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愿？发心越大成就越大
四个疯子描绘的世界
媒体的现代革命是由四个疯子折腾出来的。
第一个疯子出现在1925年。
那一年，英国青年贝尔德发明了电视机。当时，这个病歪歪的青年为了搞到一点钱研究电视，跑到伦敦大大小小的报馆去求情，门房接到的指示是“把那个疯子赶走”。
后来，他终于用电信号将人的形象搬上了屏幕。
从那一刻起，电视就注定要改变世界。
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在常人眼里，所谓天才，都是疯子。
第二个疯子的出现与第一个疯子相隔了20年。
1945年，一个名叫阿瑟·克拉克的英国大兵说出了一句让世界震惊的话：优胜者将是第一个飘过月球的人。
这句没头没脑的疯话，让阿瑟·克拉克成为世界最伟大的预言家。
这个想象力超群的人物，才是电视传播的真正先知。
在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卫星是什么怪物的时候，克拉克预言了通信卫星。他在《世界无线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地球外的中继》，提出了关于卫星通信的科学设想，不仅预言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还重新界定了关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仅仅保卫自己的领空是远远不够的，在比我们的领空更高更广的天际，一颗与地球同步转动的卫星将会把某个国家的一切秘密尽收眼底。
“紧紧系在悬索上的大圆盘形太阳帆，已经鼓满了宇宙间的长风”，“它是那么的轻，一平方公里薄膜只有1000公斤重，可采集２公斤辐射压力。假如给它系上悬索，它就能拉着我们上天。第一秒钟，我们移动５毫米；一小时后，我们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移动；一天之后，我们以每小时3000公里的速度移动；一两天内就可以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一切，无须耗用一滴燃料。”这是克拉克关于卫星运载工具的想象。
从我们站的地方向上再向上，到达35860千米的高度，就进入了另一种天空。
没有空气的天空，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
在那儿，没有空气的反射，天空变成只有星光闪烁的黑灰色，火球一般的红太阳变得像雪一样洁白耀眼，让人不禁想起佛经所言，“洁白其心，犹如雪山”。
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神鸟能飞。
把巨大的太阳翼当成翅膀的通信卫星带着改变世界的魔力，与地球同步旋转。它们是地面上的智者用无限延长的手臂在太空中玩的把戏。卫星以君临天下的高度和明察秋毫的能力，颠覆了人类大量的固有观念。在克拉克的预言发出13年后，1958年12月18日，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1965年4月6日，美国又发射了世界第一颗实用静止轨道通讯卫星。这颗卫星大约能够覆盖40％的地球表面，使覆盖区内的任何地面、海上、空中的通信站能同时相互通信。通信卫星的出现，使电视能够播放遥远的地方传回来的画面，电视逐渐成为传媒业的霸主。
第三个疯子出现在1952年。那个年代，美国所有的政治家都把电视视为毒药，认为它是低档、庸俗的代名词，以不看电视为荣。而报社的记者也认为，电视记者根本称不上专业，不过是一群油腔滑调的小青年，“他们更像一群演员”。
但是，一个改变他们看法的人出现了。
那一天，电视制作人舍恩布伦正在指点准备在电视上竞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舍恩布伦：“你的头有问题。”
艾森豪威尔：“我知道我是秃子，你还能告诉我什么呢？”
“你总爱低着头，那就把头拉长了，使头显得更长更秃，活像一个鸡蛋壳。大概你得换一个方向侧头，稍稍往后一点。”
艾森豪威尔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但随后就对舍恩布伦建议他化妆的要求咆哮起来：“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位演员，他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但是，不喜欢电视的艾森豪威尔最先意识到电视是一个有力的竞选工具。他知道，在没有广播的时代，白宫每天只会收到几十封来信，只需要雇用一个人处理，而罗斯福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后，白宫每天会收到4000封信。
艾森豪威尔是一位职业军人，职业军人需要很快地适应新的武器，而电视显然不是新式武器。尽管他在实践中不喜欢拍电视节目，在理论上更是厌恶电视的意义，但他还是创造了电视传播中的许多第一：
第一位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发布总统竞选宣言的候选人。
第一位利用电视广告间隙出镜的候选人。
第一位利用电视转播记者招待会的总统。
而他的对手则是传统政治的代表，电视、喷气式飞机、计算机都与他们格格不入。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是在电视的帮助下，在激烈的竞选中最终胜出的。
从那时起，电视人舍恩布伦将美国总统竞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视事件。
从那时起，世界上的所有大事都变成了电视事件。
电视的厉害之处在于不仅传播信息，还能传播图像，使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如同置身事件的现场，成为一个亲历者和参与者。
舍恩布伦算疯出了水平。
第四位疯子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理论疯子，他叫马歇尔·麦克卢汉。他被世界传播界尊为“老大”，却没有办过一份报纸，更没有办过电视台，只是一个加拿大教书匠，所教专业是英美文学。但是，与一切智力超群的人一样，他根本不甘心守在自己的领地里，而是每每面对传媒大发感慨。他的思想狂放不羁，他的语言晦涩难懂，传媒人嫌他烦，嫌他费解，却不得不承认他开辟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他说，媒介即人的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
这不是严密的科学考察结论，而是一种“洞察”。
他还拿中国的《老子》说事，称这是一本有4000年历史的管理学著作。
他说，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这句话讲的是创新，是说向自身的反方向转化，是事物自然规律的运动方式，新东西实际上是旧东西的幽灵。昧而不彰的变化之力产生新的速度，这种速度可以改变一切力量的形态。
他的智力世界像魔方一样费解而有趣。
他创造的“地球村”“媒介即讯息”“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部落化”等语汇正在被电子时代一点一点证实。
传播史上的四个疯子从视觉、听觉、感觉、观念和中枢神经系统等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刘长乐一生当中报道过许多次卫星发射，是中国第一个用现场口播方式报道卫星发射的人。
现场口播，欧美早已有之。1940年9月21日傍晚，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在“二战”中的德军轰炸现场，望着侵略者疯狂的机群，站在伦敦一间民居的屋顶上说：“你好，这里是伦敦……听！这猛烈的、冷酷的爆炸声。”
这句话后来成了世界名言。爱德华·默罗成为广播电视记者心中的英雄。
1965年，57岁的默罗死于肺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总部至今挂有一块献给他的牌匾，上面写着“他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然而，中国广播电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没有现场口播的习惯，中国新闻播发工序烦琐，每有大事，一般都是录音播发新华社通稿。那时刘长乐刚入新闻圈，不懂“行规”，啥事都想试试，就先试了口头现场播报。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82年10月7日，中国在深海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当时，刘长乐在降落区负责现场报道，他的声音同步出现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他说话本来就快，声音也亮，让听众在急促的语速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渲染了现场的气氛。事后，这一报道引发了内地新闻学者的争论，大概是说这样的播报万一出现口误，影响难以挽回云云。
后来刘长乐到中国传媒大学读书，课堂上讲到一个案例正是这次直播，让他暗自兴奋了好几天。
然而，人生是有缺憾的，本来刘长乐是靠报道火箭、卫星发射进入教科书的，却偏偏错过了一颗神奇的卫星发射。这颗被错过的卫星，恰恰与他的命运紧密相关，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媒体战争。
它叫“亚洲一号”。
1984年2月，美国Western Union通信公司的Westar 6通信卫星和印度尼西亚的Palapa B2卫星，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然而，如此高的待遇并没有带来幸运，这两颗卫星在脱离航天飞机后，近地点发动机没有按预定计划点火，因而没能进入预定轨道。于是，它们成了天空中孤苦无依的流浪汉。
所幸技术高超的美国人监测到并计算出两颗卫星的具体位置，他们报告说，卫星状况良好。Westar 6的制造商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紧急探讨了回收卫星的可行性，认为回收这两颗卫星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支付了卫星发射失败保险费的保险公司也盘算了一番，觉得回收这两颗卫星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于是，他们委托休斯飞机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共同完成卫星回收任务。
当年11月8日，美国人再次进入太空，这次他们换了一架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变成了“发现”号。4天后，他们回收了Palapa B2卫星。14日，他们飞到了距离Westar 6卫星9米的地方，两名航天员步出机舱，前往卫星，指挥航天飞机上的机械手将卫星抓回货舱，然后顺利返回地面。
这两个“流浪汉”被运送到休斯公司。这一番折腾后，它们成了全球知名的卫星。
