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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图书翻译出版的著作权问题析解
外语图书翻译出版的著作权问题析解
分类：&& 更新：&& 阅读：&&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外语图书翻译出版的著作权问题析解
&&&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图书出版业也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外语图书翻译的出版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我国对此方面的法律规定没有实质进展,导致翻译图书出版上升速度不明显。 &&& 根据权威调查,如果不计入少数民族的方言,全世界有2790多种语言。如此复杂的语言,对人类交流造成困难,“翻译”应运而生。当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进行直接交流时,要么得有一方掌握对方语言,要么就要借助翻译人员;但是当发生间接交流时,比如欣赏外国的着作时,就需要翻译人员提前做好工作,即将外文图书、杂志等翻译成本民族语言。翻译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桥梁,是人们通向文化殿堂的大门。 &&& 一、外语翻译图书着作权方面的典型案例 &&& 外语翻译图书着作权对原始创作人、翻译人、校译人来说都有重大的影响,但因涉及人员多,法律关系复杂,所以在实践当中出现很多纠纷。 &&& 如北京的某中级人民法院就《马克思自白》翻译作品着作权纠纷案进行了审理,《马克思的自白》原名《自白》,是苏联瓦?奇金的着作,译者包括蔡兴文、孙维韬、柏森等。这些翻译人员被起诉侵犯作者的着作权,但是法院根据当时我国的法律规定,认定原告对该翻译作品享有着作权,判决理由是:原告对《马克思自白》(俄文版)进行翻译,其行为没有得到授权,即没有获得原着作者的同意。不过当时我国没有此方面的法律证明原告侵犯原着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 第二个案例是高年生诉贵州人民出版社侵犯译校着作权纠纷案。贵州人民出版社在一翻译作品上擅自删除作为译校者高年生的署名,使高年生失去了着作权人的应有权利,因此高年生提起诉讼。此案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完成一审,但是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最终判决贵州人民出版社构成着作权侵权。 &&& 我国关于外语翻译图书着作权方面的案例并不多,此方面的法律经验非常少,加之现在外语翻译图书增多,这方面的纠纷处理起来较为棘手,因此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翻译图书的着作权相关问题,以此维护外语图书翻译出版的着作权,维护知识产权的健康发展。 &&& 二、翻译图书的着作权问题 &&& (一)翻译图书的着作权基本问题 &&& 1. 翻译本身是将一种语言文字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或者口头,或者书面。翻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是翻译图书作品的特点,把图书由一种(非本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本民族)语言文字,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图书。翻译外语图书主要特点是:首先,对特定的类型也就是外文图书进行翻译而产生的作品,人类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会翻译各种习语、日常对话等,但是这些不是图书作品的翻译。只有对文字性的作品进行翻译才是作品,对一些美术作品则无需进行翻译,因为艺术具有共同性。其次,翻译图书要经过创造性劳动,比如对《马克思的自白》进行翻译,如果单纯只是按照俄文把每个词进行对应的翻译,这不是创造性劳动,顶多是与文字有关的体力劳动。 &&& 2. 图书翻译以原图书为依据,改变了原图书的表现形式,加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完成。但是,翻译人员对图书进行翻译之前,要取得原着作权人的同意,因为翻译权是着作权人享有的专利权。不过,我国现行的《着作权法》对此有三个例外规定:第一,翻译人员进行图书翻译是为了进行合理使用,即出于个人学习、个人研究或欣赏的目的,而非商业利益。翻译他人已发表作品,是为了社会教育目的,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第二,依据我国着作权法的规定,为了少数民族利益,将已经出版的汉语文本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第三,对不受着作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府文件等进行翻译不受着作权人的同意。 &&& 3. 想要取得国外作品的着作权,首先要向版权代理机构提出申请。版权代理机构是一个中介组织,可以方便翻译、出版人和原着作权人进行交易,为三方提供快捷的信息。其次是合同的转让,出版人得到合同和转让许可后,按规定给予报酬,最后要进行登记。着作权的转让要到出版社所在地的管理机构进行登记明示,以此保证权利转让的完成,也能保证转让合同的授权人在规定年限和地域内不再向其他人发放同一作品的翻译、出版许可证,保证现出版人能够享有一定的专有权利。 &&& (二)翻译权的行使问题 &&& 在翻译作品时,要注意翻译权的行使问题。 &&& 1. 当作者进行翻译作品创作的时候,在合理情况下可以不经原作品着作权人授权、不支付相应使用报酬的情况下,使用外文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当然在《着作权法》中规定的情形下)。比如在翻译中需要引用外文中一些介绍来说明问题时,或者新闻报道进行翻译时可以引用别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对这些合理使用应该注明原作品的姓名和书名,但不能过度引用,否则容易造成着作权侵权。 &&& 2. 翻译权行使中经常会遇到翻译他人作品却不注明原着作人的姓名等情况。这容易让人产生此书作品是翻译人的原创作品,也因此会侵犯原着作权人的利益。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注意采取措施避免侵权的发生。 &&& 3. 关于抄袭率在翻译权行使中的问题。《着作权法》明确规定禁止剽窃(抄袭)他人作品,但我国法律对于抄袭的具体定义、范围等并没有严格的说明,没法确定引用多少算是抄袭。现实中翻译他人作品而又没注明授权的行为,也会被误认为抄袭。但是,应该明白翻译不完全等同于将原文进行复制和抄袭,其中涉及个人创作活动。 &&& 4. 编译的情况。编译通常是指在使用外文作品时,在作品上注明原作者姓名,但是并没有获得原着作权人的授权或同意。此种编译情况一般属于侵权范围,不过具体方式包括两种:第一种是翻译人员仅仅对翻译外文作品中一部分进行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增加自己对外文作品的见解;另一种是翻译人员翻译外文作品的一部分时,增加了翻译者自己的见解。第一种方式显而易见的侵犯了原着作权人的利益,后一种方式虽然加上翻译人员自己的见解,但是翻译了过多原着作权人的作品,超出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构成对原着作权人的侵权。 &&& 5. 关于着作权的保护期限问题。国际上比较有权威的保护着作权的国际多边公约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它的着作权保护期为作者一生以及死后五十年,我国《着作权法》对作品着作权的保护期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一致。而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欧盟地区的国家都规定了比50年更久的保护期,一般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作者死后70年。