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文明——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大文明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个文明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发展的呢？如何在一个已经失落的文明中寻找到她的渊源，使她获得崭新的复兴呢？
（原文在这里例出方程组，但在网络上无法显示。请原谅！）
自然环境是文明发生的基本背景，它对这个文明发生时的形态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文明的最初形态是各种因素集合的一个综合结果，那么，可以将自然环境看作导出这一综合结果的一组方程中的第一项，也就是“自然环境方程”。
上帝创造了自然和人类。以上帝的意志，使各族迁居到他所分配的土地，这些土地最适于他们的身体、心理等先天素质。从而有2，即人的到来。人自身具有各自不同的才智、及其适应所居住自然环境的身体条件，人的这些自身条件又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一起，影响并决定人的语言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身对于最初语言形态是决定性的，而自然仅起次要作用。在伊典园中，文明的最初形态就是亚当给动物们起名字。
最初的语言与人（才智、体格）、自然环境（大陆、海岛、干燥、湿润、炎热、寒冷、高原、平原、林地、草地、植物、动物、资源、能源……）一起，对最初文明的形式起决定性作用，产生4：最初文明。自然环境、人、语言的次序在方程组中是从上到下，它们在新文明产生中的决定性作用依次增强。也就是说，当人（作为方程）与自然环境一起决定语言形式的时候，人（比如伊典园中的亚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自然只起着参与影响的作用。而当语言产生之后，这一语言已经包含了上述自然环境、人类自身的各种综合信息，是文明诞生条件的最初集成，对这一文明下一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决定性是由它与自然、与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的协调性、统一性产生的。其实质的决定性仍是来源于自然、来源于在这个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而这个自然环境、及在这些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的各种特质，都是上帝给定的。所以，决定一个文明形式的最终原因，在于上帝，而不在于自然主义的解释。
最初文明与语言、人、自然一起，决定性地发展成为5，即自足文明；自足的意思即是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最初文明又起着主导的作用；而语言、人、与自然，则依次起着相对有限的作用。因此，提请注意的是，人与其所生活其中的文明，不是一种东西，纯粹的“人”独立于他所生活的文明之外，文明不等同于生命。文明是一份产业，或者说，是一份遗产。
自足文明与最初文明、语言、人、自然环境一起产生作用，决定这一文明发展成为6：封闭文明。因为它依然没有接受外来影响，它的封闭是自足的发展带来的，在此后，这一文明发展本质上不再有新阶段，尽管在实际的历史分期上，它可以再被分为若干新的时期，也有许多内容，但质实上，一个没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自足文明，永远只是停留在这一阶段。
封闭文明与自足文明、最初文明、语言、人、自然一起，产生“保守文明”。此后，将这些类似的解作为方程引入整个方程组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在人类的迁移与商业、战争活动中，它必然迎来下一个因素，即外来文明。
外来文明与前述六个方程一起，共同决定了这一文明的新形态，即8：更新文明。这个方程也许是整个方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所有文明的产生，都与溶合性有关，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文明”。
真正使得这个文明产生突变，革新的，是纯粹的外来文明，它将会把大文明导入到第8：更新文明中去。更新文明的形式，是由外来文明的方程的内容以及被写入这个方程中的变量（外来文明方程内又含有许多变量）决定的，这些变量取决于6——封闭文明对于7——外来文明的认识、及接受程度。
在更新文明产生后，难免产生一些新旧事物的冲突，为达成新旧事物的和谐，在更新文明发生之后，就会产生9：寻根文明的现象。这会导致10：复兴文明的产生。
复兴文明的形式，取决于以上所有方程，及这些方程的各类子项，以及全部这些方程所含各类指数、变量，这是每一个大文明必须面对的课题。弄清其中的每一层关系，写对其中每一个数字，是生活在这个大文明之中的人的责任。否则他将失去他的生活赖以存在的东西，或者，是一切。
大文明发展方程组包含着文明发展的全部规律，是我们着手复兴一个古老的文明不能够不予以尊重的。
●大文明方程组的原理
以上方程组，是在我们眼睛可以观查，头脑可以想象的程度上，对于文明发展原理的初步认识。但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上所述的“原理”，只是作为现象的原理——事情是这样，是因为这些原理，但决定这些原理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不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然科学之中许多知识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社会科学中这类知识更多。
《圣经》中说，他（指上帝），从一本（指基督），创造了万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文明发展的原理，在于一本，也就是基督。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基督的人格，可以完全等价地换算为学术的工具：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文明发展的原理，在于道。
也就是说，是道，决定了自然环境的形态，决定了其中所生活的人的素质，决定了这些人所讲的语言的形式，又决定了在这种语言中所存在的最初文明的形式。
地理（或自然）、人、语言，都是源生于道。
地理的形态和秩序，是道以地理的方式的彰显；人的种族、民族，是道以人的方式的彰显；而语言的谱系，是道以语言的方式的彰显。按照道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协调融洽的，不应有冲突；它们有冲突，是违背道的意志的结果——道有意志，道的运作，就是道的广意的意志，而道作为基督，基督的人格的意志，即狭义的意志，也是道的意志。
这要求我们明白道与地理、与人、与语言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并恢复它。
那么，我要问，我们知道“道”与地理、与人，与语言的关系吗？我是指，学术的关系，不再仅仅是所信的，而更是所知的（《圣经》中说：“我们也相信、也知道”）。不错，这些是我们所信的，但是否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了解到的事实是，我们不知道。
那么，为了寻找一个求知的开端，我们究竟该从何处开始呢？打开这一系列迷团的钥匙何在呢？
我在思索，而信仰也在引导我。在《圣经》的思高译本中，将“道”译为“圣言”。在英文译本中，将LogoV（logos）译为word（字）。其他各种迹象也表明，道，就是语言。
精确地说，从头说起，对于道的完全表述，是基督，对于基督的学术表述，是道。而道，作为一个学术的主题，研究它的工具，是语言。所以，帮助我们正确观察地理、观查人、观查由地理因素及人的因素所决定的文明的发生、演变的依据，是语言。
我在另一处表述过：语言的结构，就是道的结构。世界上地理的秩序、人类种族的分布，都符合语言的结构；人类想要获得一切方面的和谐（无争战——无争，亦无战），并达成较好的生存状态（高尚、优雅、美好……）——就本卷主题而言，是较好的“文明”形式，就需要尊重这种客观的结构。
就研究的走向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方法就在这里。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想改变一个文明（这是本卷的主题），使它变得合理、优秀，那么，就必须从决定文明形式的自然环境（或地理）、人、及其语言（前三个方程组）着手，而不能仅仅在文明本身的层面上（后七个方程组）进行涂改——那样你必须不停地进行涂改，因为，旧的条件没有改变，新的结果就永远不会稳定；一切后果都会不断地向着本来的条件收缩和塌陷，你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尽管这是简单的道理，但由于人们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常常，他们对于无论哪个方程的修改，都是盲目而仓促的。正确的方法，在于道。而对于道进行解析的工具，是语言（这里所说的不是现代思想中所说的语言分析，而是说，语言的结构，就是道的结构）。
那么，如果将道转换成语言，使之与由道所产生的地理、人发生关联，导出语言与地理（或叫“自然”）、与人的关系，并且由这些关系，又导出了在这些地理、人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语言的形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是语言决定了地理和人的存在方式，那么，语言又怎么是地理和人双重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呢？
这里有一个区别，由地理和人的因素决定的语言，是语言的形式，而决定地理和人的存在形式的，作为原理的语言，是道。换句话说，有两种语言，一种是直接源生于道的语言，一种是由自然和人产生的语言。由自然和人的因素产生的语言，是人类一切现实的语言，据说全世界的语言有几千种；而直接源生于道的语言，我将它称为“元语言”。
请注意，我后来了解到，语言学中已有一个“元语言”的概念，但与我所指的是不一样的①。
①请注意……不一样的——这也表明了“为学”的危险，因为，如果我从来都学于书院，很早就接触到已有的“元语言”概念，很可能会抹煞自己新产生的这一“元语言”的概念。因为，有些时候，一种思路，是喻于某个文辞的，一旦这一文辞被别的概念占据，也就是说，它已有实指，那么，事实上你再用这个词去构想别的概念时，就会受到干扰、抑制，从而，使得，某种相近的，但实质不同的概念，就会流产、会被“溺死”，这就是“为学”或者“知识”的凶险之处。
所有的语言，都是“元语言”与由元语言所产生的自然和人的结果再合并综合运算的结果。然后，这些结果（也就是现实的，作为现象的语言）再与前三个因素：1.作为道的语言（元语言）、2.自然（或地理）、3.人，再合并综合运算，决定这些条件下的最初文明的形式。
作为自然、人的产生的原理之“道”，是元语言；这是元语言的定义，也是它的功能、作用。但，道，作为道本身，并不是元语言所能替代指示的，道的作用，也不是元语言可以替代的。在导出自然（或地理）与人之后，在于自然、人之中运行的，是道，而不是元语言。使得元语言与后两者（自然与人）进行综合运算产生最初语言的原理，也是道，同时，道也主导着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细节。道是未散之朴，是未解之约（绳约）。这为我们寻求怎样改良自然、人、最初语言和最初文明、及其一切后绪文明形式，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一切应归属于道，贴近于道，合乎于道，消隐于道。
又有一个问题：假设说，一切文明现象，都是道运行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还存在所谓“不合理”的文明，还需要进行改变，以协同“道”呢？