1988年，新成立的亚洲卫星公司1决定从保险商手中购买Westar 6卫星，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亚洲一号”卫星。卫星的有关技术参数也根据覆盖亚洲地区的要求做了调整和更新，中国长城工业公司负责将这颗卫星二度送入太空。
1990年4月7日，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亚洲一号”是当时整个亚洲地区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为这个时代是卫星的时代。
当刘长乐把目光对准“亚洲一号”时，那颗星上已经客满为患了。
不过，冥冥之中他觉得与那颗星有缘。
20世纪80年代，刘长乐在中央电台的传媒生涯突然被打断，他“下海”了。
当一个螺旋上升的轨道突然被打断，会发生什么呢？
就像当初的“亚洲一号”没能进入预定轨道一样。
离开了预定轨道，他挺失落，但也因此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
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可能的，人的惰性是顽固和强大的，没有更强大的压力和变故，谁也不愿费力费劲走出关键的那一步。被迫重新选择人生的痛苦是一种奢侈的痛苦，要浪费许多不眠的夜晚。
他因为这次离队而淘到了第一桶金。
1994年，刘长乐在房地产和石油贸易方面赚了一些钱后，脑子里想的还是文化事业。他对纯粹为了赚钱的商业贸易不感兴趣，权当是实现文化梦想的一种手段吧。
刘长乐成立了一家公司，起名“乐天”。
“乐天”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一种独特意境：达观。写过《长恨歌》的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白乐天”。
乐天文化公司是个很小的公司，小到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当时全中国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长得满地都是。有个很流行的笑话说，天上掉下来一块砖头砸倒了三个中国人，其中两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副总经理。意思是说，现在是个人都给自己安个“总经理”头衔，是个人都说自己是办企业的。
但是，刘长乐的这个公司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梦想是要办电视台，名字就叫“环球华人卫视”。这群人究竟是真有闯荡世界的万丈雄心，还是一帮好大喜功之徒，或是一群精神病患者，咱们走着瞧。
因为贸易，刘长乐有了走遍世界主要国家的机会，因为这种“走遍”，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是终于知道在中国之外，世界上的灿烂文明还有如此之多；二是终于知道中国已经落后，而且差距还在拉大；三是终于知道西方主流媒体基本掌控了世界话语权，那些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和相对真实的负面报道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落后、贫困、偏执、极权。
他很心痛，因为中国是他的精神恋人。
那里住着他的父亲母亲，承载着他的事业与人生。作为一个在中国偏远地区当过农民、工人、士兵的人，他知道中国的民风是多么古朴淳厚，民间的伟力是多么内敛强大，改革开放是多么艰难不易，也知道西方的偏见有多么固执难改。
在一个大的时代面前，人人都有困惑。落后和困惑并不可耻，最重要的是敢于直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赶紧找到解决的办法。
1950年代人是把责任感当生命的人。
1950年代人是吃过大苦挨过大饿的人。
日本学者说，挨过饿的一代是最有爆发力的一代，他们埋头苦干的力量是任何一代人都无法企及的。
有一则古老的故事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仰观天象，一不小心跌进坑里，他的女仆把他拉出来后说：“您只顾仰望天空，怎么能看到脚下的土地？”泰勒斯对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大为惊叹。但是，两千多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句话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黑格尔的意思是，绝不要轻视仰望高空的人。一个民族有了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只关心眼前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便没有未来。
刘长乐也在仰望高空。他要拿到天空中的卫星转发器，让全世界听到华人怎么说、怎么想。
不久，机会出现了，在挤得满满当当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上，空出来一个转发器，那是蒙古国卫视因为手头紧，想退租。
刘长乐听说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立刻带上老战友兼事业伙伴崔强，前往香港清水湾的亚洲卫星公司。他们穿得很正式，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开辆金色的沃尔沃车，很隆重的样子。然而，人家却客客气气地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
亚洲卫星公司说，“亚洲一号”卫星共有24个转发器，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但是，这些转发器全部名花有主，除了中国政府租用的一部分外，其余掌握在香港卫星电视（STAR TV）2手里，而STAR TV已经由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卖给了世界传媒巨子、美国新闻集团3的大老板默多克。
也就是说，“亚洲一号”卫星上有可能转租的转发器全部握在默多克掌心里。为防竞争对手涉足，默多克与亚洲卫星公司商定，只有他本人拥有转发器出租与否的决定权。如果有人想用转发器办电信工程项目，OK，没问题。如果想办电视，特别是想办STAR TV中文台那样的综合频道，对不起，不可以。
接待人员最后撂下一句话：“你们还得找老默去，因为你们是搞电视。”
原来，卫星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也不是谁有钱就能上的。
卫星之上，难以免俗，那儿是另一处红尘。
刘长乐二人只好先行撤兵，研究对策去了。
“他来了。难道你感觉不到吗？就像硫黄的气味。”一位碰巧在火车上遇到过默多克的澳大利亚商人这样描述他对默多克的感受。
似乎从踏上世界媒体舞台的第一天起，默多克就显得咄咄逼人和无比醒目。
按正统的看法，默多克是个老地主新资本家。一开始是在澳洲守着自己的地盘，积累财富，20世纪80年代，这土财主跑到欧美国家攻城略地，收购了几十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顿时，羊群里跑骆驼就显他大了。他还大玩变脸把戏，半路出家当了美国人。未拆分前的新闻集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资产超过550亿美元。
从某个角度来说，默多克在这几十年里的扩张，像是在麦子地里跑马，有一种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快感。他所征服的传媒版图，比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所征服的疆域还要辽阔。
是性与丑闻使这个传媒帝国像月亮一样冉冉升起，从缺到圆。
1970年11月17日，刚刚买下英国《太阳报》的默多克命令编辑将乳房赤裸的美女辣图刊登在报纸上，有一个编辑不听话，立刻被解职，又一个编辑不听话，又立刻被解职。默多克相信为了饭碗，总有人会听话的。当三版女郎终于光着膀子上场时，这张貌似冷静的小报立刻变得热气腾腾，销路大增。
看来不论西方东方，不论素养如何，都喜欢少穿或不穿衣服的美女。
默多克的对手挖苦他是“色情挖掘者”。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背后，默多克真正的“攀缘绳”不是色情，而是卫星。
更要命的是，这个靠低俗赚大把银子的默多克一朝钱在手，就把政治来关心，好让自己显得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世界媒体领袖的派头。
他自我感觉超好地跑到英国白金汉宫去当意见领袖那天，很渊博地提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写成的小说《1984》。奥威尔在这本书里描写了极权主义者如何用科技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默多克却不以为然地说，奥威尔其实搞错了，大众传播科技事实上并非极权手段，而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
他说：“通信科技的进步，已经成为各地极权政权的明确威胁，传真机让异端分子得以回避政府控制的平面媒体；直接拨号的通话使得国家机关难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语音通信；而卫星传播则给了许多封闭社会中渴望资讯的居民舍弃国营电视频道的可能性。”
这番话是默多克1993年9月1日在宴请伦敦数百名广告商和传媒买家时说的，美国著名的新闻频道CNN把这段视频传给了世界，也送到了中国人面前。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老默说这话，不是“拿豆包不当干粮，拿村长不当干部”吗？
自从默多克收购了香港卫视以后，中国人就发现天空中突然生出一个“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而且是用普通话广播的，这很要命，一旦有事怎么办呢？如果发生不和谐的事情，这个卫视中文台会不会变成煽风点火的媒体？于是国务院发布了第129号令，规定中国公民不能私自安装天线接收卫星电视节目。
虽然话题极其严肃，但中国在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老百姓看境外的玩意儿已经非常容易：VCD、双卡录音机、录像带……特别是邓丽君的歌、李小龙的武打电影、美国的警匪大片，都成为当时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东西。
按常理，刘长乐初出茅庐，想在中国办传媒，最好绕开默多克。可是，当时亚洲只有“亚洲一号”这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要办电视台，必须跑到人家画的圈圈里去跳舞。
刘长乐就这样与“亡我之心不死”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撞了个满怀。
