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支持两名国会参议员提出的移民改革法草案。这份旨在减少合法移民数量、改变移民结构的草案一经面世，便在美国社会和国际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一向以宽容、自由面貌示人的移民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或许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地向广大寻梦者敞开大门。一纸新政背后蕴含的深意，值得探究。
新移民法案全名《改革美国移民政策以强化就业法案》，今年2月由佐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普渡和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考顿共同起草，又经过近半年修改完善，终获总统宣布支持。
草案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一是压缩移民数量，二是采取新的筛选标准“择优移民制”。如果草案通过，美国有限的移民配额将只属于“优质移民”。
何谓“优质移民”？按照特朗普本人的说法，就是那些有技能贡献美国经济，同时有财力支持自己家庭的申请人。为了将 “优质移民”筛选出来，草案采用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类似的“择优积分制”，按照申请人的语言能力、受教育程度、工资水平、过往成就等进行评分，达到分数标准者才能获准通过。
根据媒体报道，按照移民法案的打分系统，美国大学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专业的简称)专业博士和硕士，可以获得13分和10分的学历加分，外国STEM专业硕士和博士也能够拿到7分和10分的加分。而其他专业硕博士学位，除法律、医学和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外，没有额外加分。
除了科技人才单独优待，新移民草案对于在美国同时从事投资和管理的外国人才也特别青睐，只要投资并管理180万美元的项目并持续3年以上，即可获得12分的加分。
这一评分系统，体现出美国希望借新移民草案，网罗行业人才，振兴美国经济的打算。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过去一年里，先后提出增加进口关税壁垒、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降低企业和高收入者所得税、引导海外资本回流等政策，刺激本土制造业发展。而新移民政策，则力图配合这些措施，为制造业发展引入更多人才。
与此同时，移民新草案将削减那些以家庭纽带为基础的移民申请，不再优先考虑非直系亲属和已成年子女。取消保证美国移民来源多元化的“绿卡抽奖”，并将难民签证限制在每年5万份以下。
草案的支持者解释说，亲属移民的配额过多，容易形成移民链条，即新移民一旦成为美国公民，便开始不断把亲属从国外接来美国生活。而通过亲属方式赴美的移民，又往往不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准、工作技能和财务实力，容易陷入需要依靠政府救济的困境，拖累国家财政。削减这部分移民配额，则可以大大改善这种状况，降低国家财政负担。
总之，把好桃子选进来、坏桃子堵在门外，这就是“择优移民”制的真谛。
事实上，自从特朗普参选以来，移民问题就频频成为美国政治领域的热门话题。早在竞选之初，特朗普一大口号即是减少移民，不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还将大力压缩合法移民。
上任半年多来，这位新总统更是在移民问题上频频亮招。从禁止多国穆斯林公民入境美国、到在美墨边界修建边界墙，从加大边境执法力度、到停止向移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移民问题上的言论和政令，多次卷起国际与国内舆论漩涡，更引来国会、司法系统和反对党施加的重重压力。对于这些移民政令的实施，美国总统展现出一贯的强硬坚韧做派，总是想方设法力排众议、一推到底。
需要看到的是，即便掀起的波澜再大，之前的措施也只能算是对美国移民问题的小修小补，而这次有所不同。新移民法案一旦通过，将会对美国新移民的数量、背景和融入方式带来系统性改变。正如特朗普本人所评价的那样，新移民法案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移民改革。
为什么美国总统在移民问题上如此劳心费力？
纵横交织的移民矛盾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正所谓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自从第一批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踏上北美土地开始，移民就成为伴随美国发展历程的重要议题。移民提供了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本、知识、技术和劳动，造就了美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极大地促成美国独特民族性的形成。
相应地，美国也一向宣称，为全球移民敞开大门,提供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机会与舞台,展示其宽容、自由的美国精神,但这只是移民政策的表面。
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移民的涌入，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劳动力、意识形态、种族和国籍、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种因素，都促使美国移民政策不断发生变动。特朗普的移民新政，正是国内种种移民矛盾激化的产物。
一是外来移民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加剧竞争、拉低工资、导致失业。白宫曾经声明，美国现行移民系统，让低技能移民也能涌入，这给美国的劳工阶级、纳税人及社区造成压力，导致美国劳工的低薪就业。美国的中低阶层民众，对于外来移民，特别是低技能外来移民涌入美国，抱着极为敏感和抵触的态度。
众所周知，特朗普大选期间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中低阶层白人选民，他的竞选口号就包括：“为美国劳工增加就业及提高薪资。”为了兑现诺言，新移民法案被冠以“强化就业”的目的。特朗普声称，新法案限制无技术外国移民，可以减少普通工作的劳动力供给量，有利于保证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水平不受影响。
二是外来移民享有的福利引发本土居民心理失衡，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反对移民的美国人反感移民占用他们的福利资源，认为他们是插队者和懒惰者，以牺牲底层白人为代价得到社会优待。
据移民新政的起草者普渡和考顿介绍，每年美国新移民人数约100万，其中仅有1/15的人是因为其掌握必要技能而被授予绿卡，且超过50%的移民家庭享受美国福利制度。特朗普表示，新草案能有效阻止新移民为领取福利而来美国。
三是外来移民导致过度的社会多元化，引发认同危机。苏联解体后，美国盛行的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将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思想，全球化被奉为圭臬。人们相信，世界各国都会走到同样的轨道上来。美国作为“山巅之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而不应刻意强调自身的特性。
但随着经济困境和贫富差距拉大，许多民众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们认为，精英高高在上空谈高调的“反歧视”，缺乏基本的国家认同和对国内阶层隔阂的关注。而外来移民涌入，更加剧了这种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焦虑。
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曾对此提出警告，直言美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受到大规模拉美裔移民的威胁，并称美国有可能分化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如今收紧移民配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国内民众身份认同渴求的迎合。
