，那就没有经过检验，也就不是真理。这种论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之间非常具有迷惑性，因为这个观点是经过著名论断的学术化的伪装的，而如果没有深入了解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么提出来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很容易在主观上认同这个错误的观点。唯物主义的基础是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庸俗资产阶级实践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表象和概念并不是客观现实的绝对反映一样，人类实践的成功即人类活动的成功，也只是接近于客观真理，正因为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是客观的真理。无论在纯理论的活动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方面，自由经过实践证明，才是唯一的客观真理，没有其他的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
列宁认为，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相对的真理，所以导向真理的道路，即正确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只能逐渐接近真理。实践标准的总体的不确定性和部分的变化性防止了教条主义的绝对观点的产生和唯心主义。这也就产生了必须定义什么是客观真理的问题以及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真理既不只是一种思想形式也不是一种经验的组织形式，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述值得一读，他认为，如果赞成真理是经验的组织形式那就也是赞成天主教也是真理的观点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而这无疑是荒谬的。如果否认客观真理，就像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所出现的这种思想状况，那就是抹杀科学与信仰亦即知识与信仰的差别，就会抹杀这种根本的原则差别。在这种条件下，会产生很严重的认识论混乱的后果，比如宗教就会与科学认识建立在同样的认识论基础上，也就是说，刻意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那就是可以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限，而不是确定他们的原则差别。“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就无条件的被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真理(也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中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唯心主义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否定客观真理，就会导致不能容许的“宽容”，就会导致思想和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而这种哲学上的机会主义，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阶级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就是欺骗青年，歪曲马克思主义(况且那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授们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宽容有关牛鬼蛇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是否定客观真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们”所希望看到的出现在决定我国，我党未来的接班人身上的思想状况的表现。
“鼓舞人心”的总结是自欺欺人，现状必须彻底改变
只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样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这样的问题就会屡禁不止，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而不是像他们的上一辈一样对党的真诚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信任，就因为他们的思想状况上出现的严重的问题。而一些同志却拿着这些虚假的数据和现象写下“鼓舞人心”的总结报告或者发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讲话，然后报告与讲话稿都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的睡大觉，让报告和讲话稿也在柜子里睡大觉。这只会引起消极后果，这种行为只会自欺欺人，使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回升。要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除了进行这些活动外，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更多的思想层面的积极行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真正意义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一种最简单的科普性的形式，其主要产生效果的原因是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气氛，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它们能产生更大的效果的前提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已经得到了本质的改变，即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其后被替代的资产阶级统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上的，即建立在一部分人和一部分人的对立而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分裂上的。
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影响和控制，引导他们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虽然其反对的方式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才必须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改变。在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时候，各个领域中再也找不到比思想领域方面更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已经到了全面倒向西方的时候，当所有的北大和清华的学生都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为自己的准绳的时候，完全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意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就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言论和行动之所以由思想来决定，由他们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还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可以任意灌输的思想的容器来看待。当他们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给他们灌输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时候，当学生们弄清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不仅具有优秀的学习能力并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在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得到巩固，我们的红旗将永远飘扬。在具体的工作中，不应该被以我已经说过的这些假象为代表的一系列假象所欺骗，从而达到认真的，切实的改进思想状况的目的。
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常规方法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以及通过共青团组织、学生会组织、研究生会组织和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活动。政治思想工作形式上是正规的，内容上确是教条的，不解决实际问题，形同虚设。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本身在学生的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学生信呢?不用说在学生中了，就连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老师中能有多少人信呢?意识形态领域是否为真空不是取决于它纸面上是否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取决于它纸面上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否有人相信，只要纸面上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没有人相信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社会环境是处于意识形态真空状态的。但是任何社会环境都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毫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退步”换来的必将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步”。
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现状的总体的倾西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不能发挥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类似的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且不说去不去上课的问题)，其目的不是为了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确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实用主义的为了获得该课程的学分，参加各种我说的活动的主要出发点不是“参加组织生活”等类似的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和放松，甚至其他一些更为庸俗的目的。这里有组调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关于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数据(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各20人)：
这里可以不用任何言语就能明显看出常规的教育方法的作用和现状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永不变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不重蹈苏联的覆辙，
那就必须设法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情况，就是说，无论困难多么大，这也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且必须百分之百的完成。有一种必要性在迫使我们不仅要扭转一部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状况，而且要彻底扭转全部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也是必须的，必须这么做。必须懂得作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的思想状况如果总体性的倾向西方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带了什么的害处，必须比那些本身的思想就更倾向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更懂得这个的严重性。目前中国，总体上是两种思想在竞争青年，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谁争取到了多数的青年，无论目前的中国是哪种思想占统治地位，中国的未来都必将属于争得了多数青年的那种思想。即使有一部分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由于他们以后参加工作之后都是各行各个领域的精英和领军人物，也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必须彻底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并且在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不能拘泥于已有的方法的条框，而应该是大胆地去创新，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
由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正像幽灵一样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徘徊，遭遇到的对待，也并不比《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的状况好，甚至比这还糟糕。所以，对常规的教育方法已经不能达到既定目标的时候，就有了改革的迫切性。决不能拘泥于对于目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毫无作用或者仅仅起到形式上的作用的常规的教育方法的限制了。因为对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讲，“仅仅是去学习，而对自己原有的思想，不作一种批评…”是不能真正的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那么既然不能拘泥于已经在实质意义上失去作用的常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了，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又应该遵循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工作作风，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它的特点有两个：(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在改变和扭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时候必须要注意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传统的方法的盲从态度的药剂。斯大林认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解决。”“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的工作。”只有遵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风，我们才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做好和扭转整体的思想状况。