刘长乐能成为优胜者吗？
机会越少，价值似乎就越高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只是多了个绕不过去的默多克。
说句公道话，默多克是这个世界上最先看到中国巨人所蕴藏能量的传媒大亨，中国新近兴起的消费主义狂潮让他吃惊。他知道，吃下这个10亿电视消费者的庞大市场，就是一只小虾米也会变成超级巨鳄。
他在1985年就来过中国寻找投资媒体的机会，结果，除了在秀水街买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便宜领带，在央视附近投资了一个传媒大厦并迅速脱手外，连个媒体的毛也没捞着。但是，他的寻找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他与央视合作，赠送给人家50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老电影，然后他又投了巨资与《人民日报》合作，帮助这家报社建立网站，甚至还于2003年到中央党校做了演讲，一时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话题和热点人物。
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表面上，红顶商人大有进展。实际上，其影视商机隐晦不明，若说利润，更像是天上的彩虹，可望不可即”。
但是，“默多克有极大的自信，自认有能力应付任何敌意。他已经在许多国家遇到过许多问题，他相信只要跟特定的政治领袖坐下来谈，就可以达成皆大欢喜的和解”。
默多克起码派遣了三路精英前往中国，寻找一切机会结交高层，希望在中国的“长城”上找到缝隙。然而，半年过去了，没头苍蝇般的各路精英快被默多克一天两次的电话逼疯了，但工作却进展缓慢。政治隔阂太深，文化差别又大，他们遇到了双重障碍。
就连吃饭这样的小事也闹笑话。
新闻集团与《人民日报》谈判如何创办网站的第一天，眼看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东道主以为美国人的胃接纳不了当地的饮食，大老远跑到新开张的麦当劳买了午餐，热情洋溢地端了上来，却让饥肠辘辘的美国老外大皱眉头，原来那是些冷汉堡和冷薯条。
不久，当中国人知道老外的胃对中国的美食也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时，一位金融界的官员以私人晚宴的形式请新闻集团两个负责中国事务的老外吃饭。当第一道菜送上来时，两个老外以为是用整朵香菇做成的高汤，其中一人舀起一朵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发现这是他此生吃过的最硬、最滑溜、味道最特别的香菇。他小心地把香菇吐到汤匙里，轻轻放回碗里，然后悄声问翻译：
“我想应该翻作公乳猪的括约肌或大肠头。”女翻译客气地说。其实这道菜有个学名叫“葫芦头”。
“对呀，”她说，“把括约肌翻过来看，真的很像香菇底下那一面，应该先看清楚。”
于是，老外们礼貌地把碗推向一边，脸上全是反胃的表情。
默多克不得不承认他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没有先看清楚。
他特别想不通的是，他在白金汉宫的那段可说可不说的话竟然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他后悔地说，那篇演说是美国经济学者、《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厄文·史泰泽帮他拟的稿，此人是他的好朋友。
“演说当天下午，我把它念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如果不扯上中国的话。其实我当时想到的是所有发生在苏联的事，以及柏林围墙的倒塌。没有想到我的话会被那样解读。”默多克说。
但是，如果你以为默多克会轻易放弃，那他就不是默多克了。
1993年7月，默多克在他48米长的豪华游艇“晨晖”号上，望着地中海蔚蓝的水波，与27岁的香港人李泽楷讨论收购STAR TV事宜。
这个一贯大手笔的人在听到李泽楷有意出售STAR TV后，紧急中断休假，邀请这个“小超人”和他的幕僚到船上来。几个小时后，他们成交了，默多克决定用5.25亿美元收购卫视63.6％的股权。在此之后，他共以近10亿美钞的代价，全面接手STAR TV。据行家估计，双方的成交价为原有投资的6倍。和记黄埔公司与李氏家族在这两项交易中，各获15亿港元的收益。
李泽楷是香港富商李嘉诚次子。
STAR TV被默多克收购这件事一公布，他名声大噪。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道：“莫看香港只是一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青年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李泽楷生于1966年11月，13岁时赴美读大学预备学校。他的同学们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一次，李嘉诚去看儿子，发现他假日在网球场捡球赚钱，偶尔也去麦当劳打工。17岁时，李泽楷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计算机工程。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进入父亲参与投资的一家加拿大投资顾问公司，成为最年轻的执行董事。
1990年，李泽楷在丧母后决定回港发展，不料父亲起初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小职员。李泽楷曾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他在加拿大时的十分之一，连清洁工都不如。
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
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是5000港元。
1991年3月，卫星电视有限公司（STAR TV）成立，李嘉诚家族与和记黄埔各占一半股权，李嘉诚任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执行副主席。卫视将向亚洲卫星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租用线路，而和记黄埔又占有亚洲卫星公司三分之一股权。
对于儿子担任要职，李嘉诚送他两句话：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做大事的人才能说出这种大气的话。
在STAR TV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和“亚视”。当时的人们认定，这个弹丸之地只能容纳这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现在STAR TV要横插一杠，简直是往人家喉咙里扎钉子。何况这两家电视台各有大老板撑腰：无线有利氏家族和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百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没有谦谦君子。
经过一番精明的算计和激烈的博弈，1990年12月，STAR TV正式获得了香港政府颁发的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这是一桩啼笑因缘，因为两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压，李嘉诚和李泽楷的电视台成了受气的“小三”。谁都知道，多数香港人不看普通话节目，甚至听不懂普通话，不让电视台播粤语，等于赛跑时先挑了对手的脚筋。
一向斯文的李嘉诚甚至不惜借助媒体开骂，指责港府竟然荒谬到不准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播放本地话节目，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STAR TV于1991年开播，共开办五个频道，其中四个播英语，分别是MTV（音乐台）、BBC World Service Television（新闻台）、Prime Sports（体育台）和专门播放《奥普拉脱口秀》等美国热门节目的娱乐频道STAR TV Plus（合家欢台）。此外，还有一个播国语的频道，就是卫视中文台，主要播出五花八门的国语娱乐节目。
李泽楷原本以为他的卫星电视一开，数百万亚洲人就会像仰望北斗星一样仰望他们，大把的银子会如流水般滚滚而来。但是，实际情况却有点不妙：首先是他的电视信号不能在大陆落地；其次，那些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人不仅没有订阅他的节目，反而开始盗用他的电视信号。STAR TV的信号没有加密，一些脑筋转得快的商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从天上往下掉钱，纷纷以极低的成本安装天线，把电视信号接收下来再转手卖钱。
李泽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转而鼓励盗取和转销电视信号的行为，通过扩大影响力卖广告赚钱。
到了1993年4月，也就是出售STAR
TV前三个月，李泽楷宣称，该公司拥有观众4500万人，还有360个广告商承诺砸3亿美元在卫视做广告。然而，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墙上画出来的大饼。由于无法精确统计，观众人数只是理论上的估计人数，广告商的承诺与真金白银到手还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李泽楷的大胆假设禁不住财务人员的小心求证。和记黄埔的财务报告指出，该公司在开始的两年里已经向STAR
TV注入了1.25亿美元，每年亏损9000万美元。
来自家族内部与和记黄埔高管的巨大压力，迫使李泽楷想尽快将STAR TV脱手。
STAR TV距离大陆一箭之遥，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这简直就是对门邻居。在如此近的距离，中国“长城”上有什么缝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默多克觉得他已经成了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猴子，可以一展身手了。
在此之前，业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STAR TV羽翼未丰，距离有影响力能赚钱的日子不说还有十万八千里，起码也有五万四千里。
默多克的私人技术顾问彼得·史密斯在回答记者“花费昂贵代价，购得卫视控股权，是否物有所值”的提问时说：“本集团看中的是卫星电视的潜在价值，因为卫视在亚洲经营已有经验及影响，涵盖范围很大，而在卫视租用第二颗卫星后，涵盖范围会更大。”
