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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72年到77年是知青，因为档案中没有“上山下乡登记表”这5年工龄不给算！
母亲要退休了，人事部门说母亲的档案中没有“上山下乡登记表”，这个登记表要作为原始记录报到省人事厅退休审批，如果没有这个表肯定从72年到77年的这5年工龄不给算。这将涉及退...
我有更好的答案
当时你母亲是在哪个地市插队！去找那个县或乡的政府！给出具证明即可！一般有证明都给计算工龄！
到档案局找当年下乡是的有关记录。到原下乡的公社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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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我们心中更多的是芳华岁月的追忆让我们回忆往事珍藏友谊，祝福未来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故乡文怀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有情怀的故乡人文之见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我是1977年在伊春乌马河向阳林场下乡，查不到知青档案，请问-免费法律咨询-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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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7年在伊春乌马河向阳林场下乡，查不到知青档案，请问...
用户：ksvx***
| 辽宁-丹东 | 发布： 13:42:47
我是1977年在乌马河向阳林场下乡，查不到知青档案，请问，到哪里能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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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网彭珊珊
[摘要]50余名知青志愿者，历时4年，从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中辑录出的600万字史料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终于要出版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50余名知青志愿者，历时4年，从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中辑录出的600万字史料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终于要出版了。从2011年冬天开始，这些退休知青就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浦东，登高爬下地搜罗上海通志馆中的史料，后来又陆续到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辑录补充。两位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也是“志愿者”，他们制定方案、培训团队、辨析释疑，并与部分知青共同完成文稿资料的整理。和刘小萌、定宜庄等第一代知青史研究者一样，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曾亲历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在各自的领域耕耘，最近十几年才转而研究知青史。这种转向的原因，或许和那些分文不取投入史料编纂的志愿者类似，多少是因为对亲历的特殊年代有别样的情感。由于资料的开放程度有限，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层决策过程，相关的档案数据也不易获得，但新修的地方志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发起这项工作是受到戴鞍钢（复旦历史系教授）的启发，他从明清以来的方志中辑录近代经济史料，并指出地方志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金光耀告诉澎湃新闻，“全国范围内的新地方志编纂是始于1980年代的浩大工程，各省、地（市）、县纷纷成立修志办公室。有些历史档案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政府编纂方志是基于档案的，事实上就能为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记录、回顾和研究知青运动的高潮”迟迟没有到来？澎湃新闻：知青文学的兴起远远早于知青史学的书写，那么历史学界什么时候开始把知青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金光耀：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要到1987年才出现，社会上掀起回忆这段历史的热潮则大约是在1990年代初。那时四川知青开始回忆自己青春，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这一代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多年后，也年过半百了，有些事业上小有成功，开始回首往事。所以从那时起有一股热潮兴起，历史学者参与其中，就有了史学书写。1990年代关于知青研究的史学论文逐渐增多，随之有通史性的著作出现。 澎湃新闻：这套基于新方志的史料提供了从区域、社会角度研究知青运动的可能性，但这是否也反映了高层档案不开放所带来的困境？金光耀：目前国内最权威的知青研究著作，应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和历史所的定宜庄在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知青史》。定宜庄在2008年再版《中国知青史·初澜》时曾经说，以为1998年出版的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随着知青一代踏入历史舞台的中心，会兴起一场记录、回顾和研究的高潮，没想到十几个年头悄然过去，预期的热潮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实际上确实有这个原因。 从史学发展规律来说，先要有概括性的作品，要继续深入的话就要从区域的角度深入。比如辛亥革命研究，先有通论性的作品，深入以后出现了对湖南、湖北、山西、广东甚至某一个县的分析，显示出其复杂性，这是好的历史研究。定宜庄说那句话，希望她的通论性作品之后能有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出现。但是没有。为什么，很多区域性的档案资料没开放或者没整理，还有各种敏感问题，难以深入。在这个意义上，处理地方志资料，为做区域史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认为地方志不算重要资料，其实如果深入研究的话不是这么回事。2009年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酝酿成立，希望专家做点事情。