这是因为，在这个方程组运算的过程中，有一些额外加添的方程，一同加入了运算，是它们的存在，使得原本由道而生的万有，发生了紊乱；以至于，若不寻求回归于道的本体，这个文明就将是病态的；它濒死，它消亡，它带着它一切的错谬，裹挟着生活在里面所有的人，一同进入灾难，一同进入毁灭。
最为重要的是两个（方程）。
撒旦叛乱（作为方程）
亚当犯罪（同上）
前一个方程改变了从元语言运算得出的自然（或地理）的结果；后一个方程改变了从元语言和自然（名词，自然界和地理）运算得出的人的结果（也就是“作为结果的人”）。这就直接影响了文明方程组中前两个方程的形式，以至于，所有由它们所产生的后果，都是有差失、有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一切都归复为道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所有方程中，加入一个附加项，那就是基督的救赎——假若世界未曾堕落，基督也无需进行救赎。这是从最完全的意义上讲；若单从学术层面讲，也就是，使得所有的方程，重新“洗牌”，洗掉其中由于魔鬼和亚当的不良影响产生的后果。这个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道（人为的方法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怎么使这些方程合乎于道呢？自然有自然之道，人有人之道，最初语言有最初语言之道，最初文明有最初文明之道，后面的一切文明成果也自有其道。它们合乎于道的面貌是什么，它们就应成为什么，它们成为怎样，于是文明也就是怎样。最终的目标是基督；我说了，在学术的层面上讲，这个目标是道。我们复兴一个文明，就是要让其中的一切，合乎于道，办法，途径，也是通过道。
我们应当知道，万事万物之中的通理只有一个，那就是“道”，没有其他的通理。如果以为个别的、局部的某一道理主导着其他一切道理及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那就错了（那是魔鬼的谎言，因为他希望自己主宰一切，而它只是个别和局部）。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决定它们之间关系的，是道，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外貌。有些看似矛盾的事物之间其实是协调的，有些看似协调的事物之间其实是矛盾的。不懂得以道论事，而只会以事论事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比如唯物主义。但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地方，我也不想提到那些愚蠢到无可理喻的事情。
那么，显然，复兴一个文明的方法，在于寻求：
自然之道。
语言之道。
文明之道。
引入外来文明之道（分句法：后两个字与前面六个字分读。加此说明，是因为漢语功能欠缺，所以可能使人将断句放在“入”字或“来”字后面，那就不是我的意思了）。
寻根之道。
……直至所有的事物，得到复兴文明的解。
当然，最后的“复兴文明”，显然不是指已有的历史现实，而是指历史现实之中较好的部分，并且，也是甚至历史现实之中都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些好的内容——因为即使历史现实中有很多好的东西，令人留恋，但它们也往往是经过异化和篡改的（比如“商”、“西周”、“漢”、“唐”的许多文化现象），甚至面目全非（比如我们的历史之中的明、清文化，等等）。
所以，“复兴文明”的“复兴”，所“复兴”的，本质上不是现实，而是道；所“复兴”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道所赋予我们的那一“自我”——换句话说，那是道作为我们的方式的彰显。
●简述结论
在展开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不妨给出已得的结论，你在读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先在的印象，就好比知道了大体的方向，在走脚下的路到达那些目标时，心里就更清楚、明白。
自然之道：这个“自然”指的是自然界。自然之道，在于尊重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人是后来者，应当尊照自然的自然属性来参与自然，而不是只以主观愿望去改造它。
人之道：美、善、智慧。这一本质的来源，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人离开了上帝就不再成其为完整的人。因此，完整意义的人，是必须有上帝内住的。
语言之道：语言的基本材料是音素，次级材料是音节；因此，以音素为基本材料的语言优于以音节为基本材料的语言。所以，语言之道在于使语言由音素自由组合，这样更简洁、变换更多、可辩性更高，也意味着更大的应用便利、和文化多样性、以及这些多样性更接近“道”，而不是偏离“道”（是道之丰富，而不是任意胡为之丰富），因为音素比之音节，是更接近于道的；因此，音素语言之下的文化比音节语言之下的文化更多地接近、也更多地体现“道”的精意，因而，更有感染力、更为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也更为经典。而在语言的指事方面，即概念体系，应使各类语汇恢复本意、避免歧意。文字，应当在这两个方面实现改良，并富于美感。
文明之道：个性与借鉴。个性源于自我，而借鉴来自异己。自我源于它在于“元语言”（所有语言的本体、或者来源、或者规则）中的位置，而任何异己之所以是为“异己”，是因为它基于它自己的自我，表现出了它自己的个性。之所以需要借鉴，是因为任何自我，都只是道的有限的障显；要想得到完整的道，在这个由“道”所造的万物中应对自如，也只能在于自身所在的那部分“道”（自我）之外，参考、接受其它的作为部分的“道”（也即与自我不同的“异己”）；这就是借鉴；目的是完整的“道”。而所有的个性，都是在“道”的意义内的存在，“道”之外不存在有意义的个性，而只有死亡。“道”是什么呢？道是基督；因此，接受基督的族群的文化，显示出极其丰富和有生命力，比如欧洲。但基督之外的所谓“文明”，它们的本源仍是上帝造世时给予他们的“天赋”，这“天赋”其实也是“道”，只不过是十分有限的。没有与活着的、无限的道相连的所谓“文明”，只会越来越堕入野蛮，并最终消亡。
引入外来文明-之道（分句法：后两个字与前面六个字分读）：是在基督的意义上接纳它们，而不是在它们自身的意义上接纳它们。任何个别的事物，若不还原为它们在于基督之内所应有的位置、所应有的价值，那么，它们所在的局部，在人们盲目引入自身之时，可能放置得不是它能起到应有作用的地方，反倒造成损害。所以，不能够直接引入任何思想界或社会学界的任何“成果”、任何信念；因为它们本身不见得正确，而我们对它们的应用，也不见得正当，所以会造成双重的损害。正确的次序是先接纳基督，然后，再凭着他去鉴别、去接纳。
寻根之道：东方文明的实质在于道，而西方文明的实质在于道成肉身；东方文明是由“道”的原理所主导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由道成肉身的原理，及道成肉身的史实所主导的文明。东方文明想要恢复自尊，就必须回归“大道”，这“大道”的本质存在于准确而无偏谬的道家里，是在《道德经》的原文，及对这些原文正当的解读里。这就是东方文明的根！此外一切都只是现象、都是错乱、是迷惑——儒家和佛教等等皆属此列。
复兴文明：敬爱上帝、信奉基督、悟道、明德、显名、障器……。
以下是详细分析。
●自然之道
什么是自然之道呢？自然之道，在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它们不是由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因为在人类到来之先，它们就已存在。所以，我们不能以它们对于人的意义来认识和定义它们，而应当寻求它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假如连人的因素都不能进入我们考量自然之道的思想过程之中，那么，有关于人所创造的所谓“文明”，又怎能在考虑之例呢？比如，人类的政治版图对于世界地理支离破碎的分割、纷乱而不可理喻的行政区划对于自然地理的生硬分割。这些所谓的“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所以，寻求自然之道的方法在于尊重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后来者：人、人的语言、人的文明，都应遵循这些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而不是将后来者的无序强加于先有者的有序。
我在《九州》卷中举出了两个例子，我们如何尊重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很显然：
城市发展，不应取决于城市的行政地位。
城市发展的空间，应转移至低山、丘陵、石质旷野，以及各类不适于农业开发的地面。
这是两个新结论，是我们过去在旧的文明观中不可能得到的观念。
我们要分析来谈旧观念的害处——它们正在戕害我们的文明。
行政体制决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环境不良的影响。
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伊始，缺乏对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的觉悟，但由于他的能力有限，所以，他对于自然的利用，先天受限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的约束，所以，未曾大规模地违背它们。如果不幸有过，而那些所谓的“文明”也由于其对于自身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消亡了。而今，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极为强大的，影响自然环境的能力，这一觉悟，就应参与、并主导我们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所有决策。
合乎自然之道的城市发展理念（也可以读作“社会发展理论”）与行政体制决定城市定位的现行决策方法，是不同的，常常是两相抵触的。显然，后者，行政体制决定的城市发展定位，会毁坏我们的文明赖以存在的第一样基础：自然环境。这种毁坏程度，在空间和时间的广度，要看执行这行政体制的行政意志的力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
这样的灾难还少吗？从计划经济到大跃进，又到当代行政力量对于城市、乡村发展的过度干预……真是比一切的恶梦都更恐怖。我们称这些事情是野蛮，是十足的、绝对的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是自诩为聪明、又自以为站在人类文明颠峰的那些疯子、狂人干的“好事”——按他们的想法，我们还得为这一切“感谢”他们。
计划经济、或政府对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过度干预的所有政治制度，都会无可避免地损害我们的自然环境，以及由这个自然环境自然发育而来的这个作为自然的社会。这是铁一般的规律。
而正当的方法是蕴涵于正当的政治制度之中的，只有相对自由的经济制度和相对自由的社会才有可能对于自然环境的本身的特性产生适应性调节、进行合理化分配，而不至于对之产生严重的伤害。
谁想过这些呢？
计划经济是儒学的养子，而自然经济是道家的嫡传。
专制与自由也各有归依……
新旧生产生活方式的冲突。
旧的文明建立于旧的生活方式，比如，农业文明，它使城市、乡村，集中位于有利农业生产的平原、沿河地带。而今，生活方式的改变、文明的改变，已经严重威胁农业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也就是平原及沿河地带肥沃的土地。所以，我们必需改变我们的乡村、城市发展的走向，以觉悟，尊重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而不是违背它，为办法，去寻求遵循于“自然之道”，具体也就是向低山和丘陵转移——那样将使我们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在客观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获得极大改善。