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保护期限,《伯尔尼公约》规定,除非该国另有规定,保护期都应依照被请求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确定。我国没有就此问题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来彼此互惠,而是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确定保护期,当外语图书翻译的保护期比我国规定的时间长时,应当按照我国《着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也就是作者终生以及作者死后50年。对于超出的部分,我国不予以保护。 &&& (三)译校者的着作权保护问题 &&& 从翻译学角度来看,翻译是一项智力创作活动,非常复杂,经常会需要译校人员对译文进行审核、查看、改正。译校是一种智力劳动,它需要更正翻译者翻译错误的地方,需要找出翻译者遗漏的地方,如果遗漏的内容不多,还有可能把遗漏的部分进行重新翻译。如果译校人员对外文掌握程度比较好,进行译校就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并不像翻译人员一样把译文全部写出来,只需要理解即可改正。我国法律实务中,有人认为译校人员不能跟翻译人员享有同等着作权,还有一种争议是译校与翻译人员一样享有着作权。 &&& 从翻译和译校工作来看,两者都是智力活动,对于两者是否享有同等着作权,在判定上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译校人员与翻译人员事先约定了译校人员为着作权人,那么法律上就该承认此约定,假如事先没有约定,那么译校人员就不具有同等法律地位。译校不是简单的文字校对,不是查看文字是否有错误,不是简单的更改形式内容,有时会对翻译作品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更改,可以说,译校人员有时候起到着作权人的作用。想要确定译校人员是否是着作权人,应该根据当事人约定,如果没约定就看翻译者的翻译质量是否比较高,如果翻译很好,译校人员没有进行很高的智力投入,那么译校人员就不享有权利。反之,假如译校人员进行了很高的智力投入,就应该享有着作权。 &&& 三、外语图书翻译出版的着作权保护措施 &&& 第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查询系统。引进外文书籍时,相关部门做好相应的登记事宜,同时,通过网络对一些比较着名的外文书籍翻译作品进行收录,当发生侵权纠纷时能够很快查明事实真相。 &&& 第二,加大处罚外文翻译着作权的力度,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外文书籍着作权纠纷不同于普通的着作权纠纷,其侵权行为更难认定,法律上应当对这些行为的侵权要件给予明确规定。 &&& 第三,加大社会公民监督,鼓励公民对这一侵权行为举报,保护着作者的权利,以此保障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图书出版业也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外语图书翻译的出版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我国对此方面的法律规定没有实质进展,导致翻译图书出版没有进入繁荣阶段。自从我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来,我国逐渐加入国际多边版权公约,这对保护外国作品的着作权提供了更多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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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主要有哪些翻译成英文并比较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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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实施耐庵所着《水浒传》：英译本为《发生在河边的 故事》，另有一些英文版译为《在沼泽地里》。译得最好的是 1938年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中文名字赛珠珍)的译本，书名 《四海之内皆兄弟》， 罗贯中所着《三国演义》：美国有位翻译家节译《三国演义》中关羽故事，书名《战 神》。 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英译本为《猴》，清代曹雪芹所著《红楼梦》：道光 22年( 1842年)，英国人汤姆将它的几个章节译成英文，书名《红楼梦幻》；英国汉学家 戴维·霍克斯等翻译成五卷英译本，书名《石头记》。明代冯梦龙选编《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英译本是《名妓》，颇具欧美小说风格。 清代蒲松龄小说集《聊斋志异》，英文译成《人妖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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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咯，赛珍珠翻译的
红楼梦好像有英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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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解答“老虎、苍蝇一起打”如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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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不可任性”、“拦路虎”等30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首次“寻找”到了对应的外语版本。4月27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审定委员会发布了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2015年第一期）。据悉，承担本次翻译工作的是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其前身是成立于1961年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自今年1月28日开始，其承担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等文件的翻译任务。本次公布的30个翻译术语，便从这三份文件中摘取。对于这个主持翻译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部门而言，这些政治术语的翻译究竟“难”在哪儿？由于术语的专业性，翻译过程中，工作人员又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北京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杨雪冬，英文处处长王丽丽、副处长刘亮等幕后翻译团队成员。“蕴含中国政治意图的术语最难译”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翻译过程中，哪些词语的翻译最有难度？