默多克站在他位于香港太平山顶租住的豪宅里，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即便是多付了钱，他仍然认为自己买到了便宜货。在他画出的媒体帝国势力圈内，STAR TV在亚洲，就如同福克斯电视网在美国、天空电视台在英国的影响力一样，是让他的触角遍及全球无人能敌的关键一环。
“10年或许15年后我希望它将成为滚滚财源。”他说。
在默多克眼里，他买的并不是一家卫星电视台，而是“触及近30亿观众，相当于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购买潜力”。中国的“长城”已经不是障碍，默多克正朝着建立第一个全球电视帝国迈进。
想到这里，他笑了，那张皱纹纵横的脸笑成一朵苍劲的霸王花。
但是这一次，老默可能有点失算。
以他这样的老手，竟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李嘉诚为什么不经营这家电视台？
一个腰缠万贯、一个多次忍受过哪怕巨亏也要让企业策划案成功的商界巨子，为什么如此急于将卫视脱手呢？
这里面一定有玄机。
因为大陆不允许境外卫星电视落地。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台都是靠广告生存的，一个专为华人办的电视台无法在大陆落地，就少了大约10亿观众；少了观众，就少了活下去的银子；少了银子就等于亏损的窟窿无法填满，甚至变成一个无底洞。
默多克太膨胀了，忘记了“细节决定成败”的教训，没有深究其中的细节。
为了挽回影响，换得一个好印象，默多克以“亚洲一号”转发器有限为由，决定用一个播普通话的电影频道换掉新闻集团付费播放的英文BBC新闻频道，因为这个频道经常播发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好在默多克从来就不怎么喜欢BBC，他解释说：“别人会说这样做很懦弱，但对我们而言，为了打进那里，为了被接受，我们还是砍掉BBC吧。”
于是，整个西方都臭骂默多克，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甚至指责他做出了“最差劲的背叛”。更要命的是，中国人并不因此而买他的账。
默多克并不以为然。据说他曾经拜读过中国伟大的兵法家孙子的著作，并且特别欣赏孙子的一句话：善于进攻的人，能使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善于防御的人，能使敌人不知道怎么进攻。
1994年年底的一天，默多克带着包括他当时的妻子安娜在内的新闻集团十几位要员来到中国，希望能见到主管部门的关键性人物，谈一谈STAR TV在中国落地的问题。
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是以中国广播电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代表的名义出现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传递的是4个字的信息：民间接触。
传媒大亨一落座，就很诚恳地谈开了。毕竟是高人，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他说，1997年香港就要回归了，很多外国公司会离开香港，我默多克的公司STAR TV不会离开，我想做合格的中国公司，我想当合格的中国公民，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请你们教我。
这段开场白相当感人，但更感人的还在后边。传媒大亨接着说，我知道，中国的广电部希望通过通信卫星搞个收费平台，在卫星电视技术方面，我默多克是最好的，我在伦敦的天空电视台有非常现成的先进技术，我愿意把我的技术无偿地送给中国朋友，我愿意出钱支付你们使用通信卫星平台的账单；同时，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将我STAR
TV的这几套节目放到你们的平台上去，我们频道可以交给你们管，你们觉得适合中国老百姓看，你就开放它，不合适看，你就关了它，这就是我的态度。
谈了两天，默多克把自己感动得够呛，以为中国人应该跟他一样感动，然后他就走了。中方参加谈判的人立即开了个会，商量事情如何进行。许多人在默默地期待着一种变化。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最先发言的一位官员说，西方垄断的传媒与我们党和人民的传媒怎么合作？
此言一出，与会者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了。
五六分钟后，主持会议的人宣布：“散会。”
默多克又一次愿望成空。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跟他对面而坐的中方人员中，一个不显眼的人却挨个留下了新闻集团联系人的电话。
余统浩个子不高，留个寸头，方面大耳，阔嘴宽鼻，有精明之气。一次在香港坐火车，困倦难当之际，他很高明地把装钱的公文包压在屁股底下，把穿不惯的皮鞋脱下来，蜷起腿深沉地睡去。不久，小偷光顾，徘徊半晌，看着钱却下不得手，一生气就把余统浩的皮鞋抱走了。余统浩醒来，生气之余是庆幸。他拉拉西装整整领带，光着脚，在众人的注视下，沉着镇定地走回公司。于是大家夸他智慧而不失大将之风。
余统浩的起家之地是珠江经济广播电台。
1984年的时候，因为管制渐松，香港电台等几个电台的中波广播长驱直入杀入广东。一项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八十的广东市民已经不听本地广播而改听香港广播了。那时候，大陆这边一篇报道从写到播要过五六道关口——记者采访、编辑审稿改稿、主任审稿、播音员录音、整音、放音，然后那声音听众才能听到。香港那边则是直播，双向交流，每逢整点是高密度的新闻和服务性的节目，点歌、购物、天气预报什么的都有。
对比本地广播“我说你听”式的官话套话和冷淡，香港广播多了温情和人性，让人想到邓丽君的歌《我一见你就笑》。特别是到了台风季节，人家每小时一次的天气预报真的很及时、很贴心。余统浩身为广东电台最年轻的副台长，也得倾听人家的广播，他觉得丢脸。
1985年年初，余统浩带队去香港转播省港杯足球赛，忙里偷闲跑到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讨教。什么讨教啊，压根儿就是刺探军情，攻其不备。
余统浩的上司是一个“三八式”的“老革命”，这个人一辈子打胜仗，哪儿能咽下输给香港电台这口气。“老革命”听了余统浩的报告，一拍大腿：“小余，你给我上！给你一个部门，挑七八个人，拿一个频道出来，搞广播改革。”
“输给他们，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党和人民。”“老革命”补充说。
余统浩带领一个八人小组筹划了一年多，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节目方案，公开招聘主持人和工作人员，然后一步到位，新创办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采用直播、开通热线电话双向交流等现代广播套路上线了。开播第三天，收听情况逆转，三个月后收听率稳定上升，一年后香港商业电台把大陆波段取消了。
广东的电台改革就这样领风气之先，第一个经济电台，第一个交通电台，都是广东执牛耳。什么买菜难、行路难、住房难，直播室把听众代表请进来，把相关领导请进来，把热线电话开通，直接面向听众回答问题。还有粤港音乐专线，粤港法律专线，粤港经济专线，每月一个小时的全球华语广播联播……两个字：热闹。
因为做了这么一件事，广东省人民政府给余统浩晋升工资一级，奖励证书一个，从此他每月工资多了7块钱。
余统浩因此被调到北京的广电部，研究是否能到海外开办商业电台、电视台，以改善海外对中国的认知。
余统浩到美国考察了29天，结论是海外商业电台、电视台办不了，有两大障碍：第一，中广公司没有那样的财力，在英语国家办传媒不是开饭馆，需要多年不断地投入，而回报基本上没有；第二，政治和人事屏障难突破，那个时候说共产党国家派人去美国办意识形态的东西，人家签证都不会给你，你没法打工，没法生活，难度太大。
上面领导不死心，问：“美洲不行，亚洲行不行？”
余统浩又考察了30多天，说：“柬埔寨可以。”
这个结论他自己都觉得搞笑，柬埔寨区区600多万人口，国际影响力基本没有，有什么意思呢？
这些事搞不成，余统浩就到那个名字很长的中广公司当了副董事长。中广公司赞助了北京广播学院，余副董事长就挂了个学院董事的名。
这让他认识了王纪言。
王纪言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学教授。自称蒙古人，履历表上填的却是汉族。内蒙古是王纪言出生的地方，是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听到游牧民族那悠长悲怆的长调，泪与笑就会同时在他心底荡漾。
他老爸20世纪30年代就到内蒙古的地盘上打鬼子，是有名的抗日功臣。母亲也是“老革命”“三八式”。“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纪言跟着爹妈倒霉，遭了不少罪。庆幸的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地区小报的记者，整天乐呵呵地骑着辆破自行车上蒙古包里去采访，报社的老记者夸他是个好后生。
招工农兵大学生那阵，他被推荐去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他最想考的是新闻专业，但是人家只给了播音的名额。那时候，机会难得，他慌不择路地跑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唱了一首歌，朗诵了一首诗，念了一段新闻稿，虽然声音很大，但是按专业的说法，他的舌尖前音z、c、s和舌尖后音zh、ch、sh分不清，属于内蒙古地域性普通话，因而播音系没有录取他。幸运的是，人家看他是个好后生，给了他一个电视摄影专业的名额，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搞电视的人。
多年以后，王纪言说：“假如播音系的老师不负责任地录取了我，那么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电视人。”
王纪言毕业后留校，教了20年书，当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
王纪言碰巧赶上了中国电视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电视的迅速普及让学者们非常震惊地发现：中国人对电视一见钟情，他们对电视的狂热追捧与信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罕见的。
王纪言发现，电视所具有的强烈的移情作用，使之成为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声音，凡是中国电视关注的话题，瞬间就会变成街谈巷议。
王纪言那时逢人就讲的一句名言是：“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
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动手能力强。王纪言当过中国第一部中日合拍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丝绸之路》的编导和摄像，给中央电视台策划设计过大把的节目。中国电视界的头头脑脑、大腕小编们，不是他的同学就是他的徒弟，更多的则是徒子徒孙。北京电视界的大事小情，他样样门儿清。