没有改造什么，只为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没有增减什么，只为调整了一些配置的方案。这是道家的智慧。
其他与自然环境有关的事情都一样。我们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不以人的思想的条条框框为思路，反倒先考虑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然后，由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对观于我们现今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我们自己，而非不可改易的自然秩序，进行调整，那是尊重自然之道的文明之道。我们期望这样的智慧能主导我们的生活。
愿上帝保佑我们！引导我们！唯有他知道一切的奥秘，也唯有他知道万有的目的。我们当为此求问于他。
不然，这么明显的道理，在那些聪明得不得了的人的头脑里，怎么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他们是什么都懂的，但就是不懂那救命的一点。在死路上一路走到天黑，等着他们的，是深渊，是绝境，是沉沉的，沉沉的坟墓。
●自然之道在人类文明中的表现
从道，到元语言，又从元语言，到自然环境，具体地说，是这个地球的地理环境，都是一系列决定性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给我道，我也会创造一个地球，环境与我们的地球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每一片土地，它们的形态、地质，都有其直接相关于道，相关于元语言的属性，是可以通过对于道、对于元语言的认识，而进行预言的。
这一切是可以运算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获得对于元语言进行运算的办法。
在利用元语言运算、或叫“预言”全部地理现象之后，我们还会发现，所有与地理、与自然环境有关的人类文明成果，也都在可以被“预言”之例。也就是说，比如，一个城市的位址、它的路网、它的建筑风格，甚至，精确到某个地点的某一个别建筑的形态，都是受自然之道的约束、支配，或者叫“决定”的。所以，我们将会知道，所谓人类自由创作出来的诸多文明成果，与地理相关的那一切成果，其实都是道的彰显。从技术上说，是受元语言决定的。人只是从道、到元语言，再到这些文明成果的一个环节。人的行为受自然之道的支配，而同时，那又确实是他自由创造的成果。这就是“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奥妙。.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认识了自然之道的规律，我们将会知道，为什么西方建筑大多是石质的，经久耐用，而东方建筑大多是土木的，容易修筑。为什么世界文明呈现出如此特征的地理分布，在自然条件相似的许多其他地区，却没有这些文明现象。又有，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这些国家，为什么大的大，小的小，差别如此之大，似乎没有什么章法，但移动一个最小的国家的边界，却不为任何人所容忍——否则在长达千年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平衡就将被打破。
这些现象太奥妙，决不是那些“鸡生蛋，蛋生鸡”之类的国际政治分析所能说明的。它们原本受道的支配、受元语言的支配。我们现今知道这一切是有其根源的，根源就在于道，在于元语言。我们现今的自然语言，可以使我们一窥元语言模模糊糊的面貌，至于其中全部的机理，还有待后来者不断的研究。但有一点请相信，所有与自然资源、与地理有关的文明冲突，都不是道或元语言的本意，而是在从道、从元语言到达文明的过程中，被魔鬼所为地，或被人所为地，加入了魔鬼的或人的方程，以至于使运算的结果出现偏差。那是人类一切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灾难的根源。人之所以成为那些灾难的牺牲品，有天灾，非人为，也有人为，非天灾。天灾是不受人类力量支配的，因为它的机理不受人的支配；可是，人为所造成的灾难，则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找到了全部的机理，又加以正确的运筹，我们就会摆脱无论天灾，或人祸。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摆脱灾难的办法在于回复自然之道。回归自然之道的途径有两种，一个是信仰的办法，是相信上帝。还有一种是学术的办法，在于我们加紧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可的，可以执行的方案。以使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危机中寻求出路，获得解放。
学术又分为许多知识水平的层次，较为低等的层次，是通过较为浅显的知识，就可以分析得到的。
例如，在于華夏，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无论这是个多么艰巨的工作，都必须完成。但它不是强力推行的，因为行事，也有行事之道。要记住“弱者道之用”。在寻求道的时候，不能通过违背道的办法。这才是智慧。
还有，例如城市发展，要选择非农业用地，进而明确是低山、丘陵、石质旷野、及其他劣质的农业用地——取其无用，为我所用，这才是真智慧。这也是基于较低的知识水平，通过这一正确的方法得到的解决方案——这样做刻不容缓——但通过其他的方法我们不能得到这一方案。那些违背自然之道的城市发展理论愚不可及，却自以为是。
中等知识水平的层次，例如，现在的诸多环境保护理论，就在此例。
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层次，只有到对于元语言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之时，才能拥有。许多未解之迷，许多难解之题，都将迎刃而解。
人类需要学术，正如人类需要信仰。上帝并不恨恶独立思考的人，上帝恨恶的是那些天天想着如何对抗他的人。人有上帝的形象，就是说，人的里面，有上帝的智慧（这智慧和本质是道），或者说，有上帝智慧的影子，那么，为什么不加以运用呢？否则可真是亏负了这些天赋了，也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
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是母亲的荣耀。上帝不希望你如此吗？相反，他希望你如此，他希望人人都有真智慧。所以不必顾虑，我们将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自然资源的政治属性
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也在于它在人类文明的形态、内容中所起的作用。其中之一是，全部的自然地理，在于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是有其客观的政治秩序的。我们说过了，比如现今世界政治地理。但这一政治地理，只是自然资源原本的政治属性的一个近似，不断的政治地缘的冲突，就是这些近似为谋求达到密值而进行的重运算，代价往往十分的高昂。
我们必需承认，我们还没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些分歧。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文明发展中地理环境中人类的迁徙，等等各种条件的改变，政治地理的面貌一直都在改变。如何求得在无数条件不断变迁中，和平而合理的政治版图的变迁，也是我们一窍不通的事情。
尽管在最高的知识层面上，确实是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通过一般的知识，不能获得一些解决办法。国际政治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它们常常无效而造成再冲突。
我在本书中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于華夏，在于这个巨大的国度，正确的政治地理区划，首先基于一点，那就是，以伊洛为京府，使之成为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是恢复自然之道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包含政治秩序）的第一步。这是由自然资源的政治属性决定的，是不能被违背的。我们如今论证这一点的工具相当原始，如同古代人拿着石器狩猎，但日后，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一定会在理论上，在更高水平的知识层上证明这一点。并且，我相信，伊洛地，在于我们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更易的。在我们的历史中，包括未来，所有那些使京府离开伊洛的迁移，都是由于魔鬼方程和人的有罪方程加入文明方程组进行运算后的结果。我们要将那些多余的方程从我们文明的进程中剔除出去。这样我们的文明才可能是健康而有活力的。
这是自然资源的政治属性（决不要对此做通俗的解读，必需用本文提供的方法来理解）能给我们带来的现实的，恢复自然地理自然的政治秩序的方案。
●如何确定自然资源的政治属性
我们为什么这么认识呢？为什么这样主张？有什么依据呢？
确定自然资源的政治属性，有三条途径。
一条，是我们所说的，通过了解元语言的结构与现实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如今还没有掌握的方法——虽然可以根据一些自然资源的现象——比如基督受难象出现在伊洛地——推演一些结论。但这些往往缺乏说服力。直到我们真的能够运用“元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论证的时候。
另一种，就是对自然资源本有的秩序进行分析，一如我们在《九州》卷中所做的那样。有些事情是非常显然的，比如“天下之中”先天的政治属性，是先于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现实而存在的，“天下之中”作为政治中心的天赋地位，是被“预置”的。
第三种，是最常为人所用的，是通过自然资源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历史现象总结，和政治现象总结）得到结论；也即一般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但这一方法的应用，必须用“道”来作为思维的基点、工具，而不能以其他方法（诸如：阶级斗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等）。否则只能带来迷乱。我们当今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就是这些迷乱的恶果。
三种方法，往上看，一个比一个玄（2比3玄，1比2更玄）。人们通常比较相信第三种方式，而不相信前两种方式；第二种被他们嗤之以鼻，至于第一种，则是闻所未闻。
三种方法都不是完全有效，第一种不完全有效，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元语言；第二种也不完全有效，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尊重某些先天秩序，总认为人的活动，或其他条件的变迁，可以违背或打破它。第三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用“道”进行思维，所以往往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但是，如果三种方法同时运用，而三者结论一致，那就比较可信了；总比我们仅通过最后一种办法，即历史与政治现象总结法，来得可靠得多。