最初我和金大陆提出编一本知青研究文集，就是后来的三卷本《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把从80年代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编在一起，作为将来的研究基础。那么接下去要做什么？我们都认为要做史料建设，否则研究就跟不上。《中国知青史》新方志里的新线索：浙江知青更容易结婚？多少知青受迫害？澎湃新闻：知青的情况区域差异显著，这也使得地方志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比如您在前言中提到的婚姻问题，浙江省的知青结婚率为什么特别高？金光耀：我翻阅一部分方志资料后发现，许多问题的研究会因为这些新材料而得到推进，我举了四个例子：一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安置经费，二是动员政策，三是知青婚姻，四是知青案件。关于婚姻问题，刘小萌在他的研究中也提到，资料相对难找。他引用了全国知青办的数据，指出已婚知青占所有在乡知青的比例最高达到15.3%（1979年）。我在方志资料中发现浙江省的特殊性，尤其是绍兴地区，已婚知青婚姻比例远远高过15.3%。这是1980年代的统计，当时有个政策，对一方在农村、一方在城市的知青夫妇，允许办理接小孩回城的手续，这个统计数据反过来可以推出绍兴的知青婚姻状况。结果发现绍兴的农婚知青比例超过30%，和全国平均数相比几乎翻倍。这么高的结婚比例，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也不一样。我当时在安徽农场，一个连队一两百人，结婚的也就十几人，比例确实低。但是绍兴为什么特殊？虽然还不能做出完美的解释，但依据方志资料已经可以做初步的解释。比如，绍兴主要是本省本地区的人插队，容易进入所谓的熟人社会，叔叔阿姨一介绍，就认识了。不像上海到内蒙古，生活习惯差距很大。此外浙江省经济发达，城乡差异较小，那么结婚的鸿沟就不那么大。 澎湃新闻：涉及知青刑事案件数据，也是过去不容易看到的吧？金光耀：目前的少数研究中用过。刘小萌引用过全国知青办的数据，那里有各省汇总的情况，但各级方志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审判志等专业志能提供全面、具体的数据。这些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问题的档案资料，在大多数地方都未开放。很多公安志、法院志里讲到，1973年中央发现知青案件、知青受迫害的严重，要加大打击力度。那么你会看到，以1973年为界，有一系列统计，知青案件有多少，其中迫害女知青的有多少，其他案件有多少。比如浙江省1979年底的统计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942起，其中属于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2557起，其中强奸、轮奸531起，奸污1906起，猥亵、侮辱99起，诱逼婚31起，占案件总数86.9%，受迫害人数3248人。这些数据过去不一定能看到，对研究者而言很有价值。婚姻问题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数年后面临的十分现实的问题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做“大数据”的可能澎湃新闻：在整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下一步研究会往哪个方向走？金光耀：我和金大陆在计划，以这部史料为基础，组织一批学者做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围绕几个问题深入，婚姻、人口、疾病医疗等等，另一方面针对几个典型省份如云南、黑龙江展开分析。比如人口问题就很复杂，需要交叉学科的方法。目前的统计数据说，从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90万。这个数字是笼统地以省为单位，真正研究起来还有细化的空间。我们希望能找社会学、统计学的学者，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去年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Andrew Walder来介绍过他的研究，讲“文革”中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那是我理想中的研究方法。他把除了西藏以外所有地方的县级以上的方志都找到了，摘录“文革”中各个县的非正常死亡数据，用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做统计、画图表。他发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峰值出现在1968年，而不是大家一般认为的1966年、红卫兵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借用流行语，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对丰富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这样的工作，有史料基础以后才有可能进行。 “知青教授”的知青研究：“副业”会变成“主业”吗？ 澎湃新闻：现在主要的知青史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小萌、定宜庄，这两位是清史专家，华师大的朱政惠先生研究海外中国学，您自己则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原本都不是当代史学者，但都曾经是知青。可以说是因为个人经历而转向知青研究的一代学者吧？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金光耀：是的，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1971年中学毕业下乡，到安徽黄山茶林场，1978年考大学才回城的。刘小萌、定宜庄都曾在内蒙古插队十年左右，他们的研究起步很早，1998年出版《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两本书，是这个领域内无法绕开的作品。我当时看到这两本书很兴奋，心想还有人研究知青，挺有趣。没有马上想到自己也会从事这个研究。2001年冬天，我下乡过的黄山茶林场知青三四十个人在一起聚会，大家说想为农场做点事，我和朱政惠提议编本书，马上得到大家响应，后来出版了《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这就成了我研究这段历史的契机。这才和其他的知青史学者有比较多联系。金大陆是在上海郊区下乡的，他更早些时候也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目前很多知青学者的知青研究都还是“副业”，不过以后可能慢慢会变成“主业”。知青之间的联系挺多的，年轻时有过那段特殊经历，感情很特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知青退休了，聚会越来越频繁，这个话题可能也会谈论得越来越多。 澎湃新闻：带着个人经历和情感写历史是不是有优势也有局限？金光耀：对，这个问题我仔细考虑过。我们聚会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去访问，有些老知青就说，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懂什么？