1994年春节后，王纪言跑来找余统浩，故意把一贯高亢的大嗓门压低了说：“老余呀，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将在香港或澳门办电视台。他拍过电视片《邓小平》，很有实力，眼下他想搞一个海外办台的方案，我这些方面不太熟，你能不能帮我弄一弄？”
余统浩调到北京半年，天天琢磨海外办台，一听这事，马上就说行，然后下笔千言，搞了一个方案送过去。
过了一个月，王纪言说：“老余，有些地方还要改改。”
第三次，王纪言又来了：“老余，还要改。干脆我带你去见见那个神秘的人物吧。”
凤巢？理想主义是一道光芒
王纪言、余统浩两个人坐地铁二号线从崇文门站下车，向东百余米，进入东交民巷一带。
东交民巷距离天安门一公里，是明清两代“五府六部”所在地，清乾隆、嘉庆年间曾有“迎宾馆”供外国使臣居住。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完，这里有了英、法、俄、美等国使馆，1901年后改为使馆街，共有11个国家在巷内设立联合行政机构，还设有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及教堂、医院等。
这段挺闹腾的历史为东交民巷留下一批风格迥异的西洋建筑。
昔日的比利时使馆是这群建筑里比较突出的，它是典型的欧式建筑，楼是尖顶，石柱回廊，年代久远的木地板显出疲态，人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
现在这儿叫紫金宾馆。刘长乐的乐天公司设在这个宾馆的一号楼和二号楼。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艾伦在这里采访过刘长乐，他写道：“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家欧式宾馆，可以看到一辆早已报废的中国最早的红旗牌轿车，据说这辆手工打造的豪华汽车是江青的坐驾。这里是刘长乐的北京办公室……他本人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
余统浩就在这里见到了刘长乐。
他俩谈了一会儿，有点相见恨晚。刘长乐说：“老余，你到我这儿来干吧。”
余统浩说：“可以。”
余统浩事后说：“我从刘长乐身上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也许这就是人格魅力吧。”
刘长乐生得人高马大，身高一米八二，脑袋比一般人大一号。当兵时，军队最大的军帽是“特号”，可他硬是戴着紧，只能放在脑瓜顶上。那时候，兵们剃的是光葫芦头，他大头小帽，不像军人，倒像个出家的和尚，在操场上一走，给严肃的军营带来些许幽默和笑意。中国民间有种说法，头大聪明，刘长乐也认为自己的脑袋比较好使，遇事反应也快。
在他形成人生观的年代，中国还看不到电视，他的信仰、志向和观念大多来源于书本。小时候，他是个书虫子，14岁时已经读了大约100本世界名著。其中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里有两句话他用红笔画了下来，念给小伙伴听。
第一句是：“探求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二句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刘长乐说：“要求自己出类拔萃不见得就是想出人头地，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
刘长乐的父亲是一个造反者，很小的时候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山东省苍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地委宣传部长。
上海解放时，刘长乐的父母随部队南下上海。刘长乐就出生在上海长乐路的一家医院，所以起名长乐。
上海号称东方巴黎，大都会，人洋气，看不起共产党的土包子。当时有笑话说，这些胜利的造反者坐在法租界的洋马桶上拉不下？？，非要蹲在马桶上才能解决问题。刘长乐曾经问老爸是不是确有其事，老爸说，土是真土，但是也没有土到那种程度。
虽然生在繁华都市，但是，让他认识人生的却是贫穷的中国西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父母调往甘肃任职，他真正长大成人是在兰州。
兰州远在黄土高原的尽头，祁连山和六盘山之间峡长的一条。黄河带着浑黄的水从青藏高原激流而下，又穿城而走。河岸边有清真寺的尖顶，有大佛寺的香炉，还有高大的水车吱吱呀呀地转动，缓慢而沉着。
那时的兰州城，少有柏油路，土路上铺些碎石已是上好的路面，偶有汽车驶过，立刻黄尘滚滚，屁股后拖一条久久不散的土龙。走卒贩夫在路边晒太阳，面前摊有烤羊肉串的炉子，扇子一扇，炭火就蹿起白蓝色的焰，燎得肉串吱吱冒油。戴小白帽的回民扯直了嗓子，用土话吆喝着叫卖。这个千百年前自波斯迁徙而来的民族，多数人已不会说自己的母语，而把兰州话说了个嘎嘣脆。
除了感受西北的干冷与贫穷，刘长乐和同学们有大致相同的经历：童年时代“饿”了一家伙（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少年时代“乱”了一家伙（“文化大革命”）；青年时代“下”了一家伙（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他经历了父亲被批斗、母亲被剃阴阳头、双亲被隔离审查、自己由“红五类”变成“黑五类”的心灵冲击。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投身民族救亡，经历了多次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是他很坚强。在刘长乐的印象中，父亲只流过两次泪。
1967年，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国家领导人一夜之间沦为囚徒。有一天，父亲突然流着泪对刘长乐说：“以后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你们要挺住。”那年父亲52岁，但是刘长乐突然觉得他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那是一种内心备受打击的苍老。
不久，刘长乐出去搞了一阵大串联，在一个天很黑的晚上回来了。一到家，他就兴致勃勃地对父亲讲串联中在北京、上海等地见到的人和事。父亲一直静静地听着，突然轻轻地对他说：“我被游街了。”
刘长乐一下子傻了。他刚才还在讲串联时候看到的“走资派”被游街、挨打的事情，没想到父亲也被游街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你们要挺住”这句话的意思。他过去觉得父亲是坚强的靠山，现在靠山塌了，他十分难过，也很羞愧，恨不得有个洞，自己藏到里边去。
父亲还说，当天晚上他必须学会唱一首名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如果学不会，造反派就要当众用皮带打他。
刘长乐会唱那首歌，但从没想到会在如此屈辱的情况下教父亲唱歌。他唱一句，父亲学一句，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个不停，父亲也老泪纵横。
就这样，16岁的刘长乐在学校里还强装镇定，继续当红卫兵的头儿，带着一帮小孩响应支工、支农、支商的号召，跑到百货商店去帮人家卖东西。有一天，一个同学突然跑来说：“有张大字报你要不要看？”
他知道不好，拔腿跑去看，一眼看到妈妈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称她为“历史反革命”。
十几岁就当地下交通员的妈妈也被打倒了。
刘长乐如当头挨了一闷棍，呆在那里动弹不得。他的心很痛，母亲在单位挨批斗，心上顶着这么大的事，却从没给家人讲过，还想着不让家人担心，不牵连孩子。
他这才想起来，这一段时间，妈妈每天回来很晚，神情疲惫，一言不发。
刘长乐从小是个孝子。当时，他们家住在北京辟才胡同中组部的宿舍楼，母亲在白堆子上班，来回坐公交车。只要天下雨，他就扛着雨伞去接妈妈，因为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到家，有时会等很长时间。妈妈看见他，总是搂着他的肩膀往回走，他呢，就挺起腰板，努力像个男子汉。
后来妈妈又经历了许多折磨，被剃了阴阳头，但是回到家里还是装作啥事也没有的样子。刘长乐憋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问：“妈，你没什么事吧？”妈妈说：“没什么事。”
再后来，妈妈生病住院，红卫兵却说她是装病，冲到医院要看她的病历。刘长乐急了，戴着拳击手套冲出去说：“谁敢动我妈，我就跟谁拼了！”
但是，病重的妈妈还是被造反派用沙发抬着，拖到单位挨批斗去了。
父母亲被“打倒”，刘长乐从来没想过要跟他们划清界限或者反戈一击什么的。他从那一刻起，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
17岁的时候，刘长乐去了“五七”干校4，下乡当了一阵子农民。“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睡在牛粪烧热的土炕上，闻着呛人的烟火味，他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土里刨食，什么叫忍饥挨饿，现实中的农民与宣传画上意气风发的形象完全不搭界。他终于知道，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之前先得把自己的肚子喂饱。
不久，他回城当了兰州制药厂的机修学徒。
挣钱养家，是工人最实际的生存方式。但对于刘长乐来说，从来没有把这活儿当成终生要从事的职业，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
兰州是中国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工厂在黄河北岸，直线距离不过千把米，如果骑自行车去，需要绕行到七公里外的黄河铁桥。刘长乐少年轻狂傻大胆儿，异想天开要游过黄河去上班，真下了水才知道，黄河水是青藏高原上消融的雪水，水深流急，冰凉刺骨，还有很大的漩涡。民间有种说法，长江往外翻，黄河往里卷。意思是说黄河会把人卷入漩涡，吃人不吐骨头。果然有一次他被漩涡漩住，在水里左冲右突，拼命挣扎却出不来，眼看就要被卷入河底。危急时刻，他突然意识到惊慌与挣扎是无用的，于是尽量放平展开身体，顺势借力，冲出漩涡，逃过一劫。
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危机之中，不要无谓地挣扎想摆脱，而要静气敛神，顺应大势，想出对策。
刘长乐他们也会与街头的小混混儿打架。有一次，刘长乐与画家常书鸿5的儿子常嘉煌等几个男女同学出去玩，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小饭馆里吃饭，碰到一群小混混儿横行叫板。对方人多势众，他们想忍气吞声求平安，可人家不干，冲进来要动手。
这时候，他们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认栽挨打，一种是拔腿逃跑，一种是冒险反抗。刘长乐虽然是同学当中年纪最小的，却挺身跳起来大喝一声：“我跟你们拼了！”他飞腿劈碎了饭馆里一条长凳，让四个男生一人握一条长凳腿，准备迎战。