第一种方法是这样思考的：
自然资源的政治属性，是从这些自然资源与基督的相关性而来的，它们与基督的相关性，决定了它们的政治属性。
比如，为什么伊洛地在華夏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现实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这是因为伊洛地与基督的直接相关。这一直接关联是我们在《十字》卷中说明的，在《大道》卷也有表述（那里说的是与道的关联）。
有理由相信，上帝将自己儿子受难的图象印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这块土地有何特权，恰恰相反，我们若相信上帝的公义与圣洁，就可以想见，一定是因为这块土地在全地之中，是最卑微的，最为人所忽略的。若给予众人，众人都不愿意接受，若给予众灵，众灵都不会选取的。伊洛之所以在创世之后成为“天下之中”，正是因为她甘愿居末，所以才落得居中的荣誉（我深信这不是胡言乱语，这与宇宙的演化是有关的，宇宙之所以这样运转，最终造就今日星空、又造就这般地球景色，一切都有原因，我们所有的地理环境，它们的形态、它们的来历，都与最初组成它们的物质所含有的的某些道德属性有关，我说了，这是还没有建立的学科）。老子说：“复归于朴”，那么我们还让她居末吧。这也表明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比她重要。她要怀着“谦逊”和“退让”，而不是用“统治”的手段，去治理这个国家。她要保有基督的品格，她从基督所得的天赋，才能够得以有效的发挥。否则，这些先天的条件，就会被浪费掉，辜负所有人，和上帝对她的期望。这是我对于“中央-京畿”的忠告。
同样的道理，与伊洛地和基督的直接相关截然相反的，是长安、北京的敌基督属性——它们本来是环绕基督的，离他最为近切，最应荣耀他的，但它们却叛乱了。在我们历史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它们对于伊洛地不断的攻伐和打压——使伊洛地的地位低于它们。
长安、北京与魔鬼的作为之间，是性质关联，是等效性，受同一规律支配，而非时间关联。因为在亚当之前，撒旦就叛乱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定说，当长安（指长安的地望，也就是现在的西安附近），在西周进入中原的历史舞台的时刻，就是撒旦叛乱的时刻——不能这么说，只能说，那是撒旦叛乱的灵界史实在人类历史现实中的一个投影。因为人间的历史是受灵界历史影响的。缺乏基督在其中作为主导的历史，在其中运行的是堕落的世界-（断句）的规律，所以它反映的是魔鬼的罪恶，而非上帝的公义。那一叛乱的迹象，甚至是在西周之前，是先从关东而来的，是商汤对于夏的攻伐。
假如没有商汤灭夏，夏若未亡，我们的文明可能发展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夏文明可能孕育出与现今极为不同的華夏文明，而那本来是我们的文明最好的形式，但那一发展被商汤中断了。后来的文明发展方向偏离了夏所定下的基调，又加以一再的变迁，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文明”。现在的“中華文明”，可能并不是我们的文明所可能有的最好的形式。我们如今应当将我们文明中所可能有的最好的形式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真实的生活。
语言文字中含有这方面的信息；例如漢字第一人称“我”字，本意是杀。我不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本有的面貌……她应该有一个良善得多，美丽得多的面貌。是商汤灭夏中断了这一进程，并改变了文明发展的方向（为此，我有专门的语言研究的工作，在这里不能展开论述）。
这是极其令惊骇的场景。人间的历史就是灵界史实近乎魔幻主义的翻版。
但上帝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退隐，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上帝为自己保留的不被沾染的一域，无论世事多么昏乱，他总要借着某些迹象启迪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他的方向，而又有哪些，是与他相悖，一如他在《圣经》中选择了耶路撒冷为他的居所一样，在每一个民族心灵的深处，也有这样神圣而不为人知的地方，只当他们心里的爱被激发的时候，才会被照亮。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地方，这个掩藏在我们心灵最深处，从来也没有被世界扰乱的角落里的地方，就是伊洛，最直接的证据是，这座城，是基督受难的图象，与此相反，是四方那些代表着斜恶势力的大城，主要就是长安和北京，犹如埃及和巴比伦一样，它们的存在，代表着撒旦对于上帝权柄的挑战，以及种种来自灵界的征战传递给人间所能显示的恶魔的迹象。
这些思路在《京畿》卷、《灵门》卷中也有展现。
以上所说的是第一种方法。
用第二种方法，取得对于由第一种方法中所给出的启发的支持，是《九州》说明的。理论与现实是相互支持的。于是，这片地方，被叫作“中央-京畿”。这就是这片土地——本来是自然资源——通过这些方法，她的政治属性，就从一片混沌之中被开凿出来。
——混沌被合理地加以开凿，若运用的是“道”的方法，就是生之路，而不是死之路；因为运用的是“道可道”的方法。但“道可道”是“非常道”的，如果我们沉迷于此，就会远离真道，老子对此警告说：“”，有救的方法是“”，这么做的原因是“”。但在道中行事却永远也不会有危险。
已经说过的，是前两种方法。我们还将用第三种方法，也就是历史与政治现象总结，来证明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这将主要是后面的《历代》卷的任务。这一方法，我们在其他部分也有运用，比如《京畿》卷、《炎漢》卷。
●“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对于人类的意义
这一切，都源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包含着所有基于这些自然资源而存在的所有的文明现象。
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是自然之道对于人类的意义，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人之道
还有人之道，也不可以被忽略。
什么是人之道呢？
人之道，在于——用我们的话讲——与道的关系，与元语言的关系。人，是道、是元语言（两种来源、两种途径）以人（一个目标，一个成果）的方式的实现——这是有关“人之道”的学术表述，十分的繁索和费解，但无疑是正确的。
如同“自然”，是不能够以后来者“人”来加以定义一样，人，是不能够以他所讲的语言或所在的文化加以界定的（它们都是人的产物），人先于他所讲的语言和他所处的文化而存在，人的属性来自于他与元语言的相关性（这是要点）。所有与“人”相关的事情，正确的处理方法，都应尊重人的这一特性。
用学术的方法表述“人之道”，无论在哪个环节——无论是定义、还是解析、也无论是做提问、还是做结论，都会十分的繁难。
用《圣经》中的话，表述“人之道”，却是又正确，又简明，那就是，人，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是怎样呢？
对于人而言，就人的意义而言，上帝的形象并不象上帝全部的形象那么纷纭——显然都是好的。
对于人而言，上帝的形象，就在于两个字：“美”，和“善”。
还有“智慧”。
所以，人之道，就在于美，在于善。而智慧，就寓于美、善之中；或者说美、善转化为思想之时，就是智慧——它们之间犹如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守恒。
如果我们能够窥见“元语言”的境界，一定能够看到，所谓“智慧”，就是当美和善转化为“思想”之时必然的、首先的产物，它们是同一“词语”的不同变体，而本体乃一，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美、善、智慧，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的“相”；在“存在”的领域，它就是“美”，在伦理的领域民，它就是善，而在思想的领域，它就是智慧。
不过从人的角度观察美、善、智慧，看起来，它们是分立的，因为，人是站在“下游”往上游看，他能看到分支，但由于离源头太远，所以，往往不能意识到，美、善、智慧，这三条河流，本来源于一源——概念的河流与人间的河流不同，它们不是汇聚，而是发散的。
美、善、智慧，唯有一源：上帝。
寻求人之道，不能离开寻求上帝之道，因为，人已经离开了上帝，而离开了上帝的“人之道”，是不会有上帝的形象在其中的，如果说有，也只是形似，也就是说，是假的美，和假的善，更严重的——在当代属乎最为严重的，是“假的智慧”——各种异端斜说，而号以“自由思想”的美名，迷惑了无数的人。所以，寻求真正、真实的美，和真正、真实的善的开端，在于相信上帝、顺从上帝。那是实现真正的人之道的开端。
寻求人之道，就在于，使人成为又美，又善，又有智慧。这就是人之道。
●工具性何在
我们提到，当代流行各种“假的智慧”。诸如“唯物论”、“理性”、“民主”、“自由”、“民族自决”——这是社会的大的方面；在个人方面，比如“自由恋爱”、“堕胎”、“同性恋”、甚至还有“整容”（我是指非因为病理性的、非为治疗性的）、“变性”，等等等等……
人为什么受各种思想的迷惑？因为，他们相信其中有“工具性”，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可以借助某一思想，改变某一部分现实；通常是要改善它。但有真正针对性的“工具”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唯在上帝那里才存在。
很简单的道理：你为这个目的，创造这个工具，可能被人用在别处，用于不同的目的——而这是你无法掌控的。但上帝与你不同，在于，他知道什么工具适于什么事物，也知道怎么使用这些工具，也知道怎么控制使用这些工具的人。
所以，有效的工具性是唯在对上帝的虔信里才真正存在的。
即使就一般的“工具”，而不就抽象意义的“工具”而言，也是如此，总有一天，不信上帝的工人会发现，当他将锤子敲下去的时候，钉子纹丝不动，这会让他气得发疯（而真基督徒这时候都在玩“移山”游戏呢！）。
为什么（钉子纹丝不动）？因为，上帝在这件事上离开了他。天、地之所以存在、运转不息，本是恩典！是被预置的“约”！目前这一约没有废掉，所以，一个无神论者还在那里干活，造他想造的房子，也吃饭、也走路，但终有一天，一个人若是无神论，他就不能干任何活、不能吃饭、走路，就连身体的存在，都成为没有可能，瞬间就瓦解了，不留一点影迹（他的灵魂将无所存依，掉入地狱里去）。
当今世代里一切有效的“工具性”，都是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所保障的——无论具象或抽象的领域。《圣经》里说到这约，说的是“天与地”，“地”，就是指一般的工具而言，而“天”，是指抽象的工具而言；而我所说的“工具”，是指一切具有工具性的事物，也包含自然律——其实自然律并非“自然而然”就有之，也是“约”，是属于“天”的范畴的“约”。
●文明的民族属性
让我们回到本题：人之道。
无论就信仰的意义，还是就学术的意义，对于“人之道”进行定义，其语汇可能不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下面要用学术的方法，也就是用“道”，而非“基督”——虽然他们两者是一体的，但表述的方式不同，我们现今采纳的是“道”的表述方式——对于“人之道”进行说明。
人直接源出于元语言，因为元语言是道。
所以，各个民族的特征、使命，也就是一定的。它们即是同源同根，而这个根源本身是和谐而完备，那么，整个人类社会总体的面貌，也一定是和谐而完备，它的目标，也应是和谐而完备——那将是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完备。