从历史学的角度当然不能这样说。我们这代人有生命体验，看材料、想问题，可能理解得贴切一些，不太隔膜。但有优势也有局限。我编《知青部落》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把主观判断、立场带进去，但有时候也难免。我们是知青中很幸运的一部分人，上大学、任教，但是很多知青，那段青春丧失了就丧失了，就没有了。我们回过头看那段苦难好像是变成了财富，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苦难就是苦难。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知青的历史要深入研究、发掘，还是要靠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不断努力。《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并未远去的知青运动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关于知青运动的三种书写：文学书写、史学书写和民间书写。只有民间书写丝毫没有“退潮”迹象，始终保持旺盛的状态，为什么？ 金光耀：民间书写确实非常多，我最近也常收到一些作品，比如某个兵团出的、某个插队的县、村出的回忆录。现在有非常多知青网站、杂志、聚会，很多社会学家在研究“后知青时代”的课题。这些民间记忆可以作为史料的一部分，但和历史研究还有些差别。民间书写没有“退潮”的原因，一方面这些知青都到了有闲暇的时候，对于这段特别的经历有表达的欲望；一方面现在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1990年代出版一本书成本很高，现在不但成本低，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网络。“后知青时代”种种澎湃新闻：知青一代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比如学者孙沛东做过一个研究叫“白发相亲”，提到知青父母对于子女婚事的集体性焦虑，和他们自身曾经被耽误的婚姻有关。您觉得这一代知青的心理状态是什么？金光耀：我觉得是一种补偿心理。1700多万知青，十六七岁下乡，二十四五岁“文革”结束，大都没接受正常教育。对这代人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很优秀，都该接受正规大学教育，至少是高中教育。孙沛东老师称之为集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常常会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就是我这一代丧失了很多机会，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和我一样。就我自己而言，“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1968年中学毕业，中学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英语学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在青春最好的时光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八十年代的时候作家谌容有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很流行，叫《减去十年》，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大家都感到浪费了十年，自己也想努力弥补，或者在下一代身上弥补。澎湃新闻：您自己怎么评价那段历史？金光耀：整个运动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是荒诞的。但就每个个体而言，受到的磨难和锻炼，那是另外一回事。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牺牲了一代人。那是非正常的年代，不该有的年代。如果那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说“青春无悔”。问题你没有可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宣传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澎湃新闻：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除了政治狂热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经济上的、现实层面的解释？金光耀：有。如果把问题放到1968年的点上，中央层面的档案到底怎样，还需要仔细解读。毛泽东为什么在12月21日发出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具体的背景到现在为止没人讲得很清楚。但从一般的现有资料来讲，当时确实有一种现实的考虑。、1968全国三届大学毕业生没有分配，加上初中高中，事实上是六届学生，在城镇中一共四百多万人，尤其对大城市来说，该怎么办？当时是计划经济，工厂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动乱期间开工也不足，所以这最初是个现实问题，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时，毛泽东也有考虑，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一代新人。他天然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信任感，认为之前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他对“文革”以前的教育有个基本判断，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越来越赋予它一个大的政治概念。上山下乡在1950年代就有，但不是强制性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相关。1955年最早出现上山下乡的号召，那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将要进入计划体制了。一方面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教育也不发达。当时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小学毕业生不能都进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都进大学，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有市场机制，这些人可以在市场机制中消化，但是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问题。到了1960年代开始赋予上山下乡政治涵义，所谓“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这和政治的激进化又是相关联的。到1968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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