当时常嘉煌手一缩，说：“我……我……我不会打人。”
刘长乐眼一瞪：“拿着！”
小混混儿一看这伙人真要拼命，被镇住了，半天没敢动手。警察来了，把双方带到派出所各自陈述事件经过，常嘉煌赶紧表白：“警察叔叔，你看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怎么会打架呢？”
刘长乐二话不说，踹他一脚：“什么文弱书生，凭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出来后，刘长乐跟常嘉煌解释：“这话如果让那帮小混混儿听到，出去打你个埋伏怎么办？”
1970年，刘长乐当了制药厂车间的小头头，但征兵一开始，他就报名了。那时候，中国的优秀青年要谋求更大的发展，似乎只有参军一条路。
当时刘长乐父亲的一个老战友还在部队，说是让他挑个喜欢的行当，比如开车、放电影或是进宣传队，都是比较轻巧的活儿。
刘长乐觉得这些行当不足以实现“出类拔萃”的梦想，就选了一个最苦最累的行当——工兵。
工兵的职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抢险救灾冲在前。
他朦胧地觉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成就事业的必修课。
1975年，刘长乐24岁，当了工兵排长。当年发生的海城大地震6让他第一次面对天崩地裂的生死考验。排长虽然在军队干部中是最低军阶，但却是第一线的指挥者。他意识到，在大的灾难面前，指挥官的责任，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7，刘长乐以工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再次参加抢险，历时将近三个月的抢险，救了许多人的命，自己也把世上该吃的苦吃得差不多了。那些天，一连几顿吃不上饭是常事。有那么几天，青岛送来的海鲜大虾因为缺少车辆，送不到灾民家里，快臭了，就让部队吃掉，那一阵吃得他一闻到臭虾味就想吐。
“瘦得厉害，双手10个手指头的指甲都磨掉了一半，指头肚上全部结痂。”妈妈忘不了刘长乐当时的样子。
刘长乐说，现在回想起来，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远远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我15岁开始串联跑遍全国，16岁时父母被囚禁，20岁出头就领兵了。孟老夫子有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我们那一代人，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任就咣当一下砸到脑袋上来了。
中国打开自家大门的那一天，不客气地说，刘长乐这一代“50后”的人生观被冲得七零八落。幻灭的痛苦，如波德莱尔的诗，“思想就像被洪水冲刷过的墓地，大大小小布满了墓穴”。
改革开放猛然闯进生活时，只有那些有能力、有勇气直面冷峻历史的人，才能从近乎偏执的狂热中解脱，换得一份经历动荡艰辛的清醒，一种挣脱错误认知方式后的成熟。
这是一种觉醒的痛苦。
还好，刘长乐是一个能够及时调整航向的人。
他承认西方的发达与富有，但他更相信强大来自内心。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美国军事家、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河与挑战》中认为，中共军队在朝鲜打了一场胜仗。然而，他却隐瞒了美国军方另一场紧锣密鼓的战争：计算机战争。
朝鲜战争对计算机需求的扩张促使美国空军建构了洲际防御网络。每个计算机与雷达相连，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递通过电话线在内部完成。这个网络，推动了以后用于计算机的大多数发明。同时，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招标，使得IBM在1959年11月构思出了第一台半导体计算机，开创了人类进入智能世界的时代。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一场科学斗争……这是一场智力斗争……这是一场精神斗争……因为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它最深层目的不是要争夺土地和食品，也不是争夺权力，而是争夺人的灵魂。
几十年之后，人们终于知道，信息和资讯可以决定和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只有186家新闻报纸、32家电视台，都由政府拥有。大部分媒体内容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等中央新闻单位，它们筛选并调整国际新闻，传播政府的宣传意志，担当“喉舌”。
但在邓小平宣布改革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了。
刘长乐说，我这个人的感觉是敏锐的，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把二十几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每一条街道的面貌，每一张面孔，公民权利，商业活动自由程度，每一个在中国长时间生活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进步和发展的沉甸甸的分量。对于经历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的人来说，春天确实来了。
在此之前，全中国都陷入一个传统的怪圈中：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邓小平打破了这个怪圈，从而使中国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一样，开始快速工业化，开始谈论生活、谈论幸福。
刘长乐内心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渴望中国好起来，迎头赶上。
1990年，他在新加坡从事石油贸易时，一直在关注这个国家的媒体运营。
新加坡有被严格控制的媒体行业，华语电视、广播非常受欢迎。媒体既有高质量的娱乐和新闻节目，也可以承担复杂的政府宣传工作，公开讨论问题，努力解决问题。
刘长乐觉得新加坡办新闻的办法值得学习，而大陆电视台的节目宣传味道太浓，观众会产生逆反心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细心的圈内人发现，中国媒体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私营企业家开始尝试向媒体投资，外资也以各种曲折的方式进入传媒业。
虽然经商多年，刘长乐骨子里还是一个媒体人，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同时也促进中国民众自身素质的提升。这与他从小就有的外交官理想是一致的。他通过海外的视角观察中国电视好多年了，知道问题的症结和改善的方法。他觉得自己隐隐触摸到了中国电视的未来方向，希望能开办一个华语电视台，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环球华人卫视”。
当时，华语境外媒体基本上是“大漠流沙，聚散无形”。有钱了，兴致来了，就办个媒体，抒发一下情怀；没钱了，热乎劲下去了，关门了事，谈不上什么影响力。
这也促使他走上“维护华人的话语权，让世界听到华人声音”的理想之路，投入到“争夺人的灵魂”的战斗之中。
那时候，他还不太清楚这个目标是多么遥不可及，只是觉得自己实现文化梦想的时机到了。他说：“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从小就有一股闯劲。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给了我最大的动力。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刘长乐就是在这时决定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创办“环球华人卫视”。
他知道自己走上的是一条艰难的路。
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三幕里，俄底修斯说：“不要放弃眼前的捷径，光荣的路是狭窄的，一个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你应该继续在这一条狭路上迈步前进，因为无数竞争的人都在你的背后，一个紧追着一个；要是你略事退让，或者闪在路旁，他们就会像汹涌的怒潮一样直冲过来，把你遗弃在最后……”
乐天公司所在的紫金宾馆一号楼分上下两层，刘长乐在二楼办公，一楼的大办公室里坐着崔强、王纪言、余统浩等人。墙上挂着巨大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标着世界各国通信卫星所覆盖的地域。
刘长乐和崔强、王纪言三人是核心：
刘长乐为主帅，负责制定战略方向及拍板决策。
崔强是副帅兼公关总理大臣。
王纪言是先锋官兼节目策划。
崔强是与刘长乐前后脚调到中央电台的。二人同年同月生，属兔，天蝎座。按星座书上列出的优点，天蝎座的人不是天才也是全才，共有28种强于他人的优势：智慧、理智、感性、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洞察力、判断力、宽容、原则性强、温柔、善解人意……
对于属兔的人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崔强当兵出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酷爱中国古代散文，特别喜欢李密的《陈情表》。那是李密因不愿出来做官而写给皇帝的一封信。有时喝了酒，来了雅兴，崔强会用他厚实的声音背上一段：“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在他看来，李密说服人的功夫是全国第一，值得认真研读。
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最得意的一篇是被《红旗》杂志转载的长篇通讯《报春花》。那时候，《红旗》杂志位列“两报一刊”之首，一个解放军士兵的文章能被加上评论转载，不得了。
崔强在大学里最佩服一个叫王中的人。此人不是他的老师，也不是他的同学，而是复旦新闻系的老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时，王中就是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室的军代表，后调复旦大学当教授。王中写的新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原理大纲》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王中说，报纸不是阶级斗争斗出来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点，要满足读者需要，应该“把群众作为报纸的主人”，“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他认为，党报具有双重属性——工具性和商品性，“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工具性”。因为如果人们不爱看，不花那几分钱买你的报纸，你就达不到宣传工具的作用。