对常规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的改革的方法论和前提应该是由下列部分组成：(1)战略和策略的指导意义是科学化的工作的前提;(2)对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清楚的认识，尽一切努力掌握正确的信息;(3)对马克思主义学习高潮和低潮的认识和方法;(4)战略指导;(5)具体的方法指导。
战略和策略的指导意义科学化的工作的前提。在目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工作方面主要还是传统的在以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意义上占绝对的指导地位的时期总结出来的工作方法。这套方法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已经不能起到很大的实际作用了，它在一定意义上来看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工具，它以及它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已经无法和在学生中日益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抗衡。解决北大清华的学生的思想状况是一个迫切性的问题，利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来促使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转变以保证我国未来的各行各业的领导权掌握在对社会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的人们手中。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必须得有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要将目前的关于策略和战略的碎片化的观念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常规的教育方法的不足不仅在于它的形式化和僵化的特点，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所谓的“制度稳定”的形式化和僵化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教育方法看作是对学生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法。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侵蚀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当恢复并在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中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性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同志竟然仍然坚持“祖宗之法”而不去创造性的探索新的对待意识形态多元化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只有在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的时期，“两个一百年”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提出的时期，只有认真落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期，只有当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和赢得这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成为一个直接的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课堂上的思想交锋和课堂下的辩论交锋(策略)已经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这个时期，才能制定出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其代表的其他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生动的、具有生气的但是被作为死板的答案和纯文字的说教的思想词语，正是在习总书记执政以来被重新发觉出来的。但是习总书记不仅局限于提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策略原理的本来的面目，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理论，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去争取“中国梦”的实现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现，习总书记在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和文章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库最宝贵的贡献。“中国梦”是指导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改变并扭转其学生的思想状况的科学。
对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清楚的认识，尽一切努力掌握正确的信息。只有对学生的思想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和真实的信息(不是掌握了学生应付提交的信息)才能确定意识形态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向，也才能确定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打击方向，制定改变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计划和布置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收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关键将在于它的力量强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只有当绝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都知道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质，能判断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并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才有了力量。
马克思主义争取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绝大多数的学生不是说仅仅通过改革之后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特点的教育方法就能建立的。它不是死气沉沉的干瘪的字眼，这种机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的，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的学生自己创立的。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战胜其他腐朽的、落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引领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利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只有相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普通学生的人，只有深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想，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得到创造力的源泉。
对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来说，重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吸收所有的学生来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以及发展。这是十分艰巨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战胜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不是少数人或者是一部分人所能实现的。只有绝大多数人学生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复兴才能实现。老师以及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普通的学生亲自去做这件事，而不是从书本中和讲课中学习到这一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洞悉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发展走向的最大的思想家所教导我们的就是：社会的改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条伟大的充满着无上光荣的道路，封建主义的思想已经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斗，资本主义及其思想体系必将崩溃，它也一定会崩溃。这个道理已经被伟大的先辈以科学的精确性阐述了，老一代人将社会主义的旗帜交到了我们手中，并宣布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当我们用常规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怎么建设的方法和具体的建设速度、规模以及怎么捍卫、传承我们的事业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和我们的党予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以前的经验是完全不够的。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依靠全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经验。
高傲的、自大的、好为人师的人必须记住列宁在就党群关系时说过的一句话，列宁的这句话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适用，可以不用替换任何的一个词。“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决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的来源“……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是广大的和普通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
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不能奏效的重要原因就是脱离学生，不管一些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学生的联系”一类的话语，但脱离学生的状况仍然是现实，现实必须承认，现实不可否认。正如我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的原因一样，可以归纳总结的说——当马克思主义同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反之亦然，同广大的普通学生脱离了联系，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任何力量，而变成一个空架子。因为归结到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当它武装了群众的大脑，它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变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斯大林曾经讲过的安泰的故事具有极大的警醒作用和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高潮和低潮的认识和方法。策略就是进行规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在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高潮和低潮、思想的进步与偏移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以新的态度代替旧的态度，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实现这个改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计划而奋斗。比如说，是要取得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马克思主义在其实质意义上恢复其主导地位的胜利，把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战斗”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么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或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并且意识形态阵地的收复不是立刻就完成的事，它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只能一寸寸的推进和收复。这点，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改善中仍然适用，只能一个一个院系的“收复”。
策略是随着具体的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某个时期的策略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策略(这也是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所丧失作用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党在各高等院校的思想工作的策略就是进攻，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即实际的国家控制力，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焕发出无限光彩的政治意识形态，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中是一种上升的把思想，通过辅之对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原国民党重点高校的战略性削弱(具体的措施是通过计划配置教育资源，通俗的说就是院系大调整)，我党成功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熊熊烈焰。所以，策略应当以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似的，在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思想工作的时候的形式也是应当以事实为出发点的，是适合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威望的提高和学习的高潮的来临的。
在目前的状态下，客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的颓势要求必须要转变工作方法，必须要采取进攻的策略，因为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交锋中和对学生的影响力处于低潮和弱势，策略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事实，绝不能够再拖延或拒绝改变业已失效的工作方法了，继续这样下去，那就是对祖国与人民的极大的犯罪。必须要进行改革，不是抵御对常规教育方法的改革，而是参加这场改革;不是单纯的坐在办公室内看报告和听汇报制定“改革”的方法，而是走出办公室，利用各种关系和方法在学生中制定改革的方法;不是大规模的组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