四是外来移民带来更多的犯罪活动和安全威胁。历史上，美国政府和民众曾担心，移民可能把激进的政治思想和运动带入美国。“9·11事件”以来，最令美国人担心的是，移民会带来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特朗普即以此为由，要求限制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
如果再能跳出移民问题的窠臼，将眼光投向全球，我们还可以发现，美国的移民矛盾，实际上正是全球化带来的矛盾。而特朗普的新移民政策，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浪潮的产物。
以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人口迁徙等为主要特点的全球化，固然能刺激经济增长、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却也损害了一些国家和国内部分群体的利益，激发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会在政治层面寻求解决方式。
早就有研究者指出，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并非偶然，是长期积累并不断扩大的反全球化群体在政治上的觉醒。在发达国家中沦为全球化牺牲品的中下层，对全球化副作用的忍耐，已达到了临界点。他们终于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利用手中的选票，对高高在上的决策者、知识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一贯支持的全球化说“不”。
特朗普的当选，被认为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又一胜利。在竞选阶段，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向选民推销自己，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
在竞选演讲和辩论中，特朗普多次提出，要通过新的税收政策鼓励美国资本和企业回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重新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等。现在看来，这些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是简单的以骗取选票为目的的竞选语言。
特朗普的一系列移民政策，或许可以说是美国奉行的“本土主义”乃至“孤立主义”，甚至是反全球化的产物。
移民新政草案提出后，特朗普内阁的多位阁员，包括司法部长塞申斯、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莲杜克等以及一些国会议员与移民改革团体，都对法案赞美不已。
但客观来看，这一改革方案面临很大的通过压力。根据国会法律，该法案必须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简单多数支持才有望通过，而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不少议员对改革持反对意见。可以预测的是，这场针对移民改革的博弈将非常漫长，最后能否通过还不得而知。
而且，法案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的质疑，也不绝于耳。批评者们认为，积分选拔这种简单粗暴的思路，未必就能直达人才引进之目的。即便是择优积分制的先行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其制度的实际运行也存在种种问题。
政府主导的这套标准，一方面无法对本国经济需求作出及时且敏锐的反应，不够灵活。另一方面，雇主看中的申请者软实力，如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无法得到体现。
更何况，近些年移民的素质并不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5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中，41%有大学文凭。相比之下，美国非移民人口拥有大学学历的只有30%。这些移民中，18%拥有比学士学位更高的文凭，这一比例更是远远超过美国非移民人口。
一些研究者则担忧，削减移民份额反而阻碍经济发展。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8月10日发表报告说,同现有移民政策相比,总统特朗普支持的移民计划，将导致美国2040年减少就业460万,经济规模萎缩两个百分点。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主管博哈姆也表示:“移民特别是新移民有很高的生产力，如果我们减少他们的数量，将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而北卡罗来纳州一项调查发现，政府每投入１美元用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拉丁裔居民的医疗和教育，他们的消费和纳税对当地经济将产生11美元回报。
更何况，美国其实还是一个后工业化和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随着人口结构中较大一块婴儿潮的逐步老去，如果没有新移民不断增补，可能美国经济早就崩溃，社会福利也早已破产。
中低技术移民，其实也是美国所需要的。2004年美国电影《没有墨西哥人的一天》，用喜剧的手法，虚拟地描述了某一天早晨，加州全体墨西哥裔突然消失，这意味着加州立刻少了1/3人口：街上垃圾如山，餐馆没了侍者；电话不通，保姆、警察、球星、歌星消失得无影无踪。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无怪乎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增加移民配额比减少配额，其实更符合美国的经济需求。
更尖锐的批评则认为，新移民政策冲击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立国精神。第一代移民虽然技能不足，甚至不能讲流利的英语，但吃苦耐劳的精神远远强过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他们承担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职位，是很多小业主的理想雇员。他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之后，接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培养，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具备适应社会所需的高技能，也会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
可为例证的是，华盛顿将军、林肯总统和现在的特朗普总统本人就是移民的后代，削减亲属移民挑战了美国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不应该得到支持。
人们质疑，特朗普想要的“美国第一”，战术上直接，但战略上短视。“美国第一”式的移民策略，损害的是民主、自由、开放、包容的基本价值观，而正是这些价值观吸引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明的移民，一起塑造了强大的美国。当这些价值观被短视的“美国第一”取代后，美国何以再次伟大？
8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文章“孤立主义正在扼杀美国梦”，指出，“有效的全球领导力需要慷慨、鼓舞人心、开放以及超越针锋相对、零和思维的大局观。它要求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他人为导向的视角，优先考虑创造价值(做大蛋糕)而不是攫取价值(为你自己的那份而战)”，而美国“似乎不太愿意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不可否认，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政策的主要依据。全球化并非自然而来，也绝非不可逆转。但是，特朗普新政府准备采取的一系列抵制措施，看似对自身不无裨益，却也并非毫无代价，或许会削弱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甚至会波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引发全球性的震荡。
山雨欲来风满楼。由特朗普掀起的这股潮流，将何去何从，值得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