各个不同民族所创造各不相同的文明形式，是由他们在于元语言中所代表不同的词类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说。
《圣经》中挪亚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闪、含、雅弗，分别是“名字”、“热”、“扩张”的意思，分别是名词、形容词、动词（我有专门的语言研究；这也是我对词类的排序方法，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过渡性。这是一句题外话，打住）。
闪的后裔，其民族性，是由他们与元语言中的名词的关系决定的；含的后裔，其民族性，是由他们与元语言中形容词的关系决定的；而雅弗的后裔，其民族性，是由他们与元语言中动词的关系决定的。
闪、含、雅弗的后裔，又分为不同的部族，这些部族的特征，也是由他们与各自相关的词系中更为直接相关的那类词决定的。包含他们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生活方式、及基本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元语言支配的。元语言的结构是怎样的，世界种族、各种族内各民族的结构就是怎样的。
同样的道理，他们的文明形式、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着是怎样怎样的。
●变异
从元语言，到各民族，两者中间存在着一个变换关系，因而，虽然后者受前者的支配，但却并不等同于前者。也就是说，元语言的元始（请注意不是“原始”，虽然含意相近，但我说的是“元始”）结构，并未等同地、对等地转换为现实的种族、民族，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由于世界的变化，由于魔鬼的叛乱、由于人的犯罪，已经发生了变化。
例如，《圣经》中说，迦南的后裔，要给雅弗的后裔做奴仆，这是元语言最初的结构决定的吗？我相信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原本，在没有魔鬼叛乱、没有亚当犯罪的世界上生存的人类，由于其与元语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联，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由元语言中不同词系之间的关系直接主导的，由于元语言是和谐的，所以，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和谐的。但是，由于魔鬼的叛乱、由于亚当的犯罪，原本和谐和的关系，被打破了。这本质地是由于罪打断了从元语言到人之间直接的关联，使它们之间出现了裂痕。也就是说，使得运算的过程加入了一些干扰项，使得原先能够指导、确保融洽的结果，出现了差，变得不准确、不密合。这是现实之中种族冲突、民族冲突的根源。
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是确保人类社会回归于他们与元语言直接的关联，并且，使一切，都回归到受元语言支配的那个秩序中去。
这是人之道中善的那一部分。
有关于美的那一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简单地说，世界各民族，世界各种族，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并不完全理想。因此也需要回归，也需要修复——是通过道，通过“无为而就”，而非人为的办法。
有关于善，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上述谈论的尺度是民族与民族（较小的单元）、种族与种族（较大的单元）之间的关系，它们更有代表性，也更明显。基督关心的是个体，是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他说，要“爱人如己”。这是对善的追求。
至于美，则更属于个体素质。但这并非在于总体上没有意义。比如，雅弗的后裔，往往比较漂亮，而闪的后裔、含的后裔，外貌相对平庸。这是元语言最初的特征？还是由于后来的变化导致？两种可能都有。
我自己，我相信自己是闪的后裔，如果闪、含、雅弗现实的外貌特征是元语言最初的特征，我对此没有意见。尽管我很喜欢雅弗的相貌——高高的个儿，白皙的皮肤，金发，碧眼，饱满的额头，高挺的鼻梁，十分的可爱。难道不是吗？上帝偏爱最小的孩子，同人间的父母一样。这并不坏。
人类中有这样的种族是人类的一件幸事。所有的人都喜欢雅弗——难道不是吗？你到大街上看看，到处都是雅弗的肖像（海报或广告）。
但是，如果闪的后裔、含的后裔相对平庸的外貌是由于从元语言到人类种族生理、心理特征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而导致的，那可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
我相信，某些不幸的变异，在无论闪、含、雅弗的后裔中，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表现罢了；雅弗受到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仅此而已。
我们现今的审美观都是这些不幸变异后的产物，所以，且勿以现今的审美对于这些进判断。而是要先弄明白，元语言的本意是怎样的。又，怎样正当地回归于元语言，使人类变得不但真善，且又真美——在于美和善两件事情上，变得更善显然要比变得更美紧迫得多。
可是，我们必需关注这个问题，必须关注有关于“美”的问题，不是吗？
●回归
基督是闪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暗白人种，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头发也应该是黑色的。因为，生他的玛利亚，作为一名犹太少女，应该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上帝通过人实现的神迹，虽然神奇，却往往并不违背常理。这对于我们理解“道”和“元语言”与整个人类种族的关系至关重要。这至少表明，犹太人是世界各个种族的中心。事实上确实如此。
由于“美”、和“善”都源出于元语言，而它们都在我们犯罪之后都失去了——虽然并不是失去的那么彻底，却足以决定我们在和恶、和丑的斗争当中已经没有得胜的可能。所以，美，和善，一定有着一个相同的根源，它们原本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前文“美、善、智慧原本为一”的文字是后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没有要求说，你们要使自己变得更美，而仅要求说，你们应当改恶迁善。
其他的事情他负责。
难道他不关心一个完备的世界吗？
不，他是道路。他知道由何处开始。得到美的办法是先从善。他的计划如果是完美的，他就不可能将丑陋抛给我们。
从信仰的角度，的确如此。那是从基督的人性的角度而言的，我们必需改恶迁善。但现今我们关心的是基督作为“道”，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方法是通过《道德经》来认识，通过它的原文，更通过它所提供的方法。
所以，人对于他自身作为“人”的首要的责任，就在于使自己回归于人之道，也就是回归于善，和美。基督关心的是善，这也是我们应首要关心的。可是，我们还关心一样，就是美。
无论是追求善，还是追求美，都在于回归，而非变异——回归是善的、美的，变异是恶的、丑的。
“智慧”，同样如此。回归是智慧，变异是愚昧。
●人的“个性”与“民族性”
回归？归向何方？什么是我存在的标准？又有什么是我与别人关系的标准？
答案（诸答案），都来自于元语言。
这分为个性和民族性两个问题。什么是个性？个性是个人与元语言的关系；什么是民族性？民族性是民族与元语言的关系。
问题是，个人是容易界定的——个人就是个人，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然而什么叫民族呢？前述闪、含、雅弗、及他们的后裔与元语言的关系，就是“民族”之所以存在的原理。“民族”就是那样来的，也是按那些道理存在的。
追求个性的实现，就是追求个性在于元语言中的本象。那是回归，而非出离。这与基督教正统的神学是一致的。出离是变乱，是个性的丧失、变得什么也不是。
基督教相信，真实的自我仅仅只可能存在于本源里（也就是“在基督里”），而不在现实中，更不在无法追求得到的宇宙的深处。基督的话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个人而言，“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就是最大的个性的实现。因为，基督在于不同的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活法。但唯有基督内住的生命，这个生命的“个性”才可能是充分实现的——因为个性的存在，就是来自于基督身上不同的荣耀的彰显；也唯有基督活于其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是和谐的。那些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才可能是自由的。
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谁拥有基督，谁就拥有自由。就个人而言就是如此。
基督=道=元语言。同一本体，三种表述。所以我们说的并无矛盾。
追求民族性的实现，与追求“个性的实现”对等的语序是这样说的：就是追求民族性在于元语言中的本象。可是问题来了，什么是“民族性”呢？“个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民族性”就比较复杂。
每一个民族都在寻求自己的“民族性”。然而，“民族性”是什么？用我们的方法表述，“民族性”，就是人身上所具有元语言的特性（见前文）。也就是说，民族性是由元语言决定的，民族性并不是来自于文化的差异，而文化的差异恰恰是由民族性的不同造就的——只是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造就文化的因素有多少，可能造成差异的原因就可能有多少。只有对观于大文明方程组，才可以看得清楚。所以，界定“民族性”、甚至界定某一个人的个性的标准，不是人身上后天形成的那些特征，而在于他在于元语言中的身份，是如何的。
也就是说，民族性来自于元语言，而不是来自于现实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等其他比“人”更晚出现的事物。也就是说，民族性不是由人所在的文明界定的，恰恰相反，民族性是人类存在不能被抹杀的属性，是人的最基本的属性。
人生在世，无论他觉悟与否，民族性，就是他作为人-（断句）自在的一部分，是他先天的、本有的、必然的属性，外在的一切因素都不足以改变这种属性。这种属性就是“本色”，他天生是蓝，它就是蓝，他天生是红，他就是红；除非有色盲进来，看见他们，却不认得；但他们一个是蓝，一个是红，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种肉身的身份是永远不变的，只要肉身存在，就永远不变。所以怎么样呢？保罗说：“各人要保住自己原来的身份”。这不只是一个指涉意念、行为的命令（命令你们这样想、这样做），更是这一真理的揭示。怎么去改变呢？无法改变！你要将蓝色的外面涂一层红色，来改变它，让它被看作、被称为红色吗？可是在底里它还是蓝色！想要改变“民族”身份，也是如此。你不能穿上别族的衣服，就成为别族人，也不能吃着别族的饭菜，就变成别族人。就个人而言，他永远从属于他父母所属的那一族，永远不可能改变。
