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慈善的困惑_网易财经
官办慈善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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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河南某酒店。用餐完毕的李先生结账时，将10元钱投入了募捐箱。这家酒店的规矩是，在专辟的这个爱心餐桌就餐，需将餐费的10%捐给&荥阳&。在这个餐桌就餐，常常要提前几天预约。模仿这个规矩的饭店在该市已增加到4家。不特饭店，在荥阳的超市、药店，这样的募捐箱似乎正在成为必备的道具。慈善的走红，背后推手是红头文件。荥阳官方要求，发起全民慈善运动，目标之一是在全市设立1000个慈善组织。在荥阳行善的根本大法&&荥阳慈善活动细则也正在草创中，其中最管用的一条或许是，考虑将慈善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毫无疑问，荥阳的一些弱势群体已在享受官方慈善带来的甘霖。零星的捐款、企业自发的捐赠也逐渐涌现。荥阳官方的努力也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可。然而，这种盖章的慈善却触动了国内慈善业人士的神经。一方面，他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国内慈善组织多为官方主办有异曲同工之妙，潜意识里，他们又困惑于这种全民慈善的风潮。政府公共治理的责任与慈善的功能如何区隔？慈善，究竟应该生长在公民社会的热炕头，抑或是强势的公权力卵翼之下？诸多疑问的背后，是一个长期无解的命题：如何划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带钢印的慈善爱心超市、药店最近在荥阳不断涌现，流风所及，一些眼镜店、诊所也不甘落后，或对困难弱势群体打折让利，或按比例捐出部分利润。&在已挂牌的爱心医院，患五种疑难病症的困难户患者，除医保报销外，将可享受看病免除500、1000元不等医药费的照顾。&荥阳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王智勇介绍。这一切，来自于荥阳市政府一个宏大的构想。去年8月，该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议全民参与慈善城市创建，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5000多个慈善大使，目的是将荥阳打造为慈善城市。4月14日，在荥阳慈善总会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这份文件的升级版本&&一份达19页的实施细则。细则规定非常详细，对募捐箱的开启，慈善饭桌、超市的审批，各基层志愿者管理程序，乃至市民&日行一善&的事项，都有相应说法。很快，一大堆数据印证了慈善运动的成效。据称，目前该市已建立慈善工作站482个，拥有慈善爱心大使2560人，志愿者服务队伍1.2万人。已总计设立募捐箱179个，挂牌慈善超市5家，饭店3家，药店10家。而就在发稿前，慈善工作组织的数量已刷新到600多个。在政府倡议下，民间力量被极大动员起来。在日，一名戴着大框眼镜，30出头的女子拎着装钱的纸袋到了慈善总会，一次性捐出20万元，并未留名。&以前没那个概念，现在到了爱心超市，一毛两毛的钱就捐了。&荥阳出租司机小汪说。一些受惠于他人的人也开始反馈。王了解到，一位姓赵的低保户几天前专门跑到西南旱灾的募捐点，捐出自己刚用废品换来的几十元。企业家做善事的热情也被激发起来。王介绍，不久前郑州某公司拿出两万元，专门成立基金，用于资助0-6岁的学龄前贫困孩子，今后还将每年追加两万元。一些市民甚至发动了海外友人，&由于和本地一位画家熟识，一位俄罗斯画家一次性为荥阳慈善总会捐了16幅画&。除荥阳本地人外，慈善总会还接收到来自外地同乡，乃至湖南、广东、山东等地市民的自发捐赠。王很乐观，&我不敢夸海口，但至少目前百分之五六十的民众都被动员起来了&。争议荥阳慈善运动方兴未艾，争议也随之而来。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此前曾直言，&慈善必须要自愿，一些政府对企业进行摊派，实际上不叫慈善捐款&。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认为，政府重视慈善是好事，但要把握好度，不应越俎代庖，不能代办慈善，关键是依靠民间力量。王智勇对质疑显得有点无辜：&有网友说我们摊派，没有啊！我们并没有让大家一定要捐钱，完全都是自愿的。&
然而荥阳&全民慈善&带给人们的隐性暗示却无从遁形。关于慈善单位的星级评选，标准是按照各单位、企业每年参与组织慈善公益活动6次至15次，募捐资金1万至5万不等的数量，给予一至五星的五个等级评定。另一个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荥阳市目标中的千余慈善工作组织，数万名爱心大使和志愿者。对这个宏大数据，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朝聚曾推算，作为仅有60多万人口的荥阳，按照规划，平均每平方公里就要有一个慈善组织、五六个慈善大使，每个慈善组织&管辖&五六百人。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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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当官做老爷”为何办不好慈善
　　“当官做老爷”为何办不好慈善 　
　　“当官做老爷很难把红十字会的工作做好”，隐喻官办慈善的困境，在当下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
　　红十字会敢于坦承不足，力求突破，勇气可嘉。尤其一句“当官做老爷”切中肯綮，“当官做老爷很难把红十字会的工作做好”，隐喻官办慈善的困境，在当下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说句公道话，官办慈善组织严密、规模宏大、保障有力，成绩应该肯定，存在亦有合理性，不过问题也无可回避。
　　“当官做老爷”，硬币的正面是“唯上”，唯上级马首是瞻；硬币的背面是“无下”，摆官架子，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一线，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而最需要慈善恩泽的，恰恰是“下”――基层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慈善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是慈善从业者的“致命伤”。