这些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常识的话，在当时可是犯了滔天大罪，上至最高领导，下到全国新闻系统，铺天盖地地批判他。他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总代表”，被定为“右派分子”，但他从不认错。
年轻的崔强在仅有的几次讲座上，见到了白发苍苍、意志不摧的王中，感到一股正气飘然灌注于心。
刘长乐调到中央电台当上部门领导后，拉上崔强去看望单位里的老主任、老编辑。那时，大家都住筒子楼，三代人拉个布帘同住一室，来个客人坐都没地方坐，只能站在那儿说话。刘长乐一激动，就提出要给这些老同志盖房子。
崔强后来回忆说：“我们要盖房子，别人觉得不太可能，但也没人反对，反正你干好了大家得利，你干不好自己负责。”
说干就干，刘长乐毛遂自荐当了基建领导小组组长，崔强当基建办主任，给老师们和兄弟们盖房子。写了无数报告，找了无数领导，申请钱，申请地皮，拼死拼活干了15个月，把房子盖起来了，而且室内有窗帘盒和壁纸，厨房和厕所里有排风扇和瓷砖，好像真要跨世纪不落后。老师和同事们是敲锣打鼓放鞭炮住进去的。多年以后，大家提起这事还竖着大拇哥说：“神啦！”
后来刘长乐因故离开中央电台。走的时候，他把自己喜爱的一堆书送给崔强，对他说：“好好干。”过了一年多，他回北京时，专程找到崔强说：“你也出来吧，咱们还一块儿干。”
崔强二话不说，同意了。按当时的话说，这叫下海。
什么叫铁哥们儿？不是你叫声哥，我们就成哥们儿了。哥们儿就是永远帮助你，永远支持你，永远对你好的那个人。
崔强说：“长乐，我对做生意不在行，也没多大兴趣。我弄一套书吧，叫《中华古文明大图集》。”
崔强就去跑投资，找合作伙伴。
崔强长相英俊，有一张特别诚实的脸，说话特诚恳，让人特信服。他不仅游说了国内大牌媒体《人民日报》投资，甚至把台湾出版界的朋友也说得心痒难耐，投了钱。
崔强开辆老款的劳斯莱斯围着京城到处跑，大学、图书馆、出版社，还有老教授们的家，约顶级的专家，请顶级的写手，找顶级的图片。润笔费太少，拿不出手，崔强的招数是夏天拉车西瓜，挨家给人家降温降暑，冬天拉半车羊肉，让写作班子暖胃暖心……事多心急，开车剐蹭的事就有点多。刘长乐笑他：“崔总，你这辆车前后左右都撞过了，就剩车顶没碰了。”话说完不久，崔强打电话来报告，车在二环路上翻了。
因为四轮朝天，这次碰的是车顶。
好在全套重达10多斤的《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大获成功，盈利数百万元。结账那天，刘长乐对崔强说：“你这几年不容易，拿上这些钱自己去发展吧。”
那时候的几百万元可是一大笔钱，足以叫人几天睡不着觉。但是，崔强第二天就把钱交到柜上了。
他说：“长乐，我还得跟着你干。”
外界的朋友说，刘长乐与崔强、王纪言是一个超级三人组合。刘长乐被称为“老板”，崔强被称为“崔总”，王纪言因当过广院副院长，延续下来的称呼为“院长”。刘长乐敏感而喜欢谋划，崔强稳重理性，王纪言热情诗意。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当班干部，都是孩子头儿，都是从最基层干起，一直干到厅局级，都是脑子里创意滔滔不绝，抢话说的主儿。有时三人开会，每张嘴都在说话，弄得刘长乐不得不打断他们：“哎，你们先等等，让我先说完。”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仨都好像跟睡觉有仇似的，一整宿不睡觉，早上看上去还倍儿精神。
从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那一天起，全世界都知道1997年7月1日香港要回归中国。此前，邓小平与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8进行了激烈而又不失理智的交锋。
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人不懂资本主义，所以管理不了香港。
邓小平说，那我们就找一个懂资本主义的人来管理嘛。
邓小平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9。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智者的交锋往往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息，刘长乐为此感叹。
1994年，距离香港回归只有三年了，刘长乐必须行动了。他和崔强商量，一定要在香港回归之前把卫星电视办起来。在香港注册，在香港办台。国际卫星电视是当时最新的概念，也是影响世界最便捷的手段。在香港办电视台，一是“一国两制”，政策宽松；二是依托大陆，市场广阔；三是文化相通，南北互补。
“立足香港、依托大陆、覆盖全球”，当时就定了这么三句话作为办台方针。
用像风一样的速度影响世界。
刘长乐开玩笑说，咱们的志气不是一般大，而是超级大。
刘长乐分析了自己这个小公司的优势：第一，了解这个产业，了解它的运营环境和政策空间；第二，人脉关系好，从央视到省市级电台、电视台，都有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同事、同学，可以找到最好的人才，比如王纪言、余统浩这样的，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第三，自己是记者出身，懂传媒又懂管理，还有商业运作的经验，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刘长乐郑重宣布，要把这些年赚的钱拿出来，办一个在全世界都能叫得响的电视台。
刘长乐也许低估了困难。在海外做电视，很难自己包打天下，如果想把所有人才都找到，把所有设备都买好，从一张白纸到把电视信号发向天空，需要大把金钱，需要漫长的时间，弄不好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
他们庆幸转发器的拥有者是那个严苛的默多克，这使他们有机会去找到一条新的路。
就在刘长乐苦思冥想如何与新闻集团交涉，在“亚洲一号”卫星上立足的时候，余统浩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带来了默多克因为STAR TV长时间亏损、无法落地而焦虑不已的信息：默多克正在寻找通过与中国媒体合作获得变相落地的机会。
“咱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比巨人还高。”余统浩说。
默多克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在香港再出现一个竞争对手，那么能不能与他合作呢？这是个特别难的难题。
默多克公开向中国示好的消息，刘长乐早就听说了，但与他合作的事却最费踌躇。
默多克是公开鼓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人，与他合作会不会事办不成反惹一身骚？自己是否会被人当枪使？发展空间会变大还是变小？将来是否会与合作方发生激烈的观念冲突？
司汤达写过著名的小说《红与黑》，那可是以悲剧结尾的。
还有那些老小愤青，动不动就会说你是汉奸。
不管你的血有多热，情有多深，一旦被误解，多少年都翻不了身。
这个决心难下，刘长乐想了好多天。
既然绕不过去，既然不能井水不犯河水，既然必须迎头相撞，那就想一个办法相互拥抱。
拥抱，有时是表示亲密无间，有时是为了把对方的肋骨勒断，有时是庆祝达成妥协。
几个星期后，刘长乐说：“好吧，我们直接与新闻集团联系。”
余统浩把电话打给了新闻集团。
不几天，刘琳达出现了。她身穿白色热裤，配一件鲜黄色的T恤，很酷的样子。她活泼、健谈，说话口气很大，名片印的是“新闻集团中国地区负责人”，但她谁也不领导，专门负责高层公关。
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刘长乐他们知道刘琳达是华裔澳大利亚人，40多岁，在新闻集团任职之前从未到过中国，却得到默多克超乎寻常的信任。
刘长乐与默多克方面约定，所有的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事成则合，事不成各走各的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中国的事情特别奇怪：有些事明明是坏事，可是任你喊破天也没人管；有些事明明是好事，你敢透一点风立刻被掐死。
所以他们在绝密的状态下工作，连秘书们都不能旁听。
与刘琳达的谈判比较艰难，因为她不懂电视，条件苛刻，不愿妥协。而香港回归的时间却在一天天迫近，现在已经是1995年了。
刘长乐只能亲自到香港与STAR TV高层见面。
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澳大利亚人布鲁斯·多佛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这位从前门从容走进STAR TV位于香港港口区豪华办公室的健壮、戴眼镜的中国地产开发商，与那些跟世界最有势力的人之一坐下来谈判的生意人非常不一样，默多克虽然已经习惯和世界领袖、亿万富翁、大亨，以及暴君短兵相接，但面对一个要求分享中国一家电视台合资企业半数股权的神秘百万新贵，可是头一遭。”
“身高一百九十公分，体重近一百公斤的刘长乐，是个体格魁梧，但野心更大的男人。他要成为华语电视界的默多克，并拥有一个全球性的电视网。而且，他一面说，一面把高大的身躯安置在STAR TV经理室的一张豪华沙发上，他要利用与默多克一起创办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展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刘长乐的言行之中不乏自信与胆识。”
刘长乐就这样结识了有决策权的人物戴格里。
戴格里时任STAR TV行政总裁，是新闻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是澳洲人，原是报童，当过排字工人。按咱们中国话说，此人也是个苦出身。后来，他得到默多克的赏识，平步青云，成为新闻集团核心人物。默多克创办英国天空电视台后，与英国传媒打得一塌糊涂，电视台出现巨额亏损。默多克将戴格里派往天空电视台担任要职，戴格里不辱使命，成为天空电视台扭亏为盈的推手。现在受命于危难之际，被派到香港挽救危局。
戴格里不管天热天凉，都喜欢穿一双半高靿的黑色皮靴，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很自信的样子。
戴格里与刘长乐见面时，在STAR TV行政总裁的职位上已经待了一年半。有人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的两位前任因为业绩太差，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走了。
戴格里是个精明人，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把STAR TV前一年的1亿美元亏损砍掉了2000万，结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节目及分销合约，并把自己的卫星信号一分为二，一个主要覆盖中国地区，一个对准印度，这使得他的经营颇有起色。