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以下简称“翻译部”）：有两类术语的翻译最有难度：一种是蕴含中华丰富文化底蕴的术语，另一种是富有中国政治语言特色、蕴含中国政治意图的术语。之所以翻译有难度，是因为要理解这些术语，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翻译。这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2014年12月首次提出，接着得到系统阐述，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外媒体第一时间将其翻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这个译法也被国内媒体普遍使用。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这个译法，而是结合对英文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提出了自己的译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翻译成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北青报：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个翻译？翻译部：首先，“信”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在政治术语的翻译中更为突出。中文与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造成许多中国的政治术语难以在对方语言中找到匹配的概念或者说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虽然包含着四个内容，但是它们之间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习近平曾反复强调各项决策要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翻译成Four Comprehensives，就难以全面地展示这个概念的整体性以及四项内容的内在统一性。在选择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这个译文时，我们用Four-pronged （四管齐下的意思）来说明这个战略布局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四个方面的内容要齐头并进，缺一不可，使用Comprehensive 既显示了“四个全面”内容各自的特点，也突出了这个战略布局具有全面性、全局性，最后使用strategy 说明这是一项战略，这也体现了树立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的思想。选择了这个译文后，我们通过多个搜索引擎进行了检索，发现这个用法在英文世界中使用得也很少，并不会与现有的常用说法混淆，而且也没有负面含义。“对外翻译出现一个失误，就可能造成国际性事件”北青报：翻译过程中，有没有令你们印象深刻的细节？翻译部：文字翻译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政治文献的翻译尤其辛苦。因为译者既要了解源文的内涵和意图，也要照顾到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阅读习惯。对于政治文献来说，源文一直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之中，有自下而上的建议意见，也有自上而下的要求指示；有写作班子的研究著述，也有集体领导的集体讨论决策。今年“两会”的翻译，我们到大会开幕前两天才收到最终定稿，定稿与初稿差别非常大，有的部分甚至是重写的。译者必须根据最终定稿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修改重译，并且确保不出现遗漏、拼写等技术性错误。中国有句古话，“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出”。对外翻译出现一个失误，就可能造成国际性事件。译者必须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临时应变力以及奉献精神。北青报：如何让词语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翻译部：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特色”是中央文献翻译的应有之义，但要在跨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和执行，因此不能为了保留特色而简单地采用直译甚至零翻译的方式来处理。我们通常用三种方式来处理：一种是对一些能在外文语境下理解的词语采取直译的方式。例如，“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中的“拦路虎”我们就采用中英文化对等的“tiger in the road”；另一种是对无法直译的词语采用转译的方式，比如对于“我国自主研制的支线客机飞上蓝天”进行意义上的转译，我们的译文则是a regional jet developed and produced in China has been successfully put into service,将successfully put into service貌似矛盾的一种表述融合在一起，凸显中英文化相通的“上青天难”这个意思。第三种方式是对一些无法转译，但直译后又不容易理解的概念进行解释性翻译。比如“三期叠加”，我们翻译为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make difficult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absorb the effects of previous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我们的翻译流程包含十多道工序”北青报：中央文献翻译部如何做好“把关”工作？翻译部：最大的把关是“政治关”，如何准确理解和合理表达中央文献的精神。中央编译局长期从事重要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熟悉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了解重要政治术语的内涵和历史沿革,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能够较深入地理解原文含义,照顾历史传承和传达的对象选择翻译方案。我们在长期翻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包含十多道工序的翻译流程，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确保了整个翻译工作的内在一致性、译文的准确性。此外，中央文献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专业性越来越强，这要求译者必须保持学习精神，努力做到视野开阔，更新知识储备。北青报：有评论认为，“Power is not to be used arbitrarily”的翻译使得“有权不可任性”稍显中规中矩，怎么看待这种评价？翻译部：对这样的评价，我们的回答是：高手在民间。这一问题，它反映了我们社会对于官方话语改造的期待以及整个社会英语水平的提高。中央文献应该努力将社会生活中鲜活的语言吸收进来，提高话语表述的生动力和吸引力。“任性”这个网络语言进入中央文献就说明了这种有意识的努力。但是，在中文中一些术语能够起到传播效果，其根源是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如果翻译成其他文字，这种土壤就消失了，译文的传播效应就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了。因此，无论是文件的起草者还是翻译者，都应该在头脑中始终把握好对外传播与国内传播的边界，构建融通中外的概念、术语，这样才能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打造有影响力的对外话语体系。