　　“当官做老爷”办慈善，易患“庸懒散漫症”。官办慈善机构都是事业编制，很多是“参公”(参照公务员)管理，经费有政府兜底，工资由财政拨付(有些干脆与民政部门合二为一)，干多不奖，干少不罚，干与不干，工资不会少一文。没有动力，没有活力，管理松散，效率低下，慈善机构因此异化成“衙门”。除此几家，别有分号，即使它不努力干活，不提高效率，不公开亦不透明，也会有人给它捐款，甚至个别慈善机构还可以通过发“红头文件”，进行“强捐”。
　　“当官做老爷”办慈善，慈善机构只是“米饭班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着易地为官或退休走人，因此他们不会视慈善机构形象、声誉、公信力如同自己的眼睛。许多慈善丑闻，等到社会深度发酵，往外冒泡，身陷其中的慈善机构才姗姗来迟，被动危机公关。赵白鸽也承认，红十字会这方面“一直做得不够”。更由于某些人乃误打误撞进入官办慈善机构“当官做老爷”，不是出乎善念，真心从善，因此容易把一些官场陋习带到慈善上来，譬如铺张浪费、贪污受贿等等。合肥儿童福利院领导日前花39万元购买奔驰，还获当地财政部门首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慈善在民间，这是被实践不断证实的结论，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出于慈与善、不为名与利的民间慈善者，有理想、有激情、有信誉、有办法，这些是慈善从业者必不可少的特质；更因其草根性，唯有公开、透明、规范、诚信，方可赢得公众信任与社会支持。近年来我国一些民间慈善机构的佳绩，可作佐证，如邓飞的“免费午餐”。
　　相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官”“民”共存仍是慈善事业不变的格局，即便如此，这样的努力还是必要的：逐步淡化慈善机构的行政色彩，如取消行政级别，让他们没有机会“当官做老爷”。与此同时，进行慈善平权，促进“官”“民”平等，双方开展竞争与合作。(练洪洋)
【编辑:肖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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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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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问道之展江论官办慈善
官办慈善是否还堪信任？是不是如许多网友所言，官办慈善就不该存在，真正的慈善组织就该独立，去掉官字身份？展江：慈善机构本来就不应该被官方垄断。世界各国现代国家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那样的自由至上主义模式，能让民间做的事情绝不给政府干；二是欧洲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国家和社会民间一起做，但绝不会是只让国家做。这里面首先是官办慈善的效率问题，官僚主义阻碍力很大；其次是透明度问题，容易造成贪腐。目前来看，第一、第二个问题在中国都很突出，弄得不好第二个问题更突出，一些官办机构成了安排权贵女眷们的所在。所以慈善应该主要交给民间。国际经验多的是，好好学吧。这也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保护公民结社自由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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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慈善，如何转身
&&&&2.73亿元！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捐赠额再创新高，增幅接近15%。&&&&这家“中字头”的基金会，早在2000年就主动放弃了事业编制，取消了行政级别，实现了人事权、财务权与政府的脱钩。随着竞争机制、考核机制的引入，近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运营绩效大幅提高，从过去的官办非营利组织转变成了民间组织。&&&&在经历了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2012年，我国慈善行业依然麻烦不断，从金华市慈善总会分支机构社工募捐可以提成，到成都市红十字会善款未取发霉长毛，再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账目出错引发质疑……这些事件不仅挫伤了公众的热情，更损害了慈善业的形象和公信力。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这些事件大多与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有关。&&&&当前，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转型，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官办慈善如何才能实现转身？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不是孤例？&&&&官办慈善非改不可&&&&官办慈善机构的兴起和发展，与我国的国情相关。&&&&在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看来，包括官办慈善机构在内的官办非营利组织有两大来源。&&&&一是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非营利组织。由于当时没有法律规范可以遵循，各级政府的表态就成了非营利组织设立的依据。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在改革过程中诞生的。这些非营利组织设立后，往往由政府领导人担任负责人，由编制部门核定编制，由组织部门任免干部，并设置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这样一来，官办慈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政社不分的状态。&&&&二是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也催生了官办非营利组织。在多次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有些政府职能部门转化为官办非营利组织，以行业协会的方式出现。但在较长时间内，这些行业协会还是保留了政府部门的特点。&&&&“官办非营利组织最受诟病的就是它的行政化，在决策、财务、人事、职能设定、组织目标等方面，都遵循着行政程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去行政化，破除对政府的依附性，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金锦萍说。