如果改变，此事并非绝不可行，现实之中就有因婚配或其他偶然机遇改变族性的事例，但那也不外乎来自元语言的机理之中所有词性、词意相通的道理。简单的一例即是，例如，爱，是动词呢？还是名词？它本来是动词，但有时可以当名词用；好比，一个欧洲人，由于偶然的因素，来到东方，在柬埔寨的乡下，住下来，娶了一个高棉女子，生养了子女，他的子女显然也算是高棉人，后来，人口普查时，为他办理身份证件的人问他，为他填什么民族的身份，他说，我的妻子是高棉人，孩子们也是高棉人，我远离故土，无有族亲，仅有的亲人、东西，全在这里，我就是高棉人。可是那是特殊性，而非一般性。归根结底，动词终究还是动词，名词，终究还是名词，它们是互不相扰，各得自在。民族性也是如此。“各人保住自己原来的身份”，何必去改变它呢？你能大笔一挥，令语言中所有的动词全改为名词的词性吗？又能将这类词，归入于另一类名下吗？你不能！正如现实语言中某些个别词的词意、词性，可能产生变异，民族之中的个别个体发生族际间身份迁徙（或身份变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那不表明这类词，都会变为那类词；在语言学中，也有一些因为偶然因素，批量的某类词一同转换为另一类词的现象，如同民族身份的变迁中，也有某一群人因各种原因变为另一族的例子，但归根结底那仍然属乎个别、属乎偶然，倘若你相信大道自在而永在的秩序，也就能相信，这秩序如何在语言中有效，也如何在民族性的问题上有效。所以也不必担心民族身分因着什么外在的环境而被改变，变得“不是自己”。
你永远是你自己，只要使基督在你里面活，他会尊重你、保护你，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也知道什么于你有益，什么于你有害。他无限圣洁，也无限宽容。他就是你生命的基底、他也是你生命中的精粹。这是新的神学，也是新的历史观、新的社会学和哲学①。这是大道的演绎，是真理的言说。
①这是新的神学……和哲学：它的“新”是对于无知的现实世界而言的，而在真像的大地里，不知被埋藏了多久多久——撒旦蒙蔽我们，使我们无知；人类狂妄，远离基督，因而也就远离真知，相反，却用无数虚假的理论来欺骗自己。
所以怎么样呢？基督徒漢人可以比所有的漢人更漢人，基督徒藏人可以比所有的藏人更藏人。而他们也都能比所有的漢人、所有的藏人更爱自己的同胞，同时也比别的人更懂得彼此相爱。
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道理无限的温柔，不影响肉身的身份，且是丝毫也不影响；不但如此，还能优化它、激发它，使这一身份变得更鲜明、更卓越。
如果说漢人、藏人在成为基督徒时必定会有所舍弃，舍弃的是什么呢？是偶象、是神龛、是恶习、是别的什么于他绝对有害而绝对无益的东西，何必留恋呢？恐惧！是恐惧使人总是恐惧着失去这个、丢掉那个，最终变得一无所有。不，不必恐惧，有信心的人以信心看事，有头脑的有以道理看事，信心和道理同作见证，漢人永远是漢人，而藏人也永无是藏人；他们自身就是他们最宝贵的、无可替代、也不可能改变的财富——但请注意那本是“上帝的形象”，你违逆上帝、抵挡上帝，只会使你的自身——这一财富被压抑、被埋没。
无论是漢人，还是藏人，他们都不会因为接受了基督教而改变，所改变的不过是与此世无干之事：他们本是与天国无缘的，此时却有了。天国，那是肉身死后才兑现的事情，与今世无干。如果说天国已经发生，那是发生在他生命中灵魂的境界，于他吃喝、行止又有何干呢？大道生了他，难道大道还会不认自己所生的，硬是要说他是另一处所生，不属原生吗？不，大道如何在原初生了他，也会在生他的地方接纳他、养育他；因为那是他（大道）本有的品质，所以无需外加、无需更易（替换、改变）——我是指不要改变基督宗教以适应所谓的“民族性”，这是因为大道无需、也不会去干涉“民族性”。
因为基督教本质如此（不干涉），所有的族裔的族属、族性也如此（不变），所以基督教在进入任何族裔之中时，完全无需“本土化”——被许多人叫嚣的近、当代的新生的、左派的道理——他们是敌基督，却假装出一副热爱本乡、本民的好心——比如“中国”的“三自”，等等——许多人都掉进所谓“本土化”的陷阱。
如果梵蒂冈要求各地关心基督宗教的“本土化”，那与他们所说的是不同的，出乎于圣灵的是圣灵的话，出乎肉身的是肉身的话，虽然它们听起来可能一样，但圣灵的话在圣灵中产生它们的功效，而肉身的话却在世俗中产生它们的功效，圣灵属乎圣洁，而世俗属乎败坏。所以言语相同，而功效却相反。
上帝不改变人的身份。这是保罗所说过的！倒是说：“为怎样的人，我就成为怎样的人”！你想想这道理吧。这天下万族原本都是上帝的创造，他为什么在给予他们更好的之时对他们说，啊，我后悔了，你们这个改变、那个改变，好使我开心吧。上帝是那样的上帝吗？不，上帝不会那么无事生非，颠三倒四，他只会以无限的爱，无限的慈悲，无限的宽容，来对待无论何族、无论何人。人尚且有此等心胸，上帝没有吗？
记住，不要看我的主为不通情达理的；真要那么看的，反倒是不通情达理的。记住：上帝在你心中是怎样，是因为你就是那样的人；而你不可以自己来度量他。
●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悔改就是了，悔改了还是犹太人，永远都是犹太人。
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他们既不能通过倡导、推行所谓的“民族宗教”来维护其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也无需惧怕归依基督（我指的是天主教）将会使他们失去自身特性。
●民族性的标准和理想、以及多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何在？
由于世界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特性）、他们的分布、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由元语言的结构所决定的，所以，他们之间绝对不会重复，也不会多余；若非由于种族灭绝（注意这是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动词），也绝对不会缺失。因此，任何一个民族，为了追求自身“民族性”的实现，都不能以其他的民族特征为自己追求的标准，同时，也不能以自己的现状为当然的理想。
理想的民族特性，与理想的民族关系，都在于追求他们在于元语言中原有的位置，和这些位置本有的秩序。可以预见，他们是“职份不同，地位平等”。有不同的荣誉，却有一样的尊严。
●歧路
民族性就是“祼人”，而可被称为具有民族性的人的一切——他的衣饰、食品，习俗、观念，都是那个-具有本有的民族性的-“祼人”（我们讲过，民族性是这个“祼人”本来具有的）的自然外延，好比一颗种子，会生长出特别的芽、特别的茎、特别的枝、特别的叶、开出特别的花、结出特别的果一样，都是那个“祼人”自然生长的后果。我们往往是从枝、叶、花、果来认出他所属的“民族”的，但是同时也该晓得，这些使得我能以辨别的“民族性”都来自于那个“祼人”，而不首先地、本质地依据于这些现象。
食品、衣饰、习俗、观念还较为本质，而语言、文化、宗教，就更为邈远。这与我们平常的认识不同，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语言、文化、宗教比他的饮食、衣饰、习俗、观念更能代表他的身份——这就是以现实、以脸看人与以道看人的区别。如果以道看人所得结论告诉我们，更要紧（也就是“重要”）的差异（食品、衣饰、习俗、观念）反而可能差别更小、而又变换不定，那么，这“要紧”，也就不那么要紧（重要或紧迫），所以人与人之间实质的差别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假如不这样认识，反倒要将那些可能将人的差异扩大、强化的差别：语言、文化、宗教作为依据，来看人，那么，所看重、所强调的只是乱离的现实，而不是秩序的大道。人若照着语言、文化、宗教来看人，所犯的，就是受现实的迷惑，而不是照着真理了。
人的身份首先是人本身，其次才是他的饮食、衣饰、观念、习俗，再其次才是语言、文化、宗教。他必须先吃喝、行走、与人交际、拥有恰当的感情与思想，然后，无论是语言、文化、宗教才可能存在于他身上、并有合理的意义——否则它们毫无意义，对于一个死人而言，无论他生前讲什么语言、用什么文化、信什么宗教，他已经死了，那是一个死人，讲死人的这些属性是没有意义的——对他个人而言，那一切对他已经毫无意义。在人的身份里，在他的属性里，越是“高层”的东西越微末、越是高层的东西越次要。
你必须意识到：当一颗心脏在母亲的子宫里开始跳动的时候，意味着一个人即将诞生；在这前，没有这个新的人；而当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这个“人”，也就消失了，所留下来的是一具死尸。所以，你看，不论饮食、衣饰、观念、习俗、乃至语言、文化、宗教，对于这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呢？他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近乎百分之百，是属于叫他活着的那种力量，是“生命”，余下的微末是所谓“饮食、衣饰、观念、习俗、乃至语言、文化、宗教”等等；所以，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所有的“差别”都是我们后天的观念过度膨胀的结果。所以，人与人所谓“本质”的差异，在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里的差异，不在于世界，而在于造就世界、赐予生命的那位是怎么看的；我们说过了，那是“元语言”，是“元语言”所分配给他、给他、给他……的——那是差异的来源，那是在于不可见的领域，而不是在可见的领域（也好比看种子与看植株一样，植株是容易辨认的，而种子却不易辨认，而且，从植株，你不能判断种子的形状，而从种子，你也不能判断植株的形状。人自身与他后天的生活、及他所创造的文化，就是这种关系）。
这是遵循于“道”的思维，而不是“现实主义”或“唯物主义”（后两者倾向于将外形相似的两种东西推定为同一类，就如他们定义人为动物的一种一样）。
追求民族性的实现不能诉求“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宗教”等等。民族性与语言和文化相关，但它们并不等同。后面的事情是前面事情的后果，而不是它们的原因。不能通过追求后者来达到前者。那是舍本逐末，永无结果（就好比造塑料假花一样）。为保护民族性，正确的办法是追求自身与元语言关系的恢复，而不是诉求于自已现实的“民族语言”或“民族文化”。但合乎于元语言的民族语言或民族文化，是必显现为这个民族已经拥有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现实中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它们并非完整、经典，但一定是元语言的彰显。所以这（源出元语言的民族语言、文化）与各个民族已有的语言、文化，并无矛盾，却是相合、协同。但元语言并不见得一定生长出完全的绝对的民族语言或民族文化，供一个民族去遵循、去奉行；它有可能将相同的语言、类似的文化，交给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民族，让他们生活其中。为什么呢？如果元语言所赋于该语言、文化以不同的功用，使它们能够同时满足多个民族的，合乎各自民族实际和个性诉求的需要，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又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们说了，元语言，与人一样，是种子，后来者是前者生长的后果，而不能用后来的结果去要求“种子”。所以重要的是回归“自然”——也就是人在于大道、在于元语言中的身份；获得这份实质（这一真正的身份）的方法就是信奉基督，且，必须是天主教。
这是我们所要说明的重点。因为，人，或者说民族，与语言、与文化并不等同——这样的道理，容易理解；而语言和文化的现象，也比较容易说明。这些确实无误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的民族，是可以在共同的语言中，在共同的文化中相互依存的，不同的民族与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并无冲突。如果有人借助于语言和文化问题来说明民族问题，那是谎言。至于若要借助于所谓宗教问题来谈民族问题，就更荒谬。在那些由于基于现实中已经出现错乱，不得不将这些互不关联的事情混合一起来说的事情，是乱局。我们必需跳出乱局，分清概念，然后介入，重新打理，自己不要受迷惑，才能给予别人正确的意见。
不以寻求大道、回归天主宗教来追求民族本性的真正的回归，而诉求不同的“宗教”，来启图限定与众不同的民族性，就更是谬误。它们是“本”、“末”的不同。
●宗教的类别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末”。
宗教，分为四类：