背景政治术语历来怎么译？除了中央文献翻译部的权威翻译，在政治术语的传播过程中，领导人对词语概念的理解、国外媒体的报道，都对一个词语译法的最终形成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怎么翻译？1946年8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对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该论断提出时，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公开报道显示，当时在场的翻译使用了英语中类似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 ）”来代替。毛泽东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的表述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1961年中译外常设机构成立系统化的翻译工作自上世纪60年代启动。1961年，由中央联络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名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同年12月5日由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国第一个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常设机构诞生了。鉴于这个机构接下来要承担的任务是翻译《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所以就将它定名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归属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除了《毛选》外，《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及《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代京剧和舞剧样板戏也有对应的翻译版本。“猫论”怎么为世人所知？与“纸老虎”一词相比，另外一些政治术语由于有着对应的外语词汇，在译法上没有太大分歧。在这些词汇的传播过程中，国外媒体也扮演起了重要角色。1962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在这次会议上，他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公之于众后，“黄猫黑猫”的说法逐渐被“黑猫白猫”代替。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黑猫白猫论”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此后，“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 cat is black or white,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的说法也被世人熟知。“老虎、苍蝇一起打”直译保留原味与“黑猫白猫”类似，“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在国外也有着较高的普及度，它还被视为对中国反腐行动的形象概括。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如今“cracking down on both tigers and flies”的表述成为常见译法，对“老虎”和“苍蝇”这两个词语的直译也保留了中文的原汁原味。
本文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作者：桂田田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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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法学著作中指示词“this”的翻译方法___以《全球警务环境》为例.pdf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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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译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论 文
英文法学著作中指示词“this ”的翻译方法
——以《全球警务环境》为例
Translating the Demonstrative “this”in Global Environment
of Policing
作 者 姓 名：
指 导 教 师：
西 南 政 法 大 学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论文独创性的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
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不包
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西南政法大学 或其
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于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
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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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本文是一篇翻译报告。该报告是以《全球警务环境》（Global Environment of
Policing）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英汉翻译实践为基础。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发
现该法学论著中指示词“this”作为语篇指示语随处可见，如何确定“this”在
语篇中的指示含义成为本次翻译实践的一大难点。本文从指示词的语篇衔接功能
角度简要说明指示词“this”的照应用法，并重点探讨了英文法律论著中指示词
“this”英译汉的主要方法，总结出直译、重复、概括和省略等翻译方法，用以
指导本次翻译实践。
关键词：翻译报告；指示词；this；翻译方法
This is a translation report based upon the translation of Chapter 12 and Chapter
Environment
demonstrative “this” was seen here and there as discourse deixis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textual,
the indexical
determination
indicative
meaning turn out to be a major problem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present endeavor
has mad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anaphoric usage of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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