但他也有弱项。他从未在亚洲待过，对中国相当生疏，缺乏得力人手，要想在“长城”上找缝隙，他还需要时间。但是，默多克等不及了，差不多隔一天就打一次电话过来，询问他工作的进展情况。
他的直觉告诉他，他需要一个真正能干事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必须能替他推开中国的大门。
戴格里与刘琳达的关键不同在于，两个人所处位置不同。刘琳达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桩合作谈不成可能不愉快，但不会有切肤之痛；而戴格里身上压着每年1亿美元的亏损，那种心理压力会让人坐卧不安。
戴格里跟刘长乐谈了两个小时后，有了新想法。他说，刘长乐与众多前来献计的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从未涉足付费电视业务，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新闻集团在全球各地的运营情况，而且进军世界传媒业的野心可能仅次于默多克本人。
同时，刘长乐对中国法规环境的了解也让戴格里印象深刻。
双方相谈甚欢。刘长乐提议，由他的香港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新闻集团合资经营一个华语电视频道，双方各占一半股份。这个频道指的就是卫视中文台。
刘长乐说：“由于对内地媒体运作尺度、规则的熟知，希望由我方负责节目内容的编辑制作。换句话说，在合资公司里担任行政总裁的应该是我。”
这个条件，让新闻集团颇费踌躇。
多佛后来回忆说：“要想说服默多克，可得费一番唇舌。首先，这桩交易打破了他的黄金戒律：绝不拥有不受你控制的东西。他也不相信刘长乐有‘关系’可以弄到落地权，而那是他极力巴结中国领导层，并且投下大笔资金后，至今仍得不到的东西。”
戴格里费了很大的劲才能让默多克接受他的想法。他对默多克说，如果刘长乐进来，就算这个华语频道落不了地、挣不到钱，起码也能减少一半亏损。这虽然不是一桩最划算的交易，但在与北京的关系没有解冻迹象的情况下，这种合作会使新闻集团得到一个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
戴格里很有些禅意，退后原来是向前。
人的腰杆和思维在账务的重压下容易找到办法。
在得到默多克的默认后，戴格里开始亲自到北京与刘长乐谈判，陪他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留着“小辫子”的澳洲人、高级广告副总裁，名字是Robert Blend；另一个是STAR TV Chinese Programming的负责人梁浓刚。
他们一共进行了27次谈判。从公司结构到股权分配，从人事安排到节目制作，协议是逐字逐句修改的。
双方语言不通，为了便于沟通，开始他们是在黑板上把各自的表述写下来，后来发现不行，黑板一擦，讨论结果就消失了，于是赶快买了一个巨大的教学用架子，挂上可以翻页的纸，每天把讨论的结果用中英文整理出来，分呈双方高层。
会议经常开至深夜才结束，余统浩留下来起草文件，然后连夜由三个新加盟的处级干部潘红星10、吴晓镛11、刘庆东12打印出来，第二天一早由崔强分送谈判对手。
刘庆东记得，余统浩写文件飞快，但不会打字，常常是起草完文件后打电话叫他过来打印。有一天早上，他打了一晚上的文件快完了，办公室进来个美女同事程珊珊。珊珊一惊一乍长吁短叹地说他真辛苦，刘庆东一产生共鸣就有些松懈，起身到小卖部买了包烟。他没存盘，回来一看电脑屏幕完全吓傻，那里一片空白。他忙问：“咋回事？我打了半天的东西呢？”程珊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按键怎么什么都没啦？”
余统浩当场被气个半死：“你这个程珊珊，自己不学习，还乱动别人的东西！”
美女哆哆嗦嗦吓跑了，刘庆东叹口气又从头开始。
创办凤凰卫视的谈判时间之长、之艰巨，快赶上巴以和谈了。
每次谈判都极其保密，除了几个核心人员，谁也不知道谈的是什么，只是从人们越来越轻松的表情上，判断事情进展还算顺利。他们每天谈完就去吃饭。那时候紫金宾馆附近有个“驴肉王”饭馆，有一天大家高兴，就点了最贵的“全驴宴”，驴头肉、驴耳朵、驴杂碎什么的，最后上来一盘菜叫“驴三件”。Robert
Blend好奇地问：“驴三件是什么东西？”刘庆东就给他解释：“驴三件相当于男人和雄性动物身上的那三样东西，女的没有。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吃哪儿补哪儿，所以你多吃点有好处。”Robert Blend脑子灵，很懂中国人的幽默，伸手把这盘东西端到自己面前说：“这一盘是我的了。吃哪儿补哪儿，今天晚上我就给老婆打电话，说我吃了驴的那个东西，我补成驴的那个东西就不得了了。”
梁浓刚光笑，对这些东西碰也不碰。
梁浓刚是一个活得非常精致的文化评论家，大到身上穿的西装，小到就餐用的纸巾，都讲品牌，甚至一生只喝一种牌子的矿泉水，大陆没有这种牌子的时候，他恨不得自己带着水过来谈判。他的英文非常好，好到可以一字不落地用原文高唱甲壳虫乐队的经典歌曲，但他一说普通话，大家就得竖起耳朵，听得很辛苦。好在他文字表达能力强，出版了两本品位很高的书——《回归佛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快感与两性差别》。
香港知名文化人陈冠中说：“我的旧上司梁浓刚，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电视台任职高层。也许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这样，见多识广，游历丰富，但却不太张扬，无论干了多少很值得称道的功业，总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梁浓刚是谈判的主力，也是戴格里的翻译。
刘长乐的秘书兼翻译段敏说，梁浓刚这位谈判代表出现得恰到好处，他是比较传统的香港人，一是对中西文化特别了解，会沟通；二是对STAR
TV的业务熟悉，两边的意思他都懂。最主要的是，他了解戴格里的想法与习惯。这很重要，因为好的翻译有时候需要准确完整地表达，有时候要稍微润色一下再表达，把金刚怒目的气氛变得柔和一点，要不然就可能谈崩了，僵在那儿了。特别是双方在谈节目审查权的时候，事关电视台的命运，中方坚决不让，一定要拿在自己手里，结果谈判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是梁浓刚把本来已经很对立的情绪给调节过来的。最后，戴格里终于同意把节目审查权交给刘长乐。
这不仅是一个英文程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倾向性问题。
在新闻集团与凤凰卫视达成合作意向这件事情上，梁浓刚立了功。
他后来一直在凤凰卫视担任常务副行政总裁，直至退休。
1995年的春天，段敏她们这些秘书经常听到刘长乐等人在办公室里讨论电视台的名字，但灵光一现的时刻是在香港某家酒店。
当时是这么想的，电视台的名称一定要有中国特色，按地域来叫，可以叫“长江”“黄河”，缺点是这些名字有点像我军英雄呼唤炮火的暗号，何况那时候已经有了山西省的黄河电视台，再叫“长江”有点搭着人家名字走的嫌疑。“长城”“牡丹”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后来刘长乐按照中西融合的路子，想到了中华文化的三个图腾：第一个是龙，但龙在世界各地并不都受欢迎，特别是西方人，他们把龙当成凶恶的形象；第二个是麒麟，麒麟名字还行，但样子不太招人喜欢；第三个是凤凰，凤凰比较飘逸，五色兼备，西方人容易接受，但却有个涅槃的说法，不知道是否吉利，也比较折磨人。
按照民间的理解，涅槃就是圆寂、往生。其实，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凤凰涅槃”的说法。这一说法，是郭沫若为了歌颂“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把埃及（一说希腊）神话里的“不死鸟”（Phoenix）自焚后将灰烬放进蛋壳，飞送到太阳神祭坛上再生的故事加以改造，结合中国佛教“涅槃”的转世说而创造出来的概念。
由于这个新的传说与中国民族复兴的精神契合，所以被民众所接受，呼唤中国如凤凰般浴火新生。这个新生的意境，也算是对刘长乐传媒人生的一个暗喻吧。
反复对比，最后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龙相比，凤凰柔和，不事张扬，却又曼妙。
《诗经》曰：凤凰于飞，翙翙其羽。
《左传》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离骚》曰：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皇（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这是个很中国的名字，也是一个寓意交汇融合的名字。俗话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凤一凰谓凤凰。凤为雄，属阳；凰为雌，属阴。在中国文化里，阴阳相合，此消彼长，是宇宙万物运行之道。
既然以“凤凰”为名，就要在形象上与凤凰“名副其实”。戴格里联系了一家美国设计公司叫Three Ring，为凤凰卫视设计LOGO。
这一天，紫金宾馆来了位美国老太太Phyllis Seifert。刘庆东说，此人看不出年龄，反正一看就是个老太太。Phyllis Seifert双手10个指头上戴了8个戒指，特有艺术气质。Phyllis Seifert不会说中文，但是懂英文的兄弟们都哆嗦了一下，因为她说设计费是40万美元，当时约等于400万元人民币。
中国老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敢开这样的价，说明人家这公司实力不俗。刘长乐心想时间不等人，就是她了，赶紧把自己找到的各种各样的凤凰形象找出来给她看，介绍中国的图腾文化，连说带比画地要求这位美国老太太设计一个西方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东方传媒形象。
美国老太太看了半天听了半晌，眨巴眨巴眼睛，终于明白了。她特认真地说出她的心得：“噢，凤凰是会在天上飞的一种大鸟。”
她明白了，刘长乐却傻了。这样的人能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台标吗？
他很快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美国老太太又来了。这一次，该她震撼凤凰的团队了。她手里拿了一摞A4纸打印的卡片，全是凤凰的图案，一张一张摆开，把大会议室的桌子、椅子、地上全摆满了，古代的、现代的全有。等大家看完，老太太阐述了自己的设计理念，然后像开党小组会一样，三人一组分组讨论，汇总意见上报组织。
刘长乐相中了一个由两只凤凰组成的团凤形象。不过，这个图案每只凤凰只有双尾，中心位置上也没有现在的凤冠。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探讨，这两只凤凰变成了三尾，LOGO的中心多了一个凤冠。凤冠为两只凤凰共有，表达的是中西文化融合。同时，它又像一只注视着世界的眼睛。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