是基于道的宗教，是基督教。也是唯一有道，也有德的宗教。基督教中有完备的道、也有完备的德的宗教，是天主教，而不是其他分门别类的门派；天主教不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门派，她就是基督宗教本身，在她之外没有基督的宗教。唯有这一宗教，作为人性之“末”，连接着“本”，作为“终”，连接着“始”，作为“流”，连接着“源”，作为“尾”，连接着“首”——基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迦。《新约》中也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她虽属被造物，却连接着永恒，也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供我们连接到永恒；她是“天梯”——是登天的梯子。这是圣者、是至高者的宗教，是上帝的宗教。
是基于无道无德的宗教，是魔鬼的宗教。
是基于无道而有德的宗教，是人的宗教。
是基于有道而无德的宗教，是文化的宗教。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四类宗教。
所有的宗教，除基督教唯一地属于第一种类型，而不与其他类型混合之外，其他的三种，也就是后三种类型，常常变换组合，令人不胜其烦。
第二种，魔鬼的宗教。其单一存在的绝对标准的方式，是在灵界产生的，也仅仅在灵界运行。因为，只有魔鬼本身，和众斜灵本身，是全然无道而又无德的。“全然无道”，不是说，一丁点道都不在其中，不是。“一丁点道都不在其中”，会使恶魔、斜灵一点运作的机能都没有，那是地狱里的状况，只是不断被动地被火焚烧、被虫啃咬；“一丁点道都不在其中”的意思是，在任何情况下，道在其中（在恶魔、斜灵里），都不完整，于是，最终就变得哪怕任何一点合理的“道”都不存在。因为，合理就是完整、是被补足、被支持——道与道（不同的局部）是彼此扶持的，若不完整、不与完整的道相接、相连，就最终不合理，哪怕本来——被造时，是为“合理”的。所以，恶魔、斜灵里，没有任何“真道”，没有一点完整的“道”，哪怕是一个完整的局部，都没有，这是“一丁点道都没有”的意思。而且，哪怕在地狱里头，道也是存在的，只是，对于其中非“道”的本体的任何事物而言，它们与道的相接方式，都不是与完整的道相接，而只是与道的其中的某些部分相接（是属乎它们自己的那一部分），由于不完整（因为他们拒绝了那位完整的——基督——完整的道），因而得不到完整的滋养和保护，地狱里面的“伤害”——火啊，虫啊，什么的，都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种，人的宗教。可能不存在绝对单一的、标准的方式。它基于人类的良心，但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是有德，而无道的。但这里的“德”是“下德”；也不是真正的德，真正的德是直接源于道的德（就如《圣经》中说：好似树生长在溪水边）。
第四种，文化的宗教，就是那些脱离基督而依靠“人文”的全部文化现象。它们有道（真道的影子，而非真道），有理性、有方法，有体系，有目标……几乎什么都有。但缺乏的是上帝的仁慈，没有他行作救赎的权能，所以，是“无德”的。因为德就是道的能（能力、权能）的彰显，所以他们的“道”，不是真道，而是假道。换句话说，它们之中那些伦理要求甚高的一些，也可以称为是“有德而无道”的。但所谓“有德”，实是假德，而说其无道，是说其并无真道（其所谓“有德”是从首先而有的假道中而生的，所以本质上都可归为“有道而无德”，如果有着无德的结果，其所谓“有道”本身其实也是不实在的，它的有道实是有着道的影子，而非道本身，所谓理性，即是这里所谓的“有道”之一，在他们运用的方法里，直觉、玄想，也都可以构成他们的“有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在此不再细究）。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所有异教，都是后三种宗教（上述二、三、四，即恶魔的、人的、文化的）类型的混合物，是后三种宗教类型比例各异、形式有别的混合物。尽管第四种类型（所谓“文化”）通常不被称为宗教。
例如，大多数斜教，第二种类型的成份突出，其他成份不多。伊基兰教，第二种类型的成份可能大于第三种类型的成份，所以它的宗教特征很明显；佛教，第三种类型的成份可能大于第二种类型的成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又太多地溶入了第四种类型的成份。
至于其他的那些哲人、思想，若非出于虔诚的信仰，就都属于第四种类型。儒教、共产主义，就属于这一类型。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民族追求自身存在价值的歧路。我只能给出正确的忠告，而不能分析过于纷乱的各不相同的现实。
我的忠告是：
不要使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甚至政治的、等等等等各种可能或不可能的事物参与到基督的宗教——天主教中来。基督的宗教源自太初，不受后来所有自然的、人的、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的……全部人类生活现象的干扰。这是首要的。
不要敬拜恶，以恶为自己的力量、利益的来源。恶的本质是道的不完整——这在《大道》卷中有表述；所以，离开基督（基督就是完整的道），妄自行事，就是为“恶”，即使你有良好的愿望和看似不错的方法。
不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这一条与上一条存在相似和过渡性）。
不要诉求于人文（文化、文明，以及——怎么定义它们都行——都是人类精神活动、体力活动的产物）的力量。
这可以避免四种不同的，但结局一样的歧路。
这是一点题外话，因为有的人就是不明白，或根本无视这些简单的道理。
●答疑
这里还有两点疑难。
元语言中有没有关于恶的概念——与民族性的正当性有关。
基督教的先天性或后天性——与犹太人悔改有关。
学术的道路就是如此，是一条无穷之路，正如约翰所说：“论到耶稣所做的事，如果都写下来，就是整个世界都容不下了。”所指的，就是有关于基督的道理的那些学术表述，事实上是跟本讲不完的——与此相比较的是《圣经》的有限、是信仰的简约。
特别烦人的还在于，任何一个局部正确的表述，表面上看起来，常常会和其他一个地方正确的表述矛盾（这是理性的“有限”，也是“冲突”）。
而每一个地方的表述，都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都是“断头路”。
我们也只能如此。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
但关于我们说过的几点表面上看似有点矛盾的地方，是需要加以特别的说明。
先说说，元语言中有没有关于恶的概念。
元语言中如果有恶的概念，那么，你可以证实说，元语言本身，就含有恶。因为元语言中含有的恶的概念，证明了恶是元语言本身所具备的，所以，恶不是从别处来，恰恰是从元语言中发生的。但事实不是如此。没有常识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元语言不含恶的概念），只有信仰（只有信仰可以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途径（目前没有），可以使我们认识，元语言中有，或没有恶的概念。但这一推理，可以给予我们反证，说明元语言中是没有恶的概念的。因为，如果有，上述结论就成立；如果信仰告诉我们上述结论不成立，那么，元语言中就不能含有恶的概念。
那么，实质上，我们发现，恶，这一
东西，是一种概念，而不是语言的结构、不是语言的本体。在这里我们也发现，概念，与语言的本体、语言的结构是两码事。我们所说的元语言，是元语言的本体、元语言的结构，而非概念体系。元语言的本体、元语言的结构，是先在的，而我们现今所拥有的概念体系，是与元语言发生接合、又变换为现实语言后才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含有着语言的本体和结构，以及与它产生关联的概念体系。
这是个相当生涩的解说，但，至少说明了两者不是一回事，所以并不相干（概念和语言原本并不相干），可以将我们从这些疑问中暂时解脱出来，但真正能揭示其中实际关系、细节内容的，还需待以时日。愿上帝赐我们真知。这真知不是为要叛逆他，而是为要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他、追求他、荣耀他、颂赞他！阿们。
我想我们离真正地领悟为何上帝不许我们去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又更进了一步。或许我们的语言中是不必存在有关于恶的概念的。可是语言中可以剔除，而现实中仍然面对、头脑里也依然存在，所以又怎么能真正清除它呢？而照这一思路，玄想就太多了，愿上帝引导我们吧！
天主！求赐真知！
●广意的“德”里含有着“恶”
最新的思考表明（在写下以上文字几年以后），有关“恶”，是从“德”间接转化而来的。广意的“德”里，含有“恶”，所以，恶，是一种广意的德，而不是道。道里面没有“恶”的概念。
过程是这样的：“德”是“道”的作用、效应，“德”是“道”的衍生物，道的一切运作的作用、效应，都可以被称为“德”——德，就是道的表现、生成物。
如果德是从道中直接生成的，就是好的、是善的，如果所有的生成物（德）都按道的意志、意愿，那么，也都是好的、善的。但是，有一部分德，脱离开整体的道，与道相隔，以图发挥它们自身的功用，这部分的“德”，就变质了，这就是“死”；“死”的本质就是与道相隔，失去道的活力——这是“死”的本质；但这个“死”，并不是一般意义的、世俗观念中“一动不动”的“死”，而是一种缺失道、离开道的不完善的境地；所以，它自身还会运行、变化，但只是借着本体的、完整的道当初赋予它的那一部分的“道”——部分的和孤立的“道”。所以，它还会有它的效应、有它的变化，但这个效应，就是伤害的效应，这个变化，就是丑陋的变化。这是当“德”作为客观存在隔离了“道”之后必然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道”的本体那里，是寻求不到表述的，因为，完整的道不能拿来表达局部的道，只有局部的道才能表述局部的道，而且也是哪一部分道（作为概念）表述哪一部分道（作为存在——被描述的客体）；所以说，能够用来描述离道而存的“德”的那一种概念，不是道的本体，而就是这离道而存的那一部分“德”，所以说，有关伤害、丑陋，等等属乎“恶”的概念，都是从“德”这个道的衍生物中产生的。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想见，儒家的所谓“德”，以及当今共产党人频频鼓噪的“以德治国”，都有着怎样的内含。以及所有的异教，无不以“德”为其追求的目标，但其实质，又为什么都为不善。只有基督宗教是真正的“善”，能够使人脱离“恶”。因为，基督宗教里有基督——道！道的本体、完整的道！
对于一个文明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相信这个道理已经基本说清了（尽管学术之路是“无穷之路”）。
●回归大道
所以，无论是追求个人的理想，还是追求民族的理想，都在于回归于大道，要回归于自然之道、回归于人之道。余下的一切也自有其“道”。这是十分的奥妙，又是十分的广博，又十分的深刻，包含着复兴一个整体文明的全部过程、和内容。
是《道德经》告诉我们，要恢复于自然之道，也要恢复于人之道。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个论题。恢复自然之道在于恢复和谐（主要是人要尊重自然），而恢复人之道，在于恢复美、与善。或者说也就是真、善、美。但这显然不同于以往人们猜测的那些“真”、“善”、“美”——它们往往是假的，要么用来骗人，要么造成祸害。这些，却是真、善、美的真意——在于一“道”——它们（真、善、美）不在现实，而在基督那里！
还有别的途径（在“自然”和“人”之外）。信仰的途径总是单一的（绝无贬义），而学术的途径，总是支离的（亦无贬意）。我们所要谈的，是学术的途径。
人类的生活，除了自然（自然界），和他自身，就是他所讲的语言。恢复大道的第三条途径，就是语言。
●最初的语言是如何产生的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语言是怎么产生的呢？
语言是由自然，和生活于其中的人，共同决定产生的。
又如何使语言，恢复合乎于“元语言”呢？
这里面有无数的论题，就好似人站在一座大山面前，其中有无数的路径，而人只能选取其中的一条来走……
说来话长。
语言，是这样产生的……