&&&&“我理解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其实它还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延伸，做了一些政府部门想做的但还不太方便做的事情。”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也表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官办的非营利组织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现在要深化社会建设，这些机构也需要改革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向记者坦言，作为全国妇联管理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名副其实的官办基金会。“但这个身份让我们在运作中有不少限制，我觉得改革是大趋势，而且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扶贫基金会样本&&&&中国扶贫基金会较早迈出了去行政化的步伐。&&&&200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中编办写报告，要求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全员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建立新的人事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此前，这个机构仅有事业编制20多个，此外用人只能按非在编人员进入，福利待遇都跟不上。“这就搞成了两拨人，人为制造了不平等。取消事业编制之后，完全按照市场决定，机构能负担多少人就进多少人。”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说。&&&&没了行政级别还有一大好处。此前，因为基金会的官方背景，许多人将此作为晋升的跳板。改革后这条路被堵死，想谋求政治地位的人自动离去，留下的都是真正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员工队伍就此稳定下来。&&&&另外，基金会还理清了理事会、会长会议、秘书处的职责分工，三者相互制约，秘书长在会长会议领导下负责具体运营，相当于CEO。经历了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驶上了快车道，资金实力、项目数量和社会知名度大幅提升，迅速成长为我国扶贫领域最大的公益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改革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但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官办慈善机构、官办非营利组织的改革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往往都安排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官员进到里面去，变相地成了延续政治生命的场所。所以内部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改革的动力一定来自于外部。外部改革，就跟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相连，乃至跟整个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友华说。&&&&怎样去行政化&&&&金锦萍表示，官办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地位和性质不明确。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分清“私法人”和“公法人”这两大概念，为改革提供依据。&&&&她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做法，就是一个“私法人”的改革路径，通过去掉编制、脱离政府背景而真正成为社会实体，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成功。“在改革中，大量的官办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都应该选择私法人路径。”&&&&“同时，极少部分涉及到公共职能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像红十字会，可以保留下来，变成公法人的非营利组织，但这不是主流。”金锦萍说，国外政府也常常间接或委托设立一些机构承担公共职责，但并不是按照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有数千家归为“准政府”的实体，分成七个类别。这些机构由政府批准设立，私人公司参与运营或支持，效率非常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赞同金锦萍的设想。他表示，红十字会还承担国际人道职责，具有特殊性，还有其他个别特殊的官办的非营利组织，可以保留下来。“但大的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未来都应该走向私法人。”&&&&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强调，官办非营利组织要去行政化主要是去掉两个：“一是在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化，要让官办的非营利组织更多的向市场、民间寻求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去获取；二是在管理上去行政化，按照私营部门的模式强调内部管理，提高效率。”&&&&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则提醒，从日本、俄罗斯的实践来看，非营利组织和政府脱钩之后，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滋生腐败。“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建章立制，对它们进行制度上的约束，防范风险。”&&&&（本报记者&王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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