最初的自然，合乎于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合乎于元语言的状态，含有着合理的良性的秩序。在魔鬼方程没有加入运算的情况下，就是道的直接障显。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一切背景，都完全有利于人类在其中的活动，导出善的结果。在文明方程组中，也就是导出好的语言来，并且，又影响后来一切良性的文明的形式与内容。
但是，看亚当在伊典园中的情景，他没有这么幸运，当亚当被造在伊典园中之时，撒但已经叛乱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伊典园中，亚当所讲的最初的语言，并不完全协同于元语言。尽管，那种语言，由于没有受到亚当自身的罪恶的影响，一定有着“抗体”，也就是对抗斜恶的品质。这种品质是我们如今不能去测量的。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掌握测量的手段，甚至，我们还是刚刚开始学会观察这个领域。
更加不幸的是，亚当在魔鬼的诱惑和欺骗下，堕落犯罪了。这就使他所讲的语言，分为了两个时期：一，未罪之语；二，有罪之语。两者混合在一起，存在于亚当后来的生活当中，并决定了他的最初的“文明”。那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这种语言在亚当活着时候一直存在，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异，在巴别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圣经》提到语言变异的事情。只是说，到了巴别的时候，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种语言，与亚当所讲的语言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有着无罪的根源，但，混合着大量有罪的品质。在这种语言中生活的人，已经没有抗拒罪恶的能力。因为是人的犯罪，将最初语言——也就是亚当在伊典园中尚未犯罪之时所讲的语言中含有对于罪恶的抗体，毁掉了。在这种状态下导出的文明就是畸形的，病态的文明。它的最严重的恶性爆发，就是巴别塔。这是人类文明致命特征的代表。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唯我独尊”、征战杀戮、流血、和自我绝灭。
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做所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原初由道而生的自然、及由道而生的人、及由道而生的语言（都是没有隐患的）所能导出良善的事业，却是斜恶的事业。在这之中，不再正当的自然、不再正当的人与不再正当的语言，都起着作用。其中，人应当承担人所应有的责任；但不是全部的责任，他是不自由的人，已经从合乎于道的，自由的人，变成不合乎于道的，不自由的人。所以，《圣经》中才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又说：“我想做的我不去做，却偏偏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我相信人类在作恶的时候，内心里不是没有冲突，但他还是宁可作恶，而不行善。真的所有的人都支持建巴别塔吗？至少其中有无尽的劳苦，但他们还是去建。其中有多少人身不由已？
上帝的干预挽救了无数的人的生命，还有整个人类的文明。他用来挽救人类生命的，是基督——是基督的柔和、宽容（比一比那些主持修建巴别塔的人的极权和残暴吧）——上帝的干预把心不情愿修建巴别塔的人都释放了，使他们自由了。而这也是他在文明层面对人类生活的干预。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被变乱的语言之中，一定存有着新的，抗御-人类文明腐化、堕落-的品质。那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复兴的根源（保住了人，又找对了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寻找那一次复兴的踪迹，但是，据说，最初的音乐、最初的美术、最初的科技思想及政治思想，都是那时产生的。也就是从那时起，世界分立为不同的民族与邦国。
●文化多样性的来源
最初的多元文化，起源于那时。
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不同土壤培植的，所需可能就是一点一滴，语言就是所有文化生长所需元素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也许就是最为基本的一样。从这点来说，倡导人类共同语言的行为，的确包含着许多的无知和莽撞。至少我决不那样主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些问题，不是靠共同语言可以解决的。不同的语言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麻烦，但讲同一种语言所造成的麻烦却可能更大。对于人类而言，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单一性的适应性也是最低的。你不能指望相同的土质对于所有的作物都是最佳的，而我们需要的是各种各样，而只有充分的多种多样的基础，才足以产生起码多样的产品。
多么弱小的人类啊。或许继续让人类的全体分散在不同的、看起来似乎更为弱小的群落里，却是最终使得人类成为强大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真理。相信吧。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爱我们，他不是恨我们。
上帝的智慧，在惩罚中仍满有恩惠。
《旧约》中的上帝以严厉的面貌出现，常常如此，是为了不让那些自作多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家伙爱上他，那有多恶心，想想就知道。
上帝爱我们，用看上去十分严厉的手段，最终成就的是恩慈；而无数恨上帝的人却只是将人往死境里推，凭的是假仁假义。
我们的信心在于，我们应当恨恶修建巴别塔，而赞美上帝对于语言的变乱。若不如此，真是无可想象当今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至少许多人的祖先都会被累死；但语言一不通，他们就散了，那给了他们活路。就变乱语言来说，不同的语言在个体之间是造成了一些不便，但对于总体而言却是好的，最终受惠的仍是个体。总的来说，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加速了世界的进步，提高了人类生活的品质。你们研究吧，一定是这样。不然上帝决不会忍心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里。这样的奥妙，象老子那样的智者一定看得透，是用不着我们多作解释的。但是面对着那么多无理仇恨上帝的人啊。唉，你解释吧，别让他们把你杀了才好。比如，孔子，和他的门徒，他们对此全都不懂，反倒要咬牙切齿。你看着吧，如果孔子活在今天，一定是世界共同语的倡导者，他总是会和老子唱反调。老子主张“老死不相往来”，而孔子却主张“世界大同”。明白上面解释的人都会理解孔子的主张多么的危险。而老子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却是救世的良方。不是单单这一句，你读读《道德经》吧，同时老子还说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你以为主张“老死不相往来”就真的“老死不相往来”了吗？知道吗？要驾驭一匹跑得飞快的马，你是需要用一条缰绳勒住它的口的。它撒起欢来，连你死死绑在它身上全部的绳索都不会起作用。你抽它、打它，全不管用，只有嘴上管用。知道老子为什这么教你了吧。那样的大智者，你以为他有什么坏心思吗？你呀，太小看人了吧。敢小看老子么？你也太渺小了，渺小到狂妄的地步。如果你仍旧不改的话，唉呀全完了你呀，算是彻底没救了。
如果将人类之间战争的来源归结为语言的不通的话，这种结论是十足的谎言。让这些人看看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是怎样互相残杀的吧。也许，人们可以做一下统计，看看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发生战争死亡的人数，和操相同语言的人们之间发生的战争死亡的人数，究竟哪类更多。远的不说（距今逾久远的历史中，受活动能力的限制，操相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战争，比操不同语言人们之间的战争逾多），说近的，据统计，讲俄语的俄语国家，比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二十世纪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个亿，远远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死亡人数的总和。中華的情况也类似。讲漢语的漢语人口中，同是二十世纪，非正常死亡人口怎么说也不低于七、八千万（我指的是“人祸”，不是“自然灾害”），其中只有一少部分是由于日本入侵造成的。看看二十世纪的意大利、德国、日本、俄国、華夏、柬埔寨发生的事情吧，看看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屠夫，由此可以想象，假如人类只讲一种语言的话，也许，所发生的战争、所发生的动乱，死亡的人数，只可能比现今大到不知多少倍，今日世界，恐怕只有象墨所里尼、希特勒、波尔布特那样的家伙才能够生存了。他们之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只因为受到语言不通的制约，许多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叫嚣些什么，那些灾变才被限制在一定的地区，没有进一步扩大。现在你知道“老死不相往来”的好处了。人类总是容易随从恶人的恶行的。也许无知无欲、塞耳闭目，就是人类生存最牢靠的保障了。“正言若反”。这是照老子的话来解释的，不要指责我不主张给予人们知识。但要看是怎样的知识。我的知识就是信心、是爱，是基督的爱。
●变乱原则
如果我们确信世界种族、民族的分布，是元语言自身结构的体现，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知，人类最初不分种族、不分民族的共同生活，是由于元语言内不同词系功能有别的秩序在人类分立为族群的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受到了抑制。也就是说，是亚当所讲的语言，不能承担提供不同民族、不同邦国、不同文化……等等不同事物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所以，此时，就不得不通过语言的变乱，来实现。语言的变乱，不但带来了民族、邦国的分立，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
在人类没有犯罪时，应该存在某些开放的通道，使得多种文化，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形式中自如存在。那些开放的“通道”，就是文化与道的直接关联。但现在，不同的文化的存在，就必须依赖不同的语言了。因为语言成了文化的基础——文化不再直接植根于道——因为人与道脱离了，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与道脱离，而又各自有了新的基础——我们为寻找这些基础疲于奔命，这就是人类社会所有社会与科学理论的来源……。所以，在那之后，为了保证文化的多样性，也就必须保证语言的多样性。这就是“变乱原则”。同样的道理，为了保证每一种语言的品质，也必须运用“变乱原则”，否则一切语汇，都将是低劣的，对于各个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